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张子侨、、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和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潜夫论》、崔《政论》、《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的形成,无名氏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词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的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及元明两代的 《诗经》 研究
宋代《诗经》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一，学者不满于汉唐以来孜孜于章句饾饤之学而忽视经书大义的情况，开始要求明其本义，进而发现与质疑汉儒诗说中与经义不符及自相矛盾的情况，从而疑序、疑传以至要求删改《诗经》本身。二，思辨风气的兴起，使得学者在讨论《诗经》本义的同时，发扬独研义理、横生议论的精神，突破传统的传疏章句之学的形式约束，自出机杼，大胆议论。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互为促进，构成了有宋一代《诗经》研究的独特风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宋代诗经学的代表的，北宋时有欧阳修、苏辙等人，南宋时有郑樵、程大昌、朱熹、王柏、王质、杨简等人。其中欧阳修、苏辙可以说是首开风气者，欧阳修《诗本义》，顾名思义，是要为明了诗篇大义而作。他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读诗，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诗篇，逐一指出前人已失解的“大义”，敢于议论《诗序》和毛、郑的是非，发前人所未发。苏辙撰《诗集传》，于《诗经》各篇前的序文只取首句，认为只有首句是子夏所传的毛公之学，其他皆为东汉卫宏集录，因而只取其发端一言，其余悉从删汰。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给《诗经》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气，已初露宋代诗经学精研义理、横生议论的端倪。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欧阳修《诗本义》说：“新义日增，旧学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研讨义理，不可能不注意到《诗序》与《诗经》本文的扞格凑泊之处，故宋代学者集中论辨的也是《诗序》。宋代支持《诗序》者，有北宋王安石、程颐，南宋吕祖谦等。他们遵从《毛诗》，一并遵从《传》、《序》，笃守不失。虽然他们是一代名臣、大儒，治学态度受到推重，但毕竟不能成为主流。怀疑《诗序》的则有王得臣、李樗、郑樵、程大昌、杨简、王柏等人，可谓声势浩大。其中尤以郑樵(1104—1162)最为尖锐。郑樵字渔仲，学者称夹漈先生，生平著述闳富，其中有《诗辨妄》一书，说“《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又说：“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说，使后学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汉儒始。”他的言论对朱熹产生极大影响，使朱熹自尊序派转为疑序派。《朱子语类》卷八○中，记载朱熹对弟子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 《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由于《诗辨妄》一书观点犀利，语言激切，问世未久，便遭到同时人周孚的攻击，周孚撰《非诗辨妄》，列举郑樵之文，逐一加以反驳，《诗辨妄》一书也很快亡佚，只有若干片断保存在《非诗辨妄》中，以及《语类》中所引“村野妄人所作”《诗序》的一条。此外题为郑樵撰的，尚有《六经奥论》一书，此书 《夹漈遗稿·献皇帝书》中郑樵罗列自己著述时并未提及，故或疑此书并非郑樵所作。其中《诗序辨》谓《诗序》“牵合为文，而取讥于世”，《风有正变辨》、《雅非有正变辨》谓《邶》、《鄘》、《卫》等“变风”中也有美诗，可称为“变之正”，《雅》则只有小大之分，而无正变之别等，亦颇多新解。
王柏(1197—1274)，字会之，是朱熹的三传弟子，著有《诗疑》二卷。他比其他人更为激进，不信毛、郑，不信《诗序》，不信《左传》中的记事 (如季札观乐之说)，也不全信他的太老师朱熹。他从疑《序》、疑 《传》进而疑 《经》，如说 《周南》、《召南》都应各有十一篇诗，故将《召南》 中 《何彼秾矣》和《甘棠》归入《王风》，削去《野有死麕》。他还认为全部《诗经》中，有三十二篇“淫诗”，不是孔子删定的原本，而是汉儒给窜入的，所以必须削去。虽然王柏是出于卫道的目的，要删削《诗经》中的“恶行邪说”，但这种做法，“始于疑经，渐至非圣”，动摇了经书的神圣地位，有碍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故未能实行。
至于宋人在说《诗》时喜发议论，欧阳修《诗本义》亦首开风气。其书以议论诗篇大义为主，兼评毛、郑与《诗序》得失，不拘泥字句训诂，也不采取章句注疏的旧形式。他如周尧卿《诗说》(已佚)用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说诗，“不专于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宋史·儒林传》)，也是长于议论。程大昌《诗论》十七篇(《学海类编》本作十八篇)，一论古有二 《南》而无 《国风》 之名，二论 《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歌，三论《南》、《雅》、《颂》之入乐无疑，四论 “四始” 名目，五论 《国风》之名出于《左传》、《荀子》，六论《左传》、《荀子》创立《风》名之误，七论逸诗有 “豳雅”、“豳颂”而无“豳风”，等等，更是洋洋洒洒，自出机杼，其言甚辨，宋人议论之风，于此可见一斑。
最终奠定宋代“诗经学”，使之真正能与汉代诗经学分庭抗礼的大师，乃是朱熹(1130—1200)。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遯翁、 *** ，撰《诗集传》，在学术史上有深远的影响。《诗集传》并未抛弃传统注疏的形式，也不是长篇大套地发挥论议，但宋学的怀疑精神却深刻贯串于其中，令人耳目一新。其主要特点在于：
(1)疑古辨经，态度谨严。《诗集传》仍把《诗经》置于不可动摇的儒家经典的地位上，但对“经”以外的序、传、笺、疏均加以考察，本着“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的 “学诗之大旨” (《诗集传序》)来读《诗经》。但他并非对以往的成果一概否定，而是选择去取，态度谨严。如 《诗集传》不录 《诗序》，但并非简单地抛弃《诗序》，而是另撰《诗序辨说》，对《小序》逐条批评是正。他认为“盖所谓有序者，类多世俗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朱子语类》卷八一)，但对于一些于史有据的诗篇，《小序》不误的，朱熹也都作了肯定，如《鄘风·载驰》、《陈风·株林》等，体现了“务求真是之归”的态度。
(2)谈义理而不废考据。朱熹《诗集传》在训诂方面兼用毛郑，并采诸家之说，下以己意，准确简明，从而使其义理之学具备坚实的基础。如《卫风·考槃》，为一首隐士诗，其首句：“考槃在涧，硕人之宽。”《毛传》：“考，成;槃，乐也。”按考训老，引申为成。槃训为乐，乃是训作“喜乐貌”的“昪”字的假借。《毛传》释“考槃” 为 “成乐”，稍嫌迂曲。《诗集传》则释为：“考，成也。槃，盘桓之意。言成其隐处之室也。陈氏(按指宋人陈傅良)曰： ‘考，扣也，槃，器名。盖扣之以节歌，如鼓盆拊缶之为乐也。’二说未知孰是。”按三家《诗》槃作“盘”，陈氏即用“盘”字本义为训，扣盘成乐，最为通达。朱子并列其说，不加轩轾，而其义自见。故《诗集传》的训诂，既是言义理的基础，又是深味《诗》理的结果。明义理而不废考据，有批判而不轻改字，注解准确又简明扼要，集中体现了宋学的优点。
