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刑法认定数额巨大的金额范围是¥30,000到¥100,000以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x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务的行为，全部都被定义为敲诈勒索罪。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 毕业 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 笔记本 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 方法 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第二百七十四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第二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一)曾因敲诈勒索受过刑事处罚的;(二)一年内曾因敲诈勒索受过行政处罚的;(三)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的;(四)以将要实施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或者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的;(五)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六)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的;(七)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第三条 二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多次敲诈勒索”。第四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数额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百分之八十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第五条 敲诈勒索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二)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三)被害人谅解的;(四)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第六条 敲诈勒索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不认为是犯罪;认定为犯罪的，应当酌情从宽处理。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根据被害人过错程度和案件其他情况，可以对行为人酌情从宽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七条 明知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第八条 对犯敲诈勒索罪的被告人，应当在二千元以上、敲诈勒索数额的二倍以下判处罚金;被告人没有获得财物的，应当在二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
硕士论文致谢范文（通用5篇）
论文致谢词用于论文的结尾处，写在正文末与参考文献之间，用来感谢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支持、鼓励、帮助过自己的人，立即静下心来写一份论文致谢吧。但是论文致谢有什么要求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硕士论文致谢（通用5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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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裴建明主任和王跃民教员，一直关注着我的成长。感谢马恒副主任，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对我影响深刻。
感谢朱妙章教授、迟素敏教授、周京军教授、樊荣老师您们长辈般的关爱。感谢董玲副教授、李嘉副教授、刘亚莉副教授、郭海涛副教授的帮助和指导。感谢徐讲师和张讲师，像哥哥姐姐一样的关心和照顾。
感谢秦兴华博士给予我生化知识的普及;邢媛博士给予我实验技术上的入门指导;杨璐博士在检测血管功能时的帮助;李博士和付锋博士在科研和为人上的榜样作用。感谢西京医院烧伤科李医生给我临床烧伤知识的指导;心脏内科闫文俊医生提供心脏功能检测的帮助;实验中心季乐乐讲师对我实验技术的指导。感谢侯作旭硕士，我们每天在实验室熬到深夜。感谢李旭博士、米春娟博士、王洋博士、邢文娟博士、顾晓明硕士、陈希瑶硕士和实验室孙强、杨敏，杂志社贾敏给予的热情帮助，与你们在一起的日子终生难忘。
同时，感谢我硕士队的战友们。陈琨、李聪聪、殷安安，崔龙彪、张海军等，因为你们，生活才丰富多彩。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和叔叔，他们永远是我求知路上的不懈动力。感谢我的姐姐，一直给我树立的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榜样。
研一的刑法各论课堂上，李立众老师向我们提问：“为何民事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但刑法中的重婚罪却对事实婚姻进行处罚?”当时的课堂讨论氛围很是激烈，现在想来似乎大家都没能很好地理解李老师问题的内涵。时延安老师也同我们探讨了“帅英保案”罪与非罪的认定。可以说，正是这两个话题使我开始了对刑民之分的思考。经过我的导师付立庆老师的提示：民刑之分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可以尝试从比较小的角度例如违法性的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但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本身不足使得我还是不能够驾驭刑民违法性这样的难题，最后只得再一次缩小研究范围，将一个总论问题具化到分则，探讨权利行使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界分。
这篇文章的完成，首先得归功于我的导师，承蒙先生不嫌弃这个愚钝的学生，一路悉心栽培、倾囊相授。我虽然不够做学术的天赋，但我有一个总是给我最好指引的导师，这是两年来我始终感到无比庆幸的一件事。本科时期，我跟随海南大学童伟华老师研习刑法，六年中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都受到他诸多照拂，去年更是赠予我大量日文资料助我完成论文;武良军学长不厌其烦地帮我整理思路，提出修改意见;杨海强师兄承担了本应共同翻译书稿的绝大部分工作量;远在德国的梁奉壮师兄帮助查找和翻译德文资料;与同门杨堃、李玲的每一次探讨都能获益良多;枯燥的写作过程中候慧学姐、袁宫玉同学和同门好友们给予的鼓励;和“考博四人组”共度的午餐时光，诸如种种，一直都铭记在心底。对于我这样缺乏智慧的人来说，总是要花费翻山越岭的力气才能到达一个近在咫尺的地方，谢谢你们这一程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支持。
刑法学是一门体系成熟的学科，入门既易，遂愿便难。两年的硕士求学生涯即将结束，即使日后渐行渐远，也感谢今天我有靠近的机会。总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读书，又都学了些什么，宋人文天祥有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我想用这句话用来回答和结尾最恰当不过。
最后，也感谢自己，在最好的时光里用心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终究没有辜负这大好的年华。
行文至此，意味着我的硕士生涯已至谢幕时刻。回首九年多的江大生活，百感交集，苦辣酸甜集结于心头，但心中充盈最多的仍是感激。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钟芳教授对我生活和学业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钟老师品德高尚、待人和善、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在我五年多的博士学习期间，她不仅传授了我做学问的技巧，还传授了我做人的准则，这些必将让我受益终身。在课题进行过程中，钟老师耐心听取我们的阶段汇报，及时提出修订方案，保证了课题的顺利进行。值此课题完结之时，再次向钟老师致以我最真诚的谢意。感谢李玥副教授，徐菲菲老师和关天琴老师对我平时实验和生活给予的关心和照顾。此外，感谢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朱松老师和食品加工与配料中心的于沛沛老师在实验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安徽中烟工业公司技术中心舒俊生主任、徐迎波主任和王程辉主任对我实验提供的帮助，感谢徐志强师兄对我实验的`指导和生活的关心，感谢分析检测室的田振峰、陈开波、汪华、朱青林、谢映松、周顺、葛少林、胡永华等对我实验和生活的关心与帮助。
感谢山东瑞博斯烟草有限公司的薛长森总经理、孙伟经理、田海龙主任、李刚、李晓华和李玲在我实验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烟草课题组的孙伟峰师姐、殷春燕师姐和周志磊师兄，在安徽中烟工业公司技术中心一起学习一起实验的日子让我终身难忘。感谢实验室所有的兄弟姐妹带给我的帮助和鼓励，他们是：梁蓉、祁静、刘治涛、栾宏飞、徐胜男、魏冬、张超、易江、王海洋、许智婷、冯兆欣、吴佳、付婷婷、刘欢、张明秀、吕淑一、马菲菲、刘小楠、李超、常玉梅、夏熠珣、王浩、刘飞，虞健、程雯丽、彭田慧、王庆卫、林全全、陈雪梅、陈翰、汪娇玲、桂莎莎、姚佩毓、袁玲、雍晓磊、常冰玉、王芳、李卢娟、于哲、陈羚、王一涵、Kingsley、Zehadi等。
感谢读博期间陪伴我一起奋斗的战友们，他们是闫博文、唐鑫、翟齐啸，你们让我在读博期间充满了开心与快乐。感谢家人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父母对我的支持，感谢哥哥、嫂子、妹妹对家庭责任的承担，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安心心顺利毕业。
感谢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祝你们一切顺利，幸福美满!
三年的努力，最后通过的论文体现，然而论文的致谢也和关键的!
首先，描绘下硕士的生活的度过，是如何的充实。
寒来暑往，几度春秋。转眼间，三年的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涯即将结束。在这硕士论文付梓之际，回首过去三年，心中不免泛起无限感慨。在那些激情燃烧、烙印着科研脚印的岁月里，苦恼、迷茫和彷徨曾经一度困扰着我;挑战、超越和挫折也曾不断激励着我。这一路走来，梦想和执着始终不曾放弃!回首这三年来的点点滴滴，有太多的感动，更有太多需要感谢的人。感谢在这段岁月里给予我鞭策、锤炼、支持和帮助的老师、同学和亲友!
接下来是要感谢自己的导师，如：
感谢我的导师xxx教授。是您引领我步入学科领域的大门，鞭策我勇攀科学技术的高峰;是您为我创造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教育我树立起报国的理想;是您一次次审思与斧正我的论文并督促我反复修改，培养我勤奋、自强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您不厌其烦地悉心指导与谆谆教诲，让我深刻思考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凝聚着您的心血，您虚怀若谷、厚德载物的人格魅力不断激励我奋勇向前。
在是感谢自己的学校提供这么好的环境。
感谢亲爱的母校xxxx，在读博的日日夜夜，我在您的怀抱中生活、成长，那一草一木、一椅一石，是那般亲切与温馨。如今，深深依念着您的学子已学成，无论我将去何方，您永远是我心灵的家园。
在是感谢自己的父母。
感谢我的父母，你们永远坚定地站在我身后，默默无私地奉献着爱与宽容。你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我得以全身心投入学业，而不必面对生存的压力而放弃梦想和追求;你们是我最温暖的港湾，无论海上的风浪再大，这里永远张开双臂，期待着我的归来。儿子无以报答，唯有用一个又一个新的成绩回报你们。
感谢自己的女友的陪伴。
感谢女友陈亮这许多年来历久弥坚的爱恋。感谢你与我携手走过艰苦卓越的旅程，共同领略世间大好山河;感谢你在我重病时无微不至的照料，全然不顾我身上的大片脓疮;感谢你宽容我的责备和严厉，你用安慰的拥抱抚平我的固执与恼怒;感谢你在我远行日子里静静地守候，还有归来时那汪秋水望穿眼神的凝视。我一生有两次生命，一次是降临这个世界，一次是与你相遇。
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和亲戚朋友，你们的支持和理解是我成长的动力。
最后还要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专家。
在经过1多年的工作实践后，能够重新踏入学校的大门，较为系统的学习安全工程知识，对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机会。在两年多的学习过程中，既得到了良师的教诲，又得到了同学和益友的启发，使我受益良多。
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导师xxx教授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本论文能够顺利完成，离不开导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导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不仅使我树立了自己的学术目标、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还使我明白了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本论文从选题到完成，每一步都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倾注了导师大量的心血。在此，谨向导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此外，本文研究工作还得到了安徽省消防总队xx高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xxx博士、xx博士、xxx硕士的热情帮助，他们在专业领域的通晓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我还也要感谢学校所有辛苦工作、为我们精心安排每次学习与活动的老师们，感谢他们给予我学业上无私的教诲和生活上亲切的关怀!
同时，尤其感谢多年来一直给予我鼎力支持和无私奉献的父母以及默默支持和照顾我学业和生活的妻子，没有他们的付出与牺牲，我的课题研究就谈不上顺利完成，再次真心地感谢和祝福他们!
