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贸易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主要参考文献： [1] 郝红. 景华扬，谈如何在我国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公有制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0xx 4，24—25 [2] 井士锌，现代企业的薪酬激励 煤矿现代化 20xx 3 [3] 樊钱涛，如何运用薪酬激励员工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20xx 3 27—28 [4] 王少东，张国霞 建立自助式整体薪酬体系 人力资源 20xx 35—36 [5] 徐晓明，公司管理中的薪酬激励机制 河南化工 20xx 6 45—46 [6] 张涛，如何发挥薪酬激励的持久性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72—74 [7] 程瓯，将员工激励进行到底 人力资源 39—40 [8] 胡盈，交换中的刺激 人力资源 53—54 [9] 董玉森，当前部分国企薪酬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10] 刘颖，走出薪酬激励的困境 通信企业管理20xx 9 56—57 [11] 林新奇，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复旦大学出版社 [12] 企业员工管理方法研究组 企业员工激励方法 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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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依然存在着同20xx年一样的不利因素,为了使20xx年我国对外贸易取得成就,我国在对外贸易发展中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
稳定的政治环境对发展对外贸易有着重要影响,20xx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样和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就目前国际关系分析,中日、中菲领土争端依然是威胁我国政治环境稳定的主要因素,同时也会对双方贸易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要使得20xx年对外贸易发展取得突出成就,首先我国政府要在维护国家领土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日、菲的友好关系,加强双边谈判,力争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断,为双边贸易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次应加强同欧盟等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有效谈话,防止将经济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以双赢的方式解决贸易问题,争取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贸易问题,为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再次政府也应当提倡全国人民以理性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杜绝在政治纠纷中有意挑起不必要的争端,损害人民利益和经济发展环境.20xx年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也是同各个国家友好开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条件.
(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出口产品在激烈的竞争和贸易壁垒盛行的国际市场中可以有效避免不利因素的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产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使产品技术含量增加,将出口产品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不仅有利于避免贸易壁垒的压制,也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国际市场的一定份额.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应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使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多依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带动,以及科技进步、循环经济和节约资源的推动,即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的同时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改变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产品附加值低的状况,提升产业整体素质,使得生产要素得到优化组合、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同时我国贸易的改善还应当顺应国际经济发展主流思想,即促进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加大环保产业贸易的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断促进产业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清洁安全转变,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
(三)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由于人民币汇率的不断波动,且近几年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我国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也存在不利影响.我国应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力求使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坚持以我为主,使人民币汇率的有序浮动符合我国经济基本面和宏观调控的需要.除此之外还应加强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充分发挥汇率在平衡国际收支、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以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我国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中应综合考虑我国的经济需求和同贸易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是经济和贸易发展实现双赢.
(四)继续扩大内需,减少出口依存度
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即扩大国内投资,刺激国内消费和扩大外贸出口.扩大内需主要是通过扩大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紧张,20xx年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要依赖于内需,减少出口的依存度,而内需的扩大不仅要解决国内就业再就业问题,还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配合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全力解决有效内需不足的矛盾,并且合理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在职人员工资,调整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更新消费观念,千方百计的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开拓农村市场,刺激假日经济,调整限制消费的税费政策等.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强对人们经济消费的引导.完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同时,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各种配套改革,积极培育、扩大国内消费市场,鼓励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重点扶持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五) 贸易伙伴国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据目前中日等国家争端形势判断,20xx年这种不断升温的领土争端及贸易壁垒限制,使20xx年对外贸易的发展依然存在着同20xx年同样的威胁.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尚未平息的各种争端,20xx年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转变以往主要贸易伙伴国稳定不变的局势,顺应着新型国家不断崛起且快速发展的形势我国应将贸易伙伴国向多方发展,扩大贸易地理范围,逐步摆脱以发达国家和地区占据主要贸易地位的现状,是我国对外贸易在尚未缓和的国际关系中得到回升,免受争端影响,是经济发展更能顺应全球化这把“双刃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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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贫富差距悬殊是全球性现象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世界银行《2002/2001年发展报告》中说，在新世纪初，贫困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计，其中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来生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4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51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扩大到。北方富、南方穷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贫富差距悬殊也是发达国家的一个诱发社会不安定、潜在的社会问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的财富。据报道，欧洲青年人的“攻击性”行为在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中下层的不断贫困化。生态环境不分东西和南北世界观察研究所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生态系统正向危险的临界接近。据统计，在过去的10年中，自然灾害给世界造成的损失达6080亿美元，相当于此前40年中的损失总和。联合国在2001年2月份发表一项报告中说，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严重威胁。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而言。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毒品泛滥危及全球世界毒品形势严峻，并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黑社会组织与毒品集团正以不同形式联手，成为威胁全球的不安定因素；麻醉品渐呈多样化，各种“软毒品”成为毒品消费市场上的“新宠”。据估计，全球吸毒人数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而吸用人工合成毒品的人数增长最快。联合国禁毒署专家说，冰毒将逐步成为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滥用最广泛、蔓延最迅速、危害最严重的毒品品种。毒品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已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据联合国禁毒署统计，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其中，每年有3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黑钱通过一些世界金融中心被合法化。毒品问题跨越国界，并非某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毒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唯一途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孳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累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恐怖分子也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恐怖主义活动大都有国际背景。