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宋元山水画的艺术成就与审美特征内容摘要：宋元山水画是山水画的鼎盛时期，它突出展示了隋代展子虞、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山水画作品大青绿、金碧山水一派的独具特色，展示了吴道子、王维、王洽及张璪创立的风格不同的水墨山水画派。五代画家深入，所画景物真实生动，北方画家的画风峰峦丛峙，雄浑壮美；南方画家的画风平淡天真、清丽秀美，南北方画家创立了全景式构图与不同风格的皴法，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语言，使宋元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着很高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中国山水画是以自然风景作为描写对象的绘画形式，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科，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它孕育于秦汉，萌芽于魏晋，独立于隋代，成熟于唐代，于宋元达到高峰。 宋元是山水画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流派纷呈，集中体现了古代山水画的艺术成就和审美特征。据《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画继》《图绘宝鉴》所载统计，仅画家就有180余人。题材、内容广泛，江南江北，名山大川，宫景台阁，村野渔樵，各尽风貌。从形式上看，水墨、淡彩、青绿巧整点缀，皴法、构图、题款各具特色。其分类主要有青绿山水、浅绛山水和水墨山水三种，分别以工笔或写意的技法形式予以表现。 北宋之初以巨然、李成为代表，形成南北两家流派。李成以画“寒林平远”著称，画家依据自我的观察，以强调近景、中景，由近及远按比例逐渐放小的方式来描绘北方平原苍茫的地形面貌；同时还关注季节气候与环境的描写，创作出具有荒漠和严酷季节的“寒林”的形象，烘托出一种荒寒而悲怆的诗意。从而形成“气象萧疏，烟林清旷，豪锋脱颖，墨法精微”的作品面貌；李成的山水画在北宋被誉为“古今第一”。现存代表作品有李成与王晓合作的《读碑窠石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茂林远岫图》(辽宁博物馆藏)、《晴峦萧寺图》(美国纳尔逊知陆藏)。至后是以北方画派的范宽、郭熙为代表形成“雄健与秀美”的两种流派。北宋初期的李成、范宽与中期的郭熙深受荆浩的影响，作品仍体现着雄浑壮美的五代之风；范宽常年深入终南山、太华山，对景凝想与构思，其山水画的风格与李成的风格迥然不同，偏重壮美气势的意境表达，用碎而坚实的笔墨皴出富有质感的壮观山石，山顶设置密林群体结构，一泻千尺的瀑布装饰点缀，使北方山川的壮美有着身临其境之感。范宽晚年笔墨更趋“枯老”“劲硬”之笔触，成功地刻画出北方关狭地区“山狭浑厚、气势雄拔”的山体形象。范宽的代表作有《鼷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郭熙是北宋中期山水画成就的代表。他的《早春图》准确地描绘着季节风景之特征。以其秀劲的格调透发出李成的影迹。其绘画作品还有《鼷山秋霁图》《关山春雪图》等，郭熙以大师特有的谦虚与诚恳直言道：“今齐鲁之士，唯摹营丘；关陕之士唯摹范宽。”并反对其时的因袭之风，“不局一家，必兼收并览，于自然中饱游饫看。”充分体现了郭熙的绘画作品笔法严谨而挺健，斧劈斫法，苍劲中极富阳刚之美。同时，也体现了郭熙极严肃的创作态度。 北宋后期杰出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为1183厘米，该卷兼具精工和神韵两大特色，大青绿着色，细致富丽，呈唐人之风；江南的“米氏山水”烟雨迷蒙，富有文人意趣，自成一家。画卷表现了峰峦绵亘，幽岩深谷，江河旷远，天地苍茫，宏大雄壮的祖国山河景象。全面继承了隋唐以来青绿山水的表现手法，突出石青石绿的厚重、苍翠效果，使画面爽朗富丽。其次，在北宋，赵伯驹、赵伯骕以青绿山水见长，画风上承唐代李思训而又有新创，在设色山水画中，北宋中期提倡“小景山水画”，以坡坂汀渚、小山丛竹、江湖水鸟为题，赋色淡雅简练，有实有虚，充满文人情趣。有图例所证：北宋山水画家赵令穰的绘画作品《橙黄桔绿图》（厘米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诜的青绿山水画作品《烟江叠嶂图》（上海博物馆藏），充分体现了北宋文人画的勃兴与初步成就，同时代表文人画在山水画领域发展成就的还有米芾、米友仁父子的创作作品，与青绿山水所不同的是，他们推崇纯然为水墨的发挥，确立起“平淡天真”的文人画美学标准和审美情趣。 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最为知名，四人并称“南宋四家”在继承北宋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在“南宋四家”中，李唐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李唐的山水画作品《万壑松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唐早期受荆浩的影响，作品气势峻厚，峭拔雄浑的北方山水刻画得细腻真实，使用的是典型的“小斧劈皴法”，刻画的山石仍然是雷霆万钧的阳刚力量，其作品逐成笔墨精练、阔略豪放、元气淋漓的风格审美特征。山巅的丛树，近处的松林，有隐有现的石径，加强了画面幽深的情调。左方中景各有瀑布一线垂下，几折而后，转成一滩溪涧，涧水穿石而过，如闻声响，真是画到有声就是诗。李唐在晚年将山水画的构图和表现语言运用得简练概括，开创了勾皴同时进行的技法，为马、夏画风的兴起做了铺垫。 马远的《踏歌图》《倚松图》与夏珪的《临流抚琴图》，画中有诗，突破了前人的全景式构图，多画边角之景。“马一角，夏半边”。笔墨简约，形象清奇，追求诗的意境创造，是南宋山水画的主要特点。