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律与自由的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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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则，无疑会在无形当中给人们的言行举止增加一种限制和束缚。但是，法律是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生的呢?显然不是。我们都知道法律在限制一些自由的情况下保护另外一些自由。换言之，法律对自由的限制源于更好的保护自由的初衷。而自由正是在法律的限制和保护下更好的实现。法律与自由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律在限制自由的前提下保证自由更好地行使。自由也在自身的发展中催生了法律。法律与自由是辩证统一的。
【关键词】 法律;自由;权利;义务
一、法律及自由的界定
(一)何为法律
什么是法律?我们知道法律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规则。这种规则是有社会普遍认可的国家确立的部门制定出来并被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法律中规定当事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内容，同时因为法律被人们普遍认可，所以其也具有普遍约束力。而这种模式正是为人们的自由所规定的限制。我们这儿的法律不仅仅包括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律，还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既包括成文法也包括普通法。
(二)自由的界定
鉴于对自由认识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给自由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但是我们会试着更准确的把握自由的精髓内涵。我们认为自由，既是满足自身;又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状态。自古以来人们就不断地试图对自由加以界定和概括，但是自由的概念一直在不断变化。自由的概念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同的人对自由的概念与作用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每一次对于自由概念的新认识，都带动人们观念的变化和思潮的转变。当然不同的关于自由的概念的认识也会给人们更好的认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带来不同的影响。我们想更好的认识和论述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无疑也必须首先进一步理解自由的概念。
在英语中自由用“Freedom”表示，其含义是不受任何羁束，自然生活和获得解放。我们所要探讨的自由是指不受束缚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即包括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自由从分类上来讲，既有感性自由又有理性自由;有积极自由也有消极自由;有形式自由也有实质自由;有思想自由也有行为自由。就法律来讲，法律中所涉及的自由主要指人们的行为自由，因为法律不能对人们的思想进行准确的判断，只能通过个体的行为推测其思想的内容。换句话说，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其实是法律与行为自由的关系。思想自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中。
二、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一)从法的本质看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法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不能直接成为法律。必须有国家制定和认可。也只有国家才能够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而经过国家制定的法律可以相对容易的取得普遍遵守，因而产生普遍约束力。法律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够被人们普遍遵守。具有普遍约束力不代表法会被所有人自觉的遵守，对于不遵守法律规定的情形，国家采取强制力保障其遵守。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社会生活有序平稳的运转，由此法具有其社会属性。
(二)从法的特征看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规范必定有其规范性。比如法律的模式规范。法律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模式，告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有怎样的规范，违反该规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也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模式限制，让人们知道，违反这种模式会产生怎样的不利后果。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结果有着比较准确的预期。一个人想做什么样的行为，在有着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他必定会考虑该行为实施后会产生的后果。对比不同的行为后果，他也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行为进行社会活动。法律所规定的这种行为模式并不是针对某些人或者个别人的，而是对于在这个社会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具有普遍约束力。法律包括：授权性规范是指行为人可以这样行为;命令性规范是指行为人必须这样行为;禁止性规范则是指不许这样行为。授权性规范比如公民有言论自由。
(三)法律本身对自由的限制——义务
法律规范中规定了一些行为人必须为或者不为的行为，这也是法律为约束行为人而设置的义务。义务，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不图回报的价值付出。法律上所讲的义务就是指行为人与其拥有的权利相对应的责任，是法律规范对公民或者法人的行为规范做出一些行为上的约束。
义务是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这种约束就是对自由的制约。这种义务源于法律规定，因此也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履行。或者说，打破了法律对个体自由的限制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其实法律设定义务，既是对自由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对自由的保护。社会是由无数不同的个体组成的，按照人人生来平等自由的观点来讲，每个个体都应该享有自己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对此个体自由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恰恰是对另一个体的自由的保护。设定义务是告诉人们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时，不能侵犯他人同样的自由权。就个体而言，法律所设定的义务无疑是对自由的最大限制。
(四)法律对自由的保障——权利
本文中所讲的权利是指法律术语中的权利。指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法律在赋予人们这种权能或者利益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人们自由的一种保护。是不是说法律想更多地限制人们的自由呢?显然不是的。从法律中的权利义务也可以看出来，法律实际上正是通过义务这种方式保护更多人的权利。对于个体而言，在一方面设置了义务，往往表明个体如果继续在该方面行使自由，后果会是对其他个体的自由造成损害。如果没有义务的存在，个体如果行使自由过度，从而导致对其他个体自由的侵犯，对整个社会来说这都是得不偿失的，义务这是牺牲大部分人的自由满足个体的自由。对其他个体来讲这也是不公平的'。
正如网络上的言论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表现方式之一，比如微博显然也是一种自由的表达形式。我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权。这正是一种自由。通过微博这种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声音本来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是不是说在微博上的言论自由不受限制呢?显然不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新闻曝光很多起微博造谣事件。就是有一些微博注册用户为了博取人们的关注，无中生有，编造一些谎话欺网民。更有者因为微博造谣对他人的生活工作造成严重的困扰，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对于这样的行为，法律显然不能听之任之。因为法律在赋予人们自由的权利的时候，相应的也附带着对应的义务，即自由主体在行使自由权利时，不能侵害其他权利主体的自由权利，否则，就会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由此产生不利于其本人的责任。
(五)从自由到法律
我们知道法律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慢慢形成的。在人类社会历程中，法律制度也不断完善。但是自由对于每个人来说确实生来具有，而且人人平等享有的。在最早期的人类社会，也许还没有法律和自由的意识，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存在。从最原始的自然法则，到后来慢慢形成的人类社会的法律规则。即使没有自由一词的出现，人们依然切切实实的享有着自由，比如存活自由，最初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在最初没有法律规则的条件下，人们的自由也是毫无制约的。但是这样必定造成一些不平等现象，比如弱者可能在某些方面被强势者欺压。如此，在之后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制订了关于个体的活动规则，违反规则者将被规则制定者处罚。如果说法律规定的权利是对理性自由的保护，那么其中的义务就是对于感性自由的制约。法律在赋予人们权利自由的时候，也限制人们过度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对他人的自由权利造成损害，因此对超出个人自由界限，会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自由进行规制。
我们知道法律是理性的产物。这样才能确保法律本身的平衡，也使得法律能够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处理纠纷。法律以其客观公正取得人们的信任，久而久之，法律树立起威信，使人们服从。或者说对自由的追求是法律发展的动力。法律是自由的保障，而自由是法律发展的动力。法律保护自由的方式就是限制自由，自由则在法律中通过权利和义务体现出来。
