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冲到前朝的覆辙，防止后宫嫔妃剩下太子之后恃宠而骄，自己死后太子年纪尚轻，嫔妃干涉朝政，毁坏超纲。
北魏开国之初便规定后宫女人的儿子如果做了太子，那太子的生母就必须被处死，为的就是怕日后太子继位，主少母壮，太后会干涉朝政，秽乱宫廷。因此北魏才会有这么一个血腥的后宫制度。
要说这杀母立子还真不是北魏开创的，最初是汉武帝晚年立了钩弋夫人的儿子为太子，然后汉武帝就狠心处死钩弋夫人，这才有了杀子立母的制度。当然西汉时期也就只有汉武帝时期有过这个事情，这也不能完全怪汉武帝心狠，主要是当时形势所逼。汉武帝年迈之时太子年幼，而钩弋夫人年轻，西汉一直都有外戚干政，汉武帝这眼看就要去地府报道，看着年幼的太子，再瞅瞅这年轻且精力旺盛的钩弋夫人，回想自己原本的太子怎么就被小人陷害了，汉武帝怎么能不怕，这钩弋夫人会不会是一位心机girl？
所以汉武帝是出于对幼子的爱，也是出于对西汉王朝的保护，才会狠心杀子立母。可纵观整个西汉一朝，也就汉武帝一个人这么做过，毕竟在古代是讲究仁孝治国，杀子立母有悖人伦。所以西汉其他太子之母都好模好样的活着，该干涉前朝的继续干涉前朝，外戚也照样在前朝大权独揽，当然最后西汉王朝也是亡于外戚之手。
这北魏王朝统治者估计是汉武帝忠实的粉丝，对于汉武帝这套杀子立母的做法是崇拜的一塌糊涂。理性点说，杀子立母的制度确实对王朝是有益处的，至少断绝了后宫外戚家族大权独揽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皇族的利益。虽然这个血型后宫制度很残忍，但想想历朝历代女主当政，外戚当权，皇族要摇尾乞怜生存，这点人伦代价就不值得一提了，所以北魏才会这么死心眼的定下这条血腥制度。
再看看西汉王朝，如果汉武帝之后的帝王都严格遵守杀子立母的制度，那么西汉王朝就很大可能不会那么快亡国。可见这杀母立子对于一个王朝来说，不仅仅是防范皇族利益受损，也能保证皇族的统治权。
正是因为杀子立母制度压倒性的好处，所以北魏才会不顾人伦孝道，非得定下这么个血型的后宫制度。
因为她不想自己早死，在当时有如果儿子被立为了太子，母亲就要自杀的制度。
北魏延续了汉朝的制度立子杀母，主要原因是怕太子的母亲在太子小的时候把持朝政。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北魏时期中国全图（选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北。曾经强盛一时，统治大半个中国的前秦帝国轰然倒塌，构成前秦民族马赛克的各个族群纷纷自立，互相攻伐，中国北方再次陷入混战。386年春，鲜卑拓跋部领袖拓跋?恢复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开始征伐周边各族群政权，到398年正月，北魏道武帝拓跋?占据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就是在这一年七月，拓跋?宣布“迁都平城”，并且营建宫殿，设立宗庙和社稷坛等礼制机构。在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平城一直作为北魏的首都，并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张，成为统治北跨大漠，南界淮汉，东达辽水，西抵焉耆这一广大帝国的中心。而这，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正是改变这座城市命运，最终使其成为辽金二代的西京、明清两朝的边防重镇的关键性事件。
那么，北魏为什么要选择平城作为都城？
秦汉以来，平城虽然因为汉高祖的白登之围而比较有名，但就其地位而言，不过是边郡雁门所辖一县，汉代的郡设太守、都尉各一名，而边疆地区军事形势严峻，往往设置多名都尉，驻扎在要冲，以方位为别，平城就是雁门郡的东部都尉所在，军事地位比一般的县重要一些，但也仅此而已。根据今天的考古发掘，汉平城县就在今大同市的操场城，城址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600米，与边疆地区普通城址规模相仿。
在定都平城的398年，北魏的统治范围内，并不乏名都大邑，最著名的，莫过于河北名城——邺城，这里是曹操的霸府所在，也是西晋末年以来后赵、前燕等诸多政权的都城。而且，就在这年正月，拓跋?专门到了邺城，巡游宫殿，有定都之意。但几天之后，他突然匆匆离开邺城回到代北。几个月后，确定平城为首都。
和平城所在的代北相比，邺城有着很大的优势。它所在的漳河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沛，而且早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地方官西门豹就开凿渠道，建造起发达的灌溉系统，是当时著名的粮食产区。而且，邺城在华北平原中部，是太行山东麓大路的枢纽，也是曹操建立起来的漕运体系的中心。这样，邺城就能聚集起大批的粮食，以供养日益庞大的皇室、贵族、官员、军队、奴仆、百工等作为都城必备的消费人口。
而平城所在的代北地区，气候寒冷干旱，降水稀少，土质相对贫瘠，在汉代就不是重要的农业区。汉末的战乱迫使当地汉人逃离家乡，农耕传统中断，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平城地处山西高原北部，与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隔着高峻的太行山，地势崎岖，拓跋?从邺城返回代北时，特地派兵卒万人开凿山路，可见运输的不便，这样从中原运输物资接济首都也变得非常艰难。何况，经过曹操、石虎、慕容?y等人的历代修建，邺城城池和宫殿都非常完整豪华，难怪拓跋?有定都之意。
北魏代北地区图（根据《唐代交通图考》改绘）
那么，为什么拓跋?还要把首都定在平城呢？
首先，这是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战争形势决定的。北魏的核心力量，是以拓跋部为首联合诸多部族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他们虽然团结勇悍，战斗力强，但毕竟人数稀少，而中原地区人口众多，当地的汉人等各族豪强对北魏政府也心存疑虑，如果定都于此，势必会让拓跋集团的人口劣势暴露无遗。415年，代北连年霜旱，很多居民饿死，有些官员建议迁都邺城，大臣崔浩、周澹认为这样会让中原人看出鲜卑人的虚实，影响北魏国本，从而阻止了迁都。
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北魏统治集团的发展阶段。道武帝拓跋?幼年被前秦迁徙到内地，汉文化水平比较高，但就整个拓跋部来说，其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尚处于不甚发达的阶段，部落联盟的色彩浓重，一直到道武帝去世的时候，还存在着兄终弟及的继承法，皇权仍有待强化。在经济形态上，畜牧和狩猎是其主要生产方式。北魏初年，国家财政、贵族财产往往会用牲畜来计算，比如道武帝时，王建因战功受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就能说明问题。太武帝本人更是以牧民自居，曾当众说：“国人本着羊皮?，何用绵帛？”
狩猎经济也是如此，拓跋鲜卑原本就是一个狩猎民族，《魏书序纪》追溯其祖先事迹时说：“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狩猎，同时也是游牧经济的一种重要补充。而且，狩猎活动兼具军事演习的色彩，也有很大的娱乐功能，所以，北魏定都平城以后，狩猎经济与活动依然活跃，上自君主、贵族，下到平民的田猎活动史不绝书。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牧民和猎手，拥有大量牲畜财产的拓跋鲜卑统治集团成员，自然不适应中原的气候和环境（事实上，在拓跋?攻打位于河北平原的后燕时，过半士兵和牲畜患病死亡），要凝聚拓跋人的力量，统治人口远超中原地区，拓跋?只能选择与拓跋人故乡条件接近的代北地区。
第二，平城的优势。