特别是《踏歌图》这幅画在北宋全景构图法中有所创新，精心提炼选取自然中最美的一角，达到“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造型于方硬中挺拔，皴法上除了马虫鸟远常用的“大斧劈皴”外，还使用方头尖尾“钉头鼠尾皴”。画面体现了马远利用“边角之景”独创意象所产生的魅力。在此绘画作品上所表现的“踏歌”，就是踏着拍子歌唱，在当时南宋时期南方乡土中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一种娱乐活动，后来演变为人们表达欢乐情绪的一种抒发方式。王安石在诗中描写：“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后元丰行》）。此诗道出了淳朴勤劳的农民在劳动结束后，用一种抒发自我表现情感的方式来诉说着无比欢乐的自由情态。尤其是《踏歌图》通过四个年龄、姿态各不相同的点景人物“踏歌”的形式，将丰年带给人们的欢乐，生动地表现出来，人物附于自然山水的描绘，使整个画面统一在典雅、秀美、轻快的审美情绪意境之中。元代山水画创作分为前、后期，元代前期的山水画创作群体主要有江南地区的“遗民画家”、非汉族画家以及蒙元宫廷或贵族赞助的画家所组成。其中以遗民身份出现的代表画家有钱选的《浮玉山居图》（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的《幼舆丘壑图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风尚古俊”的《鹊华秋色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等作品。他们在画法上追求一种古拙质朴、温韵典雅的画风，倡导“书画同源”的笔墨架构，加强了笔墨的艺术趣味与艺术表现力。元代后期的山水画创作者多是为躲避元末纷乱而避居的道士或隐士，“元四家”为其中的代表。由于画家的不同遭遇及文人画的确立,更注重笔墨意趣和个人风格，强调写意和主观情感的抒发,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是元代山水画的主要特点。“元四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水墨浅降,苍郁浑厚；尤其是元代统治者重武轻文，导致更多的文人从事绘画。他们在艺术上提倡“高雅”“平淡天真”“天真幽淡”；理论上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等。这一时期诗文印信也逐步正式进入画面。不但成为布局的组成部分，而且更直接地抒发作者的心声。诗、书、画、印形成一体，诗画相连，这标志着文人画形式的完善。《富春山居图》长卷，将富春江两岸数百里精粹聚于笔底，满纸空灵秀逸，笔简意远，后人誉之为“画中之兰亭”。原画主要是描写浙江富春江一带的山水景色。所画富春江两岸峰峦树木，似初秋景色，丰富而自然。画法有董（源）、巨（然）的温笔披麻皴，也有干笔皴擦，用笔简练，使水墨发挥了极大作用，对以后水墨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吴镇的《渔父图》气象苍茫；多描绘江南湖山景色，多以秀劲潇洒的草书题写“渔夫辞”，从而达致诗书画相得益彰的妙境，使之有着一种空灵的感觉。他善画山水梅竹，作画喜用湿笔，笔法雄浑，墨气清润。他的山水画多表现避世幽居，寄情山水的隐士生活。 倪瓒的《六君子图》笔墨简淡疏秀,意境冷落空旷；作“阔远”式构图,“一水两岸”,上下分明,树林顾盼,远山逶迤,气脉通达,体貌新颖。有黄公望题诗云：“远望云山隔秋水，近有古木拥披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则繁茂苍郁,雄伟壮观。此图山势险峻，树林茂盛，画家采用层层加深的用墨，作解索牛毛皴，干湿互用，表现了山川浑厚，草木繁茂的江南气象，并从中寄托着画家隐逅山林的理想和志趣。他的山水画多表现隐居生活，颂扬隐居出世。其画特征讲究笔法墨色，善用枯笔，以用笔的多变和繁复称著。构图布局饱满，结构茂密，景色秀丽，有一种苍浑秀逸的风格。“元四家”的山水画笔墨技法丰富,功力深厚,个性鲜明,强烈地抒发了闲适无奈、寂寞哀愁或安贫乐道、自鸣高雅的情怀。“元四家”看轻功利,标榜作画只是抒发胸中“逸气”,“聊以自娱”的观与画风对明清文人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审美的标准是符合大众眼光，顺应时代潮流。比如唐朝时候以肥为美（杨玉环），后来的各个朝代以女孩子的才艺和五官样貌评判。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更加喜欢温柔可爱又俏皮的女孩子。（当然千遍万变，审美都离不开外貌和身材这两个因素，毕竟我们都是感官动物）
古代审美发展历程:古代女子也崇尚好身材，从先秦时以“体长”为美、以“细腰”为美，到汉魏时以“体轻”为美、唐朝以“丰腴”为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美标准也各不相同。先秦时期北方女子以“体长”为美就北方中原地区而言，先秦时推崇“硕”或“颀”，用民间的俗话来说，就是“高个儿”，以“体长”为美。先秦高个子美女的代表人物是卫庄公的夫人庄姜。庄姜是齐国公主，出嫁时的婚礼场面很大，相当风光。《诗经·国风·卫风》中那首《硕人》，写的就是庄姜出嫁场面，诗中两次提到庄姜的身材：“硕人其颀”、“硕人敖敖”。硕人，即身材高大之人，而“颀”、“敖敖”，则进一步强调了庄姜的身材修长之美。而且，庄姜不只身材苗条，其手、脖子、皮肤、口、齿、眼都很漂亮：“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几乎无处不美。汉魏时期女子以“体轻”为美汉以后，女子好身材的标准又变化了，“体长”和“细腰”虽然仍有人欣赏，但贵族阶层更喜欢身体轻柔纤弱——以“体轻”为美。从史料所记来看，汉朝后宫受宠嫔妃都是体轻者。如汉高祖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娇躯翩转，极具韵律之美。戚夫人如果体重过大，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身材最出色的女子，应该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身轻如燕，成语“环肥燕瘦”中的“燕瘦”，说的便是赵飞燕。身轻到何种程度？