正确认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对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都有着重要作用。从理论上来说，正确认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可以推动我们更好的研究法律的价值。从实践上来讲，正确认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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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司法体制的作用-菲利帕·斯特鲁姆独立司法体制的作用菲利帕·斯特鲁姆"美国许多法学家认为，法院对人权领域的问题从宪法上做出审理，这是我国的一大特徵与骄傲。我赞成这个看法。"—最高法院法官 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美国2000年的总统大选旷日持久，迟迟未见分晓，这使许多人为之惊愕不已。决定胜负的选票在佛罗里达州，然而在选举结束多日以后，人们疑问重重：佛罗里达州的某些选票是否因为技术设施故障而被遗漏，果真如此又该如何处理？佛罗里达州议会介入进来；若干州法官也介入进来。佛罗里达州州务卿和联邦国会一些议员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候选人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阿尔·戈尔(Al Gore)的支持者，纷纷在佛罗里达州和美国全国各地示威游行。这场争议案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法院做出的裁决在实际上宣布了布什对戈尔的胜利。至此一切结束。戈尔发表了祝贺布什当选的演说。示威的人群各自打道回府。未能夺得总统宝座的那个党的政治家们在电视上宣布，现在是齐心协力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了。对于法院的裁决，决非人人皆大欢喜，但几乎人人都认为，必须接受这一裁决。某些人啧有烦言，认为某几位法官有政治偏颇，但是没有人怀疑，法官们是在独立于其他政治当事人的情形下做出他们的决定的。联邦司法体制保持独立，而且社会上公认这个体制做出的决定必须得到遵守 — 这正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徵。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法院拥有近似美国最高法院的这种在裁决社会争议、解释国家宪法和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的非凡权力。在这次选举争议之时正担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曾在若干年前说过，美国的司法体制是"我国政体中的御宝之一"。人们常问到的关于美国司法体制的问题涉及两个方面。第一，美国让若干通过任命上任而非民选产生(而且是终身任职)的法官确定哪些是政府其他部门可以采取的合法行动，这是为什么？第二，这样一种体制化的权力怎么能符合民主政体所蕴涵的由多数人决策的原则？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美国人的政府观念。联邦司法体制的创立起草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1789年美国《宪法》(Constitution)的开国先贤深信，人民的权利先于政府而存在。他们在《宣言》中宣告，人的权利与生俱来，政府的宗旨在于维护和增进这些权利。例如，政府必须维护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这是需要有刑事法律和执法官员的原因。但是，《宪法》起草人提出，如果说，新政府保护人民互不侵权，那么，又由谁来保护人民不受政府侵权呢？政府可能犯错，政府可能暴虐，政府可能滥用人民的信任，剥夺人民的权利。美国政治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深信一切体制机构都存在腐败的可能，所有政治人物都可能受腐蚀，不单是受到有形的金钱的引诱，而且还会受到一种危害性更大的引诱，那就是：以正义的化身自居。掌握权力的人很容易认为，他们自己想做的事理所当然是正确的。这在民主制度下更是如此，因为政治人物可以让自己相信，既然他们是由人民选出的，这就证明人民信赖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宪法》起草人当时已在考虑，用什么办法，既可以使政府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保护公民，又不至使政府强大到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力堡垒？他们得出的答案是，通过份割权力来制衡权力。政府要分成三个分支，即总统、立法部门(国会) 与司法部门。国会非经总统同意，不能通过法律；总统非经国会同意，不能推行政策；国会和总统二者都要由司法部门来问责，司法部门按照《宪法》所授予每一分支的权限来评断国会和总统的行动。要由司法部门来充当《宪法》的最后解释者，而《宪法》则是说明主权人民对政府行为的要求和政府权力所受限制的最终文件。如果两大"政治分支"，即总统和国会，企图跨越这些界线，公民们就可以诉诸司法体制，以《宪法》为依据，向总统和国会的做法提出挑战。司法体制此时就会予以干预，废除那些同《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正如《宪法》的一位起草人曾经所说，司法体制本身既无财力，也无武力。司法部门无法动用军队或警察来执行其法令，也无法扣住另外两个分支的预算。它唯一能做的，就是显示自己在政治上是如此的独立，对人民的权利予以如此的保护，以致政治人物和公民都感到非服从其法令不可。司法体制若要能够无所畏惧、不偏不倚地发表意见，若要能够真正保持独立，就必须处于另外两个分支的控制之外。所以，美国《宪法》规定设立最高法院。《宪法》还责成国会设立若干下级联邦法院，所有这些法院的法官，都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国会的上院)多数票确认。第一届国会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联邦司法体制，它由若干初审法院和中级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组成，以最高法院为上诉终审法院。所有各级联邦法官都是终身任职(而且按照法律规定，法官的薪资不得减少)。因此，他们不必担心会因为做出不合众意的裁决而被罢职。 一个联邦法官可以自行选择离开司法体制另就他职，也可以辞职去参加竞选，尽管后一种情形很少出现。在级别较低的联邦法院供职的法官也许希望得到进入级别较高的联邦法院就职的任命；但是，同样地，一个法官在做出裁决时知道，无论裁决会如何激怒政治人士或是一般公众，他或她的职位仍都是终生稳如泰山的。上述一段话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联邦法官们受任是为了确保按照《宪法》所说那样，使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而另一方面，这种终身任命意味着，他们可以做出被人民认为是错误的、同大众意志背道而驰的裁决。既然法官是由总统和议会的政治家们所挑选的，那么，法官们做出的裁决难道不会具有党派倾向，而非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或《宪法》的指意吗？由此引出下一个问题：挑选法官的程序。法官挑选程序与司法独立所有空缺的联邦法官职位，包括最高法院法官的职位，都由总统提名任职人选；总统当然倾向于选择一些可能与自己观念相同的人士。最低两级联邦法院的管辖范围按地理区域划分；由于参议员在决定是否确认总统提名的人选时往往尊重同事的取向，因此总统在提名某一地区的联邦法官人选之前，通常先要同代表该地区的参议员协商。不过，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最高法院管辖全国。20世纪后期的历任总统还形成了一个习惯做法：在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人选时，照顾到地域分布、宗教、种族和性别，道理是，这样做可以提高当代法院的信誉。然而， 法官的终身任职制给总统影响最高法院法官的能力带来限制。虽然对法官人选的观点可以通过他们昔日作为政界人物或是作为下级法院法官所做的决策、决定而得以判断，但是，这并不一定保证这位法官在上任后会如何断案。例如，1953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任命厄尔·沃伦(Earl Warren)担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当时他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长的沃伦，曾主持将该州的日裔美国人遣送到移居营的行动，而且在担任该州检察长和州长时，沃伦采取了对付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的强硬措施。但是，沃伦在担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后，却对最高法院一致做出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为违宪的裁决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沃伦的影响，他所主持的法院在20世纪60年代对《宪法》做出的解释认为，过去普遍实行的给予被告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保护没有达到《宪法》要求。沃伦的最高法院还推翻了一个传统，在立法选举中不再让乡村地区公民的选票比城区居民的选票具有更大的份量，据说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如此之恼火，以致做出表示，早知如此，当初决不会提名沃伦担任法官。沃伦做出这些裁决固然在部份程度上有他个性的原因，但是，他这种在施政哲理上似乎改弦更张的做法，也反映了最高法院许多法官的司法生涯中的一个明显现象。他们当中很多人担任过民选产生的公职，在这种职位上，满足选民要求和竞选连任的需要使他们专注于地方性政治因素，而这恰恰是《宪法》起草人当年设立终身法官制度时所要设法避免的。其他一些未来的联邦法官，有些最初在州法院供职，在那里，并不需要对联邦《宪法》加以解释，有些则在下级联邦法院供职，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对《宪法》的解读有误，最高法院会予以纠正。但是，这些法官一旦进入最高法院，就再也没有必要取乐民众情绪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自己是国家根本大法的最后仲裁人 — 他们如果犯错误，再也没有更高法院可以纠正；于是他们经常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宪法》中那些崇高的字句究竟和应该包含着什么意思。任期长久也对司法独立产生作用。在法官长达数十年的任期内，原来一些会导致总统决定提名或不提名某人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再具有政治意义，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提名这位法官时本来并不曾料到的议题，倒可能成为重大的政治争论焦点。这两种现象都是总统所始料不及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1969年任命下级联邦法院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时，男女平等问题还没有进入最高法院的议事日程。尼克松无从预见这个问题日后会成为70年代伯格法院的关键议题，他也无从按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来挑选法官。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法官同任何人一样，都是公民。他们同我们一样，也必然反映出在自己成长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些信念。与此同时，我们这个的社会价值观不断演变(如同所有社会一样)，科技不断发展，并随之产生新的法律问题，而他们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员之一。他们同法院外的人交流，他们读报纸，他们看电视。他们知道有哪些问题对于社会变得如此重要，以致现已跃居国会、总统和州议会议事日程之首。当法官要将1787年制订的《宪法》中的字句，像"州际贸易"或"适当法律程序"，应用于具体案例时，他们必须在同时意识到，"贸易"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中的含义，或者哪一类"法律程序"被当今社会认为是充份的。法官们固然有保障不受一时社会风气及人欲的左右，但他们不会在真空中生活和判案。司法独立决不意味同人民的意志和多数人的愿望一刀两断，尽管它确实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美国制度中还安排了另外两种对司法权的制衡。联邦法官虽然通常终身任职，但其实他们是有"良好表现"的基础的；法官如果犯了刑事罪或是有其他不端行为，将受到国会的审判，结果可能导致被罢免。