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们早已深刻地指出，恶乃是推动历史车轮的有力杠杆；然而，善的理念与追求却又总是在不断地矫正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崇高理想，人类社会正是在这个崇高理想的感召和引领下，艰难地转化和克服恶的诱惑，朝着善的方向努力前行。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尽管其所直面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而天下失序，而罪恶昭彰，但思想家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定地怀抱人性“善”的信念，回溯礼乐文明传统，重新勘察现实问题得以解决的精神方向，并提出“克己复礼”的基本政治实践方案，试图通过唤醒人们在血缘伦常基础上的德性自觉与伦理职责的理性担当，进而重建文明而和谐的礼制秩序。 一、“述”而“作”：礼乐传统之意义阐释 黑格尔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因为，作为精神需要的哲学尽管有其自身产生自身、规定自身的内在生命力和发展动力，但它仍需要有外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一个民族之精神发展到一定的自觉阶段，哲学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而旧有的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精神逃避在思想的空旷领域里，它建立一个思想的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具体而言，“现实世界的没落”意味着曾经是和谐而平稳的有序化世界的崩溃，人的生活因此而陷入一种不可预期的混乱状态，没有了最起码的生存安全感，无奈、忧虑、紧张和痛苦成为生命无法摆脱的梦魇。愤怒出诗人，忧患催生思想家。雅典既是诗人的摇篮，也是哲人的故乡，“在雅典，由于雅典民众生活的败坏，哲学兴盛的时期反而到来。”而且，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与它置身其间的具体民族的生存形式密切相关：“它与这个民族的法制和政体、伦理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技术、风俗习惯和物质享受是同时并存的。” 中国先秦诸子时代的开启同样印证了黑格尔的深刻洞见。 作为有文字记载的可考的华夏文明之源头，夏、商、周三代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们生活的基本方式仍然有待史学家们的深入研究和具体描述，对其文明性质的判断，我们现在依旧只能是总体性的，甚至是诗意性的。但“礼乐”的真实存在确乎构成为人们把握“三代”文明的基本参照。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而周礼集其大成。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个认识和判断是合乎历史事实的。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传统最终得以定型和成熟。据文献记载，西周以前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是一种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巫术文化：夏人“遵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范文澜因此而称夏文化为“遵命文化”，殷商文化为“尊神文化”。 在夏、商之“尊命”和“尊神”文化中，礼乐虽已萌生并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礼乐主要是作为辅助宗教性政治活动的外在形式而存在。到了西周，“天命”与“神意”的政治意义大为减弱，而人之可为的政治之“德”则大为凸显。周公将从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加以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尤其是立嫡立长的继统法在西周初期通过礼制而得以确立，促成了宗法、封建、等级三位一体的社会政制模式的建构，从根本意义上解决了政治运行的有序化问题。 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稳固成了人的理智可以把握和具体操作的对象，神秘性因素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减弱。因此，对应于夏、商，西周的政治文化按其性质的确可以称之为“礼乐文化”。 正因为西周之礼乐文化是在夏、商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是长久孕育其间的生命力的勃发，所以尽管它如同宗教诫律一样，要求人们尊奉和恪守，却并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陌生化”的感觉，它恰恰是对人们生活的赋型，给人们带来的恰是生命所不可或缺的秩序感、稳定感和安全感，乃至于人们日用而不知，对礼乐本身的理智反省和意义理解反倒没有发生的可能了。然而，先秦历史进入春秋之后，一场天崩地裂的巨变发生了，在这场巨变中，“周之子孙日失其序” ，宗法人伦秩序的破坏和紊乱标志着通过礼制而建立起来的政制模式的解体，史籍上所说的“礼崩乐坏”的局面严重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然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偏偏对这种礼乐文化情有独钟，难道真的就是不思进取的顽固与保守？如果联系到孔子所特别言及的“损益”之历史观，问题就绝非如此简单。先秦儒家之所以能够对“三代”，尤其是对周公之“制礼作乐”进行系统的理智审查和深度的意义阐释，根本的动力就在于他们所生活的春秋时期，已经是“礼崩乐坏”了，礼乐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都成了昔日的记忆，正是在对昔日礼乐文化的追忆和思考的过程中，礼乐文化世界的精神性价值和意义向人们呈现出来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恰是礼乐规范秩序的被破坏催生了华夏文明的第一个思想时代——“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先秦诸子都是通过对崩溃了的礼乐秩序进行反省和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所谓“百家争鸣”则是根源于他们对传统礼乐秩序之精神实质与社会功能的不同判断而已。