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蝗虫的影响研究论文

也会用驱虫药来治理，这种药就是艾草。还有的就是利用鸡鸭鸟这些动物吃蝗虫的特点来管理。还有就是吃掉，人类向来这么勇敢，什么都是都能吃，一旦闹灾，那就吃掉。

因为在那个时期，人们将蝗灾视为上天的惩罚，如果捕杀蝗虫，会惹怒神灵，所以没有人敢捕杀蝗虫，其实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认为什么都是神来主宰。

在作物生长过程中，病虫害会对其产量和质量造成极大的影响，降低经济效益。掌握病虫害的征兆和发生特点，尽早发现并采取方法进行治理，在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减少因病虫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方面尤为重要。 当印度棉花收获季遇上蝗虫 我最近跟印度「 ”杠上了”，没错，这期又是关于印度的内容！ 印度最近出大事了，大批蝗虫横扫印度西北部，对当地的粮食、棉花、豆类、花生、蓖麻等作物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高度紧张，启动了多重紧急预案控制虫害，并宣称目前已经控制了蝗虫的传播。 （今天主角就是图中这位） 但这很有可能只是为了稳定当地农民而做出的表态。事实上，这场蝗灾并不是最近才刚刚出现的，它早在今年2月份就已经在红海西岸的非洲出现，一路跨过山和大海，如今抵达了南亚次大陆，沿途国家都没有能力完全控制住害虫。 印度的蝗灾9月开始主要出现在该国西北部的拉贾斯坦邦。这是一个边境邦，其西部插入印巴边境的塔尔沙漠，气候炎热干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邦。 （印度发生蝗灾的主要区域） 但蝗虫对所在地的食物种类并不算挑剔，即使是在沙漠环境中，它们依然能够依靠啃食稀疏的沙漠植物维生，坚持到下一个目的地。而拉贾斯坦邦核心区的农业条件，对蝗虫们来说已经非常满意了。人能吃的粮食和蔬菜它们很喜欢，人不能吃的棉花茎秆它们也不拒绝。 而那时候正是印度棉花临近收获的季节，农民一年的血汗很轻松就被蝗虫席卷一空了。 中国人为治理蝗灾曾经跑断腿 对于蝗虫，相信中国人并不陌生。 在从春秋战国至清末的两千六百年间，中国历代王朝共发生蝗灾五百三十八次，等于平均每五年就有一次蝗灾。在那个「 ”以农为本”且科技落后里，这样铺天盖地的破坏景象，就是国家百姓的锥心灾难！ 所以，但凡靠谱的中国古代王朝，对于这桩灾难，也是从来不敢怠慢，两千多年里，无数仁人志士更是开动脑筋，代代研发治蝗办法。下面几个办法，比较出名。 办法1：人工扑打法 这种起源春秋战国时期的方法，是历史最为悠的灭蝗方法。以《捕蝗要法》的记载，这种方法，主要是由乡民们用竹竿撑起八尺长的白布，以顺风的方向三面围追，把蝗虫驱赶到一处后，再集中力量扑打。这种方法虽说耗费体力，却工具简单方法简便，且适合大批乡民集体作战。因此两千年来，在中国农村十分普及。 办法2：篝火诱杀法 火烧蝗虫，《诗经》里就有「 ”秉被蟊贼,以付炎火”的呐喊。到了唐朝时，这种「 ”火烧蝗虫”的操作，也终于成熟起来。 以《捕蝗图册》和《治蝗全法》里记载，要想「 ”火烧蝗虫”，就要在天黑时点燃篝火，而且篝火之外，还要在蝗虫密集的地区分路设灯，用密切配合的灯光，把大批蝗虫吸引而来。然后被火烧到的蝗虫，就会失去飞行能力。大批百姓趁机捕杀。 