此外，国会还可以通过立法将某一法律领域划出最高法院管辖的上诉范围，比如，国会可以决定，最高法院不得受理任何涉及来自下级法院的涉及宗教或种族歧视的上诉案。曾有少数下级法院的法官被国会撤职，但还不曾有最高法院法官被罢免，尽管最高法院的许多裁决曾遭到不少国会议员的声讨。国会对自己在上诉权问题上的权力，从不轻易动用。国会如此克制的主要原因，是最高法院的运作方式。最高法院与宪法解释历史上，在美国《宪法》起草时，人们的观念是，联邦政府将具有十分有限的权力。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开始后，组成联邦的13个前英属殖民地曾经宣布各自是拥有一切政府权力的独立国家。战争胜利后，它们认识到，有必要作为一个共同的实体处理对外事务并统一全国的贸易标准；但是，它们仍然相信，为了实现这些职能而设立的全国性政府不在公民生活中占首要位置。在诸如公共安全、教育、福利、保健、本地贸易等方面，各州应该保持对日常事务的控制。因此，《宪法》以十分笼统的措辞表达了人民的授权。例如《宪法》有一处条文授权国会管理与外国的及"州与州的"贸易。在贸易大都就地进行的18世纪， "州与州"所指的是真正跨过州界的贸易。经过19世纪的工业革命、20世纪的技术革命和21世纪初的这种全球化，这个概念远非像过去那样分明了。现在，任何一个州的商店里的货物，都几乎全是在别的州 (或是别的国家 )生产的，美国人民所使用的基本商品都有赖于州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公司变得全国化(和国际化)而非仅仅具有地方性。如果某个州要实施保护公共安全与福祉的法规，有关公司可以转到其他地方，不再在这个州做生意。那么，由谁来保护消费者免受伪劣商品和有害健康的商品的伤害呢？从20世纪30年代起，最高法院以对贸易条款的这样解释做出回答：联邦政府可以管理有任何带有跨州成份的贸易，无论这个成份多么微乎其微；实施管理的目的更多地出于对公共福祉方面的考虑，而较少与贸易本身有关。其结果是，举例说，如果一家工厂所使用的原料来自州界以外或是制造的产品将行销其他州，那么联邦政府就可以对厂内的卫生条件予以监督。工厂和商店雇员的工资和工作时间也属联邦政府管理的范围，因为显然，他们所生产的许多商品将到外州出售。在美国，食品和药物非经联邦政府批准，不能上市销售，显然也是因为它们跨越了州界。实际上，最高法院对含糊的贸易条款的如此广义的解释导致形成一项国策，推动创立了一个有限度的福利国家，使政府担负起维护公民健康、安全与福祉的重大责任。《宪法》中的另外一些条文也得到最高法院类似方式的解释。几个世纪以来，最高法院在一个遵从美国宪法传统的释宪框架内，本着法院对社会需要的理解，对《宪法》的一些早期规定做出解释，使之适合社会需要。这带来双重结果。其一，由于最高法院以一种演进而又尊重传统的方式解释《宪法》，公民不认为有修改《宪法》的必要。今天的《宪法》只包含27个修正案，而且其中10个还是在第一届国会就做出的。考虑到18世纪末叶的美国同今天的美国有多么大的差异，修正案的数目可谓寥寥无几。其二，由于选民对最高法院解释的结果感到满意，最高法院逐渐赢得一种近乎神圣的地位。最高法院就2000年总统大选获胜者问题公布意见后，举国上下都予以接受，这表明，人们认定，最高法院是有能力解释《宪法》规定的独一无二的机构。每当总统和国会建立某项法规的时候，人们都有一个当然的假定，即这些熟悉《宪法》规定的机构相信其所通过的法律符合《宪法》。但是，如果最高法院认为该法律违反了《宪法》所划定的政府权限因而予以推翻，那么，这项法律就将无效作废。由于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做出裁决时会写明所做决定的法律根据，因此，国会有时候也可以将被推翻的法规做一番修改，使之符合最高法院的裁决。不过，选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依靠的最主要手段是修正《宪法》 — 但我们已经看到，这并不经常发生，原因是，人民信任最高法院，而这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最高法院在维护个人权利上的作为。联邦司法体制与人权美国《宪法》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宪法所保护的权利种类 —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不受任意逮捕、在刑事司法体制中获得公正审理的权利 — 意味着，多数派往往是权利的对立面。如果多数人热衷相信某一主张，那么这个多数派不会欢迎有相反的主张出现，而且可能倾向于压制相反的主张。毕竟，群体的福祉是会受到人们所持的观念的影响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同样热忱地信奉某一宗教，那么，似乎在向这种宗教提出置疑的其他宗教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异己主张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点就是个人及其权利。《宪法》给政府的行动划定了界限，推而广之，也给多数人对个人的控制划定了界限。《宪法》将权利包含其中，这实际上是规定出生活中的那些必须让个人有权按自己的最佳考虑做决定的方面：同意或者不同意多数的主张、从事本人认为合适的信仰活动，等等。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当个人认为是权利、但却同多数的意志相抵触时怎么办？能不能信任多数派会不顾自己的强烈感情而尊重关于个人权利的原则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宪法》起草人对此的回答是：将维护个人权利的职能交托给多数或是交托给由多数所选出的政府机构将是天真的做法。必须创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无论在多数派的反对情绪多么激昂的情况下，它都将无所畏惧地伸张人权。各个联邦法院十分认真地担负起了人权 — 在美国通常称为公民自由和民权 — 卫士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些人权扩大到当年《宪法》起草人所无法预见的范围。例如，宪法上没有提到"隐私"这个词，但是，最高法院从保护不受无理搜查和保护通讯自由的条文中看出保护隐私权的意向。言论自由权，经过最高法院的解释，不仅适用于电视和互联网，而且还适用于非语言的交流形式，如艺术表达和富有政治象征性的穿戴等。联邦司法体制在伸张人民的权利时，一方面能够以非如此独立的法院所无法做到的方式、不受民众情绪左右地遵从《宪法》规定，同时又鲜明地确立了自己作为政治生活互动体制一部份的地位。1954年，厄尔·沃伦领导的法院一致裁决，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违反了《宪法》给予所有人以平等法律保护的规定，从而间接承认并且鼓励了新生的民权运动。最终，最高法院感到，它不能将《宪法》解释为连私下的种族歧视也属禁止之列，但是，它的裁决促使国会通过了一些禁止私下种族歧视的法律 — 当国会制订的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遭到反对、被诉诸法院时，最高法院维护了这些法律。当沃伦·伯格领导下的法院第一次裁决男女平等属于《宪法》问题时，它实际上对妇女地位正在发生的变化予以了承认，并且给方兴未艾的妇女运动带来保证，即这方面的申诉会得到政府起码一个分支的认真对待。最高法院所表明的就是：那些不合众意的人，那些另类的人，那些质疑现存方式制度的人，当他们申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同样会得到正规审理。这，归根结底，就是法官为何由任命产生以及为何终身任职的理由。正如前面提到的总统大选中所出现的情况，公民很可能不同意最高法院做出的某项具体裁决。但是，司法体制的独立性给了选民一个保证，即最高法院做出的裁决几乎一向基于法律而不是基于党派政治，基于贯穿一切的民主原则而不是基于一时的激动情绪。独立司法体制最终的作用是实践美国的这样一个信念：多数人的统治，只不过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一个方面。民主制度还包含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即保护个人权利。提供这种保护，是联邦司法体制的首要职责。作者介绍：菲利帕·斯特鲁姆(Philippa Strum)是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布罗克伦迪安氏赠款专聘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韦恩州立大学吉布斯氏赠款专聘宪法学客座教授。她在美国政府学领域，其中包括美国司法体制和人权方面，有多项著书和文章。
可以哦，小可爱我最近刚好被人跑单了。我把我的发给你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以郑爽弃养事件为例摘 要：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自由作为一种理想，是法律的灵魂，是法律的进化基础和基本构成因素，是法律必须和必然追求的最高价值之一。本文从郑爽弃养事件的角度，从社交媒体言论自由、代孕自由两方面来探讨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关键词：社交媒体；言论自由；法律自律；微博一、郑爽弃养事件（一）基本案情2021年1月28日，一名叫张恒的男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图片、音频，矛头直指他的前女友郑爽。表明他与郑爽在美国代孕生子。张恒的发言瞬间引爆了舆论场，使得事件不断地发酵。当事实还处于侦查阶段，媒体已经开始大肆地批判。短短数日之内，郑爽的过往被翻了个“底朝天”，从原生家庭、心理学、法律等角度分析事件，出现了如《是谁毁掉了郑爽》、《郑爽的后台是谁，冯小刚都怕》、《郑爽，逃避型人格无处可逃》等文章。2019年11月，郑爽在静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恒偿还2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并支付相应的拖欠利息。在一审的判决里面，法院支持郑爽全部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张恒表示不服并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了上诉，请求改判驳回郑爽的全部一审诉请或发回重审。2021年3月31日，上海二中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个普通的案子因为郑爽是明星的身份和代孕这个敏感的词汇成为了各大媒体争相爆料的热点话题，网友们先后在网上发帖进行声讨，纸媒、电视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等共同参与。郑爽代孕瞬间变成了一场舆论的“狂欢”。此案牵涉到恋爱婚育、财产纠纷、人伦道德、代孕弃养、医疗法律……首先，根据《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郑爽的代孕行为属于违法；其次，弃养已经超越私德和伦理范畴，涉嫌违法。（二）法院审理一审中，法院认为，案涉款项宜认定为借款。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并支付自起诉之日逾期利息的主张，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若被告认为其与原告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和经纪关系，主张劳务费及经纪报酬，可在证据齐备后，就此另行提起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实施)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恒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郑爽借款2000万元；二、被告张恒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郑爽逾期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6%/年为标准，自2019年11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一审判决后，张恒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驳回郑爽的全部一审诉请或发回重审。2021年3月31日，上海二中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海二中院经审理认为，郑爽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人民币2000万元的交付目的为出借，张恒在一、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均无法对其抗辩主张作出证明或足以推翻郑爽提供的证据，故郑爽与张恒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恒若认为双方存有同居关系、在同居期间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涉及经济往来或同居期间存在有财产需要分割，可另案提起诉讼。