宋秦醇《赵飞燕别传》称：“赵后腰骨纤细，善踽步而行，若人手持花枝，颤颤然，他人莫可学也.唐朝时身材以“丰腴”为美唐朝一改之前的“细腰”和“体轻”，女子身材以“丰腴”为美，杨柳腰反而不被看好，唐朝美女无一不富态。如阎立本的《步辇图》上，唐太宗周边的侍女没一个瘦的。时间越往后，绘画中的唐朝仕女越丰满。现代考古发现的盛唐壁画中的女性形象也证实了这一点，个个丰腴。宋以苗条为美宋人开始崇尚纯朴淡雅之美。女性美从华丽开放走向了清雅、内敛。女性美大致以观音菩萨的本貌作为标准，人们对美女的要求渐渐倾向文弱清秀：削肩、平胸、柳腰、纤足。宋代缠足之风则遍及民间，“三寸金莲”成了对女性美的基本要求。宋朝女性中很流行戴一种叫“花冠” 的装饰品，这种花冠制作精细考究，为这一时代的女性增添了妩媚的气质。宋朝女性使用的妆粉已制成粉块，每块直径3厘米左右，有圆形、方形、四边形、六角形及葵瓣形等，在每个粉块的表面，还压印着凹凸的梅花、兰花及荷花图案。清朝时，含蓄内敛之美，仍然是女性美的基础。清朝文人张潮在其著作《幽梦影》中，也提到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透过生动的比喻，可以看到一个文人心中要求内外兼备的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意识一直保持到民国。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唐代的也胖为美特别是那个时候的杨贵妃以及那个时候的文化，大家会觉得胖给人的感觉，是丰满，同时也是家庭富裕的一种象征，所以说胖也代表了那个时候时代的审美。
另外，在现代社会，再加上国外的一些文化传到我们国内，所以说大家对于世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观。现在都不再以胖为美了，而是觉得数再加上自己的穿衣搭配才能够让自己显得更加的完美。是个方面的文化，以及追求呈现出来的，对于美的一个追求。
无论城市大小，只要你生活在她的怀抱，就会自然而然的会产生亲切的爱恋，会理解和原谅她的不足，会欣慰享受她的发展变化。做为城市市民，我们不会太在意政府官员们为了面子和政绩做的这样和那样的蓝图规划，也不会太多关心每年要搞的这样那样的创建活动，但几十年的改革发展，却会给我们身边带来很多可喜的变化，一会不知不觉的感到城市变的越来越美了，公共设施越来越完善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了。虽然发展速度不能算快，但与自身相比小城菏泽的确也在发生着变化。宽广整洁的城市道路，配上了四季常青的绿化，更把特色牡丹搬进城市，形成了独特的精致。一带一环的赵王河、护城河建成了亲水风景带，给人们的假日休闲增添了更好的去处。老城的开发与改造，一座座现代化建筑逐步代替了低矮陈旧的小楼，步行街大型超市成了人们购物消费的天堂。城市广场街头绿地，给人们健身运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街舞、健身操、大秧歌、太极拳代替了原来的扑克和麻将。更有新建的大剧院、体育馆独特的外观凸现现代气息，使这里更有了城市的模样。总之，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城市更绿了，花儿更鲜了，平原森林城市正在走进她历史上最美的时代。让我们珍惜吧，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变化，让我们努力吧，让她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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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激情岁月60年光辉历程60年前2月19日，饱经兵患的鞍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无数先烈的浴血奋战，一举攻克了东北工业重镇鞍山，从此掀开了鞍山历史新的一页。鞍山的解放拉开了辽沈战役序幕，为全东北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鞍山的解放使这座东北工业重镇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0年的激情岁月、60年的光辉历程、60年的沧桑巨变……勤劳智慧的鞍山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旧鞍山初步建成一座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充满现代化气息的举世闻名的城市。鞍山60年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解放初期，鞍山地区生产总值按当时价位计算不足亿元，到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已实现1350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85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125元。60年来，鞍山的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今天的鞍山已经由解放初期市区人口不足20万人，钢铁产量不足50万吨，发展成为市区人口147万人，钢铁产量双超1600万吨的现代工业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百强城市中名列第34位。60年来，我市的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先后被评为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畅通工程一等模范城市、国家技术创新试点城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城市、国家双拥模范城市和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市，并涌现出孟泰、王崇伦、赵成顺、白雪洁等一大批全国著名先进人物 作文:11日上午，在二一九公园正门前，纪念鞍山解放6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正式启动。