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研究小论文

较之古代文学的源远流长，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历史时域实在屈指可数。但伴随其逐步的历史化，对之进行研究的学者方家却堪称拥挤。正是因为它同研究者、同当下文学之间距离的并不长久，很多的研究对象在探讨的过程中总能迸出激烈的思想火花，彰显着这个特定文学范畴不一样的魅力。不过，相关论文与论著的频出并不意味着研究足够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段狭窄的历史区间当中，纵横驰骋的文学现象总是如幽灵一般诱引着研究者积年累月、前赴后继的“执迷不悟”。许多有趣或是吊诡的问题不时地搅动着研究者跃跃欲试的探秘之心。1980年的中国，告别旧时代的逆流，改革开放的春风骚动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仁人志士。本着“对于出现在我们国土之内、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报告文学活动，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尽可能完整的介绍”的“艰巨职责”，19卷本《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广大文艺界与新闻界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在这套丛书的第3辑第六分册，完整收录了冰心建国之后创作的《印度之行》、《日本归来》、《湛江十日》、《咱们的五个孩子》等四篇“引人瞩目”的报告文学作品。单单从这点上来看，冰心与中国报告文学之间还是有着必要的关联，这也是促发我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更深入研究的肇始。 时至今日，查阅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研究资料，在对五四一代作家的研究当中，冰心研究的受关注度较之于鲁迅、沈雁冰、郭沫若等仍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像在文体范畴的研究当中，现代报告文学研究的理论深度远远不及现代小说、诗歌，甚至是其脱胎的母体散文。这样的双重冷落必然直接影响到了对冰心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李炳银写于1999年9月的《冰心与报告文学创作》采用线性考察的方式对冰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从真实性、社会性的角度确证了冰心这类作品的报告文学属性。在他看来“冰心和报告文学的联系，更多的是她同社会生活的联系”。在这篇论文的第三部分，文章全文收录了冰心于1987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我请求》一文，这是她对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的声援文章，而并非自己的报告文学作品。从这个部分在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似乎作家冰心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实在捉襟见肘，甚至无法支撑起一个篇幅短小的研究文章？是否真实的境况也是这样的呢？抑或又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料搜集实为匮乏的一个例证呢？ 事实上，在谈到包括冰心在内的许多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时，很多研究者都提到了一个缠绕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已久的问题——散文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报告文学的文体认定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报告文学的研究都被狭窄化，将其视为现代散文的一个部类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研究惯性。富于特殊性的理论建构方面的缺乏让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甚至一度难以为继，这和短暂时域中丰硕的创作成果相比显然是极不相称的。自然，在当下的语境中，相比于《超人》、《冬儿姑娘》等更具文学性的小说文本和《繁星》、《春水》等这类产生过极大轰动的诗歌作品，冰心的报告文学显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只有回到历史的缝隙中，真实才会浮出历史地表。任何简单的忽略或是含糊的一笔带过都将是对作家、对历史的不尊重。事实上，冰心与报告文学何时结缘，她的相关创作又在哪些方面彰显了报告文学的叙事特征，我们又该怎样去认定她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话题。一 在我看来，今天讨论的报告文学作品，指的应该是以现实中具体的人物、事件、问题等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纪实性的叙述为主要的表现手段，展示一段真实的历史场域并体现出作家明确的思想主题与情感态度的文学作品。这其中的四个关键词是时代性、纪实性、叙述性和文学作品。作家在叙述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报告的及时性与文学的沉淀性之间的平衡，同时应当权衡好“报告”与“文学”之间的距离，只有做到这一些，才能够真正践行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 基于这样的文体特征的认定，我们可以将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发生往前溯源到晚清以降的近代阶段，“随着社会生活变迁的加剧和报刊的诞生与发展，我国古已有之的纪实散文、传记文学和游记中的一部分，逐渐演变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包括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戊戌政变记》、《欧游心影录》、黄远生的《记者眼中之孙中山》、《外交部之厨子》等是萌生期报告文学的典型范本。