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万人，流动人口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病”。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称为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原因。有人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城市病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拉美国家的城市病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这些因城市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被称为城市病。这种城市病就已经出现在东京、纽约等诸多城市然而一直以来。并没有人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是城市病导致了城市的衰退。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恶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防治城市病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博弈的重要力量，每个公共决策都有民意广泛参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
城市病的表现及其治理：
1、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人地矛盾尖锐。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只求规模不问功能，盲目扩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犯罪率问题突出等。
2、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
3、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
4、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5、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城市病的表现及其治理：
1、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人地矛盾尖锐。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只求规模不问功能，盲目扩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犯罪率问题突出等。
2、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
3、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
4、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5、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提高到2001年的％，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通过人物的语言写人。人物的语言要充分个性化的，能表现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格，让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当北上成为一种时尚，高速发展的城市愈来愈暴露它的另外一面，首都变成“首堵”，生活成本提高，噪音无处不在……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让人心痛。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是历史沉淀与现实的融合，也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的今天，加强城市精神的培育和塑造，无疑对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角度入手，立意比较高远。有人说，GPP与幸福感成反比，城市越发达，人民越不幸福。那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的梦想和期许与城市联系在一起，财富，成就，荣耀……一切都与城市有关。城市精社的“GPP”是什么呢?幸福感!幸福不是生长在城市，而是生长在心里。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北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中国首都，是国人心中的“首善之区“。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北京的一举一动，往往会引起全国的关注，成为一种行动的价值标杆和取向。不少地方在做事时，往往会先看北京怎么做。北京做得好，应该，因为它是首都，北京做得不好，不应该，还是因为它是首都。可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文化心理环境，决定了北京精神最终都须指向和凸显首善这一独特的城市品质。北京精神既已明确，我们当因它而导引、而涵养、而凝聚、而创造。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办，而向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更当在实践中创造，在创造中沉淀，在沉淀中升华城市精神，期许它指引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生命、美好的未来，美好的北京，美好的首都，美好的世界城市。“城市病”最大的解药就是营造绿色城市：空气新鲜，生活便利，低成本付出，不为堵车而烦恼，不为高价房、上学难、就医难而发愁;有目的，有计划的去改变现在的状态，兴建绿化地，这些都是未来城市绿色化所需求的。如果只是沉浸于“幸福指数”的幻觉与“城市精神”的豪情中。那么，这样的城市精神不要也罢。道德文化，植入更真诚、宽容、仁爱的绿色文化，这样城市将生机无限
科技论文按照各个科技期刊的要求进行电子和书面的表达，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是我精心推荐的一些初中生青少年科技论文，希望你能有所感触!
科技打造“智慧城市”
2013年新年伊始，号称“史上最严格”交通法规有关“闯黄灯，扣六分”的规定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在新交规不可更改的前提下，更新信号灯等交通设备似乎成为最直接的解决方式之一。其实，这些解决方法正是“智慧城市”概念和智能运输概念所将涉及的：道路不再那么拥挤、建筑物“零”排放、一卡在手，所有公共服务都能解决。
所谓“智慧城市”，就是借助新一代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优化等信息技术，将人、商业、运输、通信、水和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核心系统整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控制城市运营，并优化有限资源使用情况的城市。
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进行智慧管理，将增加城市发展红利的—3倍。在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实际上是新型城镇化主题投资的新一轮延伸。1月10日，全国人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在第三届中国智慧城市大会上指出，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镇化成为发展新红利和增长新引擎，而智慧城市则被视为医治城镇疾病的良药。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统计，目前我国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总数已达154个，预计投资规模超过亿元。
智慧城市治“城市病”
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国内已提出多年，随着中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相关行业将迎来巨大的市场机遇。其中，“新型”体现在城市智能化、网络化，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宜居之所，具体涉及城市综合体、绿色建筑、智能公共基础设施、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类的环保事业、管理信息技术等内容。科技部高新司副司长杨咸武指出，当前，我国一些城市发展中的“城市病”越来越突出，大力建设智慧城市将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将不断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和业界一道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升级。”
