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第9期专家视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移动通信网络优化发展趋势及应对思考周胜（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0）摘要本文介绍了移动通信网络优化的意义、现状和分类，根据目前电信行业发展趋势以及电信运营商转型过程中集中化等手段的特点，分析了未来移动通信网络优化的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了应对网络优化变化的思考。关键词网络优化；集中化；智能化；大数据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599（2015）09-0001-04DOI:超过2000亿，建成超过70万个4G基站并将在今年年周 胜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技术部副总经理兼新业务总监，国际工程咨询协会FIDIC亚太分会青年工程师论坛指导委员会委员。负责和参与了国家重大专项、863计划等3G/4G相关课题，获省部级或公司级科技进步奖和工程咨询奖等20多项，出版8本专著和译著并有2本获引进版优秀图书奖，向VTC等国内外会议、期刊杂志提交30多篇论文，申请发明专利国内12项、国际2项并有9项已授权。底建成100万4G基站，实现绝大部分城市、县城的连续覆盖以及发达乡镇的热点覆盖，4G用户已超过了1亿。移动通信网络建设部署之后就必然出现对网络优化的需求，虽然正在运行的通信网络上所作的任何改动都意味着风险，与通信网络追求稳定可靠的宗旨相违背，但是由于宏观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建设的不断变迁以及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带来各种业务的开展，移动通信网络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在完善的网络规划设计基础上进行网络调整和优化是必然的过程。以国外成熟的市场作为参照，欧洲运营商的网络优化和维护费用通常占其资本支出的20%，因此移动通信网络优化的意义重大，市场发展空间很大并且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1）随着网络设备集成度的不断提高、硬件设备软件化趋势的引入，设备研发人员的知识水平以及实验室1 概述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驱动下，全球4G网络建设规模和4G用户快速增长，仅中国移动已投入收稿日期：2015-09-05测试环境不足以彻底揭示技术本身引入的问题，设备参数及其组合需要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中调整和设置，而且用户分布、业务行为、电波传播等不确定因素使得使用简化模型和静态仿真的网络规划设计只能从统计意义12015年9月 第 9 期（第28卷 总第216期）月刊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专家视点2015年 第9期上给出预计的网络覆盖和性能情况，必须通过网络优化适应实际的无线环境和用户、业务变化。（2）由于物业等客观条件限制以及无线网络分散分布的特点，难以保证所有基础设施如基站位置、天线高度等完全符合规划设计方案，而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性能，同时还会影响网络中的干扰分布，进而影响系统容量和质量，必须通过网络优化消除或减弱这些影响。（3）4G的快速发展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量而丰富的业务密不可分，新型业务不仅业务特征与以往话音等传统业务有很大差异，而且用户使用行为和分布有很大的不同，需要根据业务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网络。
2015年 第9期专家视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移动通信网络优化发展趋势及应对思考周胜（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0）摘要本文介绍了移动通信网络优化的意义、现状和分类，根据目前电信行业发展趋势以及电信运营商转型过程中集中化等手段的特点，分析了未来移动通信网络优化的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了应对网络优化变化的思考。关键词网络优化；集中化；智能化；大数据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599（2015）09-0001-04DOI:超过2000亿，建成超过70万个4G基站并将在今年年周 胜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技术部副总经理兼新业务总监，国际工程咨询协会FIDIC亚太分会青年工程师论坛指导委员会委员。负责和参与了国家重大专项、863计划等3G/4G相关课题，获省部级或公司级科技进步奖和工程咨询奖等20多项，出版8本专著和译著并有2本获引进版优秀图书奖，向VTC等国内外会议、期刊杂志提交30多篇论文，申请发明专利国内12项、国际2项并有9项已授权。底建成100万4G基站，实现绝大部分城市、县城的连续覆盖以及发达乡镇的热点覆盖，4G用户已超过了1亿。移动通信网络建设部署之后就必然出现对网络优化的需求，虽然正在运行的通信网络上所作的任何改动都意味着风险，与通信网络追求稳定可靠的宗旨相违背，但是由于宏观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建设的不断变迁以及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带来各种业务的开展，移动通信网络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在完善的网络规划设计基础上进行网络调整和优化是必然的过程。以国外成熟的市场作为参照，欧洲运营商的网络优化和维护费用通常占其资本支出的20%，因此移动通信网络优化的意义重大，市场发展空间很大并且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1）随着网络设备集成度的不断提高、硬件设备软件化趋势的引入，设备研发人员的知识水平以及实验室1 概述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驱动下，全球4G网络建设规模和4G用户快速增长，仅中国移动已投入收稿日期：2015-09-05测试环境不足以彻底揭示技术本身引入的问题，设备参数及其组合需要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中调整和设置，而且用户分布、业务行为、电波传播等不确定因素使得使用简化模型和静态仿真的网络规划设计只能从统计意义12015年9月 第 9 期（第28卷 总第216期）月刊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专家视点2015年 第9期上给出预计的网络覆盖和性能情况，必须通过网络优化适应实际的无线环境和用户、业务变化。（2）由于物业等客观条件限制以及无线网络分散分布的特点，难以保证所有基础设施如基站位置、天线高度等完全符合规划设计方案，而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性能，同时还会影响网络中的干扰分布，进而影响系统容量和质量，必须通过网络优化消除或减弱这些影响。（3）4G的快速发展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量而丰富的业务密不可分，新型业务不仅业务特征与以往话音等传统业务有很大差异，而且用户使用行为和分布有很大的不同，需要根据业务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网络。
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必须从小立志。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出自于司马迁写的巨著《史记•陈涉世家》。文中的陈涉，年轻时就有远大的抱负，不甘心一辈子替别人耕田种地，面对在一起耕田种地的平庸的伙伴，发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慨，立志要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在大泽乡，陈涉领导戍卒900多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建立了张楚政权。陈涉的首创之功，与陈涉年轻时就有远大的抱负是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必须从小立志。 人们常说，“立志才能成才”，“有志者，事竟成”。的确，我们要想报效祖国，首先就得树立起远大的志向，只有这样，才会有奋斗的目标，才会有不竭的动力。 作为一名初中生，我们的远大志向应该是：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将来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同学虽然也有努力进取之心，却只有三分钟的热度，一旦遇到困难就泄气，就打退堂鼓，不能克服困难、持之以恒地学习；还有的同学，他们也想做遵守纪律、好好学习的优秀生，可是却管不住自己，时间一长就忘记了自己的决心；更有些同学，他们学习目的不明确，以为努力学习是为了家长和老师，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些同学之所以有如此欠佳的表现，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这些同学还没有真正在自己心中树立起远大理想。“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长志”，因此，我们要想成才，就要先立志，要立长志。誓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该成为我们青少年的远大志向。 树立起远大志向，有了长远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还需要确定自己的短期目标。作为学生，我们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掌握过硬本领，提高综合素质。因为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成才的基础，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缺乏良好素质的人，空有远大理想又有何用呢？终究还是南柯一梦。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实现短期目标，才能最终实现长远的奋斗目标。这样既有远大的志向，又有明确的短期目标，我们学习就会有信心、有动力，就不会出现那种“三分钟热度”和“无志者常立志”的现象了。 古往今来，因从小立志而事业有成者比比皆是。