办法3：据虫除卵法 在农业科技井喷的宋代，防灾意识也深入人心：与其在大灾时累死累活灭蝗，不如提前斩草除根。趁着冬天的机会，把蝗虫的虫卵滋生地端掉。因此，就有了「 ”据虫除卵法”。 以《宋史》的记载，宋代的农民们，就常在冬天寻找蝗虫滋生地。《治蝗全法》也总结了宋代以来「 ”据虫除卵”的经验：凡是蝗虫虫卵滋生的地方，地上都常有无数像蜂巢一样的小孔，必须果断挖土铲除。明清年间，人们更开发出了原始「 ”农药”，比如「 ”百步草浓汁”和「 ”陈醋混合液”，专用灭杀虫卵。 但这种找虫卵的办法，以北宋沈括等名臣的叫苦说，简直就是累断腿。有时累死累活刨虫卵，第二年蝗灾还是汹涌而来。 治个蝗虫跑断腿，这还行！？ 相对印度的「 ”稳定人心治蝗法”和中国古人的「 ”跑断腿治蝗法”。在现代社会，各种科技手段成为治理预防蝗灾等病虫害的主要方法。 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高光谱遥感技术在农业中获得广泛使用，因其实时、准确等优点成为病虫害早期预警和病情控制的有效方法，逐渐成为农业遥感应用的主要前沿技术手段之一。 （珈和制图：农业灾害遥感监测） 高光谱遥感，通常其光谱具有低于10 nm的波谱宽度，其扫描系统可以同时获取几百乃至上千的光谱波段，所获取的数据能够形成一条完整而连续的光谱曲线，在极具成本效益的情况下取得很高的分辨率，以准确获取农作物病虫害信息，在尚未对作物造成严重危害前，为生产决策者采取预防措施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也为农业政策实施提供科学支持。 使用高光谱遥感技术能够得到三维的数据信息，即空间信息、辐射信息和光谱维信息。相比于常规遥感技术，光谱维信息能够将常规遥感技术中的相应光谱波段再次细分，以探测作物叶片的生化组分(如叶绿素、氮含量、水含量等)信息和物理参数(如叶面积指数、生物量、冠层结构等)信息，为其精确反演提供可能。与正常作物高光谱曲线相比，感染了病虫害作物的高光谱曲线会发生改变，尤其是在可见光波段和近红外波段之间。 以光谱维为例，红边是绿色植被区别于其他地物最明显的光谱特征，其参数包括：红边位置、红边面积、红边反射率等，蓝边、黄边的情况类似。当作物感染病虫害发生生物量降低、色素量减少等生理化参数变化时，红边会向短波方向移动，称为「 ”蓝移”，反之，红边「 ”红移”。 （珈和制图：农业灾害监测） 较之传统病虫害的监测技术而言，高光谱遥感不仅实时、准确，还具有多重优势: (1) 高光谱遥感技术应用中，对敏感波段的选择这一特性可以为监测所使用特定传感器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辅助信息和理论保障。 (2) 遥感技术的使用可以扩大所需数据的来源，极大地提高获取数据的速度和质量。 (3) 遥感、GIS和GPS等技术组合，可以在对作物本身状况进行分析的同时为管理者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信息。 在作物生长过程中，病虫害会对其产量和质量造成极大的影响，降低经济效益。掌握病虫害的征兆和发生特点，尽早发现并采取方法进行治理，在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减少因病虫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方面尤为重要。对于蝗灾这类大面积爆发的病虫害，准确率高、及时性强且成本低廉的病虫害监测方法尤为重要。