地理学上谈到城市的区位优势，分为不同位置尺度，选择代北地区为畿辅，这是平城定都的大位置条件。但是，当拓跋部族进入代北地区，将其作为“畿内之田”经营的时候，面临着两汉雁门、代郡几十个郡县故城，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平城？从战略意义和城市基础来看，马邑城（今朔州）是西汉初年韩国的首都，周边土地相对肥沃，其财富曾引起匈奴单于垂涎，是汉武帝“马邑之谋”的诱饵。代郡城（今河北蔚县代王城），是战国时期代戎的首都，西汉代国也曾建都于此，其地临近飞狐道，是沟通大同盆地与华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善无城（今右玉古城）先后为两汉雁门郡与定襄郡的治所，规模宏大。[编者按：作者曾撰文《一座边防要塞、贸易重镇是怎么沦为衰败古城的？》，介绍右玉古城。]高柳城（今阳高）曾为两汉之际军阀卢芳盘踞之地，东汉代郡的治所，这四座城市的规模都大于平城，代郡城的周长甚至是平城的三倍左右，很难想象平城这样一个普通县城会最终脱颖而出。
代王城东城墙
《魏书》中的一个故事给了我们线索：
道武帝时期，重臣和跋获死罪，临刑前，他对来诀别的弟弟们说：“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篡修。”水就是今天的桑干河，流经代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和跋实际上是在暗示弟弟们逃跑，果然他们借故逃离了北魏。但是，既然和跋当着监斩官说话，自然不可能信口胡说。可见在时人眼中，桑干河以北地区，农业条件应该是不如其南的。
问题是，就整个桑干河流域而言，整体的水热条件相差不远。除少数地区外，桑干河两岸的河谷谷地年平均气温相差不到1，桑干河以北的一些地区，降水量和光照甚至超过河南地区。总体来看，桑干河南北的地理环境并不足以造成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差异。
造成这这种差异的原因，还是北魏核心区域的民族和经济分布格局。东汉末年和西晋时期，虽然边郡残破，大批汉人逃亡，但在桑干河以南的地区还保留了郡县体系和一定数量的汉人人口，农业基础比较好。北魏初期，昭成帝什翼犍和道武帝拓跋?都曾计划在这一地区建都，拓跋?称魏王，就是在桑干河以南的繁?举行的仪式。
但拓跋?确定畿甸区域的前后，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一个是以平城为首都，另一个就是大量迁徙各处居民进入代地，其中包括以拓拔部及其所统辖的众多游牧部落，随之迁入的，还有他们所驱赶的大量牲畜、野兽。由于桑干河以南还有一定程度的农耕基础，迁徙而来的汉人、徒河等农耕人口安置于此；而桑干河以北地域开阔，水草丰茂，北魏以平城为中心，建设了广大的苑囿和牧场，以满足畜牧与狩猎人口的需要，形成了畜牧与狩猎经济区，这一区域的居住者大多为拓拔部的“国人”，他们聚居在平城周围，形成畿甸中的核心区，对于确保国人的战斗力，保卫皇室的安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以桑干河为界的经济区划，是北魏在北建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再看桑干河以北的几个重要城市：善无、平城和高柳各自扼守一条通向内蒙古高原的通道，地位都非常重要，但在汉代，中原是核心，边郡的交通路线是纵向的；而在北魏，代北才是核心，所以平城的居中位置优势凸显出来。
所以，综合来看，北魏选择背靠大漠，俯瞰中原的桑干河流域作为根据地，在桑干河流域内部，又选择地处畜牧与狩猎经济区内，位置居中的平城，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确属于最优选择。在之后漫长的岁月，纵使民族、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迁，大同依然能够保持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这一区位优势显然是原因之一。
来源：方志山西
《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论述的是公元398年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所建北魏平城政权的发展历程。以道武帝为首的一批在中原流亡过的拓跋贵族，由于感受过中原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影响，积极地推行离散诸部措施，以剥夺部落酋帅的特权，促使拓跋部落联盟迅速解体，建立起新型的平城政权。随后，道武帝推行了一系列仿效中原传统制度的政治、经济措施，特别是建立皇权和官僚系统，以取代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度，从而将拓跋部推进封建体制的门槛。不过，拓跋部落的遗制仍然顽固地影响着平城政权，在皇位继承中兄终弟及遗制的干扰就是突出的反映，而且由此引发了道武帝末年的动乱。平息动乱以后即位的明元帝，采纳汉族士人崔浩的建议，以太子监国制消除兄终弟及制的影响，，确立了父子相承的皇位继承制，使其长子太武帝顺利地继承皇位。太武帝即位后继续实行太子监国制，但结果却使太子集团膨胀为与皇权对抗的势力，酿成了太武帝末年的正平事变。事变的结果，皇权与太子势力两败俱伤，母后势力乘机抬头。由于建立平城政权之前拓跋部尚处于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不久的父系家长制时代，母权制在拓跋部的社会中具有深刻的影响，道武帝为了预防母后干预政治，建立起矫枉过正的子贵母死制度。然而，子贵母死却派生出来保母抚养太子的惯例，进而发展成为保母干预政治的现象。太武帝保母窦氏、文成帝乳母常氏都曾干预朝政。乳母常氏的干政最终导致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出现了与道武帝建立子贵母死制度的初衷恰恰相反的结果。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是母后权力的特大伸张。不过，它的产生虽然与母权制遗俗相关，却并不意味历史的倒退。此时的拓跋社会脱离部落联盟而在封建轨道上运行已近八十年，所以当文明太后凌驾于皇权之上时，她自己就成了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者，而非母系氏族时代部落联盟的代表人物。而且，文明太后推行的太和改制运动使得平城政权基本完成封建化过程，并为其全面汉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父子相承已经成为传统制度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文明太后可以使她的政治权力膨胀到超越帝王的地步，却无法将这种母后至高的权力像皇权那样自然地传承下去。公元490年文明太后去世，意味太后临朝听政时期结束，标志拓跋皇权重新伸张。但北魏平城时代还延续了四年，直到公元494年，孝文帝为开拓新的政治局面，将国都迁到洛阳，才结柬了平城时代。北魏政权的演变利用了平城这个政治舞台，平城则借助于北魏政权演变的契机获得跃进式的发展。处于那个时代最突出地位的平城，从介于农耕区与草原区的边陲军镇，一变而成为新兴王朝的京师。当长安和洛阳两大文明古都屡遭战马铁蹄践踏而成为废墟之后，平城迅速聚焦百万人口，形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此基础上，平城政权在中原推行宗主督护制以羁縻汉族地主豪强，创造了内和外辑的安定局面。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西南的巴蜀，从西北的贝加尔湖到东南的江淮，各族政权络绎不绝地朝贡拓跋王朝，各族人民纷至沓来地会合平城大古都。传统的农耕文明渗透人强劲的游牧文明之新鲜活力，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运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的升华。北魏在平城经营的一个世纪，是拓跋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之一。
北魏主动融合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要求本民族采用汉文化，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卑和汉融为一体。这一改革对北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把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