宋代名将岳飞，年轻时就立下了“收拾旧山河”的雄心壮志，后来成为留名青史的民族英雄；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为从小就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所以他能够刻苦学习，最终成为学识渊博、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为中国富强而呕心沥血的杰出领袖。 我们青少年要想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将来报效祖国，成就一番大事业，也必须像陈涉、岳飞、周恩来那样，从小树立“鸿鹄之志”，并为之而努力奋斗！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为了实现理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所不同的是理想的大小、远近和种类不同,如有的人想当科学家,有的人想当文学家等等.有了理想,如何实现呢?概而言之,就是要靠奋斗来实现,靠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劳动来实现.为了实现理想,当强敌压境、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时,有多少人挺身而出,为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而战.民族英雄岳飞带领着岳家军奋勇抗金；张、杨二位将军不顾个人安危,逼蒋抗日,敌人被赶走了,民族得到了生存和发展.当统治者昏庸腐朽,横征暴敛,人民无法生活下去时,有多少人揭竿而起,反抗强权,救民于水火之中.陈胜、吴广起义,是为了穷苦百姓的生存；李自成、黄巢起义,是为了推翻腐朽政权,他们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人民劳动强度过大,生活极为贫苦,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时,有多少人为之而研究、发明和创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泽被后世；黄道婆给家乡人民传授纺织技术；即使是充军伊犁的林则徐也在那里和群众一道修水利、栽葡萄,为民造福,他们在人民的心中永远是高尚的伟大的!（热烈鼓掌）为了实现理想,个人必须作出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因为,理想不是空想,不是梦想,不是幻想.空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梦想只能是美丽的海市蜃楼,幻想更是异想天开的产物,而理想是实实在在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伪装,尤其是为了实现它的时候,更要付出惊人的代价,乃至付出生命.为了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潜心钻研,在流亡中仍坚持不懈,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为人类奠定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使我们有了远大的奋斗目标.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朝,建立一个强盛的中国,他奋斗了40年,以致他在不满60岁就离开了人世.新时代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为了阿里人民的生活和安宁,他访贫问苦,日夜操劳,视众多老人为父母,待所有孩子如子女,不幸牺牲在一次车祸中.这些人,为了实现理想,把个人利益抛之脑后,并为之献出了可贵的生命,他们理想的实现,是用生命换来的!（热烈鼓掌）同学们,理想是美好的,奋斗更为重要.要实现理想,必须付出劳动,作出牺牲.为了实现理想,让我们努力奋斗吧!
事业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创设一定的条件，把握住青春年华的每一个机遇；它是一个过程，一个需要付出艰苦劳动，克服重重困难的过程；它需要战胜挫折和失败，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就是在这样的经验的积累之上，成功才悄然来到你身旁。伟大事业的成功需要这样的过程便越是长久，所以你必须在这个时期激发你成功的欲望，在这个充满幻想和憧憬的岁月里，奠定你事业成功的基石——立志。“第三只小板凳”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爱因斯坦在劳作课上交上了一粗陋的小板凳，令老师很不满意。而爱因斯坦却举着另两只小板凳说：“这两只是我前两次做的，刚才交的是我第三次做的。虽然它不令人满意，但总比这两只强些。”道理就这么的简单，想不起“淘金”的人，即使终日躺在沙金堆上也不会得到一克真金，“成功”的最基本的前提便是要有强烈的成功欲望，而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成功的目标，那便是立志。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句话是很值得我们青少年朋友们深思借鉴的，在我们看来，这句话中的“提出问题”便是该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志向。青少年朋友正处在个人成才的高峰期。孔夫子云：“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说的就是“三十而立”的基础是15岁有志于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立志，就要做到零的突破。突破零不易，假如无远大的理想（志向），零是不可能突破的，因为没有志向的奋斗是不会有前进的动力的。人们奋斗过程中巨大动力的形成就源于他所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立志是奋斗的必要前提。那么我们究竟该确立什么样的志向呢？试想我们青少年朋友逐渐脱离了孩提时代的稚气，逐渐具备了社会“降大任”于我们的可能性。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为之奋勇拼博，例如，新技术，新材料的产生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对各种层次的新技术、新材料的发现，使用和推广；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癌症，艾滋病和那些以往人们多少年忍受的病痛，社会都希望得到解决；新医术、新药品、保健用品、健身用品等都是社会的急需。现代国防意识的增强，从士兵到将帅都要求能适应现代防御和战争上一个台阶的需要，因此作为军事方面的人才希望呼之欲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需要高级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倘若我们好好想想，并且能放眼看世界，着眼于未来，大千世界适合于我们的职业有多少？我们的“目标”何愁不能确定呢？“夫志当存高远”，我们在确定志向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句话。“成才”是每一位青少年热切向往的目标，其实，它也是人生追求的目标。这是因为岁月的流逝过程中社会赋予“才”的内涵不断丰富，个人对“才”的认识也不断发展变化的缘故。但作为人生的第一次选择的青少年时代的成才的目标，它奠定着人生追求的基础。所以青少年时代的理想和志向的确定至关重要。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人生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要立志，立大志，需要有一个宽阔的视野，要纵观今古，横览中外，作长远的打算。“井底之蛙所见，屋檐之雀所想”常常把我们引入封建等级的观念中去，以为立志便是选择“高等级的职业”，时下流行的成才——“上大学”，“跳龙门”，就是一例。实际上，“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上了大学也未必成才。这是因为“成才”是“成社会之才”，即于社会有用，于历史进步有益之“才”，这就是说成才的社会性是它的基本属性。成才是看你本人是否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得到社会认可的程度决定的。大文豪高尔基曾讲：“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处，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自私的，有限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永恒地发挥作用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正是由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远大志向的人，才使今天的社会能够进步，同时也使他们自己获得了与史共存的光荣。
立志是成功的起点,王明阳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但立下了志向，就一定能成功吗？当然不能。苏轼曾感叹道：“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志向，人人皆可立，若你立志只是为了一时的潮流，或是今天立志，明天就伸手要成就，那你永远不能迈向成功，若你想要有所成就，就非要有坚定的志向，并始终为之坚持不懈地奋斗不可。这正是南宋张孝祥的一句话：“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难道有哪一个人是随随便便就取得成功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任何一个成就的人，无不是在自己既定志向的指引下，通过长期的努力所换来的。雅典雄辩家德摩斯梯尼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摩斯梯尼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位演说家，但他在趱成功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在他年轻的时候，曾无数次因演讲不成功而被人们哄下台，但是，即使在他最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志向，而是以坚定的志向不断激励自己给自己以动力。后来，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磨练，他终于成为雅典最著名的演说家，并被人们称为“雄辩家”。由此可见，坚定的志向永远都是成功的指航灯，只要你能沿着它持之以恒地下头下去，就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司马迁写《史记》，达尔文写《物种起源》，马克思写《资本论》，无不倾注了作者几十年的心血，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唐三藏西行印度取经，都曾经历了无数磨难，恩格斯，周恩来等，更是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坚定不移的志向，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若要问他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答案很简单：坚定的志向加上不懈的努力，这也就是立志欲坚，成功在久的最好的证明。 