对于以往“不智慧”的困扰，智慧城市服务平台建设方代表郭为举例说：“我们公司有位员工原来不是北京户口，后来给解决了北京户口，但给小孩办理转户口时，因为信息沟通等问题，用了两年半。希望通过网络化环境，我们办事更容易，既节省时间，也节省能源。”
2012年12月，住建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其中后者包括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智慧建设与宜居、智慧管理与服务、智慧产业与经济四个一级指标，涉及无线网络覆盖、城市公共基础数据库和信息安全，数字化城市管理建筑节能、垃圾分类与处理、供水排水燃气系统，创新投入、产业要素聚集、传统产业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内容。
按照规划勾勒的画面，未来，人们上班前可通过智能交通系统选择最佳出行路线;生病时再不用跑到医院排队，可通过远程医疗系统享受“家庭医生”的诊疗，医疗机构可通过电子健康档案全程管理辖区内每个居民的健康状况;外出旅游时，有全景式、全天候、个性化的导航、导游、导购、导餐、导娱，提供各类智慧型旅游服务，在家中便可了解景区人流密度、环境指标、自然灾害信息预警……
随着国家试点工作启动，一场以“智慧城市”为焦点的产业盛宴已经开席。在浙江，宁波成为省内首个综合试点的城市，嘉兴的交通、医疗和电网则申报了省内的“智慧城市”单项试点项目。2012年，《嘉兴市“智慧城市”发展规划》明确了嘉兴将用5年建成一座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智慧城市”，智慧应用体系涉及政务、民生、交通、电网、健康、城管、文教、环保、物流、旅游十个领域。
作为“智慧城市”项目之一，目前，嘉兴市已在秀洲区规划建设一个近平方公里的光伏高新技术产业园，分为研发基地、创业基地、屋顶光伏太阳能高技术服务基地、屋顶光伏太阳能装备制造基地、屋顶光伏太阳能应用服务基地五大功能区块。所有的建筑物屋顶都将装满太阳电池半导体材料，以便将太阳光辐射最大程度上转换为电能。
科技打造智慧城市
可高精度定位、测速、授时的最小北斗双系统卫星导航接收模块，可辅助医生实行骨科复位的机器人智能导航系统，可提供电子商务服务和精准营销的多功能客户管理平台……如今，智慧城市建设在政府投入的支撑下正在高速增长，智能交通、数字城市管理、城市安防、医疗信息化等成为重点突破领域，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互联网等新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城市智能水平将不断提高。
在第三届中国智慧城市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指出，智慧城市是使用智能计算技术使得城市的关键基础设施的组成和服务更智能、互联和有效，随着智慧城市的建设，社会将步入“大数据”时代。从已披露的数据看，“十二五”期间，320多个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上的直接投资合计超过3000亿元。
作为中国最早实践“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地区，上海早在1984年制定的全国第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中就提出了“城乡通开”、“城乡一体”的概念。但三个五年计划后，上海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郊区城镇化还面临“人才、产业、市场等生产要素集聚缓慢”等问题。
“郊区城市化，不是农村变城市面貌的过程，而是内在的产业结构问题，如何重构产业基础十分重要。”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员陈维说：“上海郊区怎么加速城市化，核心还是产业基础构建，但中心城区即使制造业萎缩还有金融等服务业的支撑，而郊区则找不到更合适的可补充的产业。”事实上，这也是上海整体产业转型的问题。近些年随着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萎缩，上海郊区没有明显的进步动力。
去年，上海市公布《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提出加快建设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其具体目标是，到 2013年上海信息产业总规模达到万亿元，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达到。在庞大的“智慧城市”计划背后，是上海市决策层对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考量，其关键词正是“产城融合”。根据《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第一步是把郊区城镇化地区全覆盖，下一步是郊区的其它地区。”
如何建得智慧
2012年9月28日，我国首个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京举行，会上同时发布的《智慧城市技术白皮书(2012)》指出，尽管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标准、产业基础、法律规范和人才支持等诸多问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认为：“‘智慧城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产物，是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形形色色的网络平台集成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的代名词。‘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结果，构建了一个开放创新、绿色生态、文明科学的现代新城市发展模式。”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对企业来说，由于市场不清晰，落实仍需要过程。在近日举行的2012中国(上海)智慧城市高峰论坛上，智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曹国辉说：“平安城市推广了很多年，它的主要瓶颈在于我们过多地强调了城市的偏建设，而没有强调后期设备的运营、管理和服务。”
过去三年，关于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国内各大论坛及智库都进行了沸沸扬扬的讨论，只是目前并无真正的模式。从当前各地政府发布的智慧城市规划可以看出，无论从区域发展、产业前景还是获得上级部门的扶持和关注来看，他们更希望最大程度地体现特色。
由于智慧城市建设涉及领域众多，各地特色与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目前没有一套统一的管理体系。因此，住建部就有关智慧城市的标准研究工作进行研究，希望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智慧城市的数据共享与协同，未来还将依托城市一卡通为基础的互联互通，同时借助智慧城市建设的有利时机，规划新一代的智能小区的建设、服务及运营模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曾表示，智慧城市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在特定历史时刻交汇的产物。如今，互联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兴技术更迭速度急剧加速，智慧城市将导致新模式、新技术、新应用的另一种“融合”与“交汇”。
这种融合交汇的结果不能以技术革命或者产业革命简单概括，并最终将作用于整个时代的腔调与社会运行秩序。技术推动时代进步，人文可以抑制时代的疯狂与冲动，这或许正是智慧城市的未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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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物的语言写人。人物的语言要充分个性化的，能表现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格，让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人口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较新的分支学科之一，是介于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间的边缘学科。整理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地理小论文1400字，欢迎阅读。 针对我国人口问题现状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多，增长快，人口素质低;地区分布和发展水平不均衡，城市化病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认真分析研究我国目前的人口发展现状和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控制人口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的人口现状 1.