但根除恐怖主义活动决非易事，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闻媒体说，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反恐怖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纠纷骤增，民族冲突加剧。这是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影响21世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各国的内部团结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分离主义却同这一潮流背道而驰。当前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主要倾向是谋求独立。另一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形势于己有利的变化，力求扩大原有事态，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促使其要求国际化。移民(难民)潮席卷全球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65年到1990年，北美和西欧的移民总数每年以的速度增长，远超过当地人口的增长。联合国估计，到21世纪初，约有亿人生活在异国他乡。此外，由于地区性冲突不断和自然灾害频仍，难民人数急剧增加。随着移民(难民)的数量增多，移民(难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难民)流人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人道主义的谴责。妥善处理移民(难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的思潮。为寻求解决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条道路”随之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但不走“第三条道路”，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是当前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同时，在国内外因素的推动下，近一、二十年，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有些国家恢复和改行多党制，有些国家在一党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改革，有些国家准备或实行新的体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甚至流血冲突。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但究竟如何进行，既要保持社会安定、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国家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主权与不干涉内政主权一般指的是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在国际上又是独立的象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的电子传输没有空间的限制和国界的壁垒。土地对经济活动的作用相对下降，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事务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西方国家正是利用这一新的形势，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传统主权观念过时论”，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主张进行跨国界干预。甚至，某些国际势力公开鼓吹修改国际法中不干涉内政的内容，主张国际法应向干涉权、国际监护权、有限主权等概念演变，不承认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这种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弱化”主权的论点，必将使国际关系更为复杂，成为南北斗争的一个焦点。人权与人道主义干预人权本是国内法的一个概念，它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公民权利被规定在有关国家的宪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二战后，人权问题大量地进人国际法的领域。但由于国际人权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特别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有关人权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同的。再加上，有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就使得人权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更有复杂性和尖锐性。特别是，近年来某些国际势力，一方面加紧推行所谓“人权外交”，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权”等等。其实质是以“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和欺压别国人权的借口；另方面，却对国际社会公认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漠不关心。人道主义干预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推行强权政治、维护霸权、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合法挡箭牌，并使之合法化。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干涉主义。维护国际安全的形势逼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核威胁依然存在，军费开支依然高昂，从而增加了各国财政负担和减少了发展经济的财力。美国为扩展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强行实施NMD和9ND，引起地区乃至全球军备竞赛；一些地区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引起邻国的严重不安；热点问题很不稳定，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局势；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相互配合，活动猖獗。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环境，需坚持《反导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公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防止破坏国际战略平衡；建立行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的地区安全机制，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相辅相成，加大维护世界秩序的力度。除军事安全以外，还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进程，又是具有内在矛盾性和两面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它虽然为很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其间又充满了利益的差异、竞争甚至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范围的竞争”。全球化给当代国际关系带来了多方面的复杂影响。1、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赖，进一步确定了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它的不平衡性也使强权政治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抬头，多极化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使各国在经济等领域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持续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加。尤其是大国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磨擦、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关系，单个大国独立解决或垄断国际事务的能力正在下降，动辄进行干涉、制裁乃至战争等损害别国利益的做法往往会反作用于己。这些趋势的发展使得各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更多地采取协调与合作的方式，更多地去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可以说，全球化的发展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大国间的全面对抗起了很重要的制约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和平与发展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国仍把振兴经济、谋求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放在首位。任何偶发的、严重的事件都难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基本的运行态势。但由于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和主导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却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国际力量格局对比失衡的问题非常严重。1999年，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GDP的80%、世界贸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在一定时期内不是壮大而是相对减弱了。一些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还会强化，“新干涉主义”仍有可能再次大行其道。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2001年初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上，有世界各国1800个技术领先的厂家展示各自的最新技术。2、全球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压力，并面临如何有效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很不相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就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首先，全球化扩大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主权不平等。从相互关系中双方的地位来看，发达国家对高技术、资本的垄断使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和脆弱的地位。其次，全球化进程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而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在几乎所有的国际机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由此产生的国际行为规则必然使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多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与它们进行协调与合作，在获得新的利益、权利和机会的同时，也使国家在行使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时受到掣肘。同时，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总是试图在“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的幌子下要求发展中国家让出部分国家主权，并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其真实意图在于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的就是国家安全问题。由于全球化趋势涉及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国安全除军事层面外必然还会涉及金融、信息、环境、能源等问题。这些领域的安全问题与军事安全相比，其重要性已不可低估。