巴斯特曾说过：“立志是事业的大门。”若没有志向，那你就不上怎样走向成功。若你有志向，却是建立在泡沫上的，毫不坚定，终将一事无成。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学文五年，但后来边关战火连绵，武将又得器重，他又改学武，但后来战争停止了，文官又得重用，他又改学文，最终一事无成，毫无建树。正是张孝祥句中“立志欲坚”的典型。另一种人有坚定的志向，但却急于求成，不肯持之以恒地奋斗。俗话说：“欲速则不达。”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除了一些人对当时的形势判断失误，更多的人是太急于求成，想迅速地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果对当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若要取得成功，坚定的志向和不懈的努力缺一不可，成功等于志向加努力这个恒等式是经过无数次实践所证实的真理。 对于我们当今的青年学生来说，确定一个坚定的志向尤为重要，而当今的一部分青年学生，或是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为之奋斗的志向，或是盲目追逐一些现今社会流行的现象，以至于志向一大堆。在这里，告诫类似于前者的同学，请不要忘记了王明阳的箴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类似于后者的同学，请放弃一些近于幻想的志向，听听拿破伦的看法：“真正之才智，是刚毅的志向。”只有确定一个坚定的志向，才是走向成功的关键。当然还有一部分同学认为实现一些志向看起来太困难，太遥远，而不敢轻易尝试，但请不要忘记了：“便抱之木，生于毫未，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有不懈地努力，才能将志向变成现实。 在同学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希望你们能记住这句话：“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并将坚定的志向与不懈的奋斗有机的结合，成为大家通往成功的阶梯。
周伟主任毕业于东南大学医学院，从事外科、男科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科研，临床经验，曾多次在上海医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研修深造，先后在国内相关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10余篇。在昆明医科大学研修深造，从事外科、男科临床工作三十余年，具有丰富的科研，临床经验，曾多次在上海医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研修深造。
你好我现在也在写这个题目的，你可以教我吗
[摘 要]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由1个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组成的会计准则体系，宣告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将会出台越来越多的会计准则以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但过于具体、狭窄、严格的会计准则将会导致超载并给会计人员和会计信息使用者造成沉重负担。因此，如何防范准则超载，是一个值得研究问题。美国是会计准则超载问题最突出的国家，同时也是对该问题研究最早的国家。本文介绍了美国会计准则超载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为会计准则减负所做的努力，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有助于我国建设高质量会计准则体系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会计准则超载；会计准则减负；会计准则体系 迈克尔·查特菲尔德（chatfield Michael）曾有精辟论断：“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会计主要是适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约束不同行业的规范大量增加，其中就包括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的性质决定其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以至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体系越来越庞杂，从而给执行者带来一定的负担。作为会计准则制定主体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Board，简称FASB）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不得不承认“不断出现的新准则和不同的准则制定机构，使实务人士在考虑某个特定问题时无所适从”（周伟，2005）。近年来，会计准则超载现象已经引起了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会计职业界的关注，如新近出版的《会计师》《Accountancy》杂志上，Ramona Dzinkowski就发表了题为《2007简化进行时》（2007：Time to simplify）的文章，介绍了美国简化会计准则的最新动态。他在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与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并对我国现阶段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具有借鉴作用，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美国会计准则超载的表现及其影响 （一）会计准则超载的表现美国现行公认会计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Principles，简称GAAP）包括大量不同准则制定机构发布的公告。它具有一定的结构层次，Stevin将其形象地比作一座四层楼的房子：地基包括持续经营假设、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应计制、稳健主义、重要性；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告和解释、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研究公报是第一层楼；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审计指南、行业会计指南和立场说明是第二层楼；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技术公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解释和普遍实务是第三层楼：会计原则委员会公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问题集，其他专业公告、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概念公告以及教科书和论文是第四层楼（贝克奥伊，2004）。截至2007年3月，仅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告就发布了159项，另外还有48个解释说明。会计准则洋洋洒洒数千页，虽然各项规定较为详细，可操作性也较强，但内容却比较分散，有时对同一事项的处理要用好几项会计准则加以规范，甚至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汪祥耀、刘宁军，2003）。 （二）会计准则超载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在会计工作中遵循过于具体、狭窄、严格的会计准则，会对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财务信息的使用价值和管理层做出决策等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遵循过于具体、狭窄、严格的会计准则，会导致企业会计人员在细节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工作效率低下，忽略了企业财务状况中真正重大的问题，成为只会埋头干活的记账员，会计人员的真正价值难以体现。 由于财务报告提供了过多的数据，信息使用者可能无法了解公司真正的健康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企业投资与贷款的决策。使用者总是要求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复杂的技术披露（例如针对养老金和股票期权的披露）不能为其所用，只有富有经验的投资者才能理解。在一些公司的简化报表中，财务报告都至少包含了三到四页的附注。披露可将报告增加至十到十二页，管理层评论和图表经常出现在更复杂的报告中。很多技术性语言只能被会计人员和财务主管所理解，而一般外部信息使用者根本无法看懂。 为了避免遵守某些会计准则，管理者一直试图重写合同和变更实务。FASB发布第13号公告以后，公布了题为“FASB第13号公告租赁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发现绝大部分被调查的公司为避免资本化而采用一些新的租赁条款。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企业合并和外币折算上（Thompson John ）。详细的会计准则客观上助长了企业管理者变更交易方式的动机。 二、美国寻求解决会计准则超载问题的途径 （一）早期的研究与探索 会计准则超载会带来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在小企业中的表现最为突出。直接成本是指企业为生成会计准则所要求的信息而花费的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指机会成本，即利用花在生成这些信息上的时间和金钱而放弃可能产生其他对企业或其财务报告使用者更有用的信息价值（和Thomas ，1982）。早在1952年，以George 为首的会计师、律师和商人组成的团体在一份报告中称“公众利益并不要求将其应用于成百上千的小企业，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和所有者是紧密结合的。一些要求似乎只对少数公开发行证券的大公司合适……”，他还补充到“会计对这类企业提供的服务很重要，这与提供给大型公开募股公司的服务是不同的”。 1、20世纪70年代的初步探索1976年，AICPA的小企业公认会计原则委员会建议不要求小企业增加对财务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但是不能因为实体的规模或者所有权不同而采用不同确认标准。