由劳模、机关干部、青少年、妇女和社区居民代表等组成参观团参加了启动仪式。虽然天气寒冷，大家的热情却丝毫未减。 此次活动是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政府办公厅、市民政局、市规划局、市城建局、市公用事业局联合主办的。简短的仪式结束后，参观团成员登上了一辆辆大巴。客车从园林路出发，行进于胜利路、千山路、中华路、建国路等几大主要干道，途经人民公园、孟泰公园等处。一路走来，大家对城市面貌的变化感叹不已。77岁的刘玉兰曾是市劳模，喜欢摄影的她特意带上了心爱的相机。老人告诉记者，她和老伴都是鞍山解放初期从外地来鞍的，那时鞍山是一片废墟，破败不堪。如今的鞍山早已今非昔比，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在参观立山新风社区时，见一幢幢崭新的楼房排列整齐，小区里各种运动器材、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大家赞不绝口：“政府可真为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家住铁东园林街道的王汇老人也感触颇深，她乐呵呵地说：“马路越来越宽了，视野更开阔了，坐在车里，心里别提多敞亮了。” 在城市规划展示厅，人们从一张张图片、一份份史料中感受着鞍山60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市民代表张先生说:“从解放到现在，鞍山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我觉得举办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抚今追昔，我们为鞍山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也更加热爱鞍山。” 来到鞍钢厂区，一位从鞍钢退休的老干部激动地说，过去的鞍钢到处是烟尘，现在真的变了样儿。生产工艺、技术设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工作人员坐在控制室里，轻轻一按电钮便可完成操作…… 参观者深受教育和鼓舞，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为建设文明和谐鞍山献计出力。鞍山两处新变化 为实现鞍山经济社会的跳越式发展，新一任的城市领导集团加大了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提高城市承载能力的力度，这个以钢铁为主的工业城市已经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都熟悉的两个地方，现在已经变了模样，以照片为证： 1、卖核桃酥的地方开始建高楼。那个地方过去是商业局医院，动迁后在原来大门的地方弄了个挡口，卖起了核桃酥，天天都有很多人在那站排买，生意是相当的好。现在那个地方扒掉了，开始建楼了，据说要建40几层的民宅，到如今已经建了三分之一了。 2、13中门前的马路拓宽了。过去门前的两侧都是小房，是弱势群体居住的地方，现在全部动迁了，那一片也开始建高层民宅了。13中的透视围墙已经往里缩了很多，与食堂的西墙挨着了，那个马路是相当的宽了。
新中国70年的变迁和风貌作文1949年以来，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中国从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并正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国的城镇化率，也从1949年的增长到2018年的。中国也从一个根本就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转变为“全民皆保障”的国家。中国家庭的住房面积，也已扩大到人均40平方米左右，超过了很多欧洲国家。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到2018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至77岁。中国社会的这些重大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就是消费方式的根本变迁。在1949年，中国城市的恩格尔系数高达，农村会更高。1956年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城市的恩格尔系数为，农村高达。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城市为，农村为。但到了2000年，城市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农村下降到。到2010年，城市为，农村为。进入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在所有家庭消费中，用于食品方面的开支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全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低到，这说明中国人已经将主要的消费转移到教育、卫生保健、旅游、住房改善等方面。中国人的消费方式，也已经从模仿型排浪式向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转变。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持续性的生活方式转型，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社会产生了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消除了长期以来的战乱与社会动荡，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激发了社会活力。