我国古代对于蝗虫的防治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最古老的方法就是人工防治法，利用蝗虫的趋光性，用火将蝗虫杀死。

其次还有用器具捕杀的方法。到了后期开始在农业上进行发展，培育特殊的种子来避免蝗虫灾害的发生。

还有一些地区采用生物防治法，利用其他生物来减少蝗虫灾害等。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也来自农业，人民的生产生活也依靠农业。因此水灾、旱灾和蝗虫并称为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随着华夏五千年的发展，蝗虫曾多次威胁过华夏大地。为了战胜这一灾害，古人主要采取了政策+技术两种措施来处理蝗灾。

一、封建王朝为治理蝗灾所采取的政策

蝗虫灾害不仅威胁到了粮食生产，还给封建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首先，在蝗虫灾害频发时，封建王朝的税收得不到保证，其次，蝗虫爆发也极易引起农民起义运动，于是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注蝗虫治理，并制定了很多政策。

据记载我国蝗虫灾害最早在周幽王时期，《诗经》中有云“田祖有神，乘畀炎火”可见在当时祖先们已经懂得用火来消灭蝗虫。

不过封建社会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社会生产水平低下，人们便对蝗虫这种灾害进行了神化，像孔子，董仲舒，班固等人都认为蝗虫灾害发生的原因是统治者的恶政，他们认为蝗虫是上天给统治者的惩罚，他们也坚信蝗虫是“神虫”，不能杀死，在这种思想下很多人对于蝗虫采取了消极态度，任由蝗虫，啃食庄稼。在唐朝前期，很少出现有官府组织的灭蝗运动。

到了唐朝后期，这种思想逐渐转变，唐玄宗时山东爆发了蝗虫灾害。宰相姚崇主张灭蝗，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最终还是得以实行。最后山东地区的蝗虫灾害得到了控制，此后，朝廷还设置了专门的“捕蝗吏”来管控全国的蝗虫治理工作。

自此，我国封建社会对于蝗虫灾害的治理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统治者推出了很多政策：

首先完善了奖励制度，鼓励民众捕蝗。比如宋朝规定凡是捕获蝗虫一斗的人，就给钱100文。

其次，官府还制定了相关的捕蝗法来惩治治理蝗虫灾害不力的地方官员。比如说清朝乾隆年间就有规定，地方官员遇到蝗虫灾害，没有尽早去除的，革职查办。

第三，开展治理蝗灾的宣传鼓动工作。清朝时就印发了，很多有关治理蝗灾的小册子广为散发。

二、古代治理蝗虫灾害的主要技术

据研究表明，蝗虫繁殖的条件主要有三个，首先要有大片荒地，其次，土地要留有空隙，最后就是植被覆盖稀疏。

从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水位是否稳定是影响蝗虫灾害的关键的因素，水位的稳定就会出现大批的荒地促使蝗虫产卵，引发蝗灾。

所以，蝗灾爆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黄淮海平原的生态环境渐渐萎缩。

隋唐以后，黄河中游的峡谷被大量开垦，水土流失严重，直接影响到了黄河下游的安全问题。至此我国北方地区的自然平衡被严重破坏，气候灾害频繁。

到了北宋时期，黄淮海平原已经失去了过去经济重心的地位，与此同时蝗灾日益频繁。 蝗虫治理技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完善，劳动人民对于蝗虫灾害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很多治理蝗虫的技术：

（1）采取人工防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最古老最普遍的方法。比如说，利用蝗虫的激光性用火烧灭。《诗经》中曾经记载“夜中设火，火边掘坑。”这是最古老的一种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方法也渐渐完善，到了明清时期成为了全国各地最主要治理蝗灾的方法。

（2）根据蝗虫的进化过程，分阶段地进行防治。比如说开沟陷杀蝗虫的幼虫蝗，这种昆虫没有经过羽化不能飞，于是便把它驱赶到水沟中，用土将它掩埋下去。在古代常常将50人为一队，一个人打鼓，其他的人紧随其后用扫帚，铁锹等，将若蝗赶到沟中。

（3）用专门的器具进行扑打。这种方式比较单一效果也比较有限，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形成了多种形式，主要有布围式，用一块一丈宽，尺的粗布，两头各套一根插入土中的木杆，等到蝗虫来的时候，迎面将布落下就可以将蝗虫困在布里。

（4）挖掘蝗虫虫卵的方法也很盛行。唐朝五代，时期人们认识到消灭虫卵可以减少蝗虫灾害的发生，于是便把这项工作推广实施开来。这种方法的主要内容是在田地里寻找是否有像蜂巢一般的小孔用土锹挖起，查看是否有蝗虫的卵，如果有的话便用打火烧去。最后，根据蝗虫喜欢鲜艳色彩和强烈声波的习性进行驱赶。

（5）农业防除法也是最主要的一种方法。首先人们会对粮食的种子进行特殊的处理，比如说将马骨，附子，蚕粪等有微弱毒性的东西和种子共同搅拌然后再进行耕种，这样可以避免蝗虫灾害。

（6）岔开蝗虫易发的时间进行播种。清朝《救荒简易书》书中总结河南地区种植农作物的经验，书中认为冬天的时候将稻谷种植，在地里小暑时作物就成熟了，这样就可以避免蝗虫灾害。