关于张恒上诉主张借款期限为十年，上海二中院认为在双方均确认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聊天记录中并无借款期限为十年的约定，且张恒在本案中抗辩人民币2000万元并非借款，则其不可能与郑爽达成借款期限为十年的约定。故张恒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此外，张恒还主张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上海二中院经审查认为所提异议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郑爽弃养案例中出现的问题（一）郑爽弃养案例中社交媒体言论自由乱象1.社交媒体言论影响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作用巨大，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今社会很多事物都不可避免的受到网络媒体的影响，司法行为也不例外。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的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具有监督权和批评建议权对于案件的审判网络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作用，可以使公民更充分的行使监督权，但是这样很容易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1]司法审判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都是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去处理每一个案件的，但是以网络媒介为依托，大众对于司法审判的结果和一些细节的关注度变高，也就特别容易引发冲突。司法审判的过程严格按照司法的审判程序、司法的审判结果也是严格按照法律来定的，但对于发表网络言论的一些网民来说他们评判一个案件的标准更多的是依据自身的经验或者是道德的标准，所以对于同一个案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也就会与司法审判的结果产生冲突。2.社交媒体言论自由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网络言论自由有可能使个人隐私权受到侵犯，隐私权是一项受到宪法所保护的基本人格权，隐私权分为生活安宁权、个人通信的隐私权、个人的生活信息受保密等基本人格权。网络言论自由的表达以互联网为依托，拓宽了言论自由的表达空间。网络言论自由是公民从网络接收信息以及把自己所要传达出去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向外传达的过程。网络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可以帮助人们获得真理。隐私权是保护公民的一些隐私免受侵害的一种权利，但是网络言论自由权行使不当会给隐私权造成威胁。社交媒体言论可能产生以下的结果。首先，由于使用在线社交网络可导致一个分享的言论没有界定的复制、转发和传播，与传统的交流方式相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的人对其听众的范围难以控制。其次，在互联网上，由于进人门槛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和意见的传播者；同时，在网络空间，人们“自我泄露或要比他们在面对面时更加频繁或严重”，人们面对面交流不会说的言论，很可能在网络空间出现，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公开的和私下的言论的界限”，使在线言论具有改变隐私界限的作用。最后，在社交媒体上遭误解是常见的事。互联网的特点之一是传播信息迅速和受众广泛，但是这种光速的信息传播能力，由于层层转发以及更大范围和更多样化的听众，有可能产生被误解的风险。一个针对特定的、初始受众言论的文本可能是善意的或可理解的，在转发给不同的受众时，由于不了解该信息最早的具体场景，有可能被误解。郑爽弃养的事件引起了民众的愤怒，瞬间，郑爽就收到了弃养文件、工作合同等“人肉搜索”，看似是为受害者伸张了正义，但是当事人的隐私权却受到了侵犯。有关网络对于隐私权的侵犯主要表现为：在网络上随意泄露他人隐私使其他的网络用户可以通过最普通的方式浏览到，或者利用非法的手段获取他人的隐私，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二）郑爽弃养案例中关于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思考1.代孕违反法律与公序良俗代孕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在法律上不应予以支持。代孕的兴起和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社会、家庭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也引起普通大众的关注和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代孕问题研究。国外对代孕目前有两大立法模式，一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承认模式，二是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禁止模式。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代孕在我国被明令禁止，把女性的子宫当作生育工具，把新生的生命当作商品买卖，甚至可以随意丢弃，这条隐秘的黑色产业链打着法律的擦边球，不止损害女性健康、物化剥削女性，更是践踏公民权益、败坏人伦道德。而张恒、郑爽作为中国公民，因为代孕在中国被禁止，就钻法律空子就跑去美国，这绝不是遵纪守法。《民法典》中第一千零七条规定了禁止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第一千零九条规定了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3]禁止人体细胞买卖的明文规定，在代孕语境下，即禁止精子、卵子的买卖，尽管在国家禁止代孕的立场下，代孕交易仍屡见不鲜，甚至已形成严密的产业链，秘密进行着精子、卵子的买卖行为，但禁止性的规定的出台，无疑会从中切断代孕过程的初始环节，进而否定了代孕整个流程的合法性。其次，代孕行为严重践踏了代孕母亲的人格尊严。梁慧星教授在其《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文中指出，代孕是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一种类型，故不应赋予其任何效力。刘长秋研究员在《代孕规制的法律问题研究》专著中指出，代孕严重违背了康德“人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的绝对主义的道德信条，是对女性尊严的践踏。从尊重女性的角度出发，他认为不管是商业性代孕还是利他性代孕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代孕母亲承受着生命健康面临损伤的巨大风险去为委托人孕育、分娩子女，并且在生育之后要放弃孩子的一切权利，这本就是对伦理道德的颠覆以及对代孕女性的不尊重。2.郑爽代孕弃养的行为会造成恶劣的影响2021年1月18日，网易娱乐曝光郑爽张恒通话录音等八卦，赚足了流量。所谓的“代孕合法化”代孕自由”，一直是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一部分。与之配套的，某些自媒体还鼓吹卖淫嫖娼自由、吸毒自由等意识形态。现今支持“代孕合法化”的，都是新自由主义者的信徒，他们信奉市场决定一切，用钱可以买到一切东西——性、毒品、枪支甚至奇观。这种“市场神教论”的观点从来都屡见不鲜。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乌克兰才从苏联解体时的重工业中心，变成了“欧洲子宫”——代孕产业集中地。捷克才会从一个重工业国家，变成了一个盛产女演员的国家。上层阶级卖掉国家财产，在私有化中声色犬马，在市场化中覆雨翻云，背后的代价只能普通民众默默承担。尽管跨国代孕被描绘为意愿父母与代理孕母双赢的状况，人权保障、妇女研究、生物伦理学及法学方面的学者却正在以积极的行动号召在全球范围内禁止代孕。有学者认为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给予了男性性别方面的特权，利用女性的身体进行实际上是将女性角色越来越局限于她们的生殖能力之上，代孕行为通常被视为与卖淫、出售器官等行为性质相同[4]。基于商业代孕协议，通过支付报酬利用女性身体(代理孕母“出租子宫”)获得子女，是将代理孕母物化为交易的对象，是对人的商品化，严重侵犯了人权。跨国代孕实质上是变相的奴隶制，是富有者对贫穷者的剥削。据统计，在印度或者泰国进行代孕的花费为63000至72300美金，其他费用如法律服务费用为6777美金左右，而在美国90400至226000美金不等，同时在美国进行代孕还包括各项法律服务费用为12000美金，这些数据表明跨国代孕并不是所有阶层的选择，其只对上流阶层开放，所以是上流阶层对中下阶层的剥削。[5]价格上的优惠和医疗技术水平的相近(比如印度的代孕服务机构集合了国内及国际上一流水平的医师及仪器)，使得越来越多的意愿父母前往印度或泰国等国家进行代孕，这被认为是第一、二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新形式奴隶制。其次，代理孕母被当作意愿父母获得子女的工具使用。根据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理事会的研究报告，代理孕母与意愿父母之间在期间保持联系的很少，代理孕母在怀孕期间的一切行动都较少拥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医疗机构和意愿父母可以任意决定代理孕母的饮食安排和医疗进程，甚至可以随时决定让代理孕母终止妊娠，这被认为是奴隶制的表现之一。三、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一）法律的产生源于对自由的追求人们追求、实现自由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法律就成为追求自由的工具。自由具有平等性、任意性和扩张性。平等性要求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任意性往往因为人人直率的行为而带来彼此的冒犯和侵犯，扩张性又往往会以某些人的过分的扩张自由，扩张冒犯和侵犯。由此三者的结合使得因无序的追求自由而使矛盾升级、矛盾激化。然而，法律是理性的，它为自由找到了制衡点，它从客观的角度去解决因自由而产生的矛盾。同时法律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即人人可以追求自由，人人不得以非法手段阻碍别人的自由。这种公平的适用性给法律带来了威严和自觉力。另外，法律的强制力也保证了法律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所以，自由需要法律的产生以实现其从应然到实然。（二）自由价值的存在规制法律的发展自由选择了法律，而法律也必须应当体现自由。因此，即使限制权利是为了更方便的实现自由，法律也不应当全盘的压榨和剥夺自由，这无疑是落后的暴君式和独裁者的法律的历史重演和回放。真正的良善的先进的符合人民要求和现实的法律应当充分体现自由。立法者应当意识到没有法律的自由和剥夺自由权利的法律都是万万不可的。 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不应当遗忘其为人们实现自由的使命，不应当走向其他不利于实现自由的歧径。在法律的发展中也出现过个人的权威超越法律的界限、恶法损害人类自由的现象，这些经历和教训告诉我们，时时铭刻法律对自由的追求，可以防止法律变异、法律出轨。（三）如何正确处理自由与法律的关系言论自由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自由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其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也是民主政治的构成要素和基础。