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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字形文化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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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字形文化的研究论文

5很难拿到论文,100也许会有人花点功夫。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隶书 → 楷书 → 行书 (商) (周) (秦) (汉) (魏晋) 草书 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 “汉字七体” 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才逐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字都有着与众不同独特的民族、民风的内涵,中国的文字史里处处深深地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勤劳。然而,现今有些人对本国文字了解甚少,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投入极大的热情,却依然是个半调子。文字是国家的灵魂,为了了解祖国文字的变迁,祖国的历史,祖国的灵魂,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 中国文字的发展,经过秦统一中国后,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汉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其中,篆书又有大篆、小篆之分;隶书则有秦隶、汉隶之别。由此可知,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都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总体来说,楷书形成后,中国文字已基本定型(表一)。 (表一:汉字书体的演变) 1甲骨文 秦统一文字前,中国的汉字,不论从字体、应用角度而言,还是混乱的。古文广义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的讲,指中国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这里采用狭义的古文概念。古文包含甲骨文与金文;其中,前者被人们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为商朝后期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会意的造字原则,形声字只占20%。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满朱砂,也有直接朱书墨书的。因文字多为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殷代图像金文:先秦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彝器款识。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金文填实的写法,使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 甲骨文是商代书写的俗体,金文才是正体,显示了正体多繁,俗体趋简的印迹(如表二)。 (表二:甲骨、金文对照表) 甲骨文因多为刀刻在龟甲兽骨上,故其文字带有坚硬的笔法(如图3)。这种如刀刻的笔法,亦有被运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上(如图4)。 2大篆 在中国文字史上,夏、商、周三代,就其对文字学的贡献而言,以史籀为最。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别创新体,以趋简便。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因其为史籀所作,故世称"籀文"。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3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等人所整理出的标准字体。由大篆简化而成。又名玉筋篆,因其具有笔力遒劲之意。小篆之形体结构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作了改换归并。与大篆相比较无象形性。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其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4隶书 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第一步,最显着的变化是从婉曲的钱条变为平直的笔画,从无 角变成有 角。 一般人认为隶书是指有波磔的、一横一捺都拖着像刻刀一样的长长尾巴的隶书,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隶书主要有秦隶和汉隶,秦隶是隶书的早期形式;汉隶则为隶书之成熟字体。通常所说的隶书是指汉隶中的"八分"而言(图6)。"八分"是在秦隶之后,渐生波磔。隶书发展到八分,已经是姿致成熟。隶书因其字较方正、厚实,故带有刚正不阿的严肃感(图7)。图8虽为英文字母,但其有菱有角的字体,有隶书的〃味道〃。 5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之字属之。包含了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及章草之简捷等。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且为世人所喜爱。楷书有一种稳重而衍生出宁静之感;文字因个人书写的方式、性格之异,而有不同风格的同一字体(图9、10)。图11与宋徽宗的瘦金体同样是以细线条勾勒出文字,但因转折处以圆滑的方式表现,呈现出与瘦金体截然不同的视觉感。 6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字)体。行书不同于隶、楷,其流动程度可以由书写者自由运用。行书表现出浪漫唯美的气息(图12)。 (图12) 7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大部分较章草及行书更趋于简捷。草书给予观者豪放不羁、流畅之感(如图13、14、15)。 8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日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9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如 下图(其由左至右依序为:迭圆体、综艺体、古印体、勘亭流及海报体) 汉字的起源是一个未解之谜。说到汉字,不得不提甲骨文,得到考古支持的商代甲骨文最早出现在3300年前,这比古埃及的文字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都要晚近2000年。至今共发现了5000个以上的甲骨文单字,其中可以认识的约有1700字。从一定程度上讲,同样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没有理由落于人后那么多!思索的同时,我们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会意和形声成分,在这些甲骨文中,“会意字”不到80%,形声字占20%多。这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等其他早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不如古埃及、古希腊文明。在古埃及人早已经用巨大的石块建造宏大的金字塔时,中国却只有夯土建筑。在古埃及人已经在坚硬的石头上刻下精美的象形文字图案时,中国却只能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出粗糙的划痕。但是看看中国的甲骨文的抽象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古埃及那些具象的图形。似乎汉字直接跨越了早期象形文字的早期阶段,直接进入了一种更抽象的较高级阶段。汉字发展经历的象形阶段:表意—形声的途径中,象形阶段几乎没有,所谓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被高度抽象了。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汉字更不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了,当希腊人建造帕台侬神庙的精美雕塑,罗马人建立万神庙的巨大穹顶时,中国还只有秦汉时期夯土的长城,和陶制的殉葬兵马俑,但是秦朝的小篆已经是一种全国统一的规范文字了,汉朝的隶书与今天的汉字已很接近。无论是跳跃着前进的文字文化,还是中国汉字这一庞大的复杂语言文字符号系统,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在文字出现的早期,象形文字可以工作得不错。可是随着语言的不断丰富,有些语言不能用形象表达了。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开始创造一些仅代表发音的符号来记录这些语言。中国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会意字,如“日+月=明,女+子=好”; 表音字,如“阿”,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一个音节; 通假字,如“说-悦”;开始出现于汉字中。 提及汉语,免不了令人联想到同样占文化课很大分量的英语。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学习一种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这种语言思考,就想用母语思考一样。但是,最能发挥个人思想创造性的还是母语,更何况要学好“外语”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古罗马人并不因为羡慕希腊文明,而改用希腊语——尽管两种语言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同样要把拉丁文、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不是改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同样,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也不是自己改用阿拉伯文,而是把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更进一步地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并加以普及。 对于外语好的个人而言,直接看外文原文根本不费劲。但要他翻译出来,效率就要低很多。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如果人人都化大量精力学外文,那效率就很低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像历史上那些失去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一样,彻底消失了。最好的选择就是象阿拉伯人、或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那样,以少数擅长语言的人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之后,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传播、普及。只有这样,本民族中才能更多的人用母语进行高效率的思考、创新。 汉语现在在英语面前面临的困境是:基于这个语言的文明正处于高峰期——并不象阿拉伯人面对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那样,是处于经失落的静态文明;也不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面对的是正走向衰落的伊斯兰文明。现在,大量新的科技成果、新知识、新思想依然在英语世界产生,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事实上的国际社交语言,它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从使用它的人口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仅次于汉语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约有4亿多人。然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语的人数,要远比这多得多,可以说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民族。所以,现在并不能简单地因为学习英语消耗了学生大量时间,就不该学英语了。光学好英语是不够的,全民学英语也不表明就能提高素质,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从利马窦、徐光启向中国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算起,已经几百年了;如果从鸦片战争,从林则徐翻译西方书籍、报纸算起,也有160多年了;即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到现在也有近百年的时间了。当代的中国,应该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转折关头。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学习英语,与翻译并重;最重要的是要开始用母语思考、创新。提高科研、新闻等行业从业者的英语水平,与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先进科学文化思想并重。不应该在中国把英语变成象欧洲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那样的“贵族语言”。 文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痕迹,中国文字的演变是跳跃式的,是华丽的,是耐人寻味的,就如同中国的历史一样。中国人创造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也同样引导着中国人前进。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 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编辑]六种构造条例解说 [编辑]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艸”(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编辑]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像中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像的部份。 [编辑]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编辑]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编辑]转注 属于“用字法”。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编辑]六书的运用 实际上,古人并不是先有六书才造汉字。因为汉字在商朝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那时还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好像“軚”、“锿”是形声字,“凹”、“凸”、“氹”是指事字,“畑”、“奀”是会意字。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好像“鲤”、“鲮”、“鲩”、“鳅”等事物,都是鱼类,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征和区别画出来。于是,形声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鱼”就可以交代它们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到了近代,有80%的汉字是形声的字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