而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依然选择了报告文学作为载体。除了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等纪游体的报告文学之外，对时事及时有效的报道也是当时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潮七日记》、《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等便是直接反映五四爱国运动的振聋发聩之作。这其中，还有一篇冰心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同样值得关注。 “作品虽名为‘感想’，实际上记事成分很重。”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在五四运动失败之后，伺机打击报复学生运动，在终于抓到口实逮捕了一名学生运动的首领之后，由北京审判厅于21日进行公审宣判。冰心有机会旁听了这次庭审，并用文字予以了如实的生动记录，并且在庭审之后的第四天便见诸报端。作品围绕法官与被收买学生之间串演“双簧戏”的表演情形展开，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在叙述的时代性与纪实性上，冰心的这篇文章很好地做到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要求。同时，在叙述与描写的同时，冰心还及时地站出来发表主观的议论，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感想。“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采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踧踖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叙议结构本来就是中国报告文学叙事结构类型在对小说线型叙述模仿基础上的一种突破。客观叙述基础上的主观议论确证了《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的报告文学属性。赵遐秋在其《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当中更是将冰心的这一篇文章连同《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一起视为中国报告文学发生的标志，“作为我国最早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报告了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在中国的诞生”，其之于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意义自然不容小觑。 1994年12月，由冰心故乡的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冰心全集》出版问世。“本全集收入作者1919年至1994年的各类作品（含译文和部分书信、题词），按写作、翻译、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整个全集收入的第一篇文字便是冰心发表于1919年8月25日《晨报》第八版上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冰心同报告文学的结缘事实上是要早于她颇受赞誉的问题小说、小诗以及随后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虽然此时包括她在内的所有报告文学作家都尚未具备明确的文体意识，而且冰心的整篇文章在创作的结构、语言、立场等方面也显得稚嫩、温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报告文学话语场域之外。二 以《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这篇报告文学作品作为自己文学生涯的开端之后，冰心的创作重心迅速转向了问题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相继问世，《超人》的出现更是将其虚构艺术的叙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既是创作个体对于时代潮流的一种迎合，更体现出了发生期报告文学的鲜人问津。时代性的文学趋向对于单个作家的吸附与引导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但这并不意味着冰心完全忘却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在，至少在她的创作中，我们依然可以零星发现其创作的实绩。1921年发表于《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的《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1935年由平绥铁路管理局出版的《平绥沿线旅行纪》体现着冰心对报告文学创作断断续续的兴趣。 1920年，北方五省遭受严重的旱灾，爱国爱民的广大学生纷纷投入到了赈灾济民的工作当中，冰心同样积极地参与到了募捐等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并写作了《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将事件的全貌予以真实地还原。这篇报告文学作品以时间线型的方式进行结构，限制聚焦与零聚焦相结合，张弛有度地将募捐活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客观的叙述。“走在东长安街，风推着我们走，对面说话都听不见，抱罐的手也僵了。