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放道德之花道德是最美丽的花儿,最圣洁的心灵,它让人问心无愧,心胸坦荡.信任是最温暖的阳光,最真诚的交流.它让人少了一分猜疑,多了一份承诺.有时道德是一种爱心,有时信任是一种支持.它们都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财富,更是一种智慧.我们播下一个美德,使收获一份信任;播下一个信任,使收获一个真诚;如今,美德已被人们放在心里的一个重要位置,时时刻刻在与美德交谈,千万不要把美德看作小事.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都传递着丰富的信息.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不止一起,为什么迄今为止不见有收敛迹象,反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一篇评论中我曾写道,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社会已经失去了自我净化、自我成长、自我修复的能力.一个企业的错误,没有成为另一个企业的教训.一个职能部门的失职,没有成为另一个职能部门的警钟.一种针对不讲道德不守法度的行为惩处,没有成为另一种行为的道德法度约束.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文明、文化的思想价值理念,失去导引社会前行的力量了,失去把人从野蛮、愚昧、丛林引向文明、高尚、现代的力量了.这里想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道德失去了这个力量呢?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缺少了一份信任呢?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荣辱感的民族.在我们的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能混淆.否则,社会和谐不起来,经济发展不起来,民族精神振作不起来,国家也强盛不起来.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事件,已经让我们意识到道德与信任的危机.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应当成为每个公民应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国文化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元素,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理由.但如果存在“短板”,也就难以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因此,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文化建设,既应填上“尊重生命”这块“基石”,通过内涵的丰富和理念的普及,使生命的自重、互重成为潜意识;又要打牢操守防线,使“是非感”、“耻感”、“良知”等成为每个人内心里信守的道德法则.如是,只有让道德之根扎向人们心处,才能有信任的阳光普照大地.
高中议论文摘抄素材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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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色最美
这是哈佛教授罗尔斯的一件轶事。罗尔斯是名满士林的哲学大师,集"红烛"、"园丁"、"人梯"精神于一身,更是一位"擦去的是功利,写下的是奉献"的师长。他为本科生讲课时,只要一挂牌,几百人的梯形大教室立马济济一堂。每次都需要提前去"霸位"。
因为童年经历的刺激,罗尔斯有点口吃,有一个同学听他将"文明"一词说得断断续续,差点笑了出来,但马上遭到了前座同学的一个白眼,似乎他犯了大不敬之罪。最后一次课毕,罗尔斯谦逊地说:"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独立思考。"全体学生起立,长时间雷鸣般鼓掌。大师见状,像小孩子一般害羞地夹起讲义,快步离开教室。同学们依然毕恭毕敬,掌声不衰。冬天拍手是项苦差,小同学的手拍得又红又痛。他悄悄地问一旁的小同学:"到底还要鼓掌多久?"小同学答曰:"一直拍到罗尔斯先生听不见为止。"
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羞色,一个男人的羞色很可贵,一位大师的羞色尤其珍贵。诗人泰戈尔曾说:"美的东西都是有色彩的。"羞色来自害羞,害羞是人类最纯真的感情现象。
羞色泛起,还可能是因为听了不雅的话或做了不对的事。这种羞色,说明他的心中还有一种十分珍贵的东西叫"耻感"。"厚脸皮"、"老脸皮"是不会有羞色的,官气十足、俗气满身、痞气相伴的人是不会难为情的.。把自己一时的快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人,是不会脸红的。为煮熟自己一个鸡蛋,不惜烧毁公家一幢房子的人,是决不会有这种羞色的。
居里夫人“幸运”的失恋
1883年,16岁的波兰姑娘玛丽亚,即后来的居里夫人,到某贵族之家当家庭教师,她计划挣一些钱出去上大学。两年后,这家的长子卡西米尔与玛丽亚相恋,玛丽亚刚过19岁,他们计划结婚。当然,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了。可是,由于门第不同,他们的婚姻遭到卡西米尔父母的坚决反对,意志薄弱的卡西米尔屈从了父母。玛丽亚痛苦万分,竟准备“同尘世告别”,但她终于凭着顽强的意志克制住自己。于是,她把个人的不幸化为献身更大目标的动力,化为教育培养当地贫苦孩子的善心以及只身赴巴黎求学的勇气。人们认为,这是一次幸运的失恋。否则,她的历史将会重写,人类将失去一位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女科学家。分析:居里夫人的失恋是她人生的一次挫折,从挫折与痛苦中解脱出来,重新振作,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她才有了后来的成功。
主要就是三点,“凤头”“猪肚”“豹尾”。凤头:文章开头要精彩,先声夺人,吸引住读者的眼球,可以用些修辞,设问,疑问等猪肚:文章内容要精彩,平时多做读书笔记,积累素材。豹尾:开头结尾很重要,好的结尾一般可以让人回味无穷。
了解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情况,探讨实施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对124例精神障碍病人在住院期间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采用电话回访出院后服药情况。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性最低。 结论 加强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维持治疗中应重视家属的监护作用,以便有利于进行科学的家庭管理,保持维持治疗的有效性。 健康教育;服药依从性;电话回访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各挑战,社会心理因素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明显增,精神疾病已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且也是社会问题。许多精神疾病由于病因未明,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只能依靠长期服药控制病情。因病程迁延,易复发、致残率高,病人及家属往往对治疗失去信心,在出院后形成停药、复发、再治疗又停药的恶性循环,给人、家庭、社会造成了巨的经济负担。因而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的依从性,维持治疗是预防复发、防止残疾、促进康复的有效方法。本文对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对上海市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出院病人服药情况进行电话回访,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出院的本市户籍病人124例,男59例,女65例;年龄14~86岁,平均(±)岁。