(3)能够突破经学的观点约束，初步从文学的角度解《诗》。朱熹作为理学家，曾为儒家经典中有如此之多的情诗而迷惑不解，但还是承认这些情诗是“男女戏谑之辞”，“男女相悦而想念之辞”，无疑比汉儒强解为“刺 *** ”一类的说法高明。在读《诗》的方法上，他也强调要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像读“今人做底诗”一样来读《诗经》(均见《朱子语类》卷八○)，能够窥见一些《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堂奥。
但朱熹的《诗经》研究，仍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他不能完全摆脱封建卫道士的偏见。虽然承认《诗经》中爱情诗的存在，却仍指斥这些诗篇为“淫奔期会之诗”。因为朱熹的《诗经》研究，根本上仍是宣扬封建教化，为封建统治服务，故在“诗教”观点上，宋学与汉学并无实质的不同。其次，他批评《诗序》又不能脱离《诗序》。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已讥朱熹“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这虽说明《序》也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朱熹的思想仍与《序》的美刺教化之说相合，从而无法得到《诗》的本义。另外，在《诗集传》中也有牵强附会、训释失当之处，在注释字音时，则采用了当时人吴棫(字才老)的“叶音说”，这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朱熹未明古今语音的变化规律，简单地为押韵顺口而临时将某字改读某音，造成字音的混乱。
《诗集传》代表了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暴露了其无法克服的缺点。“卫道”与“疑经”，都在朱熹的后学那里发挥到极致;元明以下，学术流于空疏，耽于主观臆测，空谈义理，也实由宋学发端。
元明两代的《诗经》研究，仍承宋学遗绪，有突出成就的学者不多。朱熹学说在元兵南下时传至北方，学者翕然从之。元仁宗延祐年间定科举法，多遵程朱理学，《诗经》即以朱子《诗集传》为准。元代《诗经》的研究著作，如刘瑾《诗传通释》，以《诗集传》为本，严守宋学体系而逐篇加以训解，其议论亦尚笃实。另如梁益《诗传旁通》、朱公迁《诗经疏义》、刘玉汝《诗缵绪》、梁寅《诗演义》等，大体皆本朱子《集传》为宗。此外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中，对前人之说多所辨订，值得参考。
明初胡广奉永乐帝敕撰《五经大全》，其中《诗经大全》即本元代刘瑾《诗传通释》而略加损益。清代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已讥《大全》收刘瑾之说太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干脆说明广乃是“剽窃旧文以应诏”。又明代何楷撰有 《诗经世本古义》，把《诗》三百篇打乱了次序重加编次，按二十八宿次序分部。其书把 《大雅·公刘》、《豳风·七月》、《小雅》中 《甫田》和 《大田》、《周颂》 中 《丰年》和《噫嘻》等归并一处，谓为夏代之诗，置于书首;把《曹风·下泉》列为周敏王时诗，放在最后。钩棘字句，牵合史传，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其为“大惑不解之书”，于此可见明代《诗经》研究状况之一斑。较为平实、兼采汉宋或以汉学为主的研究著作，则有李先芳《读诗私记》、朱谋玮《诗故》、姚舜牧《诗经疑问》等。考证名物制度的著作，则有冯应京《六家诗名物疏》。要之明代学术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风气弥漫，后期更以王阳明“心学”占据主导地位，至认为“六经者，吾心之纪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王文成公全书·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诗经》研究也不能不受影响。故清代人至为鄙薄明代学术，认为元人 “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汉唐)注疏所得甚浅”，“明人又株守元人之说，于宋儒亦少研究”(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九章)。然亦不能以一概论之，明末陈第《毛诗古音考》，能以历史发展的观点破除宋儒“叶音”之说，排列 《诗经》韵字，研究“古本音”到今音的变化，实开清代古音学研究的先河。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编集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思想内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 （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需要好好休息，情绪上不要有太大的波动，一定不能生气。需要打一些人血白蛋白注射液，人体内血液白蛋白和球蛋白的比例倒置就会产生腹水，所以一定要增补白蛋白。吃饭尽量不要大鱼大肉，多喝一些鲫鱼汤、素食。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肝腹水又称肝硬化腹水，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的肝腹水都是由肝硬化演变而来的，而肝硬化是由于肝脏细胞坏死或者病毒性的肝脏疾病病变导致坏死而形成的，一旦这种疾病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起静脉的压力变高，所以就会演变成为腹水的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肝腹水了。以目前的科学医疗水平来看，肝腹水是一种不可逆的慢性疾病，除非我们把整个肝脏全部移植掉，否则这种慢性疾病是不可以被治愈的，严重的肝腹水会极大限度的影响寿命，一般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接受全面治疗的话，还是能够多活几年的，但是如果放弃治疗的话，那么最快可能1~2年就有生命危险。所以说这种疾病还是以预防为主，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想要预防肝脏类型的疾病的话，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戒酒
导致肝硬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第1种是乙肝类型的疾病，这种病毒性的肝脏疾病会慢慢的让我们的肝脏细胞死亡，进而导致肝硬化。剩下一种就是喝酒，经常喝酒的人会患有酒精肝，而酒精肝如果不注意保养的话就会形成肝硬化。
2、不要熬夜
熟悉健康管理学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睡眠对于健康的意义是比较大的，肝脏只有在人类进入睡眠状态之后，才会进行自我排毒，如果经常熬夜的话，那么肝脏就会失去这种宝贵的自我修复时间，所以这是最伤肝的一种行为。
3、保持平稳的情绪
脾气不好的人肝一般也不会很好，据科学研究表明，人类每大怒一次，肝脏就相当于得过一次甲型肝炎，由此可以看出经常发脾气对肝脏的影响有多么大，因此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大家尽量要保持平稳的情绪。
