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创作研究佛学本科论文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30年代的中国文坛，经过前十年的过滤与整合，走马灯似的各式各样文学思潮和流派的鼓噪渐趋平静，"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逐渐消失。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一批时代精英自觉地顺应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以"左联"为中坚，高唱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旋律，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激情。在文学和政治联姻成为作家自主选择的背景下，沈从文却以一个独行者身份，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主张，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在政治思想上，他不满现实，对国民党政府不合作，不同流合污，但也不赞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始终保持一种清高的、洁身自好的自由主义态度。在文艺思想上，他宣扬人性论观点，显示出道家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思想倾向，企图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来改变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在创作倾向上，他力图贯注的是自己政治上的中间态度，强调发挥文学自己本来的功能，尽力试验文体的完美程度，并有意让它与党派保持距离。沈从文是一位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他那富有传奇性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既为解读其小说带来多种阐释的可能，又为研究其人留下了诸多课题。一、传奇性的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主要笔名还有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徒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士司书。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自身来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1924年，他的作品最早载于《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相继来到上海，曾共同创办《红黑》杂志。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所描写的湘西乡俗民风和鲜明的生活，引起人们的注目。《萧萧》、《牛》、《柏子》、《阿丽思中国漫游奇境记》显示了他早期小说较成功的乡土抒写和历史文化思考。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还有重要的选本《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篇小说《边城》于1934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抗战爆发后，经武汉、长沙，取道湘西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后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后回京，在北京大学教书。问时编《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1949年以后，长期从事文物工作。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78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1980年曾赴美国讲学。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沈从文是一位多产作家，先后出版过70多本小说散文集子，他还创作出数量可观的诗作和文艺评论，总计在几百万字以上。从总体来看，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4～1927年是沈从文创作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下层的农民、水手、士兵为创作对象，基本上是生活的原版复制。表现在人物的性格不尽特殊，个体印象不浓，情节的安排及故事的处理有欠妥之处。但毕竟为多少年来文坛上以都市为主要题材的刊物增添新鲜的内容，多见于《船上岸上》、《哨兵》、《猎野猪的人》、《连长》等作品之中。这是沈从文创作思想的形成。1928～1930年是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已经脱胎于原始物象的平铺描素，布局谋篇及语言材料的运用技能均有较大的提高，从人物的描述到人物性格的塑造，都趋于成熟和丰满。如《萧萧》、《龙朱》、《阿金》等都较为深刻地刻划人物不同时态下的内心世界，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31～1949年是沈从文创作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作者的思想已经成熟，用多种不同的视角和赋予哲理性的慧眼观察人世间的事物，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剖析社会，探索人生，展示民族生活习俗方面都显示自己独到的艺术魅力。一些颇有份量的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如《边城》、《长河》、《过岭者》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沈从文在创作思想上，主要是注重湘西地域性的古朴民风、淡淡的乡情，突出一种原始典雅的人性美。他极力探索下民的风雨人生，揭示人生规律。他的着笔点在渡口、码头、石板街、店铺、石拱桥、山间人家、水上船民。读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山风扑面、爽心润肺之感，又觉有水性柔美、滴水穿石的钢强之情。春季山风可是他的风度，水的品格与性情是他的处世之道；看得出温柔中的倔强与倔强中的温柔紧密地结合。当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深受残蚀的时候，他用一种自然美去点化它，以唤起千百万民众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他同样用这一手法，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在他那一串串的字符中，看不到刀光剑影，更嗅不到战火消烟，然而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浊流，在盛开的玫瑰花中带有尖尖的刺角。