人口数量大，净增人口多 1953年，我国人口总数为6亿多，1964年为亿，1982年为亿，1990年达亿，1996年达亿。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现已接近14亿，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根据计算机仿真模拟，2025年前后，我国总人口将达15亿～16亿，近年来，由于计划生育成效显著，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仍净增人口1500多万，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数。 2.人口分布和发展不平衡 我国人口东多西少，分布疏密不均。以腾冲—漠河一线为人口分界线，呈现出以下不平衡的特点：沿海、沿河、沿湖地区人口多;平原、盆地人口多;经济和交通运输发达地区人口多;城镇密集、工业发达的地区人口多;汉族地区人口多。 西部地区人口少;干旱荒漠地区人口少;山地、高原人口少;偏僻的农业、牧业地区人口少;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少。 另外，我国人口的发展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农村地区人口发展的速度高于城市，西部地区人口的发展速度高于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剩，大批农村人口涌进城市。 二、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表现 我国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形成了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了以下问题，具体表现在： 1、人均资源日益减少 我国耕地、森林、草场等资源的绝对数量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的数量很少。如我国人均耕地仅为公顷，相当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森林覆盖率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我国江河径流量人均仅有245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我国多种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的1/3。我国是世界上生产粮食、棉花最多的国家，油菜籽、猪牛羊肉的产量也居世界第一位。糖料、大豆、茶叶、花生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拥有量都很低。 2、 人口流动和迁移频繁。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和经济水平差别较大，西部、中部的大量农村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涌入。中西部的农村出现了十室九空、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老弱病残留守农村的现象，根据官方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近亿人。而与此同时，城市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已经不堪重负。超过千万的城市已有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和广州，根据2005年的统计，我国超过百万的城市已有51个。 3、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水质下降等“城市病”日益普遍和突出。农村因为缺乏科学规划和指导，加上公共卫生设施的极其不健全，污染问题同样也日益严重。 三、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对策 1、坚定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控制人口总量，才能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 2、切实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3、深入持久地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化解人口迁移、解决城市病、增强农村人口承载力的根本途径。
城市病的表现及其治理：
1、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人地矛盾尖锐。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只求规模不问功能，盲目扩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犯罪率问题突出等。
2、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
3、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
4、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5、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提高到2001年的％，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通过人物的语言写人。人物的语言要充分个性化的，能表现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格，让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当北上成为一种时尚，高速发展的城市愈来愈暴露它的另外一面，首都变成“首堵”，生活成本提高，噪音无处不在……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让人心痛。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是历史沉淀与现实的融合，也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的今天，加强城市精神的培育和塑造，无疑对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角度入手，立意比较高远。有人说，GPP与幸福感成反比，城市越发达，人民越不幸福。那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的梦想和期许与城市联系在一起，财富，成就，荣耀……一切都与城市有关。城市精社的“GPP”是什么呢?幸福感!幸福不是生长在城市，而是生长在心里。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北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中国首都，是国人心中的“首善之区“。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北京的一举一动，往往会引起全国的关注，成为一种行动的价值标杆和取向。不少地方在做事时，往往会先看北京怎么做。北京做得好，应该，因为它是首都，北京做得不好，不应该，还是因为它是首都。可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文化心理环境，决定了北京精神最终都须指向和凸显首善这一独特的城市品质。北京精神既已明确，我们当因它而导引、而涵养、而凝聚、而创造。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办，而向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更当在实践中创造，在创造中沉淀，在沉淀中升华城市精神，期许它指引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生命、美好的未来，美好的北京，美好的首都，美好的世界城市。“城市病”最大的解药就是营造绿色城市：空气新鲜，生活便利，低成本付出，不为堵车而烦恼，不为高价房、上学难、就医难而发愁;有目的，有计划的去改变现在的状态，兴建绿化地，这些都是未来城市绿色化所需求的。如果只是沉浸于“幸福指数”的幻觉与“城市精神”的豪情中。那么，这样的城市精神不要也罢。道德文化，植入更真诚、宽容、仁爱的绿色文化，这样城市将生机无限
