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白的诗文风格 孙荣念摘要：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由于教学的关系，对古诗词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对李白的诗更有一种痴迷。本文从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创作风格、艺术成就及影响三方面进行了浅述：一、 李白的生平。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也来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他的身世、行踪和家庭，异说纷纭，他的思想性格更是非常独特，旷世少有。李白的思想性格。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他的思想抱负、生活情趣和性格气质，在这些方面得到了不同侧面的表现。二、 李白的创作风格可以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体现。其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三、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最为鲜明的一位，体现在他诗歌创作的各个方面，其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关键词：生平 、思想品格 、创作风格 、意象 、影响正文：众所周知，李白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诗人。研究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有助于我们了解盛唐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而在古诗教学中要使学生对离现实语言较远的诗文产生兴趣，对优美的诗句领悟内涵，首先要做的是让学生了解诗人的生平及思想品格，从而领会其创作风格，领悟诗的意境和蕴含的美好思想。基于此，我阅读了李白的诗集和一些相关资料，对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际遇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一、 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 我觉得，李白的一生由两条主线所贯穿：一是他的仕途生涯，二是道教对他的影响。 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使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道教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大约18岁左右，他学习纵横术。我认为，就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使他诗中也具有那种浓烈，奔泻而出的感情和奔放的气势。 开元十二年（724），李白开始游历生活，并多次希求荐用，屡遭失败。天宝元年，李白奉召入京，这时候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但不久后，就被权贵们所诋毁，仕途再受打击，使他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并无减退。安史之乱起，李白以为报国时机已到，入永王幕，慷慨从军，后却被定为反叛罪，长流夜郎。在途中被赦免。到李光弼出征东南之时，他再次从军，无奈半道病还，逝当涂，年62岁。 我认为，李白将盛唐士人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理想化了，同时又具有唐代诗人一般的“济苍生”，“安社穄”的儒家用世思想，因此，他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必然导致失败。但是他始终向往这样的理想。所以始终在成功与失败之间不停地来回，使他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 李白一生受到了道家，纵横家，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贯穿李白的一生，则是道教对他的影响，之所以这部分单独提出，就是因为神仙道教信仰在他思想中有重要的地位。少年时代生活于道教浓郁的蜀中之地，自然耳濡目染，后又学习了纵横术。在他的仕途生涯中，多次举行了入道仪式。正因为如此，李白在不少的诗中表现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另外他的狂傲不拘，飘逸洒脱的气质也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贺知章曾称他“谪仙人”。“狂”是他人生的象征，他的侠胆、仙趣、狂饮都极大的刺激着其个性中那高傲狂放的因素，使他的个性意识常处于一种膨胀状态，形成了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倨傲达观的性格。尽管他在诗歌中常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是行乐的感慨，其实是出于内心深处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渴望任随自然、融入自然。在诗中，李白常通过对仙境和神仙生活的描绘，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和傲世独立的人格精神，以神仙的洒脱快活，表示对现实世俗的反抗；于飘飘欲仙的奇异想象中，将强烈的自我意识，天真的自命不凡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充分表现了出来。二、李白的创作风格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可以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评价李白的创作风格可以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谈论：《望天门山》是李白七绝佳作中的一首：“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写出了诗人在大自然怀抱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属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那刹那的感觉，无穷的韵味，所表现出的是自然的美和普遍的人性，人情，平易真切，极富生活情趣，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 当然，仅仅凭借一首《望天门山》是不足以说明李白的七绝之妙的。李白的七绝，以山水诗歌和送别诗为多。在这些诗歌中，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有种一气流贯的俊秀和爽朗，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山中问答》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问奈何事栖碧间，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的绝句境界清新，而内蕴飘逸潇洒的风神。再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把一个水、月、白云连成一体的琉璃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的奇妙想象，写得那样明净秀美，如入神仙境界。 仅仅谈到七绝的成就，简直就是在抹杀李白诗歌的成就。李白的五绝同样也是无人匹敌的。在盛唐诗人中，兼长五绝和七绝的诗人只有李白一人。他的五言绝句，往往有一种明快的格调，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现出无尽的情思韵味，做到既自然又含蓄，真实简练而内涵丰富，这就是绝句的最高境界，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及《劳劳亭》等。 我感到，绝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间呈现，其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洒脱的气质，全都灵感一闪地反映出来，脱口即成绝唱。 李白不仅绝句的成就卓越，而且乐府和歌行体的作品也有不俗的成绩。如乐府诗《蜀道难》的古辞寓有功业难成之意，正是这一点，触动了李白初入长安追求功业未成时的悲愤。他用这一古题抒发自己的感叹，于诗中再三嗟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说：“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猴欲度愁攀缘。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极力渲染蜀道高峰绝壁、万壑转石的险难，也是诗人对于世道的体认的渲染。再如《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此诗的乐府旧题，含有以饮酒放 记得采纳啊
李白有感于“大雅久不作，吾衰竞谁陈”，对“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诗坛状况提出批评。因此，继承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和诗歌风骨，就成为他振起诗道的革新手段，这主要体现在他大力拟作古乐府的创作实践中。 李白的乐府诗大量地沿用乐府古题，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能曲尽拟占之妙。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题写现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出自蓟北门行》、《侠客行》等，均属于缘事而发之作，表达的J士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寄托。再一方面，则是用古题写己怀，因旧题乐府蕴含的主题和曲名本事，在某一点引发了作者的感触和联想，用它来抒写自己的情怀。 李白用古题写己怀的乐府诗，因偏重于主观抒情，更能体现李白诗歌创作发必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特色，其妙处常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既可以说它有寄托，也可以说它只是抒写感慨，想落天外，奇之又奇。如《蜀道难》的古辞寓有功业难成之意，这触动了李白初入长安追求功业末成时的悲愤，于是他用这一古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再三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再如《将进酒》，此诗的乐府旧题，含有以饮酒放歌为言之意，李白由此引发，抒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壮气概，具有大河奔流的气势和力量，不仅把原曲的主题发挥到淋漓尽致，还充分展示出诗人狂放自信的人格风采。 李白的这一类乐府诗，虽说是拟古，却处处有“我”在，呈现出他人无法摹似的个性特色。如《行路难》，从语调到气势，都是李白式的，以第一人称的抒怀和议论表达主观感受，完全打破了传统乐府用赋体叙事的写法。诗人在选择乐府旧题抒写己怀时，常根据这个题目在古辞中的寓意和情感倾向，进行创造性的生发和联想，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磅礴的气势。李白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进乐府，从而使古题乐府获得了新的生命，把乐府诗创作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高峰。 李白把自己的个性气质融入乐府诗的创作中，便形成了行云流水的抒情方式，有一种奔腾回旋的动感。这种动感，见诸于字句音节时，常表现为句式的参差错落和韵律的跌宕舒展，在杂言体的乐府中尤为明显。李白乐府的代表作，如《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等，大都是以五、七言为主的杂言体。这种杂言体乐府，在体制和格调方面，与唐代盛行的歌行体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李门的乐府诗创作，实已完成了从汉魏古体到唐体的根本性转变。
浅谈李白诗歌的特点摘要：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也来的天才诗人，是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他的身世、行踪和家庭，异说纷纭，他的思想性格更是非常独特，旷世少有。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他的思想抱负、生活情趣和性格气质，在他的山水诗歌里得到了不同侧面的表现。他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他的山水诗却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窠臼，充满着雄奇壮美的色彩和磅礴的气势，想象丰富，具有强烈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达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巅峰，使其诗歌具有“惊风雨“，“泣鬼神”的艺术魅力。李白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气势浩瀚、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作为盛唐诗人中艺术个性最鲜明的一位，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李白乐府诗的特点如下：
1、李白的乐府诗大量地沿用乐府旧题，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其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借古题写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表达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有着深刻的寓意和寄托。
另一方面，用古题写己怀，因为旧题乐府蕴含的主题和曲名本事，在某一点上引发了作者的感触和联想，用它来抒写自己的情怀。
2、在李白的乐府诗中，李白以第一人称的抒怀和议论表达主观感受，完全打破了传统乐府用赋体叙事的写法。
他常根据这个题目在古辞中的寓意和情感倾向，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磅礴气势。李白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进乐府，从而使古题乐府获得了新生命。