清朝时期的八大名臣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生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间传说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袁世凯年轻时科场失意，22岁弃文从军。曾随军东渡朝鲜平叛。甲午战争后，被李鸿章举荐到小站编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从此，逐渐为清廷所倚重。 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阖的重要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 鳌拜，生年不详，卒于康熙八年（1669），满洲镶黄旗人。他的叔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鳌拜本人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顺治去世，遗诏命鳌拜与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共同辅佐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为辅政四大臣之一。康熙八年，鳌拜因专擅弄权而被拘禁，不久就死于幽所。鳌拜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鳌拜作为“天子自将之师”镶黄旗的重要将领，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在皇太极去世后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最终争得福临继位。他为此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后者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鳌拜作为清初一员骁将，其性格是耿直倔强、敢于抗争的。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在目前热播的影视剧中，鳌拜给人们留下的都是骄横跋扈、贪婪不法的奸恶形象，他的忠贞耿直这一面恐怕还是鲜为人知的。 纵观鳌拜的一生，早年战功赫赫，虽偶有波折，但还算是荣宠一时；又历事三朝，辅佐幼主，忠心耿耿。但最后他却因擅权而被革职抄家、身死禁所，可叹可惜。 于成龙 在清朝近300年的历史中，以廉洁著称的官员不算少，但其中著名的当推曾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 于成龙，字北溟，别号子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他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其先祖和父亲都在明朝做过官。受家庭熏陶的于成龙性格端庄，不苟言笑，又才智过人，勤俭耐劳。 于成龙是清康熙年间的重要大臣。他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直到45岁才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 纪晓岚 纪晓岚（1724～1805），名昀，晓岚是他的字，直隶河间献县（今河北沧县）人。据史书记载，他一生诙谐、滑稽，机敏多变，才华出众，给后世留下许多趣话，素有“风流才子”和“幽默大师”之称。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目录学家和小说家。总体而言，他的一生与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银屏上的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相貌丑陋的纪晓岚却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视，难以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纪晓岚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 刘铭传 凡看过电视剧《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和《沧海百年》的观众,想必对刘铭传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生于安徽合肥西乡大潜山下之蟠龙墩，祖上世代以农为业。他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刘惠人称“刘老好”。据说他二目如电，说话嗓门很大，同年龄的伙伴都怕他。后来上了私塾，他也没有像父母期望的那样好好读书，而是喜欢自己身为一方“主帅”，带领一群小伙伴玩开仗的游戏。他不屑以农耕为业，更不想通过科举荣身，对“四书”、“五经”没有兴趣，而喜欢研读兵书、战阵、五行杂书，传说他曾经登大潜山仰天叹曰：“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 同治元年（1862），刘铭传率所部加入李鸿章的淮军。在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刘铭传受到李鸿章重用，迁升很快，由千总、都司，很快提升为总兵，29岁就擢升为直隶提督，成为淮军名将。 正如姚永森先生在《刘铭传传》里写的那样，刘铭传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第二是保卫台湾、抗击法国侵略者；第三是担任首任台湾巡抚六年时间内开发和建设台湾。这位出身农家的将领，曾经贩过私盐，啸聚山林，其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和珅 和珅发迹很早，20多岁的时候受到乾隆赏识，此后便平步青云，迅速成为大清帝国政治舞台上一手遮天的人物，闻名全国。 但是人们对他的早年生活却所知不多。冯佐哲曾在《和珅评传》中作过详细考证，和珅应该是满洲正红旗人，他家曾一度被抬入正黄旗，获罪后其家属又被划归正红旗。有人说和珅出身“贫贱”、“卑微”，估计是和珅当政时升迁太快，又飞扬跋扈，故被人所痛恨，遭到过他打击、排挤的人，故意造谣，以表示他不配当宰相。当然，和珅出生时，家境并不富裕，却是事实。从许多野史中可以知道，和珅童年时曾在家里与弟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又由于他的父亲曾任福建副都统，所以和珅10来岁时，得以和弟弟一起进入咸安宫官学。咸安宫官学实际上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生质量很高的全国重点学校。 事实上，有史料记载说，和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男子，玉树临风，脸庞白皙，行动敏捷，举止端庄，言语诙谐。 曾国藩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当我们摆脱各种政治因素后，从历史实际出发，可以看出曾国藩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身上汇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补天者，他“承往古衰朽之续”，又“开近代风气之先”，他实现了从理学家到洋务派的转变；他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是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他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 李鸿章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在家排行老二，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父亲李文安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因此,李鸿章也算是官宦世家出身。 