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那样，古代中国的“崩坏”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社会秩序方面的，也就是所谓“封建”制度的解体；二是文化秩序方面的，也即是所谓“礼坏乐崩”。“从思想史的角度说，古代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则是起于文化秩序的‘崩坏’，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于‘礼坏乐崩’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反应。儒、墨、道三家的中心理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先秦儒家之特立独行处在于，他们不因为现实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苦痛而嘲弄、批判和否定礼乐传统；相反倒是坚信，正是由于人们对礼乐传统的弃置不顾才导致了灾难的降临；他们在高度肯定和颂扬三代礼乐传统的同时，对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破坏、毁弃礼制的行为公开表示谴责、批判和憎恶。从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创立儒学始，中经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到战国晚期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先秦儒家从未放弃阐释和弘扬礼乐传统之精神价值这个崇高的思想使命。尽管在战国时代，传统礼制越来越丧失了型构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重要意义，而沦落为日常生活中无关痛痒的人情礼仪，但先秦儒家则始终怀抱以传统礼制为蓝本而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想和信念。 章学诚甚至指出：“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 孔子的确一再表达了自己对礼乐传统尤其是周礼的崇敬之情：“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但这绝不意味着“迂阔而不知世事”的保守与落后。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礼乐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它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所可能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要探寻和揭示蕴涵于礼乐之中的“道”，才是孔子思考传统礼乐文化所择取的基本立场。孔子正是通过对具体的礼乐的反思，从中抽象出一般的礼乐之“道”，进而形成了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仁道”的思想体系，标志着先秦儒学的创立。尽管在孔子之前，礼乐早已存在，但礼乐之精神实质却未能被人们所真正理解和把握，人们更多的是被动地、习以为常地遵循礼乐之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远没有达到对礼乐精神的自觉意识。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生活于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的确没有另外制作新的礼乐，他无意于提出一套新的制度体系的规范性构想。在他看来，制礼作乐是圣人之事，而他自己从不敢以圣人自居。但他绝不是泥古不化者，也非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与今人的所谓历史科学研究是不一样的。他是思想家，是哲人，他审思“三代”的基本视角和立场恰恰标志着儒家政治（法）哲学的诞生；他强调的是“君子”对历史职责的道义担当。尽管生活于春秋时期的孔子已经难以对“三代”文明描述得具体而细致了，但他远比今人更有把握地认为，礼乐文化是“三代”所共同拥有的。他把在代相传承的过程中发生的对“礼”之“损益”情形，主要把握为礼乐文化的定型与成熟，而周公的“制礼作乐”正是礼乐文化走向高度自觉的标志。至于他所直面的人们对礼乐文化的摧毁，根本原因不在于礼乐文化自身的内在缺陷，而是另有原由。孔子之所以“好古”，是期望在追忆“礼乐文化”历史的过程中揭示现实问题的根源和症结；同时呈现一种历史自觉意识和民族精神的理性根基；进而凸显现实政治实践方案的“历史”正当性根源，而否决任何个人的肆意妄为，而个人的肆意妄为正是天下失序的根本原由；而礼之“损益”所必需的人的主观创造性精神是以对礼制传统的敬重和守护为前提的，应像周公“制礼作乐”那样，经由严肃地“习”礼，“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那些缺乏历史根基的胡思乱想则是有害而无益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作为政治哲学家，尤为重视教育问题。在他看来，学习或道德修养应当从了解古代典章制度、礼乐仪则开始，因为一般人的本性是不能自发地服从、更不可能自觉地创立行为规范和原则的，只有通过阅读历史性经典文献和实践礼制才可能成为“仁人”，而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他之所以高度赞颂周公的“制礼作乐”，根本目的在于开示社会政治秩序重建的精神方向，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真实的知识考古，是不在孔子的视野之内的。 其实，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整个先秦儒家，尽管体现出高度的历史意识，但他们都无意于经验性历史的探究；他们津津乐道“三代王道”之治，对周公“制礼作乐”从不采取现代“疑古派”的所谓怀疑一切的“科学”态度，而是始终相信确有其事；他们当然也不是主张经验事实上的“复古”，不是要人们重新回到“古代”去；他们言述先圣贤达，不过是重建和谐社会秩序的理想表达，他们的理想表达和价值秩序的建构，的确不是概念和逻辑式的“思辨哲学”，他们通过文献性“历史”的言述，最直接地表达了拯救时代的堕落而重建和谐秩序的深切关怀。在他们看来，周公系统地创立的“周礼”恰能将价值理想和现实的制度秩序二者结合起来，具有伟大的典范意义。换言之，他们更注重的是“周礼”所蕴涵的精神意义和价值理念，其核心就在于包括“明德”、“慎罚”、“民心”等内涵的政治之“德”的提出和实践。这其实是“述”而且“作”，是一种政治（法）哲学的意义阐释和价值体系的创造性发掘与整理。 