3、李白的歌行作品抒情的意味更浓，诗人以主观情感为核心，飞腾想像，虚实相间，既不讲平仄，也不求对仗，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4、李白的歌行，完全打破了诗歌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任随性情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并以句式的长短变化和音节的错落，造成回旋震荡的节奏旋律，形成诗的气势，突出诗的力度，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电子政务的发展与优化政府职能的关系研究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发展，不仅是提高政府部门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建立起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保障。 首先，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是当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电子政务为行政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新的契 机。信息时代的电子政务发展是现代政府管理创新不可或缺的工具。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不断提高其各个机构、部门之间的业务流程的集成化，使传统垂直型的模式转变为现代扁平服务型、透明度高的新型模式，最大限度地提升公共管理与服务的绩效。尤其是在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我们要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发 展，利用电子政务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逐步形成新型政府管理模式，增强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全面提升行政能力。 其次，加快电子政务发展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迫切需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加全面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行政信息共享化、标准化、政 府服务的电子化成为新的要求。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必然有利于大大简化我国行政运行的环节和程序，更好地适应世贸组织规则，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公共职能，建立更加廉洁、开放透明和更加负责任的依法行政的政府，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在更广泛、更深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高竞争力。 再次，加快电子政务发展是有效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基础工程。当今世界，信息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加快实现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政府作为最大的信息拥有者和电子信息技术的主要使用者，电子政务几乎覆盖了信息技术、信息内容、信息服务等产业的所有领域，这些产业的发展及其对相关领域的带动必然会成为我国信息化实现的重要支撑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产生巨大的综合性效益，主要表现是：在电子政务建设 及发展过程中，各类政府部门硬件、软件及信息服务的需求对IT行业的带动，以及政务活动电子化对于电子商务、家庭信息化、社区信息化建设的刺激和拉动作 用。加快发展和建立我国电子政务系统，能够不断提高政府利用电子政务带来的高效率公共服务，增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政府部门大力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改善管理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必然从基础层面有效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提升政府、企业、人民群众应用信息技术的水平。 第四，加快发展电子政务的根本目的是执政为民。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不是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实施电子政务要确实让老百姓感到信息化是为人民服 务，为老百姓服务的，才有意义，有生命力。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是我们党执政的本质。我们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其目的是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政府实现其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手段，电子政务有利于提供公平、便捷的服务。在电子政务中，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快捷方便、及时准确地了解政府机构所制定的相关政策法 规以及一些重要的信息；政府在制定政策、作出决策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网络让更多公众参与，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当前，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从我国实际出发，广泛借鉴发达国家推行电子政务的经验，明确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方向、目标和重点，积极推进其发 展。一要从战略高度上重视电子政务的发展。电子政务在国家信息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把电子政务的发展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加快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要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的认识，进一步加强网络的普及，尤其是要提高公民对电子政务的认识；要加强对信息资源重要 性的认识，十分珍惜和重视信息资源的整合与有效利用；要认识到电子政务是采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来为人民服务，使人民能方便、充分地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二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公务员培训，努力提高国家公务员应用和开发电子政务的能力。应用电子政务的政府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网络技术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应用和开发 电子政务的能力，包括文字、数据、图表等信息处理能力、网络处理能力、程序语言能力和对一些软件的理解、处理能力等。只有具备这些能力的公务员才能自如地应用电子政务。成为一名熟悉业务的公务人员，掌握和运用电子政务的关键在于树立不断学习的意识，在于公务员电子政务的相关培训。同时，要在新的电子政务框 架下，建立科学的业绩评价系统，按照设定的任务目标、工作标准和完成情况，提高政府各级工作人员应用和开发电子政务的能力。三要加强全程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电子政务的法律法规。电子政务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务信息化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我国由于电子政务起步较晚，电子政务的法律法规还相对 滞后，因此，要加快有关网络安全、政府信息的加密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以保证电子政务走上安全、规范的良性发展轨道。
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政府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都与政府改革不到位、政府改革滞后相关。“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在此 基础上的社会稳定无论是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还是建设和谐社会，都对政府转型提出了相当迫切的要求。因此，“十一五”时期，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成为深化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一、新时期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容与意义 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政府管理主要包括战略管理、政策管理、资源管理和项目管理。与之相对应，我们认为，政府管理创新能力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战略规划能力、公共政策能力、资源管理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因此，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也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战略规划能力。战略规划能力是指管理者和组织者通过思考，在衡量影响组织未来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为组织创设目标、前进方向、焦点和一致性的能力。战略规划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政府等公共部门长远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到公共部门能否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取得更大的绩效，甚至还影响到公共部门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公正性。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受到渐进模式的影响，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习惯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以至于无暇顾及政府部门的应有任务、方向及战略，导致了在很多重要的领导领域没有公共目标或者方向模糊不清，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利益，根本经不起竞争的考验。另一方面，已有的战略规划往往缺乏整体的思考，长期、中期和短期战略之间，整体和局部战略之间缺少有机整合，由此导致政府部门内部职能不明，协调不灵，彼此无法适应，从而丧失互补性。 2、公共政策能力。公共政策能力是指政府部门在战略规划的指导下，制定具体的管理创新行动方案的能力。公共政策能力不强，缺乏操作性，是我国许多政府部门的通病。这表现在：政府部门缺乏根据自身实际来制定的领导者，战略规划制定出来以后，领导者往往出于尽早看到战略实施效果的迫切愿望而匆匆上马，甚至认为制定实施计划是在浪费时间或延误战机；一些政府部门好大喜功，不结合自身资源状况来制定政策，不切实际，根本无法分步实施；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科学的方法，往往凭借管理者的主观臆断和历史经验，而很少运用科学的量化的标准。 3、资源管理能力。资源管理能力是指政府部门获取、配置并有效使用管理创新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能力。每个公共组织至少都应该拥有四种可能实现预期目标的硬性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技术资源，除此之外，还应该拥有必要的软性资源，包括信息、制度以及公众的认同和支持等。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资源管理能力不断增强，但仍然有待提升。突出表现在：虽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中央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政府部门普遍缺乏具有战略思维的管理者，人力资源的知识、素质、能力、结构比例都与管理创新的要求格格不入；政府的体制、组织结构，制度设计与管理创新的要求不匹配。 4、项目管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是指将战略规划具体执行的能力，是将理想的目标转化为可见的现实的能力，项目管理是从企业管理和工程管理借鉴的概念，它在政府部门中被证明同样能提高绩效。项目管理在我国政府部门中的运用处于起步的原始阶段，项目管理能力也相对十分低下，在项目的实施中，政府部门对于时间、成本、收益、风险的关注甚少，项目管理极其不规范： 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之际，研究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这一课题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样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1、突破传统公共行政学中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范式，将政治与管理整合起来，传统的公共行政学遵从威尔逊和古德诺开辟的范式，认为政治和行政是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传统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理论的批判和现实的挑战，正逐步走向整合。政府的管理创新研究，将管理看作一个全面的过程，它要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系统地考虑组织的长期目标和未来远景，将组织的使命、价值、目标相结合，将战略制定与绩效管理、绩效评估和责任机制结合起来，强调过程和结果的统一。它克服了传统公共行政被动消极的执行命令的弊端，关注行政的政治性，强调行政在战略制定上的优势和重要性，将政治和行政看作必然联系的环节。 2、超越传统公共行政学仅仅重视中低层管理的局限，将政府部门高层管理与中低层管理融合起来。传统的政府部门是按照韦伯式官僚制组织特点建构起来的，强调层级节制的等级秩序，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是组织结构的依据。在这种等级金字塔的组织中，管理的高层和中低层严格按照金字塔层级进行缓慢的信息沟通和命令传达，有权作出决策的是位于顶端的上级，下级的任务是执行。这种缺乏整合的组织形式，不仅会带来信息的扭曲、行动的缓慢、决策的滞后、效率的低下，还会造成中下层人员缺乏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激励。政府的管理创新则强调组织所有成员对于组织目标、使命和愿景的参与，强调高层和中低层之间的沟通和整合。 3、摒弃传统公共行政学仅仅重视内部科层组织的弊端，将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联系起来。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将组织看作一个静态和封闭的系统，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组织的内部结构上：他们关注组织如何分工、如何建立层级节制的等级秩序、如何制定严密的法令规章和工作标准，而忽视了组织与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忽视了公共行政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政府的管理创新，不仅关注组织内部的资源和结构，环境分析同样是一个研究重点：创新管理认为任何组织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处于与环境的持续相互作用之中，外部环境是组织实施创新战略的依据和基础：政府创新管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内外整合的过程。 二、新时期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能力的提升途径 1、培育政治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其成就需求，发挥其政治远见和管理经验优势，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实践。