李鸿章一生的轨迹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衷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 产品推介：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主要有陵墓雕刻、俑、宗教造像，还有些供玩赏的小型雕塑品，用于建筑或器皿上的工艺雕塑也很普遍。由于处于长期分裂动荡的阶段，各民族不断接触、斗争、融合，又大量从异国的艺术特别是宗教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因此雕塑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新面貌，为其后隋唐雕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邻国特别是朝鲜、日本的雕塑产生了影响。 陵墓雕刻 帝王陵墓地表上的石刻群雕，以南朝保存较好，分布在南京附近,现存31处,有宋、齐、梁、陈诸代的作品，以齐、梁两代为多。从保存较完整的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前石刻观察，南朝陵墓石刻群雕一般由成对的石兽、神道石柱和石碑所组成。石兽有翼，一般呈蹲伏状，劲健有力，造型雄伟，是以整石雕成的立体圆雕,体长和高度多在3米以上。若与汉代陵墓前石刻，如霍去病墓石刻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雕造技艺的长足进步和完全不同的时代风格，即由凝重古朴转向优美生动。神道石柱是在双螭盘曲的底座上树起多楞的柱体，有的是24面体，有的多达28面，楞面刻成下凹的瓦楞形状,因而避免了直立造型的呆板,柱体上都是有铭刻的方形石额，柱端托一刻仰莲纹的圆盖，盖顶中央蹲一小型石兽，整体造型秀美挺拔，端庄而又富有变化。石碑体形巨大，圆额有穿，座于龟趺之上，稳重有力。这3种石雕组合在一起，显得颇为庄严宏伟,但又生动多变，表现出南朝大型纪念碑性质的雕刻艺术的高度水平。 南朝陵墓石天禄 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砦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发现有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的精美浮雕作品，在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俑 这一时期的立体圆雕作品中，以俑的数量最多，绝大部分是涂彩的陶塑，也有少量的釉陶俑、青瓷俑以及石雕作品。从西晋时开始，出现了以镇墓兽、甲胄武士、鞍马、牛车和男仆女婢组合成的俑群。以后南朝的俑群大致沿袭西晋旧制，数量较少。北方有所不同，从十六国时期起,就在继承西晋旧制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俑群内容增多、数量增大，一般包括以下4组内容：①驱邪镇墓的镇墓兽和全装甲胄执锐按□的镇墓俑；②模拟墓内死者生前出行的仪卫,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包括人和马均披铠甲的甲骑具装俑、身负箭□的步兵、骑马的鼓吹乐队、骑马和步行的属吏，以及仪仗、仆从等；③模拟墓内家居享乐的大量舞乐和男奴女婢；④模拟庖厨中执炊操作的奴婢，以及灶、碓、磨、井等模型，还有各种家禽、家畜的形象。其数量从西晋时的10余件扩大到几十件，乃至成百上千件。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各类陶俑近400件,而东魏茹茹公主叱地莲墓中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陶俑的塑制也日渐精美，多为先制模具，然后合模成型，入窑焙烧后再贴金绘彩。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也日益提高,从西晋时的呆滞古拙，转向生动自然；从仅具轮廓，转向注意细部刻画。人物的面相也随时代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变化,从西晋到北魏早期,面相宽方。北魏太和(477～499)以后,面相趋于清瘦,至晚期更加瘦削。东、西魏时,面相由瘦削又转趋圆润,直至北齐、北周，遂开唐代圆润丰颐之先河。人像的体态也是神韵日增，出现不少生动传神的作品。例如北齐库狄迥洛墓中出土的胡装舞蹈老人，面目传神,姿态生动,颇具艺术特色。陶塑动物中以骏马和骆驼的塑造最佳，骏马多是鞍辔鲜明，挺立欲嘶，劲健异常，这可能与古代鲜卑族对骏马的特殊喜爱有关。 西晋对坐书写俑 西晋青瓷骑马乐俑 宗教造像 宗教雕塑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是空前的，这与佛教在中国的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佛教造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石窟寺的造像，另一类是一般放置于寺庙或宫室、民居的供养像。石窟寺造像主要分布在北方，著名的石窟寺如云冈、龙门、敦煌莫高窟以及麦积山、炳灵寺、巩县、响堂山、天龙山等都有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其中石质宜于雕刻的,造像采用石雕,一般主尊为立体圆雕或后背与后壁相连的圆雕，龛楣、宝床、壁面则为浮雕。石质不宜雕刻的，则采用泥塑敷彩的塑像，龛楣、壁面常有成组的小型影塑。石窟雕像中最宏伟的,当属云冈石窟第20窟的坐像,高米，造型雄伟,气魄浑厚,显露出北魏石雕艺术的时代风格（见彩图云冈石窟第20窟石雕佛像（北魏））。彩塑中最受人推崇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坐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放置于寺庙或宫室等的供养像，主要材质有铜、石和泥塑等，均为立体圆雕，风格与石窟造像相同。泥塑多随建筑物的毁坏而不能完整保存。经考古发掘获得的残像中，以在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造型最为精美，塑工细致，面目传神，是现存北朝雕塑中的精品（见洛阳永宁寺雕塑）。一般官民所造的佛像，形体较小，多为铜像和石像。在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废址出土的2200多件石刻中,有年款的共247件，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是研究北魏、东魏、北齐乃至隋唐雕刻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见曲阳修德寺雕刻）。河北省藁城县发现的一批北齐石像，汉白玉石质，刻工精细，像上仍保留着原来的彩绘和贴金，可窥知当时石像敷彩后的本来面貌。在南方,石窟的开凿不盛,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且已被后人损毁，难窥原貌。在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废址出土的红砂岩造像中，发现有纪年明确的南朝造像，使人从而了解到南朝石造像的一些特点，与北方比较，其表现手法细腻,衣着装饰繁缛,显示出纤巧华美的风格（见成都万佛寺石刻）。除一般造像外，北朝时又流行造像碑，在碑石上开龛造像，其造像风格与同时的石窟造像相同（见北朝造像碑）。这时期的道教造像，也有少量遗留，除衣饰面相稍有不同外，造型手法与佛教造像相同，无甚特色，缺乏艺术价值。 小型雕塑 供佩戴、玩赏的小型雕塑品，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玉石、琥珀等，上面多有穿孔，可与珠饰串联在一起。小的仅长2～4厘米，大的也不超过10厘米，除习见的璜、□等物外，最具时代特点的是一些小型圆雕的神兽像。神兽为兽首人体,肩附飞翼，四足有利爪,均蹲坐状，在南朝和北朝墓中都有发现，形体虽小，但造型呈现出小中见大的气势。如南京甘家巷南朝墓中出土的滑石像，全身肌肉凸张，巨乳硕腹，双手按膝，两肩上耸，头微下缩，如顶负重物，造型浑厚有力，整体轮廓呈立方体，态势极为稳重，形体虽不大，看来似能力负千钧。此外，六朝墓中经常出土石雕的伏猪，多成双放置，即东晋墓出土衣物券中所记的“玉□”。东晋墓中出土的石猪，生动写实，以后日渐抽象化，至南朝晚期有的仅把石材修治成长条状，再施加简练的几条刻线以代表猪形，反而显得别具情趣。 南朝画像砖浮雕神兽 装饰雕塑 大量施用于各种器物上面，以铜镜和陶瓷的装饰雕塑最具有艺术价值。