‘风呵，再大一点，我要请你试一试青年的精神；风呵，再大一点，我们要藉着你，预备和万恶的社会奋斗！’”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当中存在的温和语调在这里被这种宣泄式的昂扬激情所替代，面对着外在环境的苦涩与艰难，冰心借自己的口喊出了当时所有募捐青年学生共同的心声，也彰显了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抗争精神。 在冰心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篇幅最长的莫过于《平绥沿线旅行纪》。1934年7月，冰心和吴文藻夫妇应平绥铁路局长沈昌先生之约，同时代邀了文国鼐、雷洁琼、顾颉刚、郑振铎、陈其田、赵澄等其余六人，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我们旅行的目的，大约是注意平绥沿线的风景，古迹，美建，风俗，宗教以及经济，物产种种的状况，作几篇简单的报告。”“旅行归来，小病数月，迟至今日，方追记月前所得，并收集同行诸君子的作品，汇成一集，以献路局，并致感谢之忱！”仅从这一段话来看，文章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简单的旅行日志的罗列。但是，通篇浏览全文，对报告文学略有熟络的研究者一定会觉得眼熟。这种熟悉在于其结构方式上与2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代表之作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类同。甚至在如上所列出的序言部分，也基本上采用了类似的体例。纪游体的框架之下，文章采用时间先后作为结构的线索，旅行的经历是其外在的架构，实际上作者专注的是边防的重要性、民族自信心、民族间的融合等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战乱的语境之下，冰心的这一报告文学创作会同萧乾的《流民图》、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共同担当起了启蒙与救亡的时代重任。三 冰心相对集中的报告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获得了一次丰收。除了《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3辑第六分册收录的《印度之行》、《日本归来》、《湛江十日》、《咱们的五个孩子》这些作品之外，还有像《伟大的友谊》、《朝阳和夕照》等。在这些作品当中，除了196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6期上的《咱们的五个孩子》关注的是孩子们因为不幸而备受关爱的感人事迹之外，以上例举的其他几个报告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是纪游体的风格。这些报告文学文本也都延续了她在三十年代创作《平绥沿线旅行纪》时采用的单线型的时间结构方式，在对事件进行客观叙述之后，作者总会在最末摆明自己的情感态度。“在重聚的欢乐之中，我们高兴地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中日人民的热切的友好愿望，冲过了种种人为的障碍，隔着海洋互伸出来的团结之手，把我们越拉越近！作为亚非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的互助合作，可以说是刚刚开始。”事实上，在建国之后创作的这一类型的报告文学中，主观议论与客观叙述之间的结合程度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平绥沿线旅行纪》，叙议结构的一体化也表明了冰心报告文学创作在叙事上的进步。 《咱们的五个孩子》在冰心的报告文学创作当中应当算是第一次“为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体现出了作者鲜明的文体意识。这是她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邀、经过认真细致的采访之后，几经酝酿沉淀写作出来的报道周同山、周同庆、周同来、周同贺、周同义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事迹的作品。真实客观的事件还原以及真情流动的情感线索无疑更加方便了报告文学叙事功能的发挥。随后写作的《颂“一团火”》在对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进行褒奖的过程中，冰心采纳的是相近的叙事态度。 十七年的报告文学呈现出两个很重要的题材趋向：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巴金、靳以、老舍等老作家纷纷奔赴朝鲜前线，写出了像《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祖国——我的母亲》、《无名高地有了名》等报告文学。未能前往的冰心自然不会有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不过，她把目光聚焦在了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一个最高尚的人》、《大东流乡的四员健将和女尖兵》、《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记幸福沟》、《奇迹的三门峡市》、《再到青龙桥去》等报告文学作品相继见于《新港》、《收获》、《人民日报》等当时重要的报告文学发表阵地上。如火如荼的社会工程建设及其涌现出的榜样性的典型人物成了这些报告文学文本关注的重点所在。虽然这类作品体现出了明显的颂歌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品格，但在政治制导的时代里，这种稍显异化的报告文学作品虽烙上了政治的印记，却依然有着它独特的现实意义。1959年7月26日，在发表于《文艺报》的《关于散文》一文当中，冰心将散文定位为“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她说：“我认为我们近代的散文不是没有成绩的，特别是解放后，全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不但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也在写散文，报刊上还有许多特写、通讯式的文章，以崭新的面貌与气息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有风格的散文作者，也不算太少，我自己所爱看的（以写作篇幅的长短为序），就有刘白羽、魏巍与郭风。”[]虽然只是简短的三言两语，却也道出了冰心在散文概念认知上的模糊，以及她对报告文学与散文之间关系认识上的重叠。她将报告文学作为了散文的一个部类进行看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她的报告文学作品最终被她选编收入在了散文集子当中予以发表。虽然缺乏足够清晰的文体意识，也不是一个专门性的报告文学作家，但冰心的报告文学创作研究不管是就报告文学文体本身而言，还是作家自身研究的深入都是必要的。