读者可感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边城》是中外读者交口称赞的精美的艺术品之一，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主要是以30年代湘西的社会为背景，以湘、渝、黔边交界的茶洞渡口为描述对象，以老船公和外孙女的生活经历为载体，把湘西朴实的民风及独特环境中那种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边城》中人物的塑造是以湘西30年代那真挚、朴实的山民为原形而设计出来的。作品的主人翁翠翠是一位美丽、聪明、大方的苗家姑娘。她能歌善舞，过着无忧无虑的清平生活，只有当爱情的潮水凶涌而来时，自己才觉得彷徨不安，这恰恰构成一幅苗家姑娘从少年走向成熟的人生画卷。老船夫是一个为人厚道善良、勤劳朴实、待人诚实、勤勤恳恳、乐于助人又富于敬业精神的苗家阿公。他以苗家老人特有心境来关心下一辈。在翠翠的终身大事上虽然操心，但还是由"翠翠自己做主"，塑造了一个开明、自主的老人形象，说明苗家人千百年来婚姻的自由。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爱情生活中荡起的涟漪，更能增添故事的曲折性和趣味性。天保、傩送兄弟俩的勇敢、剽悍、诚恳，富有进取精神，撑船下海，肩挑背驮，样样在行，那典型的苗家后生形象浮现在眼前。当地有权有势的富户船总顺顺，出船下海也是一马当先，与伙计也如亲戚朋友之一般。就连奸诈的商人屠户，当老船夫站在摊前时，也要有意给他多砍点或赠送一刀肉。沈从文笔下完完全全是一副老少无欺、理想化的人间天堂。这种山美、水美、人性美融为一炉的写作手法不是该篇独创，在他不少作品中亦有。从而证实他自己说的："用一枝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达到自己理想化的艺术境界。小说是用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的。《边城》中的故事情节具有独到之处，人物的命运完全是依照苗乡的生活规律而铺张安排，尽量捕捉自然界与社会中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生活物象，像绘制珍珠图景那样拼凑粘合起来，一层层地深入，一层层地向纵深发展，以小见大，以虚见实。在处理人物命运时玩了高档手法。如人物春风得意时，却尽情掩盖那种喜悦心情，控制大起大落的分寸与尺度，不让其达到癫狂的程度，可谓喜中不尽喜；而命运操在险滩激流中时，作者尽量避开悲剧的正面冲突，借用次要人物的闲谈而道出来，减少悲剧的凄凉程度，可谓悲中不见悲，减缓人们心里承受的坡度，达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边城》的亮点。作者把人物揉进一个浓厚的风俗环境中，利用风俗来铺摆故事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湘西原始古朴的民族风俗。如清澈见底随手可摸的小河，千百年来挂在河边的苗家吊脚楼，穿着节日盛装，男女老少立于河边，人山人海观看一年一度端午龙舟赛，河边水车、碾房、渡口，悠悠的月夜中传来男女青年夜伴歌声……令人神往，引起无限遐思。另一方面，《边城》的成功与语言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其基本语言是湘西方言。作品中尽量选用湘西精炼、朴实的语言，避开那些苦涩难懂、深奥费神的次方言土语，采用俗语和接近生活的口语，就是比喻也是山民们经常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在语言的表达方面，做到新奇、状物、传神，让读者感到犹如一阵山风，清凉宜人。因此凌宇先生在编《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中这样评述："所以这一切，作者企望用下层民众中保留的健康、纯朴、充满活力的道德原素来救治虚伪、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症。看到了历史演变的无情规律，眷念着乡村社会朴素的人情美，但总是不断地遭受现代'文明'的洗刷和吞蚀。"从而达到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作者极力地渲染人物的人性美，失去了阶级性及人原本的丑恶的一面，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罢了。但这丝毫不减作品的艺术魅力，它不愧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正如金介甫说："沈从文的乡愁就像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流动在他和他的民族记忆中的是一条染红的河流，是一腔斩不断的乡愁，是一种古老情绪的振颤，"是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体现。二、独特的政治观念与文学思想1、边缘与中心沈从文的小说以表现人性为主要内容，描写偏远地区湘西人民的生活，尤其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风土人情，带有浓重的原始山野的乡土味。他以描写下层劳动人民、一般小职员、乡间小知识分子、船夫、渔民、猎人、匠人、士兵、商贩、舞女、私娼、土匪、刽子手、巫师等的生存和生活现实，来表现他对健全人性的肯定和对扭曲人性的抨击。这些努力使他的小说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长期被视为"边缘文学"，而他本人也长期被视为远离中心的"边缘人"。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沈从文的创作无论是主题、题材还是人物，都是与主流文学、中心文学背道而驰的，是真正的"边缘文学"。但如果把沈从文的创作放在整个世界文学或中国文学（而不仅仅是某一阶段），我们会发现，他的文学不仅不能被视为边缘文学，相反是中心中的中心。"人性"问题是构成沈从文研究的核心，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沈从文的基石。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是乡村小说如《会明》《月下小景》《边城》，还是都市小说如《绅士的太太》《大小阮》《有学问的人》，它们都在或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人心的变异，或暴露道德的沦丧和堕落。此外，沈从文小说还具有浓郁的人道主义和现代批判意识。他从人道主义主义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给人的异化的现象，从而达到批判（并非否定）工业化现代文明的目的。如《丈夫》揭示出丈夫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深沉的哀痛，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他用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性"首先，从主题上看。