管理创新是一种前人所未经历的开创性事业，为此，政府必须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实施人才资源国内培养和国际引进相结合的战略，致力于培养政府管理者的创新思维和能力。政府部门管理者，尤其是政治领导人，既要紧密结合管理工作中的各项事务，又要着眼现实、未来和世界的发展潮流，积极开展战略研究，方能在实际的管理与领导活动中提高自己战略思维的素质与创新能力。 2、强化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联合，重视知识精英在政府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头脑。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有参与管理的能力，他们比一般的底层民众站得高、看得远、想得透，有更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他们有参与管理的热情，他们以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和宽阔视野，对社会政治生活有强烈的责任感。近年来，我国开始重视知识精英的作用，高层管理者中间出现了不少高学历背景甚至海外学历背景的人才，各层级的参谋部门也开始引进知识精英。目前，要进一步强化知识精英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激发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参政议政意识，呼吁他们抛弃政治冷漠的态度。其次,政府要建立开放、自由、多样、有保障、制度化的渠道，鼓励更多的知识精英学以致用，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最后，对于体制内知识精英的各种建设性的建议和决策要真正的采纳，而不是流于形式，装点门面。 3、扩大公民参与,培养和借鉴民间的创新力量。对于提升政府管理创新来说，公民参与的意义在于，可提供创新所需要的智慧、知识以及信息。公民参与可以集中民众智慧，吸收不同领域知识，并为政府管理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从而提升政府管理创新能力。因此，首先，政府要加强与公民的对话，通过与不同利益、政策观点的公民进行讨论和协商谈判，政府不仅可以获取群体智慧，还有利于增强共识感和责任感，实现公共利益。其次，政府要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遵循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最后，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管理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 4、改革传统公共管理垄断模式的弊端，适当引入政府间竞争，形成政府管理创新的外在激励与内在动力机制。竞争机制的缺失正是政府部门诸多弊端的症结所在。对于提升政府部门的管理创新能力来说，市场竞争机制的最大作用在于为政府提供一种外在激励，促使政府考虑竞争激烈的外在环境，进而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不断的创新，提升管理能力。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的普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克服政府失灵的办法。我国也开始大量借鉴西方“企业化”政府改革的一些成功经验，引入竞争机制。但是，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的公共性，我们一方面要利用现代化的治理工具，不断改进政府的运作模式，改进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另一方面，要注重在公共战略中的有序竞争，引入竞争的配套措施，建立公共责任制，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并精心管理，为所有的竞争者创造平等的竞技场。 5、充分发掘和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与优势，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稳定的环境和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政府管理创新是建立在对组织资源和优势的准确判断之上的。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积累了一些资源和优势，正确认识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是新时期提升我国政府管理创新能力的前提。在经济上，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增。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掌握运用政治权力的中枢和核心，一方面有利于政权的稳固，为政府管理创新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来推动社会发展。在社会上，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任感、对政府权威的较高认同感等等，对于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6、创建学习型政府，促进政府的知识更新和自我完善，塑造“模仿一学习一创新”的知识增长链条。现代社会人们称之为知识社会，一个政府的学习能力如何，尤其是学习知识的能力如何，对未来政府管理的创新和组织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学习型政府通过不断的学习、模仿，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对其基本的信念、态度、行为、结构和方式进行调整，从而获取一种面对各种问题的应对能力，获取一种长期效能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学习型政府的精神实质就是集体创新，而创新正是组织活力和竞争力的来源。在新时期建立学习型的政府，首先，应该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方法进行调整，建立自由、开放、便于信息交流、知识传播和学习成果共享的系统。其次，要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和团队学习。最后，要注重将学习行为有效地转化为创造性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性的工作，惟此，才能适应政府管理创新能力提升的需要。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及设计题目：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题目(一)
1、论管理者的性格培养与管理效能
2、论管理情景对管理方式和管理效果的制约性
3、论我国行政领导干部的培养
4、知识经济时代行政领导者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开发
5、论行政领导的方法与艺术
6、行政领导者的角色研究
7、领导者的素质与影响力的关系
8、行政授权的理论与实践
9、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
10、管理职业化趋势与组织领导者的研究
11、领导有效性理论研究
12、政绩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13、构建和谐社会中政府的作用
14、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15、我国传统行政管理文化的启示
16、WTO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17、WTO对中国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
18、政务公开与电子化政府
19、政府管理创新机制研究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题目(二)
1、论我国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创新
2、论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
3、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4、论提高我国公务员素质的途径
5、入世与我国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
6、论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7、论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方向及其对策
8、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建设问题
9、我国公务员创新能力研究
10、论知识经济时代公务员能力和素质提升的途径
11、论构建完善的廉政建设德治体系
12、行政职权滥用的危害与防范措施
古琴音乐传播困境及创新研究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古琴音乐传播困境及创新研究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
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内涵。作为四艺之首的琴艺，更是在众多中国传统乐器当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随着时代更迭、审美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多样化民间音乐的兴盛，古琴艺术逐渐走向没落，甚至在“文革”时期被当作“四旧”打压，一度沦为不被大众所接受的“博物馆艺术”。自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拯救非遗财产——古琴艺术，世界各地的琴人们开启了为复兴古琴艺术等一系列活动。本文主要针对当代古琴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并对其进行现象性原因分析，以及琴人们为使古琴这门传统艺术重新走向社会、走出国门，重回大众视野所做出的改革研究以及如何将古琴艺术与当代审美相结合等创新研究。
关键词:
古琴；音乐传播；创新研究；
引言：
古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古往今来，诸多名流大家都写有夸赞琴声旋律优美的诗词歌赋，例如欧阳修《赠无为军李道士》“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刘长卿《听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等，这些古诗词的字里行间都渲染着文人墨客对于琴的喜爱，更能从其中感受到古时琴艺所传递的感染力是十分强烈的。“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这是《听弹琴》的后半句。大意是，我虽然很喜欢这古时的曲调，但如今人们已经不大弹奏了。从最后两句不难看出，琴乐当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普通群众的欣赏习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古琴也逐渐走向衰落，成了鲜有人欣赏的小众乐器，更出现了古琴“不中听”的说法。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当今社会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了旋律通俗、和声丰富、节奏严谨的现代音乐，相对比之下，节奏自由、缺乏清晰旋律的传统琴乐似乎并不被大众所推崇。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知较少，另一方面也有琴乐本身的问题。在演奏音乐的过程中，节奏是构成旋律最重要的部分，而古琴的节奏相对自由，主要根据演奏者的呼吸节奏来配合。节奏的高自由度以及节拍的不确定造成古琴旋律缺乏清晰度，同时也是造成琴乐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
2003年11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古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于2006年将其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对于古琴艺术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转折点。随着古琴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古琴艺术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普及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了古琴事业当中，传统文化研究者也开始了以古琴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及打谱为主的琴学理论研究工作。专业的作曲家们也更多地与古琴展开了合作，重新审视其作为乐器所具有的基本职能。下文主要针对古琴的传播困境与古琴的旋律特征及创新方式进行分析。
一、琴乐发展困难原因分析
(一)记谱法的影响
减字谱为古琴专用的记谱法，由文字谱简化而来，有别于西方的五线谱，它主要记录了左右手的演奏技法及琴弦、徽位等要素，通过弹奏位置来间接确定音高，是不记录音名、节奏的记谱法，亦为指法谱。由于减字谱中对于琴曲节奏的粗疏记载，琴人们只能通过旁注标示，如“急、缓、轻、重、连、息、跌宕”等，或是通过像“轮、历、滚拂、打圆、锁”这类套头指法来判断琴曲的大致节奏与速度。“对于启示性节奏的掌握和乐曲气息的处理，有赖于琴家们的大量传统曲目积累和古代文化艺术的修养。”琴人们就根据这些节奏信息加上自己对于曲目的理解进行二次创作，也就是“打谱”，力图恢复琴曲本来的面貌。节奏的不明确也使得大部分琴曲都得依靠师承传授来传承下去，无师承的曲子就由琴家们根据自己在演奏当中所产生的独到见解和不同的音乐审美进行打谱，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也出现了大量同曲不同版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记谱法导致的'节奏节拍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减字谱给予琴人的高自由度也使琴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虽是同一首琴曲，但每位琴家打出的谱子却都截然不同，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个性风格与审美倾向。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时局动荡，琴乐开始衰落，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初全国善琴者仅剩数人，琴乐的衰落导致大量琴曲没有师承传授，很多琴曲的结构风格、演奏技法也逐渐失传。后来在近代琴家的努力下，才开始有了“视打谱为严肃的恢复古乐原貌的学术活动，在打谱中自然尊重原谱，不做随意更改”11，所打琴曲也开始有了相对严谨准确的结构与节奏。
(二)琴乐传统审美情趣倾向
在琴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了儒家与道家精神的审美影响，开始强调琴乐的教化功能和伦理秩序，包括主张“琴者禁也”的说教，强调“清微淡远”“中正平和”的审美情趣，等等。古时候，琴主要是为士阶层所服务的，是文人追求“大音希声”的工具。不论是从音乐性还是从文化角度来说都脱离了群众。正如成公亮先生所说：“传统琴乐并不注重琴曲的旋律美，许多琴曲的演绎不具备流畅的、歌唱性的旋律，或者说旋律的表达不很明晰。”22过分强调古琴的政治作用，从而严重影响了它的艺术发展。古人们对于“清微淡远”“中正平和”“自然、无为”等艺术形式的追求，将弹琴当作参透禅宗哲理的一种艺术活动，已经偏离了它作为一件乐器的基本职能，更将其当作一件法器，是与天地万物交流的工具，其音乐性并没有受到重视。在当时的这些主流思想影响下，琴乐将重点都放在了如何表达“韵”上。区别于西方音乐注重对旋律的勾画，在中国传统音乐当中，更注重于对“韵”的表达，在琴曲当中，一个音往往会通过使用“吟猱绰注”等不同装饰性乐音来增添这个音的“韵”味。在明代后期至清代的琴谱当中记载了许多“韵多声少”的琴曲。不可否认这些审美倾向对于琴乐的发展与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过于偏颇也使得琴乐的风格逐渐变得狭隘，过于强调“清微淡远”的风格从而排挤“繁声促响”的琴曲，也使得古琴艺术逐渐走向衰落。