肝腹水又叫做肝硬化腹水，一般都是由肝硬化演变而来的。病因是由于肝脏细胞坏死或者病毒性的肝脏疾病病变导致坏死而形成的，肝硬化的疾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变成了肝硬化腹水。如果是不严重的肝腹水经过治疗的话可以多活几年，如果不治疗的话，有可能是1~2年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平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不要熬夜，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治疗。
肝腹水的病因最主要就是肝脏有炎症，长时间没有治疗，然后里面形成了积水就是化脓了，得了肝积水，那么要看一看积水的多少可以去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很成功的话能活很长时间。
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以教学的客观载体——教材为研究对象，结合各自的原有知识积累、生活经验和社会体验，通过独立自主的探索，发现问题。开展研究性学习强调学生带着问题阅读向学生自己读出问题转化，然后，或通过师生间的相互交流、切磋，或通过知识层面的拓展、提升，或接受老师的点拨、讲解，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并总结规律，最后让学生尝试写出研究性的语文小论文。研究性学习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张扬，有利于学生创造力培养。 初中学生由于年龄、知识量、课程和学校条件的限制，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开展研究性学习方面各有差异。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做 一些尝试和探索。 一、以教材为基础拓展延伸 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是语文学科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教学中要重视教材载体，挖掘人文内涵，特别要结合教材，拓展延伸，引导学生留意生活，关心社会，并指导他们适时表达出丰富的情感体验。如学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主要是学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以及精美的词语。如果研究性题目是“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深层动机是什么?”、“这种精神与他的人格气质相符吗?”这样的研究题目，就能够深化主旨，加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成语是中文的“国粹”，具有丰富和独特的文化意蕴。教师应大力开发这笔宝贵资源。学了课文《成语新编》后，可设计富有小论文特色的题目，让学生从脑海中、从成语词典的索引中，提取相关内容的成语，加以概括、归纳、分析，以求有所发现。如《成语中的修辞》、《寓言与成语》、《小成语大道理》等。初中语文研究性学习应注意题目是课文学习的延伸和深化。学了课文《刘姥姥游赏大观园》，就可以要求学生思考曹雪芹刻画人物的独到之处，写出“环境与人物性格”等研究性文章。 二、注重多学科的结合 初中语文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在本学科内综合的同时，还要引进或隐含其他学科知识的信息。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从语文角度解决问题。文、史、政本是一家，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学问都离不开语文，语言文字（包括古汉语、外语）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的思维活动的载体。语言文字的修养既表现人的文化修养，也表现人的思维能力与思维状况。任何学问又都离不开历史，可以说无史难以言学，语文学科更是如此。 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但知识本身并不等于智能，知识多不一定能力强。知识仅仅是一种工具，只有从不同角度运用它，它才能活，只有活的知识，才能成为力量。在教学中不仅仅要重视文、史各科知识量的积累，更要想方设法设置知识运用的情境，将学生已获得的知识调动起来，使之在组合运动的撞击中喷发出智慧的火花，发挥知识整体功能，唤醒学生的创新潜能。 一个人的培养成材，不应仅限于他掌握多少知识技能，还要看他是否具备完善的人格、健康的精神。在教学中应力求把学生的创新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起来，统一到“人文素质”的轨道上来。因此，要做到文史结合、文史政结合。 文、史、政相结合的研究性学习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主要几点： 1.学习古典文学。古典文学记录着先人的心路历程，记录着先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每篇文学作品都烙下了历史的印记，同时将汉语的特点运用发挥到极致。古代文学名篇巨著，历经千百年依然熠熠生辉，除了其超凡的艺术魅力外，还在于作品本身折射出强烈的伦理道德之光，闪烁着耀人眼目的人格美。历史知识和意识、古典文学修养，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应该而且值得汲取的养分。 2.探讨历史题材影视片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如《甲午风云》、《林则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以历史真实为准则的史书与进行过文学加工后的历史小说是有区别的。中国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历史或取材于历史，却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一些文学加工和虚构，实中带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弄清哪些基本上尊重历史，哪些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虚构和夸张，如何对待历史人物的功过，对其历史价值、史资价值、文学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等进行鉴定。 3.充分利用人文资源。如精美的古代建筑、历史遗址、革命遗址等。学习《晋祠》后，就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有关的文物名胜并写出研究性的相关小论文；学了《西湖的绿》这篇课文之后，可以指导学生乘船环城游嘉兴，写《水乡的船》、《嘉兴的桥》等小论文。语文走向了社会，通过调查研究，学生提高了人生价值观，学会关心国家、社会、和他人的进步，逐步树立起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 三、引导学生学会创新 学习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探究性活动。语文课堂教学中有时不怎么“标准”的学生发言往往可能孕育着巨大的创见性和独特性。语文学科作为一门模糊性较强的语言学科，课堂中应更多地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谈谈你的体会”“作出你的评价，提出你的见解”，适时适度地暗示学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标准答案”“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只有优劣没有对错”等等，尽量创设一种宽松和谐的母语学习情境。