摘要: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

系。

在汉字教育中,如果能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继承汉民族优良的品质,发扬民族传

统的认知智慧,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实现我国的思想原创,意义极大。

关键词:汉字教育;传统文化;思想原创

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前进,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甚至

人类自身的每一点进化,无不是以思想原创为动力的。

想原创的实现,是建立在深厚的文明积淀和有容乃大的广

采博纳基础之上的。

具体地讲,要有自己的源头活水,要在

深广的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汩流中,汲取丰厚的营养,还

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广泛吸纳其他先进文化的精髓,惟其

如此,才能实现思想的原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有着不

同形式的呈现,诸如文化典籍、语言文字,等等。

文章仅就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谈一点看法。

一、汉字的文化学意义与汉字教育

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

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承载了极其丰厚的文化信息,极具

文化学意义。

的确,作为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

汉字以它象形象意的独特品貌,使其更具备文化学意义,每

一个汉字,仿佛都是一个活化石,形象活泼地呈现出汉民族

文化心理,昭示着汉民族文化进程的轨迹。

通过一个个静

态的汉字,我们可以步入古人动态的历史文化圈。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首先表现为它袒呈了政治、宗教、

道德、文化变迁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构成形态。

第一,文化变迁问题。

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

女权向父权过渡的时代,但这却是一个史无验证的时代,而

汉字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如“姓”字从女从

生,《说文解字》云:“姓,女之所生也。

”可见,所谓同姓,就

是同一女性祖先的人,甚至有人认为,“姓”就是女权时代

一个部族的族号,这说明女性曾经作为部落首领活跃在历

史舞台上。

这一点从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中也可得到证明。

中国最古老的姓氏都从“女”,如姬、姒、姜、嬴等,这些都证

明了女权时代的存在。

从甲骨文中,我们还看到了女权的

消亡,男权的兴起。

在甲骨文中,称今王“王”,而称先王为

“毓”、“后”,从甲骨文字形看,二字都是生育的象形,这既

可以证明女权时代的存在,又说明了其没落的结果,因为,

“先王”已是历史“陈迹”了。

而“父”字,甲骨文像人手执杖

形,一副家庭主宰的形态。

在甲骨文中,从女的字除了用以

姓氏之外,大都含侮辱意,如妾、绥、奴、婪等,无不说明女权

的式微没落。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出,女性不仅

堕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已不被当作人看了。

金石文字

中,将“姓”字改写从人从女就是明证。

另外,世界所有民

族,都经历了由渔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这一点也可以从汉

字中得到显现。

比如“田”在甲骨文中就有狩猎和田地两

义,这说明在殷商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农业文明季,那时候

的人们,还根据农业文明的特点,确定时空意识。

如“年”

字,甲骨文从禾从人,字形示意是人背着禾,表示收获和收

成,《春秋》中所记载的“有年”、“大有年”用的正是此意。

而古代农耕,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落后,一年只收成一

次,因此,古人便以禾黍的收获,确定了时间上“年”的意识;