(三)古琴形制的影响
古琴的形制与其他乐器不同，它的琴体长，在实际演奏时由于音位跨度大，弦间音程关系又近，所以对于速度快，音密集的曲目演奏起来更加困难。相比于其他乐器炫技式的演奏，古琴的演奏看起来就略显平淡。如果将琴曲中的快曲以同样的速度在其他乐器上演奏实与它们的慢曲无异。所以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古琴更适宜缓奏。
在钢丝尼龙弦研制出来以前，古琴一直是使用丝弦来演奏的，但丝弦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弹走手音的时候会发出较重的摩擦声，这种“杂声”在演奏过程中甚至盖过了乐音的音量，特别是在演奏一些“声少韵多”的琴曲时，对于旋律的进行和音乐的听感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清代开始，琴人们慢慢接受了这种摩擦声的存在，并将其作为琴乐审美的一部分，常将这种摩擦声当作古琴演奏时“韵味”的表现，这种审美倾向与琴弦技艺的不成熟直接导致了音乐美感的流失，极大影响了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性能表达。
二、古琴旋律特征及创新
古琴虽是单声部旋律乐器，但不论是他的音色还是音域，在弦乐器当中都是极为突出的。古琴有散音、按音和泛音三种不同的音色，每种音色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弹奏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繁复的演奏手法与音色相组合，使原本单调的旋律变得更加立体。同时古琴还拥有跨越四个以上八度的广阔音域，繁杂的演奏手法也使琴曲中经常出现八度或者八度以上的大跳音程。这种通过使用不同音色、不同音区的差异对比丰富了古琴旋律的进行，大大加强了琴曲的艺术感染力。同时，琴曲当中也有很多旋律性强的作品，例如《酒狂》《潇湘水云》《广陵散》等这类耳熟能详的器乐曲都注重旋律的表达。经过老一辈琴家们的努力，这些琴曲重新焕发了自己的光彩。琴曲的节拍也并非都是一板一眼，如姚炳炎先生所打谱的《酒狂》采用的是三拍子的处理，这种节拍在传统琴曲的打谱中还是极为罕见的。还有采用大量散拍子的琴曲，像张子谦先生打谱的《龙翔操》，整曲风格自由跌宕，正如他对此曲的评价：“肃穆逍遥，无我有我。”
自1949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众多专业的作曲家与古琴演奏家参与到了琴曲创作当中，新琴曲的出现也为琴乐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这些新琴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音乐内容、技术技巧、表现手段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发展，表现了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或一方风土人情。”22如许国华、龚一共同创作的具有西域风情的古琴独奏曲《春风》，成公亮创作的描写“地、水、火、风、空、见、识、如来藏”这八个佛学哲理题材内容的《袍修罗兰》套曲，金复载所作关于描写师徒情的琴曲《山水情》以及李祥霆的表现船夫号子的作品《三峡船歌》等。在音乐内容方面，琴曲创作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称颂帝王、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而是开始探索类似生命哲学等更多元化的主题内容。
(一)演奏技法的创新
新琴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借鉴并发明了大量新的演奏技法，例如《春风》中，为了表现出作品明快抒情的旋律以及人们春意盎然、奋发向上的欢乐情绪，借鉴使用了琵琶的琶音，即将三至四个音以分解和弦的形式演奏出来。李祥霆先生在《三峡船歌》中为了表现出船夫号子热情高昂的情绪，借鉴新疆少数民族乐器都塔尔独有的弹拨指法，运用到古琴上形成了“剌、托、擘、拨”的指法，同时也使用到了古筝的摇指。摇指的使用几乎贯穿了全曲，将作品中船员们紧张的气氛和高昂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王建民的作品《古舞》当中，除了摇指的运用，还使用到了打击乐中拍打板面的技巧。这些大胆的创新和借鉴，不仅扩大了作品的张力，也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使作品所表达的意思更加完美地传递给了听众，让古琴在演奏技法与音乐表现方面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减字谱的革新
从“动越两行，未成一句”的文字谱到记录指法徽位的减字谱再到今天常用的二行谱，如何使古琴记谱法更为精确，琴人们不依靠师承传授就能够了解与掌握琴曲的音乐框架，一直是历代琴家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为了能够清晰地从谱面上表现出古琴的音高、节奏、节拍、速度等基本音乐信息，突出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基本属性，上海音乐学院古琴小组研究并改良出了“五线琴谱”，这种直视音谱的方法，使人们不再单纯依赖于减字谱，如龚一先生所说：“应将指法思维与旋律思维相结合。将减字谱中的‘徽位概念’改变为‘音位概念’”33，“五弦琴谱”的出现也使得琴人更加重视古琴的音乐性，注重旋律线条的勾画，对于音与音、句与句之间关系的把握以及音乐内容的处理也更加到位，使演奏者能够更为精确地演奏出琴曲。
(三)演奏形式的多样化
早期，古琴一直作为伴奏乐器，常与瑟、歌咏配合在一起，以“弦歌”的形式出现，如《诗经》中所记载的“琴瑟友之”“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音乐的变革，弦歌逐渐被琴歌所替代，到了隋唐时代，古琴更是吸收了大量民间歌曲和民间音乐的曲调，开始向独奏艺术发展，“进一步发挥了乐器的表现性能，丰富并提高了音乐本身的艺术表现力”44。到了近代，古琴的演奏形式也不再拘泥于独奏、与琴箫合奏，走向更大的舞台，开始尝试与其他乐器合作，不仅限于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也包括大提琴、钢琴、长笛等西方乐器。与此同时，古琴的合奏、重奏曲目开始增加，更有与大型的民族乐队和交响乐团的合作，如朱践耳先生创作的以古琴与吟诵为主旋律的《第十交响曲——江雪》，青年作曲家王鹤菲为古琴与电子音乐而作的《丹青》，唐建平为古琴与民族管弦乐队所作《云水》，王建民为古琴与钢琴所作的《古舞》，等等。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创作题材、演奏技法，还是从舞台形式的表现上来说，古琴作为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所蕴藏和待发掘的潜力都是不可限量的。作曲家们也都不留余力地在尝试古琴演奏形式的多种可能性，使古琴艺术的发展与时代进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结语
古琴艺术所拥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使其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三千多年的生命历程也显示出了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焕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古琴艺术正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断尝试打破人们对于其陈旧、封建的思想框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持续推陈出新，使古琴艺术能够常新长存。正是如此，我们应重视其作为一件传统乐器的基本属性，充分发挥其音乐性，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到古琴特有的艺术魅力与音乐价值、让更多人欣赏到古琴艺术背后厚重的文化内涵。随着越来越多专业琴人的重视，古琴艺术正走向更广阔的平台。笔者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专业音乐家与学者参与到古琴艺术的创新与研究当中来，使古琴艺术走进人们的生活，走出国门，能够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
对于古典音乐。我们可以有以下几个认知。一，中国传统古典音乐。二，阿拉伯古典音乐。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古典音乐。中国古典音乐有着千年的历史，从上古时期的记载就有很多的文献了。但是中国古典音乐最发达的时代应属唐朝。唐朝的古典音乐融入了很多的西域风情，比如现在大家熟知的二胡，三弦等乐器，其实都是那个时代从西域进入汉人的文化中的，而中国传统的音乐主要表现为笛，箫，古筝，古代鼓。包括一些古典的舞蹈，都是因为有乐器的影响才出现的。中国的音律其实在历史上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有些事实必须得说明，中国人在音乐受到了古代道教文化的影响。所以音乐上面更加追求的是一种意境，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以音律方面更主要的需要是修身养性。所有在唐朝之前的音乐，多数为古筝，柳琴等弹奏乐器和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所有我认为，中国古典的音乐对于世界的影响来讲，是很具东亚风格的。而阿拉伯古典音乐和古代印度音乐则是另外一种“世界”才会有的的风格了。多数的阿拉伯和印度的古典音乐都是以舞配乐的形式而让人了解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条件组成，第一，西亚文化和东亚文化由于亚洲地形的问题导致了分割。（喜马拉雅山地区的高度阻止了很多的文化交流。而中国地带的人对于西亚地区的文化借鉴并不是太多。而西亚对以中国文化的借鉴只能是更加的少了。）第二，自从古代波斯侵占欧非大陆之后，便为波斯文化的传播加快了速度。这点是至关重要的。第三，阿拉伯民族在古代的时候属于游牧民族，自然对以中国的古筝之类的中型乐器的需要就会降低。反而二胡之类的乐器更加的方便携带，自然而然的更家受到他们的欢迎了，再加上这些民族本身的个性，是游牧民族，比较放荡不羁吧。自然而然对于音律方面需要的便是一种婉转而强硬的感觉了。所有西亚的古典音乐给现代的人的感觉很难适应，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已经改变了太多，必定不是古代的游牧民族了。所有更加希望听到的则是一种稳定而又缓和的音乐。欧洲古典音乐是很好的一门艺术，我真的忍不住想这样说上一句。欧洲古典音乐的代表作人物真的是数不胜数呐，不管是莫扎特，还是贝多芬，他们的音乐更加的灵魂吧，他们的音乐不像中国古音乐那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也不像西亚音乐那样放荡不羁，而是一种全新的感觉，对于生活得直接标到，对以自己感情的舒服是比较直接的。而且在乐器方面，似乎欧洲人也是很有天赋，刚强带柔的钢琴，温柔的萨克斯，优雅的小提琴，沉重的大提琴··········真的是很美妙哪。其实欧洲古典音乐为什么能引领现代的潮流，并不仅仅是乐器和好的演奏师，也不是欧洲的扩张殖民地的问题，而是欧洲音乐里包含了一种蒸蒸日上的写实感觉。欧洲的音乐对以人们的感情抒发是一种对于社会稳定和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而付出的感觉。还有一些欧洲音乐更是为了人民的生活而创作的，像《流浪者之歌》，《卡农》，《致爱丽丝》······对于现代的人民来讲，人民对以生活得写实是很关切的，大家都在现实的社会里，自然会碰到一些钉子，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能直接的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不是用中国古典音乐那样委婉的去化解自己的感情。所有用现代的眼光看起来欧洲音乐更能帮助现代人的思想，也更能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其实对比一下就知道。中国的古典音乐中，有着很浓重的儒家思想，就是以仁为本，张扬的是一种含蓄的美。而且中国古典音乐因为受到了道教及其他的教派的影响，更加的宣扬的是一种为己之乐。音乐的主要是围着自己的思想而生的。而西亚音乐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和感情主义的表达。他们更注重的是短暂的快乐，而不是稳定的永远。欧洲音乐则是一种写实的手法，欧洲音乐注重的是众乐乐，而非独乐乐，这点可以说和中国古典音乐恰巧相反。因为中国人注重的个人的修为，所以导致了对以面子的过于追求，而产生了一种虚伪在音乐里。而欧洲的音乐却很贴近现实，但是欧洲音乐也是有缺点的。因为欧洲音乐有种过于放纵感情的感觉。如过一个从小就接受中国教育的人，让他去听欧洲古典音乐，我敢说他只会短暂的沉迷到欧洲音乐里去，而长期的时间他更愿意去听中国音乐。所以，我认为欧洲音乐不如中国音乐耐听。其实我对于音乐的了解也只是初步的，张钰你要加油喔。
一、历史回声定位：重回历史的 语境中去考察器乐文化身份 所谓历史回声定位，就是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与思考问题。而历史的语境，则是指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大背景。其直接所指，就是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以及在这种典章制度之下的文化样态。仅就这一点，就足让人望而却步，因为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至少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内容。 我们既往的乐器史研究，往往只关注乐器本身的形制和当下的功能用途，很少将其置入生存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解读，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比如我们当下所见的一些所谓“乐器”，可能在历史的源头上并不仅仅是奏乐的功能，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假如我们对当朝的典章制度及礼乐文化一无所知，对该乐器的研究就必然要失之粗浅。周公制礼作乐，确定金石之乐作为两周国家礼乐制度的代表，共行使四大功能：即礼器、祭器、重器、乐器的功能。遗憾的是，此前多数学者的研究对前三个功能往往忽略不计，对先秦金石之乐历史文化身份的认识难免失之偏颇。 项先生的《对先秦“金石之乐”兴衰的现代解读》一文首先阐释历史语境，在深入揭示两周礼乐制度的实质之后，否认了学界一以贯之的“礼崩乐坏”引发金石之乐“断层”的论断。他指出，“礼崩乐坏”非但没有葬送金石之乐，反将其推向更辉煌的舞台。由于周代的乐悬制度只规定了乐器摆放的方位（宫、轩、判、特），并未规定乐器的数量，如此，“礼崩乐坏”直接导致了金石之乐数量的内部扩充（从最初的２件逐渐扩充至4、8、16、32、64件），最初只用于礼乐的乐器组合也兼用于俗乐。东周末期，诸侯国大量涌现，金石之乐被作为阶级地位等级的象征而广泛使用，且陈列地点已经不仅限于朝堂，而延展至庙堂、厅堂等，所奏之乐当然也早已超越礼乐之范畴。就这样，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在礼俗兼用的双重作用下，以金石之乐作为主导，与它种乐器组合使用的乐队形式走向辉煌。然而，由于金石之乐的自身局限，以及作为重器功能的逐渐缺失，是金石之乐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然而，随着“以乐观礼”及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并结合近几十年来大量金石乐器的出土为据，项先生又对其原有观点做出修正。在《“合制之举”与“礼俗兼用”——对曾侯乙墓乐悬的合礼探讨》⑧一文中，项先生认为西周末期乐悬的内部扩充并非是“礼崩乐坏”的产物，而是合乎周礼之举。乐悬制度（只规定方位不规定数量）为后世金石之乐的“合礼”扩充预置了空间，乐悬用途不断扩展，祭礼、多礼乃至礼俗兼用，日益增加的用乐量为乐悬的内部扩充推波助澜。