1978年，AICPA为研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成立了关于中小企业的特别委员会（the Derieux Committee）。该委员会在1980年的报告中承认会计准则超载是该类企业面临的问题之一，强力呼吁对给企业造成沉重负担且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的会计准则进行减负，并建议AICPA委任特别委员会研究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让小型企业从成本大于效益的会计准则中解脱出来。 2、20世纪80年代的特别研究1981年春天，关于会计准则超载问题的特别委员会成立，由Stanley 担任主席。1981年12月23日，特别委员会发布讨论稿，向公众征求意见。讨论稿描述了特别委员会对准则超载问题的商议过程，观点论据以及制定的尝试性措施和建议。 1983年2月，特别委员会正式发布了报告，报一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报告分析了导致会计准则超载的因素主要有：过多和过细的准则，使企业在使用时无所适从；准则不能提供公开募股和非公开募股的主体、年度和中期财务报告、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足够的区别；（2）报告要求FASB试着简化准则，特别提出要求FASB审视许多对于小企业或者非公开募股企业而言没有必要且成本高的准则。如果不能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则建议FASB考虑非公开募股企业建立有差别的披露和计量备选方法；（3）报告建议小企业或者非公开募股企业可以在更广泛的会计基础上编制财务报告，而不是以GAAP为依据。并要求组织成员增加AICPA审计和会计手册中的例子，以此来涵盖财务报告中更多的计量问题以及提供更多在这种基础上要求披露的范例；（4）报告呼吁AICPA加强与FASB的交流与合作。AICPA在提交FASB的报告时，要强有力并迅速地指出问题所在。AICPA要求FASB尽快阐明FASB的行动意图和打算。 （二）近期的研究动态 要建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体系，增强财务信息的客观和实用性，为会计准则减负的工作任重而道远。2001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Standards Advisory Council，简称FASAC）通过分析调查问卷，建议FASB应对简化和规范会计准则投入更多的资源，并且应该作为优先考虑项目来解决有效使用GAAP的问题。2001年1月9日的会议上，FASB同意将人力资源更多的投入到以提供会计文献适用性和效率性为目标的不同项目上。这些项目包括：解决简化需求、汇编修复项目和披露超载问题。 1、简化需求项目 FASB同意评估发布强调基本原则和目标准则的可行性，而不是发布包括详细规则、例外和可供选择方法的准则。这一转变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鼓励会计准则使用者不应该只遵从字面意思，应更加注重会计目标。最初的计划是起草一个框架来决定哪些类型的问题在FASB准则中解决。一旦这个框架被各方认可，它将适用于今后的委员会议程项目。另一个简化准则的项目提倡运用成本效益原则分析被建议的准则质量，并让更多的成员参与探讨。FASB的指导原则之一是只有当期望的收益大于预计成本时才会制定准则。 2、汇编修复项目 2002年到2003年间，FASB开始从不同项目上着手简化、编纂准则。从2004年初开始，FASB申请通过汇编修复项目来简化准则。2004年9月，财务会计基金会（Financial Accounting Foundation，简称FAF）批准同意该项目。但该项目并不包括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overnmental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GASB）发布的政府性准则（governmental standards）。单一、有组织的汇编体系是整合现行的以从A-D四个层次的GAAP为代表的所有准则，这将导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结构的历史性变革。 （1）方法概观 汇编是以主题（Topic）、副主题（Subtopic）、节（section）的形式来组织构建的。每个主题包括很多的副主题，每个副主题又包括很多节。 主题是其所包含的层次中相关指南的集合。主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总体列报；②交易（财务报告会计）；③行业，总体列报包括财务信息报告的主题，但不处理会计的确认、计量和不确认，这三个方面在交易（财务报告会计）中阐述。行业是针对某一特定行业的指南。总体列报和交易包含宽泛主题和特别主题。宽泛主题（例如衍生工具和企业合并）是普遍的，指南可能影响不同领域的会计。特别主题（例如存货和投资）与较窄的项目有关。 副主题是主题的子集。每个主题将包括一个“全面”副主题。全面副主题将解决该主题的普遍性问题。每个增加的副主题代表不包括在全面副主题中增加的或者单独的指南。副主题起到连接重叠部分的作用。 节代表副主题的属性。不同的使用者对准则不同方面的研究感兴趣，这与他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有关。例如，进行研究时，使用者可能会对确认、计量、披露或者列报等方面感兴趣。这就要求相关SEC和非SEC文献内容相融合。SEC的文献在每个副主题中有单独的节。 标准的结构能让使用者迅速了解哪个部分解决主题哪些细节方面的问题（例如，确认、计量、披露以及执行指南等）。通过这种“全包”方式来制定准则，人们需要某一问题的指南时只需查找一个地方。虽然这种方式会增加了完成议程项目时所需的文献数量，但从长远来看是节省时间的。 （2）项目理念 汇编修复项目的理念是简约而不简单的。通过主题（Topic）来重组所有GAAP文献，形成单一权威体系；通过修改准则制定程序来集中更新汇编。FASB将GAAP的层次从四个浓缩为两个——权威和非权威。汇编将GAAP作为惟一权威文献，来取代所有现行准则。一旦汇编成为权威，FASB将保持和更新汇编语言来修改其准则的制定过程。在这种模式下，每个新发布的准则或者紧急问题任务小组问题将包括附录或者新修订的汇编语言。同时发布组将更新数据库和电子版的汇编。 汇编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果继续使用现在的程序来制定准则，汇编的作用将是微乎其微的。因为现在的程序是“关注准则”（standards focused），而不是“关注汇编”（codification focused）。为实现持续发展，准则的制定程序必将关注点放在编纂的内容上。FASB建立的汇编将发展成为修复系统，来整合汇编和新准则的制定过程。通过为汇编和新准则的制定过程而设计的修复系统能够为FASB成员提供更强的功能，提高及时性。 （3）汇编优点 汇编的优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汇编后使用者能在一个地方得到所有权威的资料，而使用现在的结构，每个人为解决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就需要去研究FASB、EITF、AICPA和SEC的文献。结果，每个人却可能忽视相关的指南。这种忽视会给个人、组织、审计人员和投资者带来风险。第二，汇编增强研究结构一致性，减少研究不同文献所花费的时间。第三，汇编创建唯一的来源有利于FASB在国际会计准则协调过程中消除差异。将不同来源的文献放在一起，可能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这需要委员会加以确认和解决。汇编工作将耗时几年，一旦完成，确认程序就将开始。成员在“确认程序”的阶段，有机会来评论解决矛盾的办法。 3、披露超载项目 对于披露超载问题，FASB已经派出成员帮助SEC来简化财务披露，使财务信息真正对普通投资者有用。例如，SEC将“实时”的概念引入披露，使用超文本链接披露系统。FASB成员扮演着SEC成员联络人的角色，为其提供适当的支持。 三、建设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启示 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可以预见我们未来也将会出台越来越多的准则。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防范准则超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由1个基本会计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组成的会计准则体系，其中22项为新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原有的17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范围首先在上市公司，鼓励其他企业执行。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的目标是：构建起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同时又充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涵盖各类企业各项经济业务、独立实施的会计准则体系（编写组，2006）。而从21世纪初期IASC改组以后，SEC和FASB采取积极姿态与IASB合作，双方的合作正在有序地展开。所以我们应该从行业的领先者那里汲取经验来发展自己。 （一）加强准则制定机构磋商合作 SEC和FASB之间有相对明确的分工，SEC受国会委托授权FASB制定会计准则。而SEC关注的是会计信息的编报和使用，所发布的各项规则主要集中在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和格式上。双方对于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沟通并寻求解决方法。SEC曾向FASB提出合作对现有会计准则的时效性、透明性和复杂性进行检查，明确指出FASB指南大部分过于复杂。2001年FASB公并承认GAAP和SEC中，会计准则超载造成了财务报告编制的混乱和低效率。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是财政部会计司证监会制定应披露的信息和遵循标准。两者之间应加强交流沟通，进行积极磋商会谈，为建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通力合作。 （二）设立适合的准则文献归类标准 会计准则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会形成各个不同的文献。如果不加整理，时间一长就会像堆满存货的杂乱无章的仓库。当人们需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检索查阅时，只能四处搜寻才能找到想要的文献，不能达到“一站武购物”的便捷与高效。