再如“春”字,甲骨文字形从田从耒耜,表示耕作,被用以表

示时间概念。

通过汉字的使用还可以看出,在农业文明的

国家里古人对农业的崇拜。

“社稷”本是土神谷神,为人所

祭祀,后用以称国家。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文明变迁在文

字中的显示,如果我们在汉字教育中,注意到这种文化信

息,对于受教育者了解祖国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作

用。

第二,道德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求善为目的的伦

理文化,与西方的求真型文化不同,中国自古就注重道德的

教育与修养,以德立国,以德治国,强调忠恕仁孝,等等,并

建立了一套体制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旨在建立一种和谐

的群际关系,等等。

汉字也在一些侧面展示了这种独特的

文化形态,如“仁”字,从人从二,《礼记》、《孟子》中都云:

“仁者,人也。

”《论语》中云:“仁者,爱人。

”《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

”段玉裁注云:“犹言尔我亲密之词。

”显然,“仁”

字的创制,是从人的本性入手,针对人类的群际关系而言,

体现了一种温情脉脉的群际关系的道德理想。

另外,“善”、

“美”、“和”、“恕”,等等,都体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信

念。

其他诸如宗教问题、宗法文化问题,都可以在汉字中找

到清晰的踪迹。

二、汉字中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与汉字教育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还表现在缩影式地传导中国传统

的认知方式、文化心理、价值取向等内隐文化结构。

从认知方式看,中国人长于直观地把握世界,重体知而

轻认知,重体悟而轻分析,重形象而轻抽象,等等,这种认知

特点,在汉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汉字的创造,是先民“仰

观天象,俯察地法”、“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造字方

法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依类象形”,所造的字是“物

象之本也”。

众所周知,汉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因此,文字

极具形象色彩,无论是初文象形字,还是后起的会意形声

字,都是形象斐然。

这些造字原则与方法,都体现了汉民族

传统的重体悟、重具象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方式。

从哲学的角度看,汉字也是充满东方智慧的文字,文字

中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辩性和审美灵动性。

中国传统哲学

对宇宙、人事理解把握的认知方式,就是阴阳调和、美恶相

兼、正反相容、始终相生的“一体二元”的方式。

在《易》中,

阴阳二爻表示相对立的两端事物,两爻相合构成八卦,诞生

了宇宙间的天地雷风等物质,它们阴阳调和,相反又相正,

对立又融容,演成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从乾坤始,至既济未

济终,未济意味着开始新的循环,其间蕴涵了阴阳对立,相

推相转的辩证思想。

《老子》一书中,也蕴涵着深刻的辩证

统一思想,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

“故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第二

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等等,都是就事

物的两端相仇相因立论的。

这种思维品格,在汉字孳乳过

程中的“反训”现象里,得到了清晰展示。

所谓“反训”,是

指一个字具有相反相对的两个义项。

如《书·泰誓》:“予

有乱臣十人。

”疏云:“《尔雅》云:‘乱,治也。

’谓治理之臣有

十人。

”即“乱”有“治”义。

再如“介”有“大”、“小”二义,

“落”有“终”“始”二义,“受”兼“施”“受”二义,等等。

这一

类“反训”字,就是人们在创造和使用文字时的一种哲理蕴

涵,是民族智慧的显现。

汉字的审美灵动性是自不待言的,它的具象性,使其自

身从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一种形式美,而在使用历史中,

人们根据审美的需要,对其体势不断加以美的修正,使其呈

现出多姿多态的美。

甲骨文瘦峭峻锐,金石文温敦厚重,篆

书含聚内敛,隶书外拓放逸,楷书端庄雄秀,草书飘逸虬曲

等,无不显出或动或静的美。

另外,汉字是矩形结构,每一

字都有中心和重心,又使得它呈现出秀雄浑凝的力象。

一点,汉字的内质充满了审美的敏感,汉字的意象更能抽象

演绎出人无限丰富的想像与联想,被惊叹为“诗之魂”,从

而启迪了诗歌创作的灵感。

认知心理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具有较固

定模式的认知心理。

可以这样说,当代人包括当代青年,无

不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其脉管里流淌的都是祖先的血液。

汉字中的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是极为丰富的,在汉字教育

中,充分注意这一点,对于继承汉民族优秀的品质,发扬汉

民族灵动的智慧,实现当代的思想原创,无疑将大有裨益。

三、结语

汉字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系。

如前所述,思想原创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需要从传统

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然而思想原创是不能一蹴而就

的,它是人类文明积淀到一定厚度,人们在反思了这些文明

之后的智慧爆发;而且,思想原创也不是几个人甚至一代人

所能实现的,需要数代人的不断努力。

因此,要实现我国的

思想原创,需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培养其广博的传统文化

素养,以及广采博纳的眼界,这样就会缩短我们思想原创的

实现时间。

而中国的基础语文教育中,汉字是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果能在教育中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

从小就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意义是极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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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字字形的变化研究论文

一、寿字的来历

造字本义:shou,从后从灸从之。引伸为长久。形容词,命长,活到很老。《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体楷书依据草书字形将正体楷书字形中的简化成。长命为“寿”;多签为“筹”;广田为“畴”,大浪为“涛”。