翻阅已有研究成果，对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有所触碰的论述屈指可数。张春宁在其《中国报告文学史稿》中在抗战时期空前的报告文学创作热潮中提到了巴金由小说向报告文学创作的转向，后又在“老作家‘破门而出’这一节下小点中简要呈现了巴金两次奔赴朝鲜写下的“感情真挚”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和《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报告文学集。而佘树森、陈旭光虽然也在其《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提到了巴金十七年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但转而却是分析他的抒情散文。以相对集中而系统的角度来尝试关照巴金与报告文学的研究论文只有丁晓原的《别样的史志：巴金报告文学论》。文章呈现了巴金在抗战时期以及抗美援朝前线所创作的相对集中的两部分报告文学，并从真实性的角度确证了巴金报告文学的叙事特点，“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巴金，卓然立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其于报告文学，我们也许没有必要名之为‘家’”。这样的论调既是巴金报告文学研究的定论，也是对于巴金研究来说这方面一直都不被重视的症结所在。将报告文学放置于散文研究中，零星地提及，或者简单地一锅端是我们对待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最习见的态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来当前报告文学研究一直都存在的尴尬局面，富于特殊性的理论建构方面的缺乏让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甚至一度难以为继，这和丰硕的创作实绩相比显然是不相称的。亟待充实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可以用来解决巴金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但它的充实本身却是需要对文体自身属性的确证，而这却首先必须建立在相关研究已经深入的基础上，二者的悖论式循环更加强化了作为个体的巴金与报告文学研究深入的必要性。自然，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相比于《激流三部曲》等洋洋洒洒的小说文本和《随想录》这类产生过极大轰动的散文作品来看，巴金的报告文学显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只有回到历史的缝隙中，真实才会浮出历史地表。任何简单的忽略或是含糊的一笔带过都将是对作家、对历史的不尊重。事实上，巴金与报告文学何时结缘，他的相关翻译与写作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又有怎样特别的价值或者独特的贡献，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加以完整呈现并深入探讨的。一 对于缘起阶段的报告文学，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既有的研究都尤其强调它的新闻性与真实性特征。因此，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界定方面，无一例外地强调作者的职业新闻记者身份或是有着记者经历的现实主义作家。似乎现实迅猛变化的捕捉只有凭借记者这种特殊的身份与思维才能够实现。从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到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从周恩来的《旅欧通信》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记者身份的重要性一再地被提及。的确，记者的身份有利于相关的报告文学作品更加迅捷从容地见诸报章，这点不容置喙。换句话说，报告文学对于报纸这一新闻媒介强烈的依赖性是记者身份在此时期被彰显的重要缘由，但却因此造就了另外的缺憾，巴金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由来已久却未能被确认很重要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在日本文艺评论家川口浩看来，这方面的因素并非评判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要标准，在他那篇对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报告文学论》中，他根据自己对报告文学的把握，提到：“据基休的意见，假使有人要做好的Reporter，要做生活现实的报告者，那么非有下述的三个条件不可。就是：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强烈的社会感情，以及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地连结的努力。”