文学是人学，对人、人性和人的心理的表现是亘古不变的文学母题。人性，是沈从文从传统中吸取的最有活力、也是最为他叙说自己的总题目，表现在他的小说世界，不只是形象的逻辑起点，并且更是整个形象世界的支柱。在那革命高于一切的年代，沈从文自始至终都坚守他那人性的小庙，孜孜不倦地堆砌着那"精致、结实，均称，形体虽小而纤巧"的理想建筑。在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之中，他依凭着由传统培植起来的伦理精神和美学力量，企图以此全方位烛照他的题材。"人性"对他具有宗教一般的崇高感，也是他的艺术趣味的根柢。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城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对人性的关注，体现了沈从文人生态度与文学思想的一致。一方面，受30年代"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沈从文用人性的视角来审视人生；另一方面，沈从文的"为人生"又与"文研会"不同，他的不为而为之，从而形成了他的独特个性。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一些作家直接拥抱人生，将人生等同于时代，沈从文则执着于对人性的思考，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这也许是他的小说有别于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原因。这种倾心人性内容的创作理想，虽然体现了他对于3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社会的隔阂，但是这不正表明了他有一个相当深长的人性视野吗？褪去一切政治和时代的外衣，一切文学实际上都是对人性的思考，从这一角度而言，沈从文的小说恐怕是无法仅用"边缘"一词来概括的。其次，从题材和人物来看。沈从文小说在题材上所涉及的领域是相当广泛的：有写军旅生活的，如《入伍后》、《传令兵》；有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挣扎的，如《丈夫》、《贵生》；有写到革命者形象的，如《黑夜》、《过岭者》；有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风土人情、爱情婚姻的，如《月下小景》、《龙朱》、《边城》等。而他最爱描写的人物还是那些与革命搭不上边的"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这种题材领域在沈从文创作中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地域性。湘西是一个神话传奇之乡，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它一直是一个山峦迭障、蛮人群集的地域。这个险恶又浪漫无比的地方，成就了沈从文地方文学的特色，他描写那儿的风土人情，讴歌边地的历史和习俗。二是回忆性。沈从文对湘西的描绘是通过他的回忆来完成的。他有选择地运用他的记忆，并对记忆中的家乡加以理想化，创造出一个美好生活的完整图景。这种追求过去，以回忆作为作品的基调，似乎是脱离现实，实际上是在更深层次上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三是平民性。平民性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在小说中，沈从文表现出对普通乡民、市民的生活方式的充分肯定，对于俗人俗物的极度热爱与亲近。沈从文身上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少年时代便长期生活在人民底层，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及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了解"湘西"的农人、士兵、店伙、商贩、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娼妓以及这些人的喜怒哀乐。这些人物个个历经磨难，过着可怜甚至愚昧的生活。透过这可怜或愚昧，沈从文力图显示普通人的坚忍，倔强、极强盛的生命力，从而表现他美即在平凡的生命形式之中、稳定而不表露的劳动具有它永恒价值的文学审美倾向。他所创造的平民世界，提供了各样的"生活发现"，可以使人长久地玩味。他小说中的人物很少把人生的企求寄托在大变动之中，而是喜欢退回到传统文化崇尚的淡泊、与世无争的境地。因此，很多人认为它有保守的一面，不能跟上急进的社会变革，远离了时代的主题。然而谁又能否认，这种平民的生活，恰恰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生存的方式，革命者毕竟是少数，平民的人生才是最真实，普遍的人生。边缘的题材领域，并不能说明沈从文是一个边缘型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出的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形式。2、倒退与进步总体上看，沈从文的小说着力批判的是现代城市文明，赞美的是原始纯朴的农村生活。这样的创作倾向给人一种"向后看"的感觉，似乎是要求人们倒退回中世纪里去。一些论者认为，使人产生这种"向后看"感觉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思想上的中间态度形成了他与政治绝缘的文学创作观念，"使他难以分辨文艺论争中的政治与思想是非"。他在评论左翼部分青年作家关心政治不讲求艺术形式时说："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的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因为缺少独立见识，只知道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同时他对鲁迅的杂文也颇多微辞，也曾尖锐地批评过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幽默文学"。这样的一些言论，让他走上了与革命文学完全对立的境地，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第二，在文学上，沈从文主张抒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绪，因而使他的作品缺少时代气息、远离了生活的主流。有的论者认为，沈从文出生在湘西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曾任过提督，其父也有过从军的经历，其母则出身于当地的书香门第，而沈从文是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这样的家世背景，使沈从文养成了强烈的优越感，并作为一种心理积淀下来。因此，他的湘西世界其实是他那种"封建庄园式的牧歌图景"，人物形象则是"少爷形象"、"臣民形象"的外在显现，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因此，人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的永远是远离尘世、脱离时代、带有乌托帮色彩的湘西世界。