最后，谨向所有在攻读工程硕士学位期间曾经关心和帮助过本人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法律分析：敲诈勒索罪是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罪名，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非法占用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敲诈勒索罪是一种重要的侵犯财产罪，其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四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和第二百七十四条分别对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做了明文规定。第二百六十三条明文规定抢劫罪就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该条，刑法学界对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做了具体的诠释：“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1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是简单罪状，没有具体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概念。但根据刑法理论界的通说，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和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2由上，抢劫罪的一般犯罪构成如下：抢劫的对象是财物，所以犯罪客体是财产利益；行为人实施抢劫时，又对他人的身体或自由等人身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因此，抢劫罪的客体还包括他人人身权利。抢劫罪的客观方面，是指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他人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而当场夺取财物的行为。暴力、胁迫是当着被害人的面实施暴力或以即将实施暴力相威胁；这里的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胁迫以外的方法（如用麻醉药品）使人陷入不知反抗的状态，再将财物劫走；抢劫罪的主体是自然人一般犯罪主体，法人由于其法律拟制性，不能实施抢劫罪；抢劫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一般情况下是他人财产利益，但有时候行为人在敲诈勒索时也会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因此有时候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他人财产利益，也包括他人人身权利；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是指行为人通过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这里的威胁或要挟是指行为人以对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的生命、健康的侵害或其名誉、隐私、不法行为等的张扬、揭发相威胁，从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这种威胁或要挟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这种威胁或要挟通常是通过对被害人的精神施加压力来达到强取财物的目的。此外，敲诈勒索罪所强取的财物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才能定罪，否则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的主体是自然人主体，这同抢劫罪的道理是一样的；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通过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一般犯罪构成的比较，两罪在一般情况下是易于区分的。但有时在实践中区别起来却比较困难。本文将从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两个方面来论述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一、一般情况下的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在一般情况下，根据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不同犯罪构成，两罪在实践中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两罪除了客体不尽相同（抢劫罪的客体是财产利益和人身权利，敲诈勒索罪的客体在一般情况下是财产利益，有时候也侵犯人身权利）外，主要区别在于犯罪客观方面的不同表现。抢劫罪在客观上必须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使被害人处于不知或不能反抗的状态，从而当场取得财物；而敲诈勒索罪则是通过对被害人实施威胁和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精神上感到恐惧，从而被迫交出财物。虽然二罪都可以采用威胁的方式，但威胁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第一，从威胁的方式来看，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以亲自向被害人提出，也可以通过他人提出；而抢劫罪的威胁只能通过犯罪分子亲自口头提出。第二，从威胁的内容来看，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内容比较广泛，可以以暴力相威胁，也可以通过宣扬被害人的隐私、毁坏其财物等方式相要挟，而且敲诈勒索罪一般是通过宣扬被害人的隐私、毁坏其财物等方式要挟被害人交出财物；而抢劫罪的威胁内容一般情况下是暴力。第三，从实现威胁的现实可能性来看，敲诈勒索罪的暴力威胁表现为如果被害人不答应交出财物，就要对其实施暴力，但一般情况下这种暴力威胁不具有当场实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行为人主观上一般没有当场实施暴力的意思，主要是意图通过暴力使被害人精神上产生恐惧，从而交出财物；而抢劫罪的威胁具有当场实施暴力的可能性，即如果被害人拒不交出财物，犯罪分子就要立即对其实施暴力。第四，从非法取得财物的时间来看，敲诈勒索罪取得财物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与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不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敲诈勒索罪取得财物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在发出威胁、要挟后一定期限内取得财物；而抢劫罪则是当场取得财物。第五，敲诈勒索罪有数额的限制，也就是说，行为人通过敲诈勒索取得的财物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犯罪，否则不够成敲诈勒索罪；而抢劫罪没有财产数额的要求，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抢劫行为，至于抢得财物的多少在所不问。 由上可见，在一般情况下，抢劫罪表现为以暴力的方法抑制被害人的反抗，从而达到强行劫取财物的目的，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两个“当场”，即“当场使用暴力”和“当场取得财物”；而敲诈勒索罪一般表现为通过要挟和威胁的方法强行取得财物， “威胁”的方法一般也不表现为当场实施暴力，其取得财物也通常是事后取得。但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行为人当场实施了暴力，也当场强取了财物（财产达到敲诈勒索罪的一定数额），但是其暴力程度并没有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认定？下面，本文将着重探讨此种情况下如何区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 二、暴力威胁情况下的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以暴力相威胁的敲诈勒索罪与暴力手段的抢劫罪的区分问题，上升到刑法理论上，涉及到两个问题，即抢劫罪的暴力手段是否必须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方式是否包括暴力。 抢劫罪的暴力手段是否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问题，有些国家在刑法上做了明文规定。如俄罗斯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抢劫罪的成立以“使用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暴力，或以使用这种暴力相威胁”为成立条件。瑞士刑法典第一百三十九条也规定，只有“加暴行于人，使其生命身体受急迫危险或以其他方法使不能抗拒者”，才构成抢劫罪。[3]有的国家则没有对此做明文规定。如日本、意大利、韩国等国。不过，这些国家有时候会通过判例和学说对抢劫罪的暴力手段作限制性解释，要求暴力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构成抢劫罪。我国刑法典没有对暴力手段的程度做明文规定，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主张暴力不需要达到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抢劫的故意，客观上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就构成抢劫罪。如果否认抢劫罪的暴力手段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就不存在判断抑制被害人反抗标准的问题，如果主张抢劫罪的暴力手段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进一步判断抑制被害人反抗的标准是什么。至于如何判断暴力手段达到了抑制被害人的反抗，学理上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主观说认为抑制被害人反抗的标准应根据行为人的认识来判断。即如果行为人预见自己的暴力行为能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则不管客观上有没有抑制被害人反抗，都成立抢劫罪。客观说反对主观说的观点。客观说指出，如果行为人持刀欲抢劫一个瘦小的人（他主观上认为自己能制服该被害人），但由于该被害人曾习过武，结果行为人不但没有抢到财物，反而为被害人所制服。这种情况下，若依主观说，则不够成抢劫罪，但很显然，这是抢劫罪（未遂）。因此，客观说认为，暴力手段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的反抗应当根据暴力程度能否抑制一般人的反抗为标准来进行判断。 本人认为，抢劫罪的暴力手段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因为抢劫罪的本质是通过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从而劫取财物。因此，行为人通过暴力手段劫取财物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如果不考虑暴力的威胁程度而主张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抢劫的故意，客观上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就成立抢劫罪，则可能导致抢劫罪的扩大化，有时也可能模糊抢劫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如行为人推倒被害人后，抢走其手提包的行为只能定抢夺罪，而不能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有抢劫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暴力行为（推倒被害人）就以抢劫罪论处。另外有学者主张抢劫的暴力手段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或身体健康的程度才能构成抢劫罪，本人认为这种观点对抢劫行为的认定过于苛刻，不利于惩罚抢劫犯。如行为人将被害人反锁在房间里，然后拿走被害人的财物的情况，被害人的生命和健康并没有受到威胁或侵害，但不能因此而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不够成抢劫罪，因为被害人是在不能反抗的情况下，让行为人取走其财物的，这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因此应当以抢劫罪论处。关于判断抑制被害人反抗程度的标准，本人以为主观说和客观说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观说依据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来判断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难免有主观归罪之嫌。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应当依据客观上是否损害了法益或对法益构成威胁，若依据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来进行判断，一方面主观意识是人的内心活动，难以准确地认定，另一方面若行为客观上没有造成法益的损害和威胁，而仅仅依据主观故意而进行归罪，可能导致重刑轻罪的结果，是主观归罪的表现，与刑罚的谦抑性也不相符。客观说是日本刑法学界和司法界的通说，本人认为该说也有欠妥之处。若依客观说，则下面的情况定性会产生问题。甲家境清贫，一日腹中饥饿难忍，遂持刀拦住乙强抢钱物。乙知甲为生活所迫拦路抢劫，顿生怜悯之心，将身上所有钱物给乙拿走。依客观说，持刀强行索取财物是能抑制一般人的反抗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因此，上例中甲的行为应当以抢劫罪（既遂）论处。可是实际上乙交出钱物并非是出于对甲的暴力行为的恐惧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而是出于同情之心让乙拿走其钱物，以抢劫罪认定甲犯抢劫罪有违抢劫罪的本质。本人认为，暴力程度应当以客观上是否抑制了被害人的反抗为标准来进行判断。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抢劫罪的暴力程度要求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这里的被害人只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客观说认为的“一般人”。因此，上例中以抢劫罪（未遂）论更为合适。 敲诈勒索罪的“胁迫”方式是否包括暴力行为，我国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敲诈勒索的手段，学界通说认为“敲诈勒索仅限于威胁，不当场实施暴力”。[4]其它各国刑法规定也不完全相同。德国刑法规定，“违法地使用暴力”是与“威胁恐吓”相并列的本罪的行为表现之一；意大利刑法规定，“以暴力或威胁手段强迫某人做或不做某事”，是敲诈勒索行为的表现形式；俄罗斯刑法规定，敲诈勒索的行为只能是威胁，但其中包括以使用暴力相威胁。“实际使用了暴力的性质或者按第163条第2款第2项，或者按第163条第3款第3项定罪。”日本刑法对恐吓行为的手段围坐具体规定，判例和通说认为，恐吓除了胁迫之外，也包括没有达到抑制他人反抗程度的暴力。在以取得财物为目的而使用暴力的场合，区分本罪与抢劫罪的关键是看暴力的程度，如果暴力没有达到抑制他人反抗的程度，就构成本罪；反过来，则构成抢劫罪。[5]从以上各国规定来看，大多数国家都主张敲诈勒索罪的胁迫行为包括暴力行为，俄罗斯虽然将暴力行为排除在胁迫行为之外，但并没有将其排除在敲诈勒索行为之外。我国学界将暴力排除在敲诈勒索行为之外的通说，本人以为可能导致本该以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的行为按抢劫罪论处，从而导致重刑轻罪（抢劫罪的量刑比敲诈勒索罪重）。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探讨这个问题。被告人孙某和严某打听到张某在万某家打牌赢了钱，便想向张某弄几个钱花花。于是二人来到万某家楼下，把正在三楼打牌的张某叫下来，说：“听说你最近打牌赢了钱，借1000块给我们花花。”张掏出300元给孙严二人，表示不用还了。孙某坚持要1000元，张不从，孙即打了张一记耳光，严也跟着踢了张一脚，并要张某去其他地方借钱。张某即到三楼去借钱，孙、严二人站在楼下等着拿钱。（注：三楼万某家有一部电话和5名男子）不久，张某便从三楼下来，把1000元现金交给了孙严二人，孙、严二人当晚被公安局抓获。检察院以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孙、严二人的行为是以借钱为名，强行向他人勒索钱财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遂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刑。若依据我国理论界的通说，孙某和严某以借钱为名，并没有打算还钱，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对被害人张某实施了暴力行为（孙某打了张某一记耳光，严某踢了张某一脚），并当场取得了现金1000元，侵犯了张某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二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因此应当以抢劫罪论处。