真实客观的追求以及批判的政论性是基希作为国际报告文学的典范提供给后人的重要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金无疑是一个可以承担起这份责任的作家。 巴金这个名字第一次被现代文学史铭记，基于他的小说处女作《灭亡》1929年在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但事实上，在此之前，身处那样一个“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的巴金对社会的瞬息万变显然也没有熟视无睹，这点从他各个方面的努力中可见一斑。虽然身处稍显闭塞的西南，但五四新思潮涌动的影响还是波及到了这里，小刊物的创办可以暂时性地缓解他内心的激荡，却无法挽留他日益冲决的青年反叛情绪，1923年，不到20岁的巴金决意离开家乡四川。漂泊上海的岁月里，巴金在潜心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还积极地投身社会实践，为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刊物撰写宣传社会革命的文章，并热心地参与到了《民众》等相关刊物的创办过程中，这为他日后走上文学道路做了很好的准备。 特别是留法期间，周边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呼声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巴金，也正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结缘，包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凡宰特等人先后进入了他的视野。留法期间，巴金先后翻译了凡宰特的《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克鲁泡特金的《狱中与逃狱》等作品就是最好的明证。而巴金自己也承认“我在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的‘无政府主义’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安那其主义对军阀混战的反对、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关注对于那个时期的巴金来说是很好的慰藉，漂泊不定的游子情绪让他的心一时间无处安放，而“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的境况又倍增了这样的忧愁。反观这个时期的法国，巴黎的报纸正在密切关注的正是凡宰特与萨珂这两个意大利工人的事件，报纸上的抗议高潮不时地骚扰着巴金本就不平静的心。虽然最终两人还是坐上了电椅，但巴金却用自己的笔追踪着事件的变化，《反动的欧美》、《法律下的大谋杀》、《法律下的大谋杀——萨珂与凡宰特被害以后》等一系列文章迅捷地在当时国内的《平等》月刊上发表，为国内的民众及时地传回了事件的最新动向： 要说法律不是支配阶级杀人的工具，也许一般人不肯相信，然而这里有一个绝好的证据，这便是轰动全世界的萨珂、凡宰特事件。关于这件事在上海的《民钟》杂志上将有一长篇《死囚牢中的六年》详述此事，这里因为篇幅关系无多写之必要了。 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巴金显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以至于远在国内即将发表的文章安排他都烂熟于心。这样的田野调查正是报告文学写作必经的重要阶段。热点事件的捕捉、观点的开门见山、批评的政论性以及无可挑剔的真实性与时效性，这些因素恰恰是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 更加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巴金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中将作家自我的情感以更深刻的方式注入其间，显示出了与其他游记类报告文学特异的抒情性与文学性特征。在当时的多数报告文学文本依然停留在简单而又平面的印象式描述与展示时，巴金的报告文学写作已经在字里行间浸透着更加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自我的感情倾向性更是被凸显了出来，艺术的感染力自然而然地也就增强了。安那其色彩的浓厚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或许正是由于思想上的偏执与狭隘，妨碍了我们对于巴金这些文本艺术方面的独到性的发现。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川口浩在研究报告文学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专门谈到：“亚尔奉司.伯凯德和亚尔志尔.霍利偕，前者带着宗教的成分，后者带着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可是，谁都承认，他们还是现代很优秀的报告文学的作者。”真切的事实，抒情性的话语，巴金的这些系列式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用人道主义关怀的评论，向我们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历史的本真，也让我们拥有了真切明晰的历史在场感。 遗憾的是，在已有的文学史叙述中，报告文学的研究者还是都只看到了周恩来、瞿秋白等人以记者身份游历国外所写下的“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却忽略了巴金所提供的这些中国报告文学的早期范本。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明这个时期巴金接触到并专门学习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但是留法期间，巴金先后阅读了“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作品，其中的高尔基与赫尔岑正是当时俄国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写作报告文学的笔法对巴金本时期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那时候的巴金还无法回答“什么是报告文学”这样的追问，但这并不妨碍他能够在报告文学的写作方面做出努力与贡献。