根据CCMD-3诊断标准,精神分裂症89 例,心境障碍9例,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5例,其他精神障碍21 例。经治疗后临床出院治愈18例,显效59 例,进步41 例,无变化6例。文化程度:大学5 例,高中及大专14例,初中48 例,小学及以下39例,文盲28 例。住院次:首次14例,2次38 例,3次34例,4次及以上38例。 方法 在住院期间对病人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包括抗精神疾病药物名称、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等内容,采用口头宣教、黑板报、健康园地等形式,出院时对家属进行服药重要性与必要性强化宣教。在出院后1月末对受试对象进行电话回访,了解服药情况。2 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病人出院后服药比例显著低于2、3次住院病人 见表1。表1 精神障碍病人住院次数与出院后服药情况 病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对服药情况无明显的影响 见表2。表2 文化程度与服药情况 相比其他病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出院后近个月的停药比例并不高 见表3。表3 病种与服药情况3 讨论 把服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作提高依从性健康宣教的主要内容 由于对精神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本调查显示首次住院病人出院后停服药物比例较高。首发病人一般年纪较轻、病程较短、社会功能缺陷程度相对较轻,维持治疗对病人的预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住院期间重点将抗精神疾病药物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对病人及家属进行讲解,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坚持维持治疗。在电话回访时耐心解答病人与家属的提问,提供心理支持。药物治疗依从性在精神疾病治疗中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住院次数的增加,患病时间的延长,许多病人及家属逐渐失去信心,本调查显示,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近一个月停药比例较高。与张数深在2005年的调查一致[1]。目病人出院后大多以家庭管理为主,家庭监护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病人依从性是否有效。除了呼吁社会多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外,在住院期间向病人及家属定期讲授精神卫生知识,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为患者康复创造适宜的环境,帮助家庭成员面对现实,端正对疾病的态度,消除影响康复的不良因素,增加患者、家属、医务人员之间的沟通,改善家庭关系与医患关系,促进患者家庭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恢复与重建。 健康宣教对刚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但需加强出院后的继续健康宣教 刚出院的病人服药的依从性是,明显高于2005年6月上海市闵行区在册精神病人调查未维持治疗率[2]。表明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能使病人与家属认识到出院期间服药的重要性。但随着病人出院时间的延长,病人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依从性逐渐降低。同时病人的就医条件、监护人状况等都可能影响药物依从性,从而导致出院期间依从性不良。据统计,有82%的病人在5年内复发,而坚持治疗的病人复发率仅16%[3]。因此,积极开展各种出院后的继续治疗健康宣教,促进病人维持治疗,降低复发率有一定作用。通过健康宣教,使病人及家属在得到科学指导的同时也得到人性化的理解、关怀与尊重,尤其对病人家属,减少病耻感,增加防病治病知识,提高病人在出院期间维持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外国人对待心理疾病的耻辱感,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就了
其实有心理疾病而会感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应该算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多。因为我们大多都很含蓄,平时有什么事情可能都不会跟别人说,更何况是心理疾病呢?所以跟外国人相比,我们很多时候的人都是明知道自己可能是有这方面的疾病,但是就是因为怕别人知道,怕别人会戴有色眼镜看自己,所以就不说出来。这样很有可能就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了,等到受不了的那天,可能就已经是一条生命的消失了
了解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情况,探讨实施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对124例精神障碍病人在住院期间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采用电话回访出院后服药情况。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性最低。 结论 加强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维持治疗中应重视家属的监护作用,以便有利于进行科学的家庭管理,保持维持治疗的有效性。 健康教育;服药依从性;电话回访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各挑战,社会心理因素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明显增,精神疾病已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且也是社会问题。许多精神疾病由于病因未明,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只能依靠长期服药控制病情。因病程迁延,易复发、致残率高,病人及家属往往对治疗失去信心,在出院后形成停药、复发、再治疗又停药的恶性循环,给人、家庭、社会造成了巨的经济负担。因而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的依从性,维持治疗是预防复发、防止残疾、促进康复的有效方法。本文对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对上海市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出院病人服药情况进行电话回访,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出院的本市户籍病人124例,男59例,女65例;年龄14~86岁,平均(±)岁。根据CCMD-3诊断标准,精神分裂症89 例,心境障碍9例,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5例,其他精神障碍21 例。经治疗后临床出院治愈18例,显效59 例,进步41 例,无变化6例。文化程度:大学5 例,高中及大专14例,初中48 例,小学及以下39例,文盲28 例。住院次:首次14例,2次38 例,3次34例,4次及以上38例。 方法 在住院期间对病人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包括抗精神疾病药物名称、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等内容,采用口头宣教、黑板报、健康园地等形式,出院时对家属进行服药重要性与必要性强化宣教。在出院后1月末对受试对象进行电话回访,了解服药情况。