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 陈万祥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或卢钟锋文集(精)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山大学学子毕业论文致谢稿
时光荏苒，冬去春来，转眼间，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匆匆而过。值此论文脱稿之际，我衷心感谢中山大学七年来对我的培育，感谢各位良师对我的教诲和指导，感谢诸多朋友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我的导师余志教授三年来在学习和科研上对我的教诲和指导，感谢他为我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科研工作条件；同时余老师敏捷的思维、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都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影响，使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的知识，更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感谢我的.指导教师邓院昌老师，三年来，在邓老师的身上我学到了太多太多，他的聪慧、幽默、严谨等优秀品质时刻影响着我，指引着我。另外，论文的选题、论文实验工作的开展，都是在邓老师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完成的。承蒙邓老师厚爱，自己得以在短短三年间，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进步。
感谢风能组的曾xx师姐、xxx师姐、xxx、xxx、xxx、xxx以及xxx，与你们朝夕相处日子中数不尽的温暖和快乐让我终生难忘。
衷心感谢工学院和智能交通研究中心各位领导、老师以及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我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智能交通研究中心各位老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学术思想以及认真热情的处世态度都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和帮助，使我终生受益。
在这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一起学习生活的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专业XX级的同学、朋友们也给了我的无私的帮助和关心，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是你们滋养了我的生命；感谢爱我的人，是你们温暖了我的生命；感谢我爱的人，是你们延展了我的生命。
感谢所有在我生命中出现过或即将出现的人，无论带给我的是快乐抑或悲伤，都将化作丰富我生命的独一无二的乐章。
写毕业论文一般需要两个月左右。这个毕业论文是在很多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的前提下才可以，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时间还要再延长，另外，如果毕业论文还需要有对应的毕业设计，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毕竟要把对应的设计完成后才可以写论文。
卢钟锋文集(精)作者：卢钟锋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isbn：7532617793·国别：中国大陆·版次：1·出版日期：2005-5·开本：32·精简装：精装·页数：589目录自序/1综论篇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3坚持历史唯物论，深入开展孔子研究/53证成与确立：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58当今的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71…… 书摘为指导研究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先秦历史文献，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论文，并于1930年结集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中国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经历过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完全适合中国社会的结论。郭沫若的论断推动了当时正在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从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论战中延伸出来的，因此不仅受到理论界的重视，而且引起政治界的关注，参加论战的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和托派分子，还有无党派学者。吕振羽、翦伯赞、邓拓等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参加论战，用有力的论证支持郭沫若的观点。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得到初步发展。此后，一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历史学著作陆续出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三册)、翦伯赞《中国史纲》(二卷)、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吴泽《中国历史简编》等，都是根据唯物史观撰写的。它们的问世开创了与近代实证史学的编纂方式迥异而符合新时代思潮的通史体例。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俄文译稿中阐述的理论，从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早熟”与“改良”的特点，指出中国也经历过奴隶社会，虽然其发展途径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典型形态。其他如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尹达《中国原始社会》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迫害、打击和排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始终未能居于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历史学进入崭新的阶段。广大历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激烈震动，于是批判旧事物、p5接受新思想就成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在历史学界，从1951年起就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热潮。到1954年，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代表人物胡适。新中国成立前，在历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近代实证史学。近代实证史学在20世纪初步人中国史学殿堂，它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兴起为时稍早，其影响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近代实证史学由梁启超开其端，王国维奠其基，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继其后。王国维继…… 作者简介卢钟锋，1938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1944年初，上小学。1950年夏，小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广东省汕头市？光中学。1951一1952年夏，因故辍学。1952年秋，考入广东省潮安县第一中学。1958年夏，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63年夏，大学毕业；同年秋，考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攻读中国思想史专业。1966年夏，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至今。先后担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等职，现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院重大课题主持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目前正在主持院重大课题《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的研究工作。
答: 一般来说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先会经过盲审，盲审过后再进行答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以上三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一、我的史学观的形成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今后会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记得1951年在重庆上小学五年级，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几乎都答不上，教室里站满了困惑的同学们。老师最后叫我回答，我一口气答得很完整、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就是预兆着我以后一生将从事史学的研究吧。然而，当时我对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主要爱好和兴趣是文学，是从小养成的读书癖好。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有七个子女，我排行三，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家境贫寒，买书和藏书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在重庆上清寺一家书店里，蹲在店里角落，津津有味地看书，有时一蹲就是一个下午。1952年父亲因工作调动，全家迁到成都，我有幸进入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第七中学（原国立成都县中）。