东汉晚期在南方开始出现的神兽镜和画像镜，至三国孙吴时有了很大发展。镜背纹饰呈高浮雕状，极为精美，多为人物、车马、鸟兽及神仙、神兽等，神仙中多见东王公、西王母，而且在神仙中还出现了佛教造像。陶瓷器的雕塑装饰，南方和北方在风格方面有些不同。这一时期正是青瓷器烧造的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的青瓷器的造型极为优美。例如水注，常在圆硕的注腹前面塑出蛙头，后面塑出蛙尾，两侧各塑二足，活现出一只浮于水面的蛙，颇为生动。再如羊形水注,器呈卧羊形，体腔中空可储液体,羊的姿态生动,加以釉色晶莹,使人喜爱。也有的青瓷器皿造型奇伟，如江苏省宜兴县西晋周氏家族墓群出土的神兽尊。此外，当时南方还流行一种陶瓷制的谷仓罐（也称魂瓶），其上盖常有许多小型人物塑像，多仅具轮廓，刻出鼻口耳，形象古朴生动，并塑有楼阁及鸟兽，罐腹则贴塑各种人物、神兽、凤鸟、鱼、鳖等，还有的谷仓罐上塑有趺坐的佛像。这些谷仓罐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陶瓷雕塑艺术品。在北方，不见谷仓罐和南方那种造型较灵巧的青瓷艺术品，但一些陶瓷器上的贴塑或模印的图案显得更浑厚古朴。例如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黄釉陶器上的贴塑花纹，由莲花、忍冬、宝珠所组成，繁缛厚重。最具特色的是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面有凸起的模印图像，是由乐队伴奏下起舞的胡人，颇为生动传神，反映出当时北方人民喜爱的舞乐形象。
ISBN: 9787030290694开本： 16开定价: 元 论秦简“日夕分”为地平方位数据巫与文明改革开放以来皖北地区考古收获和意义以薛家岗早期墓葬出土的陶鬻为例——兼谈马家浜至崧泽早期长江中下游鬶的源流试论洹北商城的布局、年代和性质越族文化习俗初论汉墓神画中伏羲、女娲图像的配置及样式源流考两汉龙穿璧纹与伏羲、女娲交尾纹的相关性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玉卮及相关问题东魏北齐墓葬陶俑的分区特征考古发现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河南新郑市铁岭墓地M458发掘简报河南郑州市鸿城服饰广场3号东汉墓发掘简报河南郑州市上街区四座晋墓河南郑州市永威鑫城唐墓发掘简报安徽马鞍山市上湖东晋墓群发掘简报安徽马鞍山市九井山东晋墓发掘简报安徽马鞍山市寺门口东晋墓发掘简报安徽淮北煤师院工地汉墓发掘简报宁连高速公路天长市釜山取土场西汉墓群发掘简报安徽长丰县王大包汉墓发掘简报沿江高速公路安徽铜陵段墓葬发掘报告安徽怀宁县团山清墓发掘简报考古学理论技术方法山东龙山城墙解剖经验略谈古建保护与文物科技蚌埠双墩1号墓青铜器群范铸工艺的研究蚌埠双墩1号春秋墓出土部分青铜器产地分析一件青州香山汉墓出土陶质彩绘骑俑的保护修复考古遗址出土家养黄牛遗骸的判断标准徽州古建中三雕艺术的文化解读忠孝节义——徽州牌坊的“文化史”千古六安南门塔文物研究皖南出土甬钟年代分析怀远出土的楚金币——郢爰刍议天长纪庄西汉木牍望江县近年出土的宋代青白瓷器含山出土的弘治年青花人物罐学术动态书讯课题会议《文物研究》启事 《文物研究(第19辑)》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分为：考古研究、考古发现、古建保护与文物科技、文物研究等几个部分，收入了《汉画像“鸟啄鱼”图像述论》《安徽长丰县古城遗址发掘报告》《蒙城县小涧镇春秋战国青铜器》等论文。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9月1日)目录考古研究史前“八角星纹”原型探析 ——徐峰初论史前彩绘石刀的发展——刘文强蚌埠双墩一号墓的文化“潜信息”——金锐周群钱仁发潜山彰法山、彭家岭战国至西汉墓群略述——李丁生汉画像“鸟啄鱼”图像述论——刘立光考古发现安徽淮南市山南地区先秦遗址调查简报安徽长丰县古城遗址发掘报告安徽临泉县沈子国古城遗址调查报告安徽宿州市邱园战国至汉代墓群发掘简报安徽淮南市唐山战国至汉代墓葬发掘报告安徽天长市槽坊汉墓群发掘简报安徽宁国市“八路一桥”建设工程中墓葬及窑址清理简报安徽马鞍山市秀山新区宋墓发掘简报安徽广德县南塘村宋一清代墓葬发掘简报河南新郑市铁岭元代水井发掘简报河南郑州市卫生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明墓发掘简报安徽蚌埠市仇岗明墓发掘简报安徽蚌埠市方沟明清吴氏家族墓发掘简报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田干明清墓地发掘报告安徽寿县新城区八座清墓发掘简报安徽铜陵龙干、鸡笼山、破塘宋代和明清墓地发掘简报安徽马鞍山市小山明清墓地发掘简报古建保护与文物科技光谱技术在史前陶器研究中的应用述评——郎爱萍从三槐村王氏宗祠看岳西古祠堂的四个基本特征——陈铎文物研究蒙城县小涧镇春秋战国青铜器——蔡凌凯合肥绩溪路出土北宋刻花端石印盒浅识——夏腾安徽含山褒禅寺大塔地宫出土文物——石建城枞阳文物管理所藏寿州窑黄釉印花枕——吴得华明汤和与汤和墓——钱仁发淮北出土《前乡贡进士扬州府儒学训导蛰庵任公墓志铭》考释——解华顶池州摩崖石刻“金公避兵处”的发现与考析——张邦启天长市博物馆馆藏明清铜镜——学术动态书讯课题校勘《文物研究》启事
1、《金文“佃人”身份考》，《华夏考古》2012年第1期，第120-128页。2、《卜辞中的“梦”字及其他》，《殷都学刊》2011年第4期，第1-5页。3、《再论包山楚简“州”的性质与归属》，《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261-283页。4、《试论葛陵楚简“丘”的性质与规模》，《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5、《闻尊铭文与包山“疋狱”文书之性质》，《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267-272页。6、《琱生诸器铭文综合研究》，《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2-105页。7、《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6-167页。8、《践鼎铭文补释及其相关问题》，《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6-202页。9、《谈谈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中的“丘”》，《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244-249页。10、《“仲催父鼎”补释及其相关历史问题》，《古文字研究》第28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212-217页。11、《“仲催父鼎”についての补充解释及びそれに关わる历史问题》，《中国交换研究员论丛》第27号，【日】爱知大学国际交流ヤンター，2010年3月，第1-6页。12、《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23-40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10年第1期全文转载。13、《包山简“州加公”、“州里公”身份述论》，《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4-214页。14、《鄩氏诸器铭文及其相关历史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第13-26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9年第4期全文转载。15、《血族组织地缘化与地缘组织血族化——关于周代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第116-123页。16、《应公鼎铭与周代宗法》，《南开学报》2008年第6期，第8-17页。17、《中子化盘铭文别释》，《东南文化》2008年第5期，第43-46页。18、《关于“叀”字本义的一个假说》，《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08年，第251-256页。19、《浅谈“荣仲方鼎”的定名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2期，第61-68页。