因此，曾侯乙乐悬为合礼之制下的产物。 此外，项先生的《乐户与鼓吹乐》⑨一文通过对鼓吹乐与乐籍制度的关系、鼓吹乐的]化，以及鼓吹乐对民间音乐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辨析，认为乐籍制度与鼓吹乐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鼓吹乐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影响深远的音乐品种。而在《对‘活化石’乐种的思考》⑩与《拓展‘西安鼓乐’研究领域的一点思考》?辊?辑?讹两篇论文中，他又通过对古琴、福建南音、西安鼓乐、五台山佛教音乐等几个“活化石”乐种的历史命运的探讨，将乐种的功能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得出结论：多数音乐品种（如乐种、曲种、剧种）其实是国家礼乐制度（乐籍制度）下的音乐文化样态（如历史上宫廷、地方官府、军旅之中的礼乐、军乐、教坊乐等），随着社会的变迁积淀在民间，正是这些乐种的综合体承载着中国乐系的血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才会真正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性。我们既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各乐种的个体性与差异性，而忽略了在大一统国家礼乐制度下所呈示出来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换言之，我们缺少的，正是以更为宏观的视角，从历时与共时的视角来认知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 任何一个文化事像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假如我们一以贯之地只关注到研究对象之表象，而忽略其文化土壤与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客观、全面的认识。由此带出一个重要话题：音乐史该如何书写？对于音乐史长河中的种种案例和事像该如何解读？一句话，应该让那些尘封了数千年的音乐往事重回当年的历史语境，将其再次植入当年的文化土壤（国家制度、文化背景、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等），历史的枝枝叶叶才有可能鲜活，也才有可能尽量接近历史的真貌。只有运用“历史回声定位”的视角，去审视礼、乐、器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文化关系，我们对传统乐器文化身份的认识才能渐趋真实。 二、“古”←→“活”结合：以双向考察模式 为乐器文化研究接通血脉 这一研究视角着力强调乐器研究的双向思维，即古代乐器向当代追寻，当代乐器向远古求溯，接通古今乐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源流脉络，以客观、严密的考证，一方面厘清远古乐器文化在当下的遗存变
音乐永远是民族文化中的那唯美的一面，在乐器的缓缓鸣奏中，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感，无形之中乐曲的深处流淌着的是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精髓。。。每每听着古典音乐的响起，那种悠扬，那种独特的中国风，心灵深处的有着不一样的触动，虽然听不出《高山流水》的知音难觅，品不到《春江花月夜》的清丽奇幻；但是依旧为凄凉忧伤的《二泉映月》而伤怀，被《霸王别姬》的悲凉豪迈而震撼。。。。他们再现了古代的情感生活，过往的抑郁悲愤，那时的英雄儿女，跨时代的哲理思考，都是那么地多情，那么的发人深省。 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 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 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 宗教音乐：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基督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 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 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 化、教仪化。 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 如今古典民族音乐的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历来重视音乐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普通教育中将音乐作为正规课程列入期间，则是清末才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以“请开学校折”上书光绪帝，提出了废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此后几年间，新式学堂陆续开设了唱歌课，从而在普通学校中形成了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至此，学堂乐歌成为我国一个新文化即将实行切换的关键时期。1927年采用德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建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均依照德国音乐院校的课程内容上课，学生们演奏我国传统乐器也是用现代方法演奏。 当时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虽然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中国音乐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未能把传承中国音乐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因而对多数教育者来说，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隔和影响。虽然在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有利措施，但从学校音乐教育的整体来看，民族音乐尚未能取得其应有的主体地位。这不仅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今后的民族音乐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和观念及外来文化的侵入，使得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教育传承之间存在割裂、脱节现象，这就造成了国民对民族音乐的不重视，而使民族音乐文化处于不断滑坡状态。因此，学校教育应该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大历史使命。 民族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文化形式的综和，同时又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文化里包括了多种文化，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现象,其中也体现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文化、民俗、语言、美学观点，同时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思,其所涵盖的情感和精神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与思想,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这样说过:“民族传统有机的继承,唯有从我们的民间音乐中才能找到。”意思是说,作为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继承的价值，民族音乐教育同时也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意义。 音乐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教育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教育是不可行的,没有教育的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实际存在价值，教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分不开的。 毋庸置疑，民族音乐文化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几千年来的中国音乐史及现代的音乐教育现状看，我国音乐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必须以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为主，如果把西方或者其他流行音乐当成主流，而将民族音乐作为附庸的话，必然会带来民族音乐衰退乃至消亡。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要使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就要强调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要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改善教育措施是关键。 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传统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就像我们的母亲河每年断流一样，民间音乐中的许多品种也出现了断流，濒临绝灭。流行音乐充斥着中小学音乐课堂，民族音乐教育被忽视。专业艺术院校招生和业余器乐考级中，报考西洋乐器和报考民族乐器的人数惊人的悬殊。更令人痛心的是多数学生都不会欣赏民族音乐的美，甚至对教材中的民族音乐持排斥态度。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用历史追朔法分析这些现象不难发现： （一）近二十年来受外来文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各种媒体播放民族音乐的比例较少，流行音乐所占比例较大，加上港台流行音乐的推波助澜，使得很大一部分学生趋之若鹜。致使我们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追星族与歌迷越来越多，而民族音乐的爱好者却越来越少。青年学生只知道四大天王、超级女生，对民族音乐知识可以说了解甚少，说不出几种民族乐器的名称、叫不出几位中国民族音乐家的姓名； （二）应试教育长期不重视音乐教育，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指导音乐教学。致使音乐教育无法执行教学大纲，更无法完成规定的内容。音乐教学科研不足，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没有改变，致使学生对音乐课丧失兴趣。 二、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具体措施 长此以往，没有青少年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发扬光大，民族音乐将会失去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发展民族音乐教育，提高民族音乐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学校责无旁贷地成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振兴民族音乐的主要阵地。在教学中发挥民族音乐教育的优势，陶冶学生情操，增强民族意识，让绚丽璀璨的民族音乐自立于世界之林，乃是当前音乐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怎样落实呢我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抓起： （一）以情感教育为主线，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感情。通过学习一些带有典型民族风味的歌曲，在掌握和灌输民族音乐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音乐离不开民歌，民歌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的道理，使学生从心理上崇拜民族音乐，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感情。我国民歌浩若烟海，内蒙民歌的豪放、辽阔，江南民歌的婉转、秀丽，陕北民歌的高亢、奔放，云南民歌的明丽、清新，新疆民歌的活泼、欢快，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中得到丰富的体验，体味到各民族的风俗民情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学生对这些民歌创作根源的追溯，会对民族音乐产生由衷的热爱之情。有了这样美好的感情，就会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浓郁的兴趣，为学校进一步实施民族音乐教育打下浓厚的情感基础。 （二）以民族音乐的欣赏为契机，增强学生的体验能力，体验民族音乐所塑造的意境，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形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教师有意识地选择欣赏曲目，做到有浅到深、由表及里地对学生实施教育。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怀着由衷的喜悦去吸收民族音乐的营养，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很有市场前景，关键是要有好的作品和市场运作。我认为，当前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存在着创作和市场两个问题，需要下大功夫解决。“中国民族音乐的作品不够丰富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由于民族管弦乐的乐器和编制的特性，你不能用西洋的配器方式来写中国民乐作品，而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有许多却还是从西洋乐团的配器移植过来的，这样的作品并不适合民族乐团演奏。民族音乐的市场开发问题也十分明显，从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的演出看，实际上民族音乐有市场，但国内缺少推广民族音乐的机制,没有专门的人才和经纪公司向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民族音乐。” 古典民族音乐的传承也许还要走很远，但是我们必须不停的寻找契机，为民族的文化作出应有的保护，更要作出应有的创新，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去认识我们的音乐文化。