这当然需要教师的教学底蕴和教学机智，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认真而乐意地倾听学生，并作出最可能多的“智慧性行动”。这是值得我们去不懈追求的教学境界。 学习苏轼的《水调歌头》后，让学生对“月”进行思考，就具有探究发现的乐趣。中秋是中华民族的团圆节，月圆时家庭团圆，共同赏月，已成社会风俗。《水调歌头》以“月”贯穿全词，其间既引用了唐代诗人李白咏月诗中“青天明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一句，同时又将前人关于月亮的美丽的神话传说，巧妙地提炼熔铸，使这些神话和传说，无不与作者当时的感情变化、心态跌宕相契合，人与月形成了完美的艺术整体。尤其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两句，道出了人们企盼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愿望，而且表达得最为明白最为优美，因而获得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由衷的喜爱。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学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有关“月”的诗句，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静夜思》)、张九龄《望月抒怀》的 “海上生明月，无涯共此时”等，试再举出数例，然后想一想，“月”在诗词中起了什么作用？这种探究性学习，既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深化了课堂教学，同时也可培养学生持续发展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具有开放性、探究性和实践性等特点。研究性学习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直接体验。学生若能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取知识，不但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精神及终身学习的技能，也让他们通过内化、整合和主体建构，将信息转化为知识，转知识为智能，转智能为德行，那么，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益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谈广告语言中的“成语活用”内容撮要：成语是现代汉语词汇构成部分之一，不仅是汉语言的精萃，也是我国文化的瑰宝。成语具有构成辞格的特殊功能，自身具有特殊的属性。本文经由过程对成语特征及其来历、机关等属性的系统梳理，和其在现代告白语言的运用阐发，提炼出了告白语言中“成语活用”的基本原则，以为规范告白语言中的“成语活用”、及更好地阐扬成语在告白中的应用价值，供给理论参考。 关键词：告白语言 成语 成语活用 当今的中国，贸易竞争越显激烈，“酒喷鼻不怕巷子深”的不雅念早已被“酒喷鼻也怕巷子深”的经商信条所代替，告白成为所有商家抢占市场的有力兵器，越来越显示出其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东西，告白案牍设计的好坏将必然影响商品的宣传效果。然而在异彩纷呈的告白案牍设计中，成语活用无疑是一枝奇葩。成语以其特有的文化属性和告白的贸易价值相结合，既活泼又深邃深挚，既新颖又熟悉，既有时代气息又有古典情趣，深受浩繁商家的宠爱。然而，在告白中活用成语，并不总会产生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为种种原因，实际中告白中还存在着成语滥用的现象。本文拟经由过程对成语特征及其来历、机关等属性的系统梳理，和其在现代告白语言的运用阐发，提炼出了告白语言中“成语活用”的基本原则，以为规范告白语言中的“成语活用”、及更好地阐扬成语在告白中的应用价值。 一、当代告白语言中的“成语活用”现象 为了达到宣传商品的目的，告白案牍设计者利用必然语境，或直接利用成语，或撇开原成语的整体义（比方义）而回归于成语的表面义，或把原成语中某个字词改换，制造仿拟成语，使仿拟后的“成语”切近商品信息，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成语活用”。【1】得当的“成语活用”不仅可以或许起到积极宣传商品的效果，并且可以或许增添企业的形象价值，为企业带来丰厚回报。例如：告白案牍华力牌电蚊喷鼻，以华力牌电蚊喷鼻“默默无‘蚊’的奉献”的告白语言，其告白创意是：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一家人正在酣睡，一只小小电热蚊喷鼻器默默地点燃着，它的缕缕清喷鼻使残虐的蚊子一一被歼灭。告白案牍设计者借助抒情的画面，温馨的氛围，把电热蚊喷鼻“默默无‘蚊’”的风致与功能形象活泼的揭示出来。“蚊”字代替“闻”字，表达了双重信息：即该告白产品具有杰出的驱蚊功能；该产品的出产厂家具有默默奉献的精力。该告白案牍设计者充分利用语境的衬托，用细致的察看和独特的感触感染来牵动和诱发顾客的联想，激发顾客采办电热蚊喷鼻的欲望。既为企业创造了经济好处，又树立其杰出形象，是成语活用的一个成功告白案牍。再如，万宝电器空调告白利用了“安家‘乐’户”的告白语。“安家‘乐’户”是仿“安家落户”而造，“乐”与“落”语音附近。告白案牍设计者改“落”为“乐”，既蕴含着该空调受欢迎并已到很多家庭“落户”的意思，又有产品质量好令人对劲，可给千家万户带去欢喜的含意，一语双关，给消费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告白案牍中，得当的“成语活用”可以增加其锦上添花之意。可是不合理的“成语活用”也可能遭受拔苗助长的成果。如某涂料商品告白案牍“好色之‘涂’”，其原意是“好颜色之涂料”，但一旦将之简化为“好色之‘涂’”，就会让人感觉很不舒畅。因为“好色之‘涂’”与汉语成语中的“好色之徒”同音，在中国文化中，“好色之徒”是贬义的，用以形容那些喜欢女色、玩弄女性之人，这种人历来都是遭人鄙弃的。是以，该告白的设计者本想以此吸引消费者眼球，成果不仅没有达到吸引消费者采办的目的，反而遭到不少消费者投诉，最终遭到工商部分查除，给企业造成了巨年夜的经济损掉，并使其企业形象江河日下。为什么该告白案牍中“成语活用”的宣传手段会导致如此惨败的结局呢？首要原因在于告白案牍设计者语言常识不敷扎实，对成语的文化内涵及其固定语言形式了解不敷，错用、滥用和混用成语或成语的固定布局。是以，正确把握成语本身所具有的物质属性，是告白语言中“成语活用”的基本提前。 二、成语本身所具有的物质属性 （一）成语的定义与特征成语是一种沿袭惯用具有书面色彩的固定短语。成语是语言中颠末持久利用、锤炼而形成的固定短语。它是比词的含义更丰富、语法功能又相当于词的语言单位，并且富有深刻的思惟内涵，简短精辟易记易用，并常常附带有感情色彩,包括贬义和褒义、中性词等。成语大都为4个字，也有3字的或4字以上的，有的成语甚至是分成两部分，中间有逗号隔开。【2】成语的基本特征包括意义的整体性和布局的凝固性。【3】意义的整体性是指：成语在表意上与一般固定短语不同，它的意义往往并非其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其构成成分的意义的基础长进一步概括出来的整体意义。如“狐假虎威”，表面意义是“狐狸假借老虎的威势”，实际含义是“倚仗别人的势力去逼迫人”；“背城借一”，表面意义是“砸破饭锅沉下船”，实际含义是“下定决心干到底”；“凤毛麟角”，表面意义是“凤凰的毛、麒麟的角”，实际含义是“比方极为珍贵而又十分稀少的人才和事物”，等等。由此可见，成语的实际含义具有整体性，是隐含于表面意义之后的，而表面意义则只是实际含义所借以表现的手段。成语布局的凝固性在于成语的布局形式一般是定型的、凝固的。它的构成成分和布局形式都是固定的，不克不及肆意变动词序或抽换、增减此中的成分。如“任重道远”，不克不及变动为“道远任重、任重路远”或“任重又道远”；“提纲挈领”，也不克不及变动为“提领挈纲、提纲举领”或“提纲带领”，等等。