可是需要指出的是，张某虽然实施上实施了暴力行为，但这种暴力并没有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第一，孙某和严某只对张某实施了轻微的暴力，其暴力程度远没有达到抑制其反抗的程度；第二，张某答应去三楼借钱的时候，孙某和严某并没有跟着他上去，也就是说张某在此期间完全有选择不交出金钱的可能；第三，万某屋里有5名男子，如果真要反抗，未必不能成功，况且万某屋里还有一部电话，当时也完全可以报警。张某除了选择交付现金外，还是有很多其他选择的。抢劫罪要求暴力程度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此案中孙某和严某的暴力并没有达到抑制张某反抗的程度，所以以抢劫罪论处不当。二人的行为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论处，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由上可以看出，通常主张敲诈勒索罪的手段不包括暴力的，在判断暴力夺取财物的行为是否属于抢劫罪的问题上一般都主张暴力抢劫不要求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并当场夺取财物就构成抢劫罪；如果主张敲诈勒索罪的手段包括暴力，则又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支持抢劫罪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因此区分以暴力手段当场强取财物的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的标准是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如果达到了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当场取得财物的，则构成抢劫罪，否则就是敲诈勒索罪。另一种观点就是虽然主张敲诈勒索罪的胁迫手段包括暴力，但抢劫罪中的暴力程度不是以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为标准。因此， 区分以暴力手段当场强取财物的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的标准是是否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如果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就是抢劫罪，否则就是敲诈勒索罪。本人同意区分以暴力手段当场强取财物的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的标准是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但是，不能把抑制反抗的标准定得过于苛刻，认为只有被害人处于完全不能反抗的状态下，才是达到了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这样不仅易于宽纵罪犯，导致重罪轻刑，而且在司法实践也难以把握。 尾注：1、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825页2、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26页3、刘明祥著《财产犯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18－119页4、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27页5、刘明祥著《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93－294页 参考文献：1、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2、 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3、 刘明祥著《财产犯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 毕业 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 笔记本 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 方法 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论犯罪未遂 作为犯罪形态的核心，犯罪未遂一直是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司法实务认定的一个难点。在恢复法制20年间，产生了“构成要件（齐备）说”、“主观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等有代表性的学说。一、犯罪未遂的现论与实践概述“构成要件（齐备）说”以是否全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实具体犯罪构成的实行行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犯罪未遂的“未得逞”就是不齐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它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含义：从客观的方面看，“未得逞”是犯罪完成状态下犯罪构成应具备的要件未能齐备；从主观方面看，是犯罪分子希望完成犯罪和齐备犯罪构成全部客观要件即达到既遂状态的犯罪意图未能全部展开和实现。此说从语言分析角度讲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一些学者批评道：行为不齐备犯罪构成要件即不构成犯罪，也就谈不上犯罪未遂。其实，犯罪未遂的特征与未遂的犯罪构成不是一个概念，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完成形态以及未完成形态的犯罪的犯罪构成，都是犯罪的客体、客观、主体和主观这四个方面基本要件的有机统一体。未遂的构成要件本身并不缺乏任何要件，但缺少了某要素。有的学者还用公式作了一个更细致的说明，指出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基本构成要件并无不同，只是前者在客观方面的行为、结果和因果关系等的发展程度和实现程度上不同。“犯罪目的（实现）说”以犯罪目的的是否达到作为犯罪得逞与否的标志，认为“犯罪未得逞”的含义就是指犯罪目的没有达到。其中又有修正的目的说，主张以行为人追求的、受法律制约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得逞与否的标志，发生的为既遂，未发生的为未遂。“犯罪结果（发生）说”以犯罪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是否得逞即既遂未遂区别的标志，认为“犯罪未得逞”，就是犯罪行为没有产生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构成要件（齐备）说”被认为较合理地阐明了犯罪未遂的特征，几乎被各院校教材所采用，从而成为理论界通说。但随着犯罪未遂原理在分则具体犯罪运用研究的深入，这一学说受到新的质疑，从而产生了“构成要件充分展开说”和“实行行为达到目的说”。前者以构成要件是否充分展开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认为在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使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充分展开的，是犯罪未遂。后者以实行行为是否达到该行为的直接目的为标准区分既遂与未遂，认为在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后未能达到行为的直接目的的，是犯罪未遂。以上五种观点中的后四种，在理论界均有一定影响，但未能撼动第一种观点的主导地位。然而，今人奇怪的是，理论界对具体犯罪的未遂形态的分析，并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第一种观点，而实务界对具体犯罪的未遂形态的认定，由于实用主交的功种主义的影响，更是五花八门。由于制度、机制、法官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加之学术生产线出来的东西良莠不齐，我们不能奢望学理解释在短期内取得其在德国、日本那样的地位，但司法公正的呼唤、立法与司法已经提供的空间，都要求学术的自省、自律和自我发展。因此，梳理既有观点，分析其间得失，如有可能，再作出必要的推进，也是研究犯罪未遂问题应当进行的工作。二、对现有观点的梳理尽管学界对犯罪未遂问题的探讨一直未曾停止，但实际上通说的整体地位并未动摇，因为争论只是在局部进行。（一）关于犯罪未遂的概念关于犯罪未遂形态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以法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即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障碍，而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因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法定结果发生而未达既遂的情况作为犯罪中止形态，以区别于犯罪未遂。二是以德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即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行犯罪而未达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犯罪中止形态也包括在犯罪未遂形态中，认为只要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致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都是犯罪未遂。只是根据导致犯罪未达到既遂的原因，将犯罪未遂分为两类：行为人因意志以外原因或障碍而未达到既遂的，是障碍未遂；行为人因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而未达到既遂的，是中止未遂。我国现行刑法与旧刑法均以同样的文字，采用法国模式对犯罪未遂作了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一般认为，这是立法对犯罪概念所作的规定，称之为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概念。不过学者们更乐意采用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表述作为理论中的犯罪未遂概念。对此并无大的分歧，不过我认为：第一，刑法对犯罪未遂的规定，只是突出了犯罪未遂的主要特征，以形式逻辑的概念标准衡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至少，它缺少被定义项，外延也不周延；第二，由于犯罪形态尤其是犯罪的不完全形态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过失行为无“着手实行”可言，并且过失行为与间接故意行为一样，尚无分则规定的危害结果发生，则不构成犯罪，自无犯罪形态可言，因此，在犯罪未遂概念中应界定“直接故意犯罪”这一外延范围，才能使概念周延。（二）关于犯罪未遂的性质 犯罪未遂究竟是犯罪的一个阶段还是犯罪的一种状态？这是犯罪未遂的性质问题，对此，各国的规定和认识均有不同。由于受《苏俄刑法典》和前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我国八十年代的教科书几乎都将其作为犯罪阶段来研究，从九十年代开始则全部改称“犯罪形态”，至今为止，这一定论已无人再持异议。（三）关于犯罪未遂的分类犯罪未遂的分类，又称犯罪未遂的表现形式，或者说类理、种类，即以一定标准，把犯罪未遂分为若干类型。我国理论界通行的划分标准有两种，一是以危害行为是否实行终了为标准，将犯罪未遂分为实行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这种标准看似简单明了，但其自身建立的标准是什么，却引出了不同认识。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即有绝对的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前者主张，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以行为人自己的认识为判断标准；客观说认为，行为是否实行终了，是一个客观实际，故应以行为是否足以或已经危害社会为判断标准，后来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一般人对犯罪行为发展程度的客观认识为判断标准。这一概括，我认为有失准确，因为：第一，它不符合客观说主张者原义：第二，人的认识都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不因认识主体的多寡而改变其主观色彩。也就是说，认识是否客观，不取决于它是个人的认识还是一般人的认识。客观说还有“法律规定说”，主张犯罪分子已经实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行为的是实行终了，否则为未实行终了。折衷说主张，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按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艰苦既要考虑行为发展的客观情况，又要顾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此说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当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行为发展的客观情况不一致时，究竟考虑和顾及哪一端？修正的主观说在坚持主观说的基础上，对主观说提出了限制性条件，即“犯罪构成行为要件范围内的主观说”。其含义是“在法定犯罪构成要件所限定的客观行为范围内，行为是否终了，应依犯罪分子是否自认为将实现犯罪意图所必要的全部行为都实行完毕为标准。”折衷说昙说一现，未见产生什么影响；绝对主观说的提出者仍坚持原来的观点，并有一定影响。主观说从本质上讲是合理的，因为实行行为全文3页：
《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述评》
摘 要|：大学生违法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特点、犯罪成因、心理干预措施等方面入手，对当代国内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价。
关键词：大学生 违法犯罪 心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6-230-02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方面的转型期，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有十类共400余种，而大学生犯罪至少已经涉及其中的五类数十种之多，涵盖了政治、经济、刑事等各个方面。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发育已基本成熟，但他们的心理发展却相当不稳定，当一些心理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化解时，就可能衍生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内部心理特征
(一)认知特征
在认知特征方面，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低水平的认知相关。如韦庆辛(2005)认为，部分大学生的认识水平较低，对道德法纪的认识愚昧无知、观念糊涂，甚至到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地步，以至于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只是不够成熟和稳定才会导致犯罪。如裴涛等人(2009)认为，由于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无法合理地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现实社会的实践经验良好对接，导致自己的观点具有片面性、偏激性和局限性，在处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往往难以调控好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一旦出现犯罪欲求倾向，就变得难以抑制。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是由于其混乱的认知发展所导致的。教育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格局的激烈变动、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冲突、能力和社会期望值之间的冲突、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等，都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冲突和认知偏差。