浅谈李白诗歌的特点摘要：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也来的天才诗人，是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他的身世、行踪和家庭，异说纷纭，他的思想性格更是非常独特，旷世少有。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他的思想抱负、生活情趣和性格气质，在他的山水诗歌里得到了不同侧面的表现。他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他的山水诗却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窠臼，充满着雄奇壮美的色彩和磅礴的气势，想象丰富，具有强烈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达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巅峰，使其诗歌具有“惊风雨“，“泣鬼神”的艺术魅力。李白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气势浩瀚、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作为盛唐诗人中艺术个性最鲜明的一位，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桃花潭在今安徽省泾县，据记载它“深不可测”。李白游桃花潭时，曾受到当地乡民汪伦的款待，临离开时汪伦又赶到潭边相送，李白便即兴书写此诗赠给汪伦。我们现在用“情深似海”之类的词，已不觉新鲜了，但在唐代，李白即兴指潭水喻深情，则是个创新，因而令后人赞赏。问题是：李白是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而据说汪伦只不过是一介乡村青年，且只是在李白游桃花潭时偶尔结识，那么，李白对汪伦如此深情热烈的赞颂是否有足够的感情内蕴呢？“深不可测”的桃花潭犹不及“汪伦送我情”该不会是诗仙虚与委蛇的应酬夸张吧？其实不然。细揣诗意，李白是把汪伦对自己的毫无私利之心的纯洁的友谊同世态炎凉相对比，是有着丰厚的现实生活感受作为基础的。李白这人，有大志，也有大才，诗名早就响震天下。但因他禀性兀傲，不愿阿附权贵，低眉俯首，因而长期遭受排斥，很不得志，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着深切的体验。这次，他游桃花潭一带，自然会结识许多当地人士，但在离开时，却只有汪伦组织了一队人唱着歌，用脚踏着节拍前来热烈送行。这自然使潦倒失意的李白深为感动。当然，作为一首短小的绝句，他只能如此含蓄地写，因此，只有细加品味，才能体会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写诗人登舟时有所期待，而又惘然若失。句首直呼己名，含有一种深沉的感叹意味，犹如说：李白呀李白呀！“将欲”这两个字读起来是很感滞重的，似乎连招呼船家起程这样简单的事还得狠狠心才行。他为什么心情这样沉重呢？可以想见的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舟”为小船，当不会有许多人同行。“行”有“往”义，但不象“前往某地”那样有明确的目的地；有“去（离开）”义，但也不强调离开某地。这样看来，诗人用“行”字是为了表现一种欲行不行的矛盾心态。为什么呢？试想，诗人将要乘一叶孤舟继续他的漫游，在漫长的旅途中，其孤独可想而知。此时，他回望桃花潭岸边，这些天来所见之美景怎会不使他恋恋不舍？但终究是要离开了。这就会令人深深感叹。其二，诗人性格豪放，喜结交天下豪杰。此时，若有好友相送，金樽清酒，一饮“三百杯”，无论是放歌还是悲吟，总能渲泄胸中郁郁之情。可现在，孤零零地悄然离去，心中自然深感失望和怅惘。总之，第一句写诗人欲行不行时的怅惘，为下一句蓄足了情势。
一篇关于李白的论文李白的文化性格与待诏翰林政治失败漫议诗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说始终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的，而天宝初受玄宗征召并被命为翰林待诏，则可说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时又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经历。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至天宝三载春离京，其实际居京的时间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这次进京的荣耀与离京的失落，不仅构成了他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对于这样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却又以失败告终的经历，不论是倾慕李白的同时代人，还是后代热爱李白的读者，无不表现出某种同情、慨叹乃至痛惜，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李白的政治失败做出诠解。但是，如果将李白的从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李白的政治失败，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诗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实际上凸现的是一种由文化疏离与冲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剧(1)。一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风采耸动天庭，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来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在中国士文化传统中，“名士”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大约始于东汉后期（2）。桓、灵之际，当宦官、外戚干政造成东汉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时，士人以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与批判，展示了其独特的操守，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批虽遭迫害但却在个人品格上受到尊敬与仰慕的名士群体。《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即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藩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故、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精神品格的卓异而著称的名士群体。至魏晋六朝，名士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仍很活跃，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所呈现的精神风貌与其品格内涵已有所不同，但却仍是作为政治与文化的精英而受到士林的宗尚的。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当时袁宏曾作有《名士传》一书，其书今不传，详细内容无从得悉，但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则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可以大致了解其时名士的概况。《世说新语》一书，记录的多是汉末迄魏晋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刘孝标注所提及袁宏《名士传》中的人物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常受到称赏，后世士人所乐道的魏晋风流，就是由这一群魅力独具的名士构成的。这些名士，也许性情、思想、趣味、作风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士，原因却并不复杂，那就是一定要能够超越世俗的平庸，显示出自己精神、品格或才性上的迥拔流俗，而率性、洒脱乃至任诞，又往往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徽。也由于此，由对名士的崇拜，甚而导致一些人视任诞、放浪为名士，“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但总体看，魏晋六朝名士群体的个体风貌并不相同，其或者才华超群、或者潇洒风流、或者任诞不羁、或者品德高尚，而不论何者，都构成了他们赢得士林声誉并为朝野所瞩目的重要因素。大致也是李白谪仙人称号出现后，中国人对谪仙特征的理解。但这已与唐前有关谪仙形象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由于谪仙人李白的出现，原来的谪仙观念已被重新改写增加了新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已脱离了仙传文化的传统语境，而更多地带有了由李白所产生的直觉联想。
李白是继庄子、屈原以后的中国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杰出贡献在于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 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技巧, 并使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 在诗篇中达到高度的统一, 把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研究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重点应了解他的浪漫主义特色, 才能真正得到李白诗歌的精髓。关键词 李白 诗歌 浪漫主义 表现手法 艺术特色李白是唐代诗坛的一位最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多, 现存《李太白全集》30 卷, 除赋、序等文章外, 有诗九百八十余首。这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一小部分。在他死后不久, 他的诗歌就已经“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 。就从这余下的十分之一的诗歌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庄子、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并且以他在唐朝由盛转衰, 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中, 形成了那种坚持进步的理想, 反抗黑暗现实, 相信自己才能, 鄙视腐朽权贵的斗争精神。在李白诗歌中, 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达到高度的成熟。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在反庸俗和追求理想的斗争中展示了比屈原更为深刻的矛盾, 更为强烈的快乐和痛苦。因而李白的诗比屈原的辞所概括的生活更深更广, 他着眼的不是一个集团, 而是整个时代。屈原主要是通过浪漫主义的独白, 表达了政治上的失败而产生的痛苦与矛盾, 而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却渗透到一切主题中去, 接触到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 李白在继承庄子、屈原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 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使浪漫主义的诗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浪漫主义诗人中, 李白是伟大的, 也是最典型的。杜甫称赞李白的诗说: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这正说明李白的诗歌有着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而这些艺术魅力正是从诗人的种种浪漫主义手法中表现出来的。因此, 在我们探讨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的时候, 应该重点探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一、豪迈而奔放的气势元稹说李白的诗歌: “壮浪纵恣, 摆去拘束。”这正道出了李白诗歌的这种豪迈而奔放的气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描写客观事物, 表现出不可羁勒的力量。如诗人笔下的黄河:黄河西来决昆仑, 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万里触山动, 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 这里, 黄河奔腾咆哮, 冲决一切, 呈现出不可驯服的形象, 确有“落笔摇五岳”之势。再如诗人笔下的长江和高山: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望天门山》举手可近月, 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庐山秀出南斗傍。《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这咆哮愤怒, 一泻千里的江河, 奇险挺拔, 高出天外的峰峦, 都表现出冲决束缚, 追求自由的不可阻挡气概。(二) 抒发主观感受, 表现出强烈、炽热的感情。李白的诗往往直抒胸臆:在黑暗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时, 渴望摆脱羁绁, 腾风凌云, 得到自由。他高呼: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行路难》) “摧残槛中虎, 羁绁 上鹰, 何时腾风云, 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 ; 受诏赴长安时, 他高兴万分: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 长安三年无所作为, 最后又受排挤, 他在诗中大呼: “时清不及英豪人, 三尺儿童唾廉蔺。”(《醉后赠从甥高镇》) ; 他憎恨权奸, 诗中表达清除权奸的愿望: “何不令皋繇拥彗横八极, 直上青天扫浮云。”(《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 他反对安禄山的叛乱, 要求恢复祖国统一, 就在诗中表示: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 ; 他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就写下了“君看石芒砀, 掩泪悲千古”的沉痛诗句。在李白的诗歌里, 或爱、或恨、或兴会淋漓、或嘻笑怒骂, 种种强烈炽热的感情, 汇成一股豪迈而奔放的气势, 震动着读者的心弦。(三) 句法变化多端, 不受格律的束缚。当时律诗正在兴起, 而李白流传下来的诗歌中, 七律只有十二首, 五律也为数不多。这并非李白不会写律诗, 而正如清代赵翼所说, 是“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 与雕绘者争长”。他大量写的是乐府歌行和五、七言古诗。就是在这格律不严的情况下, 李白也常常打破、突破了一般的规定。表现在句法上, 长短错落, 变化多端。如“噫, 吁口戏,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 等。尤其是当感情达到高潮的时候, 李白决不使格律束缚感情, 往往冲破格律的限制, 出现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 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 (《江夏赠书南陵冰》)这样便于诗人抒发感情, 正如宋代曾巩在《代人祭李白文》中说: “又如长江, 浩浩奔放,千里一泻, 来势犹壮。”二、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一) 丰富的想象。李白诗歌中, 有大量的想象, 有的诗通首是想象。现实事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景物、梦中境界等等, 在李白笔下, 无不成为想象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 诗人的想象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任意驰骋。而这种任意驰骋的想象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 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超现实的描写为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服务。《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这方面的典型。