二、内在与外在：礼乐文化的双重含义 先秦儒家所要重建的和谐的礼制秩序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在的规范秩序；一是内在的精神秩序。两者是直接相关的，内在的精神秩序为外在的规范秩序结构提供了人性依据。 如所周知，周礼具有明显的等级性特征，可先秦儒家不仅没有对其批判，反而大加赞赏。这常常为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法）哲学的信奉者所诟病。先秦儒家为什么要赞赏具有明显等级性特征的周礼呢？礼乐作为一种与秩序建构和维护相关的规范文化，与探索事物是什么的实证科学和知识体系是不同的，儒家对礼乐传统的阐释是关涉人生和政治的价值探讨，所谓“仁道”是也。正是对礼乐传统之秩序价值和意义的强调构成为孔子创立的先秦儒家的基本特色，它决定了孔子所说的“道”不具有客观规律的意义，“道”意指人生和政治之当然与应然，是一种人生理想和政治理念的表达。这里涉及到欲望与规则的关系问题。天下何以失序？礼制何以崩坏？这与欲望的放纵有关。人们何以要抛弃和践踏礼乐传统才是先秦儒家所要探究的问题，他们由此而引出了关涉人性的深度哲学世界，而现实问题的根源和症结其实就在这里。先秦儒家不像法家那样仅仅视人性为趋利避害，而是始终怀抱人性品质的等级性信念，坚信人性是朝着“善”的培育和升华。在他们看来，对外在等级性结构秩序的守护意味着人性培育的基本条件的存在，人性品质的培育无疑是具有方向性的，而礼制秩序呈现了这种方向。 作为一种政治文明，礼乐文化传统本是一个具有内在生命的文化机体。分而论之，它包括“礼”和“乐”两个方面。如果说礼之功能在于外在的行为规范的建立；那么，乐之作用则在于内在精神秩序的培育。事实上，内与外是相互促动的，礼与乐是互为一体，正所谓“礼乐政刑，其极一也”，“礼乐不可须臾去身” ；“礼乐，德之则也。” 如果说，“礼”被看成“王之大经也” 、“政之舆也” 、“天地之序也” ，“礼作然后万物安” ；那么，“乐”的意义则在于“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也就是说，礼乐文化首先是一种关涉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在价值取向上是为了人走出动物性欲望世界，以真正进到属人的精神性世界。所以“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 先秦儒家坚信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离不开“礼乐”的维系。他们看重周礼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其规范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活动的秩序意义，而不是空泛地对其作道德评价。因为，规范之道德评价的前提是要有起码的规范存在，而规范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又是与传统不可分离的，完全抛开传统而人为地强行建立起来的规范体系是难以获得人们的共识的，作为规范和典章制度所必然具有的强制性恰是通过人们的共识而取得道德正当性的。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首先就在于，通过不同的礼制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彼此间的主从关系规定了下来。这种等级性礼制秩序为先秦儒家所高度肯定，所谓“礼义立则贵贱等矣”，“礼达而分定” 是也。孔子所主张的“复礼”，主要所指就是周礼，即西周以来的典章、制度、规范、仪节。在他看来，正是周礼最为完整地规定了人与人之间长幼尊卑有序、上下贵贱有等的秩序，而这恰恰充分体现了基于自然血缘的宗法人伦之精神传统。而致力于揭示和阐释传统礼制秩序之内在精神和人性价值，是先秦儒家自觉担当的思想使命。 因此，所谓“礼乐文化”的第一层含义就是人被礼乐所化。在逻辑上，礼乐是与作为动物性欲望存在的“人”相分离的，人之“成人”在于向礼乐生成。也就是说，离开礼乐，人是无规定性的，人向礼乐生成这一“成人”的过程就是人获得自身规定性的过程。先秦儒家之思想的出发点在于“人禽之辨”，人与动物之间的划界成为思想的基本前提，真正人的世界是因礼乐而得以建立的。“鸟兽不可与同群”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 孔子、孟子、荀子，尽管他们的具体主张存在分别，但都将礼乐（义）作为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正是礼使浑沌未凿的原始人群有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长幼之别，使受欲望支配而按本能行事的自然人有了行为的规矩与尺度，从而也就使得人类进入到了一个文化的世界，一个有秩序的和谐共同体，先秦儒家称这个共同体为“群”。 礼是规范体系，是典章制度；乐则是礼之内在精神的体现，它突显了礼与人之内在心灵秩序的关联。礼的实施是与一定的礼仪形式不可分的，礼乐在夏、商时代本就是作为辅助宗教性政治活动的外在形式而存在的，周代的礼乐文化极大地淡化了政治的宗教性神秘色彩，而张显了政治的人性意义。人们在举行礼仪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按规定程式去机械地演示礼，而且要对礼仪形式本身进行欣赏，产生愉悦的内心感受，进而将具有外在强制性特征的礼转化为内在精神需求，人性品质因此而得以提升。也就是说，先秦儒家之所以赞赏周礼，原因主要在于，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世界里，人不是像受动物性欲望支配的对象那样，仅仅是受礼所摆弄的对象，而是最终完成礼、使礼的人性意义得以展示的伟大主体。人们在认同和遵守由礼仪形式所显示出来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差别以及种种社会行为规范之时，既感受到必须服从的威严，又感受到自己在人格上所受到的尊重，遵礼不再是无奈地屈从，而是心灵的归服。所以，“礼辨异”的同时，又涵蕴着“乐合同”的精神。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 “礼”因“乐”而由一种庄严的外在规定转化为人之内心欲求，人因此而从内心产生出自我节制的精神力量。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人性陶冶的过程。“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故礼者，养也。” 作为政治文明的礼乐文化，在先秦儒家看来其主要特质是一种精神性教养。孔子在论及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时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朱熹高明地解释说：“礼者所以立身”，“乐者所以成性” 。 所以，“礼乐文化”的第二层含义就在于礼之乐化，在于礼之内在化和精神化。礼本来是关涉人之外在行为的规定性，具有不可否认的强制性。