1990年，中国实现了温饱型小康目标。2000年，实现了总体性小康目标。新时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将“建设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又继续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努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持续发力，使民生建设迈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在人民最关切的居民收入方面，中国政府出台了“提低扩中调高”政策。一方面加强了精准扶贫的力度，使低收入群体中的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伴随贫困线与低保线的并轨，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还会有所提高，这将自下而上地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构建社会保护网。另外，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中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会达到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达到50%，这将促进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强劲支撑。此外，当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在2035年左右还会迅速提升。在此背景下，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会超过劳动力人口的30%，2035年将超过45%，2050年将超过60%。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的推行，会在劳动力市场构建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大环境，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防止摩擦性失业问题，在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过程中继续释放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社会大踏步迈入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口移居到城市，提升了中国的城镇化水平。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缓慢将城镇化水平提升到20%左右。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发展步伐。到2000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达到了，到2018年达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稳步推进，每年年均提高以上，让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将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城镇化率提升到新水平。城镇化的有力推进，将中国迅速从村落社会转型为都市社会，从定居生活转型为迁居生活，从自给半自给社会转型为市场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是继文艺复兴之后对人类最有进步影响意义的大事件。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且还深刻体现着城市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对农村的积极影响。中国的城镇化不但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使1亿多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使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而且还顺利解决了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可携带可转移的社会保险政策，也使农民工获得了与城市劳动力一样的权利，能够在流入地参加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会在2020年超过60%，在2035年超过75%，在2050年超过80%。在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极大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质量，提升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也为世界人口的城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过程中，每十万人口中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也迅速增长。