(二)情绪情感特征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学生违法犯罪者容易急躁，遇事不冷静，好感情用事，不善于用理智去控制情感，对他人缺乏尊重和同情心，有遇事不顾后果的特点。例如，大学生违法犯罪者通常都缺少社会性情感，情绪体验低级、庸俗，有不良倾向的消极情感情绪(如嫉妒、愤怒)，自尊与自卑情感并存。另外，大学生的情感反应具有不稳定性和冲动性，其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变化多而且快，而冲动性则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困扰往往很大，无法有效、及时地缓解不良情绪，导致负性情绪累积，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强烈的交往需要与自我封闭的冲突也是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容易出现心理活动的闭锁性，表现为谨慎、疑虑、不愿坦露内心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有一种希望被人理解、与人交往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了自我封闭与渴望交往的矛盾，从而引起情绪、情感上的困扰。由于社会阅历浅，大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意志特征
现有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意志力薄弱对违法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尚未定型，当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时，意志力面临严峻考验，因此，被视为犯罪的“易感人群”。大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意志的两极性明显，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完成的意志活动，他们难以实现，显得意志力薄弱，在外界诱因的诱惑下，很容易使意志活动偏离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在实施反社会倾向的活动中，会千方百计地去排除主客观障碍，显示出顽强的意志力。另外，有学者认为，存在侥幸心理也是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姚岚(2001)在分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特点时指出，在这些大学生中，“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但由于自以为能够成功的侥幸心理占了上风，驱使他们为达到个人目的铤而走险”。侥幸心理是促使大学生犯罪意识“外化”的心理机制。
(四)个性和行为特征
自我意识的扩张，是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的重要心理特征。当个人意愿落空时，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大学生，往往会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其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有的大学生甚至会失去理智，对自己的行为不能以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进行调节与控制，从而实施犯罪。在违法犯罪的大学生中，存在三种类型的极端个性：虚荣型、暴躁型和抑郁型。虚荣型的人有过高的荣誉需求结构，虚荣心强，名利思想重，嫉妒心强;暴躁型的人性格急躁，社会适应性差，易和他人争执，比较容易酿成恶性事件;抑郁型的人性格内向、孤僻，沉溺于内心体验，过分敏感，有时会产生企图以外部的过激行为达到消除自己精神负担的行动。关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征，韦庆辛(2005)认为其具有模仿性、冲动性、凶残性、娱乐性、易变性、纠合性等特点，且大学生犯罪动机的产生易为外界诱因引起，具有不稳定、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情绪性、未被意识的特征。
(五)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者在变态心理的支配下会反复出现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大学生犯罪与人格障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大学生常见的人格障碍主要有偏执型、分裂型、爆发型、强迫型和癔病型，具有这些人格障碍的人通常难以与人相处，缺乏社会责任感，遇到困难总是不能合理归因，固执且好猜疑和仇视。由于大学生某些人格特征的极端发展，对其行为有很大的消极控制力，从而引发犯罪。同时，大学生的偏常行为也正是他们偏常人格的反映。例如，犯有盗窃罪的大学生一般具有贪婪、自私、虚荣和多疑等性格;暴力犯罪者则有易冲动、多疑、偏执、刻薄等心理特点。
二、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外部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和父母的教育对大学生的一生成长至关重要。大学生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成长，同家庭的关系甚为密切。个别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们的家庭有着直接的联系。家庭的过度溺爱、家庭成员关系及性格的负面影响、家庭不良文化氛围的影响等因素都是造成大学生犯罪的“家庭教育失误”。造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残缺、问题家庭和贫困家庭等。
(二)学校因素
学校在学生个性品行培养上起主导作用，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今社会中校园人文精神的缺失被认为是大学生犯罪最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根源。朱云和桂忠孝(1996)通过对入狱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引起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学校因素主要来自三组对立的矛盾：学生个性培养与人格塑造的矛盾、教学内容理念性与社会现实性的矛盾、教师职业崇高性与少数教师无为性的矛盾。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学校管理存在漏洞等因素，也会对大学生违法犯罪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社会因素
1.社会失范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原有的社会价值准则被破坏，不能继续控制和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成员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的指引，人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准确位置，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而引起不满情绪、挫折感、冲突以及越轨行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失范主要表现在局部的社会机构失衡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所带来的负向效应、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引发的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紊乱等方面。社会的失范，会让部分是非辨别能力较差且缺少社会阅历的大学生感到迷惘困惑、无所适从，从而造成部分失去规范约束的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偏差;同时，也减少了人们相互自然监视和彼此非正式控制的这种传统社会制约的可能性，增加了大学生犯罪的机会。
2.文化冲突
索尔斯坦·塞林(1938)认为，文化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冲突。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与部分社会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统一的，因此，两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纵向文化冲突和横向文化冲突。其中，纵向文化冲主要是指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冲突、学生文化与社会(成人)文化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包括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正统渠道的主流文化与社会亚文化的冲突等。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总是在文化冲突中进行错误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不同类型的价值选择导致不同类型的犯罪。
3.社会大环境的信息污染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尤其是作为信息传播主要渠道的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有意无意地传播大量包含暴力内容的信息，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诱导作用。媒体的扩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的极端心理问题，不仅会使处于青春后期期待别人关注的大学生对社会中出现的极端行为产生模仿与认同，也会让大学生以模仿社会中的某些极端行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失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尚存欠缺的学校管理和校园文化、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都会降低大学生的认同感。吴殿朝(2008)在其研究中引入了社会控制理论的“socialbond”概念，并将其译为“社会腱”，用以指代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国内大学生的“社会腱”由依恋、认同和信念三个因素构成。认同作为“社会腱”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同时存在于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环境链条中，但是，这一链条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因素却使大学生的认同降低，致使“社会腱”链条破裂，发生犯罪。
三、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干预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思政角度，强调对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学校教育。而真正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犯罪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目前并不多，主要散见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我调适和疏导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还比较滞后，从一定程度上讲，大学生的自我调适与防范是目前大学生避免因心理问题而导致违法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措施。曹国辉(2005)认为，大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自我调适和自我疏导：确立新的适合的追求目标;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与就业的压力;积极转移注意力，学会正确的自我宣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二)团体辅导
韦志兆(2010)基于犯罪心理的人格诱因，强调了团体心理咨询技术在大学生犯罪心理预防与矫正中的应用价值。在团体心理咨询中，他将61名同学分成5个小组进行自信心培训。团体活动前后对学生进行16PF人格因素量表测试，将测量得分进行前后比较，结果显示，活动前后成员自信状况差异显著，团体心理咨询对成员人格因素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他进一步提出，可以充分利用团体心理咨询的形式为大学生在不同时期的成长需要和面临的问题与挫折提供服务，促进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矫治人格偏差。
(三)人格矫治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人格障碍者，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支持疗法和认知疗法进行矫治。
四、总结与展望
犯罪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它融汇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监狱学等学科的知识，对做好犯罪预测和预防，搞好社会综合治理，提高对罪犯监管的效果等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犯罪心理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摘要 加强犯罪心理学研究为治理犯罪提供理论价值基础，在治理犯罪以及刑事一体化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近些年来，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与成果，但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弊端。本文首先阐述了犯罪心理学研究在治理犯罪及其刑事一体化的作用，然后对我国犯罪心理学的发展及其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定位等若干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 犯罪心理学 犯罪 刑事
犯罪心理学研究就是为了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中的犯罪问题而去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过程。是一门介于犯罪科学与心理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犯罪心理学科学研究具备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研究对象复杂、异质性大;二是研究更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三是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和独特性更大。具体说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犯罪人、一般违法人、虞犯、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揭露与惩治犯罪的有关人员以及监管矫治罪犯的人员等几种人的心理和行为。近些年来，我国对犯罪心理学基础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以及司法实践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为犯罪心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理论基础，但是我国犯罪心理学研究在发展中仍存在的一些不足。犯罪心理学研究必须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
一、犯罪心理学研究在治理犯罪及其刑事一体化的作用
大量的犯罪与对策心理问题存在于治理犯罪过程或者刑事活动中，譬如犯罪心理产生与形成原因及其心理发展变化过程，不同类型犯罪人的心理特点等，犯罪心理学能够将与犯罪有关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心理科学的理论、 方法 以及成果，全方位的协助和支持治理犯罪及其刑事科学、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在犯罪的治理及其刑事一体化中作用甚大。
(一)犯罪心理学研究能够为实现刑事一体化奠定心理科学基础
犯罪活动与犯罪的治理与社会多方面因素有关，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因此，对犯罪活动进行科学有效地治理，从刑法的内部与外部关系之手，实现刑法运行的内外协调，实现刑事一体化，就必须综合分析与研究与犯罪活动相应的各类心理因素以及问题，认真探究因与罪、罪与罚、罚与效的因果关联，使刑法运作具备客观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达到全方位协调的最佳状态、刑事一体化最佳效应的目的。同时，犯罪心理学研究注重犯罪及其治理具体心理因素和问题以及相关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犯罪活动心理因素和问题能够进行综合、动态以及系统地分析，为有效治理犯罪，实现刑事一体化奠定了心理科学基础。
(二)犯罪心理学研究能够提升治理犯罪以及刑事立法、司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