尤其在国际经济活动因全球化进程而空前广泛和复杂的情况下，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金融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全球化时代，资本几乎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流动，主权国家对金融或经济的掌握也相应减弱。一旦市场规则被恶意、无序、无约束地滥用，成熟市场对不成熟市场就具有侵略性，资本的力量将会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形成致命的打击，其危害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泰国等国的GDP一年左右时间就下降了40%至60%，国内经济倒退了10年以上。因此，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3、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特点是，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一个能给世界各国带来“共赢”的全球化必须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要求国际机制具有真正的行动能力。但现在处理全球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七国集团等，几乎都是在冷战时期形成并且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冷战结束后，这些机制的功能和性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已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未来15年内，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现实格局，对这些机制进行大幅度改造或完全推倒还不太可能，但是围绕国际机制改革的斗争将会非常激烈，其中既涉及到大国间利益的调整，也涉及到南北关系的利益分配。这种趋势已从新千年回合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初见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15年中，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这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国际关系论文 文献综述多少字？同学发给你啊
给你一些资料吧利比亚是阿拉伯世界比较世俗化的国家，同时又是部落国家。1。伊朗的态度伊朗直接说卡扎非是疯子，伊朗支持联合国对利比亚的禁飞区和军事打击。 原因就是伊朗是什叶派，利比亚不但打击什叶派，还推行世俗化，解放妇女，简直是罪不可恕。（评价：YSL教的人看事情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利比亚的下场就是伊朗的前车之鉴，但狂热的什叶派人眼中，只有教派才是区分敌我的标准，就象伊朗强烈谴责巴林政府镇压国内的什叶派， 在伊朗看来，利比亚的越混乱越是扶植什叶派势力的好机会）。2。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态度不但反对利比亚卡扎非，还直接出兵参与轰炸，按道理说，利比亚也是属于阿拉伯世界，同时还是属于逊尼派，但利比亚的世俗化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看来也是无法容忍的(实际上也不认为利比亚是逊尼派的MSL)。况且卡扎非还曾经号召沙特人民推翻沙特国王，2010年还爆出卡扎非企图派人刺杀沙特国王， 如此的疯子，怎么能不除去。(虽然都是独裁者，但卡扎非是疯子，有野心，还喜欢乱搞，威胁到了其他人的生存，别人如何会放过你。独裁者之间是不会有什么惺惺相惜的，或者兔死狐悲，更多是水火不容 )3。基地组织利比亚卡扎非违背YSL教义，推行世俗化，同时投靠西方，自然是敌人。4.朝鲜强烈谴责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轰炸，是赤裸裸的侵略。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对利比亚的支持。（评价：敌人永远是敌人，敌人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批判。而不是JY说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这个问题上面，朝鲜比JY的智商还是高一点。）至于联合国里面，不是支持就是默认攻击利比亚的一群流氓。结果：1。 一个人要有多大本事，才能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人支持卡扎非，那就是利比亚的女人，卡扎非解放妇女，这可能是他唯一 做的比较正面的事情，同时他用自己抄袭别人的著作形成的绿宝书，降低了YSL教对利比亚人的影响。2。YSL教果然是难以让人理解。。利比亚事件开国际关系先河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 国际联合国授权的联军对利比亚的轰炸，被全球关注。围绕利比亚事件，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三个史无前例现象，这不仅令人瞩目，也对今后世界走向更广范围的民主、和平具有启迪作用。利比亚事件中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是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动武。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五十年代联合国曾经授权美国等多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保住了南韩，但南北韩是两个政府，而不是像利比亚只有一个政府。而且，对比利亚，是从人道立场制止卡扎菲镇压本国人民，是“干预内政”。这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从人道立场进行军事干预，包括轰炸那个政府的军事力量和设 施等等。正因为此，有的国家对利比亚事件十分敏感，对多国部队的行动大加挞伐。第二个史无前例，是美国自二战以来首次没有领衔正义的军事行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际上重大的西方军事干预等正义行动，都是美国领衔，所以美国被誉 为“自由世界的旗手”。从二战，到韩战，到越战，到科索沃战争，再到伊拉克、阿富汗之战，更不要说用军事手段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等等，都是美国主导的。但这次，美国首次没有主导。为什么？因为美国史无前例地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无能又怯懦的奥巴马在主掌白宫。所谓“奥巴马主义”就是不痛不痒、左右摇摆、模糊不清，面对邪恶不果断采取行动。奥巴马上台之后，就从上任总统布什的向全球传播民主价值的外交政策后退，强调什么美国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所以，在前年伊朗人/民抗议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沉默不语、纹丝不动。在突尼斯革命、埃及人民怒吼的时候，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持。奥巴马为什么是这种表现？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邪恶。早年的奥巴马在夏威夷成长时，他的导师是一位黑人共/产/党/员；后来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教会牧师（也是他两个孩子的教 父）是赖特，更是以“反美”著称。奥巴马一路得到的是反美教育。直到他当上总统，他妻子才说，他们第一次感觉为美国而骄傲。这说明这对夫妇以前是不懂得美国的价值，甚至是反对美国的主体价值。以那种左倾和反美薰陶的背景，对正义和邪恶都弄不清楚，奥巴马又怎么会懂得去对付邪恶？这次，西方领袖在法国商讨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唯一缺席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哪里去了？在利比亚平民每天都被杀害的、人命关天的时刻，奥巴马却带着穿着鲜艳的老婆孩子到温暖舒适的巴西访问旅游去了。目前美国和巴西之间没有任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巴西对利比亚设禁飞区跟中国一样是投弃权票 的。奥巴马这个时候去巴西，不等于是奖赏跟美国不一致的“弃权”行为吗？奥巴马为什么对巴西那么锺情？因为巴西那个刚当选不久的女总统是一个出名的左派，跟奥巴马一样，也是迷恋社会主义。他们俩等于是精神伴侣。难怪在西方联军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奥巴马都不放弃那趟以国事为名的潇洒旅游。这在美国也史无前例。也许有人会说，这次美国没有领衔，但提供支援，也发射战斧飞弹了。但是，这是在美国左右两派舆论批评和压力下的结果。保守派媒体对奥巴马的批评当然是每天 的发射量比扔在利比亚的战斧飞弹还多。但对奥巴马形成更大压力的是来自他所属的左翼阵营的批评。而且这次左派的批评更加强烈。美国知名的自由派 历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闻周刊》和MSNBC上，都毫无留情地痛斥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无能。由弗格森等自由派知识份子对奥巴马发难，再加上CNN和左翼旗 舰《纽约时报》等跟进，这个舆论压力，是奥巴马的不可承受之重，会直接影响他明年的总统连任竞选。所以奥巴马最后不得不支持英法提案，但拒绝美国领衔。在这个事件中，最坚定果敢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法国最早对利比亚的反抗军政府给予外交承认，而美国至今都没有。另外是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有加拿大总理哈珀，都非常坚定地支持建立禁飞区，誓言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为什么这三位对利比亚的立场清晰、坚定、行动果断？就因为他们是懂得邪恶的保守派。第三个史无前例，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人民面对政府武装力量时的坚持。卡扎菲是全球出名的疯子，他不仅动用军队，甚至花钱买雇佣军来杀害自己的人民。但即 使面对如此的残暴和血腥，利比亚人也没有后退和屈服，他们仍然顽强反抗。在奥巴马犹豫不决，迟迟不赞成英法提案设禁飞区时，卡扎菲的政府军队节节胜利，因 为毕竟反抗军没有正规武装和训练，许多人临时学习使用武器。卡扎菲曾扬言要秋后算帐，在全国大清洗。但在如此这般的威胁下，利比亚人仍是选择继续抗争，这份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全世界！联合国的授权，英法加拿大保守派领袖的坚定，更加上利比亚人民的坚定反抗，这场战局，现在就可以预测，卡扎菲的末日指日可待！利比亚会像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结束独裁者，开始一个新时代！在突尼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发生的一切都说明，哪块土地的未来，都是靠那里的人民自己打拼出来的！正如当代知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所说的，“如果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算不上美德。”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扩散，世界越来越多的民众健康遭受病毒威胁，在疫情袭击下幸免于难的国家寥寥无几。在疫情全球迅速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危机时刻，G20特别峰会在全球亟待合作抗疫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这不仅是当前国际关系剧烈变革、世界格局深度调整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全球事务更趋复杂、人类文明曲折演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世界仍然在同新冠肺炎疫情作斗争，每个人的主要任务是挽救生命，遏制、减缓疫情流行。欧盟继续支持世卫组织，已经向世卫组织提供了额外资助。”声明还指出，保持全球合作与团结是唯一有效的抗疫途径，敦促美国重新考虑终止与世卫组织关系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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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流行范围最广、危害程度最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以来遇见的一场最大浩劫，全球传播速度之快、感染面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想，超出了国际社会的应对能力；
在这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人类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包括重大传染性疾病在内的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根据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的模型研究，疫情至少会使2020年全球经济总量相对基准水平下降4%。
大多数欧洲和北美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下降4%以上，但中国的经济状况将会好于欧美经济体。由于几乎所有经济体都采取了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预计各经济体将在明年弥补大部分损失。尽管疫情对各经济体的影响并不均衡，但由于经济体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差异并不会很大。