二、寿字的字源演变

甲骨文“”是“寿”的本字。,甲骨文(是“卐”的一半,是“卐”的简写形式,表示无限延伸)+(夕,即“肉”,借代身体)+(夕,即“肉”,借代身体),表示肉身长久延续。

金文在甲骨文字形基础上加“老者发髻”(即老字),表示年老但生命长久持续。有的金文加“口”(道贺),表示向长命老人道贺。有的金文加“又”(操持),表示手奉礼物,为长命老人庆贺。有的金文加“口”、加“又”。

扩展资料

“寿”的释义及组词

一、 年岁,生命:~命。~终。~险(人寿保险)。~终正寝。延年益~。

二、活得长久:~考(指长寿)。~民。~星。

三、 生日:~辰。~礼。~序(祝寿文章)。~筵。

四、祝人长寿:“起为太上皇~”。

五、婉辞,指为死后作准备,或死后才用的:~衣。~穴。~材。

六、姓。

寿字的演变过程你知道吗

寿字的演变过程你知道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汉字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也有着形态的不同演变,有的文字变化很大,有的则没有什么变化。“寿”是中国人很喜欢的一个文字,那么寿字的演变过程你知道吗?

“寿”的繁体字为“夀”,对此,学者们曾作过不少猜测,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古“畴”字。据《说文解字·田部》记载:“畴,耕治之田也,象耕屈之形。”因为在古人看来,只有劳动即耕作才能使人长寿。这里的“寿”便与“畴”同形。进入金文时期,“寿”的形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上部从老,即将“老”字省略了部分笔画后作为“寿”字的意符;下部以“畴”表音。到了篆文时期,“寿”的形体与金文大致相同。《说文解字·老部》中记载:“寿,久也。从老省。”这里的“久”就是“长久”“长寿”的意思。由此得知,“寿”的本义就是长寿。如《诗·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其意思是像南山一样长久,永不崩毁。

寿文化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老子》等诸多古典文献中对“寿”就有着极其精辟的论述。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寿文化显得更加完善。如:六十岁称为初寿,八十岁称为中寿,百岁则称为高寿;福禄寿三星中有老寿星,成语里有寿比南山等。不仅如此,连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寿文化情趣,饮酒的有长寿酒,吃面的有长寿面……宴席有长寿宴,寿文化无处不在,给中华民族注入了美妙的活力。真是人也寿、物也寿、山也寿、水也寿、吃也寿、玩也寿。

中国人对寿文化的.追求,无处不在;中国的寿文化,无所不至。

一、寿字的来历

造字本义:shou,从后从灸从之。引伸为长久。形容词,命长,活到很老。《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体楷书依据草书字形将正体楷书字形中的简化成。长命为“寿”;多签为“筹”;广田为“畴”,大浪为“涛”。

二、寿字的字源演变

甲骨文“”是“寿”的本字。,甲骨文(是“卐”的一半,是“卐”的简写形式,表示无限延伸)+(夕,即“肉”,借代身体)+(夕,即“肉”,借代身体),表示肉身长久延续。

金文在甲骨文字形基础上加“老者发髻”(即老字),表示年老但生命长久持续。有的金文加“口”(道贺),表示向长命老人道贺。有的金文加“又”(操持),表示手奉礼物,为长命老人庆贺。有的金文加“口”、加“又”。