犯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犯罪本源当然是指犯罪产生的根本来源，是指不同历史条件下犯罪产生的共同原因、根本原因或本质原因。对犯罪本源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有助于探讨犯罪的原始性、本质性、普遍性、偶发性以及随机性，对建立科学的犯罪学基础理论意义十分重大。而犯罪心理学研究以犯罪现象与犯罪行为本源为基础，对犯罪心理的产生与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同时依据不同类别的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以及特点进行科学深刻地揭示与掌握，对犯罪活动现象与犯罪行为能够正确区别与认识，为犯罪人处置以及 教育 改造 措施 提供心理科学依据。刑事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法学界发展的基本思路，犯罪心理学的研究通过科学的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犯罪预防提供心理标准，有利于它们自身研究的提升，从而提升了治理犯罪以及刑事科学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为打击犯罪与改造罪犯提供了理论与措施选择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的课题主要有犯罪心理结构、犯罪心理结构成因、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不同类型犯罪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犯罪对策的心理学问题等，通过对这些课题的分析研究为犯罪的侦查与起诉，为打击犯罪与改造罪犯提供了理论与措施选择，对提升与增强犯罪治理与犯罪刑事司法的科学与有效性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犯罪心理学的发展及其存在的弊端
犯罪心理学在我国的传播比欧美国家晚。我国在历史上有过犯罪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包括犯罪心理形成原因、犯罪心理预防以及审判心理的探讨，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一门系统的独立学科，直到20世纪30年代，犯罪心理学才有西方国家传入到我国，但是由于历史原理，犯罪心理学发展缓慢，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犯罪心理学学科才与心理学分支，在短短三十年内获得了迅猛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弊端，尤其是在实践应用研究方面问题突出。一是我国心理学研究虽然在揭露、发现、证实和打击犯罪、有关刑事立法以及刑事司法上等基本理论问题有所建树，但是关注与投入欠缺，致使犯罪心理学这门学科整体研究的广度、深度不够，应用性与可操作性更是不足;二是犯罪心理学在研究时，出现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导致一部分人出现认识偏差，片面的认为犯罪心理学的价值和作用主要是学理，失去了具体实践功用;三是研究犯罪心理学的一部分人缺失必须应有的心理学基础理论知识，不能敏感分析出犯罪及其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不能将犯罪现象或者犯罪本源上升到心理学的认识与揭示的高度;四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一部分人不能充分了解与研究刑事法学等相关刑事学科及其司法实践，难于将心理学理论知识与有关刑事学科以及司法实践进行融合。
三、犯罪心理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明确犯罪心理学学科性质与定位
犯罪心理学研究既要为刑事科学以及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犯罪的预防提供着心理科学的理论依据，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着具体的方法与技术，同时能够在刑事司法中具体的方法、技术体现，并能够应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以及罪犯心理和行为的矫治等环节，使其兼备了学理和具体方法、技术两个方面的功用。从以上犯罪心理学的功能看，犯罪心理学应该是是刑事科学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是刑事科学中的一门实际应用学科，是介于刑事科学和心理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必须明确其学科性质和定位，大力增强基础理论研究与提高学科理论水平，加大研究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使犯罪心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研究解决犯罪及司法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上下功夫，从而发现与探索新问题与新方法，不断开创新领域，充实和丰富犯罪心理学的学科研究。
(二)掌握犯罪心理学研究发展方向
我过犯罪心理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犯罪心理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犯罪心理学研究结果的应用性和普遍适用性，强调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研究不但应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还应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其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手段也不断体现科学性的特征。正逐渐形成完整的、独特的犯罪心理学学科体系与专门的研究方法，系统化的犯罪心理学的学科知识结构已有雏形。犯罪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如果脱离应用就毫无价值，就失去自己生存的价值，因此，犯罪心理学的发展不能搞理论上玄而又玄的所谓“创新”，甚至出现连专业人士都看不懂，既不需要实证、又无实用价值的空谈理论。因此，犯罪心理学应该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一是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中开展犯罪心理学研究;二是开展犯罪心理学方法论的研究;三是 总结 回顾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几次争鸣的意义;四是以应用为本，以服务于司法实践为目的，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五是加强犯罪心理学基本理论的建设，夯实理论基础;六是加强对现实犯罪问题的心理学研究，使之紧密联系实际;七是加强对犯罪侦查心理、犯罪人心理矫治、犯罪心理预测的研究。
(三)增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综合性研究
近几十年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表明，犯罪心理学学科不能够完全准确地解释和预测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现象的发生及其规律，必须在犯罪心理学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主要方法开展研究，才能对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活动的规律释义明晰。因此，犯罪心理学必须增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综合性研究。一是加大对犯罪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内的各分支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从各分支学科角度去分析讨论罪犯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矫治的措施和方法，让犯罪心理学融入到心理学各分支学科间形成的动态化体系结构中，达到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目的，从而促进犯罪心理学的发展;二是增强犯罪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外的诸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犯罪心理学研究必须以心理学领域外各学科的知识结构为基础，其分析研究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生理学、社会学、 文化 学的发生机制，从而全面掌握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能够从多学科的角度来解释、分析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产生根源。
(四)增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多元化与现代化研究
当前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逐步走向科学，并不断完善，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研究也应该走向多元化。一是运用多种方法研究和分析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二是在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实验设计;三是注重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犯罪心理学研究手段和技术越来越先进，犯罪心理学研究也要融入现代化，譬如录音、录像、照相设备以及各种专门的现代化研究仪器，信号发生器、面部表情测试仪、自动记录仪、眼动仪、测谎仪等都可以为犯罪心理学研究服务。
总之，犯罪心理学不断的发展进步，其研究方法逐步走向科学性与实用性，对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理论能够科学描述、解释、预测以及控制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从整体上为社会控制减少犯罪服务。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正以独特的方式冲击着青少年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更吸引了许多青少年网民的加盟。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负面影响日趋凸现，许多青少年由于痴迷网络带来的刺激和欲求，导致了许多不良社会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引起了学校.家庭.社会的普遍焦虑和关注。网络，已经成为诱发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青少年;网络犯罪;心理预防
一、青少年网络犯罪的现状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发展中心第15次调查 报告 显示：截止2004年底止，我国网民9400万，其中24岁以下的网民占全部网民的。日前，上网已经成为青少年的一项重要业余活动。由于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的不良信息，从而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另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当前在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中，与网络有关的已经占到80%-90%，其中被害人以青少年居多。网络，已经成为诱发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网络对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
互联网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对青少年性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互联网上各种色情信息泛滥，加上青少年心理发育未成熟，如果缺乏有力的指导，对青少年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诱导，诱发其实施性犯罪行为。近年来国内的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暴利，纷纷效仿，色情网站应运而生，大肆传播色情影视.图片.文学作品。这些色情文化极大的腐蚀了青少年的灵魂，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整日沉迷于对色情世界的幻想，进而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对青少年暴力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互联网上暴力内容，特别是网络暴力游戏，暴力影视，很容易使青少年产生暴力犯罪心理。暴力内容的游戏对于一个心理尚未发育成熟，辨别力差的青少年来说很受青睐，在游戏中心理变异，他们模仿暴力游戏致使犯罪。网络给人们一个自由发展的虚拟空间，但是一些存在心理压力的人变的无所顾虑，在网络上随意宣泄自己的情绪，青少年更是如此。由于网络上恶语攻击他人不用负责，青少年在网络 游戏中便用这种言语的攻击.谩骂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这样以来使得矛盾尖锐化，把虚拟世界的矛盾演绎到现实生活中，引发犯罪行为。
三、青少年网络犯罪心理原因分析
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综合症”的高发人群，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叮分校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至少有14%的在校学生符合网络成瘾的标准;而在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也日趋严重。据民盟北京市委提交的报告，北京市中学生网络成瘾者有13万多人，占。由于青少年形成的网络成瘾及而引发违法犯罪行为的心理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网吧对青少年的影响
目前，网吧的消费群体绝大部份是青少年，因此网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他们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是网吧顾客成份复杂，社会闲杂人员较多，打架斗殴等治安案件屡有发生，到网吧上网的青少年人身安全容易受到威胁。二是各家网吧均有不同程度的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的违规行为，有的还超时限营业，容留部分沉溺网络的青少年“上通宵”，甚至为其提供食宿，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极其有害。三是网吧经营者对上网消费者的网络行为管理不力，对个别人员的不良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采取默许态度，为青少年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四是个别网吧采用下载有色情和暴力内容的图片和电影等违法手段吸引顾客，严重毒害了青少年的心灵，败坏了他们的道德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青少年违法犯罪。
(二)青少年自身因素的影响
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和世界观、人生观形成阶段，思想认识上渐趋成熟，敏感好奇，喜欢模仿，涉世不深，易冲动，缺乏理智，自我约束能力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旦受到来自外界不良思想、文化和社会丑恶现象的影响，容易在理想、信念上产生动摇，好逸恶劳、爱慕虚荣、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容易沉迷于暴力、色情等感官刺激的缺点充分暴露出来，只图一时满足，盲目冲动，不计后果，以致走上犯罪道路。
(三)“技术崇拜”导致网络犯罪
在网络已覆盖我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青少年对高技术高智商存在某种程度的盲目崇拜意识。在广州大学生最钦佩的四位人物中,比尔.盖茨位于周恩来、邓小平之后,名列第三。青少年群体对技术的追求,对“知识英雄”的崇拜,有利于我国信息化技术人才的培养。但是,青少年对技术的过度崇拜,容易造成对道德修养的偏废,认为个人素养无足轻重,只要学好技术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思想从青少年对于黑客的态度上就可以略见一斑。许多青少年认为黑客是“侠客”,是“能人”,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四)家庭方面的原因
美国犯罪社会学家戈夫指出，“家庭在青少年犯罪中扮演关键角色是在对越轨行为研究中最瞩目和最经常重复的发现。每个人社会规范的接受、价值观念的形成、生活目标的确立、行为方式的养成、生活技能的掌握和社会角色的培养等，最初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2】父母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家庭环境和家长的言行、品行及教育方法，对青少年的心理、品德、 爱好 和思想的影响至关重要。有的家庭父母不和，有的父母离异，有的教育方式不当，管理不善，也是导致青少年网络犯罪原因之一。