虽然现在看来我们国家的会计准则不是很多，似乎没有必要像美国一样进行汇编修复工作，但是及早地关注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设立适合的会计准则文献归类标准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研究都是具有继承性的，将最具权威性文献进行整理便于后来者进行拓展升华创新，第二，随着经济发展，会计准则的数量肯定会增加，现在就将归类标准细化必将减少以后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并非总要等到问题出现的时候才考虑解决，预防总是强于整治的。第三给使用者提供较为详细的准则文献指南目录，有利于使用者搜索需要的信息。 （三）构建我国会计准则概念框架 会计准则超载是表象，追究主要原因是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制定理念。2002年10月FASB发布的《关于美国以原则为导向制定会计准则的方法与建议》中提到原则导向的准则以更为宽广的眼界看待问题，注重不同交易形式的内在关联性更能经得起时间演变和交易创新的考验并能有效的解决准则超载问题（武艳丽，2006）。而一套完整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是以原则为基础制定准则的保证，可见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问题是症结所在。经验表明逻辑严密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有利于保持会计准则之间的协调性和稳定性的。FASB和；ASB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联手打造统一的概念框架。我国在会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过程当中，不应只关注具体准则的协调问题，还应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会计准则的基石——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建设上创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方法，推进会计准则科学研究。 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已经颁布，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新准则需要不断地修订、增补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只有十多年的时间，与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相比经验不足，因此需要我们考虑如何顺应经济发展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趋势，避免会计准则的复杂性和准则超载问题的产生，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质量会计准则。
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德尼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巴门尼德认为这条道路给人们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习惯的道路，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是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这种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的，因而是存在的，而“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同上书》第51页）。爱利亚学派可以说是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它们的重大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不确定性。但是应当指出，“理性”一词在原子论哲学先驱阿拉克萨戈拉那里是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萨戈拉（种子论）的观点：理性（奴斯Nous,即心灵）是一种更精细的种子，由于它的作用，造成种子的旋涡运动，使一些种子结合，另一些种子分离，最后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理性”在阿拉克萨戈拉的哲学中是作为运动原理使用的，而“不是从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实体。”（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43页）这种原理被德谟克利继承并改造构建成了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学中，“理性”采取了与感性对话的形式，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德漠克利特认为昧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真理性认识（即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继爱利亚学派之后，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智者哲学又在希腊大地崛起，智者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主义正相反对，他们把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绝对化，到处散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念。他们打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主义旗帜，严重地动摇着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认为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的感觉为转移，正象“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一样。与智者哲学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3页）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苏格拉底所揭开的哲学篇章，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纵深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的哲学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智者哲学的批判，重新确立了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权威，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哲学汉讲演录》第二卷，第195页）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图制定了他的“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不是把观念型混乱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同上》，第199页）甚至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高扬理性的权威：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份，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建构，困难在于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困惑柏拉图哲学的难题，尽管柏拉图艰苦求索，但毕竟未能步入真理的堂奥。亚里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因为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思辩哲学体系，它“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于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斯多德以他开阔的哲学视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现象，然后把它焦结在“存在是什么”这个聚光点上，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理性本体。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哲学牢笼万象，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然而在本质上它却是理性主义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可以说，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完全的经验主义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的经验是全面的，就是说，他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不是抓住一个规定，然后又抓住另外一个规定，而把把它们同时把握在一起……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面被把握时，就是思辨的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08页）而“亚里斯多德只谈理性而不是理性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同上书》，第301页）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主动理性”中臻于极至，在此以后古希腊理性就日渐衰颓，虽然其间也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延续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然而那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二、理性的异变和复归——中世纪的理性神学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解释灵魂（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型不清理性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同的基本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忏悔录》卷1??