成语必需遵守其布局的凝固性特征。（二）成语的生成成语是持久以来形成的形式简练而意思精辟的固定词组或短语，有很年夜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归纳其首要来历于四个方面：①神话寓言，如“精卫填海”（《山海经・北山经》）和“愚公移山”（《列子・汤问》）；②汗青故事，如“完璧归赵”（《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记》）和“夜郎自年夜”（《史记・西南夷传记》）；③诗文语句，如“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和“老骥伏枥”（曹操《步出夏门行》）；④口头鄙谚，如“狼子野心、众擎易举、千夫所指”等，都是来自古代俚语；“一干二净、三长两短、千方百计”等，都是来自后世白话。【4】在各类来历的成语中，有的是直接援用，意义不变，而有的是颠末革新的，意义改变了。如“明火执仗”，古代用它来形容不畏强权，敢说敢为，有胆略有气概，含褒义。而如今“明火执仗”的感情色彩全变了，用来指公开地斗胆地干坏事。可见成语也是有变化的。（三）成语的机关成语以“四字格”为基本格局，也有非“四字格”的如“莫须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驴唇不对马嘴”等，可是年夜部分为四字格的成语，且有以下几种布局造型：①并列布局，如“互相研究”和“光亮磊落”； ②偏正布局，如“世外桃源”和“后起之秀”； ③动宾布局，如“包含万象”和“顾全年夜局”； ④补充布局，如“重于泰山”和“逃出法网”；⑤主谓布局，如“毛遂自荐”和“百花齐放”；此外还有连谓布局，如“画蛇添足、见风使舵”；兼语布局，如“开门揖盗、请君入瓮”，等等。由此可见，成语的机关也是多种多样的。（四）成语的运用成语以其意义的完整性、布局的凝固性、声律的和谐性，被公认为是平易近族语言的珍品。成语言简意赅，透过简短的形式，贯通丰富的内涵。它在语言运用实践中，充分阐扬它的谐趣诙谐，活泼形象的特异功能。可是在运用成语的实践过程中，也应该注重一下几点：①弄清成语的实际意义。如“亡羊补牢”的实际意义是指工作出了差错，想办法去补救。“披荆棘”的实际意义是指在创业过程中或进步道路上打扫障碍，降服种种坚苦。对那些来自汗青故事的成语，如“卧薪尝胆”“八方受敌”等，就要知道整个故工作节，这有助于更深切精确地舆解它们的含义，有些成语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如“深思熟虑”与“处心积虑”，前者有褒义，后者有贬义，利用时要细心辨别它们之间的差异。②成语是凝固布局，一般必需沿用原型，不克不及随意变换和增减此中的成分。如将“螳臂当车”改为“螳螂当车”是不当得。当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出于修辞的目的，成语也是可以矫捷运用的，如“激流勇退”活用为“激流勇进”，这是改换词语，反义仿造；“光亮磊落”活用为“既光亮又磊落”，这是增加词语，古为今用。这些跟前述的没有修辞作用的随意变动是不同的。③成语有其确定的字形和读音，须分辩清晰，不克不及写错读错。成语的运用、活用，都必需遵循成语物质属性本身所具有的一般原则。 三、当代告白语言中成语活用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社会上涌现了年夜量“成语活用”的告白案牍，可是鱼龙稠浊，此中不泛精品，也有败笔。如何评判其好坏之别呢？本文总结了以下几个成语活用的基本原则。（一）合法规。现当代告白语言中的“成语活用”必需遵守国度颁布的《中华人平易近共和国国度通用语言文字法》，在具体告白语言运用实践过程中，必需包管国度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成长，使国度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糊口中更好地阐扬作用，促进各平易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并且不克不及触犯地点社会的道德文化认知。（二）符合平易近族文化的精力特征。成语作为平易近族语言的珍品，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必定是跟着时代成长而不断进步。但无论如何地与时俱进，也不克不及违反平易近族的文化精力。每个平易近族有属于本身爱好和熟用的成语，具体而言成语活用的平易近族性表此刻每个平易近族有本身的地区特点和文化传统，有不同于其他平易近族的思维方式和言语表达，像一些违反平易近族性的成语活用，如“好色之‘涂’”、“想入非非”这些擦色情边的告白用语是不被平易近族文化所接管的。（三）合布局。成语活用时最好不要改变成语原有的句法布局关系，对成语的读音和书写形式变动得越少越好，天然天成最好。可是如果必要改动，要严格节制在一个音节或一个字的规模之内，更不克不及呈现病句。告白案牍写作中，“旧瓶装新酒”这一种成语活用现象值得倡导。这是对成语的正确而鲜活的运用，不改动成语的形式，只巧妙地利用特定的语境使成语的意义发生变化，并且符合告白创意的要求，可以或许精确的把告白的意图表现出来，又有一种含蓄的风格。这不仅对成语语义本身没有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并且使成语直接融入火热的实际糊口，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商家和公共带来切身好处和审美愉悦。对于改换字眼或者仿拟等其他形式的成语活用，活用后的成语内部布局要合理，不克不及违反成语原有的句法布局关系。不然，将可能引起歧义。如某服装告白案牍“‘衣名’惊人”仿拟“一鸣惊人”，“一鸣惊人”是复句中的前提关系布局，而“衣名惊人”成了主谓布局，其意义是“衣服的品名会让人吃惊”，这对宣传商品来说没有积极意义。又如“‘盒’情‘盒’理”是仿“合情合理”，改变了原有的两个动宾布局并列的关系，成了两个定中布局并列关系，表意也不明确。再者，成语活用应该讲究天然天成。如某咳嗽药告白案牍“‘咳’不容缓”，是仿“刻不容缓”而造，两者皆有及时迅速的意义。咳嗽当然得及时治疗，容不得迟延。既是实情，又是劝解，天然妥帖。可是另一则告白案牍“以‘帽’取人”，原成语“以貌取人”是指用人只看外表，不看本色，带有贬义色彩。活用后的意思是以“帽子”取人，也有贬义色彩，也不容易让人信服。（四）合语境。告白语言中的成语活用，无论是成语本身意义还是活用后的表现意义，都必需可以或许精确、巧妙、大白地表达告白创意。告白创意语境是成语活用的基础。离开了告白案牍设计者所想要表达的语境，活用无异于误用。告白语言中的成语活用，其底子目的是形象、活泼地表现告白案牍设计者创作意图，让消费者清晰、大白地获取商品信息。如“默默无‘蚊’的奉献”这一告白案牍。该告白案牍设计者积极抓住电蚊喷鼻产品的功能和“默默无闻，甘愿奉献”这一企业文化精力相结合，成语活用和告白设计者创意语境完全融为一体。让消费者清晰、形象的了解到华力牌电蚊喷鼻的功能和企业文化，达到了出人意表的效果。（五）合格局。告白语言中的成语活用必需注重书写格局，应该对所作变动的部分加上引号。对于现今社会上风行的“成语活用”告白案牍，有人撑持也有人反对。反对的原因年夜致有两个：①一部分 “成语活用”的告白案牍质量差劲，违反了成语活用的基本原则；②平易近众担忧过多不合格局的“成语活用”告白辞的呈现会影响青少年，误导其把活用后的成语当成原成语来进修，并打乱了语文进修的规范化。对于第一点，应对的办法是必需加强告白语言中的成语活用规范化宣传，并晋升告白案牍创作步队的语言本质。对于第二点，最首要的是把改掉或增添的字眼加上引号。如许有两个作用，一是引起消费者的注重，有利于商品宣传；二是加引号，以示与原成语的区别，提醒平易近众不要与原字混合，同时也可以避免误导青少年以假当真，把变化后的成语当做原成语来进修。 四、结语成语应用于告白案牍中，不仅应该注重商品的特征和成语内涵的融合，并且必需遵循告白运行的法则和规律，遵循成语活用的基本原则。在追求告白创意的同时，提高告白艺术程度，使告白取得杰出的贸易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再者，如果告白案牍设计者在成语活用的过程中，可以或许按照告白创意表达的需要，按照必然的规律，谙练地掌握好成语活用的技巧，便可以防止误用和混用，阐扬成语言简意赅和活泼形象的作用，更好的为我们的社会办事。