也就是说，礼的功能的实现并非轻而易举，其完全实现的基本条件是儒家必然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这就把思想引向了人的内在心理、情感和精神追求的方向，文化之为文化的意义才得以真正体现。如果离开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考虑，真正属人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自主性在外在自然的境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的，礼这个本来属于人所独有东西，如果没有“乐化”，就仍与动物生存的欲望和本能法则是一样的，依旧仅仅是一种强制性和压迫性，人之所以违反礼制恰恰表明人对“自然性”的反叛。而乐之“辅助性”其实就在于将外在规定性的“礼”人性化、内在化、情感化，是自然与人文的贯通。“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 所以，孔子说：“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又说：“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 因此，国家在“制礼”的同时，还必须“作乐”，因为“乐以象政”，“审乐知政”，礼能否乐化直接关系到国家政制的稳定与和谐。 先秦儒家把秩序的重建与对礼乐传统的精神阐释关联起来，实质上正是为了强调了秩序建构的精神价值根基。所以，他们特别强调礼乐须以“仁”为精神内涵，这是以前生活在礼制秩序中的人们所没有认识到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可见先秦儒家更为重视的是支持礼制秩序建立和维护的内在精神之人性依据。一方面，要求人们本着“仁”的精神自觉地行礼作乐；另一方面，希望通过礼和乐，使人接受教化，在内心中培育出“仁爱”的道德精神。先秦儒学高度注意到了礼乐对人的心理情感和精神气质之变化的作用。《礼记•乐记》对此作出了详细的描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礼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礼乐文化不是单纯的政治训诫，而是按照天地之自然法则，将人们导向与天地自然之性相符合的、知情意相统一的和谐秩序之境，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是也。这既是高度理性化的规范秩序，又是高度人性化的意义秩序。
周朝文化在武王克商以前的周文化称先周文化，那么在武王克商以后的周人，在继承先周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商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我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周文化，这种文化全面反映在西周社会的政治伦理道德中，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周文化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继承创新和汉唐宋明经学理学的的弘扬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心态结构，并成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体系。周文化中所包含的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儒学思想的源头，影响了周以后近3000年的中华文明史。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周朝的统治很有特点，主要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宗法制、井田制与礼乐制，对以后的社会有很大影响。 周朝政治制度的特特点是：封建制，周灭商后，国王大搞分封，把王族与功臣分封到国家各个地方，建立起众多诸侯国，数量超过百个。通过宗法制和封建制，又建立起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封建王朝，同时建立起一套无孔不入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封建国家。西周的官制，更为繁杂。周王左右的辅佐为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三事官（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诸侯和方国、部族）和卿事寮。王朝官员为：总揽朝政的太宰、掌祭祠礼仪的太宗、掌历法记事的太史、掌祈祷的太祝、掌神事的人工、掌占卜的人卜，合称六卿，六卿的僚属，总称为卿事寮。王朝还有掌土地和农人的司徒、掌百工职事的司空、掌军赋军政的司马、掌版籍爵禄的司士、掌刑罚的司寇，合称五官。为王室服务的内廷事务官，有三公之佐的三少（少师、少傅、少保），有道、辅、弼、承四辅，有膳夫、缀衣、小臣、寺人、内竖、阍者、门尹、司王宥、火师、水师、大酋、太仆、御、右、萃车、趣马、师氏、虎资、舆人、医、艺人、隶人、太子宫尹等。在王畿外服的封国，称为四方，包括侯、甸、男等诸侯。王朝有时派使臣到诸侯国任监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仿照王室设置百官有司，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权，主要有三事官，即司徒、司马、司空，分掌政务、司法和民事。周的各级主要官吏，都是在宗法制度基础上世袭，而且文武不分，平时治民，战时就是各级将领。周朝的地方制度，有国、都、邑、野、鄙。周王和诸侯的都城为国，诸侯国中的大城为都，小城为邑，此外的地方称为野或鄙。文化制度周朝的文化制度是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定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的不同，是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周代的音乐领导机构“大司乐”是世界上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机构，它所培养的对象是王和诸侯的长子、公卿大夫的子弟、从民间选拔的优秀青年。主要教授学员们学习六代乐舞与小舞。大司乐教育贵族子弟学习音乐并非是让他们真正去表演，而是让他们懂得“礼乐”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 周朝的文化制度是礼乐制，周代的另一种完善的文化就是礼乐文化，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乐在西周很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周代乐舞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较完善教育制度，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就是周代贵族的文化教育内容，中国最早的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乐经》（已佚）、《春秋》都产生这个时期，以及春秋时期的诸子学说等。