1935年，鲁迅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曾巧妙地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他说：“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这样的言论放在报告文学的研究中同样适合。巴金在对高尔基、赫尔岑等人的写作手法进行借鉴之后，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在事变的动态中去观察，做历史事实的见证人，原始资料的搜集人以及历史事件的审查者”。这样的历史真实不应该被简单化地对待。虽然，有时候情感性的过度介入在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会破坏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但这对于处在萌生期的报告文学写作来说，同样是应该被理解的。二 罗荪称：“报告文学产生于斗争存在的地方。无论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斗争，无论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斗争，无论是反侵略者与侵略者的斗争，无论是新的势力与旧的势力的斗争，只要是这地方发生了斗争，也必产生了报告文学。”意识形态同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缠绕，而以意识形态的眼光来彰显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正是中国三十年代报告文学最为显著的社会功能。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很好地演绎了报告文学同战争之间的这种对接关系。这一点可以在巴金的身上得到很好的证明。他集中式的报告文学创作正好都是在战火纷飞的两个阶段——抗战初期和抗美援朝及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期。 从法国归来的巴金很快地凭借自己出色的小说创作实现了在当时文坛的登堂入室，特别是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左联成立之后，虽然他并没有加入这一组织，但一直追随鲁迅的他明显地处在左翼的阵营当中。1936年，巴金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旗帜鲜明地开始了对广大军民抗战的声援，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凭借着这样特殊的身份，巴金以自己的努力实践着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呐喊，一方面，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大量地刊载报告文学的作品，另一方面事必躬亲地践行相应的创作，将“正义的呼号和血的实录”传达给普通的人民大众。 “抗战发动以来，社会现实的演变供给了作家们以异常丰富的材料，然而那变动却太急剧、太迅速，竟使作家们没有余裕去综合和概括那复杂丰富的材料，而且作家生活的烦忙（他们除写作之外，大都还要担负许多实际的救亡工作），和出版条件的恶劣（部分出版业的停顿，纸张缺乏，发行的困难），作家们不得不采取短小轻捷的形式——速写，报告，通讯之类，以把握住剧变的现实的断片。于是，这一类小型的作品，就成了战时文艺的主流。”的确，在那样一个即便是很私人的信件都会在“一阵忙乱中遗失”的匆忙时代里，巴金显然无法继续自己所擅长的长篇小说的营构，于是，他自觉地选择了与时代的同步，顺时而动。左联推崇下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这个历史时期成了文人竞相努力的一个文体，而类似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这样的游记体形式则因为战乱的原因而备受亲睐。巴金同样不例外，《在广州》、《广州在轰炸》、《从广州到乐昌》、《广州在包围中》、《广州的最后一晚》等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旅途通讯》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前后印行了三版次。这是巴金第三个旅行式写作的集子，之前还有《海行杂记》和《旅途随笔》，而之后还有《旅途杂记》等。很显然，抗战的爆发所带来的丰厚的材料给予了巴金的创作以极大的激情： 最近两次的大轰炸中，我就看见了在这里居民中间，人我的界限怎样迅速地消灭；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里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冒着危险区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献舍的虔诚并不曾因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减少一分……我说“死”的威胁使人成为更积极，这是不错的。它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了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相比于同为三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如萧乾的《鲁西流民图》等对战乱中灾民惨状予以直击与叙说的题材选择，巴金把自己的视野放在了更高的层面——全民族的存亡上，表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危急时期，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反抗外敌侵略的坚强斗志。