四、青少年网络犯罪的预防与对策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开辟和建设青少年网站，占领网上思想教育阵地。
江泽民同志曾说过：互联网是开放的，信息庞杂多样，既有大量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互联网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迫切需要共青团组织在占领网络阵地方面做出努力。团中央书记周强提出了“把团旗插上因特网”的 口号 ，倡导各级团组织积极构建青少年网上教育服务阵地，把更多的青少年吸引过来。建立青少年网站，通过学习、就业、交友、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青少年感兴趣的、能切实为青少年服务的形式，服务青少年、凝聚青少年，从而吸引青少年的“眼球”。
积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网络观”。
青少年上网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不可能将青少年与网络彻底隔离开，否则会与西方青少年形成数字鸿沟。青少年对网络的热情就像奔涌的洪水，使我们难以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强行限制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人上网。既然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禁止青少年上网，我们能做的就是想办法把他们引往正确的方向，避免他们误入歧途，确保给青少年一片纯净的网络空间。
加强专门机构和人员建设。
虽然我国的20世纪80年代初就成立了处理电脑犯罪的管理部门——公安部计算机监察司，但我国的“网络警察”无论从数量、整体素质方面来看，都与现实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专门机构建设中居然没有针对青少年网络犯罪的专门机构和人员建设，这对青少年网络犯罪的预防和打击是十分不利的。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桂华,吴绍琪; 论计算机 网络技术 对犯罪心理学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影响 [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7年06期; 109+111
【2】、陈君华 周重阳; 沭阳：网警成了“香饽饽” [N];人民公安报;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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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例分析论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论文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对于人类整体认识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例分析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例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破坏了资本市场的秩序，同时，一旦被发现，将会大大降低公司的价值。而财务造假的最根本原因是公司治理存在缺陷。鉴于此，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以万福生科这一创业板造假第一为例，对其造假手段和造假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剖析，进而提出防范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对策。
【关键词】 财务舞弊；公司治理；万福生科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5-0064-03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资本的趋利性也渐渐显现出来。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出现了一连串的财务造假案，如之前的深圳主板上市公司“银广夏”造假案，以及中小板上市公司“绿大地”造假案。这些上市公司的造假案使投资者蒙受了巨额损失，损害了他们对上市公司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信任。虽然我国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不断加强，但是仍有部分公司受利益驱动，使用各种方法进行财务造假，2012年8月发生的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成为创业板造假第一股。
二、案例背景介绍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成立于2003年的湖南省桃源县湘鲁万福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9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为300268，股票简称“万福生科”。主要从事大米结晶葡萄糖、大米高蛋白、高麦芽糖浆等淀粉糖系列产品生产、销售，是稻米深加工副产品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企业。
在上市不到一年的时间，万福生科就被曝出财务造假。在2012年半年度报告中，该公司虚增营业收入18800万元，虚增营业成本14600万元，虚增净利润万元，前述数据金额较大，且导致该公司2012年上半年财务报告盈亏方向发生变化，情节严重。因此万福生科被湖南省证监局立案调查，并于2012年11月22日被深交所公开谴责。随着案情的进一步发展，万福生科上市之前的造假行为也浮出水面。根据深交所2013年3月15日对万福生科做出的公开谴责，公司2008—2011年期间存在财务数据虚假记载情形，累计虚增收入74000万元左右，虚增营业利润18000万元左右，虚增净利润16000万元左右。其中，2011年度公司虚构营业收入280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万元，虚增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分别占公司已披露2011年财务报告中三项财务数据金额的、和。经对上述虚增数据进行调整后，公司2011年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额分别为27300万元、万元和万元，与公司披露的相关财务数据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13年5月10日，万福生科的财务造假案有了最终结果，证监会对万福生科涉嫌欺诈发行及相关中介违法违规案进行了正式通报，并对相关人员做出了处罚。
三、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手段简析
一般情况下，公司财务造假的结果是营业收入和利润的虚增。根据会计上三个财务报表的勾稽关系，利润表中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加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资产的增加。根据万福生科的公告，其具体的造假手段主要有虚增应收账款、虚增预付账款、虚增在建工程等。
（一）虚增应收账款
根据万福生科《关于重要信息披露的补充和2012年中报更正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显示，2012年上半年的应收账款净额由原来的12830万元更正为41250万元，虚增了近876万元。另外，报告显示。前五大客户发生了很大变化，如表1显示，更正前应收账款的前五名客户在在更正后的前五名名单中并未出现，并且，前五名客户的应收账款总额由512万元减少到164万元，说明其应收账款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包括伪造销售合同、虚拟销售业务等。
（二）虚增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是指买卖双方协议商定，由购货方预先支付一部分货款给供应方而发生的一项债权，但实际上，万福生科的这些预付账款并非都与真实交易挂钩。万福生科2011年年报上显示预付账款为10700万元，而实际更正后的金额为万元，虚增预付账款达1070万元。根据《公告》显示，2012年6月底的预付账款更正后为万元，而实际为万元，虚增了万元。万福生科通过虚假的交易，将公司的资金支付给粮食经纪人和农户。而事实上，一方面大部分的资金转移到了自己控制的银行账户，然后通过销售回款的方式收回资金；另一方面，随着工程的进一步开展，预付账款可以转向在建工程，从而达到了虚增在建工程的目的。
（三）虚增在建工程
通过在建工程达到虚增收入和利润是万福生科最为高明的手段。因为在建工程还处在建设中，具有隐蔽性，不像应收账款那样容易被察觉。《公告》显示，2012年6月底，在建工程虚增8036万元。其中，项目虚增金额较大的项目如表2所示。供热车间改造工程、淀粉扩改工程和污水处理工程三项工程总共虚增了7500万元。
四、万福生科财务造假原因分析
万福生科财务造假的发生表明其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公司内部权力的划分，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结果，三者各司其职，互相制约。但是，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的现象较为严重，大股东控制了董事会和经理层，同时，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内部监督被抑制，从而导致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股权结构高度集中
万福生科是典型的一股独大型企业。根据2012年年报显示，龚永福和杨荣华分别持有公司的股份，而二人为夫妻关系，因此共持有公司的股份。这种高度集中型股权结构使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龚永福夫妇二人。在缺少股权制衡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就会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公司的重大决策完全根据他们的意志来决定，使得内部控制制度形同虚设，从而实现操纵利润、利益私人化的目的。关于万福生科2012年半年报的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万福生科也认为是因为内控松懈，内控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另外，公司实际控制人龚永福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这一“两权合一”的公司治理结构破坏了董事会和经理层监督与被监督的机制。董事长（经理）掌握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实际上就是经理层的自我监督，这一现象容易造成财务造假。
（二）独立董事不“独立”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决定了董事会的监管效率，因此，我国在2001年推出了独立董事制度。由于独立董事比一般的董事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所以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后，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也就有了保障。然而，我国的独立董事大多流于形式，大部分的独立董事只是兼职，根本不会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公司的事务上。据万福生科2011年年度报告显示，三名独立董事均参加了2011年公司召开的6次董事会，没有对万福生科财务造假行为发表任何独立意见。邹丽娟作为三名独立董事中唯一一名专业的会计人员，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实务经验较为丰富，对于公司造假行为不可能一无所知，说明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独立性，或者没有尽到自己的监督职责。另外两名独立董事单杨、程云辉分别是农业、生物领域的专家，说明万福生科选择行业专家作为独立董事，更多是把独立董事当成顾问，而不是监督者。因此，万福生科独立董事并没有发挥其独立性，未能发挥制衡董事会、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作用。
（三）审计委员会失效
审计委员会大多是由独立董事构成，而且成员中必须具备会计及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审计委员会作为重要的内部控制机制，对于公司内部的会计行为及披露的报表有较强的监督职能。然而，当万福生科出现较为严重的财务造假行为，审计委员会仍然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设计及执行情况。很显然，公司内部审计没有发挥正常作用，审计委员会对重大信息披露也未进行有效的监督，可以说万福生科审计委员会功能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
五、万福生科财务造假的启示
根据以上的分析得出，万福生科财务造假归根结底是其公司治理存在的缺陷，内部控制制度失效，为此，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防范财务造假行为的发生。
（一）优化股权结构，降低大股东持股比例
股权越集中就意味着控股股东对公司的会计行为的约束能力越强。在此情况下，控股股东所受的约束力较低，为了一己私利，对会计信息作出虚假披露，从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为此，可以逐步降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加机构持股、社会公众持股比例，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股权分散、大股东相互制衡的局面，建立有利害关系的股东表决权除权制度，从而防止大股东滥用表决权。
（二）完善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制度
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的重要治理机制，其独立性至关重要。如果控股股东掌握了董事的任免权，则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将受到破坏，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也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的作用，可以实行控股股东及其派出的董事强制性表决回避制度，由中小股东提出自己的独立董事人选，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另外，对于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的运行效率也要加强监督，避免形式主义。
（三）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
股权高度集中情况下，如果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个人，则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的利益高度一致，管理层为了自身的利益，所作出的经营决策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公司治理模式使得决策不会受到异议。在此情况下，经理层就很容易滋生会计造假风险，从而侵占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建议董事长和总经理由相互独立的.两个人担任，从而实现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的内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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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万福生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福生科”）是湖南省常德市的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稻米精深加工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于2011年9月27日在创业板上市。2012年9月14日，公司发布公告称因涉嫌违反相关证券法律法规而被证监会湖南监管局立案调查。9月18日，万福生科发布公告称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其股票从第二天开始停牌。10月25日，万福生科发布《关于重要信息披露的补充和2012年中报更正的公告》（简称《补充更正公告》），承认其在2012年半年度报告中虚增营业收入亿元、虚增营业成本亿元、虚增净利润4 万元，进而使得公司2012年上半年利润总额由盈利2 万元变为亏损1 万元，减少了，此外还未披露公司上半年停产事项。2013年3月2日，万福生科发布自查公告，承认财务造假。至此，万福生科成为创业板造假第一股。
二、舞弊手段分析