2020-04-12聊聊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西周：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东周:周平王东迁之后，秦迁都於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后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e5a48de588b6e79fa5e98193364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做「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了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后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秦「书同文」之后，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介绍金文的书籍《安徽出土金文订补》作者:崔恒升著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等编 页数:448 出版日期:1998年11月第1版 SS号:10320141《秦汉金文汇编》作者:孙慰祖 徐谷富编著 页数:793 出版日期:1997年4月第1版 SS号:10320056《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作者:蔡运章著 页数:330 出版日期:1996年10月第1版 SS号:10320506《唐兰先生金文论集》作者:故宫博物院主编 页数:536 出版日期:1995年10月第1版 SS号:10356395《金文速查手册》作者:樊中岳编著 页数:273 出版日期:1994年9月第1版 SS号:10503406《金文编订补》作者:陈汉平著 页数:671 出版日期:1993年9月第1版 SS号:10320855《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作者:蔡运章著 页数:373 出版日期:1993年12月第1版 SS号:10319708《西周金文选注》作者:秦永龙编著 页数:194 出版日期:1992年4月第1版 SS号:10320137《中国上古社会新论——《金文新考》外编》作者:骆宾基著 页数:266 出版日期:1991年9月第1版 SS号:10428895《金文鉴赏》作者:唐复年著 页数:284 出版日期:1991年1月第1版 SS号:10320140《西周金文选编》作者:侯志义主编 页数:327 出版日期:1990年3月第1版 SS号:10320151《西周金文撷英》作者:吴镇烽编 页数:56 出版日期:1986年12月第1版 SS号:10320438《两周金文选》作者:古铭 徐谷甫选编 页数:390 出版日期:1986年12月第1版 SS号:10320440《殷周金文集录》作者:徐中舒 页数:575 出版日期:1984年2月第1版 SS号:10119861《金文诂林第一册--第十五册》作者:主编 周法高 林洁明 徐芷仪 张日升 页数:8450 出版日期:1975年第1版 SS号:10108123《金文诂林附册 索引》作者:主编 周法高 林洁明 徐芷仪 张日升 页数:778 出版日期:1975年第1版 SS号:10108124《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九号 金文编》作者:容庚编著 页数:1034 出版日期:1959年5月第1版 SS号:10320858《考古学专刊 甲种第一号 积微居金文说》作者:杨树逹著 页数:208 出版日期:1952年9月 SS号:10320146
周文化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继承创新和汉唐宋明经学理学的的弘扬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心态结构，并成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体系。周文化中所包含的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儒学思想的源头，影响了周以后近3000年的中华文明史。
在《本草纲目》所载的全部药物中，有324种是李时珍新记的｡记有植物药1089种，除去有名未用的153种以外，实有936种｡还记有动物药400余种｡分列“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等项加以说明｡
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分类更倾向自然性，用起来也方便;形态描述更详细､准确，同时还纠正了不少以前的讹传和不实之词｡
《本草纲目》将药物分成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鱼､鳞､介､禽､兽､人16部｡各部又细分为子类｡如在草部下就分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杂草､有名未用等类｡
从这个分类来看，李时珍完全摒弃了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用的分类依据是习性､形态､性质､生态等｡他对药物的考察非常深入仔细，常将具有相似疗效的植物排列在一起，说明他工作的深入｡
李时珍详细地阅读过大量本草文献，并亲自对许多药物进行过细致观察，因此他在药用动植物形态描述方面通常比前人的详尽｡这在指导人们寻找药物和鉴别药物有很突出的价值｡
比如蛇床子，在以前的本草著作中没有形态描述，只记载了别名､产地｡《本草纲目》在罗列了前书有关文字后，接着说，“其花如碎米攒簇，其子两片合成，似莳萝子而细，亦有细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草纲目》对植物形态的认识逐渐从表及里，从粗到细｡反映了人们对植物和动物的认识的进步｡
李时珍在订正前人的错误､谬说方面也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他批驳了服食丹药和蝙蝠能长生的说法，证实了某些医生所说的多食乌贼鱼会使人不育，掏鹳的幼雏会导致天旱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他还指出草籽不能变成鱼，也弄清楚五倍子是虫瘿､鲮鲤吃蚁等｡这些内容，大多反映在《本草纲目》中的“正误”和“发明”等项中，充分反映了李时珍的注重实践精神｡