成语是汉语言的精萃，也是我国文化的瑰宝，以其典雅古朴、独具韵味的特征独领风流。它与当代商品的结缘，更显其独特魅力，再加上其蕴含的巨年夜效益，使成语告白愈受欢迎，并显示出其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如何规范、精确、巧妙地使成语的文化内涵与商品特色有机地融为一体，还有待告白案牍设计者和语言学者们更进一步地研究。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实例：衣衣（依依）不舍－－服装广告 有口皆杯（碑）－－酒类广告 一步到胃（位）－－胃药广告 乐在骑（其）中－－赛马／摩托车广告 百衣（依）百顺－－电熨斗广告 烧（稍）胜一筹－－快餐店广告 随心所浴（欲）－－热水器广告 闲（贤）妻良母－－洗衣机广告 咳（刻）不容缓－－止咳药广告 大石（事）化小，小石（事）化了－－治结石病广告 百闻不如一键（见） 不“打”不相识－－打印机广告 香港有家化妆品公司的广告是：“趁早下‘斑’，请勿‘痘’留 有家洗衣机广告是一句成语改动一字：“闲妻良母”。 音响公司：“一呼四应”、“声东击西”。 饺子铺：“无所不包”。 石灰厂：“白手起家”。 当铺：“当之无愧”。 帽子公司：“衣帽取人”。 观光理发店：“一毛不拔”。 1、箭牌口香糖 一箭如故 一箭钟情（箭牌口香糖广告语） 2、骑乐无穷（某摩托车广告语） 3、一明惊人（某眼病治疗仪广告语） 4、衣名惊人（某服装广告语） 5、无胃不至（某治胃药广告语） 6、饮以为荣（某饮品广告语） 7、天尝地酒（某酒类广告语） 8、食全食美（某酒店广告语） 9、咳不容缓（某止咳药广告语） 10、闲妻良母（某洗衣机广告语） 11、默默无蚊（某杀蚊剂广告语） 12、牙口无炎（某牙膏广告语） 13、百衣百顺（某名牌服装广告语） 14、引人入店（某高级饭店横额） 15、智者见质（古桥空调广告语） 16、触幕惊新（亚细亚电脑三维动画系统广告语） 17、百闻不如一试 喝过方知福乐好（福乐奶粉广告语） 18、大石化小 小石化了（胆舒胶囊广告语） 19、六神有主 一家无忧（六神特效花露水广告语） 20、胃病患治在四方（四方胃片广告语） 21、中国电信 千里音缘一线牵（长途电话广告语） 22、佳丽--洗尽您一路征尘（某洗衣粉广告语） 23、有痔不在年高（某治痔疮药广告语）
出师表》“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三顾茅庐 《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苑·正谏》园中有树，其上有蝉高居，蝉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列子·说符》载：杨子的邻居丢了羊，带领很多人去找没找到。
杨子问为什么，回答说：“岔路很多，不知道羊去了哪”——歧路亡羊 《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鼓作气 滚瓜烂熟 铁树开花 天下乌鸦一般黑 鸡飞蛋打 翻箱倒柜来源于古代文献的成语（破釜沉舟） （沧海桑田 ） （一饭千金 ）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 来源于人们口头总结的成语（不可理喻） （据为己有） （无精打采 ） （一见钟情 ） “来源于古代文献”的是不是就是有典故的 口头总结就是没有典故的是吗？。
形容文献资料丰富的4字成语
包罗万象 汗牛充栋 浩如烟海 卷帙浩繁 无奇不有 无穷无尽 无所不包 五花八门 一应俱全 应有尽有 不计其数 俯拾皆是 林林总总
文献资料包括：
(1)图书。具有著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代等信息。
(2)期刊。具有期刊名、期刊年、卷、期，甚至文献所在的页码等信息。
(3)会议文献。有会议记录或第几届会议、会议的举办者、举办地等信息。
(4)科技报告。一般标有报告号，例如，美国 *** 工作报告、AD报告。NASA报告等。
(5)学位论文。一般标明有Thesis或Dissertation等字样，并标有学位论文名称、颁发学位的单位及学位授予时间等信息。
(6)专利文献。具有专利号，包括专利国别代码、专利文献出版时间等信息。
所谓成语是语言中经过长期使用、锤炼而形成的固定短语。它是比词大而语法功能又相当于词的语言单位。
成语一般都是四字格式，不是四字的较少。如“五十步笑百步”、“ 欲速则不达”、“ 醉翁之意不在酒”。成语一般用四个字，这与汉语本身句法结构和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有关系。
成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在用词方面往往不同于现代汉语。其中有古书上的成句，也有从古人文章中压缩而成的词组，还有来自人民口里常说的习用语。有些意义从字面上可以理解，有些从字面上就不易理解，特别是典故性的。如“汗牛充栋”、“虎踞龙蟠”、“东山再起”、“草木皆兵”之类，在汉语成语里占有一定的比例。汉语历史悠久，成语特别多，这也是汉语的一个特点。
成语是一种现成的话，跟习用语、谚语相近，但是也略有区别。最主要的一点是习用语和谚语是口语性质的，成语大都出自书面，属于文语性质的。其次在语言形式上，成语几乎都是约定俗成的四字结构，字面不能随意更换，而习用语和谚语总是松散一些，可多可少，不限于四个字。例如“快刀斩乱麻”、“九牛二虎之力”、“驴唇不对马嘴”、“前怕狼，后怕虎”，这是常说的习用语；“百闻不如一见”、“真金不怕火炼”、“有志者事竟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是一些经验之谈，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属于谚语一类。成语跟习用语、谚语是不一样的。
成语大都有一定的出处。如“狐假虎威”出于《战国策·楚策》，“鹬蚌相争”出于《燕策》，“画蛇添足”出于《齐策》，“刻舟求剑”出于《吕氏春秋·察今》，“自相矛盾”出于《韩非子·难势》，都是古代的寓言。
在人民口里常说的一些四字习用语也可以归入成语里来。如“咬文嚼字”、“拖泥带水”、“阳奉阴违”、“不三不四”、“心直口快”之类，与成语的结构相同。在成语中也有些是接受外来文化而出现的。如“天花乱坠”、“当头棒喝”、“不可思议”、“不二法门”都是。
成语是我国5000多年的文化凝结成的精华
我们要学好它，用好它
【成语】百家争鸣
【解释】：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也指不同意见的争论。百家，这种观点的人或各种学术派别。鸣，发表见解。
【出自】：《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说，以此弛说，取舍诸候。”
【示例】：自春秋末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得到一个极大的开放，呈现出一个~的局面。
◎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语法】：主谓式；作谓语、宾语、定语；比喻允许各种学术流派发表意见
武汉中央文化区的投融资分析可以的
由于这座城市九省通衢的地位和包容杂合的文化，就表现出它的精芜兼蓄和变化多端。这其中以“吃”最为明显。“吃”之于武汉是一个异常丰富和活跃的字眼，武汉人天生就没有在家里吃早餐的习惯，所以，立于路间急匆匆的满头冒汗是一种酣畅淋漓，坐于摊前慢条斯理是另一种的悠闲自在。昨天刚开张的川味香辣蟹，必定转眼就会被湖南的口味虾所替代，而不经意间水煮财鱼又成了餐桌新宠；本土的鸭脖子、欢喜坨只有招待外来客人还偶然记起，酸辣粉、棒棒鸡悄然已成为武汉人的新爱……武汉和美食相恋向来是喜新厌旧，一饱口福也许才是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最有滋有味、天长地久的一场爱情。