城市病得由来，城市病是由简单粗暴的经济发展方式引发的，深层原因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诉求。因为政府的得利倾向明显，所以在政治上政府往往需要持续其经济模式，但是长期的简单粗暴，不戴套又容易引发反感，于是需要第三方力量制约其扩张的野心，于是 人 大，政 协等开始露头发表意见，通多方合议，让简单粗暴有些情趣，虽然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就像是你情我愿。最后说为人民负责，为人民负责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号召下发展经济，一层是解决城市病的前提下制约经济。由于都是对人民负责，很难明确对人民负责是那一层面。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起源、现状与展望发表时间：2012-09-07 来源：沣西新城 点击数：31 字号： [小] [中] [大]1引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继续稳妥推进城市化。按照中国城市化所处阶段及其趋势判断，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将可能达到或超过50%。然而，根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六大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等将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城市中国”如何健康前行显得极为重要。意识到这一问题，学者们围绕如何提防和治理城市病问题展开了探索性研究，试图回答：破解当前城市病难题的手段何在？中国将以何种步伐迈入城市时代？又将以何种模式续写中国城市化的传奇？2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源起早在唐朝，我国城市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数的10%左右，而当时的世界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但一千多年以后，到194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却仍占全国的10%左右，而同时期世界城市人口已占，直到199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首次超过30%而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城市的兴起始于工业革命，人口迅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导致了城市病问题的出现。对此，西方的学者开始探索城市病的治理之策并提出了一些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相比而言，由于中国城市化的时间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伴随而来的城市病及其研究相对较晚。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城市病问题才开始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如今，回顾这些早期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病研究内容相对简单，即主要围绕城市化问题而提及城市病，并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学者们首先是注意到了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问题，如吴友仁（1979）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小城市，其结果是交通堵塞、公害严重、住房紧张、居住条件恶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等。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及城市病是资本主义特有产物的观点，杨张乔（1988）作了回应，认为我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有相似之处，只是在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上，表现出各自“质”的异性。其二，把中国城市化模式同城市病相联系，其中有关城市规模的争论最为激烈，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病是由于城市过大而产生，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刘纯彬（1990）认为“人们看到了大城市病的严重，主张发展小城镇，而实际上小城镇的病要比大城市严重得多”。其三，认为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过度集中于城市而导致了城市病，如黄荣清（1988）指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劳动者的就业率停滞或下降等问题，进而出现了所谓的“过度城市化”。3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现状城市病的内涵和特征截至目前，城市病并无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定义。直观上，城市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都可称为城市病，由此看来其所囊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张汉飞（2010）指出城市病到底指的是大城市病还是中等城市病或是小城市病是许多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学者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主要强调的还是特大城市病、大城市病。即便如此，从研究者的不同视角，仍然可以将其界定形式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城市病的“病态”特征而列举出城市病的主要病症，这一界定方法在我国的城市经济学教材中十分流行。如张敦富（2005）认为由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城市中也不可避免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有关环境区位问题、有关资源分配问题、有关偏差行为问题、有关社会制度问题等。作为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面临流动人口、拆迁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等。胡欣、江小群（2005）将城市病划分为二十四类：大拆大建、无序开发、住宅问题、烂尾楼、城中村、流动人口集聚与城市烂边、水危机、垃圾围城、环境污染、马路杀手、工程误区、绿化误区、空城现象、热岛效应、病态建筑、劳动力资源损伤、文化资源过度开发、公共卫生体系滞后、城市地质灾害、交通堵塞、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城市管理不力、规划问题、安全问题等。二是基于城市病产生的内在原因而进行界定。相对于第一种界定，这种定义方法试图把握城市病的本质，因而显得更为深刻。周加来（2004）认为城市病是指在我国城市化尚未完全实现的阶段中，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市系统存在缺陷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张汉飞（2010）认为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资源环境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随着城市的膨胀，城市的资源环境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的良好发展。另外，城市组织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过程也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三是基于城市化的角度而进行的界定。与前两者主要侧重于将城市作为独立“个体”加以考察不同，这方面的观点认为城市病是因城市化而产生。如曹钟雄、武良成（2010）把城市病定义为：是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的环境、资源、基础设施等难以适应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城市病是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而产生的，它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自身系统存在缺陷，从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王桂新（2010）指出，一般认为大城市病是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所以有时也称大城市病为“过度城市化”。城市病产生的原因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在有关城市病内涵和表象特征的基础上，学者们不断地尝试探讨城市病背后的原因，取得了较为丰富却又相对零散的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将城市病的原因归结为：一是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如徐传谌、秦海林（2007）认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并不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与竞争性，或排他的成本过高，因此，由市场提供的供给量往往小于实际需求量。