在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每十万人口中大学生的数量仅仅为416人，到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到615人，在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到1422人，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到3611人，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到8930人。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在1990年到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7%左右。伴随大学入学适龄人口的缩减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劳动力当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重还会继续增加。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将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提升劳动过程的自动化水平，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做好更多的人才准备。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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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战国 · 深衣袍服
春秋战国之交，“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对服饰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时出现了一种上衣下裳相连的服装 ——深衣。
在春秋一直到汉代，曲裾深衣，直裾深衣是深衣的主要款式。深衣承接上衣下裳，是一种根据礼制而制定的衣服，所以一直以来都深受士大夫阶层的喜爱。采用圆袖方领，以示规矩，意为行事要合乎准则；垂直的背线以示做人要正直；水平的下摆线以示处要公平。
2、汉服 · 褒衣广袖汉服自古礼服褒衣博带、常服短衣宽袖。当西方人用胸甲和裙撑束缚女性身体发展时，宽大的汉服已经实现了放任身体随意舒展的特性。
汉服的袖子又称“袂”，其造型在整个世界民族服装史中都是比较独特的。袖子，都是圆袂，代表天圆地方中的天圆袖宽且长是汉服中礼服袖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汉服的礼服一般是宽袖，显示出雍容大度、典雅、庄重、飘逸灵动的风采。
汉服包括衣裳、首服、发式、面饰、鞋履、配饰等共同组合的整体衣冠系统，浓缩了华夏文化的织、蜡染、夹缬、锦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衽，本义衣襟。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将右襟掩覆于内，称右衽，反之称左衽。
这就是“交领右衽”传统，也和中国历来的“以右为尊”的思想密不可分。汉服的领型最典型的是“交领右衽”，衣襟在胸前相交叉，左侧的衣襟压住右侧的衣襟，在外观上表现为“y”字形，形成整体服装向右倾斜的效果。
3、南北朝 · 华袿飞髾
魏晋时期衣冠一秉东汉追求繁华、奢丽的风格，敝屣旁边加以垂饰飘带。服装看起来一场飘逸，这便是彼时辞赋中的“华袿飞髾”。女子服饰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
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
4、唐 · 惯束罗衫半露胸
唐代服饰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
齐胸襦裙。这种款式无论身材丰腴还是瘦削都能达到别样的飘逸效果。小贴士大袖衫，大气飘逸。充分反映了唐代繁华、恢弘、大气的文化特征，呈现出当时华丽开放的审美风尚。这种服饰是中晚唐时期的样式，并一直流传到五代。
5、清 · 旗装
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旗装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
清代以来,坎肩极为流行。罩穿在氅衣、衬衣或棉袍之外的服装。旗人妇女在坎肩和褂襕的款式及色彩上非常讲究力求能够与穿在里面的旗袍和谐、媲配褙子， 衣上流云，袖间清风。 适合三五出行，日常穿着，雅致而轻灵，随意而自由。
6、民国 · 短袄套裙
民国这段时间，其服饰特点女性主要为袄裙，衣服和裙子是分开的，衣服宽袖，斜襟。高而耸立的领子带有着清末时期的余味，衣袖宽阔但是可以显出纤细的手腕。
斜襟的设计更是凸显了中国古代的服饰特色。那时的女生校服，浅蓝上衣、玄色裙子、白色纱袜、圆口布鞋，都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
7、民国 · 旗袍
民国旗袍在中国妇女服饰史上是中国妇女服饰史发展的一个创新。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历史转型期。
在许多关于老上海风情的文字里，总能看到木地板、老藤椅、即使在盛夏也穿得一丝不苟的长旗袍和尼龙丝袜中期的旗袍显其女性自由独立的个性，腰部逐步收紧显出女性整个身体胸、腰、臀的自然曲线美。
扩展资料
中国传统服饰是中国人的传统服饰，被誉为中国国粹和中国服饰之代表，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创造的宝贵财富。传统服装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
上衣下裳制，相传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一传说可以在甘肃出土的彩陶文化的陶绘中，得到印证。