在中学的六年中，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所中学有一座藏书丰富、管理严密的图书馆，有很好的师资力量，使我得益匪浅。我从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及有藏书的同学家中搜罗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初中，我主要阅读中国20－30年代至当今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外文学史、语法修辞之类的书籍。到高中，则转向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当时，学校图书馆所有关于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我都读过。这些书籍给我影响最深的是：美国杰克·伦敦的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的精神；英国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无华的文风；法国巴尔扎克、左拉的宏大构思和对历史的深邃理解；俄国普希金、别林斯基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等。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左拉，英国的司各特、狄更司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似乎对我的影响更为巨大。当时，我简直着了迷，曾在与同学闲谈中说过“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类的蠢话。为此，我付出了代价，高中二年级时，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对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加以批判和帮助。本来我是准备学理工的，功课门门都是五分，但是因为太喜爱文学和历史，在一些学文同学鼓动之下，最终决定专攻史学。因此，到高中最后一学年，我置其他课程而不顾，狂热地阅读有关历史著作，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或锅炉房里苦读。我当时认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籍浩如烟海，考古文物层出不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特别是考古学，对我更是富有吸引力。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可以兼搞文学，我想当一个历史小说家。这些想法的确有些天真，正如后来在大学一年级时历史系一位老师批判我的“白专”道路时说，这些想法简直是“莫明其妙”。 1958年，我带着这些天真想法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选中这所大学是因为它位于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专业。至于对史学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所知甚少。入校后，我依然故我，拼命读书。然而，这种情况却与当时大跃进的气氛极不调和。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我先后几次遭到全班同学的批判，罪名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虽然我几次产生放弃学业回成都老家的念头，但是舍不得学校丰富的藏书和放弃我的理想，所以，我只有躲开同学的眼光，钻在书丛之中。每天中午，当同学们休息时，我钻在阅览室书架间读书。一个借书证不够，我又借了几个同学的借书证，到校图书馆借书。在大学四年中，我把阅读的范围从文学、历史转向了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特别是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读，加倍地读，读历史著作，向哲学那虚玄的堡垒进攻，用顽强的毅力，从烦琐的经济学中打开一条通道，并要用千倍的时间和力量钻入语言的宝库，要使小小的脑子容纳整个知识的海洋。”到三、四年级时，我试着写电影剧本、小说、评论、杂文及历史哲学论文，这些习作虽然均未正式发表，但锻炼了我的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我也认真学习开设的各门基础课、考古专门课和各类选修课。系里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年的学习、读书和思考，使我在历史、考古、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有系统的了解。 1962年，我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毕业了。按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从事考古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然而，当时全国并没有公开招收研究生，只有我系著名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最后我考上了民族史专业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藏族史。这一选择决定了我的史学研究的方向。我特别感激我的恩师马长寿教授，是他真正引导我进入到史学研究的园地。在研究生三年多的学习时间里，虽然因当时形势，我先后参加了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和青海冈察藏族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约用去了两年多时间，真正学习时间才一年多。但是，马长寿先生对我们研究生抓得很紧，一个星期要我们交一篇读书札记或论文，亲自批改，耳提面命，受益颇多。他在课堂上或平时的指导中，一再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方向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史论结合的重要性。他的几本民族史专著，如《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成为我学习的范本。我的第一本专著《敕勒与柔然》，严格地说是对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于恩师马长寿先生的精心指导，我的史学观及治学方法可以说基本形成了。二、我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史学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每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是为那一时代的现实服务的。所谓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就是这个意思。这可能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史学的鉴戒功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孔子撰《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到今天出版的各种史鉴之类的历史书籍，莫不鲜明地显示出史学在政治方面的借鉴作用。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得好：“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知今。”[1]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名的论著中，也有名言：“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2] 史学的鉴戒功能在政治斗争方面如此，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亦莫不如此。其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是过去的发展和继续，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无论是处于先进或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是一个有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古代史籍之完备，史家之辈出，深入社会面之广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史学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种影响往往又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起着作用，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当今中国史学正发挥着凝聚中华民族和增强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史学这一方面的功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然其作用决不低于它的鉴戒功能。此外，史学还有许多社会功能，不再一一罗列。由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就可以看到在现今社会里，史学决非是可有可无的学科，并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纯学术”，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时代的史学承继、发展，不仅是建立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社会现实。“纯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那怕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也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并间接为现实服务的。对史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我也是经过一番磨难才逐渐清楚的。在我成长的50—6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形势迫使我对现实政治产生一种恐惧和淡漠感。选择考古专业，喜欢古代史和考据，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1963年我们研究生随马长寿师到甘肃、青海做民族调查。调查访问中，我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详细地记笔记。然而，当谈到现实的民族问题时，则满不在乎，也不记笔记。