一般情况，企业财务造假的结果是营业收入和利润的虚增。根据会计上三个财务报表的勾稽关系，利润表中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加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资产的增加。根据万福生科的公告，其具体的造假手段有虚增应收账款、虚增在建工程、虚增预付账款等。
（一）虚增营业收入
万福生科的主要经营项目是销售大米、麦芽糖等多种农副产品。伪造绝大多数产品的实际销售收入，相比正常售价的四五倍以上，由此所伪造出的销售收入是真实销售收入的一百倍以上，甚至有些产品并没有实际销售额，凭空捏造销售行为的存在。糖浆的实际营业收入为万元，虚假报告则表示营业收入为万元，虚增万元;麦芽糊精营业收入为0元，虚假报告则为万元，虚增万元;产品实际营业收入为万元，虚假报告为万元，虚增万元。
日前，万福生科发布2012年年报，公司去年亏损341万元。尤为蹊跷的是，尽管去年上半年生产线大面积停产，下半年又遭遇造假危机，万福生科全年却实现了亿元的营收，同比增长。“在造假东窗事发，销售大受影响的情况下，万福生科去年下半年还实现了亿元的营收，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业绩的真实性。”由于万福生科造假事泄，带来产业链上下游生变：上游供应商趁机提价，使得公司营业成本大增;下游客户则减少采购万福生科产品的数量，或是要求公司降价供货，公司产品销量已有明显下滑。
此外，更正前应收账款中金额前五名在更正后3名未再出现，且更正前前五名应收账款合计金额达万元，比实际情况万元虚增了万元。说明应收账款存在严重造假行为。据调查，万福生科在销售合同中披露的与华源粮油经营部签订的两份合同，与傻牛食品厂签订的三分合同经两家企业老板及老板娘表示均不存在;而亿德粮油贸易行所有人黄德义与万福生科控股股东为亲属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存在伪造销售合同，虚拟销售业务等行为。
（二）虚增预付款
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中不仅包含工程款，还包括日常经营产生的款项。但是，万福生科的应付账款很少，2012年上半年末仅为763万元，可以忽略不计。至于预付账款，除2011年末外，金额也一直不多，2011年末，万福生科的预付账款比上年末增长了，对此，公司方面的解释是，“主要原因系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面启动，增加预付设备款项所致。”问题是，既然上半年末预付工程款理应减少，报表上预付账款却为什么还增加了许多？有人解释为日常经营活动中预付了很多采购款。然而，从历史数据来看，万福生科日常的经营活动产生不了太多的预付账款，从2011年上半年末预付账款同样不高来看，也不存在导致预付账款猛增的季节性因素。事实上，根据招股说明书，2011年上半年末预付账款中预付经纪人（原材料）采购款仅为955万元。
（三）虚增收入及利润
通过进行关联方交易，利用关联方虚构销售，通过销售定价差异，达到转移利润或虚增利润的目的。在万福生科的财务造假案中，出现明显地关联方交易造假行为。报告显示，湖南省傻牛食品厂、怀化小丫丫食品，贡献收入都在1300万元左右，但在更改后的`报告中，这两个公司已经从前五大客户名单中消失：湖南祁东佳美食品和津市市中意糖果公司贡献的收入分别为万元和万元，更改后变为万元和万元。
万福生科在外部设立大量虚拟供应商账户，这些账户的主人是一些真实存在的粮食经纪人，但实际由万福生科控制。通过预付款形式将自有资金转入这些账户，再从中提取现金或其他方式转回，构成销售回款，造成销售规模增加，从而虚增营业利润。
万福生科私刻客户假公章、编造销售假合同、虚开销售发票、编制银行单据、假出库单等一系列造假工序的配合，让虚增销售收入看起来合理，甚至到税务部门为假收入纳税。
虚增利润及收入，需要与“资产”相对应。万福生科在造假过程中选择了虚增“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项目，它的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还在建设中，降低暴露的风险，至于预付账款，是否实际发生有待查证，也许实际上是将资金过账又转回。
三、万福生科财务造假的信号分析
半年报中，企业营业总收入达232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而营业利润以及利润总额分别只有2554万元和287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和-16%。而2011年年度报告中，企业营业总收入比2010年年度增长了，营业利润增长，利润总额增长。同为一年时间，营业利润与利润总额的波动非常之大，引人怀疑。
企业存在大量预付账款，均为“预付工程、设备款，工程尚在建设中”，而对应的客户均为个人，无法查实。
企业在建工程项目金额比2011年底增加了许多，但半年内完工程度却很低。供热车间改造工程完工程度只有50%，污水处理工程完工程度只有2%，此外，从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2011年6月的在建工程的情况来看，并没有污水处理工程这一项目。那么，半年报中这个项目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了。淀粉糖扩改工程，2012年半年报较2011年年报在投入金额增长了倍后，工程进度反而由90%降低到30%，而在2012年年报中则根本没有提及淀粉糖扩改工程，该工程是否存在或者已经完工不得而知。
四、财务舞弊启示
财务造假案件频频发生，不得不引起重视。更重要的是，财务造假并非一时速成的，长时间的运筹帷幄必然会有蛛丝马迹可循，我们必须反思如何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料以及风险导向的审计模型，及早发现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在万福生科的案列中，伪造了大量银行凭证，在之前问题没有暴露与审查相关凭证票据不严有必要关系。因此，审计中应该重视相关企业原始凭证等的审核。万福生科属于高科技行业，而且是地方政绩企业，对它的行业背景，上市程序，资金支持，技术研发都是关键的审计突破口。也许要加强实地走访获取直接证据，对于以销售为主的公司，其与客户之间的联系也是相当紧密。因此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其各种业务的真实性，可以进一步预防和发现造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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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金融经济学方面和证券有关的论文题目：1、我国金融业综合化经营与监管问题探析2、中国股指期货投资的风险管理3、中国股指期货推出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4、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所要求的经营环境研究5、股权投资基金研究6、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评价研究7、认股权证定价的实证研究8、股指期货交易策略研究9、物流金融发展研究10、黄金市场投资策略研究11、高新技术企业融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12、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研究13、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关系研究14、中国股票市场“政策市”表现及原因探析15、股票发行制度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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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犯罪论文开题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课题背景和意义：单位犯罪的发生越来越多，对企业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本文旨在分析单位犯罪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企业风险控制的重要性。2、文章目标：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单位犯罪原因和风险控制措施，帮助企业预防和避免单位犯罪。3、文章方法：本文将采用实证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和理论分析；4、 参考文献：本文将引用相关学者对单位犯法问题的相关理论以及实例。
二、西方犯罪学的发展经验历时百余年的发展与完善，西方犯罪学已然形成一个由众多学派、理论学说及研究成果所组成的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对于我国来说，西方犯罪学的发展经验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视野广阔与学说繁多从整体与宏观的角度上看，西方犯罪学最为鲜明的特色在于学派众多、学说林立，而学派众多与学说林立皆源于西方学者考察犯罪问题视野的广阔。西方学者不单纯将犯罪视为一个法律问题，还在更为广阔的道德、宗教、社会、自然环境、风俗习惯、教育、心理、气候、人口、文化、生物、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考察和分析犯罪问题。由于犯罪学的研究者具有不同学科的研究背景和学习经历，以致西方理论整体上呈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方犯罪学理论以广阔的研究视角和繁多的理论学说极大地加强了犯罪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策略研究，促进了犯罪学学科的完善和成熟，推动了犯罪治理实践工作的开展，扩大了犯罪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实践中的积极影响。可以说，西方犯罪学的演进史就是西方犯罪学的学术流派更迭史、理论学说争鸣史。在这一过程中，犯罪学的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犯罪学的知识资源不断向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拓展、不断将犯罪融入到人类社会生活中进行理解，犯罪学的思想在反思与批判中不断趋于智识化和理性化、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犯罪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断更新。犯罪学通过学派与学说之争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与犯罪有关的知识，可以说，犯罪学的进步就是犯罪学学派与学说之争的结晶和产物。[2]80（二）科际整合与方法丰富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科际整合研究模式在西方犯罪学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科际整合的犯罪学研究乃指由一群来自各种与犯罪问题有关学科的研究者所组成的彼此能够协调而相互整合的‘科际工作组’，从事犯罪的实证研究。”[3]105西方学者往往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医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作为整合研究的支柱开展研讨。这些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一步拓展了犯罪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人们对犯罪问题的认识。科际整合的研究模式并非是犯罪学与其他学科的简单联系，而是建立在单个学科充分专业化基础之上的，学者对单个学科的充分掌控是科际整合开展的前提与基础。故此，西方犯罪学所强调的科际整合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单个学科充分专业化基础上的跨学科研究。同时，科际整合必然意味着犯罪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和丰富。从当代西方犯罪学研究看，科际整合模式与多元研究方法已然成为西方犯罪学界的一种学科通识。（三）多元的犯罪原因论与综合的犯罪预防论西方犯罪学发展初期，受各方面认识的局限，对犯罪原因的解释往往是一种一元的犯罪原因论，即相关理论往往只在某一方向上发展，并试图用单一方面的理论对犯罪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由于这些一元论的解释理论之间常常彼此矛盾，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过于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又不能全面说明犯罪现象，同时从各个角度探讨犯罪的多元犯罪原因论得以出现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在多元论的犯罪原因探讨中，学者们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各个角度探求与犯罪发生的关系，以致“多元论”的范围日益扩大。与这种原因解释的多元化相适应，在犯罪预防上也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即将刑事控制模式、心理治疗、医疗模式和以改造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模式同时应用于司法实践领域。在西方早期的犯罪学研究中，相对于犯罪原因的研讨，犯罪预防是受到冷落的。20世纪以来，犯罪预防的理念、措施越来越受到西方各界的重视与运用。事实上，犯罪预防理论进入犯罪学的研究视野并日渐受到重视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犯罪学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是犯罪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内在需要。只有将犯罪学研究的重点放到犯罪预防上，犯罪学这一学科才能获得其动力和活力。
大学生犯罪心理论文篇三 《试论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变量因素》 大学生犯罪现象，不论是从犯罪数量上，还是从犯罪性质上，都呈现出一种愈来愈严重的态势。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此问题，学术各界分别从各个方面予以研究。但这些研究只是从已经犯罪的大学生身上寻找相关原因，并不具备代表性且对预防这一类犯罪没有多大裨益;其次深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孤立地从现象本身去分析，而忽视了其内部存在的联系;最后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影响也较为局限。 基于这一问题，笔者仔细分析了近些年来发生的大学生犯罪案件，发现这些案件虽然起因各异，行为和犯罪性质有很大的差异，但掩藏在这些现象深处的是共同的犯罪心理所起的关键作用。笔者认为从普通大学生着手调查这些可能诱发犯罪的关键的犯罪心理存在的现状，分析造成这些心理产生的原因，能进一步研究出大学生犯罪的成因，对大学生犯罪的进一步研究更为有益。 基于这一目的，笔者从多个地区的普通在校大学生中共采取样卷147份。调查方法采用国际上比较权威的EPQ人格测试法，这种方法能测出相关的不正常性人格，即称为典型性人格。而这种典型性人格在一定条件的诱发可以进一步发展为犯罪人格而倾向于更易犯罪。通过进一步调查比较，发现在人格、环境与犯罪心理形成之间存在一个类似三角形的紧密联系，笔者将之命名为“三角形理论”。 一、“三角形理论”之横轴――环境对人格的影响 人格即人性，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它是在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个人的生活实践逐渐形成的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社会实践 对人格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社会实践即指一种社会环境，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的社会环境是指社会经济环境、社会 文化 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等，微观的社会环境是指家庭环境、校园环境等。其中，影响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微观的社会环境，因而本文着重从微观的社会环境因素来体现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作用。 (一)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是指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整个过程中最为紧密的一种环境。笔者认为，大学生一般已成年，其心理方面已较为成熟，故而早期的社会环境例如家庭环境在其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应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数据发现也确实如此。家庭环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残缺家庭 一般来说，理想的家庭应该是父母双全。残缺家庭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家庭，父母双全但长期未与子女在一起生活的家庭等等，残缺的家庭结构会使得亲子关系遭到破坏，子女从小易受到心灵的创伤，爱与被爱的需要可能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容易导致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人格的形成，反映在犯罪上便是一种倾向于犯罪的类型。