三、扩展资料:“寿”的释义及组词

1、 年岁,生命:~命。~终。~险(人寿保险)。~终正寝。延年益~。

2、活得长久:~考(指长寿)。~民。~星。

3、 生日:~辰。~礼。~序(祝寿文章)。~筵。

4、祝人长寿:“起为太上皇~”。

寿字不是象形字,而是形声字,从老省,畴声(依《说文》),从老省,即上面象“老”的上半部。本义:长寿。

汉字得形体研究论文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商) (周)(秦) (汉)(魏晋)(草书)一、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旱的成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汉字材料。这种文字是清末光绪年间(公元1889年)在河南安阳县城西北五里路小屯村以北洹水以南发现的。 特点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可方可圆,笔画可多要少,方向可正可反,写法可横可竖,偏旁可左可右,还有多种异体,还有合文写法。二、金文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所谓青铜器是铜和锡合金制造的器皿。这种合金更坚固,因其颜色发青,故称青铜器。主要有乐器“钟”,食器“彝,尊,爵”,洗器“盘”,兵器“戈,戟”等。特点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可方可圆,笔画可多要少,方向可正可反,写法可横可竖,偏旁可左可右,还有多种异体,还有合文写法。三、大篆1、产生大篆是对后来的小篆而言的。广义的大篆包括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和六国文字。这里的大篆指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由于周平王东迁洛阳,秦占据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继承了西周的文字,即是继承金文发展而来的。因其带有地域性,有的难以识别。大篆,也称籀(zhòu)文。因其着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室王太史籀作大篆。”特点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大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后期文字的风格,只是略有改变,笔画更加工整匀称而已。笔势圆整。线条比金文均匀,线条化达到完成的程度,无明显的粗细不均的现象。形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同一器物上几乎没有异体字。字体繁复,偏旁常有重叠,书写不便。 四、小篆1、产生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春秋战国时的“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后,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推行“书同文字”的改革,统一了文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文字改革。①“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战国时期流行于东方的区域性文字——六国文字)②“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这就是说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了大篆的形体结构,改变了大篆的叠床架屋,复杂的写法,逐渐整齐统一,稳固定型而成,如“商:(大)(小)”③把原来没固定形式的偏旁部首统一起来,使一个偏旁只有一种固定的写法,如“(心),(衣),(水)”并确定了每个偏旁在汉字形体中的部位,不能随意正反,左右颠倒。每个字的书写笔数也基本固定了。这就使字体基本上定型化,统一化了。特点曲折宛转的风格。小篆在大篆圆转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起笔和收笔大都是浑圆。转角处都带弧形,曲折引长而划一,使线条更匀称圆转,字形长圆,体势雄健,已线条化了。观《峄曲线之美,线条匀净圆畅,柔中带刚。历来被视为篆书的正宗。因笔画圆劲丰腴如筷子,古称“玉筋篆”,后代的篆书家,如唐山刻石》运笔宛转自如,字态活泼矫健,极尽代的李阳冰,南唐徐弦,无不从李斯的风范中立下根基。用线条代替了图形。小篆是规范的字体,比大篆更整齐定型。用线条代替了复杂的图形,基本上脱离了图画,确定了汉字的符号性。异体字也基本上废除了。但仍保留大篆某些象形写实的特点。另外,匀圆宛转的线条,弧线的连笔,起讫不清,不便书写。“篆书”这个名称,在当时还没有。直到汉代“隶书”出现以后,才把这种文字称为“篆书”。因此,篆书是相对隶书而言的。小篆正式通行的时间不长。汉代就已不常用了,但是两千多年来,印章一直用小篆镌刻,篆刻是我国的传统艺术之一。五、隶书秦代有两次文字改革,一是统一文字,由大篆改为小篆;二是使用了较小篆潦草些的隶书。这是第二块里程碑——文字发展摆脱像形性。1、产生隶书是从小篆脱胎出来的。始于秦朝,经过两汉231年(前206—25)的演变,到汉代才臻于成熟。隶书是汉代的主要通行书体。这样说来,隶书可分秦隶,汉隶两个发展阶段,又称古隶和今隶。特点 a.、点画转写线条汉隶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小篆曲折宛转的线条。整个字体棱角鲜明,方正平直,字形由长圆变成扁方。这种变化称谓“隶变”。这极大的摆脱了线条的束缚,打破了古文字象形系统,使汉字的象形图画面貌基本消失,奠定了现行文字的基础,使之变成纯符号性质的文字。 b.、笔势飞扬成波势“蚕头燕尾”是隶书的主要特点。“蚕头”指起笔处重而秃,呈方圆;“燕尾”指收笔处轻而上翘,拖一个捺状的尾巴。如有的横画和平捺要挑起,呈波状。但在隶书中强调“燕为双飞”即在一个字的结构中,只允许主要笔画出锋,挑出“燕尾”状,其它诸笔都成秃笔,以方为主,一住即收。 撇和捺也要挑起来,形成左右飞扬之势。撇捺做慢弯形,尾部尖细,捺角向上推,呈波势。这样,整个字体上下收紧,左右舒展,以主笔“蚕头燕尾”贯穿字中。魏晋时代,汉隶又叫“八分”,指的就是笔势波磔,向左右分开,象“八”字形状一样,左右分散。隶书,无论是平平展展的,还是翩翩飞动的,由于字形较扁,总比等比例书看上去安稳。隶书出现是汉字形体发展上的一次大改革,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结束了古文字时代,开创今文字新的时期,有划时代的意义。六、楷书楷书,也叫“真书”或“正书”。楷是规矩,整齐,楷模的意思,是说这种字体可作为法式,模范,即标准字体。1、产生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兴于汉末,盛于魏晋南北朝。