这其实是认为市场机制无法自觉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因而导致城市的“公有地悲剧”。王桂新（2010）同样指出市场经济往往有使城市规模过大的倾向，这些市场的消极作用或市场的失败，可能造成或加剧“大城市病”。曹钟雄、武良成（2010）认为隐藏在城市病表征下的内在决定性要素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公共品属性，因而在市场经济中容易产生过度消费之问题，往往不足以支撑城市的发展，进而导致城市病的产生。但他们同时指出尽管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纯公共产品，但是公共治理和市场价值的分配可以影响其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当会对城市病具有重要影响。显而易见，一旦认同城市病是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就是承认城市病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共同面临的课题。二是认为城市病是政府的原因而造成。结合城市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周加来（2004）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析，他认为：在城市化起步阶段，由于城市化速度慢，经历的时间长，形成了政府对城市的僵化管理模式及城市规划的严重落后，为城市病留下隐患；在城市化加速阶段，起步阶段的城市系统与功能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张的需要，以城市建设系统滞后为病因，以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为病症的城市病首当其冲地显现出来。各城市管理者把精力和目标放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了生态效益、环境污染等；在城市化的基本实现阶段，受传统思维惯性约束，管理者面对许多新问题束手无策，而被管理者则面对管理者的无能也无可奈何，由此双方往往发生冲突；全社会的目标都集中在经济效益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甚至以牺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谋求经济效益。基于在现阶段的我国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曾广宇和王胜泉（2005）指出，由于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份额较大，政府要出政绩，就要在工业上进行圈地运动。因此，“GDP政府”容易忽视其它不大容易显示政绩的事情，尤其是需要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发展事业发展滞后。因政府职能缺位而出现城市病的机率并不为少。此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GDP政府”还容易使地方政府盲目扩张城市，导致城市规模超过最优状态，进而带来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三是认为城市病是由城乡矛盾所导致。早在20世纪中期，托达罗就意识到很多发达国家面临广泛的城市失业和乡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现象。然而，由于西方城市发展观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导致相关研究大都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市病问题，而没有将城乡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之内。正如刘永亮、王孟欣（2010）所言：“现有文献虽然研究角度不尽相同，研究结论也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基本相同，即往往单纯地从城市自身角度去思考和解决城市病”。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必须从城乡关系角度去研究城市病，寻找更为根本和深远意义上的解决之道。城市的发达和农村的疲敝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的基本背景，而涌向城市的人口一旦超过城市现实承载力，就会引发城市病，因此城乡发展失衡是催生城市病的重要因素。城市病的治理回首过去，中国加速城市化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快”字当头，城市化率由1978年不到18%提高到2010年接近50%。放眼未来，我国还将持续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未来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城市中国，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城市中国是好或是坏？是健康或是病态？为此，2000年，中国市长协会就推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白皮书”——《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消除‘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防治城市病的宏观理论，为我国的城市病治理提供大的原则和方向。自此，逐渐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就中国城市病现状或者潜在病症开出药方。首先，立足于城市本身而提出的治理方法。其一，意识到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认为缓解城市病的利器之一就是加强城市规划，使城市发展从无序走向有序。事实上，国外城市如伦敦20世纪40年代后编制了“大伦敦规划”，东京编制了“首都圈整备计划”，巴黎于1961年建立了专门机构“地区规划整顿委员会”，墨西哥城于1987年制定了第一个“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其二，就是要控制人口进而控制城市规模，如丁金宏（2011）指出大城市的病态是以“大”为根本病因，要缓解或消除大城市病，控制人口规模不啻为治本之策。郑亚平、聂锐（2010）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在170～250万之间时，投资回报较高，社会福利较好，对要素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规模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和扩散辐射能力比较明显，且没有明显的“大城市综合症”，城市的综合效益比较显著。其三，一些学者针对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贫民窟而分别提出的对策也属于这一研究范畴。其四，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及增强公众参与度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次，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提出治理方法。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所以很多学者从城乡系统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城市病的对策，他们主张突破以往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论农村的片面做法，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战略。刘永亮、王孟欣（2010）指出我国的户籍制度、小城镇战略也并未有效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世界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靠控制大城市规模和鼓励发展小城镇的做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根治城市病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平衡，则是解决城市病的根本之道。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两位学者建议：努力解决城乡教育失衡问题；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战略高度；设法保留农民工的“保命田”。朗朗、宁育育（2010）从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现状出发，综合分析了当前一些学者有关城市风险的看法，认为：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很多农民都扔下土地，进工厂工作，可是一旦这些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其它地区，大量的人失去土地，也没了工作，将成为城市贫民。