诗人借助梦境, 开展大胆的想象, 描绘了天鸡高唱、海日升空、熊咆龙吟、霓衣风马等超现实的想象, 渲染了仙界的瑰丽和美好, 映衬了现实的污浊和黑暗, 表现了崇高的理想。诗中写梦醒后对梦境的议论更直接表示了他在现实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不开心颜”的斗争精神。又如, 在《蜀道难》中借助历史传说和远古神话驰骋想象, 着力渲染了秦蜀道路上奇险的山川, 寄托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忧虑与关切。明月, 是李白经常歌咏的对象。诗中通过丰富的想象, 赋于明月人格化和个性化。诸如:暮从碧山下, 山月随人归。《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这是诗人在月夜到长安南面的终南山拜访一位姓斛的隐士时, 将空中的明月想象成是含情脉脉、依依不舍与自己随行的同伴, 以此衬托出诗人与斛士之间的深情。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其一这是在自己受到打击, 政治失意, 感到孤独时, 把明月想象成为自己的友人。(二) 奇特的想象李白诗歌中的想象往往出人意表, 新颖不俗。但出人意表又入情理之内, 新颖不俗而不流于怪谲。试看《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 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 沽酒与何人?诗中想象纪姓老人死后还应继续酿酒。这本来是不可能的, 但诗人却像真有其事一样,执著地继续想下去: 夜台中没有李白, 你卖酒给谁呢? 这种想象好似出自一个天真的孩子,确实奇特新颖。但正是这种想象把老人“善酿”的形象, 诗人与老人的深厚情谊, 特别是老人死后, 诗人对他的怀念都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完全合乎情理。三、大胆而恰切的夸张李白经常使用夸张这种艺术手法, 来表现强烈、炽热的激情。从那大胆而恰切的夸张中, 也表现出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李白在《北风行》中用了“燕山雪花大如席”句, 来叙述北方雪大天寒。鲁迅先生就此句作了说明: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 但燕山究竟有雪花, 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 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 那就变成笑话了。” (《鲁迅全集》第六卷185 —186 页) 这就是艺术中夸张与真实的辩证法。李白那些优秀诗歌中的夸张, 从来没有脱离生活的真实, 恰恰相反, 他总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因此, 往往越是夸张, 现实生活越是表现得深刻、真实。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秋浦歌》之十五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之二“三千丈”、“三千尺”都是极度夸张。前者以诗人自己的愁情之长为基础, 后者以庐山瀑布之高为基础, 不但没有不真实之感, 反而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诗人深长的忧愁和庐山瀑布的雄伟壮观。李白在运用夸张手法时, 非常注重抓住夸张对象的特点, 使夸张本身与夸张对象产生内在联系, 做到既大胆又不失确切。如: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后一句, 诗人抓住远望江水波涛汹涌, 如卷起堆堆白雪的特点, 用“流雪山”来加以夸张, 就更突出了波涛汹涌的阔大景象。四、形象而生动的比喻在李白的诗歌中往往通过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的形象。如用水比喻感情: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 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里可以看出, 李白运用比喻, 一是做到了形象: 感情本来是抽象的, 而诗人用滔滔江水或千尺深潭水来比喻感情, 就把感情变成了可感可触的形象, 鲜明地呈献在人们的眼前。二是做到了贴切: 比喻与友人别情之长, 绵绵无尽的流水正有长的特点; 比喻友人送我深情, 千尺潭水正有深的特点; 比喻愁情不断, 抽刀断水正有不可断的特点。这都是用与被比喻的事物有共用特征的形象做比喻, 使比喻显得十分贴切。三是生动: 形象本身就具有生动的特质。而诗人关于选择那些容易引起人的丰富联想的形象作比喻, 就更加生动。以“抽刀断水”比喻愁不可消, 不仅突出了诗人的愁情, 而且从“抽刀断水”的动作上, 使人联想到诗人那激愤的心情、豪迈的气概等等, 余味无穷。值得注意的是, 在李白的诗中, 还引用了大量典故。这些典故, 一般也起着比喻作用。诗人把许多揭露批判最高封建统治者不便直言的思想感情, 通过用典故尽情地表达出来, 而且这些典故能够引起人们的丰富联想, 往往比直言表达来得更深刻, 更有感人力量。例如《古风》之五十一中, 就用殷纣王暴虐、楚怀王昏庸的历史传说, 比喻唐玄宗的统治。虽未直言, 但人们从关于殷纣王和楚怀王的历史传说中, 就会联想到唐玄宗的统治该有多么黑暗混乱, 昏庸腐朽。五、清新而自然的语言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又都是通过他那独特的清新、自然的语言而表达出来的。李白主张写诗要“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这正是他自己诗歌那种清新而自然的语言风格形象化的概括, 也正是他学习民歌语言风格的结果。如: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秋歌》人道横江好, 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 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语言朴素简洁, 不假雕琢, 又活泼生动, 音节和谐, 颇有民歌风味, 但他又不是单纯地以民歌语言为模式, 而是经过加工提炼, 既不失民歌语言的本色, 又有含蓄精炼的特点。如: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蜀国曾闻子规鸟, 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回一叫肠一断, 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初看如脱口而出, 明白如话, 但若深入下去, 便觉意味隽永, 经过千锤百炼, 使清新而自然的民歌语言的风格又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李白的七绝也体现了这一语言特色。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沈德潜《唐诗别裁》说: “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 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 口头语,而有弦外音, 使人神远, 太白有焉。”他说的这些特点, 实际上也就是深得民歌天真自然的风致。再如《早发白帝城》脱自于《水经注·江水》。我们于此对照一下:《水经注·江水》: “有时朝发白帝, 暮到江陵, 其间千二百里, 虽乘奔御风, 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 林寒涧肃, 常有高猿长啸, 属引凄异, 空后传响, 哀转久绝。”这是一段优美的散文。《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到了李白的笔下成了一首优美的诗。语言之清新自然, 心情之舒畅乐观, 与原文风貌,却迥然不同。李白在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中,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取得了不仅是他的前人, 即使是后来者也没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 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也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詹锳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专家，尤其在李白研究和《文心雕龙》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詹锳先生也是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发起人和首任会长。
对于詹锳先生在李白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和总结，特别是詹福瑞师、葛景春先生、杨明先生等前辈学者均有专文论述。本文试再加研习和整理，以表敬仰、感念之情，谫陋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毕生追求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师出名门，源流醇正。先生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十九岁转入北大中文系，随后因日本侵略辗转长沙、云南等地，在西南联大就读。这期间听课读书，所承俱是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名家、大家。他曾从胡适学习《中国文学史》，从赵万里、余嘉锡修目录学，从郑天挺学校勘学，从钱穆学中国通史、先秦史，从罗常培学语音学、中国音韵学，从陈寅恪学“元白诗”，从闻一多学《诗经》，从刘文典学《庄子》，从朱自清学陶诗，从冯友兰学《中国哲学史》，从罗庸学杜诗，极一时之盛。
回顾先生的学术历程，李白研究是詹锳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从22岁大学毕业起，詹先生从事李白研究的时间跨度几乎长达一个甲子。先生大学毕业后到西南联大任教，不久即正式开始李白研究。当时，先生一边给学生讲授大一国文，一边进行学术研究，“课余之暇，由罗庸指导研究李白诗文。有时也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先生借与《唐诗大系》手稿”（《詹锳年谱》，《詹锳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先生的名作《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二书虽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系年》一书实则于先生大学毕业不久即开始撰写，历时两年半，至1941年先生25岁时书稿即已完成（《詹锳年谱》）；《论丛》一书所收《李白集版本叙录》等多篇论文则大多是先生四十年代初在国立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撰写、发表。因此，可以说詹先生的李白研究是从大学期间奠定基础，大学毕业后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助教、浙江大学任讲师期间正式开始并很快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其后，悠悠数十载，先生始终在这一领域不断耕耘，不断开拓，取得一个又一个令学界瞩目的重要成果。因此，回顾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不仅创获多多，成就斐然，实更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生命寄托，是先生学术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 研究成果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成果，水平一流，价值恒久。詹锳先生关于李白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无论著作抑或论文，其学术价值放置于其问世的那一个时期可以说均达到学界一流水平。不仅如此，数十载光阴过去，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则愈加巩固，愈加恒久，始终是学界该领域研究绕不过去的重要参考，绕不过去的一流成果。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术成果，有些是当世闪耀文坛，众人瞩目，过后则如流星划过夜空，不见踪迹；有些是当世默默无闻，鲜有重视，过后却渐得关注，实至名归。以上这两种情况于研究界可谓并不罕见的现象。
詹锳先生的研究论著，代表作当以《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三部为学界公认。前两部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当世李白研究开拓创新、填补空白的力作；后一部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对长期以来作为权威著作的王琦注本的重大超越”（杨明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习詹锳先生著作的体会》，《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詹先生关于李白的论文以两个时期的研究最为学界推崇，一个是民国时期在各大学任教期间所发表的文章，一个是拨乱反正以后新时期的系列论文。前一时期的论文，如发表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国文月刊》《东方杂志》等处的《李白集版本叙录》《李白家世考异》《李白〈蜀道难〉本事说》《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辨伪》《李诗辨伪》等多篇文章；后一时期的论文，如发表在《文学评论》的《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发表在《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的《评英国人阿瑟·韦利著〈李白之生平及其诗〉》、发表在《文献》的《题名〈李翰林集〉的三种不同版本》、发表在《文学遗产》的
《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的特点及其优越性》和《李白〈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探微》，以及发表在《李白学刊》等处的多篇论文。
在这些论文和论著中，詹锳先生对李白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究，既对李白研究一些基础性的重大问题做出开拓性贡献，也对学界长期关注却悬而未决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有力地论证和阐发。这些成果，凝聚了詹锳先生毕生的心血，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李白诗文系年》一书是学界公认李白研究重要的基础性参考资料，是一部年谱与诗文系年相结合的论著，该书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多的便利，一书在手，卷帙不繁却能有许多参考和启发。李白别集之外，《系年》一书是笔者在从事李白研究起步阶段所必须参考的少数几种论著之一，相信学界同仁进行李白研究时也不乏这样的经历。同清代王琦的《李白年谱》相比较，《系年》一书对三分之二以上的李白诗文进行了考证和系年，系年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王琦的年谱，而且其中大部分结论准确可信，为学界接受和认可。换言之，此书之所以为学界所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詹先生在这部书中做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工作，解决或推进了李白研究的大量基础性问题，特别是李白诗文的创作时间、题旨以及作家的家室生平、事迹交游等问题。书中考证的一些问题，例如崔侍御与崔四侍御其人的辨析，假托李白救郭子仪之说的真伪，李白遇司马承祯的时间问题，李白《明堂赋》的系年问题，《蜀道难》的创作题旨与系年问题，《江夏赠韦南陵冰》的真伪问题，《大鹏赋》系年及其与《大鹏遇希有鸟赋》之关系，天宝四、五载间的游踪与作品系年，等等，均在征引大量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审慎而绵密的考辨、论析，进而得出理据充分的结论。这些考证结论，大部分为学界所认同，少数观点虽未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但也为大家后续的研究带来许多思考和启发。特别是解决问题过程中严谨笃实的论证方法，更得到学界的认同和尊重。《系年》一书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那个时候，李白研究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类似的著作，可以说该书为