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汉服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代表，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赛里斯国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传统服饰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但某一时期的审美设计倾向、审美意识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只有将这种特定的审美意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考察才能见其原貌。
一、秩序井然的服饰——自夏至西周时期
周朝作为最强盛的奴隶制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制定了一套非常详尽周密的礼仪来规范社会，安定天下。表现在服饰上，如不同场合要穿戴不同的服饰，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严格区分了天子与官僚、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差别，形成了一整套的冠冕制度模式，影响了自商周以来三千年封建社会的服饰文化。从此，服饰开始标识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以便“分贵贱，别等威”。
西周服饰
二、从百花齐放到趋于一致——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战国时期七国崛起，各自独立。在服饰上也各显其地方风格与文化风采，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彩的景象。如春申君的3千食客中的上客皆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婢妾均披绮披纱；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鲁国的儒者服长衣、褒袖方履，等等。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的实现，服装风格也逐渐趋于一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与朝服制度，形成了正式完备的冠服制度。
三、胡汉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部分崩离析。正是由于战争，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西域文化与汉族文化碰撞、融合，使得中国服饰文化进入到一个追求时髦、胡汉交融、奇装异服盛行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汉服中的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融合了胡服的特点。同时，受先进的汉文化和风气的影响，北朝各族纷纷推行汉化运动，仰慕汉族衣冠服饰，形成了“群臣皆服汉魏衣”的状况。
四、开放浪漫、异彩纷呈——隋唐五代时期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造就了独特的开放浪漫风格的唐朝服饰。尤其是唐代的妇女服饰，是历代中的佼佼者。唐代的女装颜色鲜艳，造型雍容华贵，装扮配饰富丽堂皇。如在衫、裙之外还有披在肩上的长围巾“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面。这种装扮使唐朝女装形成袒胸、裸臂、披纱、大袖、长裙等极为开放的风格。
五、质朴保守——宋朝时期
宋朝统治者注重文治，竭力推崇程朱理学，把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倡导，其目的在于去掉人们的任何反抗意识。这种理学观念影响到人们的着装，使宋朝的服装一改唐朝服饰旷达华贵，恢弘大气的特点，服装造型封闭，拘谨保守。颜色严肃淡雅，色调趋于单一。另外，两宋时期，边患不断，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官僚队伍和军队的壮大，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为此统治者三令五申，要求服饰简约淡泊，力戒奢侈铺张，从而形成了以后质朴淡雅为宗的一代审美标准。
六、异地胡风——辽金元时期
作为古代史上民族融合的又一高潮，这时期的服饰既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色又有融合的色彩。服饰大多用毛织品并且制作较为简单、实用，易于马上作战射猎。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筒靴。元服则吸收宋服形式，官服款式较特殊为窄袖、盘领、缝掖，独具特色。
七、继承创新——明清时期
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大明帝国后，对服饰也有统一的要求。先是禁胡服，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对民间的男装也有规定，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
清朝作为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的前夜，在服装史上也是改变最大的一个时代，清服是中国古服与近代服的交接点，它的存在是以后发展到近代男士的马褂长袍、女士的旗袍的前提。清代还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到了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