2 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病人出院后服药比例显著低于2、3次住院病人 见表1。表1 精神障碍病人住院次数与出院后服药情况 病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对服药情况无明显的影响 见表2。表2 文化程度与服药情况 相比其他病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出院后近个月的停药比例并不高 见表3。表3 病种与服药情况3 讨论 把服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作提高依从性健康宣教的主要内容 由于对精神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本调查显示首次住院病人出院后停服药物比例较高。首发病人一般年纪较轻、病程较短、社会功能缺陷程度相对较轻,维持治疗对病人的预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住院期间重点将抗精神疾病药物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对病人及家属进行讲解,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坚持维持治疗。在电话回访时耐心解答病人与家属的提问,提供心理支持。药物治疗依从性在精神疾病治疗中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住院次数的增加,患病时间的延长,许多病人及家属逐渐失去信心,本调查显示,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近一个月停药比例较高。与张数深在2005年的调查一致[1]。目病人出院后大多以家庭管理为主,家庭监护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病人依从性是否有效。除了呼吁社会多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外,在住院期间向病人及家属定期讲授精神卫生知识,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为患者康复创造适宜的环境,帮助家庭成员面对现实,端正对疾病的态度,消除影响康复的不良因素,增加患者、家属、医务人员之间的沟通,改善家庭关系与医患关系,促进患者家庭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恢复与重建。 健康宣教对刚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但需加强出院后的继续健康宣教 刚出院的病人服药的依从性是,明显高于2005年6月上海市闵行区在册精神病人调查未维持治疗率[2]。表明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能使病人与家属认识到出院期间服药的重要性。但随着病人出院时间的延长,病人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依从性逐渐降低。同时病人的就医条件、监护人状况等都可能影响药物依从性,从而导致出院期间依从性不良。据统计,有82%的病人在5年内复发,而坚持治疗的病人复发率仅16%[3]。因此,积极开展各种出院后的继续治疗健康宣教,促进病人维持治疗,降低复发率有一定作用。通过健康宣教,使病人及家属在得到科学指导的同时也得到人性化的理解、关怀与尊重,尤其对病人家属,减少病耻感,增加防病治病知识,提高病人在出院期间维持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全世界陷入抑郁症有亿,中国抑郁症高达9000万。患者和患者家属有强烈的病耻感。来源于他们害怕受到歧视,很多人不懂这个病,觉得抑郁就是矫情,或者抑郁就是精神病。接受治疗的人数不到10%。抑郁不是精神病,他和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没有关系,对社会也没有危害。
全世界陷入抑郁症有亿,中国抑郁症高达9000万。患者和患者家属有强烈的病耻感。来源于他们害怕受到歧视,很多人不懂这个病,觉得抑郁就是矫情,或者抑郁就是精神病。接受治疗的人数不到10%。抑郁不是精神病,他和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没有关系,对社会也没有危害。
【说在前面】: 每逢周五,就觉得家里的每个酒瓶,都显得分外眉清目秀。 最近忙着给《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画插画,并不是懒惰不更文,对,绝不是懒惰。【正文】: 接 得了这个病,我真的很羞耻(上) 而另外有一些人,说我伪装抑郁症的理由更是好笑,因为我没有病耻感。 ——我真特码想告他们诽谤。 说白了,他们就是觉得我面对这个疾病的态度,太大方太坦荡,既没有讳莫如深,也没有藏着掖着,而“真正”的抑郁症患者,是对病情闭口不谈的。 真是对不起喔,我本来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防止不可控思维对自身造成伤害,才记录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的经历的。没想到受到了广大善良读者们的抬爱,莫名造就了一点影响力。 我承认我写得不能算妙笔生花,也就比你们这些天天跟我叫板真假抑郁症的人写得好点吧。所谓否极泰来,种种契机下,出书梦想得以实现,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笔耕不辍的心意。 人嘛,要披荆斩棘,要荣耀等身,就一定要经受住一盆又一盆脏水的淬炼。 【所幸,一路走来,爱比恨多,鼓励比抨击多,温暖比贬抑多,就足以使人满心欢喜。】 但有人批判我,说我因为自己的抑郁症沾沾自喜。我是真不想辩论什么,倒不是因为我包容大度,是因为特码的劳资直接爆粗口比较方便,从你说出这句话可见,你特码就没有跟我辩论的资格。 你特码得抑郁症,给我表演个沾沾自喜看看?!我这里有瓶DD畏,给您助助兴好不好?还有乾隆开光宝剑,削你如泥的那种,要了解一下吗? 想到你说出“沾沾自喜”这四个字的嘴脸,我就恨不得把你卷一卷,沾上502,贴在天花板上练飞镖!!我现在的不隐瞒,不是因为病耻感消失殆尽,而是因为事到如今,我只能选择站出来,为始终被人误解的抑郁症,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抑郁症患者,为每个艰苦卓绝的患者亲友,当然也为了我的心血我的书。 【数以万计的抑郁症患者,表面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抑郁症】 ,正是因为病耻感的驱使,让患者下意识地进行隐藏和伪装。 我的病耻感,也是被逼上梁山,自己强迫自己一点点克服的。 说了半天,绕到第一个问题:病耻感是什么。 顾名思义,耻,羞耻,耻辱;病耻感,以病为耻。 你看韩剧里,女主角得的病,都是心脏病、白血病这样相对玛丽苏一点的病,在我记忆里,应该没有女主角是因为痔疮或者梅毒一命呜呼的吧。 这就是病耻感,就是患者因为自己患上这种病,内心感到分外羞耻。一般来说,抑郁症患者都伴有一定程度的病耻感,微笑型抑郁患者尤为甚。正因为强烈的病耻感,微笑型抑郁患者习惯性用微笑来塑造积极阳光的假象。 但是,这并不是说,那些大肆宣扬自己是抑郁症,搞得人尽皆知的人就一定是装腔作势,是假的抑郁症。 我觉得 【 不能用一个人对疾病的态度,来判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病】 。 比如有人得了绝症,有人倾向于沉默不语,有些人就爱怨天尤人,但都改变不了他们的确是绝症病人的事实。 当然我承认,那些假借抑郁症乱矫情的人是很欠揍,但不能因此挤压真正抑郁症患者的生存空间。 如果,有个平时不矫情的朋友主动告诉你他得了抑郁症,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出于对你的信任,从而把自己的生死符交付在你手中。 这个动作,往往是患者对你发出的呼救:“我得了抑郁症,你能不能救救我,让我留下来。” 我克服病耻感的过程,应该说是一个被逼无奈的过程。 本来信手乱写的病院纪录突然有了出书的机会,于是为了宣推《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也为了宣推抑郁症的知识,尽力消弥群众们对抑郁症的误解,我只能以一个抑郁症写手的身份走下去,索性不顾三七二十一地大方承认了。这时候要是再像之前一样,否定抑郁症这件事,实在显得有些骑虎难下了。 而对广大病友来说,病耻感的克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循序渐进。这个过程中不但需要患者本身的努力,也需要患者亲友的共同进步。 【跨越病耻感,获得亲友的理解,在疗愈之路上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 很难,的确。你已经那么努力地活下去了,面对所有亲友的不理解,你却还要殚精竭虑地让他们明白,你是多么坚强不屈地在与疾病作斗争。 引用一句不恰当的话:人无耻则无敌。在疾病面前,放下羞耻心,做一个厚颜无耻的大混蛋,直面它,轻蔑它,藐视它,用自己的硬气来证明:你就是自己生命中无往不利的大英雄。【后记】 本文无意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以上观点来源于自身经验和总结。仅供参考。 有微博的朋友可关注: 【左灯右右右行】 不定期更新日常~ 比心~❤️