新中国成立
后的李白研究做出了奠基性和标志性的贡献。
杨明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习詹锳先生著作的体会》一文的评价或许最能恰切说明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恒久与不凡。杨先生说，詹锳先生关于李白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今日凡是在这两个领域进行研习的学者，没有谁能不参考詹先生的成果。在笔者看来，不仅今天是这样，而且未来也是如此”（《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对詹先生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 学术品格
无征不信，可以说是詹锳先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学术品格，自然也是他数十年从事李白研究所坚持的学风与品格。做学问要牢记“无征不信”的原则，当年读书期间，从入学到毕业，笔者多次得到詹福瑞师、刘崇德师这样的叮嘱与教诲，并且时常强调这是詹锳先生做学问的原则和方法，也是詹门后学所应时刻牢记的准则。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品格，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往往是从文献入手，从版本的搜集、考辨为出发点逐次展开。如上所述，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一书，虽然卷帙、篇幅并不太大，却成为后世李白研究的必读书目，
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詹福瑞《詹锳全集后记》）。无疑，正是因为先生秉持这样的学术品格，研究过程往往运用文献考证的方法，使得研究论断以文献材料为依据，多实证笃论而无空疏之言。葛景春先生论曰：“这种建立在无征不信的原则上的求实之风，是继承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同时与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研究风气，即‘实学’研究学风。一扫当时学术界一些人的‘空疏’习气，建立起实事求是科学研究严谨学风。”（葛景春《爱国情怀与求实学风——略论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主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可以说，葛先生的这一评价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了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基本特点。
与此同时，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也是詹锳先生从事李白研究的基本原则。詹锳先生于1948年赴美留学，先在南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教育心理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心理学，并学习过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文理兼通、多学科的学术经历使得詹先生的研究既有乾嘉学派的文献考证的特点，又不乏现代自然
科学的方法、逻辑严密而又客观理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先生能够将二者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故而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往往能够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入手，视野宏阔，论证细实。“我近些年来的治学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惟其学得比较杂，不限于一种专业，我在发现一个问题时，能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从不同的专业来研究”，詹锳先生在他的《自传》（《詹锳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曾说到这样的原则和方法。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少有的、中西兼通的学术视野与格局，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往往闪耀着冷静而理性的思辨光芒，和科学而严谨的求实精神。比如，詹先生对《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以下简称《集评》）一书的编著就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特点。该书是先生晚年李白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全书共计三百四十余万字，可谓篇章宏富，卷帙浩博，尽管如此，诸篇诗文的整理、校勘却没有丝毫的马虎，题解、校勘、注释、串讲、集评、备考、附录等各部分内容均精细严谨，言必有据。通观全书，我们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詹先生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在该书底本的选择和运用方面即有清晰的呈现。众所周知，古籍整理一事，底本的择取是首要而关键的问题。该书选择现存静嘉堂文库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而没有选取王琦的注本，或者杨齐贤、萧士赟的注本，这是科学而理性选择的结果。王琦注对后世的研究贡献多多，但其底本的选择却并不十分理想，王琦注取代前人注本通行于世后，学界后来的研究整理，版本方面却往往沿用王琦注本而未见超越，詹先生《集评》一书则率先选取宋本为底本，这是一个不凡的、首创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该书以元明清各代十六种李白别集以及多种总集、类书等相关文献为校本开展整理，合计参校本多达三十余种，从而为全书的校注工作奠定了一个牢固、坚实的基础。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的艰苦岁月，先生就已开始这项工作。他不辞艰辛，
广为搜求，搜集了大量珍贵版本，经过数十年的思考和积累，才最终完成这部超越王琦注本的李白研究“划时代的著作”（松浦友久《李白研究划时代的成果——〈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评述》，原载日本《东方》第205号，宋红译，《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8年第9期）。在《集评》的书后，附录了詹先生所著长文《李白集版本源流考》，这篇考证文章几近十万字，对有关这方面版本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并绘制出版本源流图表，对李白集版本的源流变迁、各本的优劣等问题都有客观而中允的梳理和评介。无疑，该书的这些成绩正是先生科学求实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一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并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不仅如此，詹先生的学术品格在他的其他论著中也都有充分的体现。例如《李白诗文系年》一书，系年的过程中，先生在每一篇目的脚下注一个小小的阿拉伯数字，即该诗（文）见于王琦注本的卷数，这一做法既反映了先生严谨求实、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又非常便于读者阅读和参考原文，体现着先生忠于前人而又顾及后学的君子之风。詹锳先生常说，文学不是科学，但文学研究却是一门科学；又常说，言必有据，孤证不立。这一点，在作品的理解、阐释方面也有诸多体现。我们的传统诗学受“诗教说”“比兴说”观念的影响，前人解诗常常好牵连，好比附，有时不乏确论，有时则不免穿凿，甚至失之千里。詹先生对于李白诗文的注解、阐释则采用了冷静和客观的方法，不随意发挥，不随意引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充足证据的问题宁肯放弃也不随意附会。无疑，这一切都体现着先生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
此外，这里需要提到的是，2016年时逢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河北教育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詹锳全集》，这是对先生一生学术贡献与学术成就最好的总结和纪念。
四、 提携后进
詹锳先生对李白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个人所取得的卓越的学术成就，更在于他培养学生，提携后进，推动李白研究在恪守严谨求实学风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的卓越贡献。詹锳先生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当年曾受到先生教诲的一些后学现在已大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知名学者、专家，这些学生当中，成为当今学界李白研究领域大家、名家者亦不在少数。詹福瑞、葛景春、陶新民、刘崇德、张瑞君、阮堂明等多位先生的李白研究，都能继承詹锳先生的衣钵，并结合各自的专业方向、研究所长，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令学界瞩目的突出成绩。特别是詹福瑞、葛景春、陶新民、张瑞君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成为同仁、后学从事研究的重要参考。这些同样是詹锳先生对于李白研究的学术贡献，对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的杰出贡献。
詹锳先生指导研究生一样遵循无征不信的原则，具体到方法方面，则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詹锳先生1980年起指导四位硕士研究生，其间先后指导他们在天津市图书馆校勘《李白全集》，又于1982年带领他们到南京、上海的图书馆进行校勘实习，随后“转往成都参观杜甫草堂，又在该处记录了《李白集》的多种善本”（林大志整理《詹锳年谱》，《詹锳全集》第六卷）。此后，詹锳先生承担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重点项目《李白全集》的校注整理工作，他组织了弟子、后学多人共同参与，葛景春、刘崇德、詹福瑞、张瑞君、陶新民等八位先生分工编撰。可以说，这部三百四十余万言的巨著既是“詹锳先生晚年倾注全部心力完成的著作”（詹福瑞《詹锳全集后记》，《詹锳全集》第六卷
），也是助力参与编撰的诸位先生成为李白研究领域重要成员的助推器，是奠定诸位先生在李白研究界学术地位的重要基石。如今，詹锳先生的这些弟子大多已经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不凡成绩，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更在李白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多年来，他们在教学、科研一线已然又培养出一大批李白研究的后继之才，这部分后学虽然还没有取得太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学界与他们同时代的这一辈中青年学者必然将成为今后李白研究薪火相传的接续者和继承人。无疑，诸上所及詹先生的弟子、后学们所取得的成绩不仅是李白研究代代相传的明证，更是詹锳先生提携后进、推动李白研究事业代代相传的明证。
五、 共创学会
中国李白研究会于1987年成立，至今已满三十载。三十年，如果对一个人而言，这正是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对一个学会而言，则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之年。
站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起点，我们既当眺望远方，谋划未来，亦当总结过去，缅怀前贤。这之中，詹锳先生对学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我们回眸学会发展历程之时应当感念和铭记的。三十年前，学会在安徽马鞍山市成立，詹锳先生担任首任会长，学会的发起、筹备和成立，无不凝聚着先生的付出与辛劳。同时，他笔耕不辍，在学会会刊《李白学刊》（现名《中国李白研究》）上发表了多篇论文。1991年7月5日，首届中国李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马鞍山市召开，詹先生致开幕词。7月7日，经理事会选举，先生当选为学会第一任会长。王运熙、朱金城、安旗、郁贤皓、罗宗强、裴斐、张成德等先生当选为副会长。应该说，早在1985年召开的中日学者李白讨论会期间，先生就已经开始和诸位前贤商议和谋划这件事情。这次会议，先生被推举为中方首席代表，宣读了李白研究的有关论文。随后，1987年秋，学界又在马鞍山组织召开了李白逝世1225周年纪念大会，这次会议同时也是李白学会成立的筹备会。由詹锳先生主持，多位学者联署、发起，筹备成立中国李白学会。之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注册，学会宣告正式成立。1994年8月，经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会选举通过，詹锳先生当选为第二届会长。至1997年第三届理事会会议推举，詹先生改任名誉会长。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马鞍山市的贡献，上述1985年、1987年、1991年关涉李白研究、李白研究会的三个重要事件，发生地均在安徽马鞍山市。此后，学会的常设机构一直设在马鞍山，学会的日常工作也多由马鞍山的同仁们负责操办。这些往事，学会的老一辈学者们一定更了解前后的始末和细节。我们应该向马鞍山的历任领导和学会工作者致敬。
2017年，恰逢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学会举办了第十八届年会暨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个回首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不由得几多感慨。三十多年前，正是詹锳先生与诸位学界前贤以及马鞍山市的诸位先生共同创立了学会，才有学会这个李白研究同仁共同切磋研习的平台，才有李白研究不断深入与进步的今天。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青
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当年意气不肯倾，白发如丝
叹何益？
（李白《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一）
《唐诗三百首》应该有要找到的东西
爱沙尼亚著名诗人扬·卡普林斯基、拉脱维亚著名诗人乌·贝尔津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学术秘书波波娃和文学博士列·缅希科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文学硕士聂阿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