20、《叔虞鼎的定名与西周历史上的虞国》，《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3-367页。21、《（矢+廾）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南开学报》2007年第2期，第101页-112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7年第5期全文转载。22、《说“敢”》，《史海侦迹》，香港新世纪出版公司，2006年，第16-28页。23、《亢鼎铭文与西周土地所有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第19-27页。24、《关于商代妇名研究中的两个问题》，《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第237-244页。25、《<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解》，《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论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第341-359页。26、《金文“咸”字词义、用法缕析——兼论〈尚书·康诰〉等篇的年代问题》，《中华文史论丛》71辑，2003年5月，第273-288页。27、《试论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问题》，《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第73-80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28、《〈肄簋〉铭文释读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第68-73页。29、《重论“咸为成汤说”》，《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45-149页。30、《〈大戴礼记〉源流考》，《文史论集二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36-74页。31、《周代男子以“孙”相称的含义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第49-57页。32、《从商金文“寝某”称名形式看殷人的称名习俗》，《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第87-93页、第109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1年第4期全文转载。33、《卜辞“多生”考》，《文史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42页。34、《周代赐姓制度考述》，《天津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第1-7页。35、《燕召诸器铭文与燕召宗族早期历史中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25页。评述与其他1、《多维视野下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1日。2、《20世纪中国年代学研究的盛举》（下），《历史教学》2001年第3期，第34-35页。3、《20世纪中国年代学研究的盛举》（上），《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第39-42页。4、《夏商史》（第二作者），《中国历史学年鉴1998》，三联书店，2000年。5、《读<殷墟都城探论>》，《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8日。6、《胶州三里河陶器图录》，《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7、《西周诸王年代诸说分王检索》（合作），《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8、《中国大百科全书修订版》毛公鼎、克鼎等商周青铜器与金文词条16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9、《Rhyming Dictionary(韵书)浅述》（合作），《图书与情报》1993年第2期。10、《如何掌握经济及商业文献信息》（参编），惠世荣主编，华夏出版社，1993年。
动漫的起源： 动漫跟踪 动画起源 动画起源於二十世纪初。日本最早的动画完成於1917年,算是较早起步的国家。日韩，欧美，都把中国当成动漫起源国。动漫创始人：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动漫创始人，所以动漫界的创始人谁也说不清。美洲动漫之父： Father of Animation film in the America 华特�6�1 迪斯尼：一个动漫神话王国的谛造者，地球居民几乎都看过迪斯尼公司出品的动漫作品。 Walt Disney创始了迪斯尼公司, 制作了大批创意人物及动漫, 为世界动漫先锋. 本国好像上海 杭州 有动画基地 动漫产业比较发达。 我国现在已经意识到动漫产业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动漫产业在我国比较有前景。 我国首个“动漫基地”缘何选择上海？ 我国首个”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已经落户上海。据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童祖光和上海宽视网络电视有限公司总裁朱建民14日介绍，随着动漫热的形成，各地曾有六七个单位向文化部提出设立”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的设想，但文化部在综合评估了各个申办方案之后，最终选择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宽视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三方联合筹建”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那么，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何在呢？ 具有深厚动漫基础 文化部有关领导在听取汇报时认为，上海是中国动漫游戏产业的诞生地，有着深厚的相关文化底蕴和运作经验。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万氏兄弟就在上海拍摄了《铁扇公主》等最早一批中国动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动画片《大闹天宫》，更在国际影坛铸造了中国动画的辉煌。 如今，中国网络游戏的两大巨头”盛大〃和”九城〃也都在上海。 申办方案优势明显 但是，童祖光和朱建民说，更为重要的，是上海的申办方案不仅汇集了”产学研〃三方优势，还整合了全国的力量，打出”中华牌〃。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的参与，使基地在文化产业研究方面拥有了丰富的智力资源，而中心汇聚的全国性文化资讯，也无疑将对基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是以师资培养为特点的综合性大学，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育设施，并在人文社会科学和信息科技领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学科优势。 而上海宽视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作为企业，在产业运作方面具有的经验和优势，又将对基地的发展和运作，提供有利的条件。 三方合作，水到渠成，将”产学研〃和”产业链〃两根链条环环相扣。既面向全国资源，也发挥了上海本地的优势，使得动漫游戏产业发展链条有效地运转起来。 