得了抑郁症的话气。情绪是非常的低落的,非常的自卑,感觉浑身没劲,什么也不想吃不想喝也不想玩,有时会昏睡不起。耻感选题的话是为了想要刺激一下你的情绪看一看你会有什么反应吗?如果你没有任何羞耻心没有反应的话这恰恰验证了你的抑郁症很严重。
病耻感是精神疾病患者所表现的一种负性情绪体验,且往往和自我污名化产生联系,其对患者社会功能康复会产生不利影响,可通过心理治疗治愈。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始终都是通过强烈的耻感意识来维系基本的文化价值。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项羽无颜愧见江东父老,所有这些铮铮傲骨都源自中国文化的耻感意识。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华传统美德曾经被错误的批判,使得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中华美德的失落与偏见。并随着改革开放,外来文化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冲击,使人民失去了信仰根源,精神空虚。逐渐地中华文化传统的荣辱观念变得模糊了,人们心中的道德天平变得倾斜,热爱祖国与危害祖国之间,服务人民与背离人民之间,崇尚科学与愚昧无知之间,辛勤劳动与好逸恶劳之间……人们迷失了方向,混淆了是非。于是有的学者大声疾呼,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是耻感意识的淡化和底线伦理的崩溃。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依法治国,在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然而对于有着悠久儒家道德传统的中国而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以德治国之举,更将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攻坚夯实政治道德的基础。法治还是德治,自古以来学者专家们争论不休,其实,无论是在儒家思想还是法家精髓中,都不难找到古代圣贤对于德与法辩证关系的精妙阐释。《孟子·离娄上》有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构建当今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又怎么脱离道德标准的轨道呢?种种的社会现象浮现于世,无不说明仅仅依靠法律的强制手段是不够的:个别国家干部收送钱物、跑官要官、挪用贪污公款,境外豪赌,一旦被追究责任,有的干部竟认为就是自己运气不佳。随便到一个网上去看,情色、性、二奶等字眼可是随时可见,社会上的黄赌毒,更是像各种“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肤”;纵观当下社会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民生问题,无不与道德缺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部分公职人员吃拿卡要甚至公然索贿丧失为官根本准则,医生收红包、开大处方导致医德蒙羞,学者学术腐败、为利益集团鼓呼玷污学者清誉,小到社会公德意识淡漠,奢靡淫逸之风盛行。对于逾越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政府当然可以出台法律法规加以刚性规范。但是,对于一些法律盲点灰色地带或者纯道德范畴问题,还需要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公民的自我行为。 医药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的健康,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是重大民生问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药卫生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覆盖城乡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疾病防治能力不断增强,医疗保障覆盖人口逐步扩大,卫生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明显改善,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尤其是抗击非典取得重大胜利以来,各级政府投入加大,公共卫生、农村医疗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发展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医疗卫生工作比较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医药费用上涨过快,个人负担过重,对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医药卫生工作任务繁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改善医药卫生服务将会有更高的要求。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和生态环境变化等,都给医药卫生工作带来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加快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面广、难度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人口多,人均收入水平低,城乡、区域差距大,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在明确方向和框架的基础上,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探索,才能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医药卫生体制。因此,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既要坚定决心、抓紧推进,又要精心组织、稳步实施,确保改革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标。 总之只要我们真正树立起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做到德治与法治兼备,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散发出更为独特的迷人魅力。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希望大家喜欢。 道德困境论文:论中国的道德困境 摘 要:中国正在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民的道德也潜移默化的发生的巨变。现今,中国的道德正在处在滑坡的时期,在道德问题面前,人们在选择时候出现茫然。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诚信与感恩的缺失。作者通过现象看本质,致力于探讨出现道德困境的原因。 关键词:道德 道德困境 反思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从孔雀石绿的鱼到红心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发霉馒头,人造鸡蛋,毒胶囊……连食品安全也变得不安全的时候,人拿生命开玩笑,完全漠视生命的存在,我们还可以相信这个这个社会,相信这个民族吗?