据调查，残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占典型样表的，但据一项关于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生活在破碎家庭中由此可见，残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更易形成不良人格，违法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同时，因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造成的双亲不全，比因自然死亡造成的双亲不全， 对子 女的消极影响更大。因为孩子所面临的不仅是有缺陷的家庭，还可能面临的是相互矛盾的教育，和被父母一方抛弃的感受，因而其心理创伤往往更为严重。 2. 情感缺失 父母对子女的抚育不仅仅只是提供物质条件而已，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情感的交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交流，子女较易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进而以一颗善良之心对待整个社会，这对形成一种较为健康的人格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反之，情感的缺失容易导致子女冷漠、孤僻等不良人格的出现。当前社会，父母与子女情感的缺失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经调查，只有的大学生会与父母进行情感上的沟通，12%的人认为父母最关心的自己的情感，53%的人则认为父母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学习。这些数据能很好地反映父母情感交流的欠缺，而这些数据又是从一些典型性样表中采集而来，由此可见情感缺失对子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 3. 性教育的缺失 我国历史上长期盛行性禁锢、性封闭的性观念，把性当成一种丑恶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受此思想的影响，父母一般都是谈性色变。他们不仅自己不谈性问题，也不允许子女谈论。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发展，青少年普遍对性充满着一种好奇之心，而这时的父母如果不注重对子女的性教育，甚至抑制或禁锢其思想，往往会强化青少年对性问题的猎奇心理和逆反心理。 在这样一种性好奇心理的支配下，在充斥着不健康性刺激信息的社会环境中，对性知识的渴求成了无选择、无引导的猎奇行为，甚至会诱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经调查，只有2%的大学生的性教育是从父母处获得，的人从学校教学中获得，还有剩余那么庞大比例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这就很引人深思了! 4. 粗暴的教育方式 对一个小孩的心灵最普遍的影响，乃是由于父亲或母亲的过度惩罚或滥教所导致的压抑感觉。子女如果长期受到家长的粗暴教育，首先是自尊心的严重受挫，易形成自卑、冷漠、孤僻的人格;同时易对父母产生仇恨心理，父母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应起到的模范带头作用未能实现;最后，父母的粗暴教育方式容易被正处于青春期的子女所模仿，容易产生残忍好斗的人格，更甚者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据调查，有的大学生表示父母长期对其实行打骂式教育，并对此表示“逆来顺受，习以为常”。这一数据可能并不引人关注，但子女对父母教育潜在的不满让人后怕，很难想象，长期接受这种负面心理影响的大学生在面对看似“安全”的大学校园时将以何种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 (二)校园环境 这里的校园环境仅指大学生目前所处的大学校园环境，“随着孩子对学校依恋的程度的增加，孩子违法犯罪的倾向在降低。”因而良好的校园环境对正确人格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学校园基于其教学模式与范围的独特性，其在对人格的形成上也有其独特影响，因而并不能将其与其他校园环境等量齐观。经调查发现，大学校园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宿舍环境的独特重要性 大学不同于初高中时期的集中教育，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更强，因而大学的宿舍环境便有着不同于初高中时期的独特性，同时，大学生在学习之余，呆在宿舍的时间较多，宿舍的环境直接对其人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因而又具有独特性，因此有人将大学校园的宿舍环境称为大学生的“第一社会”、“第二家庭”和“第三课堂”。这里的宿舍环境既包括具体的卫生等硬环境，也包括与宿舍有关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软环境。基于大学校园如此的重要性，本次调查询问了大学生对宿舍环境的满意度，结果发现有的大学生对宿舍环境存在不满，并表示“难以忍受”。 2. 学校相关部门的不力 这里的学校相关部门主要是指学校的保卫部门和心理咨询部门。学校的保卫部门作为学校的安全保卫部门，对外，其肩负着保护学校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职责;对内则关系着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和学校的凝聚力，因而其在学校整体的校园环境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一个办事不力的保卫部门也必定会对学生的人格产生负面的影响。经调查，的大学生当遭遇盗窃案件或其他突发性案件时，会倾向于向学校保卫处求救，这一数据表明学生对保卫部门存在着信任，但是只有的事件得到有效的处理，这种期待利益无法得到实现的失落使得的学生更倾向于自力救济。 同时，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也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心理咨询室能够缓解和疏导学生的心理压力，并进一步消除学生的心理疾病，可谓在学生人格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但是因为首先学生自身对心理咨询室存在普遍误解，认为只有精神有疾病的人才会前往，而导致大学的心理咨询室几乎闲置，同时学校对心理咨询室的不重视也更加重心理咨询室闲置这一严重后果。据调查，在问及在学校遭遇挫折、情绪低落、烦闷时的解决途径时，没有同学会选择去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这确实引人深思。 二、“三角形理论”纵轴之一――人格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自从刑事实证学派(又称近代学派或新派)创立以来，犯罪人的人格问题一直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如前所述，人格是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故人格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而人格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些心理特征所体现，故研究人格的心理特征很重要。人格的心理特征包含有一个人的智力、性格、需要、个性倾向、气质等方面，其在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性格 性格表现为一个人对现实社会的稳定态度极其习惯化的行为方式。性格一般是通过与社会环境和他人的相互交往而形成与表现出来的。一般来说，对性格的评价有优劣之分，好的性格能得到人们的赞扬和推崇，坏的性格则会遭到人们的谴责，因此人们在选择应当如何表现自己的性格时，一般会存在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看重世人对自己性格的评价，而表现出一种良好的性格，这样对犯罪心理的形成起到了抑制作用;另一种情形则是不顾世人的评价而展现出一种不良的性格，这为犯罪行为提供了主观心理条件。 (二)需要 需要是犯罪心理形成的基础。行为人进行犯罪活动，作用于一定的客体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正是在这种需要的诱使下才产生一股内心的冲动，进而发展成犯罪心理，最终实施犯罪行为。行为人在产生犯意前，首先应当基于一定程度的犯罪需要，这种需要一旦被人意识到，就会激发人满足需要的欲望，而人要满足需要就必须要去认识满足需要的对象、手段和各种主客观条件。这样，需要就成为激发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和自我的心理活动基础。比如说，盗窃犯首先有对财物强烈的需要，这种需要迫使人思考获取财物的方式，当现实情况无法满足一些正当方式的形成时，这种强烈的需求或许会产生一种通过盗窃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犯罪心理。其他的如强奸心理是基于性满足的需要等等都表现了需要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三、“三角形理论”纵轴之二――环境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从各个方面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而人格又以其自身的特征来形成某些犯罪心理，此时的环境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因上，然则，环境对犯罪心理影响的另一方面一般易让人忽视，这便是环境的诱因作用。那究竟什么是诱因，诱因又有哪些呢? 人格在形成犯罪心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概念，那便是犯罪人格。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特有的导致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特征的综合，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犯罪人格与犯罪心理有密切的联系，犯罪人格在一定诱因条件下会直接导致某种犯罪心理的产生。 经调查，普通大学生中有57%的人具有典型性人格，虽然典型性人格并非等同于犯罪人格，但却可以表明大学生中存在着大量潜在的犯罪人格这一现象，这种潜在的犯罪人格在一定条件的诱使下很容易直接导致犯罪心理的产生，这种对犯罪心理形成起着直接诱使作用的条件便是诱因。诱因主要是指相关环境。结合最近今年发生的大学生犯罪案件，笔者发现导致犯罪心理形成的诱因虽然有很多，但是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这几种： (一)不良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是指整体或局部社会在一定阶段内所呈现的习尚、风貌。社会风气诱使犯罪心理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不良社会风气的负面效应。社会风气虽然是一种大环境，但在有些犯罪心理的形成中，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却是起着直接的诱使作用。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有很多，比如说物质至上、情感淡漠、伦理失常、道德错位等等，因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导致的大学生犯罪案件有很多，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药家鑫案。药家鑫其实在交通肇事后并无杀人犯意，但是当时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社会风气让他转念间滑下了罪恶的深渊。他曾说撞伤人后的赔偿是一个无底洞，而撞死人却只需一次性赔偿，更何况农民工很“难缠”，因而相比较而言撞死人比撞伤人更为“简便”!这是多么一个可怕的认识，而这一认识恰恰却成为了当时乃至现在都比较盛行的“真理”。姑且不论药家鑫的法律观念有多么淡薄，这样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其直接犯罪心理产生的影响之大想必也不容置疑了。 (二)错误的法律意识 一般而言，大学生经过长期的教育和自我教育，都应当具备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也对哪些事件构成犯罪有着基本的了解。然而却存在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法律意识发生偏差：他们虽然知道哪些事件构成犯罪，却对具体的构成情形不甚了解。比如说，一般大学生都知道强奸幼女是犯罪行为，但对何谓幼女认识不清，对与自愿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犯罪认识错误。经调查，有 的大学生并不认为与13周岁的自愿的女性发生性关系是错误的。 当然这一点只是法律意识错误的一个方面，但却能见微知著地可以看到法律意识错误的普遍性。当大学生对法律意识有错误的认识时，很容易致使其因不知道是犯罪而作为。比如几乎所有大学生都知道盗窃是违法的，或许更有人知道达到一定的数额就构成犯罪，但是对具体什么数额和多次盗窃构成犯罪的情形不太了解，因而具体到实际中便有很多大学生认为只要盗窃不到一定数额就不会构成犯罪而经常性的作案，最终身陷囹圄。 另一种是法律认识错误：这种情形是指他们根本不知道所实行的行为构成犯罪。此种情形危害极大，直接会诱使犯罪心理的形成。因为当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行为的错误时，那么他就无所顾忌了。具体的案例有清华大学的刘海洋虐待狗熊案。刘海洋在被拘留后说，自己学了法律基础知识。知道民法、刑法等，但却不知道伤害狗熊是违法犯罪。除却对此行为道德上的评判，我们更应该看到对法律的错误认识在其犯罪心理形成中所起的直接诱使作用。 (三)失范的社会网络环境 这里的社会网络既包括计算机网络这一类当前社会典型的社会网络，也包括舆论媒体等其他社会网络。“失范”是社会学上的概念，著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注释为：“一种准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社会网络失范是指由社会网络导致的上述社会情境的出现。而这一种社会网络的失范在犯罪心理形成中有很重要的诱导作用。 这种诱导作用首先体现在网络对作案的方式、手段以及侦破手段等介绍过于详尽，容易导致犯意的坚定;其次，媒体对犯罪事实过度的关注或讨论会迅速形成舆论氛围，舆论又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尤其对于缺乏正确评价的犯罪新闻所形成的舆论，则会进一步强化犯罪手段。 当代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其人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网络的影响。网络在给大学生学习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某些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滋生犯罪心理的温床。在对大学生对媒体报道的信任程度时，虽然有 的学生会质疑这一报道的真实性，但在这些质疑的学生中只有36%的学生会通过相关途径予以查证，这样一种毫无作为的质疑其实也演化成另一种“信任”，这种对媒体报道的盲目信任会在出现一些不当报道时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一些媒体过分渲染道德而忽视法律的报道会使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甚至错误，或者当媒体对犯罪手段、侦破手段等介绍过于详尽时，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模仿的行为和犯意的坚定。 而计算机网络对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自不待言。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着一种对计算机网络的过度依赖，而使用网络学习的人占极少数，经调查只有14%。我们都知道，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的垃圾信息，而这些垃圾信息极易对对于网络不加辩驳的大学生造成影响，在犯罪心理的形成上影响尤为突出。 比如说，网络上一些黄色信息对正处于性好奇阶段的大学生产生一种强烈的刺激，如果长期受这种刺激的影响容易诱发偷窥等违法行为，进一步就易导致强奸等犯罪的产生。另外，网络提供的一种强大的搜索功能能使大学生发现一种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将之付诸于实践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广西某艺校的亚硝酸钠中毒案便是利用网络查询到作案工具的典型代表。 综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现如今大学生心理似乎大多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而这种情形在相关因素的诱使下极易导致犯罪的形成，即表现为一种潜在的犯罪可能性，而“三角形理论”便是对这一相关因素较为全面的分析。要想从根本上对大学生犯罪的预防和治理有所建树，首先应当从分析原因开始，因此“三角形理论”的发现有其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只要对现象本身的原因有所分析，具体的措施也就蕴含在其中了! 猜你喜欢： 1. 有关大学生犯罪心理的参考论文 2. 有关犯罪心理论文 3. 大学生网络犯罪心理浅探论文 4. 犯罪心理学论文范文参考 5. 大学生网络犯罪心理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