另一方面，在中国，解决城市的问题必须考虑农村，中外学者中早有这种共识。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是缠在一起的，没有农村的建设，城市问题也难寻答案。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发展城市群、卫星城等实现对中心城市压力的有效缓解。再次，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提出应对之策。在我国城市发展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模式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王小鲁（2010）对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指出：小城镇由于达不到经济规模，将无力承担必要的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及运营支出，导致污水横流、垃圾成山，生活环境严重不佳;市场调节下的大城市合理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合理利用，尤其是节约土地资源，这事实上是主张大城市克服小城镇病的观点。他同时认为超大城市由于收益与成本负担不对称可能产生大城市病，但是通过合理规划进行疏导和加强周边次级大城市有序发展，将有效减轻其膨胀压力。然而，与此不同，近期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城市化发展研究”课题组（2011）则指出发展中国家有过度大城市化的痼疾，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正在集中爆发，为此我国需要依赖中小城市推进城市化道路。其实，由于城市化质量差，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都有可能患上城市病。万广华（2010）就认为虽然大城市化战略能够通过集聚经济带来规模收益，但会加剧城市住房、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矛盾并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反过来说,发展小城镇的成本也不一定低，也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且这个暂时的“缓冲带”和“蓄水池”还可能面临二次转移成本，从而带来人力和资金的浪费以及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鉴于此，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观点，即通过发展城市群以克服小城镇化和大城市化问题的主张正在悄然流行起来。最后，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为应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城市病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谋划“城市转型”，发展新型城市。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将发达国家新型城市理念介绍到国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一些城市也正在认同并致力于向新型城市发展方式转变。（1）健康城市。世界卫生组织（WHO，1994）将其定义为：健康城市是指不断创建和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地扩大社区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活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相互支持的城市，其目的是通过人们的共识，动员市民与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合作，以此提供有效的环境支持和健康服务，从而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和市民的健康状况。我国学者陈柳钦（2010）率先将健康城市及其理念引入国内，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2）生态城市。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指出生态城市是“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生态城市研究和建设。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鼓励在全国范围内创建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目前有广州、上海、宁波、昆明、成都、贵阳、长沙、扬州、威海、深圳、厦门等约20多座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3）低碳城市。低碳城市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还处在研究探讨当中，缺乏统一准确的界定。气候组织给低碳城市下的定义为：在城市内推行低碳经济，实现城市的低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推出“低碳城市”发展示范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4）宜居城市。宜居城市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1996年，联合国人居中心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联合国第二届人类住区大会通过的“人居议程”明确提出了“适宜居住的人类住区”概念。2005年1月27日，国函[2005]2号文件《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城市”。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200多个城市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目标。（5）紧凑城市。1990年，欧洲社区委员会发表《城市环境绿皮书》，正式提出“紧凑城市”的概念，认为紧凑城市相对密度较高的城市更能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从而更好地保证生活质量和环境状况。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借鉴紧凑城市理论，采取高密度、多样化、公交导向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是实现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6）创新型城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城市衰退和全球化，国外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创新型城市问题。我国学者于21世纪初开始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引入国内，尤其是2006年初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后，许多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创新型城市是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驱动力，创新资源高度聚集的城市。由于创新型城市摆脱传统城市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因而成为克服城市病的选择之一。（7）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目前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国内最前沿的研究课题之一。IBM公司指出“智慧城市”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智慧城市”的理念提供了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开辟了认识城市、发展城市的新视角。目前，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成都、杭州、宁波、佛山、昆山等城市相继推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4简评必然性VS偶然性纵观有关城市病界定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发现学者们对城市病的产生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或城市化进程而必然产生，如谢志强、梁洪波（1991）较早著书专门论述城市病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化、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城乡冲突或社会失衡等问题。