面对这个食品问题,我们的公民一边在网上和报纸上抱怨,骂商家的无良,骂政府的不作为,骂社会的道德滑坡,另一边却毫无所动,一次次原谅和纵容这些行为的发生。我们的公民在面对这个的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循环的怪圈。我们该如何去思考当前社会的道德困境呢? 一、道德困境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道德困境的定义杂而乱。第一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一个难题。第二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悖论种的一种。第三种定义是,对一项道德义务的履行就是对另外一项道德义务的背弃。第四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失范的一种状况。第五种定义是:对道德困境的理解应从道德选择入手,因为道德困境是行为者在做道德选择时才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这个情境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 面临令人困惑的两者取一的抉择。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道德困境的复杂性。我自己则更多的理解为第五种,面临一种两者取一的抉择。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价值与无价值的、善于非善之间的选择,只要我们有向善的的意识和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就不难作出选择。 二、道德困境的表现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有些例子是我们鲜少遇到的。著名的电车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更多时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与利益的抉择 诚信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非常缺失的品德。我们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的诚信,良心通常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丧失。前人常讲一诺千金,但是我们现在签订合同都会出现背信弃义的状况发生。就连我们大学这一方净土也没有放过。现在普遍存在的论文抄袭问题。近年来大学有一股抄袭、剽窃之风,“ 文章 就是搜寻、复制,粘贴”“论文就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东拼西凑”。无数学子把它当作是常识纷纷利用。学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术障碍和笼罩在校园象牙塔的阴影。尽管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大学校园存在的论文抄袭,剽窃持否定态度,但是同学也表示态度和做法是两码事。 (二)感恩的缺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就讲究孝道,讲究感恩。现在我们的学校每个学期主题班会都将感恩,但是不知道有谁听得进耳朵。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为什么要举办,就是生活中缺少,所以才要使劲地挖掘,使劲地宣传。 三、道德困境出现的原因 一个个“我”构成了这个社会,社会的状况如何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组织,政府,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道德困境不是精英分子的事情,不是某个英雄的事情,而是是关每一个公民相关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个人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自我与角色的抽离 当今社会,许多人都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先于一切的角色。我与角色是相抽离的。“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角色”的责任是角色的责任,“我”可以不对“角色”责任负责。这直接导致了责任的推脱与道德的弱化。纵使很多人说我不是,这只是你没有反思而已,你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抽离了角色的我。我们在承担责任是会悄悄地选择一部分,或者选择比较轻易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理由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们都遵从与内心的本我,追求理想的自我主义,抛弃了角色责任,我们只是随意的依靠自己的理性或者感觉来判断,因此我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认为是恰当的责任。 (二)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范跑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一问题,就是在人民的心目中,道德约束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道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约定俗成的惯例。一旦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就因该受到谴责或者惩罚。我们现在的道德机制都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与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 教育 存在着悖论。一旦我们触犯了这个惯例,我们受到的仅仅是舆论的惩罚,或者是其他无关痛痒的小结果。 (三)道德教育的缺失 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二是扩展到陌生人。在这样的社会,要使市场交易有序而不乱,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即共鸣道德。它是用于调节人与他人之间的公共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应该明确界定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多久不太重视公民道德的建设,市场转型缺乏道德的支撑。虽然我们过去在市场经济是非常提倡,如“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道德困境是一个选择善的过程。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已经全面衰落,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全面停滞。这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处于一个阶段的困难期。因此,我们要对道德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道德困境论文:“扶不扶”现象背后的社会道德困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人民物质需求获得极大满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却层出不穷,中国社会道德正在遭遇改革的“阵痛”。 