借鉴各国成功做法 ”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的建立，借鉴了世界各国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基本经验及成功做法，如韩国的文化产业振兴院的运作方式。这种由国家文化管理机构授权，由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具有条件的大学及具有产业开发实力的企业联合组成开发团队的做法，对形成我国发展信息与文化产业的实验场与战略基地，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日本的动漫产业蓬勃发展，已成为其第三大产业。日本国内的动画市场不断扩张，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日元，国际市场上日本动漫亦是风生水起展露异彩，2003年销往美国的日本动画片以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为亿美元。日本动漫产业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动漫作品广泛的社会基础、运行良好的产品开发投资模式、拥有顶尖级的动漫大师和制作机构、政府的支持等。在繁荣的背后，日本动漫产业的缺陷和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威胁却制约着它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包括：日本国内动漫创作的空壳化现象、动漫作品的质量良莠不齐、具有将动漫产品成功推向国际市场的能力的专业人才的不足，以及来自国外日益激烈的竞争。
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短命的大正文化 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编辑本段]日本文化特点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编辑本段]日本传统器皿日本的陶瓷器皿历史久远，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有了不同样式的土器，绳文土器、弥生土器等。日本陶瓷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趣味高雅的陶瓷，使日本陶瓷更加闻名于世。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陶艺历史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开始制作土器了，根据时代和式样的不同，起名为绳文土器、弥生土器。 其中绳文土器是低温下烧制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弥生土器则是在高温下烧制的较薄的红褐色的 硬土器。 陶器的产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一般认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 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奈良三彩以后，日本大约近500年没有再 制造陶器。这期间日本全国制造的是被称为须惠器的、坚硬、烧透的灰黑色土器，但这种土器到了 平安时代末期几乎也消失了。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 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京烧：在京都制造的陶瓷器总称为京烧，又叫清水烧。京烧质地细腻，色彩和谐。盘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瓷器都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有田烧：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开始生产日 本最早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九谷烧：九谷烧的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据说九谷烧的窑在1700年左右被封锁过，在江户时代后期再次复兴。所以复兴前的陶器叫古九谷烧。乐烧（しがらきやき）：以烧茶器为主的乐烧在京都也发展起来了，本阿弥光悦制成了品味极高的茶碗。光悦被誉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陶艺、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郝绘烧郝绘烧：在宽永时期（1624年——1644年）结束时，酒井田柿右卫门成功地制成了第一件涂釉瓷器，完成了赤绘烧。 之后肥前地区的瓷窑迅速发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为 伊万里瓷器。 这种瓷器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享有盛誉。美浓烧进入江户时代，美浓烧作为平民的日常餐具广为需要，成为国内有数的陶瓷器生产地至今。日本歧阜县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浓烧陶瓷制作历史。瑞浪市的陶瓷制作艺人们采用多种工艺和精细无机无毒釉彩，烧制窑温达到了1240-1260?C，而非通常的700-800?C，坯体所含金属经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属含量远低于日本国家标准（铅，镉）和中国国家标准GB 13121-91（铅7mg/L，镉），生产出的陶瓷制品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倍受青睐。我们平时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约50%以上实际上是美浓烧。日本著名瓷器美浓烧，各色图按搭配，并配有精致木盒，不仅做为餐具十分实用，还具有收藏价值。玻璃器皿：冲绳所在的琉球群岛一向以玻琉制品而著称。二战后，人们从战争的废墟中拣出了玻璃碎片，以此为原料加工各式玻璃制品。它们大多具有鲜艳的色彩，十分抢眼。至今，冲绳的玻璃器皿的制造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手法。另外，北海道的玻璃器皿也相当出名。碧多萝器皿碧多萝器皿：日本的器皿向来以图案独特、做工精巧而闻名，“碧多萝”是器皿中的精品，自江户时代起它就是长崎独有的土特产品。“碧多萝”源于葡萄牙语“VIDRO”。这种器皿极为昂贵，色彩独特，充满了异国情调。传统的漆器餐具日本情况则不同。他们的生活文化自唐以来，即奈良时代开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日本是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也很高，但使用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并无多大变化，而且还特别珍惜和保护传统漆器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在日本的礼品展销会及各大商场中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比如端午节，就要用一套专门吃粽子的餐具。据介绍，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一般建筑物的正式进出口被称为「玄关」。在访问传统民宅时，客人先在稍带庄严感的「玄关」前止步并告知来意，然后拉开拉门，进入被称为「三和土」的平地。家人在面对平地的小房间迎接客人。相互寒暄后，客人这时才脱去鞋子，走上高一台阶的板地（日语称「式台」），并被带引进入里面的房间。「玄关」是区隔内部与外部的空间，同时，对于习惯于进门脱鞋的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空间。