马长寿师发现这一问题，当面批评我，并说：“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族问题服务；世上没有‘纯学术’的东西，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这些话对我的震动很大，使我认真地思考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至今仍牢记着。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我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选题，就是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外的形势出发，才最后确定的。此书在1984年经过补充修改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有人甚至评论此书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难，为学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在认识到“古为今用”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重要性时，我还特别注意防止一种错误的倾向，即为了古为今用而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篡改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虚假，不能为了服务于现实而伪造历史。十年动乱时的“影射史学”就是以伪造历史来为一些人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还有为个人或集团的私利而歪曲、伪造历史，夸夸其谈，言过其实，赶时髦，标新立异等等。这些历史论著瞬间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因此，“古为今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以自己主观的意识任意歪曲、伪造历史，否则史学就不成其为一门科学，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在撰写历史论著时，我特别注意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决不随意歪曲和改动史料；也决不为了一鸣惊人，耸人听闻，而无多少根据地提出所谓的“新观点”。当然，由于水平所限或史料阙如或考证不精等原因，也会产生一些个别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况，但是，我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知道用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比用十倍的过激、空洞的结论更有说服力。这在我撰写《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及参加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史》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近代英、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自然充满了义愤；是通篇采用那种充满义愤的词句，上纲上线，无情批判呢？还是揭露侵略的事实，暴露其侵略罪行呢？我坚持采取后者，因为用铁的历史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比充满义愤的词句更为有力。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及其功能，我想任何人也是否定不了的。然而，现今的中国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浪潮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在当今史学变革的时期，史学领域内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或沮丧的现象。如果仅从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传统的或正统的史学遭到冲击，出现不景气的局面：大学历史系招不上学生，历史系毕业生找工作十分困难，史学论著难以出版或发表。而另一方面，翻译或介绍国外史学观的论著出版较多，那种以历史上宫廷秘史或妓女之类的通俗小册子则四处泛滥。当然，我并不是非议后者，后者至少在吸取、认识外国史学有益的东西和扩展社会史研究领域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这些情况，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史学领域出现的部分问题。我们相信，通过中国史学自身的变革，这些问题都将会逐渐解决，史学终归会逐渐适应新的时代，并为之服务。三、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从我的经历及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就基本确定了我的史学观，即是一个倾向于传统史学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工作者。像我这样年纪上下的史学工作者，大都属于这一个类型。这本身就包含着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史学传统的大国，古往今来凡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莫不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性。我作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学习研究中国史的一员，自然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某些方面。比如“实录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不文过饰非，彰善贬恶的鉴戒史学传统；注意史料的收集、采摭，重视资料的鉴别、取舍，考证史实，错谬牴牾的求实精神；文字崇尚简洁、准确，“文约而事丰”的文风等等。然而，我毕竟生活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自然也是有选择性的，也决不会刻意去追求复古。比如对清乾嘉考据学派，我虽然十分钦佩，也学习他们考据的方法，但决不走他们的老路，否则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烦琐考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若刻意追求“文采” 或“简洁”，也就会失去史学真的价值。不仅如此，为了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继承传统史学优点的同时，还应有所创新。这一工作是我们老一辈史学家所完成、开创的。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深入，中国一批有卓识远见的史学家们经过对传统史学的继承、改造，并吸取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逐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去研究中国历史，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这些前辈著名史学家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他们应是领史学界一代风骚的大家，我认为，至今国内史学界的主流，包括我个人的史学研究，都是沿着他们开辟出来的道路前进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今中国史学的主流，也是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为理论指导，而创新为新中国的新史学。它是为我国社会现实服务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史学正是以它不断的创新，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从80年代起，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已进入电子信息的新时代，而我国也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巨变。史学是否会发生变革，有所创新，产生一种新时代所需要的史学体系?至少目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这种变革迟早会发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史学家身上。四、关于史与论关系之我见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已有较好地阐述史与论关系的史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史家“三长”（才、学、识），特别强调 “识”（即义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既批评那种“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又抨击那种 “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3]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一段时期对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的批判，而后又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料的倾向，于是就有“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等提法的出现。这两种提法均有语义欠妥之处。目前史学界一般用“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包括史料）的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这一提法是较为全面和科学的。就史学论著而言，如按史与论关系划分，不外乎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偏重于史料的整理、编纂、校勘，考证史实的论著，理论色彩很淡薄，有的甚至没有什么理论；一种是以史论为主的论著，史实只是概括的或偶尔使用，主要以论为主；还有一种是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有史实也有理论，或通过大量史实来论证理论，真正属于“史论结合”的论著。以上三种类型的论著的差别，有时是不很明显的，只是相对说来有所侧重而已。现今国内出版的史学论著不外乎就此三种类型，各种类型各有自己的特点，均有存在的价值。