在全球化之后，传统的地缘战略和区域对峙趋于缓和，但非传统安全因素，恐怖主义、环境恶化和公共卫生危机，已成全球共同敌人。然而，不少在这些非传统安全因素上的合作，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些问题的合作和解决，才是能让全球化给世界带来普遍福祉的深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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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但不只限于此。世界范围的生产和贸易在未来几个月还将继续受到影响。在相对落后的国家里，随着疫情的延续，中下阶层的不满不断积聚，会随着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增多，产生诸多不可测变动。
积极财政和公共投入，必然是疫情后各国拯救经济的救命稻草。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可能会重新回到焦点之中，但问题是，世间已无马歇尔，自顾不暇的美国不太可能向欧洲伸出援手。而全球疫情又给环境主义者增加了题材，话题从气候延伸到公共卫生和政治领域几乎是必然。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观察：新冠肺炎大流行，将如何改变全球化格局？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英国专家:新冠疫情将带来巨大但暂时的负面经济影响
你方式方法也得掌握下，1000字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困难的话，可能下个找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劳动关系和谐是保证企业实现长远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之一。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社会关注力度逐步加大，扩大就业稳定就业的压力仍较大，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劳动关系双方各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发展，关键是利益双方通过一定的机制，进行利益协调，在某个阶段实现劳动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和谐。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立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新要求，要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围绕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以改善劳动关系、提高职工工资、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为重点，在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和根治欠薪问题上取得新成效，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取得新突破，在深化和谐劳动关系创建、促进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上取得新进展。 1、进一步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积极稳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把加强指导服务与依法规范企业用工结合起来。进一步规范大中型企业的劳务派遣用工行为；扩大劳动合同制度覆盖范围，特别是要在小餐饮、小商店、建筑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对农民工集中的中小企业通过推行简易劳动合同文本等方式，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引导和督促自由职业者、隐性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加入社会保障；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灵活调整工作时间，满足企业生产需要，保障职工休息休假权利。 2、大力推进协商机制建设。以推进三方联席会议制度为抓手，努力促进劳资双方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一是着力提升工资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将工资增长、工资支付、劳动定额、福利待遇等作为协商的重点内容，通过协商预防和解决争议。在推动单个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同时，积极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二是建立健全企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体系。在企业中建立健全工会、职代会制度，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健全劳动者表达意见的渠道，增强劳动者与企业的沟通协商能力，落实劳动者民主管理权利。三是进一步发挥各级社团组织协调劳动关系的能力。努力发挥工商联、台办、行业协会、商会等社团组织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作用，指导协调企业建立合理规范的管理结构，形成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社会氛围。3、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充分提高主动监察意识，确保劳动纠纷处于可控状态。一是做好劳动纠纷预控工作。对区域内企业劳动关系苗子性、隐患性、倾向性问题，建立月报、旬报制度，在一些重要时期建立每日零报告制度，对一些可能引发矛盾的突出问题建立快报制度。对上报的情况并结合投诉、举报情况进行研究，分析突出矛盾与趋势性情况，形成分析材料与对策措施，在此基础上明确工作重点及形成工作预案。二是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结合不同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开展日常监督检查；结合各个时期的劳动关系的特点，重点开展以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等内容的专项检查活动。三是妥善处理突发性群体性劳动纠纷。按照“第一时间掌握信息，第一时间制定方案，第一时间化解矛盾”的要求，做到及时介入、有效疏导、快速处置。加强部门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用足、用好欠薪保障金等政策，及时、有效处理好群体性劳动纠纷。4、妥善处理劳动人事争议。进一步发挥大调解格局工作效能，形成合力共同化解劳动纠纷。一是提高劳动仲裁调解率，快速、及时、方便化解劳资矛盾；二是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调解网络；三是发挥各级职能部门作用，共同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5、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通过加快完善工业区规划和功能布局，加大工业园区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加大工业区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力度，进一步优化企业和谐发展环境。加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务工人员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有效保障务工人员生活、居住、就医、子女就读等权益。6、建设高素质职工队伍。在后危机时期，要将维护外来农民工基本权益作为工作重点。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以人为本、永续发展”理念，注重职工全面发展，实现职工和企业共同发展。同时，引导职工树立远大理想和信念，全面提高职工综合素质和技术技能，增强融入城市、适应社会能力，增强抗压耐挫心理素质，建设高素质职工队伍。同时，要健全企业党群组织，进一步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职工归宿感和认同感。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劳动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变化，而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又成为这一变化的推进器，人们尚未对许多问题考虑成熟，现实中的问题就已经摆在面前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必然导致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发生变更，亟需对劳动关系进行再构造、再调整，以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基于此，笔者将对当前形势下的劳动关系的变化及可能发生的问题作一透视，以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并希望促成整个社会形成共识。一、改制企业劳动关系现状企业用人自主权的扩大主要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围绕在新招工人中推行劳动合同制开始的。企业获得了对新招工人自主适应劳动关系的权利。九十年代初期的全员劳动合同制的改革，使企业的用人主体地位趋于成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经营亏损的企业和微利企业消化不了本来依照合同就业的所有职工，在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富余人员，即出现了所谓下岗现象。这一现象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字，到2003年底，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260万人，比上年底减少150万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职工下岗就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不解除劳动合同，保持劳动法律关系，但却无劳动过程和劳动内容的情况。企业总是在自己的内部先确定富余人员，在这些人员中开展所谓“双辞”即辞职和辞退。众所周知，企业人员长期以来流动性小，“裙带风”使许多企业人际关系复杂而微妙。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双辞”难度较大。同时，政府部门为了保稳定，促进就业，则强调企业对于富余人员内部消化。如江苏省淮安市企业改制工作方案规定：“企业改制后原企业职工合同签订不得低于85%.”事实上，企业要是真能消化掉原企业职工的85%以上，社会上也就不会出现如此多的下岗职工了。所以，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裁减人员，减轻负担，轻装上阵，而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就成为一个阻力，且政府又要求企业必须安置原企业一定比例的职工，这就使得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处于两难境地。另外，按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即提出辞职的，基本上无社会保障。若企业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即提出辞退的，就要涉及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救济金等社会保障问题，形成对社会的一种压力。针对这种情况，江苏省淮安市企业改制工作方案中曾规定：暂时不能上岗的职工，在企业内部待岗，不得推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内部待岗已成为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处分劳动关系的一种较为周到的过渡性措施，而事实上，这种措施并不符合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劳动法》中所规范的劳动法律关系构成要素是齐全的、实在的，并无存在劳动法律关系却无劳动内容的所谓“下岗”的规定。由此我们发现，职工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已有所突破，即突破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劳动法律关系。它的最大特点是职工既不上岗并获得劳动报酬，又不进入在失业状态下的社会保障系统，职工游离于企业，其劳动法律关系处于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状态。企业效益转好，可以迅速回岗，企业效益转坏，也许就永远待岗。这种似乎属于中止的劳动合同关系便会在不知不觉中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演变成这种关系的事实解除，或由职工明示解除即辞职。本应由政府部门监督和对职工进行的社会保障工作，就这样被企业慢慢地消化了。这不能不说是劳动法律制度的缺陷所致，整个社会和立法部门应当尽快对此加以解决。