方志研究期刊投稿经验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负责落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处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日常事务，研究方志理论以及地方志工作中的政策性、技术性问题。办公室下设：秘书处联络处年鉴处（《中国地方志年鉴》编辑部）方志理论研究室方志期刊指导处（《中国地方志》编辑部）人事处（机关党委办公室）下属事业单位——方志出版社下属单位——中国地方志学会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统筹全国研究地方志、编纂地方年鉴的部门。工作性质较为专业，有大量地方历史文献需要地方志部门整理，如果你喜欢研究历史，喜欢阅读整理古籍，这个单位挺不错的。最重要的是，地方志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意义。

方志学·地方志与方志学——源流与发展·方志学的起源和发展

在方志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方志实践的逐渐深入，人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开始从理论上对方志加以探讨。这种理论，开始是初步的、零散的，后来逐渐系统化，最终形成了方志学。

汉郑玄在《周礼注》中，对《周礼》提到的“方志”、“四方之志”、“天下之图”等概念做了解释，对后世的史志学者影响较大。南朝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也提到“二汉方志”的内容、门类。晋常璩在叙述《华阳国志》的选材上，认为单一记载方国史事或地理或人物，都不足以反映一域全貌，提出汇史事、地理、人物为一编的主张。唐李吉甫则认为，编纂区域志，应首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不能搜古略今，传疑失实。《隋书·经籍志》对唐以前的区域志、地理书的沿革源流进行了系统论述，为后世研究方志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两宋时期，方志的内容和体例逐渐固定下来，宋代志家对于方志理论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论方志性质，就有方志是古代地理书的发展、“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郑兴裔《广陵志》序)、古代图志籍的综括等等多种说法。论方志功用，则普遍提到志书的资鉴、教化作用;论方志编纂，则提出重事实、正伪谬、厚风俗、表人才的取舍选材原则，以及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的编修步骤。这时期的志家主要有马光祖、朱长文、郑兴裔、董弅、张栻、周应合等，方志理论多反映在一些志书的序文里。

元代志家在方志编纂学上创见颇多，如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上提出修志应用史书体例：首为图考，次述通纪，中为表、志、谱、传，终以摭遗论辨;统志应用《史记》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撰志应用信史笔风：不虚美，不隐恶;续志应详今略古等。这时期的志家还有黄溍、杨敬德、杨升云、欧阳玄等，对方志的性质、源流、功用都做了进一步探讨。

明代志家普遍将志书与史书列为同类著作，对于方志起源论说更加周详。在方志编纂上，则将文直事核、义严词工作为善志标准，提出 “三善”、“三长”、“四贵”、“七不书”等原则，达到了较高水平。志家如杨一清、张嘉谟、杨廷和、李维桢、姚九功、吕怀等都在各自的修志实践中发展了方志理论。

清代乾嘉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方苞、戴震、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等都亲身参与了修志实践。他们把各自的学术观点带进实践中，并在方志理论上反复研讨、辩论，逐渐形成了各种流派，发表了一些方志理论专著，方志学最终得以诞生了。清代方志学流派，主要是考据派和史志派。考据派又称地理派、纂辑派或旧派，代表人物是戴震、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等。他们鄙视明以来方志的标新立异、繁芜乖谬，主张用考据学来指导地方志的研究和编纂，主张在修志中贵因袭不贵创新，信载籍不信传闻。应广泛搜集旧文献，详注出处，以资取信。他们尤其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订，并以此作为衡量志书的标准。史志派又称历史派、著述派或新派，代表人物是章学诚。他对方志的性质、体例、功用和编纂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方志理论。他认为方志属史，“乃一方之全史”，“并非地理专门”，否定了以地理沿革的考证作为衡量志书优劣的标准。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方志当用史体，并设计了 “三书”、“四体”结构。“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方志分立三书议》)“四体”即： “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修志十议》)这是对方志理论的重要贡献。他还认为通志、府州志自成体系，各有志例，不可相互分合，相互有无;指出州县应把志科的设置立为成法，编纂人员要通史体，要具备识、明、公三长，文人不可参与修志。在方志纂修上，他提出了简、严、核、雅四项衡量标准，并要求去除“五难”、“八忌”。章学诚的这些理论体现在他的论文《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方志分立三书议》、《方志辨体》、《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之中，收入他的著作《文史通义》外编中，成为第一部方志理论专著。章学诚本人也被近现代学者公认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者。除《文史通义》外，清代许多学者都发表了方志专论，如戴震《与段若膺论县志》、陆陇其《灵寿志论二十条》、朱鹤龄《复沈留侯论修志书》、程廷祚《修一统志议》、刘光谟《县志分篇议》、王棻《与戴鳌峰论修志书》等，从方志性质、功用、编纂方法上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和推动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确立了独立的学科体系。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明确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并力倡章学诚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2.出现了许多对方志理论进行系统总结的著作，如李泰棻《方志学》、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甘鹏云《方志商》、黎锦熙《方志今议》、寿鹏飞《方志通义》等。著名论文除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外，还有王葆心《方志学发微》(载《安雅》第4—6、8、12期)、于乃仁《方志学述略》(载《建国学术》创刊号)。专论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有张树棻的《章实斋之方志学说》(载《禹贡》第2卷第9期)，张树棻还辑录了《章实斋方志论文集》。3.发表了许多关于新志纂修和评论的文章，尝试应用近代科学的新方法编纂方志，如邓之诚《省志今例发凡》 (载《地学杂志》第9卷第4—5期)、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载《独立评论》第60期)、傅振伦《新志述略》 (载《新河县志》卷首)、《编辑北平志蠡测》(载《地学杂志》第19卷第1—2期)等。民国志家对于方志源流、性质、功用、编纂方法的讨论都取得了突破 (见后 “方志学专题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大规模的新志编纂促进了方志理论的探讨，从深度、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有关方志、方志史、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编纂、方志应用的研究以及专志评论都已开展，并已发表了近万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一大批专著，如傅振伦《中国方志学》、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刘光禄《中国方志学纲要》、林衍经《方志学综论》、黄苇《方志论集》、何成顶主编《新编方志引论》、黄德馨等主编《中国方志学家研究》、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等，还出版了方志学辞典和反映1949年至1987年方志研究概况的 《中国地方志综览》。同时，学术活动也广泛开展，除专业学术刊物《中国地方志》外，各省市还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此外，各种新志编纂会议、培训进修班也不断召开或举办。方志研究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共同关心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