就我个人而言，三种类型的论著均曾尝试过，如偏重史料整理的有《吐谷浑资料辑录》（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以探讨理论为主的有《怎样看待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属于史论结合类型的有《敕勒与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吐谷浑史》（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唐代党项》（1988年三秦出版社）、《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等。据我的体会，史料的收集、排比、校勘以及史实的考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十分重要。如果史实有误或不完全，则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因此，即便是在写史论结合型的论著时，我也十分重视收集、排比、考证尽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以及前人的论述。如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就是为我写《吐谷浑史》所准备的资料集（出版稍后）。我认为，就是在史论结合类型的论著中，也应对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进行考证，或放人正文，或置于注释之中。但是应尽量避免繁琐的考证。史料的收集、考证是基础，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从高层次上去辨别、分析史料的价值，决定取舍，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如果仅在史料的排比、编辑或考证上作学问，他的成就会大大的减低。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59年马长寿师购得著名史学家岑仲勉教授的《突厥集史》一书，见书中对他的《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一书有所批评，于是在该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岑翁对我前年所出《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小册子多所批评，不胜喜悦之至！目前国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为第一，然烦琐，不能明大义也。……最近拟作一书报岑翁，若干重要问题尚须研究，未可轻易一驳也。”马长寿师所说的“明大义”，就是指指导思想和理论。 “史论结合”中的“论”，据我的理解，应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我就是以这个理论来分析、鉴别史料，观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甚至在章节的安排上也从指导思想出发来考虑。二是指从大量、可靠的史料中，得出的较为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指导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在这里，则切忌先有一个主观的结论，然后寻找史料来论证。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绝不可取。五、关于史学家的自我修养问题一提到史学家的修养，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的论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然而，各个时代和每个史学家对于史家之“四长”或“三长”又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无论怎样，前人提出的史家“四长”，也是指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良史”）应具备的素质（功底），也就是所谓的 “修养”。此“四长”概括得较为妥当和全面，尽管各个时代和个人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还是可取的。我本人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也深有感触。据我的理解：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有了好的题材和思想，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大学时，我爱好文学，故在初写史学论文时，语句冗长繁杂，形容词特多。后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马长寿师的指导，才改掉了这一毛病。对史学家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当然，文史是相通的，由于我从小喜爱文学，故转入史学领域后，文字上没有多大困难，写起来就较为迅速，也许这就是别人说我“多产”的原因之一吧。史学，是指学识，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因此，学识主要是解决好博与专的问题。所谓“博”，是指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甚至包括对与史学有关的学科，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专”，就是指具有本专业方面扎实、雄厚的基础，及对现阶段本专业研究状况的了解。只有将博与专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专业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远，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博与专两者又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我之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也多得力于大学时对哲学、经济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的注意和学习。史识，就是识见，义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怎样掌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涉及到上述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到指导思想，过去有的史学家往往以指导思想来代替科学的结论，即“以论代史”，而非“论从史出”。这种教条式的史识是非科学的。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当时德国一些青年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标签的教条主义研究倾向做过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仔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4] 在我最初试图应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时，也喜欢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文，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有了理论的指导。其实，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不一定可取。此后，我逐渐摒弃了这种做法，而是以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思想，以此来选择史料，分析和思考问题，甚至连章节的安排也从这些规律出发来考虑。从表面上看，我的民族史论著中没有或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但从全面看则是尽力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原理的。史德，主要指史学家本人的品德，即清人章学诚所谓的“心术”，也即是指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的传统。这一点，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应必备的品德，从古至今概莫能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忠实于历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伪史学。然而，史学是每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时代又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之史德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今天的史学家的史德，除了应继承“直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优秀传统之外，还应自觉地在选材、论述等方面为当今的现实服务，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一个能兼有“三长”或“四长”的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所长和弱点。但如果能扬长避短，奋力补救自己欠缺的地方，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在“四长”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我还是有信心尽力向这四个方面努力，在史学领域内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注释] [1]《亭林文集》卷六。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3] 《文史通义·原学下》。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作为一名西大学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西大文学院的作家贾平凹先生，
众所周知，贾平凹先生于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其著名代表作有《秦腔》《废都》、散文集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高峰之一。
贾平凹先生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等各大奖项，在有几次的采访中也是经常提到自己的母校西北大学对于自己的教育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我对贾平凹先生的第一印象是 高中语文阅读题中选取了贾平凹先生的作品。当时觉得非常有感触。
第二位要说的就是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张维迎教授，张维迎教授牛津大学的博士毕业，目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