节）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因为理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真正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决战。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神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大胆挑战，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平分秋色），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一群“战半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的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在根据启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种自然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此，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又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天启；但为了抗衡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的感性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三、理性的内部分裂——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与启蒙理性形成的同时，理性在哲学世界观上又萌生和发展着一种内部分裂，这就是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的对立。经验理性是由经验论哲学揭橥的一种理性思潮，这种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是与经验论哲学共命运的。而经验哲学又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支劲旅，它是西方古典理性又必然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亚里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都着重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理性成分，因为那时哲学研究的重点构筑本体论的哲学大厦，哲学研究偏重于分析、抽象的逻辑思辨，对人类认识中的经验成分的探索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对地显得薄弱。随着生产力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来源和基础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开辟了认识研究的新方向。于是随着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体系，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经验论主要产生于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样地，而且在哲学上它又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英国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这就是说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涵蕴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经验主义理性观在大卫·休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漠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原因观念源于理性演绎，从而全面地向唯理论发动攻击，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有的研究者认为经验是根本反对理性的思维的功能的，这并非是经验论的真正本质。事实上，英国经验论者也在大力张扬理性的能力。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就认定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劳作。它研究的是由感觉印象而来的抽象观念。但是培根更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甚至休谟也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否府理性的作用于高于感性，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集中涵括了经验主义理性观的要义。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经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历史发展，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经验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但是由于经验论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经验理性论又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经验理性论所遗留的理论空间由大陆唯理所填补。大陆唯理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中经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也曾经有一种哲学史观点认为大陆唯理论是完全否定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这同样乖离了大陆唯理论的理论实质。事实上，大陆唯理也承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笛卡尔在论述观念的来源地指出有一种观念来自经验世界，斯宾莎则认为“真观念”必定与外物相符。莱布屁兹走得更远，他指出理性观念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的原则，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学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笛卡尔认为理性的这种天赋能力在观念系统中产生一种“天赋观念”，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念。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莱布尼兹则认为“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唯理论者所揭橥的与经验理理相对立的“理性”称为天赋理性。“天赋理性论”着重考察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从另一个面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特征。但是“天赋理性”论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无论是经验理性论，还是天赋理性论都同样重视方法论，把它们各自带有片面性。经验理性论着重归纳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感性经验上升到普遍原则；而天赋理性论则重视演绎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普遍原则出发下降到经验世界。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长期争斗角逐，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片面性，在历史上必然走到绝境。四、批判理性——康德的理性观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内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的对垒，到了十八世纪末，双方都濒临绝境，无法再在自身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哲学运演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会合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的历史分流，寻求逃脱困境的出路。康德哲学这时应运而生。康德高举批判理性的大旗把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合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全面探索科学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的条件，他说“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第257页）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但不能从经验中发生，形成科学知识还有赖于人类思维主体的先天条件，这就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形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分“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部分全面细致地探索了人类认识的先天形式，在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面临的绝境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进一步弘扬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功能。但是，康德哲学又是一个矛盾体，他的批判理性论在考察、研究，分析人类认识能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综合了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关于人类认识探索的优秀成果，在人类认识史上建构了一座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论认识大厦。