二、改制企业劳动关系变化之评述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今天，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地要优胜劣汰，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直接影响企业劳动力的资源配置，市场经济要求企业自主用人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所以说，如果企业确实到了需要精简人员的地步，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劳动制度改革的重点就在于改革用工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由国家对城镇劳动力统包统配的用工制度，人为地消灭失业。不仅劳动力的初次就业，而且劳动力就业后的流动都要纳入计划安排，双向选择的余地很小。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不是职业适应劳动者的偏好及特长，而是劳动者的偏好和特长要被职业所改造。要想改变自己的职业，通常要花很大的代价。依照计划就是依靠行政手段调整劳动者与企业保持终生不变的劳动关系，就终身保持固定身份，企业不能根据生产经营之变化自行吸收或辞退劳动者，劳动者即使从事非自己特长之工作，也难以改变。所以，这种用工制度不能灵活地适应企业在不同时期和条件下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企业缺乏择工自主权，需要的人难进，不需要的人难出，多余的人要包下来。对劳动者来说，也易造成人才的浪费，不达“人尽其才，合理使用”之原则。所以，劳动制度必须随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改革。劳动合同制为较为合理的选择，他通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和责任，同时，劳动合同也成为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随着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贯彻实施，企业还要进一步淡化和解除与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属于微观经济领域的企业自主权还给企业，其中当然包括企业的择工自主权，政府对企业只进行宏观管理。企业改制着重改的是产权制，将原来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实行以产权拍卖、出售转私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为主要形式的转制。近几年来，全国各地企业产权转让的交易量增长速度快，企业并购消息频传，且私企并购国企的势头亦增。有的企业转让成为股份合作制形式，内部职工成为企业的主要买家。由此看来，产权交易成为企业行为，必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如此改革的气势，也必将使原来的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发生变更，需要进行再构造，从而确定一种基于原劳动合同关系的新型劳动关系。但这种新型劳动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在私营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虽然在改制初的一定时期内保留和安置大部分原企业职工，但这只是政府在改制初为保稳定的权宜之计，本质上仍属于行政干预。所以，以往含有管理与被管理因素的劳动合同关系，实际上面临着随时被解除的可能，这也成为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我国劳动法虽未明确规定辞退概念，但却容忍在一定条件下企业单方解除合同，职工在企业的工作能力主要由企业评判，故劳动关系仍不安定。再说，私营企业即使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其劳动合同关系也由原本带有行政性因素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劳动力买卖合同关系。企业主不可能在正常情况下与劳动者保持无劳动内容的劳动关系，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的所认股份，往往只是取得签订劳动合同资格的条件，一般其股份并不能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其股东地位与作为劳动者的地位相比，后者则显得更为重要，职工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注重的也是自己的工资收入，对于股份红利很少抱有奢望。职工在这种低工资、高就业的环境下，能够有工作已属万幸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使劳动关系也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企业改制给企业带来了发展的美好前景，但目前情况下，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却相对较弱。我们并不希望企业的发展是以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和权益为代价。因此，我们希望法律能够在保障企业发展的前提下，更加体现对劳动者的关怀，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三、对改制企业劳动关系性质之认识劳动合同是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以及责任的协议。劳动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关系，一般的民事关系是以主体双方地位平等和权利义务相互对等为基本特征的，不带任何从属性。而劳动关系的建立虽是在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成就的，并且在劳动关系的履行、变更和解除中也以平等协商的形式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劳动关系一旦建立，双方当事人即具有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因此，劳动关系是由平等关系和以指挥与服从为基础的管理关系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企业改制使许多劳动关系发生变更，劳动者原先与企业具有行政性质的劳动合同关系，却随之变成了单纯的劳动力买卖合同。原来企业的职工作为企业的主人翁对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对社会产品享有分配权以及对企业享有民主管理权，也在企业改制过程中随企业产权的转移而丧失。尽管如此，企业职工仍然要签订合同，而究竟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便很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具有一定的区别。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双方便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劳务合同双方地位平等，不存在这种情况；劳动合同中的劳动报酬一般是按劳分配、相对稳定，而劳务合同中的劳动报酬往往按等价有偿的原则支付；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承担风险责任，而劳务合同关系中劳务提供方却是自行承担风险；劳动合同注重劳动过程，而劳务合同尽管也有劳动过程，但却注重劳动结果。区别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在于：目前待岗职工较多，尤其是企业改制裁减了许多富余职工，这些职工与原单位保持合同关系，却无法参加企业劳动。于是，许多下岗职工在与原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的同时，又与另一单位订立合同。新单位应当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为劳动者缴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费用，但新单位往往将这些劳动者视为劳务工而不予缴纳。他们认为职工已有原单位，那才是应当履行义务的单位，新单位只是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务合同，并无缴纳社会保障费之义务。同时，新单位将劳动关系理解为劳务关系，使得劳动者在新单位很容易受到同工不同酬的待遇。有人认为，改制以后的私营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应当是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殊不知，企业改制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他们之间出现了很明显的人格上的不平等，给雇佣合同增添了身份色彩，即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已突破了传统雇佣合同双方地位平等的性质特征，而带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种雇佣关系只须稍加调整，就可使其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劳动合同关系
近年来，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日渐成熟，共享经济在“互联网+”模式的助力下蓬勃发展起来，随之也衍生出了“平台+个人”的新型用工形式。其背后的理念为“人们需要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产品本身”，它将闲置的资源通过互助的方式分享给 社会 使用。在短短的几年中，共享经济在国内乃至全球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热潮，渗透了几乎从消费到生产的各个领域。 在共享经济的背景下，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分享闲置资源，灵活地选择工作模式。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此种新兴的用工模式下，尽管企业用工成本骤减，但由于提供劳务人员流动性大，灵活度高，且多数不签订劳动合同，提供劳务人员应有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新型企业中出现的劳资纠纷也日益增多，新型的用工模式不再与传统的劳动模式相契合。 一、共享经济对劳动关系的挑战 （一）工作的不可预测性程度提高 在互联网为主导的共享经济模式下，不确定性正在成为一种新常态，它将每一个劳动者还原为原子状态，整个世界笼罩在不确定性之中。所以终身雇佣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正在遭受瓦解，这一方面让劳动者的工作选择更加多元化、自由化，另一方面也让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变得不可预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迫承担这种不可预测性的后果。“今朝有事做，明天要待业”可能会成为劳动者的“新常态”，工作岗位的不稳定还直接影响了收入、福利及社保权益的波动。 （二）劳动关系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包括劳动法在内的法律制度建设滞后，没能够及时为共享经济这种商业模式进行正名，更无法对其进行精确规制，使其长期游离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由于政策法规的不明朗，相关业务面临随时被取缔的风险，共享经济的公司企业发展也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处境，企业处境的不利将会直接影响劳动者劳动权益的实现程度。 （三） 社会 保障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自从我国政府提出将灵活就业者纳入 社会 保障范围以来，各地社保机构已经专门增设了许多网点为灵活就业者提供社保办理服务，以着力解决其“社保关系转移难”的问题。这种举措虽然出发点很好，但由于相应的行政法规并没有有效跟进，导致所取得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仍然缺乏对灵活就业者 社会 保障的专门规定，已有的政策规定也不够全面和细化，缺乏对灵活就业者参加社保的统筹规划。 二、共享经济下新型用工关系的建构与完善 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现有法律规定，劳动者的劳动权受法律保护，而就业是享有劳动权的直接体现。 （一）建立灵活就业多样化及分层化的 社会 保障制度 我国 社会 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正规化的就业形式来设计的，为了适应培育灵活就业市场的需要，有必要出台兼具鼓励、引导和规范性的 社会 保障制度。尽管2011年实施的《 社会 保险法》已经明确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 社会 保险，但立法刚性不足，且尚未规定其他 社会 保障项目如何惠及灵活就业人员。 因此，亟须在大保障理念的指引下，克服当前制度空泛化、碎片化弊病，在把握灵活就业者所面临的各种 社会 风险的基础上，重视 社会 保障制度整体的统筹规划，使制度真正能够产生“低标准、广覆盖、严执行、可持续”之实效。 （二）聚集各方力量，建立三方协商机制 三方协商机制的 探索 设立首先要建立专门的适合灵活就业者特点的工会组织，并以政府部门、工会组织以及企业组织三方协商为导向，以劳动双方自主调节为基础，以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为基本形式，对涉及重大劳动争议问题的，由三方进行沟通和协商，实现灵活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构建灵活就业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灵活就业市场的培育还处于一个 探索 阶段，为确保其 健康 有序发展，国家还需要注重灵活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具体而言，一是要设立灵活就业服务机构。由相关政府部门作为牵头者，并鼓励基层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继而形成自上而下的政府服务支持体系，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各类支撑性服务。二是丰富灵活就业服务方式。可以有效利用新 科技 、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向灵活就业者推送各种岗位信息，以便他们根据自身条件做出合适的选择。