在西大学习期间，非常注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同时西大的优秀校风和浓厚的学习氛围也深深影响着每一位西大人。
总之，西大的知名校友还是很多的，作为一名西大人还是非常骄傲的！
我比较综合的说一下。
我是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学生，西北大学作为百年老校，至少也是五代人了的时间了，培养出来的人才肯定数不胜数，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大多也就是那种全国出名的甚至是世界级的人才了，有很多人大家只知道名字却不知道他们毕业于西北大学。
以下我简单举例几个
①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侯伯宇、他是“侯氏理论”创始人。这在物理物理学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意义。2018年有一部电影《爱的帕斯卡》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②作家贾平凹、雷抒雁、迟子建、牛汉、鬼子，他们都是中文系毕业的，都是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贾平凹曾说过：“在我心中，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擀面擀得最好吃的，我的母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校！”
③经济学家张维迎、刘世锦。这两个大牛级别的人物皆是国内顶级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曾经有一篇报道叫做《缘何这么多经济学家出自西北大学》可能就是因为西北大学踏实做学问的学风和公诚勤朴的精神吧！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岐山。王岐山可算是令西北大学历史系骄傲的学长，作为国家领导人就不必多介绍了。值得一提的是，王岐山也是个高级经济师。
⑤进化古生物学家舒德干。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西北大学地质系的大佬级人物，以第一作者在《Nature》和《Science》杂志发表了11篇学术论文，怪不得有人说地质系一个系的师资足以抵得上一个重点大学，2004年，他的研究成果“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荣获2004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019年3月其带领学生发现的”清江生物群“被誉为进化古生物学界的突破性发现，为破解“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世界级难题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证。不得不说我是非常佩服这位院士的，毕竟我自己就对地质十分感兴趣。
⑥耿国华，国家级教学名师，我记得她编写了4部大学计算机专业基础的教材，作为国家“十一五”的规划教材，在计算机学科领域非常的有地位。
除此之外，还有3位全职院士和10位双聘院士，这种配置也是211高校一流水准了。作为综合类高校，西北大学坚持有特色发展，往整体发展，几乎每个学科在相应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然而人们往往记住他们的名字，而忽略他们的母校，西北大学虽有实力但确实是低调到没朋友。
但是中国现在许多名校往往花重金给自己做宣传，这里面不乏有炒作的行为，知名度的提高也会带来生源质量的提高。因此太过低调确实会失去一些机遇，但是不为外界干扰安心做学问倒是挺适合，我个人认为西北大学是个学风非常好的学校。
谢谢各位批评指正！
我是南昌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的一名大二学生
如同很多工科生一样，我们专业也需要学习工程力学
工科的同学肯定知道 工程力学分为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 这两本书可谓难倒了很多同学 挂科率无论是材力还是理论力学 基本上都能排到前几名
而且这门课也是诸多专业学校考研的专业课 公式多而复杂 要理解的东西也很多 而且以后接触专业相关的工作中也会用到其中的理论知识
我要推荐的是老师是何里沙老师 可能她不是教学经验最丰富 专业知识最全面的老师 但是我觉得大学里面学知识老师只是引路人 能够提高同学们的兴趣和求知欲是最重要的
何老师 可谓人美声甜啊哈哈哈哈 每次作业他都会认真批改并且细致讲解 很多重修的学长也选了他的课 虽然还想上何老师的课 但是不想挂科了哈哈哈哈
还有就是大一要选的高数老师 朱向洪老师 这位老师也是学姐给我推荐的 高等数学这门课是非常重要的 朱老师非常负责 讲课风趣幽默 看似晦涩难懂的高数课也非常有趣 当然 难还是非常难的 不过只要认真听了朱老师的课 课后稍微看一下书 我相信你肯定可以学好的
以上都是必修课
下面我来推荐一下选修课老师
我选修了一门网课 建议大家可以修一下 比较简单 但是我觉得非常好 叫 走进故宫 讲的非常详细而且有趣 我以前是非常抗拒学历史这类的 但是后面发现有时候了解一下历史也非常有必要 走进故宫 网课就是看视频 有很多老师大部分是从事故宫研究和文物保护的来讲解关于故宫的那些事 历朝历代 比被历史有趣多了
还有一门是 材料与社会 李样生老师的
他就是我们南昌大学材料学院的一名老师 这门课主要是讲材料在生活中的诸多运用 还有生活中常见材料的基本知识 讲课非常生动活泼 也会有见面课 见面课的地方环境也很好 有空调蹭哈哈哈 我觉得很多同学认为选修课就是水课 不重视 网课就刷视频就行了 这是浪费教学资源 能学点东西还是学一点的好 何况学得还很有趣呢！
学习成绩好当然离不开好的老师 但是我觉得更离不开自己的自觉和努力 加油 共勉！
我现在大一，是建工的一位学生。在我的专业课里有一门课叫工程力学，由于之前物理这一块就不怎么好，所以还没学的时候一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就有点慌了，心里想着完了完了可能要挂了，直到我听了彭南陵老师的课后，内心就如释重负了。彭南陵老师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也是学校的一位教授，他讲课方式非常有趣，讲的内容也比较好理解讲得很透彻，听他讲课我觉得是一种享受，他对待教学质量非常严谨也非常负责任，别的班老师都不会布置作业，而彭老师每上完一节课都会有相应的课后作业，并且还要交，给他批改，做错的还要订正，订正后还要交给他审阅。彭老师是一位很好的老师，如果有对工程力学感兴趣的可以蹭彭老师的课。
大一下刚开学的时候有选修二类通识课，我选择了一门食品科学，讲授这门课的老师是朱志怀老师，当我听了第一节课时，我就被食品科学这门课所吸引了，是老师吸引了我，老师讲课的方式吸引了我。他的课非常有趣，一整节课下来课堂上竟是欢声笑语，上他的课不会有任何的压力，上课的过程非常的轻松，在我们学生的眼里朱老师是一位博学精深的人，他在向我们传授食品科学知识的同时因为在传授别的知识。如果说对食品科学感兴趣的话强烈推荐蹭朱志怀老师的课！！！
以上两位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两位老师，大家可以去蹭蹭课。
最后谢谢您的阅读，希望我写的文章可以对您有所帮助！
历史名人：阿倍仲麻吕（公元698～771年）：中文名晁衡（或朝衡），于公元717年随日本遣唐使来中国留学，后在唐朝任从三品秘书监兼卫尉卿，擅长诗文。公元753年，想随遣唐使回国探亲，唐玄宗许之，并命他为回访使者。他写了一首“衔命还国作诗”，赠给他的唐朝朋友。他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共乘一舟回国。船山长江口，他仰望明月，又写了一首“望乡诗”。后来由于海上飓风，船迷失方向，漂到南海一带。最后他又返回中国，继续在唐朝任职。公元771年，在长安逝世，终年七十三岁。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1537～1598）：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统一全国的武将。生于尾张国中村(今属名古屋)。始姓木下,改姓羽柴,赐姓丰臣。早年为尾张国大名(领主)织田信长的部将,屡建战功。1577年信长开始统一全国的战争后任征西先锋,在中国(今本州西部地区)、四国、九州等地指挥作战,先后平定播磨(今兵库县南部)、备前(今冈山县南部)、美作(今冈山县北部)、但马(今兵库县北部)、因幡(今鸟取县东部)五国。1582年进攻中国，包围高松城(在今冈山市附近)，与毛利氏决战。同年信长被部将明智光秀杀害后,与毛利氏讲和,回师讨伐光秀，并拥立信长幼孙秀信为继承人。但信长部将柴田胜家欲立信长三子信孝。1583年，秀吉经贱岳之战消灭胜家与信孝的联军。同年建大阪城，作为统一日本的根据地。1584年与信长次子信雄和德川家康联军战于小牧,失利后媾和，并与家康结盟,确立织田信长继承人的地位。1585年率10万大军平定四国领主长宗我部，出任关白(辅助天皇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翌年兼任太政大臣，控制军政大权。1587年兴兵30万进取萨摩国(今鹿儿岛县西部)，进而平定九州。1590年出动26万大军灭北条氏，平定奥羽地方,完成日本统一大业。1591年将关白职位让予养子秀次,自称“太阁”。1593年将北海道正式划入日本版图。1592年和1597年两次出兵侵略朝鲜(见朝鲜壬辰卫国战争)。1598年8月因侵朝失败,郁闷而死。执政期间,丈量农地,增加贡租；收缴武器,实行农、兵分离；统一货币,废除关卡；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领主统治,为幕藩体制奠定基础。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近代杰出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日本近代文明的缔造者之一，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他早年留学欧美，深受近代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回国后毕生从事教育和著译活动，为传播西方文化，推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万日元纸币上的肖像就是他56岁时的照片。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政治家。长州（今山口县）人。出身藩士，青年时参加“尊王攘夷”运动。1863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从事倒幕运动。明治政府成立后，主张开国政策。1882－1883年赴欧美考察宪法，归国后领导制订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颁布），1885年起四任日本首相，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是甲午战争时侵略中国的主要策划者和主持人，战后一度任台湾事务总裁。1909年在中国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死。夏目漱石(Natsume Souseki，1867-1916)：日本近代文学作家的代表。夏目漱石1867年生于江户（东京），是家中的幼子，从小对汉文化感兴趣，在府立一中读了三年之后，转到汉学塾二松学社。形成了他的儒教伦理观和东洋美学意识。18岁进入大学预科。22岁重新改姓夏目，号漱石。24岁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语系，从这时起开始悲观厌世，读研究生时患了重度的神经衰弱。明治二十八年，他突然辞去研究生院的工作，到四国松山中学做了一名英语教师。