关键词:“扶不扶”;社会道德;道德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社会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实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社会道德领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毒奶粉”、“小悦悦”事件、“潜规则”、“学术不端”等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一,社会道德问题的典型――“扶不扶” 2014年央视 春节 联欢晚会,小品《扶不扶》着实火了一把,一句“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直指当下社会 热点 问题之一――路遇摔倒老人,扶还是不扶?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2006年“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2012年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2013年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14年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015年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15年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2014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二,当前社会道德困境的成因 社会道德就其意义来说具有三个要素,一是一定社会在其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道德,即具有社会性、过程性;二是为协调各社会群体、各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而形成的道德,即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三是道德规范体系、道德价值观念、道德实践活动的总和,即具有观念形态、实践形态双重特性。[2]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 文化 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 传统文化 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三,社会道德困境的解决途径 党的 报告 指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5]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 家庭教育 。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 方法 。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6](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安微,《老人摔倒扶不扶 近五成网友选择“扶”》《四川日报》,2014年3月5日,第008版 [2][3][4]王立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义》,岳麓书社,2014年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6]刘云山,《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是》,2014年02期 道德困境论文:浅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文明建设 摘要:精品学习网为您整理了社工论文—浅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文明建设,欢迎阅览!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的印记。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传统道德文化也渐见式微和衰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发生了整体性危机。传统的道德哲学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否定,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道德信念;传统的道德秩序也日益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道德禁忌,日益受到破除和亵渎。传统道德律令不仅难以成为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成了问题。 传统伦理的蜕变与现代伦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五四”时代人们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方面,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会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即便是表层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发生了变化,而深深积淀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道德无意识”(道德心态和习惯)却很难一时改变。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新道德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会被历史现成地“给予”,它需要经过现代化过程的再塑造,更主要的是现代道德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也应像传统道德那样,不仅要建立显性的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而且需要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内化为隐性的道德心态、道德信念和道德美感。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另一方面,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传统伦理已经无力给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意义。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那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 其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其四,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低效,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弱化。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保持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机制。社会道德的控制,一是要有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舆论监督是指通过大众传媒做好道德导向,宣扬具有时代精神文明价值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批评和谴责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非道德行为,批判与时代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相背反的封建道德遗毒,批判腐朽颓废的道德虚无主义。良知自律是道德主体的自我监督。