全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硕士生各招生单位总体情况概览（转）国际关系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在我国的发展非常迅速。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年里，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和专著迅速膨胀。如果同学们经常到书店里去逛的话，你会发现，这类书籍往往会成为许多书店的主打数目之一。这种新兴专业在我国的迅速走红，与我国当前在国际上的地位的迅速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我党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崛起”有密切的关系，还与近年来我国国民更加频繁的涉及到国际事务和国际纠纷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轰炸我驻南斯拉夫领馆、中美撞机事件、中日关于靖国神社、教科书、东海油田、日本入常等的争议、台湾问题等等热点问题，对于全体国民的国际关系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是每个国民都对中国的外交和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从购买和阅读《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大众媒体中可以得到映证。前段时间，我在搬家时，有个棒棒也在和我谈论台湾岛“倒扁案”的进展。这说明国民对我国外交等的关心。应该说，在中国不断崛起，从“世界历史之外”到开始真正融入“世界体系”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不论是政府高层还是普通国民，对国际关系的关注，都必将会有一个持久的过程。这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动力。当前，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届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很多还是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能够上升到理性高度，具有大视野、全球意识、中长远战略构想的还不多见。在理论上，还主要是处在引进西方理论的阶段，自主创新的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培养。这为外语专业的学生报考，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毕竟，在这个借鉴西方的阶段，精通外语无疑会具有十分难得的竞争力。从当前学界的著名权威学者的教育背景来看，有很多导师在本科阶段的专业就是英语。比如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后者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导师，本是也是英语专业的导师。在学习国际关系专业以及复习备考过程中，以下几点是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针对非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而言）。1.阅读的书目大致范围：（1）国际关系史；（2）国际关系理论；（3）国际关系研究方法；（4）国际关系的学术论文。现在国际关系史的书籍比较多，比较权威的书籍有：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学会主编）《国际关系史》（11卷），这是一套大型的国际关系史学术著作，可以说，代表了当今我国国际关系史的最高水准。对于复习备考来说，它的缺点在于过于详细，因为有11卷之多，所以单单是翻阅一遍，大概也需要两个月左右。相对而言，复旦大学唐兴贤教授所著《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则是一个简写本。往往是前者用了将近一本书的章节来写的，在后者只有区区一章甚至几节。后者的优点在于比较简明扼要，容易掌握国际关系史的全貌和梗概。再有北京大学方连庆教授主编的三卷本《国际关系史》，分为古代卷、近代卷和现代卷，这是比较适中的一套教材。它详略得当，是目前北京很多高校国际关系考研指定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也曾经出版过一本比较厚的《国际关系史》，我曾经在武汉大学校内的书店里买到过，这本教材的突出优点在于它对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关系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复习国际关系史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两个重大问题时，近现代的国际关系史内容庞杂，条约甚多，体系多变，遗忘速度快；另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对苏联解体之后的国际关系比较难以掌握，因为这段时间是世界体系的转变过程，至今还没有完成。在这段时间里，发生很多重大事件，对这些事件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把握，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些问题又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不说在国际关系史的笔试卷上会成为重点，可以想见，在面试的时候，肯定要被问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国际关系史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一本不错的好书。2006年新批硕士点: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政治、云南民族大学国际政治、西北大学国际政治、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南京政治学院国际政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政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2006年新批博士点: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目前全国共有53所单位招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专业。其中国际关系专业40所，国际政治专业37所，外交学专业10所，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政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同济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南开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山东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山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政治；聊城大学:……………国际政治；青岛大学:…………………………国际关系；吉林大学:……………国际政治；延边大学:……………国际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南京政治学院:………国际政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政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外交学；浙江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际关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湘潭大学:…………………………国际关系；武汉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中山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暨南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厦门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电子科技大学:………国际政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国际政治；西北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兰州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新疆大学:……………国际政治；希望学弟学妹仔细考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并尽量根据自己的复习情况选择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毕竟复习了一年付出了太多太多，千万不要受论坛上择校及投票太多的影响，这些仅仅是参考而已，一定不能让它们左右你的思想。一旦选择之后，就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不人云亦云，乐观而自信，努力而踏实，静下心来，这太重要了，只有静下心来，你才能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去复习，让自己完全投入到复习中，有计划地按部就班的进行复习，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会离你越来越近的，并最终得到它！
论文六要素是指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论文首先要把六要素交代清楚，否则文章内容就有可能显得不完整。一般的论文中经常出现时间模糊、地点不明的情况，其实此处的“要素”是写论文时必备的
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以半个世纪的东西对峙为特征的冷战走向结束。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旗帜骤然飘落，柏林墙轰然倒塌的时刻，全世界为之惊愕，即使那些一向以“准确预见国际关系发展的模式与轨迹”为己任的国际关系理论专家们，也不曾预料全球范围的冷战会在这个时刻以这种方式锁定在历史的时间坐标上。于是，即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遭遇质疑。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使冷战史研究成为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一批国际学术机构相继成立：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史研究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它们出版学术刊物，设立网站，组织高水平学术研讨会，搜集、整理、公布档案资料，资助学者研究，在冷战史研究的热潮中推波助澜。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互联网上，有关“coldwar”的条目达700万之多。中国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冷战史的研究和讨论，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部分高质量作品已经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互联网上的“冷战史”条目也多达28000余。他们在冷战史研究中、尤其在与中国有关问题的研究中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其理论的更新，视角的转换，思路的拓展，方法的改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中美关系走向——形势与政策试论文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 学学科渗透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和明白几点： 1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2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3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4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纵观历史分析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有关中俄关系的形式与政策的论文是怎样写的，写形式与政策论文有哪些相关的信息值得关注的地方。