《本草纲目》的产生和成就的取得不是偶然的｡自宋代以来，人们就积累了丰富的本草学知识，为明代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明代初中期还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内容新颖充实的本草著作，如《救荒本草》和《滇南本草》，这些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一些大型的､总结性的著作出现｡
内经，没有之一。就是最深。比如造房子，犹如水泥的重要性。教育犹如三字经。开车犹如汽油。
这当然得是中国古代的[本草纲目]，它可以说是中国医学界里的百科全书，是我们中医的鼻祖，里面记载了大量的珍贵医学知识。
《本草纲目》，中医典籍，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序例(卷1、2)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卷1“历代诸家本草”，介绍明以前主要本草41种。次辑录明代以前有关药物气味阴阳、五味宜忌、标本阴阳、升降浮沉、补泻、引经报使、各种用药禁忌等论述，其中又以金元诸家之论居多。卷3～4为“百病主治药”，沿用《证类本草》“诸病通用药”旧例，以病原为纲罗列主治药名及主要功效，相当于一部临证用药手册。卷5～52为各论，收药1892种，附图1109种。其总例为“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物以类从，目随纲举。”其中以部为“纲”，以类为“目”，计分16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60类。各部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既便检索，又体现出生物进化发展思想。部之下为60类，各类中常将许多同科属生物排列在一起。各药“标名为纲，列事为目”，即一药名下列8个项目(即“事”)。其中“释名”列举别名，解释命名意义；“集解”，介绍药物出产、形态、采收等；“辨疑”(或“正误”)，类集诸家之说，辨析纠正药物疑误；“修治”，述炮炙方法；“气味”、“主治”、“发明”，阐述药性理论，提示用药要点，其下每多作者个人见解；“附方”，以病为题，附列相关方剂。【影响评价】本书刊行后，促进了本草学的进一步发展，倪朱谟的《本草汇言》、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黄宫绣的《本草求真》等，均是在其学说启示下而著成的本草典籍。达尔文(Chrles Robert Darwin)在其著作中亦多次引用本书的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英国李约瑟( Joseph Needham)称赞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本书为本草学集大成之作。刊行后，很快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后又先后被译成日、朝、拉丁、英、法、德、俄等文字。【成书背景】李时珍念本草一书历代注解者谬误亦多，遂考古证今，辨疑订误，广采博收群书，在宋代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基础上编成此书。【流传版本】《本草纲目》版本颇多，除国外各种全译或节译本外，国内现存约七十二种，大致可分为“一祖三系”，即祖本(金陵本、摄元堂本)及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江西本系统，主要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良心、张鼎思刻本等；钱本系统，主要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钱蔚起杭州六有堂刻本，并改绘药图，以及清顺治十二年(1655)吴毓昌太和堂本，乾隆间《四库全书》本即据此本抄录；张本系统，主要为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绍棠南京味古斋刻本，文字参校江西本、钱本，药图改绘后增加十余幅，并附《本草纲目拾遗》。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即据张本影印，晚近通行本为197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衡如校点本，199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金陵本影印本。校注、整理《本草纲目》现有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
医学核心期刊有如下：《FRONTIERS OF MEDICINE》《解放军医学杂志》《解放军医药杂志》《医学研究生学报》《中华医学杂志》。
医学核心期刊是对以公开发行的医学学术期刊，按学科分门别类的进行系统评价的医学学术期刊目录，通常所说的核心期刊，是指被北大图书馆每四年出版一次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列出的期刊。
医学核心期刊主要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也叫2011版北大中文核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出版的2014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为参照标准，
同时各地高校和卫生机构根据各地的需要按期刊的影响引子等条件将医学类期刊分为一类、二类或者A、B、C、D等，这种分类方法由于各地的要求不统一，所以没有统一的标准。
核心期刊 第五编 医药、卫生
R 综合性医药卫生
R1 预防医学、卫生学
R2 中国医学
R3 基础医学
R4/8 临床医学/特种医学
R9 药学
综合性医药卫生类核心期刊
1、中华医学杂志
2、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3、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4、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5、第一军医大学学报（改名为：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6、解放军医学杂志
7、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8、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