从这简短局促却是真诚有力的言语叙述当中，巴金真挚的人道主义关怀与爱国主义情怀的喷薄不言而喻。动情的文字，氛围的凝重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期广大军民不堪示弱的坚毅，巴金希望，通过这样的“摇旗呐喊”可以昂扬抗战军民的斗争热情，最终将“敌人”“永远地埋葬在黑夜里”。是否巴金的努力真的发挥了现实效用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这些叙事生议型的报告文学创作“保存了某个时间、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中间的一点点真实生活。倘使有人拿它们当作‘资料’看，也许不会上大当”。而且，在这样的先置下，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无疑会更加凸显。 相比较而言，巴金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二个井喷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1952年和1953年，巴金作为全国文联朝鲜战地创作组的成员，随军采访并写下了许多真实感人的通讯报告作品。这个时期，他把目光移向了讴歌抗美援朝战争中那些“最可爱的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个模范的通讯连》、《起雷英雄的故事》、《青年战士赵杰仁同志》等写人的报告文学经过巴金的构思与表现很快被传回国内，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新观察》等刊物上发表，后来又结集为《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爱国主义情思的直接抒发在这个阶段已经被新人物的塑造所替代：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外面开始在飘雪，洞子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会客室，在靠门的一边的低矮的石顶盖下悬着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灯下放了一张简单的桌子，桌上有几个玻璃杯，四把简单的椅子放在桌子前面，椅子后面有十多根白木板凳。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昏半暗的甬道。我们等待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的人民都愿意到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来说，拿他的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实在显得太渺小了。所以在听见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的感觉，使我们突然紧张起来。 如果说抗战时期碍于时间以及篇幅等方面的客观限制，巴金并未能在报告文学的深入细致方面做出足够的开掘，那么，上面这段话中提供的则是另一种全新的范本。在文学性坚持不放松的前置下，报告的新闻性与典型性开始成为巴金报告文学写作中受到重视的范畴。这种文体的自觉源自于战地记者身份的认同，更加有着多年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的积淀，《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能够“一口气写成”恰好做了最佳的注脚。 在叙事理论中，对于人称及视角的关注为我们揭示了作家不同选择所体现出的各异的文学旨趣。第一人称写作所具有的亲切感以及同读者交流起来所能够达到的顺畅性品格向来为巴金所偏爱，这也是他“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的最好凭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择取的这类英雄人物对巴金的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全新的一个系列，而巴金也创造性地采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将其展现给广大的读者。为了更加真实客观地呈现这类人物在前线战场的最真实情态，巴金充分调动了自己已有的文学积累，特别是在人物描写上，白描式的手法将读者带进了特定的艺术境界。两千多字的篇幅就将彭总亲切朴实的作风、爱憎分明的感情以及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而第一人称的叙事选择以及目之所见的精当刻画，特别是在会见前作者一干人等兴奋而又紧张神情的生动形象叙述，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看似凝重实则轻松的历史现场。“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茅盾所强调的“好的报告文学”所必须具备的艺术上的条件在巴金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而第一人称叙事的文学选择在对这些报告文学作品进行真实性确证的同时，也将巴金终生都在践行的“说真话”的品格无可挑剔地表现了出来。三 “速写”常常被当作早期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称谓而留存在了报告文学史册之上，但事实上，在艺术的其他范畴中，“速写”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比如绘画。相比于报告文学研究现有的收获，绘画当中的速写显然要更加夺人眼球。西班牙的加斯特劳即是速写绘画的佼佼者。生活在法西斯铁蹄蹂躏下的他，用自己灵动的笔触，将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暴露无遗： “我们在这里想要用照片来表明西班牙时事的发展。巴塞洛那的巷战，法西斯蒂的残暴和罪恶，内战的各个不同的阶段都按时地记录在这里。工人和农民自愿地和谐地合作来继续从事生产工作。