1、隋唐时期服装的转变时期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个时期的服饰变迁为历史过渡时期。其上承历史服饰之源头，下启后世服饰制度之经道。男子的常服为幞头、袍衫、穿长靿靴。但此时的袍衫与前朝略有不同，式样为圆领、右衽、窄袖、领袖裾无缘边。
2、宋代的服装趋于保守
宋代的服饰，大体沿袭前唐，但在服装式样和名称上还略有差异。宋代的缺胯袍衫式样有广袖大身和窄袖紧身两种。穿褙子和半臂的习惯极为普遍，但都不能作为礼服穿用。
3、辽金元时期服饰
辽、金、元时期的服饰既有汉人的礼服制度又有本民族特色。辽金男子的服饰多为圆领、袖的缺胯袍，着长统靴或尖头靴，下穿裤，腰间束带。元代男子的服饰有汉族的圆领、交领袍，也有本民族的质孙服，其形制与深衣类似，衣袖窄瘦，下裳较短，衣长至膝下，在腰间有无数褶裥，形如现今的百褶裙，在腰部还加有横襕。
4、明清时期服饰变化
明朝的服饰在唐朝服饰的基础上结合宋元服装形式中的某些元素，而生成了自己朝代服饰风格。因为明朝的政治思想达到了中国历代前所未有的保守，明朝服饰风格也变得束缚闭塞。
5、民国时期至近现代
直到鸦片战争后，世界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清末西洋服装传入后，中国人的服饰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末时期在中国境内随处可见西洋服装和长袍马褂并存现象。自辛亥革命后，中山装和旗袍的出现，是中西结合的最有力的时代产物。
扩展资料：
汉服文化：
传统服装汉服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上衣下裳制，相传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一传说可以在甘肃出土的彩陶文化的陶绘中，得到印证。
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上衣下裳的服制，据《释名·释衣服》载：“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避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上衣的形状多为交领右衽，下裳类似围裙的形状，腰系带，下系芾。这种服制对后世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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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中国饮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中国饮食文化特点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这些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反对颠倒季节，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当然也反对食用反季节食品，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与当代人的意识正相反，有些吃反季节食品是为了摆阔。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西晋富翁石崇家也有暖棚。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这种意识残留到现代的大约仅有节日食俗了（中医中药里也有一些，但未受到重视）。“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人是“三才”之一，饮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其实人能感觉到的“味”不止有五，但二三千年前，能分辨出五种也不算少），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这使人感到荒诞。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因此在祭天时要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之说。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什么叫“中”？不能简单地用“中间”来概括它。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有点像河南话中的那个“中”。“和”也是烹饪概念。《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
饮食习惯具有强烈的民族传承性，也受着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影响和制约。如南方稻作农业区以稻米为主食，北方旱作农业区则以菽麦粟米为主食。民国时期的饮食结构有了新的变化。在一些沿海城市，西餐已逐渐成为时尚的佳肴。外国传来的卷烟，大量地排挤了中国的旱烟和水烟。这些现象，使中国的传统食品工业发生了变化。但在广大的农村，贫苦农民仍旧是吃糠咽菜，西方食品在那里根本没有市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粮食定量供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绝大部分人的饮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主要是饮食多样化，主食的比例逐渐下降，副食和果品的比例逐渐增加。主食的内容也在变化，以大米和面粉等细粮为主食，吃玉米面和高粱面的人在逐渐减少。肉类食品、各种新鲜的水产品、新鲜蔬菜、饮料到处都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