直到现在,仍是汉字的标准字体,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东汉,三国魏时的书法家钟繇的小楷《贺捷表》,虽还没有摆脱隶书笔意。但已是今天见到的最早的楷书了,是由隶向楷过渡的典型作品。其主要横画已失去了“蚕头燕尾”特征,撇捺已成锐势,但还存在隶书遗意。有的捺画还顺势飘扬作波磔。撇捺仍向左右飞扬。东晋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的小楷作品《黄庭坚》《乐毅论》改变了钟繇变汉隶为楷书后仍存有隶意的笔法。凡钟书仍作波挑的地方都敛锋不发,从形体上完全自立了。至今仍采用他创造的字体,字形。魏碑,是在汉隶的基础上渐演变的楷书体。虽是楷书,却融篆势隶意,草情等众妙于其调。如方笔魏碑的典型代表作《始平公造像》,棱角分明,雄强朴拙。所有点画都宽厚肥壮而不呆板,显示出刚健的气势和飘逸的风格,有阳刚之美。、特点楷书字体确实颇具规模。这种字体同汉隶的基本结构虽相同,但它是对隶书的改造而成的,它吸收了隶书结构匀称明晰的优点,改变了隶书的笔势或适当简化。形体上,汉隶向外推开,呈“八”字扁方形。楷书向里集中,成“永”字方形。笔画上,发展了隶书的点横撇捺竖钩等笔画。如汉隶和撇是慢弯状,尾不尖细,有时上挑,;略有勾形;而楷书的撇是笔势斜下,导尖细,不挑不勾。尤其是横画,楷书没有“蚕头燕尾”的波势了。汉隶波动,楷书平稳。楷书在摆脱古代汉字图形意味这一点上,比隶书又进一步。它完全是由完备的笔画组成的方块符号,作为方块汉字,从此定型。楷书印刷体:印刷上常用的各种变体,宋体,横细竖粗—通用印刷体;仿宋体,粗细不分,秀丽—序言;楷体,诗词正文正楷,接近手写体,比仿宋丰满—通俗读物,小字课本;黑体,庄重—标题。七、草书草书一般是比正式字体写的草一些的字体。广义的说,自有汉字以来,篆隶楷书通行时,都有相应的草体。但“草书”成为一种字体的专称,是东汉以后,并分“章草”“今草”“狂草”三种。1、章草是隶书的草写体。相传西汉元章刘奭shì时,黄门令使游创制的。现流传的有他的《急就章》,取其章字叫“章草”。笔画常带草意,有连笔。仍保留隶书的波磔,但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笔画界限清楚,布局也较匀称,书写比隶书简便迅捷的多。如西晋书法家索靖的《出师颂》,用笔既沉稳劲健,又活泼灵捷,是标准的隶草,历来习草者皆视为正宗法帖。2、今草是章草的继续,是楷书的快写体。东汉末年一直流传至今。今草,体势连绵,一笔到底,一气呵成。虽偶有不连,但血脉不断。字字顾盼呼应,贯通一气。今草写起来灵活流畅,简易快速。但往往难以辩认。如王羲之的《十七帖》体势婉转,宽态活泼。历代视为草书的绝品而奉为法度(标准)。3、狂草是在今草的基础上任意增减笔画,恣意连写。兴于唐代。狂草笔形连绵不绝,上一字的末笔常与下一字的首笔相连,甚至数字一笔挥成,偏旁混用,其部位也改变的厉害,可谓任意挥洒,狂放不羁,较难辨认,很少有实用意义。但在书法艺术上有狂放的风格。如盛唐的张旭,怀素,有“张颜醉素”或“颠张狂素”之称。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体势连绵,笔意奔放,给人一种开朗而有变化的感觉。这种狂放不羁的草书,是追求纯艺术的表现,抒发自己的情感。总的说来,草书把楷书十几笔的字,用两三笔画出来,这种高度简化,可以达到快写的目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八、行书是介于今草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始于楷书出现以后,盛于魏晋,晋代已流行。直到现在仍是手写时最多,最广泛的一种字体。行体兼采楷草的优点,是草书的楷化或楷书的草化。近楷而不拘谨,近草而不狂纵。接近楷书的叫“行楷”,接近草书的叫“行草”。行书简化了楷书的笔画,采用草书连绵的笔法。笔画连绵而又各字独立,清晰易认。书写效率较高,成为楷书的辅助字体。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姿媚飘逸,幽雅清秀。另有集字成碑的《圣教序》是盛唐长安张福寺和尚怀仁从唐内府收藏的王羲之的行书墨迹中集中而成。此举共费20余年,选字均为王书的上乘之作,摹勒精美,历代十分珍重。又如唐代李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用笔硬挺奇崛,以险绝取胜。横笔明显向右上方倾斜(左低右高),虽借鉴《圣教序》,但奇伟雄强之势胜于晋人,别开一门。宋代书法成就,行书突出,出现了苏轼、黄庭坚、蔡襄等书法家。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两种字体的过渡,不是新旧衔接,继承,起伏突变。而是新旧交搭,并行,逐渐替变的。在前一种通行的形体中,就已经蕴育萌芽一种更适合实际需要的新的形体结构,最终取代了前一种字体,而居于统治地位。由殷商的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到秦的大篆和统一后的小篆,到汉代的隶书,魏晋以后的楷书,这是汉字形体演变的主流。隶书通行后的草书和楷书通行后的行书,是这一种演变的两个旁支。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章)草行书↓↗ (今)草↗ 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後,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曰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隶书 → 楷书 → 行书 (商) (周) (秦) (汉) (魏晋) 草书 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 “汉字七体” 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才逐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字都有着与众不同独特的民族、民风的内涵,中国的文字史里处处深深地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勤劳。然而,现今有些人对本国文字了解甚少,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投入极大的热情,却依然是个半调子。文字是国家的灵魂,为了了解祖国文字的变迁,祖国的历史,祖国的灵魂,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 中国文字的发展,经过秦统一中国后,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汉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其中,篆书又有大篆、小篆之分;隶书则有秦隶、汉隶之别。由此可知,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都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总体来说,楷书形成后,中国文字已基本定型。