至于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一些论者认为，由于他对都市缺乏足够的理解，加之太拘泥于对湘西文化的观照，因此他只是将湘西与都市作静态的比较，而非从历史的发展演变作动态的对比，从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他往往以城乡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因而忽视了人性的阶级特性。第三，沈从文小说中所描绘的人性有悖于人性发展的规律，它显示出原始的野蛮和贫困，"完全忽视了贫苦人民的痛苦、不平、愤懑，完全见不到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的思想差别，甚至娼妓制度的祸害，作者也不置一词，以至使人感到置身于《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一般。"这些论述似乎在提醒人们：无论是沈从文的创作背景、创作倾向、审美理想，还是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无不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沈从文的小说脱离时代、反对阶级性、追求一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理想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如相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一种倒退。3、浪漫与写实虽然在创作的总倾向上，沈从文承袭了南方文化固有的浪漫主义传统，但由于他对生命形式的多层次的探索，在作品的具体形态上，却形成了忆往写实、讽喻绘真、象征抒情、浪漫传奇四种基本类型，呈现出创作方法上多样性的统一。在作品构图上，他的创作显示出与中国传统艺术、民族文学风骨的血缘联系：他的强调意境，追求物我浑一，重视虚实相因、留出空白，在对人事进行全官能感受的写实基础上，突出人物的神韵。与此同时，他又融汇西方各现代艺术流派的表现方法，组成自己作品艺术创造的有机血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潜意识与变态心理描写在他作品里都留有印痕。在文体和语言形式上，他表现出多种方式的探索和独创，在当时就被称为"文体作家"和"文字的魔术师。"沈从文是一位相对远离现代文学主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不能止于用政治的标准，还应当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创作的立场及其文学世界的审美价值。对他的文学贡献主要把握两方面：一是创造了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二是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要特别注重审美体验，注重牧歌情调所带来的所谓"情绪的体操"，而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和对作品"意义"的过度阐释。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小说中所写天真的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沈从文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非常有艺术个性的抒情小说。"造境"是沈从文的关键。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沈从文的《边城》我有点熟悉，我在新华书店看到过沈从文的《边城》耶。新华书店里有的卖，可以贡你参考。不晓得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要的话联系我（点我可见），非诚勿扰。《边城》:和谐音符中的不和谐 CAJ下载 PDF下载 【英文篇名】 Border Town: The Harmonious Notes Full of Disharmony 【作者】 张娅; 【英文作者】 ZHANG Ya（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机构】 西昌学院中文系; 四川西昌; 【刊名】 西昌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编辑部邮箱 2005年 04期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Xichang Teachers College 【中文关键词】 《边城》; 不和谐音符; 作品意韵; 牧歌情调; 【英文关键词】 Border Town; Disharmonious Noets; Mood of the Works; Sentiment of Pastoral Song; 【中文摘要】 《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洁的小说文本,众多研究者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往往注重其和谐性。但是在文本的重新阅读中,笔者发现《边城》文本其实也充满了不和谐,具体表现在翠翠身世的悲剧(翠翠父母爱情之悲剧)、大老之死、傩送和翠翠之爱和爷爷之死。正是这种不和谐音符使作品的意韵才更丰富,哀惋的牧歌情调才得以显现。 【英文摘要】 Border Town is a pure version of novel in modem history of researchers frequently focus on analyzing the concondance in the novel, but I have found that the novel itself is full of disharmony every time when I read it lies in,for instance,the tragedy of Cuicui's life experience,the death of Dalao,the love of Cuicui and Nuosong,and the death of is the disharmonious notes that make the mood of the works more abundant, the sad and gentle sentiment of pastoral song can be exp... 【DOI】 cnki:ISSN: 从《边城》领略小说的另一种风景——兼谈沈从文与废名小说风格 CAJ下载 PDF下载 【作者】 余一鸣; 【机构】 江苏省南京市外国语学校; 【刊名】 新语文学习(教师版.中学专辑) , 编辑部邮箱 2005年 04期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DOI】 cnki:IS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