我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1 浅谈中俄关系 如今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也日趋复杂，每天打开电视，各种新闻节目总是将目光聚焦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上。台海问题，中日关系，钓岛局势，南海问题，中印边界，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听了都头皮发麻。当然，不能让我们忽视的，还有与中国远隔万里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然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邻居，他曾经辉煌，然后衰落，如今再度崛起，他与我们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线内，在历史上，我们与他亦敌亦友。而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却时常被民众所忽视。他就是俄罗斯。 中俄关系实际上是中苏关系的继续和发展。俄罗斯独立以后，由于中俄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在两国关系上都采取冷静、郑重和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原则，中俄关系不但没有停滞和倒退，而且在政治、经济、 文化 技术和军事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顺利和健康的展，两国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经济关系落后于政治关系、边界勘界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两国边境人员进出交往中的某些无序现象等问题有可能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加以解决。中俄两国平等信任、睦邻友好关系形成和发展是由历史教训、国家利益、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等主导因素决定的。这些主导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和有深厚基础的，它们将对两国关系产生长远的影响。 中俄两国在亚洲互为两个最大的邻国，中国和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国土加在一起几乎占亚洲陆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两国之间有4300多公里漫长的边界线，两国又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5个核国家中的成员，中俄两国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对亚洲和世界的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和重要的影响。在世纪之交和下个世纪，中俄关系的前景如何，对亚洲和世界会有什么影响，这是每个国人都应该关注的话题。 俄罗斯所拥有的中西伯利亚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中 国的领土。古代时，我们便与这片土地产生了诸多的联系。而中俄关系密切起来则是从近代开始的。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曾是共产主义的老大哥，是中国在革命时期重要的盟友，二者又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在那几十年中，中俄关系(当时称中苏关系)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建国后，中国面临着美苏争霸的格局，作为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当然义无反顾的站在苏联这边。而苏联也很照顾中国，为中国援建了许多工厂和设施。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初期，苏联专家也提供了很多帮助。 然而好景不长。在赫鲁晓夫上台后，他全盘批判斯大林，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政治上，苏联试图在中国建立电台，了解干涉中国政治，毛泽东极力反对。军事上，苏联反对中国的核弹研究。经济上，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要求中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不赞成，毛泽东批判苏联的是修正的社会主义。1961年，中俄 珍宝岛战役爆发，中俄关系降至冰点。苏联方面撤走了留在中国的专家。在经济方面，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衣钵，中苏关系开始慢慢恢复。尤其是近些年来，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中俄两国有着相同的立场。中俄两国目前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国。所以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原则，两国关系也理应越走越近。 中俄关系越来越密切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从实力上来看，俄罗斯是一个合格的盟友。俄罗斯拥有大量的资源和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也在慢慢复苏。而中国则是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是全球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二者联手，可以与美国相抗衡。 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又给中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俄也在近海区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其用意不言而喻。2005年，两军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2007年，我军赴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事演习;2009年，中俄在沈阳军区洮南合同训练基地举行“和平使命——2009”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俄的军事演习已经常态化。我们且不想将来爆发战争，俄罗斯会与中国联手出击。假设台海终有一战，那么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俄关系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因为两国的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内部其实暗流汹涌。事实上，中俄两国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中俄国防关系最明显的变化是近几年俄罗斯出售给中国的武器在大幅减少。中国国防武器的增加和改良也使得俄罗斯官方面临了一个很难的抉择。直至现在，俄罗斯都拒绝将其最先进的武器，譬如远程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出售给中国，他们害怕中国获得这样的武器后会打破东亚的军力平衡。 俄罗斯政府也不愿将其最好的核能技术和其他知识产品传授给 中国，因为那将使低价的中国制造取代俄国成为第三方市场的出口方。双方的能源合作仍存在问题。双方不断地对外宣称两国签订了巨额石油和天然气合同，但直到最近都没有实现。俄罗斯能源公司试图引进欧洲和亚洲客户来抬高竞买。尽管这个 方法 提高了俄罗斯的议价权，但却使中国更加怀疑俄罗斯是否是个可靠的长期能源合作伙伴。 两国政府还对彼此在中亚的活动有所怀疑，在东亚中俄国企再为石油和天然气进行着竞争。中国拒绝同意俄罗斯认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是独立国家的决定。这两个地方是2008年8月，在战争中，俄罗斯从格鲁吉亚抢来的。在社会层面，中国民间交流也很有限。 综上所述，我们与俄罗斯既要合作，又要有所防备。历史的 经验 告诉我们，俄罗斯这个国家是有虎狼野心的。与中国合作也不过是权 宜之计，未来也不是不存在反咬一口的可能。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对俄罗斯的动作，也该要有些防范。 参考文献：新华网2012年04月23日 07:58 新京报(北京) 2012-04-29 02:13:01 《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2 【摘要】5月7日，普京宣誓就任新一届俄罗斯总统。随着普京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执掌俄罗斯政权，“新普京时代”的大幕也随之正式拉开。普京此次其再度当选俄国最高领导人，一方面对于俄罗斯乃至世界来说都将是一次变革，然而另一方面对我国来说其间将包含众多的“利弊得失”，中俄关系将得到新的发展。 【关键词】普京 中俄关系 近来世界局势变化多端，国家间博弈风云变幻，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普京再度入主克林姆林宫，成为俄新一任总统。其“硬汉”形象吸引着世人之目光，在其之前领导俄罗斯十数年中，俄罗斯逐步走出苏联解体之创伤，不断迈向世界大国之路，但其执政之强硬 措施 ，亦是使得世界望而生畏。俄罗斯作为一个真正的资源超级大国和国际上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大国，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在“新普京时代”中俄关系将会有怎样新的发展、存在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首先:俄罗斯之于中国具有资源、安全、政治以及技术方面的重要意义。 安全方面，近两年来，中国周边环境并不和平，南边是东盟国家领土领海争端，西边中亚国家动乱，东边面临日本、韩国的压力。这种形势下，北边和俄罗斯关系的和睦就显得非常重要。 从政治角度看，在国际上中俄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互相支撑尤其重要，在地缘关系上会影响到欧亚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平衡。反之，如果没有中俄的互相支撑，不仅中国在国际上会孤立，俄罗斯也真的孤立了。 从能源角度看，尽管目前中国从俄罗斯获取能源占比不大，但是未来亟须思考就近获取能源的问题。俄罗斯是一个真正的资源大国，仅就中国急需的能源来源，截至2010年底，俄罗斯天然气储量世界第一，石油储量跃居世界第七，仅次于海湾国家和委内瑞拉。俄罗斯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和石油输 出国 组织(OPEC)以外最大的原油输出国。而现在中国主要的能源来源地不但距离远，而且政治环境不稳定。 技术方面，尤其是军事技术方面，虽然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展很快，但很多技术来源于俄罗斯。因此，在直到2050年今后的30多年内，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将始终是中国健康成长的一根国际支柱。 中俄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正在呈现出制度化走向。例如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协调及广受瞩目的军事合作。在伊核及朝核问题上，中俄两国配合得非常密切。双方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都是多边会谈的积极参与者。两国的合作为把问题控制在政治、外交框架之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中俄关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高层交往密切并已实现机制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发展迅速不断深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与配合。胡锦涛同志指出，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维护和平稳定、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两国互利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胡锦涛还说，中俄双方都重视两国立法机构的友好往来，希望中国全国人大和俄罗斯联邦会议及国家杜马充分发挥已有的对口合作关系和相关机制的作用，积极促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发展。 与历史上的两国关系不同，目前的中俄关系既没有强烈的针对性，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既有现实的互利考量，也有缔造长久和平的长远打算。两国共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理性国家关系，因此有理由相信，这种关系将得到长久的发展.。中俄应共同努力打造理性国家关系，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对于一级世界造成的重心倾斜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对于中俄两国来说，也具有巨大的安全和经济价值。