言论自由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至公民素质、民族精神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互联网科技的不断进步使得网络言论的表达更为便捷和自由，使得网络言论自由除了具有传统言论自由的价值与功能之外，还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互联网为言论自由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但是，限制自由是为了自由的实现。首先，完善立法，加强人民权利方面的立法。良法之治，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法律对自由的实现。另外，始终坚持由义务本位的立法传统转换为权利本位的立法模式，使权利文化的观念深入立法者的思维和行动中。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在法律制定中增加对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人民在权利实现的过程中，事实上就会满足对自由的需求和对自由的追求。其次，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公民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公民在行使自由权利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民在形式自由权利时也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不论是大明星还是普通人，任何公民违背上述的做法都应当收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许有例外。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再次，强化法制教育的宣讲活动，使人民主体的观念深入人心。自由的实现不仅需要法律的保障和物质的支持，同时作为被保护的主体，人民应当学会将自由权利转化为现实。这是一种需要强化的意识，也是一种需要提升的能力。只有加强对法制的宣传和教育，提升人们对主体权利和主体自由把握和应用，才能真正的使应然追求变成实然现实。这是我们认识法律与自由的最终目的，也是法治社会下人们应该具有的认知和进步。四、结语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遵守、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是限制权力的适当工具。在法治社会中，国家公共权力的直接来源便是法律，法律授予的权力，才是正当的公共权力。在法律授予之外，公共权力便没有存在和行使的正当理由。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权力，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非法的权力。法律是民族的象征，是国家的尊严，是公民心中的守护神，郑爽作为明星，更应该遵纪守法，为其年幼的粉丝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总之，自由是法律的一种价值追求，法律应当保障自由的实现。 从这一目标上来说，我们一方面应当在立法中提升立法技巧和改善立法习惯，充分考虑和加强对自由的保护，另一方面应当加强法制宣传和培训，使人民主体和权利的观念深入人心。
法理学论文题目1、全球化与中国法律变革2、论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3、论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统一法学派……)4、论法学研究方法的革新5、论法律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6、论法治社会与法律权威7、论公私法的划分8、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9、论法律的局限性10、论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立法的影响11、论传统法律资源与法制现代化之关系12、论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13、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之良性互动14、诊所式法律教育探索15、欧盟法的法理学思考16、WTO的法理学思考17、论国际法与国内法之关系18、论民法(刑法、经济法、国际贸易法……)的价值19、现代法的人文困境及其出路20、论法治的文化基础21、论法律信仰22、论中国比较法研究的现状与趋势23、论法学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24、法理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25、论司法改革26、论传媒与司法的关系27、论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28、论程序正义29、论法律解释30、文学作品的法理学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司法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当代社会，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有利的实现 渠道 。我国法学界普遍承认舆论法律监督。舆论的法律监督，是指由新闻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属于广义的法律监督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可以在法律监督方面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1]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在理论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相反，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实践中远非如此。记者对于社会 热点 的追求，促使他们以“新闻自由”为依据不断介入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2]。而媒体的强大力量，在对司法过程的报道中暴露出职能越位、充当法官审判等问题。而这种强大的舆论引导功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对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造成了冲击。因此，司法机关出于对新闻媒体的抵触心理而要求其“闭嘴”，但这种行为着实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本属于宪法赋予的两项基本权利，为何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如此强烈的冲突?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司法独立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
司法独立是为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重要原则。《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因此，司法独立应该排除利益和情感的影响，也自然应当排除新闻媒体的影响，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案件事实的忠诚。与此同时，英国古谚讲：“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看得见的方式”就需要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将正义实现的过程置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在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其肩负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促进司法公正有着积极作用。但媒体却凭借其强大的介入力量，不断向司法入侵，最终由新闻舆论监督发展成为“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本为舶来品，传入国内后即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新闻审判”的含义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报道对象所做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3]从曾经的张金柱案到近年来的药家鑫案、李启铭案等，每一宗案件都被媒体倾注入过度的热情――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审判前或者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4]正是基于新闻媒体强大的引导和评价功能，将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置于舆论的重压之下，最终的裁判或多或少的受到舆论的影响。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
(一)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5]而我国《宪法》第125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正是由于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使法院的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有效的遏制了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不当内容，推动实现司法公正。
(二)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始终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司法腐败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而且侵蚀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美国著名记者指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新闻媒体对司法腐败现象的报道，往往能够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同时会引发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和公众的合力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如此大的腐败成本，有效的防止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有利于推动司法改革
新闻媒体对于司法体系的分析和评述，为司法改革提出了宝贵的借鉴意见，有助于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三、司法独立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看来，新闻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新闻媒体行使法律监督权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司法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新闻自由
司法审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依靠“理性和良知”，忠于法律和事实，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扰后做出谨慎且公正的判断。而新闻媒体则通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 文章 ，有失公允的评判案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带动性的舆论压力，成为法官裁决时的障碍，使其失去独立审判的立场。