太夸张了,中国文字也不过3000多年历史

中国汉字原本是由形体演变过来的

汉字研究的论文

关于汉字文化的书你可以试下(现代语言学),之后,你自己多看看多写写,这毕竟是你要写的论文,自己写肯定百利无一害的~~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一:汉字发展史概况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始终没有间断过的传承下来,也只有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中华文明也是最独特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只有中国现代人能读懂一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些龟板上的文字,最先是用来起占卜吉凶的作用,古代的人认为把有关于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一些疑问刻在龟板上,然后用火来来烤烙这些龟板和动物的骨头,其产生的裂缝,占卜者可以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这就是“甲骨文”现代汉字的祖先。至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有五千多种。而可以解读的有一千多个。到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铜的钟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大篆”。亦有钟鼎文和石鼓文之称。相传是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写。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中国。才把文字统一起来。秦朝时期,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其功绩显著的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斯。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这种统一后的文字被称为——“小篆”,亦称为“秦篆”。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于是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原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到了汉朝,隶书十分盛行,“秦隶”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而“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燕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西汉时期流行的这种隶书。称之为——“汉隶”。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在唐朝时期,“楷书”尤为盛行,盛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家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学习作为范例。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而是优雅欢畅的运笔,字体书写灵活贯通。也是最受大众喜欢最常用的一种字体。还不懂字体的时候,本人小时候就被要求练习行书。到了宋朝,中华四大伟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被发明,“宋体字”也应此产生。最早产生于北宋,是有楷书变化而来。有肥体和瘦体之分,可无论肥瘦,都是横细竖粗,方方正正。显得古朴端庄。“仿宋体”也是模仿“宋体”而产生一种字体,这种字体的出现至今也不过七、八十年,但是发展十分迅速。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规范字体,在印刷品还有各种不同场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黑体”也诞生了,这种字体醒目大方,笔迹全部一样粗细,结构醒目严密,笔划粗壮有力,撇捺等笔画不尖,使人易于阅读。由于其醒目的特点,常用于标题,导语,标志等等。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种字体纷纷诞生,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等。这是祖国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汉字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又辛教授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字发展史纲要",其最终成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汉字发展史纲要》,这项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观点。1、关于汉字发展史的三个阶段在汉字发展史上,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分期是以汉字字体变化为标准,即以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这项成果提出,字体变化不是汉字发展中的本质变化,不能说明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应从汉字的构造方法的变化来说明汉字的本质变化。这项成果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汉字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即第一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商代以前的文字应该属于这个阶段。第二阶段是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从甲骨文到秦代的文字都属于这个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还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从秦汉到现代汉字都属于这个阶段。2、关于汉字的优缺点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一是用几十个字母记录词语语音的表音文字;二是兼表音和表形的汉字。这两类文字体系,都各有优点和缺点,不能说哪种文字绝对好,哪种文字绝对不好。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表音字是最进步的文字,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这种偏见被国内的一些学者所接受,他们在书刊上谈到汉字时,很少说到汉字的优点,这是片面的。汉字的优点。汉字的最大优点,是他的超方言性。中国是地域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在古代不可能做到语言规范化,就是现在推广普通话,也还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是汉字却是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交际工具。语言不同,以笔代口写出字来,却完全一样。如果是文字拼音化,就会出现广东文、闽南文、上海文、北京文等,妨碍人们思想交流。汉字的另一优点,是它的有理性。文字是一种符号体系,它可分为有理性文字和无理性文字两大类。所谓无理性,是指纯表音文字,如假借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等,这种文字纯系一种符号,与要表达的事物没有直接联系。所谓有理性文字如汉字,它除了表示词的读音,还是代表事物形类的标志。如"水"字,是从象形文字水的形状演变而来的。它有表形和表音两个作用。再如"汪"、"洋"两字,用"水"表示类属,用"王"、"羊"表示读音,叫做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这种形声兼顾的特点,便于识别和记忆。汉字在表音方面的缺点。汉字表形字中,有一小部分长期被当作假借字使用,这是汉字中的表音字。由于它的数目不大,且多为常用字,可以不谈。在这里,只讲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形声字的声符大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表形字,用以当作表音的声符,不如字母表音准确。汉字在表音功能方面有不少缺点,而主要是以下三点:a,形声字的声符不能区分声调的差异,同一个声符往往表示不同的调.如"胡"字是阳平字,但"糊涂"的"糊"读阳平,"糊弄"的"糊"读去声。b,形声字的声符,往往因语言的变易,而丧失或减弱了表音功能。如"尚"读"shang"的第四声,但以"尚"为声符的"倘"、"躺"读"tang"的第三声,"党"读"dang"的第三声,"徜"、"常"读"chang"的第二声,"敞"读"chang"的第三声。c,汉字的一字多读的重音现象。如"参"字,在"参加"、"参观"等词中读"can"的第一声,在"人参"一词中读"shen"的第一声,在"参差不齐"一词中读"cen"的第一声,共有三个重音。3、关于汉字的简化问题汉字是从图画文字演变发展而来的,若画成其物,笔画就多。从汉字发展史来看,简省笔画一直是汉字演变的明显倾向。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又扩大了简化字的范围和字数,这是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汉字改革。经过四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在普及教育和书写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从另一方面看,简化字也并非全无可议之处。如"邓"、"欢"、"难"、"树"、"戏"、"对"等字,其部件"又",代替了"登"等声韵不同的声符,有些草书楷化的写法同楷书的结构不同,有些同音代替字也有可斟酌之处。但文字的规范一经确定,就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汉字是中国优秀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待汉字也要像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一是要继承传统而不能割断传统,二是要改革,按照汉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更好的交际工具。