（7）通过翻耕来消灭蝗灾的。徐光启认为秋天的时候进行翻地可以把阳气埋在土里，这样可以杀死蝗虫的卵。

（8）种植蝗虫不喜欢吃的农作物来避免蝗虫，比如说，黄豆，绿豆，黑豆，芝麻，棉花，荞麦等。

（9）生物防治法。利用自然界食物链的规律来抑制消灭害虫，比如说保护那些以蝗虫为时的益鸟，饲养家鸭等。

（10）痘毒治蝗法。明朝时期，湖北曾有一种方法在捕获的蝗虫身上刺孔点痘浆，然后放出这样便会在蝗虫中进行传染。这可以说是我国病毒治理蝗虫的先例了。

（11）通过化学方法来去除蝗虫。简单来说就是利用矿物质和油性化合物，或者是毒烟来防除蝗虫，首先，利用石灰和稻草灰来进行防治，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就记载过这种方法，把草木灰和石灰碾压成细末撒在粮食上面，蝗虫就不会啃食农作物了。

（12）油化物驱除蝗虫。清朝时期常常用油和水混合在一起撒在农作物的枝叶上，蝗虫不会啃食这种沾上油的农作物。

（13）熏烟驱除蝗虫。清朝《除蝗备考》记载过这种方式，用木杆，稻草杆等东西燃起浓烟，借助烟雾中的有害物驱除蝗虫。

三、蝗虫灾害带来的影响

结合历史史实，我们可以发现，蝗虫灾害一般会发生在封建王朝的末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一般来说，如果社会安定，蝗虫灾害也会被治理住，可是在封建社会的后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战乱贫乏，蝗虫灾害很难得到根治，于是便会引起大爆发。

这对于当时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据史料记载后晋天福七年。山东河南等地爆发了大蝗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引发了社会动乱，很多农民揭竿而起。

蝗虫不仅破坏庄稼，甚至还吃人毁物。明朝崇祯十七年，河南地区爆发的蝗灾，就出现过蝗虫攻击民间小孩的消息。乾隆五十年有记载蝗灾发生时，有路人看不清路，被蝗虫吃掉。

总结：

在我国古代，治理蝗虫的方式有很多，这些都是古代人民勤劳创造的结果，蝗虫灾害也给了我们深深的启示，我们不能够过度开发破坏大自然，应该与自然和谐共处。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因而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治蝗类农书，在蝗虫习性、蝗灾发生规律、除蝗技术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和总结.如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通过对明代以前蝗灾的统计、分析，得出有关古代蝗灾发生季节和滋生地的正确认识，成为我国古代蝗灾研究的杰出成就.进入20世纪后，伴随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们投身于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90年代，为响应联合国提出的“减灾十年”活动，学术界更掀起了对中国灾害学、灾害史的研究热潮，蝗灾史研究也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出现了不少文章与论著.据笔者初步统计，20世纪以来约发表专题论文百余篇，涉及蝗史研究的论著有30余部.纵观百年来的研究历程，大致表现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的研究状况20世纪初，伴随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如吴福祯、陈家祥、邹钟琳等人，在进行现代蝗虫的分类与分布、蝗虫生活史与生活习性的观察、飞蝗的预测及防治工作的同时，也把研究的触角伸到蝗史资料，以期对蝗灾发生有个纵深的认识.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家祥《中国文献中关于蝗灾之记载》（写成于1928年，1938年以英文发表、李凤荪《捕蝗古法》（《昆虫与植病》1933年第1卷）、马骏超《江苏省清代旱蝗灾关系之推论》（《昆虫与植病》1936年第18期）.与此同时，一些历史学者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了蝗灾的统计，如被视为中国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国救荒史》（邓云特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就对包括蝗灾在内的我国历代自然灾害次数与频率作了统计.陈高佣编写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国立暨南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辑录出257年次的蝗灾记录.其中邓氏所统计的蝗灾次数多为后人引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状况真正意义上的蝗史研究工作开始于50年代.其大背景是我国大规模的药剂防治蝗虫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为了更全面弄清蝗灾发生规律，当时不少学者对蝗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曹骥《历代有关蝗灾记载之分析》（《中国农业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讨论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灾发生情况，及其与旱灾、水灾、温度、天敌、人类防治等因素的消长关系；并运用数量统计、对比分析的方法，绘有多种关系曲线表.这是较早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统计古代灾害的尝试，也是后来研究者用得较多的方法.郭郛《中国古代的蝗虫研究的成就》（《昆虫学报》1955年第5卷第2期），对我国古代的治蝗成就进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自然灾害搜集组《安徽地区蝗灾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一文是对该馆编制的“安徽省近千年来自然灾害分区统计表”中关于蝗灾记载的整理分析，得出该地蝗灾的发生表现出连续性与广泛性、蝗灾与旱灾的发生有一定相关性等结论.此外还有钦白《历代捕蝗记》（《安徽日报》1961年8月17日），兆寅《陈振龙在农业上的又一贡献——〈治蝗传习录〉介绍》（《福建日报》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刘昌芝《徐光启对蝗虫生活习性的认识》（《生物学通报》1964年第5期）等.。