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化和发展，已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希望双方加倍努力，密切配合，推动中俄战略协作在今后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决定中俄关系今后走向的上述主导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和有深厚基础的，不会因为两国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它们将对两国关系产生长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21世纪中俄关系的前景及其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得出三点看法: (一)中俄两国在进入21世纪后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双边关系，两国在经贸、科技等各方面的合作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二)从地区和世界范围来看，中俄两国都将各自奉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在共同关心的地区性和世界性等国际问题上彼此会加强磋商和协作，但彼此 不结盟，也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三)中俄睦邻友好、平等信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将会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发展和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安全和发展。 回顾我们走过的历史，展望未来，中俄两国只有坚定不移的坚持睦邻友好合作，坚定不移的站在一起，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走上更好的发展道路。远亲不如近邻，当前的国际局势依旧很复杂，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强权政治依旧横行，我们两国既为邻邦，就应该互相合作，互相帮助，这是我们两国新的历史机遇，也是两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只要中俄两国能携手共进，相信，这两个曾经在世界上无比辉煌的国家，必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重新创造新的辉煌!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3 摘 要:上任后首次外访的第一站就是俄罗斯,而俄罗斯梅德韦杰夫也在第一时间电话祝贺了.这也是中俄高层频繁交流的缩影,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不仅加强了在国际政治事务上的合作,同时还涉及到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领域.随着俄罗斯经济的继续复苏,中国的不断崛起,中俄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中俄合作仍然是趋势所在,我们应该把握这一趋势,使中俄关系保持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关键词:中苏关系;现状;新时期;展望 中俄关系的渊源始于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而分析当今局势必须以历史为依据,所以,我们从冷战中的中苏关系开始,分析中俄关系. 一、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新中国建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球对抗.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并且在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后,仍然对国民党进行支持,同时对中国进行封锁.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边倒”,即全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而苏联也派专家对新中国的建设进行指导,中苏关系发展迅速. 19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各党会议上,中苏发生争论,苏联不仅在会上组织围攻,而且在会后从中国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设备,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听从其指挥.而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改为“两个拳头打人”,既反美也反苏,重点发展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此时中苏关系开始转冷. 60年代末,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逐渐演变为国家利益的冲突.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坚决的反击”,公开发出了战争威胁,多次策划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不仅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而且在世界上,大国沙文主义严重,随意干涉别国外交和内政.此时美国深陷泥潭,对中国的态度转变并逐步建交.中国面对严峻的军事威胁,开始联美反苏. 80年代末,苏联穷兵黩武的政策使其经济衰退,国内问题严重,被迫转为守势.而中美关系也再度恶化,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① 二、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的初步恢复 冷战结束初期,中俄两国立即达成一些协议,其中有两点最为重要:第一,中国承认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二,中俄两国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国领导人所签署的两个《中苏联合公报》依然是中俄关系的指导文件,中俄两国将继续坚持上述两个《中苏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②.这是实现中苏关系平稳地转变为中俄关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中俄未来加深友好交往的利好因素,这为以后中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俄罗斯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欧洲的俄罗斯,俄罗斯“大西洋主义”思想和“从渥太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治安全体系理念都昭示了俄罗斯急切地加入美欧政治安全体系的心情,而中国受困于影响,这一时期在外交关系上遇冷受挫.也就是说,俄罗斯亲西方的外交政策限制了俄罗斯对华政策的推进程度,而中国不稳定的国内形势又影响了两国探究新型关系的深度.同时中俄双方刚刚修复的关系还比较脆弱,历史的消极因素仍然存在,当时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明显要强于对中国的态度,中俄两国的“互视友好国家”的关系就显得有些“低洼”,两国只确认了“好”邻居的状态. 然而,虽然俄罗斯努力融入西方国家,中国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并未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美国惧怕俄罗斯过于强大,西欧各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由热转冷,都对俄罗斯的未来感到担心.此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力不断增强,加上俄罗斯和中国的地缘优势,中俄开始接近. 三、中俄关系的现状 中俄也对双方关系发展进行了研究,采取了新举措,吸取了过去极端化的教训,避免了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宿命,摸索出一条既符合两国国情,又适合两国利益需要、更顺应时代潮流的合作道路.1996年两国确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这一关系性质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普京认为该条约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长期内调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文件”,是“世纪条约”但不是上个世纪的条约,这是未来世纪的条约,“因为它确定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友好国家在我们合作的基本方面彼此相互协作的原则”③.中俄这一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致力于战略上全面促进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和人文关系不断深化和拓宽,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永作“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④.不仅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相互支持和依重,在经贸领域加强合作互惠,人文领域的合作日益广泛而富有成果,而且在 教育 、文化、政党、司法等方面交流频繁. 对两国未来的展望应充分考虑两国现阶段的国情以及今后的发展任务.在国内,中俄担负着相同的历史任务:对俄罗斯来说,就是要重振俄罗斯,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俄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在区域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形势下,中俄需要加强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国际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感到忧虑,并以各种方法减缓中俄崛起的速度.中俄现阶段都没有与美国争霸的实力和意愿.中俄都致力于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维护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因此,为了突破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封锁,中俄必须走到一起,相互倚重. 四、中俄关系未来的展望 可以说,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边关系发展已经比较稳定和成熟,能够经受得住一些国际重大事件的考验.虽然影响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依然很多,但是双方在考虑自身利益时,已经能够兼顾对方利益关切,而且随着两国国内政局的稳定,两国外交政策不断成熟,中俄关系仍会稳中有进.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化会为两国合作提供更多的平台,而且两国在伊拉克问题,朝核问题等国际问题上也有了相互合作的经验.两国之间“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反对动辄进行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⑤. 中俄毗邻而居,命运紧密相连,和则两利,不和则两害.两国和睦相处,加强合作不取决于愿意还是不愿意.因为两国除了难以割舍的深厚传统友谊,彼此还处于相似的战略环境,持有趋同的国际政治理念、拥有得天独厚的客观互补条件.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它既是两国政府高层的共识,也得到两国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中俄各领域合作已全面启动,两国关系又处在了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又一次的重要发展机遇.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所起伏,但中俄深化各领域合作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3日、12月29日. [3] 普京.普京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 江泽民同志在莫斯科大学的演讲:共创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新华社莫斯科2001年7月17日电.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相关 文章 ： 1. 2017论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7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 4. 有关中国与俄罗斯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5.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