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得学习汉语汉字的人越来越多。在各国教汉语的教师中,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大陆,在教汉字时自然就会出现繁简两套教法。对这两套教法是否统一,或如何统一,有待海峡两岸及海外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讨论解决。4、关于汉字不能走拼音文字的道路1958年国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它的作用是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以及给汉字注音。目前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还有扩大的可能。如小学生在写作文时,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可以用拼音写这个字,书刊中的难字僻字可以加上拼音,在引用外国的人名、地名时,有人主张用拼音方案拼译等。可以预测,这套方案将会同汉字一样长期生存下去。但曾有人认为,人类语言的书面符号都应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字一概视为落后文字。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偏见。汉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之一,它不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载体,而且在现在,仍然是全国人民以及国外炎黄子孙的共同交际工具。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外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汉字的优越性,这个文字体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新走拼音文字的道路。5、关于汉字的教学问题按照汉字的教学方法教学汉字,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陈腐的"六书"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方法)必须改革。这项成果根据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并在唐兰先生"三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表形、借音、形声这个"新三书"说。它包括了"六书"中的合理部分,淘汰了"转注"。表形字包括"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借音字就是假借。改称借音字或表音字,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假借中还有一种借形字,无中生有,徒乱人意。在唐兰先生的"三书"中,把假借字排除在外,把用表形法造的字勉强分为象形和象意两类,都不妥当。"新三书"中,既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纠正了前辈的不足之处。掌握"新三书"的划分标准,对于汉字教学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今年八十九岁高龄的刘又辛先生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日记中写到:"这本书终于写成,算是了却了五六十年来的一点心愿。······这部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因为有了一点资助,这部书才得以完稿。我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交了这份答卷,希望我们没有白白耗费了人民的这点宝贵资金。"著名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马学良先生说:"这部《汉字发展史纲要》是(刘又辛)积多年对汉字研究的成果,与其传人方有国合著公之于世的,不但理清古今汉字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且从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汉字改革的方向和汉字教学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是一部研究汉字史和文字改革的务实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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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文化魅力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创造出世界上唯一古老却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意文字。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汉字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汉字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她以优美的形态、和谐的韵律、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古老的文字,并在新世纪越发散发出她无与伦比的魅力!汉字形体优美。汉字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由线条图形构成的表意文字,线条图形本身的结构就能表现出图画美。仔细端详我国的汉字,有的端庄秀美,有的自然简洁,有的流畅飘逸。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那么丰富的书法艺术。汉字优美的形态,给我们以无限的想象力。翻开书本,你会觉得每一个汉字都是鲜活的,一个个汉字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日”的形状像太阳,“月”的形状像月牙,“山”像高高隆起的连绵山峰,“川”像飞流直下的悬崖瀑布;“马”像骏马在奋蹄奔驰,“鸣”似鸟儿在引吭高歌,“旦”似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集”似三只鸟儿在树上依偎栖息;三人为“众”,日月为“明”,“步水(三点水)”为“涉”,双“木”成“林”..几乎每一个汉字都能为我们插上一双想象的翅膀,让我们在汉字的世界里自由畅想,在汉字艺术的画廊里得到形象真实的美感。汉字音韵和谐。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在一个音节内,没有复辅音,无论开头或是结尾,都没有两个或三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因此,音节与音节的界限分明,音节的结构形式整齐。汉语的音节元音占优势,一个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没有元音,而且,由复元音构成的音节比较多,因元音是乐音,所以汉语音节乐音成分比例大。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若干声调,声调可以使音节和音节之间界限分明,又富于高低升降的变化,于是形成了汉语音乐性强的特殊风格。许多汉字韵母相同或相近,把这些韵母相同或相近的音节放在每一句或隔一句的末尾,就可以使音调和谐悦耳,富于音乐节奏,诵唱顺口,好听好记。诗歌就是利用汉字的这一规律构成的韵文。每一个汉字有一个特定的声调,阴平、阳平读起来比较舒缓,叫平声,上声、去声读起来比较急促,叫仄声,有规律地交替使用这两大类声调,可以使音调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汉字历史积淀深厚。几千年来,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文献中典故、成语、丰富多彩。几个汉字,可以表达一篇文章、一个故事的内容。如“班门弄斧”、“滥竽充数”、“黔驴技究”、“江朗才尽”、“车水马龙”、“门可罗雀”„„数不清的简洁词汇,将含义丰富深远的内容,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中国古籍,车载斗量。《老子》五千字,奥妙无穷,已形成一个学派《老子学》。《孙子兵法》几千字,变换不测,不仅适用与军界,世界多国的商界也在应用。而且,汉字字与字之间区分明显,个性突出,便于高速新产品试销读。由汉字排列组成的诗词歌赋和析字联等,讲究整齐、压韵、平仄、对仗,文字精炼,内涵丰富,高雅清新,是其它文字难以具备的。汉字是汉文化的创造物。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符号系统,故可直接传递语义信息。“江、河、汛、汤、泊”与“水”有关,“扎、打、扑、扒、扔”与手的动作行为有关。汉字的构造有一定的理据性。张斌指出:“汉字的理据性透露出丰富的汉民族文化信息,通过汉字内部结构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窥见古代的风俗、社会发展、认知水平等。”深入到每一个汉字的结构中去,就会发现其中都蕴藏着很深的造字理据,从中可以窥探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远古用贝壳作货币,故记录有关经济活动的汉字都加上一个“贝”,如“贪、贫、货、贷、资、贱、财、购”等,汉字体现了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水平。例如,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故含有贬义色彩的汉字都加上一个“女”,如“妒、奸、婪、妖、妄、嫖”等。汉语中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等,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先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鉴于这种认识,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从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从甲骨文到西周时期的金文、大篆(钟鼎文、石鼓文),再到秦朝时期的“小篆”,实现了“书同文”,之后“隶变”实现了古文字向今文字阶段的转变,隶书、楷书以及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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