在松山的一年间，收集了小说《少爷》的素材。第二年，到了熊本，在这里结婚，生活了四年。明治三十三年，作为文部省留学生到英国伦敦留学。明治三十六年回到东京，从此开始大量的文学创作。发表了《我是猫》、《草枕》等作品。他的作品充满幽默，畅游于美的世界中，被称为"余裕派"。1916年因胃溃疡去世。被喻为"国民作家"的夏目漱石也是批评家、俳人、画家、学者。日元的千元钞票上印有他的头像。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1899～1972）：日本现、当代小说家。出生在大阪。幼年父母双亡，后祖父母和姐姐又陆续病故。孤独忧郁伴其一生，这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在东京大学国文专业学习时，参与复刊《新思潮》（第6次）杂志。1924年毕业。同年和横光利一等创办《文艺时代》杂志，后成为由此诞生的新感觉派的中心人物之一。新感觉派衰落后，参加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文学运动，一生创作小说100多篇，中短篇多于长篇。作品富抒情性，追求人生升华的美，并深受佛教思想和虚无主义影响。早期多以下层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写她们的纯洁和不幸。后期一些作品写了近亲之间、甚至老人的变态情爱心理，表现出颓废的一面。成名作小说《伊豆的舞女》（1926年）描写一个高中生“我”和流浪人的感伤及不幸生活。名作《雪国》（1935～1937）描写了雪国底层女性形体和精神上的纯洁和美，以及作家深沉的虚无感。川端担任过国际笔会副会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1957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曾获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等。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在工作室自杀去世。井上靖(Inoue Yasushi) 1907年5月6日生，静冈县人。1936年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毕业，后在《每日新闻》社大阪分社工作。1937年应征入伍到中国。1938年因病回国，重新入《每日新闻》社大阪分社任学艺部和社会部记者，并任过学艺部副部长。后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图书编辑部副部长。在《每日新闻》社任职期间，1949年发表了小说《斗牛》和《猎枪》，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注意。>>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 1935年1月31日生于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的一个著名武士家族。1947年入新制大濑中学。1954年入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系学习，1959年毕业，毕业论文《关于萨特小说中的形象》。大学毕业后，曾访问过中国、东欧、西欧、苏联、美国等地。1960年加入青年日本之会。1974年当选为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他在创作思想上受存在主义影响，写作方法受现代主义影响。1955年，他给学校报纸写的小说《火山》，获得二等银杏行道树奖。1957年，大江在东京大学上学期间发表小说《奇妙的工作》而步入文坛，同年还有《死者的挑剔》、《他人的脚》。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饲养》，作于1958年，曾获第39届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有“学生作家”之称。作品还有小说《青年的污名》（1959）、《十七岁》（1961）、《政治少年之死》（1961）、《万延元年的足球》（小说）（1967）、《个人的体验》（小说）（1964）和《M／T与森林的奇怪故事》、《空中的怪物阿归》、《洪水淹没我的灵魂》（1973）；随笔《核时代之想像力》、《广岛笔记》、《冲绳笔记》等积极触及时代问题。
南昌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的211院校，学科繁多、教师也层出不穷，下面我就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推荐一些比较优秀的老师，他们的课不仅风趣幽默，还使人受益匪浅，也深受学生的喜爱，在课上，不仅鲜有学生缺勤，玩手机的也是“百里挑一”。
我第一个要说的是选修课的李祥生老师，主讲科目为《国际象棋知识》，在前几次课上，老师会先为学生清楚的讲解国际象棋的下法、规则，之后，在每一次课上都为我们分配对手，自行实战，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怕输，总有一次你会赢的”，总之，我在这堂课上受益匪浅，不仅学到了国际象棋的下法，还结交了许多棋友。
而且老师给分也高，我得到了98分的高分，这个分数一度是我大学时期的巅峰。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是在大一时我们的军事理论老师——应琦教授，军事理论，听名字都觉得这门课相对严肃，然而应教授却把这门课讲得生动形象，代入感极强，还时不时与学生交流、互动，不得不说，这样得老师已经很少见了。
最后要讲一位我的一位专业课老师——工程测量专业课老师许哲明这里偷偷上传一张帅照（希望老师看到不要打我，哈哈）
怎么说了，在建工学院学习了三年，个人感觉许老师讲的课是最精彩、最吸引注意力的，老师为人和蔼可亲，也很有个性，第一节课就跟我们说自己上课从不点名，然鹅在第一次经历过老师开过的车之后，我们哪里舍得错过这么有趣的课，虽然老师不点名，但是他的课出勤率绝对是最高的，不仅课上得生动有趣，课下还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可是可遇不可求啊。
然鹅，以上只是我个人片面的了解，南昌大学有趣的老师远不止这些，更多的好老师期待你们来发现哟。
1历史论文的写法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
历史研究论文格式：正文汉字全部为宋体、小四，正文英文为TimesNewRoman，小四。 扩展资料 历史研究论文格式：正文汉字全部为宋体、小四，正文英文为TimesNewRoman，小四；行距：每段落首行缩进2字符、倍行距、段前、段后均为0行，文献引证方式是采用注释体例。
写一篇历史学术论文，不谨谨是要对历史这方面熟悉，还要懂得论文的结构顺序。下面是我整理的历史学术论文如何写，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历史学术论文如何写 下面按论文的结构顺序依次叙述。(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论文题目都用直叙口气，不用惊叹号或问号，也不能将科学论文题目写成 广告 语或新闻报道用语。 (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是指对选题、论证、查阅文献、方案设计、建立 方法 、实验操作、整理资料、归纳 总结 、撰写成文等全过程负责的人，应该是能解答论文的有关问题者。现在往往把参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应该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列。论文署名应征得本人同意。学术指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列为论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谢。行政领导人一般不署名。 (三)论文——引言 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 (四)论文——材料和方法 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 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 (五)论文——实验结果 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和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实验结果的整理应紧扣主题，删繁就简，有些数据不一定适合于这一篇论文，可留作它用，不要硬行拼凑到一篇论文中。论文行文应尽量采用专业术语。能用表的不要用图，可以不用图表的最好不要用图表，以免多占篇幅，增加排版困难。文、表、图互不重复。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和意外变故等特殊情况应作必要的交代，不要随意丢弃。 (六)论文——讨论 是论文中比较重要，也是比较难写的一部分。应统观全局，抓住主要的有争议问题，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进行论说。要对实验结果作出分析、推理，而不要重复叙述实验结果。应着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结果与观点作出讨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尤其不应回避相对立的观点。 论文的讨论中可以提出假设，提出本题的发展设想，但分寸应该恰当，不能写成“科幻”或“畅想”。 (七)论文——结语或结论 论文的结语应写出明确可靠的结果，写出确凿的结论。论文的文字应简洁，可逐条写出。不要用“小结”之类含糊其辞的词。 (八)论文——参考义献 这是论文中很重要、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一部分。列出论文参考文献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论文研究命题的来龙去脉，便于查找，同时也是尊重前人劳动，对自己的工作有准确的定位。因此这里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科学道德问题。一篇论文中几乎自始至终都有需要引用参考文献之处。如论文引言中应引上对本题最重要、最直接有关的文献;在方法中应引上所采用或借鉴的方法;在结果中有时要引上与文献对比的资料;在讨论中更应引上与 论文有关的各种支持的或有矛盾的结果或观点等。 一切粗心大意，不查文献;故意不引，自鸣创新;贬低别人，抬高自己;避重就轻，故作姿态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而这种现象现在在很多论文中还是时有所见的，这应该看成是利研工作者的大忌。其中，不查文献、漏掉重要文献、故意不引别人文献或有意贬损别人工作等错误是比较明显、容易发现的。有些做法则比较隐蔽，如将该引在引言中的，把它引到讨论中。这就将原本是你论文的基础或先导，放到和你论文平起平坐的位置。又如 科研工作总是逐渐深人发展的，你的工作总是在前人工作基石出上发展起来做成的。正确的写法应是，某年某人对本题做出了什么结果，某年某人在这基础上又做出了什么结果，现在我在他们基础上完成了这一研究。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表述丝毫无损于你的贡献。有些论文作者却不这样表述，而是说，某年某人做过本题没有做成，某年某人又做过本题仍没有做成，现在我做成了。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有时可以糊弄一些不明真相的外行人，但只需内行人一戳，纸老虎就破，结果弄巧成拙，丧失信誉。