(二)法官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的矛盾性
司法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性。由于司法审判关乎人的生死、权利与义务的承担，因此必须是理性判断的过程;而新闻媒体的宣传却带有很强的感性因素，往往掺杂了道德情感于其中，其语言也强调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法官与记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关注点自然不同，这种差异势必导致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
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
卢卡斯曾经深刻的揭示了司法所要求的专业性：“一个看重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国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即法官必须占据实权地位，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法官。”因此，新闻媒体应当认识到其新闻审判的越位行为，重新回归到法律监督主体的地位。对于寻求新闻审判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
(一)加强立法规范，填补法律空白
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缺少法律规范对于二者关系的协调。立法机关可以借鉴相关的域外 经验 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闻舆论的监督设置合理的界限，以消除当前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
(二)强化新闻从业者相关的 法律知识 ，引导遵从职业规范
通过强化其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其遵从职业规范，使其从内心遵从法律，维护司法的独立地位，并严格遵循职业道德法规，避免对案件做出有失公允的报道，做事实的传播者而非情感的传递者。
(三)加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的交流
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关于媒体如何介入、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等关键性的问题，应当由二者坐下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共同研讨解决方案，制定出一个双方认同的规则，并按照规则规范双方的行为，共同促进司法文明和司法公正。
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探讨
一、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指“一种司法理论，它鼓励法官摆脱对于司法判例的严格遵从，允许法官在制作判决时考虑其个人对于公共政策的观点以及以其他因素作为指导，通过对于判决来保护或扩展与先例或立法意图不符的个人权利。遵循该理论会造成某些判决侵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结果。”[1]
《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定义的，司法能动主义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2]
与此相反,法官在执法的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已经确立的规则来办案,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反对法官融入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他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仰。这被称为司法克制主义(judicial passivism)。施克莱认为:“所谓守法主义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做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像所有被强烈感受并广为接受的道德守法主义不仅体现为个人行为,也表现为哲学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3]其本质为社会生活中涉及法律的问题与现有法律规定和判例相背离的地方，应当通过立法等方式解决，而非司法机关主动改变既存之规定。在外观上表现为“司法机构的自我约束或自我克制”[4]。
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并非针对具体的法律进行解释,而是在现存法律规定或判例与实际生活的新趋势不符的背景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所享有的创造性之界限问题。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法官要为了实现正义,在服从法律基本原则和理念的前提下，可以不受现有规定和判例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对司法权的限制;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只能严格依法裁判,法官不能创制法律,而只能服从法律，制定法是法律的唯一渊源,法律解释只局限于文义解释,并努力探询立法者的原意。“司法克制主义则倾向于强调在民主国家中对司法权所应该进行的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5]2。因此，“司法能动或司法克制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即“能动和克制的区别更多只是一个程度不一而非性质不同的问题。”[5]2-3
二、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各自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一)司法能动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现今社会，简单依靠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诉讼需求，条文的固定性及有限性往往会使我们的司法裁判者在某些个案的处理上寸步难行。假若为了使所有案子都“有法可依”而不停修改或增减法律条文，不仅会造成社会行为规则观念的动荡，而且会大大损害法制稳定的威信力。司法能动在法律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有着诸多的适用价值，但是司法能动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自身的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年来，我国的司法者慢慢由以前的非法律人转换为法律人，即大部分司法者接受过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受过一定的法律实务的培训，自身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储备。当所面临的案件没有直接可以遵循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可以结合自身的法律技能运用适当的法律 方法 ，经过一定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续造、法律发现等方式分析案情，在已有的法律法规中探求最为适当的条款来处理案件。但是，由于法律没有直接明细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对于同一案件司法裁判者运用法律方法有可能因为个人法律素质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这样往往会产生司法的不稳定性，影响法律的可预测性及对民众行为的指导性。
其次，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的思想道德价值倾向有着一定的关系。当司法者运用司法能动这一自由利器时，高比例的法律裁判结果就握在了法官的手中。法官是倾向公序良俗还是机械性地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更或是倾向于权力而非权利时，案件的裁判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既可能裁判顾及多方利益，采取较为平衡的裁量方式判案，也有可能产生令大众哗然的结果，更或顺应民意的裁判结果。因此，司法能动性是否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和司法者的思想道德倾向是密不可分的。
再次，司法能动性需要司法者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以及严谨的辩证 逻辑思维 。但是，在我国，法官不是像美国那样经验丰富的律师担当，而是学校法学系 毕业 生或者其他并不是很权威的法律人担当。由于没有丰富的法律经历，或者还未被培训出缜密的思维逻辑，在判案时很容易产生疏漏或不足，影响法律运用的质量。法律思维被异化，法律思维立场的变化而产生的异化，以及法律操作技巧的程度都将影响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局限其作用的范围及程度。
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虽然可以弥补我国法律的某些漏洞和不清晰，但是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只有在上述条件都较完备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发挥其能动性，使之法律实质化，司法能动权利化而非权力化，能动性科学有效、正义合法地在案件的集结点为司法者解围，给当事人化解案情予以合法的裁判，以达到说服当事人、惩罚犯罪人、震慑社会其他成员的作用。
(二)司法克制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司法能动性实现其法律价值的时候，司法克制性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动性的发挥，或者说是抑制司法能动性的过分发挥。
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在解释的过程中应探询立法者的原意,体现了对规则的尊重[6]。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对法律要忠诚;要克己守法,廉洁自律,尊重法律规则;要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其他 社会公共权力保持谦抑的姿态。司法克制虽然在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第一，司法克制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司法能动的 发展程度。在我国，司法克制是相当必要的：我国人口众多，民俗繁杂，部分地区的法律实施还比较落后，或者说地方控制主义比较严重。如果在处理法律问题时，仅注重司法能动性而忽视司法克制性，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掌权执位者极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其实现某些不正当、不合法目的的工具，正如文强案中，作为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黑道勾结，强奸女学生等恶行，其行为的保护伞就是他手中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律人，偷天换日，坏事做尽，司法能动在他的手中变成了凶器，此时若无司法克制、法律来惩处他的行为，该恶行岂不是会被他的虚言假语蒙混过去?