9、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10、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11、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12、复旦学报.医学版
13、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
14、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
15、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16、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17、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18、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广东医学
20、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
21、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学报（改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22、上海医学
23、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24、江苏医药
25、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6、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27、实用医学杂志
28、山东医药
29、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
30、重庆医学
31、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32、天津医药
33、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34、苏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35、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
36、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37、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预防医学、卫生学类核心期刊
1、中国公共卫生
2、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4、卫生研究
5、营养学报
6、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医学杂志期刊有：1、《中国社区医师》：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国家级综合性医学期刊、中国知网收录期刊、旬刊。2、《医学信息》：国内发行速度最快的国家级综合性医学期刊、中国知网收录期刊、旬刊。3、《吉林医学》：创刊历史久远，综合性医学学术期刊、旬刊、中国知网收录期刊。4、《中国医药指南》：国家级科技期刊、半月刊、中国知网收录期刊。5、《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国家级科技期刊、半月刊、中国知网收录期刊。6、《内蒙古中医药》：综合性学术期刊、旬刊、万方收据库收录期刊，职称晋升认定期刊。7、《按摩与康复医学》：国家级优秀科技期刊、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万方数据库收录、职称晋升认定期刊。8、《中国卫生产业》：国家级医药卫生期刊、月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9、《中国当代医药》：国家级医药卫生专业刊物、旬刊、中国知网收录期刊。10、《中国美容医学》：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月刊、中国知网收录期刊。11、《中国药业》：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半月刊、中国知网收录期刊。12、《临床合理用药杂志》：综合性医药卫生类学术期刊、半月刊、中国知网收录期刊。
标题页等。1、标题页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单位、通讯作者联系方式等信息。2、摘要包括中文和英文摘要，应简洁明了地概述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3、正文，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论文写作规范撰写，包括引言、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结论等部分。4、参考文献，根据国际通行的参考文献格式撰写，应列出正文中所引用的所有文献。
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月刊 ISSN:0366-6999 影响因子 CELL RESEARCH《细胞研究》(英文版) 双月刊 1001-0602 中西医结合杂志(英文版)中医杂志(英文版)中国药理学杂志
属于国家级别。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发起的。为推动我国临床营养领域的科研进步，由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倡议发起，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设立了“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研究基金”。该基金项目主要用于资助肠内营养相关科研课题，尤其是口服营养补充在临床各学术领域的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旨在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促进我国临床营养学学术水准和诊疗能力的提升，造福广大人民群众，并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临床营养学领域的影响力和学术地位。本基金项目由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有《中华医学杂志》、《中国公共卫生》、《中国卫生经济》、《中国中药杂志》、《时珍国医国药》等。