武汉地名的语言文化考察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武汉城市化进程加速，加强对地名的规范管理工作显得日益紧迫。文章以武汉地名为研究对象，归纳出武汉地名的四种结构形式，即“专名+通名”型、“专名”型、“附加”型、多层结构型；并概括出武汉地名的六种命名方法：说明法、借词派生法、形象命名法、缩略法、借词转化法、谐音雅化法等。从而进一步总结出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反映出的武汉地域文化特点，并对武汉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出相关意见。关键词：地名 结构方式 命名方法 地域文化地名是一定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约定的专有名称，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简单地说，也就是地理实体和行政区域的名称，地理实体和行政区域名称构成了地名的两大组成部分。美国人类学家克鲁克曾说“文化既包括显性式样又包括隐性式样”，地名也就是隐性式样和显性式样的综合体。用系统论的观点把复杂的地名现象看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外部也就是地名的物质材料——语言文字形式及结构形式，是作为地名的显性形态而存在的；地名系统的内部主要由与文化、社会、历史、地理、生活发生联系的多种因素构成，是地名的隐性内涵。地名的显性形态是隐性内涵的外化，要受到隐性内涵的种种限制、规约；同时通过对地名的显性形态进行描写、分析，可以较准确地把握隐含在其背后的种种观念，从而揭示地名与文化的深刻关系。一.武汉地名的结构形式地名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其结构形式是指从词或词组的结构平面来观察其结构组合的项以及项与项之间的关系与层次，是横向平面的、静态的共时范畴的概念。下面结合1990程干庭的《武汉地名志》以及2010搜狗语料库中收录的最新语料分析武汉地名的结构形式。地名的出现经历了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及多音节发展的过程，这与汉语词汇化、双音化有关系。起初的结构方式复杂多样并无固定的词汇结构模式，后来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了“专名+通名”的结构形式，它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挥地名的指位和指类功能，即专名指“位”指示某地的自然地理特征或者人文地理特征，通名指“类”指示某地的地理性质、地理类型，专名通名便于区别和识别不同位置、不同性质的地理事物。通名如“街、道、巷、村、路”等，专名如“天门墩”、“桂子山”、“街道口”等。现代武汉的地名也是在“专名+通名”这种基本格式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现代武汉地名从这一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专名+通名”型、“专名”型、“附加”型、多层结构型。1.“专名+通名”型.专名为简单的结构类型这种类型中的专名由单纯词、合成词或者词组构成。（1）单纯词作专名：该类型多为双音节地名，专名由单纯词构成，多保留古代汉语单音词特点，在语法功用上相当于一个词。如花山、双墩、猴山、汉江等。（2）合成词作专名：其中发现名词作专名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动词次之，形容词的数量最少。a.名词：金鸡山、竹叶山、龙灯堤、白沙洲b.动词：建设路、复兴村、团结村、解放桥c.形容词：快活岭、崇仁路、汇通路、幸福村（3）词组作专名：a.偏正结构：十里铺村、白沙洲大桥、升官渡小区b.述宾结构：循礼门、归元寺、打网台、兴华路c.主谓结构：石榴红村、诸葛祭风台、刘备郊天台d.并列结构：武汉法国街、东风阳光城、湖北东湖大厦e.数量结构：一一六街、一二一街、二七花园、八一路.专名为复杂的结构类型这种结构的完整形式为“专名+通名+通名”。“专名+通名”作为一个整体转化为另一个新地名的专名部分，原通名的指类功能消失，附加其他通名形成“转类地名”，原地名多为路标性地理实体，新地名在其附近。如金珠港湾、莲溪寺路、团结村路、解放公园路等。2.“专名”型一个地名中只有专名成分，省略了通名部分，一般来说是种不完整的地名形态。近年来由于人们为包装产品求新求异，使得这种地名迅速增加，常见于各种楼盘、公寓的名称中。这类地名多为四音节词，且“2+2”型要远多于“1+3”或“3+1”，赵元任分析原因为3+1的3多为2+1或1+2，仍能造成2+2的效果。如银湖翡翠、山水星辰、华城新都、澜花语岸等。3.附加型附加型是指把表数字、方位、大小新旧等性质的语素粘附在通名或某一专名及原地名前。附加语素起定位作用，位置不定，一般分前置、后置两种类型。其中较能产的附加成分是表方位的“东、西、南、北、中、上、下、前、后”及表性质的“大、小、老、新”。如西港、东港、东湖、老北湖、小洪山、大郭湾等。4.多层结构型一般多为“专名+通名+专名+通名”，由“专名+通名”型叠加而成，前后两个“专名+通名”分别表示大小不同的两个地段，这是应地理实体数目增加的需要，在原地名基础上增加区别项的结构形式。如四官殿仁海路、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中华路汉阳门、蔡甸三眼桥等。二.武汉地名的命名方式及特征意义地名的命名方式是指造出、发展出地名的途径，是对地名的扩充方式在纵向平面的动态考察。通过语料分析，我们归纳武汉地名的命名方式主要有：说明法、派生法、形象命名法、缩略法、借词转化法、谐音雅化法等。地名的意义主要包括基本意义和附加意义，基本意义主要是指地理实体的类型、方位、范围等；附加意义包括特征意义和隐含意义，特征意义指该地的自然景观、经济文化背景、历史人物事件等，隐含意义指人们在命名地名时对该地的认识及寄寓的愿望。1.说明法说明法是指大量地名通过其命名方式可以立知其命名意义，或是表明地理位置起到标记作用，或说名该聚落地居民的姓氏，或说明该地盛产的资源或曾作为生产、商贸交流、宗教祭祀场所的历史背景。该方法在武汉地名中运用最广。说明地理方位地名与生俱来就被赋予与地理位置、方位无法解开的渊源关系，地名最为突出的功能即为标记作用。在武汉地名中有许多这种以地理方位命名以说明地理位置的例子，如“沿江大道、拦江路”标明在长江边上，洲尾街、洋湖大道、堤后街、上堤前街等均属此类。说明人口姓氏及来源在古代常常人的姓氏得源于地名，如古代诸侯大夫的封地采邑等。据清代黄本骥《姓氏解纷》中收单、复姓3795个，按照书中解释约有一半以上的姓氏是以“地”为姓，包括封国、封邑、食采、出生地、祖籍等。现代地名也有以古封国、古村镇来命名的，如湖北随州市（春秋随国）、鄂州市（楚鄂王封地）、樊城（古代樊国）等县市的得名。但后世往往出现地因居于其地的氏族而得名的现象，这多与氏族的迁徙有关。这种命名方式在武汉的聚落名中最为常见，如马家庄、陈家湾、熊家台、徐家棚等，反映的是最初驻足该地始建村民的姓氏。再如很多聚落往往包含两个姓氏，如乔木湾、程杨湾、尤李村等，反映的则是该聚落主要的姓氏包括两大家族。说明手工业、商贸发展、宗教建筑武汉出现了不少因行业命名的地名，如筷子街、玻璃街、洋油坊、打扣巷说明这些地名曾经作为手工业生产基地兴盛一时；再如高坡店、叶麻店、十里铺、孟家铺、张家铺这些通名为“店”、“铺”的地名反映该地曾作为商贸集市而存在；再如火官庙、龙王庙、长春观、四官殿、青菱寺、归元寺则折射出该地曾经、现在作为宗教场所的信息。说明军事设施、官署衙门武汉以旧官署衙门、文化设施、军事设施及编制命名的地名也较为突出，如察院坡、抚院街、都府堤、粮道街等传达出武汉历史上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再如御书楼、学府街、崇文坊、文昌阁等说明武汉是一座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城市；如辎重营、汉防营（今汉防街）、戈甲营、广埠屯等说明武汉在历史上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说明对生活的美好愿景这类地名多含褒义色彩，表吉祥、发家发财的美好寓意。如地名祥和苑、升官渡、怡博苑、仁寿路、吉庆街、平安路等。2.派生法派生法主要是由原生地名附加某种成分派生而出新地名的方法，既无需另起炉灶又点名地理方位。随着武汉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这类地名也日渐增多，最为常见的演化关系就是“对称地名”和“联称地名”的产生，此外还有附加序数词的方法。