第二，司法克制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因不同法律人而有迥异结果，因此需要社会大众的监督与建议。此时，所说的大众监督并不是说司法活动被民众牵着鼻子走，而是司法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需要考虑民众意见，利于将裁判结果均衡于法律与社会利益，达到利益衡量的最佳状态。
正如，南京醉酒驾车案中，张明宝造成五死四伤的惨剧，但是在2009年12月23日的一审判决中却只是判处了无期徒刑。对于此，笔者认为，张明宝明知我国法律严禁醉酒驾车，并且造成如此惨剧，虽然事发之后张明宝认罪态度良好，表示自己已经认识到了罪行，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但是，对于此案判处无期徒刑显然没有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实质正义，严重偏离了利益衡量的轨道。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达到法与正义的契合，实现社会的正义，实现法律的实效价值，应在司法克制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能动，判处极刑。司法克制不应成为实现实质利益的绊脚石或是借口。
结语
综上所述，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发展中缺一不可，法律规则是规范的固定化文字，而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是思辨灵活的，但是对于法律问题这一严谨的问题来说，法律人在处理某些法律问题时需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妥善处理案件，实现当事人利益、法制要求和惩罚罪恶的平衡。但是，司法能动性过度必然会产生权力泛滥性地被利用，法律成为凶器而丧失了其本来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司法能动地适用过程中是伴随着司法克制行为的，法律人必须以立法原意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融合适用，结合实际适度加大或减小司法能动或克制的运用比例，在法治社会中逐步完善法制。
一、法理与宪法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构想中国宪法司法化探析试论宪法权威论宪法实施保障司法审查制度研究公民基本权利发展的若干问题探讨现阶段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探析论法的本质属性法制现代化新探公民法治观念淡薄的成因与法治观念培育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移植问题探讨论法的时代精神法律与道德的互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论法治国家对法律的要求论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法制与法治之我见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类：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与例外反权力腐败的法律和思想对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的探析浅谈行政听证制度行政程序违法及其司法控制加入WTO对我国行政法的影响行政职务行为探析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和功能行政主体理论之探讨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构想论无效行政行为论一般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行政诉讼的范围行政赔偿若干问题研究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试论完善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行政审判中的事实审问题研究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三、民法学类:论人格权保护与舆论监督的相互关系论无因管理的司法适用及立法完善论合同保全制度论优先购买权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合同纠纷解决及风险防范研究论表见代理论善意取得制度关于保证的若干问题初探无权处分行为辨析我国债权人权利法律保护问题诚信原则的本质探讨及在我国民法中的定位善意取得的法理分析与法律规定预期违约制度研究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关于电子合同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论保证人的连带责任商品房预售制度研究浅析抵押权制度的完善论婚约的法律规制试论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制度论我国婚姻法增补“探望权”的必要性及其不足论婚姻中的夫妻财产及其处理离婚案中的夫妻财产制度研究高校知识产权的流失及对策浅议非专利技术的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特征及其保护论完善我国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制度四、经济法类：浅论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优化论公司法人的财产权公司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研究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的法律研究论股东权之保护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法律思考试论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调整国有企业目前的困境与改革的思考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建设构想国有资产流失的现状与对策垄断行为透视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表现与对策对商品质量管理监督体系的思考国有资产评估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偷税、漏税现象透视对经济法律监督体制现状的研究与分析试论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保护论完善我国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制度五、刑法类：论共同犯罪论犯罪未遂论犯罪中止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论不作为的共同犯罪浅谈股票贿赂案犯罪数额的确认问题如何认定投案自首及适用刑罚试论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结果犯及其形态研究论职务犯罪主体的种类浅析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弊端及对策死刑存废问题研究完善与发展我国罚金刑的思考浅淡刑法关于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及其法律适用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研究六、民事诉讼法类我国法官制度亟待改革论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彻底贯彻辩论原则，推进诉讼民主化进程公开审判，程序公正的保障民事诉讼陪审制度改革初探民事诉讼中的调解程序亟待改革论民事诉讼上的法律事实法院不应以职权追加当事人论我国第三人制度的完善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免除问题研究诉讼权对审判权的制约论遗产继承中的共同诉讼人本证、反证辨析加强当事人举证责任，证据制度还须完善论开庭审理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论民事诉讼中的区际司法协助七、刑事诉讼法类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若干问题的探讨刑事逼供的历史渊源与成因对逮捕及其适用的探讨论刑事诉讼的监督机制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与改革研究论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制度的改革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与作用试论刑事诉讼各阶段的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浅议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保护谈不起诉制度的利弊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问题研究简易程序之我见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探微试论程序公正与正义沉默权问题研究试述非法证据的证明效力问题建议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
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文明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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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是法学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起吸引读者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法学毕业论文论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1、论法治社会中的人权保障
2、同案不同判的反省与现实出路
3、当代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与困境
4、论网络舆论监督的法治意义
5、网络舆情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6、论法治社会构建中的权利冲突
7、当代中国法治社会构建中的公权力定位
8、网络监督与司法公正
9、能动司法的意义及其局限
10、法制现代化中的问题及其解决
11、司法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12、网络时代的法治秩序建构
13、审判方式改革与司法独立
14、和谐社会的法治标准
15、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构的意义与问题
16、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践价值及其培育
17、论法的正义价值
18、论法治的社会基础
19、论法的自由价值
20、论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及其局限
1. 论法官有限自由裁量权的意义及其局限
2. 论当代中国法律实施中的文化阻碍及其克服
3. 当代中国司法实践中法律论证的应用
4. 论法律解释的原则
5. 论司法裁判中法律原则的功能
6.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困惑与出路
7. 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中习惯法的价值
8. 论网络时代的司法监督
9. 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及其当代价值
10. 论法律权利与人权的关系
11.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与道德关系
12. 论法律原则的生成与实践价值
13. 公民文化与法治社会的构建
14. 论当代中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
15. 论法治国家的公民社会基础
16. 当代中国法治国家构建中法与道德关系的重新审视
17. 论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中的传统文化优势与阻碍
18.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谐精神
19. 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20. 转型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与困境
1、中国奴隶制法制特点研究
2、成文法的公布及其对中国法律发展的意义
3、秦律研究
4、汉律研究
5、“文景之治”与汉代的刑制改革
6、唐律研究
7、白居易判词研究
8、宋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9、明大诰研究
10、中国古代清官现象研究
11、清代少数民族立法研究
12、清代法制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
13、中国死刑制度的发展演变研究
14、领事裁判权制度研究
15、清末变法改制研究
16、太平天国法律制度研究
17、中国古代法官自由裁量问题研究
18、国民党六法全书评析
19、东北解放区土地立法问题研究
20、黑龙江流域金代法制研究
民事诉讼的可以写刑法的也行，挺多的
论法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如下：
自由与法治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一方面，法治标定了自由的界限，自由的实现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违反法律可能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另一方面，法治是自由的保障，人们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不受非法干涉和侵害。法制既规范自由又保障自由。社会生活中，有边界才有秩序，守底线才享自由。