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不少见的。 (九)论文——致谢 论文的指导者、技术协助者、提供特殊试剂或器材者、经费资助者和提出过重要建议者都属于致谢对象。论文致谢应该是真诚的、实在的，不要庸俗化。不要泛泛地致谢、不要只谢教授不谢旁人。写论文致谢前应征得被致谢者的同意，不能拉大旗作虎皮。 (十)论文——摘要或提要：以200字左右简要地概括论文全文。常放篇首。论文摘要需精心撰写，有吸引力。要让读者看了论文摘要就像看到了论文的缩影，或者看了论文摘要就想继续看论文的有关部分。此外，还应给出几个关键词，关键词应写出真正关键的学术词汇，不要硬凑一般性用词。 历史学术论文 范文 历史理论与历史教学 [关键词]通史体例，历史哲学，高中历史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 文章 编号]0457-6241(2011)21-0003-03 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体例几经变化。2007年，新编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采用了通史体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新教材要在高一、高二阶段用于实现对学生基本的历史观念 教育 ，达到公民教育的目标。中学历史课程不是要培养专业历史工作者，而是要学生学习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所应该了解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知识，而且这种历史知识应该是成体系的，其理论基础也应达到历史哲学层次。通史体例有利于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另一方面，高中生也是接受通史教育最合适的年龄阶段，他们有能力理解并接受作为历史哲学的通史观教育，教学也可以在这个层面去强化。 综合这两方面看，高中历史教材采用通史体例是合理的。同时，我们也借鉴了上海市编写的前两套高中历史教材和国内外同类教科书的 经验 ，采用中外历史合编的通史体例，更加强化世界通史的整体结构，更好地体现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的联系和互动，这样既有助于学生理解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也能够与初中教材在体例结构上有所区别。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我们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历史理论作为教材的指导思想，这是通过比较各种历史理论后做出的选择。 目前通行的世界通史编纂体系大致可分为三种理论范式： 1.综合―比较范式：认为历史的整体性是一种历史叙述的框架，即国别史的综合与比较，不存在客观的整体性世界历史运动。这种世界通史体系建立在民族主义史观的基础上。 2.联系―互动范式：认为历史的整体性是人类社会不同空间单元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随着人类交往空间的扩大，世界史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但并不改变人类社会的多元结构。这种世界通史体系建立在 文化 形态史观的基础上。 3.结构―演进范式：认为历史的整体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形态演进的结果，客观的世界史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高度、使之有能力在世界意义上形成整体性结构的产物。这种世界通史体系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近年来流行的“全球史观”包含以上后两种理论范式，因此衍生出不同历史理论指导下的“全球史”体系。 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联系―互动范式出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的交往史即“世界史”，因此，交往的历史起点即世界史的发生。同理，在联系和互动的意义上，“世界史”与“全球史”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从交往的空间范围和联系的紧密程度上区分，两者也许可以作为表达阶段性差异的概念：从局部的、有限的联系和互动走向全球化的联系和互动。 从唯物史观的结构―演进范式出发，世界史的发生有赖于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及其方式需要并且能够将分散的社会单元(民族、国家)通过各种联系形式“聚合”为结构性的整体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的本质――整体性获得了“结构”的内涵，而不是泛指的联系和交往。因此，所谓“世界史”的发生史也就是人类社会整体性结构的起源。 从分散的、联系和互动的人类社会到结构的、整体运动的人类社会，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历史动力实现的，这就是“工业生产力”。所以，工业化的起点是与世界史的发生相一致的，第一个“工业社会”也就是世界史结构的原型。原型的扩展及其与其他社会的冲突、融合构成了过程性的世界历史运动。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历史运动(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中，早期的、尚具有明显地域性结构特征、单向度扩展的“世界史”逐渐向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结构特征、多向度融合的世界史(“全球史”)演进。显然，这种发展的阶段性表达的不仅是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和联系程度的紧密，更重要的是结构意义上人类社会整体性的提升。 我们认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通史观是对世界历史宏观进程的科学阐释。我们这套教材以此为指导思想，以中外通史合编为基本体例，在内容上突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生产方式及制度演进线索，突出古代地域性文明向现代世界体系发展中纵向性因素与横向性因素的互动作用，突出中国历史进程中本土性因素与外部性因素的互动作用。当然，我们对编写体例和指导思想的选择并非仅仅是主观偏好，而是吸取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成为史学界共识的、最新的、发展的世界通史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最突出的理论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苏联通史体系的束缚，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作出了比较完整的、合乎其本义的阐发。在这方面我国历史学家吴于廑和罗荣渠作出了重要贡献。吴于廑先生在国内率先提出要准确地理解和阐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并按照这一观念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纳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罗荣渠先生在国内最早将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就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世界进程展开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体现在我们编写的这套教材中。 我们认为，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应基于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地域性很强，多元的地域文明是古代历史的特征。第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从此人类摆脱了地域性条件的束缚，开始走向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整体性发展，直至进入“全球化”时代。所以，到了工业文明阶段以后，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应当成为历史叙述的主线。如果不区分时间维度上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异，只是在空间维度上强调地域文明的特殊性，就会陷入“文化形态史观”的片面性。我们在编写教材时，尽可能地将上述对世界历史宏观进程的认识贯穿于中外通史合编的框架体系中。 目前使用的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第一到第三分册是放在地域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展开的，古代东方，古代欧洲、美洲、非洲，都是并行发展的。由于是中国的历史教材，所以教材中中国史占有较大的比重，但中国史内容的比重大并不代表历史观念上将中国历史看作世界历史的主线。正确的理解是，中国历史是人类历史上若干主要地域文明之一。我们提醒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古代历史无论是说西欧主导还是中国主导都是不正确的。所以建议大家对第一到第三分册――也就是工业革命以前的古代历史的讲解，应该把不同地域性文明的地理环境、历史起源、生产方式、制度特征、文化类型讲解清楚，并作适当的比较。在古代历史的教学中还应当注意各个地域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传承性，以及各相邻地域间文明因素的传播和渗透。地域文明起源阶段的社会结构演进过程及其特殊性尤应引起重视，因为在这一阶段，原始血缘社会共同体向地域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中，西欧的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孕育了后来被称作“现代性”的社会基因，为工业文明的发生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相应的观念文化。所以，在引导学生进行古代地域文明的比较时，重点应放在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差异上，而不仅仅是表现为多样性的文化类型。在文明发展的时间轴上，制度的差异会表现出“先进”与“落后”，而在文明分布的空间轴上，文化的多样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的特征。 第四分册重点介绍西欧社会如何走向工业革命的历程，并由此展开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一分册的内容是人类历史重要的转折点，教师的讲解应该把握住这一重点。在第四分册中不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概念、工业革命的概念，还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世界体系的概念。