对称地名主要是附加“大中小、南北、上下、新老”等词义相反相对的反义词。如知音东村、知音西村，上堤前街、下堤前街，下钱东村、下钱西村等。联称地名通常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原生地名各抽取部分缩略合成一个新地名的造词方法。如武汉市的得名就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减缩造词后的结果，再如其他宋徐湾、肖陈湾、程杨湾、尤李村等都可看作是联称地名。附加序数词通过在“街、道、巷、路、村”等通名前附加序数词，形成序列化数字地名群。如康居系列的“康居二路、康居三路、康居四路”，古田系列“古田一、二路”，再如将军一路至七路、常青一路至四路，将东西湖吴家山地区的一支沟至九支沟改名为一清、二雅、三秀、四明、五环、六顺、七雄、八方、九通等路名。3.借词转化法借词转化法是指很多地名中往往借用别的名称转化而来，并加上一定的通名，多起纪念意义，也是运用名词联合短语构成的“熟悉陌生原则”的典范，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与武汉密切相关的如由人名、事件名、典故、其他城市名转化命名一些街道聚落。a.人名：中山路、黄兴路、张之洞路、张自忠路、张公堤b.事件名：二七街、八一街、首义路、广埠屯、九女墩c.典故名：钟家村、落驾山、卓刀泉、梳妆台、楚望台d.城市名：北京路、广东巷、四川路、江西路、福建路a中分别为缅怀孙中山、黄兴等人；a中为纪念二七惨案、八一南昌起义、武昌起义、广埠屯源于明代楚王的仓库名广埠及屯田制、太平天国起义；c中为追思高山流水、楚庄王平叛、关羽卓刀、万历太后礼佛、楚王朱桢不忘父恩；d中现象在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4.形象命名法形象命名法是在武汉地名的命名中多使用比拟的方法，即借助想像力把甲事物模拟作乙事物来写的修辞方式。如金鸡山、狮子山、元宝山、凤凰山等。比拟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造像“，创造情景或景象引起人们的联想。5.缩略法缩略法是从中国的古籍经典中提炼压缩有关含义赋予地名古雅的文化内涵。如一元路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义。与一元路平行的还有五条路，直通二至六码头。为相互对应，“二曜路”路取“日月光曜”之义；“三阳路”取“三阳开泰”之义；“四维路”取“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义；“五福路”取“寿、富、康、德、命名为五褔”；六合路”取“六合同春”之义。6.谐音雅化法谐音雅化法是指原来本地有一个名字，但是比较俗气不雅，往往以接近的语音所代表的高雅化的词语来命名这个地方的地名。如武汉的积玉桥，原称鲫鱼桥，后谐音雅化为积玉桥。同样的还有武汉的珞珈山原名为落驾山，“落驾”与“珞珈”二字谐音，寓意当年在落驾山筚路蓝缕、辟山建校的艰难。三.武汉地名与地域文化地名是文化的镜像与载体，并与文化的共生共变，地名的命名总是有它独特的由来和含义的，也总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民族风俗等密切相关。武汉地名充分体现了武汉的地形水文以及历史文化特色。1.武汉地名与水文地形多湖、多湾、多墩、多桥，约占武汉地名的13%。武汉素有“百湖之市”之称，众多的湖泊和河流，几乎曾占据了武汉整个地域。含桥、口、渡、湾的地名非常的多，这也反映出武汉市的水系比较发达。众多含墩、台、塆的地名则说明因为湖泊众多，人们为避水害需筑堤围湖并垒土为墩，以营建居室，形成聚落。多“场、坝、坪”说明武汉地处江汉冲积平原、地形平坦，人口集中，聚落密布。2.武汉地名与移民文化武汉地名成了“江西填湖广”的一部“活教材”。相比较其他城市的地名，我们发现武汉地名中含有姓氏的特别多，这些姓氏地名多是从明朝开始有的，且其祖先多为江西人，如杨家湾、尤李村、马家庄等。这与从明初开始明末清初达到高潮的人口大迁移有关，“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这一地名现象的最好注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人的宗族家庭观念，而武汉山水阻隔的地理环境更为血缘族群提供了充分的自主发展空间。3.武汉地名与历史传统荆楚文化武汉是荆楚文化的腹心也是荆楚文化重要的传承地，在地名中也可见一斑，体现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如经典故事类，与高山流水有关的“钟家村、琴台路、知音路”，与楚庄王有关的“落架山、鼓架山、清河桥”等。三国文化武汉在三国时期属于吴国，称为夏口，苏轼《赤壁赋》中“东望夏口，西望武昌”的夏口即武昌，武昌是现在鄂州市的鄂城县，至今武汉地名尚留三国印记。a.与关羽有关的：卓刀泉、洗马长街、藏马洞、关帝街b.与鲁肃有关的：鲁山、鲁山城、白马洲、鲁肃湾等c.与三国故事有关的：如诸葛祭风台、刘备郊天台等。4.武汉地名与世俗文化一个城市的大街、大道多由政府、文人来命名，但是小街小巷多由市井乡民随意命名，并流传下来，这类地名往往能够反映城市的世俗文化。如搞条街、杨簸箕湾、王麻子河、光秃岭、新屋熊等，名虽不雅但却折射出武汉人豪爽直率的性格特征。而如仁寿里、升官渡、平安路等则反映老百姓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愿望。5.武汉地名与时代发展如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一系列地名如首义路、民主路、民权路、民生路等；与殖民统治有关的梅神父路、巴黎路、洋园、渣甸路、猪巷地名的演变等。进入新中国后，前进村、向阳村、跃进村、红卫村等带有浓重时代气息的地名在武汉也十分常见。由于近年来武汉与台湾交流合作密切，出现大量以台湾的市、县名做专名的地名，如台北路、高雄路、澎湖路、马祖路。四.结语综上所述，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具有标志意义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地名与语言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地名的结构形式以及命名方法的归纳，我们可以总结出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反映出的武汉地域文化特点。地名是时代的标志，地名常常随着自然环境的沧海桑田、时代更替、人口迁移、科技发展、经济进步、文化繁荣而发生更改，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不同的地名。但是另一方面地名的产生发展变化却往往滞后于自然地理以及人文社会的变化。武汉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做好地名的管理规范工作有助于确保城市中系统内信息交流机制的正常运转，充分发挥城市地名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并有助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高与升华。一方面要保持地名相对稳定，能不改的尽量不改；如若必须更名，应审慎地把握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进行科学论证；无论更名与否，都不能切断历史文化血脉。另一方面要努力解决重名现象、一个地名多种书写形式，做好地名标志以及地名工具书的编撰工作，将武汉地名“数字建设”。
从 过去的港口城市到站时的重要中枢城市再到现在的发展型城市，武汉由于其天然的地理优势，其文化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武汉的语言武汉的饮食文化以及武汉人的生活方式外来人都能很好的融入其中，就像中国文化的一个交接点，北方的刚猛与南方的温儒在这汇集融合，形成了武汉特有的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