自由是法治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追求自由的真谛是法律的价值理想之一。尽管自由是法律的重要内容和价值追求，但法律本身并不是自由，它是保障自由的社会形式。
柏拉图言：“法律是自由的保姆。”在民主的社会中，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和扩大人们的自由，使大多数人摆脱不合理的奴役和压迫，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事一定的活动，选择自己的行为。
自由和法制同等重要：
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在社会层面提出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将自由与法治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由此可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并非限制和剥夺人民的自由，而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使其享有更多的合法权益。
法律对国家权力的调整和限制，是法律保障和维护自由的重要方面。然而，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
对自由的理解可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进行。思想的自由可以超越一切束缚，但行为的自由要受所在的国家或国渡的法律限制，或信仰或道德的限制。任何自由都是在有“人权”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人权的自由是不实际的。任何有人权的自由都要受权利与义务的限制，即法律限制。所以说，相对的自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法律是自由的基础，自由是相对于法律的思想或行为活动。根据《宪法》第37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扩展资料：人身自由权是指公民在法律范围内有独立为行为而不受他人干涉，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不被非法剥夺、限制自由及非法搜查身体的自由权利。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是公民最起码、最基本的权利，是公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享受其他权利的先决条件。它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行动和思维、不受约束、控制或妨碍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维护其行动和思想自主，并不受他人或者其他组织非法剥夺、限制的权利。人身自由是自然人自主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参与各种社会关系、行使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基本保障。一个人丧失了人身自由权，也就无法享受其他民事权利。
责任 每年每月每日，成千上万件事向人们扑来。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手忙脚乱，疲惫不堪。虽然如此艰辛，却始终持之以恒。因为有一个沉重的锁链无情的套在我们的身上--责任。 在学校里，我们努力学习，这是责任。在家里，我们帮父母做点家务活，这是责任。出门在外，为社会做点事，这是责任。大千世界，草有责任，花有责任，大树有责任。无论什么生命，都有自己不可推却的责任。 对自己付责，也要对别人付责。在全国每年都有上千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种种，可说来说去，这不是没有责任心吗？如果汽车司机有着对自己对别人付责的心态，按规张制度办事，那还会有这么多人白白丧生吗？ 责任，是重如泰山的承诺。它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勤勤恳恳的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着。在今年全国遭受“非典”的袭击下，600万医护人员勇敢的冲向了第一线。他们英勇，他们无畏。在同“非典”的战斗中，谁也没害怕，谁也没退缩。任凭“非典”有多么可怕，却无法吞咽医护人员那颗强烈的责任心。病人来了，每个人不分昼夜，细心照顾；有的医护人员倒下了，就立刻有人补充上来。在这场没有硝烟却比枪林弹雨更危险的战斗中他们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寄予他们的厚望。最终，“非典”被制了，这是用医护人员没日没夜的奉献和那颗强烈的责任心换来的。如果他们没有一颗强烈的责任心，那就不知道这场风暴还要刮多久，还要夺去多少人无辜的生命。 古希腊人说，人是背着一个包袱走路的。包袱里有家庭， 事业，友情，儿女……历经艰辛，却无法丢弃其中任何一件。因为这上面写着两个字：责任。在生活中，处处都有责任的考验。不经意的捡起一张废纸是保护环境的责任；帮助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小孩，是尊老爱幼的责任；替别人解决困难，是助人为乐的责任。责任，是社会的地基。没有它，高楼大厦在微风中就会轻易动摇。对自己付责，责任是严格的教官；对别人付责，责任是生命财产安全的保证；对国家付责，那是社会进步的条件。抛弃它，感到了站暂时的轻松，却丢失了一生的光彩。责任，是不可丢弃的使命，它肩付在人们的身上。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多么吸引人啊！老一辈的常常把这一些话挂在嘴边：“你们这些孩子太幸福了，我们那年头，只求个三餐温饱，哪像你们现在，什么都讲名牌。”这些话固然有道理，但是经过历史与岁月无情的洗礼，现在的我们犹如一只只被关在笼中的小鸟，眼巴巴地望着外面的世界，整天接踵而来的考试使我们失去了享受童年的机会。就如一首歌中唱的一样：“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却飞都飞不高……” “我要飞得更高” 面临社会不断地改革进步，社会上的人才也就越来越多了。家长们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适应社会，便不断要求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的观念也是为了孩子着想。但是如果过于严格只会：“望子成龙，子成虫。”我曾看过一份调查，上面写出了以前孩子一天的活动与如今孩子一天的活动。对比之下，现在孩子的压力比以前孩子的压力大了4倍；相反，现在的孩子一天的娱乐比以前的孩子少了25％面对着无情的数据，让我怎能不渴望那令人向往的自由呢？“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自由！自由意味着解脱了束缚；自由意味着飞翔于天空。自由！我渴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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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我们也得去承担这个责任。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关于责任的高中作文素材，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责任的界限
人生而自由，却有无不处于责任的枷锁之中。
——题记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开国总理周恩来一生肩负的责任。
在封建社会，用一支“金”笔呐喊，抒写出那个年代的沧桑与苦难，用刚劲有力的声音呼唤麻痹了几千年的国人，是鲁迅先生一生肩负的责任。
西汉末年，匈奴大肆骚扰大汉疆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则是霍去病将军一生肩负的责任。
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当年的顾炎武身上的责任，更是出于风华正茂的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But，责任一旦过度，便不再为那种所谓的“责任”，而演化成一种沉重的责任，一个心灵的包袱。
曾经的20世纪，有一个王，于瑟瑟秋风之中，写诗、绘景、抒情。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低低、浅浅的吟唱，触动过多少人心中的琴弦。一直到了现在，诗坛中再也没有涌现出像他一样，单纯的只是为了写诗而写诗的诗人，谱写出像他的抒情诗一样朴实却又华丽的礼赞。
海子，曾经用幸福的笔墨渲染过整个世界。他说从明天起，要做一个幸福的人，他说要给每一条河每一条小溪取一个名儿，他说要给陌生人也一样的祝福，他还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是，每每到了3月的第24天，人们在用欣赏的目光品味他充满诗情画意的不朽之作时，无不泪流满面，因为21年前的今天，他，一声不响的，走了……
多少年了，人们猜不透当时海子的想法，是因为有太多太多个明天，还是因为明天太远太遥不可及，他才让自己的韶华终结在那天的晨曦呢?
其实，他应该很孤独的吧。一个孤独的吟唱者，一个内心空灵的诗人，独自一个人，构建着诗歌的大厦，品享着寂寞的璀璨烟花。
都说，思想者都是孤独的。一个人的思想越是深刻，他就将世界看的越透彻，他就越想改变现实，他也就背起了比常人更沉的包袱，承担了比别人更多的责任。
责任，确实是催人奋进的加速器，但，有时，过度的责任，却可能成为让人一蹶不振的罪魁祸首!
诚然，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高中生，我们理应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是，这繁花似锦的年华，却又是极其脆弱的，也许这单薄的肩上根本承担不了更加沉重的负荷呢!
我们理应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也理应奋力前进，而当责任一旦过度，成为成长路上磕磕绊绊的乱石，我们，又将何去何从?
因为每回看报、看新闻、上网，都能看到一些像我们这样妙龄的人选择了轻生，也许，那些所谓的责任来自自己，来自朋友，甚至来自家人。但是，生命诚可贵啊，郭敬明说不成熟的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死去，成熟的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也许用在这里着实不太合适，但至少也能体现一点道理吧。——后记
责任的光芒
无论是呱呱落地的婴儿，还是社会中生活的成年人，都是在责任心的光环下，去履行自己的义务，践行自己的行动，开拓自己的视野，放飞自己的梦想。
身处在街道两旁的警察，便构成了生活中最亮的一道风景线，而且他们穿梭在车道之间，穿梭在烟尘之间，穿梭在风雨之中，依旧坚定不移的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责任心的太阳，在他们的内心中发着光芒。因为有了责任心，他们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因为有了责任心，他们拥有勇气，勇往直前;因为有了责任心，他们彰显品德，以德服人;因为有了责任心，人民警察的身影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奔波在病房里的医生，护士，便构成了生活中最美的一群白鸽，而且她们在各行其责时，在各自救人时，她们也是被责任心的光芒所笼罩着，在责任心的光芒中，她们忘记了白天与黑夜，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她们放下了身段与价值，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她们抛下了辛苦与汗水，把握自己的工作时间，在病房里奔波的她们，是一群在责任心的光芒中高飞的白鸽!
站在那三尺讲台的园丁，用自己的默默付出，去印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誓言，用自己辛苦的汗水，去滴灌一棵棵幼苗和一朵朵娇艳的鲜花，教会他们做人，教会他们处事，教会他们感恩。在深夜里，依旧亮着灯的那间屋子，便是老师最好的印证，那是因为他们头上闪烁的是责任心的光芒。
走进学校的我们，作为学生，生活在责任心的光芒之下，我们拥有的责任也是更为重要的。在学校，弯腰捡起地上的碎纸片;随手拔起土地上的杂草;随手关掉”孤单”的水龙头，是责任心的普照。在家里，与父母交谈在校的生活与感受;与父母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帮父母处理力所能及的家务，是责任心光芒的提升!
责任心的光芒是一种精神，鼓舞人们向上;责任心的光芒是一种力量，鼓舞人们前进;责任心的光芒是一种信念，鼓舞人们坚守。我们伴着这种责任心的光芒走向辉煌!
责任的考验
每年每月每日，成千上万件事向人们扑来。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手忙脚乱，疲惫不堪。虽然如此艰辛，却始终持之以恒。因为有一个沉重的锁链无情的套在我们的身上--责任。
在学校里，我们努力学习，这是责任。在家里，我们帮父母做点家务活，这是责任。出门在外，为社会做点事，这是责任。大千世界，草有责任，花有责任，大树有责任。无论什么生命，都有自己不可推却的责任。对自己付责，也要对别人付责。在全国每年都有上千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种种，可说来说去，这不是没有责任心吗?如果汽车司机有着对自己对别人付责的心态，按规张制度办事，那还会有这么多人白白丧生吗?
责任，是重如泰山的承诺。它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勤勤恳恳的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着。在今年全国遭受“非典”的袭击下，600万医护人员勇敢的冲向了第一线。他们英勇，他们无畏。在同“非典”的战斗中，谁也没害怕，谁也没退缩。任凭“非典”有多么可怕，却无法吞咽医护人员那颗强烈的责任心。病人来了，每个人不分昼夜，细心照顾;有的医护人员倒下了，就立刻有人补充上来。在这场没有硝烟却比枪林弹雨更危险的战斗中他们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寄予他们的厚望。最终，“非典”被制了，这是用医护人员没日没夜的奉献和那颗强烈的责任心换来的。如果他们没有一颗强烈的责任心，那就不知道这场风暴还要刮多久，还要夺去多少人无辜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