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政策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城市可能会产生“大城市病”，但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王小鲁、王桂新等知名学者主张发展大城市。截至目前，这两派的论争还在继续。而在实践上，世界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过程中城市病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因此也很难得出城市病存在是否具有必然性甚至规律性的结论。这给认识我国城市病问题和城市规模取向都带来了不少的困惑。表象性VS内在性城市病具有诸多显而易见的症状和特征，一些学者在归纳这些病症的基础上将其等同为城市病，并分门别类提出具体的治理对策。由于研究者涉及城市规划专家、城市社会学家、城市环境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等，因而其建议也具有很大的不同。与此相反，另外一部分学者相信城市病表象的背后必然存在一定的内在机理。由此，他们致力于研究城市病的内在本质性原因，如城市运行的外部性规律、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规律、城乡结构关系等等，认为这些因素可能是造成城市病的共性或者根本原因。很显然，无论是在城市病的“防”还是“治”上，后者更具有价值。因为只有找到城市病的内在性病根，才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更具难度和挑战性，故而当前还未取得一个共识性的成果。孤立性VS系统性根据对城市病的认识视野，还可将相关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将城市首先孤立起来，进而专注于城市内部找寻城市病的起因；另一种是从区域系统性、城市开放性的角度考察城市病问题，认为城市病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城市自身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城市与外部系统失调的结果。例如一些学者将城市和区域、城市与乡村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认为由于两者之间无法实现良性循环而导致了城市病，进而指出防治城市病需要站在区域的高度。发展卫星城、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或者一体化、建设城市群等都可认为是基于系统性视角解决城市病的主张。显然，由于这方面研究涉及到多个不同客体，因而将会变得较为复杂，但也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应是今后重点的探索方向。市场VS政府地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往往更多依靠市场推进，但是结果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事实上，由于市场机制完全发挥效力需要以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为前提条件，而城市发展中的社会保障、公共资源和服务等要素并未能内生化于市场当中，因此导致市场的失灵。鉴于此，我国大多数研究者都或明或暗地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或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为此需要政府的介入。确实，政府在城市规划引导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政府也可能存在失灵，拉美国家的城市病问题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对我国而言，曾经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等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病问题也从未间断过，为此，将来需要好好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正确界定市场和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这对防治城市病至关重要。静态VS动态城市作为有机体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城市化也具有公认的S型规律，两者都暗示城市病问题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加以审视。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静态研究，缺乏结合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对城市病进行分析，其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制约。由此在实践上很有可能出现措施的滞后性和无效性。因此，未来城市病的动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重视，且从时间维度来看，一项完整的城市病研究工程应该包括:一是城市有机体的均衡研究（描述一定时期城市的健康状态）；二是城市有机体自身变异趋势的研究（分析城市内部动态变化如何导致城市偏离最佳健康状态）；三是城市有机体“冲击——响应”研究（观察外生因素如何冲击城市系统进而导致城市患上不良之症）；四是开出城市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药方。引进VS创新城市病是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因此其中必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要探索这种规律性就需要考察先行国家的历史进而做出总结。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政策也急需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以少走弯路。为此，我国十分需要将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梳理、辨识和引进。此外，还有前文介绍的几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目前国内不少城市纷纷提出要打造创新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等等，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具体行动中还应结合自身的优劣势，融入本土特色，实现吸收和创新，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城市的升级转型。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就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创建中国个性化城市模式以防治城市病的研究少之又少。资料来源：《现代城市研究》2012年第05期
政策推动。城市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影响人文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地方政府政绩观。城市吸引人才的一般规律。
感染的事故并不少见，严重者不得不宰杀成千上万只实验动物，甚至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 目前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安全与和平的大命题。近年来，特别是美国“炭疽感染事件”后，生物安全问题备受国内外关注，生物安全术语也经常见诸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文件，见诸于各类媒体。SARS的全球流行无疑会使全世界各国更加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塑料的用量 与日俱增。1996年，我国的塑料包装用量达243万吨，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特别是城市、主要交通沿线、旅游景点的垃圾中塑料废弃物迅速增加。 据调查，北京的生活垃圾年产量已达300万吨，其中废塑料约占3％，年增 长率达48％。沿海地区城市的垃圾中塑料成分更高，达8－10％。这些废 塑料在垃圾中占的比例若以体积计算，已达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大大增加了 垃圾处理的难度和费用。 由于废塑料几百年都难以降解，若丢弃在自然环境中，会给蚊子、苍蝇和 细菌提供生存繁育的温床；若埋藏在地下，则容易污染地下水，妨碍植物根 系生长，破坏土壤品质，影响作物收成；若用火焚烧处理，将产生多种有毒气 体。