但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分析、批判中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动摇了人类理性的权威，为信仰留出了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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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 理查德·韦斯特福尔：《近代科学的建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 Daniel Garber, Michael Ayer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法]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 [荷] 斯宾诺莎：《伦理学》，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 [英] F. 培根：《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 [英] 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 [英] 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 [德] 卡西尔：《启蒙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10. [德]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 [德]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 1．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2001。 2． [德]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4． [澳] 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6． [德]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 [德]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 [美] 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9．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 10．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1． [法] 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1999。 12． 倪梁康主编：《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13．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论在文化，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反思来路，我们却发现，不论是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接受或拒斥它时的心态和理由，还是一些学者对它进行的研究和了解，都比较缺乏一种基本的尊重全面事实的精神,和理性分析的态度；往往简单指责甚至盲目攻击者多，深入了解和理解却少。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欲提请人们注意，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对中国社会积极影响之一面，及引起极大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尤其是尝试对此误解予以清理，以稍稍纠正一下我们认识上的偏识，并期望能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与思考的愿望。 一 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073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126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另据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至万多人，差会达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204名，教堂1万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天主教会也有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到1936年，达280万人。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在他由英国申请来华时，曾遭英当局激烈反对，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来华后，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难。又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全部献给中国。”在义和团运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 生共约80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教育方面占，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47%。”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1854年5月15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尤其女婴。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放救灾物品，抚慰灾民，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最后，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无益也固不少，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会上，道德上的成绩，斑斑可考，不能一笔抹杀。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不能痛诋一切。而且自己没有建设计划，徒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这些精神、财力、光阴，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反欲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我同胞育盲哑，洗麻疯，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而传教动机也并非人人纯正，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传教过程中的正面活动，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我们却长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可它们毕竟是基本事实，而且是主要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仅仅用“传教手段，动机不纯”一笔带过，恐怕也失之于过分简单。我们认为，宗教与政治、商贸和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毕竟是两回事；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毕竟与教义及教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而在中国人的反应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也似乎应该予以区分。正是在以上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我们拒绝基本事实，拒绝量化分析的方法。近代以迄当代，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论在当年的直接对待上，还是在后来的学术探讨上，往往是盲目化情绪化的时候多，以同情与了解的态度对待和研究则少矣。 在对待上，最典型的有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中的杀教民、杀传教士、焚毁教堂。据基督教广学会季理斐（Rev. D. M. Gillivray）所著的《庚子教案受难记》的不完全统计，从1900-1901年12月，义和团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国教徒30000人；杀死的外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教堂有近3/4被毁。[12]（P513）再有此后一系列大小教案；在20年代，又有知识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一直持续六年多时间。所有这些行为、事件甚至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析起来，不出四种： 其一，是把基督教妖魔化，许多地方绅民，包括许多官吏，相信并传布各种污秽荒诞的诬教言论。如教堂以迷药诱人入教；教士能以术御女，或以媚药奸淫妇女；男女同室听道聚会，被认为男女群聚行淫乱之事；育婴堂被指责为“诓婴儿，挖目剖腹，吸食脑髓”；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以为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之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甚至教会所办慈善施舍事业，亦被认为只是为了诱愚民入教；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以上之想象，多首出于士绅之口，与基督教实际相去甚远，其于基督教毁损若何，可以不论；但这中间难道没有折射出我们的文化道袍下面，所遮掩着的淫秽与污浊吗？设以健康的文化心态，会这样想象别人吗？义和团时期，“义和团在解释攻打教堂屡次失利和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时，常说是因为对方有裸体妇女从屋里跑出来；守卫者在塔尖上悬挂妇人皮和其他‘秽物’；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然后把她们订在墙上。