1、《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是1915年创办的双语学术期刊，周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华医学会主办。
期刊主要反映中国医学最新的科研成果，积极推广医药卫生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及时交流防病治病的新经验。
根据2018年4月期刊官网显示，《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八届编委会拥有顾问17名、编委179名、外籍编委14名、特邀编委3名及通讯编委71名。
根据2018年4月28日中国知网显示，《中华医学杂志》总被下载923465次、总被引109872次，（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根据2018年4月28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中华医学杂志》载文量为18099，被引量为137385，下载量为1326756。
2015年期刊在全部统计源期刊（6735种）中排名第434名，在医药卫生总论（122种）中排名第11名；2015年期刊影响因子为。
2、《中国公共卫生》
《中国公共卫生》创刊于1982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国家级核心学术期刊，主要刊登综合反映中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业务进展与动态，推广学术研究成果，交流各级各类卫生预防保健机构的业务经验与技术方法。
据2018年5月《中国公共卫生》官网显示，《中国公共卫生》编委会共有编委94人，常务编委15人。据2018年5月9日中国知网显示，《中国公共卫生》总被下载2472531次、总被引132476次；
（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据2018年5月9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中国公共卫生》被引量为95363、下载量为337430；
据2015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据显示，《中国公共卫生》影响因子为，在全部统计源期刊（6735种）中排499名，在预防医学与卫生学（128种）中排第17名。
3、《中国卫生经济》
《中国卫生经济》杂志创刊于1982年 ，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卫生经济专业学术期刊。
据2019年3月《中国卫生经济》官网显示，《中国卫生经济》第五届编辑委员会拥有委员64人。
据2019年3月14日中国知网显示，《中国卫生经济》出版文献14737篇，总被下载1772865次、总被引73974次；（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8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据2019年3月14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中国卫生经济》载文量为7019篇，被引量为46937次、下载量为514121次；据2015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据显示，《中国卫生经济》影响因子为。
4、《中国中药杂志》
《中国中药杂志》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药学会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承办的综合性中医药学术期刊，创刊于1955年7月。
据2019年4月《中国中药杂志》官网显示，《中国中药杂志》第十届编委会拥有常务编委会委员29人，编委165人。
据2019年4月29日中国知网显示，《中国中药杂志》出版文献22199篇，总被下载6365080次、总被引300539次；（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8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据2019年4月29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中国中药杂志》载文量为13679篇，被引量为161298次、下载量为390585次；据2015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据显示，《中国中药杂志》影响因子为。
5、《时珍国医国药》
《时珍国医国药》创刊于1990年，是由湖北省黄石市卫生局主管、时珍国医国药杂志社主办的综合性中医药杂志。
截至2015年3月，《时珍国医国药》编辑委员会共有顾问23人、编委53人。
据2019年2月18日中国知网显示，《时珍国医国药》出版文献共28843篇、总被下载5039253次、总被引193956次；（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8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据2019年2月18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时珍国医国药》载文量为18488篇，基金论文量为6579篇，被引量为105132、下载量为785652，2015年影响因子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华医学杂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公共卫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卫生经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中药杂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时珍国医国药
HNO HERZ IRBM B-ENT CUTIS PFLEGECHIRURGIN VIVOIN VIVOJBR-BTR NOTARZT给你一些四区的IF<1的医学SCI期刊，你自己琢磨下
SCI啊,这还用问嘛
您好，建议您去相关的专业学术网站或者是论坛上进行相关咨询。
这个要看你所在的地区。一般地区首先要在新闻出版总署查询得到，其次要在各大网站有收录。不一定非要核心期刊晋级才好用。核心期刊是不错，但是投稿难。而且一般核心期刊只收录市级甲等单位的文章。那一些三乙之类的单位工作人员都不用晋级了。你是哪个地区的呢？
在万方知网或维普中看到的文献需要先看出处，医学期刊有很多，一般中华字头的杂志的文章可信度稍微高一点，中国字头的也还可以，其余的真的就不敢恭维了。如果直接把中文文章说的东西当真理可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