“白色污染”已成为当前危害我国社会环境的一大公害，严重阻碍了我国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一次性餐具的年消费量约100亿只，主要为发泡塑料制品，要禁 止生产和销售使用这些量大面广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就要开发生产其替代 用品，绿色一次性餐具由此应运而生。有关专家认为，绿色一次性餐具的开发 与生产正在成为我国新兴的环保产业。 12月中旬，科技部会同国家经贸委、环保总局、铁道部联合召开了绿色一 次性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会上，记者采访了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负责人 王志学以及几家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王志学说：目前我国开发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按原料种类，可分为纸 浆类、稻壳类、秸秆类和淀粉类。我国现有上百家企业生产纸制一次性餐具， 年生产能力约为30亿只。 纸餐具的原料生产过程中污染严重，成本较高，且本身强度及防水抗湿 性较差，因此，它的推广应用有较大的局限性，人们就自然把眼光投向了别 处，向科技要效益。如以稻壳为原料生产稻壳类餐具，我国现在有十几家这种 类型的企业，年生产能力约1．5亿只；秸秆类餐具以农作物的秸秆为主要 原料，我国目前也有十几个厂家，年生产能力达7500万只；淀粉类餐具以薯类 淀粉为主要原料，它的降解性好，回收后可做饲料。总而言之，国家对绿色一 次性餐具的研究与开发很重视，通过科技攻关、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科技发 展计划给予大力支持，不少企业的绿色一次性餐具的生产技术已比较成熟，具 备了产业化的基础。 武汉远东绿世界集团公司就是以淀粉为原料，进行绿色一次性餐具科技攻 关和开发，经济效益初具端倪的公司。该公司总裁苏笑海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他原来在湖北轻工学院学的是工艺美术，1984年进武汉大学读的是哲学硕士 学位，后在德国学习和工作，欧洲的环境保护对他触动很大，就萌生了回国搞 环保产业的念头。苏笑海告诉记者：我学过工艺美术，是位唯美主义者，我今 天投身绿色餐具这样的环保事业，就是发端于我对美的最初认识；而美学的延 伸，说到底也是一种哲学。 在1992年至1996年间，远东绿世界公司开发的再生纸板一次性餐具和苇浆 模塑成型餐饮具由于科技含量较低等原因，生产规模一直未能扩大。1996年公 司派员考察了欧洲市场生物降解包装用品的技术情况，认为开发植物淀粉生产 全降解一次性餐具用品可能是消除“白色污染”的一种途径。1997年，由一批食 品、化学、机械专家组成，公司重点投资开发了全降解一次性餐饮用品，该项目 列入1997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他们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结合国内纸餐具的生产工艺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利 用国内资源丰富的红薯、玉米等淀粉为主要原料，代替了国外单一的价格较高的 土豆淀粉；在红薯淀粉原料中增加了20％的天然纤维，使餐饮具增加了明显的强 度，再运用食品膨化的加工技术使产品具有重量轻和柔软性；增加强度表面喷涂 处理及整形的设备，使生产出的餐饮用品具有防水、防油、耐热的功能等。苏笑 海做了个生动的比喻：就好比是建筑材料中的钢筋水泥，红薯淀粉是那水泥，而 切碎搅拌进去的各种干草和植物的根茎就是那钢筋，这样才能使餐具的强度明显 增强。 远东绿世界生产的以淀粉为原料的餐具产品，委托德国SGS机构参照国际食品 包装标准进行测试，盛装在摄氏100度的热水及热油二小时以上完全不变形，保 温性能优异。由于淀粉及添加剂均为天然植物原料，产品降解性能优异，经国家环 境测试中心测试表明，10天左右可降解90％以上，一个月内可以完全降解。 据介绍，由于该项目采用的是植物淀粉和植物纤维，成本较低，每一个有盖饭 盒成本为元左右，无盖饭盒及碗、盘成本为元左右，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目前，远东绿世界公司拟投资亿元，兴建年产50亿双一次性筷子、35亿只各类 碗、盘、盒等产品的大型全降解绿色一次性餐具生产基地，项目达产后，每年可以 新增产值亿元，新增利税约亿元。基地的土建工程已于今年3月份动工， 已建成标准厂房2万平方米，如果后续资金能得到保证，预计1999年底即可达产. 苏笑海说：我们的科技优势是明显的，今后能创造的社会效益也是明显的：用淀粉 制作的一次性卫生筷子，其功能指标完全可以代替一次性木筷，仅此一项，每年即 可为国家节约木材资源近50万立方米；集团如果能达产，每年预计要使用20万吨 以上的红薯，加工成淀粉原料10万余吨，还可以使贫困地区10多万人口脱贫，促 进老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汕头绿恒实业有限公司从前几年开始，对稻壳制绿色一次性餐具进行开发，目 前也初步具备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的能力，公司生产的稻壳制的一次性包装容器，特 别是提供超级市场使用的食品包装器皿等产品，已经开始试销日本、台湾、美国等 地。 绿恒公司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是将稻壳粉碎过筛，然后与几种可食性的有 机高分子粘接剂加水混合，再经冲压成型、烘干、喷涂等工艺，生产出不同形状的 盘、碗等器皿。 绿恒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纪晓鹏说：一次性餐具以稻壳为原料，不但在我国资 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它使用后可迅速在土壤里降解，可谓一举两得。 绿恒公司目前已有一条生产线在运营，其投资约为980万元，生产能力为40万 个餐具／天，目前达20万个餐具／天。年产值约为3600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约 一年半，投资利润约在30％左右，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已通过了广东省科委组织的 技术鉴定和食品卫生部门的检验。据介绍，该公司为了更好地将产品推向市场，规 模经营，拟在近期内成立集团性公司，并且要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以期使生产 线的自动化程度更高。 据科技部主持召开的绿色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介绍，1998年7月18日，温家 宝副总理在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要在一年内解决长江、太湖、 铁路沿线的“白色污染”，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加强管理， 禁止乱扔垃圾；二是停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三是尽快研制和批量生产替代 品。11月14日，李岚清副总理在第12次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也 提出发泡塑料餐具替代品的推广应用问题。看来，绿色一次性餐具已引起了中央领 导同志以及科技、环保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它作为一个新兴的环保产业，可谓 生而恰逢其时，现在，既需要我们能够攀登科学高峰的科技人员继续从事攻关和开 发，需要我们懂经营、善管理的企业家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开拓，也需要我 们有远见卓识的金融家、风险投资家慧眼识珠，给予绿色一次性餐具的产业化以足 够的资金投入。 我国从事绿色一次性餐具开发和产业化的企业大多目前生产规模较小，抗御风 浪的能力较弱，而且其中不少是民营企业，需要政府部门给予足够的产业政策上的 支持和引导，有个较好的开局，使这个新兴的绿色环保产业能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
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病”。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称为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原因。有人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城市病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拉美国家的城市病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这些因城市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被称为城市病。这种城市病就已经出现在东京、纽约等诸多城市然而一直以来。并没有人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是城市病导致了城市的衰退。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恶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防治城市病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博弈的重要力量，每个公共决策都有民意广泛参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