第四分册最后一个单元的题目是“世界体系的形成”，我们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的体系结构尚未形成，虽然有文化的交往、贸易的往来、武力的征服，但这些交流并未导致各文明区域走向整体性的发展道路。现代世界体系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并通过殖民主义的强制启动了世界整体性发展的进程。所以教师在使用第四分册进行教学的时候，不要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仅仅介绍西欧历史，而要把它放到走向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去理解。 第五、第六分册重点叙述在20世纪现代化世界进程中整体性与区域特殊性的关系及其进一步发展，并突出中国在此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充分地展示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世界历史运动。这一百年间，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决定性地超越了区域性发展阶段，工业文明的全球普及和现代社会发展机制的全球扩散最终把世界各个区域联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人类在经济力量的驱动下，在伴随着种种矛盾和冲突的历史进程中，进入了全球性现代化的新阶段。20世纪是世界体系经历裂变和重组、向全球统一的世界市场过渡的时代，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结构。以战争与革命为基本特征的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以殖民主义为标志的世界体系初级形态的解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体系从解构走向重构的转折点，世界主导力量的转移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为世界体系的重新整合准备了条件。但是，二战后出现的东西方冷战格局推迟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国际政治层面的两极结构影响下，世界体系一度表现出二元特性。实际上，这种二元性所反映的仍然是世界体系重构中的过渡性。作为世界体系基础的世界市场的本质是由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所以，即使在冷战过程中，世界体系的重构仍然按其固有的规律调整着世界历史运动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国际政治朝多极化方向的发展，最后以二元结构的整合和两极结构的崩溃结束了冷战。冷战后，世界市场的一元性和全球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也得到了普遍认同。世界体系的发展所提供的结构性要素与科技革命所提供的技术性要素相结合，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深刻根源。当然，全球化也带来了诸多“全球性问题”，乃至演化为“全球性危机”，这是当今世界全人类必须面对的挑战。对此我们在教科书中也做了必要的提示。 最后要强调的是，时空关系的处理是历史教学的关键性环节。通史比较凸显人类历史的时间性，它是在时间的前提下来考察各个空间的具体发展道路及其历史地位。因此，教师在教学中突出历史的时间性非常重要。如果忽略时间的线索，就变成了各个不同地域空间和各种历史事件的随意或简单组合，这就背离了唯物史观和通史体例的宗旨。当然，在正确把握历史时间的前提下，空间因素的表达也十分重要，因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叙事就是在人类生活的各个空间地域具体展开的，无论是文本书写还是课堂教学，历史叙事的建构者及其接收对象都是具有空间身份(民族、国家、地域)的人。 【作者简介】余伟民，男，1951年生，上海人，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主编。看了“历史学术论文如何写”的人还看： 1. 关于大学历史论文范文参考 2. 历史教学学术论文 3. 学术论文写作标准格式要求 4. 大学历史论文范文参考 5. 本科学术论文引言部分写法
1篇。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是中山大学历史悠久的学系之一，中文系建立于1924年，截止到2022年9月20日，根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示：该专业硕士需要发布1篇论文，可以是1篇中文核心论文或者1篇SCI/EI收录论文。
中文系毕业论文选题参考
54.徐志摩诗作研究。
当代文学
1.论莫言的小说
2.论韩少功的 ” 寻根 ” 之作
3.对新时期 ” 女性文学 ” 的思考
4.论琼瑶的小说
5.论贾平凹散文的美学追求
6.论老舍的戏剧观
7.论张贤亮的小说
8.论郭小川诗歌的艺术特色
9.贺敬之与郭小川诗歌创作比较
10.舒婷的诗歌创作
11.杨朔与刘白羽的散文创作特色
12.李准的小说创作
13.秦牧的散文特色
14.论蒋子龙的 ” 开拓者家族 ”
15.闻捷诗歌研究
16.论《钟鼓楼》
17.论《北方的河》
18.论王安忆的小说
19.论高行健的探索剧
20.论新诗潮
21.论北岛的诗
22.论新时期通俗文学现象
23.论王蒙的小说
24.论新时期的小说艺术
25.论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26.论柯岩的创作
27.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28.论新时期的军事文学
29.论刘绍棠的小说
30.论刘索拉的小说
31.论新时期的改革文学
32.周梅森小说论
33.方方小说论
34.新生代诗歌研究
35. 金庸小说论
36.席慕蓉现象研究
37.论谌容的小说
外国文学
1.论哈代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流变
2.于连与拉斯蒂涅形象比较研究
3.从《喧哗与骚动》看意识流小说的创作特征
4.论卡夫卡的变形人物
5.论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兼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比较)
6.论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7.论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兼与鲁迅小说比较)
8.拜伦与普希金比较研究
9.论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形象
10.论《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
11.评《简爱》的爱情主题
12.《呼啸山庄》主题研究
13.浅析中西创世神话的异同点
14.试析古希腊文学蕴涵的人本意识
15.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复调”艺术
16. 理性与信仰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体现的“惩罚观”
17. 论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精神中的空想成份和宗教色彩
18. 浅析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描写艺术
19. 试析现代派文学体现的“丑”与“审丑”取向
20.浅论《荷马史诗》的战争观和妇女观
21.比较古希腊文学与古罗马文学在审美倾向上的异同
22.试析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到“新人”的转变
23. 论现代派文学的反英雄色彩
24.试论《神曲》中两希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25.浅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26.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试论《堂吉诃德》
27.试论《堂吉诃德》与中世纪骑士文学的关系
28.浅析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丑角形象
29.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
30.《麦克白》与《俄狄浦斯王》的命运观比较研究
31.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的形象比较研究
32.试论莫里哀喜剧人物的类型化特征
33.“浮士德精神”的现代阐释
34.浅论《浮士德》的艺术特色
35.“拜伦式英雄”的现代阐释
36.论普希金创作的民族性与独创性
37.试析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
38.从《叶甫盖尼 奥涅金》看俄国文学“多余人”的精神失落
语文 教学论
1.当代诠释学观照下的中学 语文 阅读教学
2.感悟式阅读教学的思考与尝试
3.基于情境认知与学习的 语文 教学模式研究
4.论 语文 课程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5.新课程理念下初中 语文 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6. 语文 整体阅读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
7.元认知与 语文 写作教学
8.中学 语文 体验式阅读教学研究
9.对 语文 教学中的网络写作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0.高中 语文 教学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研究
11.新课程中 语文 教学评价方式探究
12.论 语文 教学个性化与学生个性发展的关系
13.中学生古诗文学习兴趣的激发与培养
14.“对话”理念指导下的新课程阅读教学研究
15.在 语文 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16. 语文 教学中如何实施“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17.诗歌教学中创造性思维训练的策略研究
18.小学 语文 中口语交际教学与以往听说训练的比较研究
19. 语文 教学中的语感培养新探
20. 语文 教学中的现代教育技术运用策略研究
21.新课程中小学 语文 识字写字教学优化探索
22.浅论中学 语文 综合性学习课程的实施
23.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状况的调查分析及改进措施
24.以发展思维为前提的小学 语文 教学设计
25.苏教版与人教版中学(小学) 语文 教材比较研究
文学概论
1、当代商业社会中文学消费问题的思考
2、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挑战
3、“语不惊人死不休”—— 试论形式探求的积极意义
4、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理论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