据说天主教守卫者还有一面用妇女阴毛编织的‘万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挥作战时能阻止义和团的神仙附体。”这些说法，仅仅用“愚昧”二字来认识，是远远不到位的。 其二，是把基督教政治化，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看法实在多出误解，起因有四：第一、误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天主教相同，其实它乃一中国特色的四不象。清廷痛恨洪秀全者，一并及于天主教，认为其煸惑人心，图谋不轨。第二、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有保护外人传教及教民利益条款，从而置教士、教民于一特殊群体中，使传教活动大大超出了纯粹宗教范围。这中间尤以法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对于天主教给予保护为典型，他们干涉地方行政司法事务，偏袒教民，引起官民极大愤慨。如此，西方教士远道来华布道的宗教动机，已与各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混合为一，难以分别；并且，这中间确实出现过不少十分伤害中国主权和利益及民族感情的事件。第三、教会内部出于传教或赈灾目的，所作的一些社会调查、数据统计，以及绘制的地图表格，被误认为间谍行为；另外，由于传教士到达中国后，深入内地，无远弗届，三教九流，无不接触，传教的方式方法又异于国人所能了解、理解和接受的范围，这一切，亦易引起怀疑和猜测。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传教士干过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丑恶事情，也不排除一些统计和图表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的情形。第四、不少入教者素质极为低劣，实为地痞流氓无赖之徒，入教以获得庇护。他们逃避政府政令役税，犯案可倚势从轻，其跋扈乡里，为所欲为，外来教士每每不察或难察实情，有意无意袒护之，于是引起公愤和官绅对基督教之鄙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的有教养和有社会地位的教徒的人数从来都微不足道。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像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胁。”有些中国教徒“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徒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到：“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得安其生。” 其三，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异类化，认为其不讲伦常道德，类于禽兽。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旧式士绅与官僚阶层。现录湖南士绅全省公檄如下，很能说明当时士人阶层的总体看法：天主教“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很显然，这里边有些是文化与习俗之差异，有些则是误解甚至是莫须有。另，湖南衡阳绅民呈请禁教的公呈有议论说：“窃维天主教者，肇自岛夷，情同禽兽，前古未之有也。”“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一旦化为倮虫人之域，狷狷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如此想法与情绪，让人莫名所以。有人指出，同治年间多次反教案件中，“士绅人物常是主要策划者与煸动者，而读书应考的士子则常是打教的群众。”谈到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1900年5月底随英国侵华军舰“奥兰度”号来到天津，并参加了战争的G??吉普斯准尉，在他后来写的《华北作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灾祸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民，而是来自清朝的官吏以及文人阶层。官吏和文人们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行，但是，他们教唆、煽动乱民对平安相处的基督教‘蛮夷’横加凌辱，甚至迫害。”以上情况，主要当然是由于文化差异及闭目塞听，所导致的观念与行动上的大的误解与冲突；然而，这里也不能排除现实利益因素的考虑。梁启超曾指出过，“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原因何在，大可深思。 其四，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愚昧化，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完全对立，将其等同于黑暗与愚昧的迷信。这种看法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觉醒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中间，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20年代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均持此观点，“我们自誓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我们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都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洗礼，他们多受科学至上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费尔巴哈、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又于20年代初受罗素、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的影响，所以坚决反对宗教尤其基督教。然而，我们且听听当时个别的不同声音，梁启超对非宗教同盟“讨武檄”式的电报，及“灭此朝食”一类的激烈言辞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做法淹没了“恳切严正的精神”，并暴露出国民“虚骄的弱点”。傅铜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本身便带有宗教色彩，并且是非科学的，“所发表的都是情感上的话，都是门外汉的反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它非宗教问题的著作的总数还要多。”这一现象的存在，至少告诉我们，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比所谓的对立要复杂得多。 总括以上四种反教理由，大抵不出蒙昧主义、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几种思想倾向，而很少顾及事实之全部与学理之深入。这中间的第二条，即政治倾向中，相当原因应归之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及传教方式上的问题外，其余三条，皆属于我们应从自身检讨的范围。难道不是吗 回答者：ken_su - 魔法学徒 一级 6-4 10:09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著名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尼采首先是一个语言学家，然后作为一个哲学家或者称之为自由思想者，他的许多著作里都包含了现代心理学的内容。他是一个充满着反叛精神的诗人哲学家，他强力地批判了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否定基督教传统的道德体系，主张重估一切价值，更提出了超人理论和永恒轮回的命题，渴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强力的思想文化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尼采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是他不同于他年轻时代的精神导师——叔本华之处就在于，他渴望着在这个虚无的世界上寻找到一种意义，或者说创造出一种生存的意义，以此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他的思想为后来的存在主义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但是由于尼采的某些思想过于极端，过于的强力，因此后来被纳粹所利用而染上“纳粹哲学家”的污名。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写，任何伟大都会被误解。 尼采的诗歌 太阳沉落了 1 你不会再干渴得长久了， 烧焦了的心！ 约言在大气之中飘荡， 从那些不相识的众人口中向我吹来， 强烈的凉气来了…… 我的太阳在中午炎热的照在我头上： 我欢迎你们，你们来了， 突然吹来的风， 你们，午后的凉爽的精灵！ 风吹得异样而纯洁。 黑夜不是用斜看的 诱惑者的眼光 在瞟着我吗？…… 保持坚强，我的勇敢的心！ 不要问，为什么？—— 2 我的浮生的一日！ 太阳沉落了。 平坦的波面 已经闪耀着金光。 岩石发散着热气： 也许是在午时 幸福躺在他上面午睡？—— 在绿光之中 褐色的深渊还托出幸福的影子。 我的浮生的一日！ 近黄昏了！ 你的眼睛已经失去 一半的光辉， 已经涌出象露珠 一样的眼泪， 白茫茫的海上已经悄悄地流过 你的爱情的红光， 你的最后的动摇的永福。 3 金色的欢畅啊，来吧！ 你是死亡的 最秘密、最甘美的预尝的滋味！ ——我走路难道走得太快？ 现在，我的脚疲倦了， 你的眼光才赶上我， 你的幸福才赶上我。 四周围只有波浪和戏弄。 以往的苦难， 沉入蓝色的遗忘之中—— 我的小船现在悠然自得。 风暴和航海——怎么都忘了！ 愿望和希望沉没了， 灵魂和大海平静地躺着。 七重的孤独！ 我从未感到 甘美的平安比现在更靠近我， 太阳的眼光比现在更温暖。 ——我的山顶上的冰不是还发红光吗？ 银光闪闪，轻盈，象一条鱼， 现在我的小船在水上漂去…… 星的道德 注定走向星的轨道上面， 星啊，黑暗跟你有什么相干？ 快乐地穿过这个时代行驶！ 愿它的悲惨跟你无关而远离！ 你的光辉属于极远的世界， 对于你，同情也该算是犯罪！ 你只遵守一诫：保持纯洁！ 回答者：linnan7060 - 童生 一级 6-4 14:40我写过一篇尼采的论文，给你怎样？ 回答者：summeragain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6-4 19:48 这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