工业的省份加泰鲁尼亚热心地为那些在阿拉贡、勒汪特以及西班牙中部作战的志愿兵准备一切。他们对国际法西斯主义作战，他们为了面包与自由而战，他们为了一个较好的将来而战。他们甘愿遭逢困难，忍受艰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土会得着解放，平等的原理也将在民众中间实行。这些照片便是最好的明证。” 当时同样处在抗战煎熬之中的巴金从友人手中得到了加斯特劳的1937年2月结集出版的画册，那时他在广州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立刻将画册翻印出来，改名《西班牙的血》。巴金在《序》文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同胞的哀号和地中海畔诗之国土上的呻吟响成了一片。我们眼前出现了汪洋的血海。那许多无辜者的血！然而这血海开始怒吼了。我们求生存的呼声和地中海争自由的呐喊压倒了呻吟、哀号与呼吁……”两年后，巴金又在上海翻印，给每一幅画配了文字说明，更名为《西班牙的苦难》再次出版。在巴金看来，“它们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每一幅画面上都颤动着同情与热诚，都闪耀着受苦与牺牲的精神。它们忠实地，素朴地告诉了它们自己的故事，并且体现了一个紧要的而且激励的使命。它们的传播会激起无数温良的人的愤怒与同情。”联系之前论述到的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方面的努力，我们不难发现巴金的创新与独到。在他看来，固然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呐喊可以唤起民众的抗争意识，但比较而言，“图片比文字更真实，而且更有力量”。因此，依靠着这些反法西斯画册的印行，无疑能够更加有力地推动抗战的进程，“有一天理想会开出美丽的花来”。 幸门同样是西班牙重要的速写画家，但他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看到的不是加斯特劳所极力描绘的苦难，而是胜利的曙光，“革命也有快乐的时刻，微笑的面容，还有生命和青春”。巴金深受幸门在画册中所凸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他将意大利文的《献辞》完整地翻译出来，放在了书前。《献辞》中写道：“那些侵入加里西亚，把它的可爱的花园，它的河岸和它的海底盖满了哀愁和痛苦的野蛮人，他们使得那地方流出洪水一般的血……倒在侵略者的铁蹄下，默默无闻地埋在受苦的加里西亚的土地中的……会有人为你们的痛苦复仇……”在前记中，他刻意地提到“这本小小的画册，直到现在它还给我希望，给我鼓舞”，他希望通过这本画册给以人们争取平等自由的信念和力量。 以画册的形式来承载报告文学内容在我们这样一个纷扰的读图时代已经习以为常、屡见不鲜了。消费时代所要求的文学的应变也需要报告文学文体适时地求新求变，才能够从容地应对新兴传媒对传统纸质媒介的冲击。但置身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特殊社会历史语境，不管是从客观条件的具备还是主观努力的付诸来看，巴金这种独特的反法西斯情绪的抒发显得特别而有力。1958年，巴金在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进行回忆与总结时，他这样说到：“……我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其实这二十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有通讯报道……”在巴金所列举的诸多文类中，“特写”赫然摆放在了第一的位置，而它正是作为报告文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而存在的。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因为中苏关系之间的密切，苏联以“特写”指称“报告文学”的做法必然深刻地影响着本时期的中国文学文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将二者直接画等号。“特写”地位在诸多散文分类中的凸显，让我们看到了巴金之于报告文学的偏爱。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丰硕的文学道路上，这一文体陪伴着巴金一路走来。 一直都无意于成为文学家的巴金自然更加无意于成为报告文学家，他在文学生涯开始阶段对报告文学的接受与创作以及后来两次井喷式的集中写作似乎都没有体现出很明显的文体自觉性。这样的简单判断不应该成为将巴金排除在报告文学研究范畴之外的理由，毕竟即便是在今日，“作家们对其作为一种文体的认识也仍然莫衷一是，文体意识未能清晰地建立起来，文本组织的秩序感和凝聚力没有清晰地显示出来。”就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巴金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早在20年代末期自己文学生涯刚刚起步时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系列式报告文学创作的尝试无疑比起左联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风起云涌要早许多，其作品中浸透的文学性的彰显也要明显地强于同时期的其他报告文学文本，报告的真实有效与文学的感染力双管齐下。而抗战时期与抗美援朝及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期的集中式写作所体现出来的白描式的人物塑造方法、第一人称的叙事选择、题材上对于主流的相对偏离以及文学性色彩的浓烈等等都彰显了巴金报告文学的独特性。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反法西斯画册的翻译及印制所透射出来的他独到的报告文学形式上的创新，更进一步确证了报告文学之于巴金的重要性。同为三十年代重要小说家的茅盾在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但创作方面的缺位却使它丧失了实践理性，很多观点本身也文如其名地存在着矛盾。在这个方面，巴金显然更加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