如今，即使是公寓等集合式住宅，也必然有「玄关」，虽然那已是一种简化了的「玄关」。「玄关」原是佛教用语，指的是禅宗寺庙的入口处，但是，据说这一词又有严格的禅道入门的含义，修行的僧侣们非常注重「玄关」，将其视作为是修道的第一步。到了17世纪左右，武士们开始在宅邸的进门处建造了一个带有「式台」的空间，并将其称为「玄关」。后来，一些富商的住宅中也开始建造「玄关」，渐渐地，「玄关」便普及到了一般民居。在现代，「玄关」被认为是家居中格调最高的「神圣场所」。作为区分「家内」与「家外」的界地，「玄关」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脸面」，因此，人们多用花或其它饰物来装点「玄关」。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所以，规矩也较多。例如，在访问他人家庭的时候，须在住宅外面脱去大衣和帽子，整衣后再进入「玄关」；参加葬礼回来，要在身上撒些用以洁身的盐，拂去污秽后再进入「玄关」；脱鞋也讲究礼节和规矩，脱下的鞋要鞋尖对齐并朝向门口，同时，鞋子须摆放在稍微靠近边上，不能放在中央。有80年历史的民宅的「玄关」。近些年，这种旧式的「玄关」已经几乎看不到了。来访者在「三和土」(1)等候主人。当主人来到「玄关」内侧的被称为「寄付」。(2)上脱去鞋子，上到「式台」。(3)进入「寄付」。也有的人家在「寄付」处放置屏风。(4)的房间迎客时，来访者在「脱鞋石」。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选题参考：
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2、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4、继承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写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里面千万不可以出现“我”这个词，论文具有科学的严肃性、严谨性，避免出现“我”人称代词。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论文改成了“笔者”呢，实际上，用“本文”来替代比较是聪明人的做法，也是在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2、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出现感叹号，论文应以陈述语句为主，出现语气叹词瞬间降低论文的层次，问句主要在写文章的结构和结论的时候使用，其他的地方能少就少。
3、杜绝排比句，排比句很没有逻辑，尤其是文科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排比句会让别人将你的论文当成作文，切记论文不是作文。
4、直接引用不超过文章全文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间接引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主要放在文章的前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避免直接引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把直接引用放在注解里面。
争夺权力，贪恋女色，写人的贪欲
【基本内容】：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是各少数民族文明与汉文明交融的重要时期。政治上的士族统治，使儒家经学成为这时期的主要文化特征，在法律制定上也深受这总体历史背景的影响。二、三国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以重刑罚、重治理为特点，形成了“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风格。三、两晋时期的法律指导思想就是要使儒家的礼治原则和内容融入到法律中来，即“纳礼入律”。四、南北朝时期，在法律活动中，“北重于南”，北朝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在法律科学中的成果，使儒家的礼进一步入律，最终以《北齐律》为代表，成为这时期法律思想的集中体现。【概念辨析】：什么是“纳礼入律”？“纳礼入律”是要将“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和原则在法律中加以体现，这是两晋时期的重要法律指导思想。具体来说，两晋时期的统治者认为：首先，“礼治”是法律制度的灵魂，立法、执法都必须体现礼、乐的精神，以礼为指导原则；其次，立法与执法的社会效果的优劣完全与礼相关。只有正确理解了律之“理”，法才能正确实施，而律之“理”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礼。礼是律产生和执行的依据。第三，两晋立法以“八议”入律，官当入律等方式将礼的等级原则和以“准五服以之罪”的方式将礼的亲亲原则直接变为律的条款，使礼律结合不再仅仅是一种主张或局部的实现。这些立法措施使《晋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使其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二节 立法概况【基本内容】：一、三国时期，魏、蜀、吴都有立法活动，但以魏的《新律》对后世影响最大。它以士八编的体例使律典更能完整的发挥治理国家、社会的功能。同时，《刑名》具首，反映出法典编纂的进一步科学。在刑罚上，肉刑的进一步废除及刑罚残酷程度的减轻，标志着新五刑制度的成型。“八议”入律则体现了儒家等级思想在法律制定中的表现。二、两晋时期的立法有《晋令》、《晋故事》和《晋律》，以后者最为重要。《晋律》的制定反映出这时期在立法上，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准确；体例编制进一步科学；以五服制罪为标志，礼律的结合进一步完善。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以北朝最为重要。它的主要立法为《北魏律》、《北齐律》。《北齐律》的内容反映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四、这时期的立法成就表现在：法律形式日趋完备；篇章体例的设置日趋科学；刑罚制度日趋规范；法律概念日趋准确；礼律日趋融合。选取一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刑法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法定刑的规范化。魏《新律》将法定刑确定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七种。《晋律》中规定了死、髡、赎、杂抵罪、罚金五种法定刑，每一种 法定刑又分为数等。《北魏律》规定了死、流、宫、徒、鞭、杖六种法定刑，《北齐律》承其后，最终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这一时期的刑法制度改革， 为隋唐以后封建五刑的定型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方面是使刑罚趋于宽缓，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免除宫刑，进一步废除肉刑。自汉文帝改革刑制以来，宫刑时用时废。《北魏律》还曾把宫刑作为一种法定刑，至北齐宫刑被彻底废除，《北齐律》所规定的五种法定刑不再有宫刑。其次，缘坐的范围有所缩小。秦汉以来缘坐的范围甚广，特别是出嫁妇女既随夫家受诛，又随父家受戮。曹魏时期所定新律缩小了缘坐的范围，并开缘坐不及出嫁女的 先例。南朝《梁律》进一步缩小缘坐的范围，创缘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北魏律》虽然规定的缘坐范围较广，但孝文帝以诏令特加缩小：非犯干名犯义之重罪 者，缘坐处死皆止其身。再次，定流刑为减死之刑。从北魏、北齐开始，流刑已成为一种法定刑作为死刑与徒刑的中间刑，填补了自汉文帝以来死刑与徒刑之间的差等。北周又将流刑按里程分为五等，使流刑更为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