它能通过自我反省、 自我评价 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其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21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道德价值新旧交叉造成现代人的价值紊乱和道德选择上的迷惑,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圆满的“善”。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 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基础原则应是:(1)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的统一;(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准则的道德规范体系;(3)事业上崇尚竞争,和生活上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4)尊重自我,理解他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社会团体生活同一性相结合;(5)外在的实用功利性与内在的道义圆满性相结合。这五项原则是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现代中国人渴望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求相吻合的。 建设中国道德文化的伦理精神,必须牢固把握现代价值目标,服务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继承。取传统精华而用之,弃传统糟粕而废之。在重建现代伦理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反省传统的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弘扬这一方面。在现代价值理想的导引下,让传统美德为现代生活服务,这同样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精神疾病患者在生活中是被忽视的弱势群体,疾病的折磨让他们的身心陷入困境,生活更加艰难;而偏见和歧视让他们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当公众普遍采用一种贬低或歧视的态度看待精神疾病患者时,患者便会相信人们的贬低或歧视信念,将外部的负性态度内在化,感到羞耻或相信自己与别人不同,病耻感随之形成。由于缺乏精神心理知识而产生的病耻感深深地困扰着精神疾病患者,很多人明明出现了精神疾病的症状,却拒绝接受现实,宁可忍受痛苦,也不愿积极治疗。此外,病耻感会发生在精神疾病患者面对疾病的各个阶段,即使在治疗和康复之后,患者依然可能会遭受“这个人曾经得过精神分裂症,我们要离他远一点”等类似的歧视与排斥,从而使其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困难。精神疾病患者的病耻感大致有两类:自我感知病耻感和实际病耻感:自我感知的病耻感是指妨碍精神疾病患者谈论自身经历、寻求帮助的羞耻感和对歧视的预期感受;实际的病耻感是指精神疾病患者遭受他人不公平对待的经历,即受到的歧视。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带来的危害:病耻感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工作、住房、婚姻、家庭、治疗依从性、寻求治疗的行为、自尊和社会适应功能等都有消极影响,并且这些影响是持久的,对其康复造成危害。
敢不敢自己写 上百度找文章的弱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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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情况,探讨实施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对124例精神障碍病人在住院期间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采用电话回访出院后服药情况。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性最低。 结论 加强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维持治疗中应重视家属的监护作用,以便有利于进行科学的家庭管理,保持维持治疗的有效性。 健康教育;服药依从性;电话回访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各挑战,社会心理因素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明显增,精神疾病已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且也是社会问题。许多精神疾病由于病因未明,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只能依靠长期服药控制病情。因病程迁延,易复发、致残率高,病人及家属往往对治疗失去信心,在出院后形成停药、复发、再治疗又停药的恶性循环,给人、家庭、社会造成了巨的经济负担。因而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的依从性,维持治疗是预防复发、防止残疾、促进康复的有效方法。本文对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对上海市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出院病人服药情况进行电话回访,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出院的本市户籍病人124例,男59例,女65例;年龄14~86岁,平均(±)岁。根据CCMD-3诊断标准,精神分裂症89 例,心境障碍9例,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5例,其他精神障碍21 例。经治疗后临床出院治愈18例,显效59 例,进步41 例,无变化6例。文化程度:大学5 例,高中及大专14例,初中48 例,小学及以下39例,文盲28 例。住院次:首次14例,2次38 例,3次34例,4次及以上38例。 方法 在住院期间对病人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包括抗精神疾病药物名称、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等内容,采用口头宣教、黑板报、健康园地等形式,出院时对家属进行服药重要性与必要性强化宣教。在出院后1月末对受试对象进行电话回访,了解服药情况。2 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病人出院后服药比例显著低于2、3次住院病人 见表1。表1 精神障碍病人住院次数与出院后服药情况 病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对服药情况无明显的影响 见表2。表2 文化程度与服药情况 相比其他病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出院后近个月的停药比例并不高 见表3。表3 病种与服药情况3 讨论 把服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作提高依从性健康宣教的主要内容 由于对精神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本调查显示首次住院病人出院后停服药物比例较高。首发病人一般年纪较轻、病程较短、社会功能缺陷程度相对较轻,维持治疗对病人的预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住院期间重点将抗精神疾病药物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对病人及家属进行讲解,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坚持维持治疗。在电话回访时耐心解答病人与家属的提问,提供心理支持。药物治疗依从性在精神疾病治疗中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住院次数的增加,患病时间的延长,许多病人及家属逐渐失去信心,本调查显示,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近一个月停药比例较高。与张数深在2005年的调查一致[1]。目病人出院后大多以家庭管理为主,家庭监护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病人依从性是否有效。除了呼吁社会多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外,在住院期间向病人及家属定期讲授精神卫生知识,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为患者康复创造适宜的环境,帮助家庭成员面对现实,端正对疾病的态度,消除影响康复的不良因素,增加患者、家属、医务人员之间的沟通,改善家庭关系与医患关系,促进患者家庭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恢复与重建。 健康宣教对刚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但需加强出院后的继续健康宣教 刚出院的病人服药的依从性是,明显高于2005年6月上海市闵行区在册精神病人调查未维持治疗率[2]。表明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能使病人与家属认识到出院期间服药的重要性。但随着病人出院时间的延长,病人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依从性逐渐降低。同时病人的就医条件、监护人状况等都可能影响药物依从性,从而导致出院期间依从性不良。据统计,有82%的病人在5年内复发,而坚持治疗的病人复发率仅16%[3]。因此,积极开展各种出院后的继续治疗健康宣教,促进病人维持治疗,降低复发率有一定作用。通过健康宣教,使病人及家属在得到科学指导的同时也得到人性化的理解、关怀与尊重,尤其对病人家属,减少病耻感,增加防病治病知识,提高病人在出院期间维持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始终都是通过强烈的耻感意识来维系基本的文化价值。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项羽无颜愧见江东父老,所有这些铮铮傲骨都源自中国文化的耻感意识。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华传统美德曾经被错误的批判,使得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中华美德的失落与偏见。并随着改革开放,外来文化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冲击,使人民失去了信仰根源,精神空虚。逐渐地中华文化传统的荣辱观念变得模糊了,人们心中的道德天平变得倾斜,热爱祖国与危害祖国之间,服务人民与背离人民之间,崇尚科学与愚昧无知之间,辛勤劳动与好逸恶劳之间……人们迷失了方向,混淆了是非。于是有的学者大声疾呼,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是耻感意识的淡化和底线伦理的崩溃。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依法治国,在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然而对于有着悠久儒家道德传统的中国而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以德治国之举,更将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攻坚夯实政治道德的基础。法治还是德治,自古以来学者专家们争论不休,其实,无论是在儒家思想还是法家精髓中,都不难找到古代圣贤对于德与法辩证关系的精妙阐释。《孟子·离娄上》有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构建当今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又怎么脱离道德标准的轨道呢?种种的社会现象浮现于世,无不说明仅仅依靠法律的强制手段是不够的:个别国家干部收送钱物、跑官要官、挪用贪污公款,境外豪赌,一旦被追究责任,有的干部竟认为就是自己运气不佳。随便到一个网上去看,情色、性、二奶等字眼可是随时可见,社会上的黄赌毒,更是像各种“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肤”;纵观当下社会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民生问题,无不与道德缺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部分公职人员吃拿卡要甚至公然索贿丧失为官根本准则,医生收红包、开大处方导致医德蒙羞,学者学术腐败、为利益集团鼓呼玷污学者清誉,小到社会公德意识淡漠,奢靡淫逸之风盛行。对于逾越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政府当然可以出台法律法规加以刚性规范。但是,对于一些法律盲点灰色地带或者纯道德范畴问题,还需要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公民的自我行为。 医药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的健康,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是重大民生问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药卫生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覆盖城乡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疾病防治能力不断增强,医疗保障覆盖人口逐步扩大,卫生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明显改善,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尤其是抗击非典取得重大胜利以来,各级政府投入加大,公共卫生、农村医疗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发展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医疗卫生工作比较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医药费用上涨过快,个人负担过重,对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医药卫生工作任务繁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改善医药卫生服务将会有更高的要求。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和生态环境变化等,都给医药卫生工作带来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加快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面广、难度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人口多,人均收入水平低,城乡、区域差距大,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在明确方向和框架的基础上,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探索,才能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医药卫生体制。因此,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既要坚定决心、抓紧推进,又要精心组织、稳步实施,确保改革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标。 总之只要我们真正树立起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做到德治与法治兼备,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散发出更为独特的迷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