蝗灾是我国历史性的重大自然灾害之一，在我国人民 几千年与自然灾害斗争的历史中，蝗灾是最突出的问题， 其危害性比水旱两灾还要严重。

人们曾用“赤地千里，饿 殍载道”来形容蝗灾严重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 非 常重视治蝗工作，加强对治蝗工作的组织领导，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和财力，在 *** 与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迅 速控制了长期以来危害严重的蝗灾。

1949年至1959年，我国治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基本上控制了蝗灾。结束了自宋朝以来每隔5年发生两次 蝗灾的纪录。

通过十年的人蝗之战，我国治蝗工作者基本 掌握了蝗虫发生规律，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组织经验和防治 经验。蝗虫的发生密度和范围都大大减少，从根本上改变 了新中国成立前大灾发生时“遮天蔽日，禾草皆光”的 惨景，部分地区的有蝗面积出现稳步下降的局面。

由于蝗灾发生的自然环境条件，古今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我国的蝗灾并没有因农业现代化发展而消失，反之，只要是条件合适，蝗灾便会卷土重来。

如2002年入夏以来，我国河北、河南、山东、天津、新疆等13个省区市100多个县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蝗虫。截至6月底，农牧区发生蝗虫面积达9000万亩。

蝗灾的历史回顾 先秦古籍如《诗经》等多称蝗为螽（螽是蝗类的总名，还包括螽斯）或蝝，蝝是蝗的若虫（不完全变态的昆虫幼虫称若虫）。战国后多称蝗。

蝗和蝝都为害庄稼。古籍上最早记载蝗灾的是《春秋》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

"最早记载蝗虫的是《吕氏春秋·孟夏纪第四》："行春令……则虫蝗为败。"及同书《审时篇》："……得时之麻……如此者，不蝗。

"《礼记·月令》也有"虫蝗为灾"的记载，不俱引。约在宋以后，蝝改称"蝻"，合称蝗蝻，沿用至今。

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蝗疏》统计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蝗灾的次数，指出春秋294年 *** 发生蝝灾111次，按月分布如下： 月份（农历）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发生次数 2 3 19 20 31 20 12 1 0 0 3 以上的数字分布，非常合乎统计学上的常态分布规律。表明蝗虫是在4至9月（农历）间最猖獗，徐光启说："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

" 徐光启的这个统计与1920年江苏省及浙江省昆虫局研究全国各地蝗虫的发生季节非常吻合，就飞蝗而言，各地以5~8月（阳历）为蝗患最紧要时期。夏蝗以5月中至7月上旬最盛，秋蝗以8月上中旬为最盛。

6、7两月是夏秋蝗灾并发的时期。 笔者对周尧《中国昆虫学史》附录历代蝗虫灾害登记表的重新统计结果，从公元前707年（鲁桓公十三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发生蝗灾508次（该书印刷有误，统计为2618年，538次）。

《除蝗疏》对于蝗虫的发生与环境气候条件的关系有很科学的见解：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

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啮……又数日，孕子于地矣。

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祸之所以广也……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必也骤涸之处……故涸泽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图之此其地矣。 唐宋以后，纸张及印刷条件改善，蝗灾的记载便较详细，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唐）贞元元年（785年），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蔽天，旬日不息。

所至草木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百姓饥，捕蝗为食。

" "（宋）淳化三年（992年），六月甲申，飞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尽死。

秋七月，许、汝、衮、单、沧、蔡、齐、贝八州蝗。""有蝗起东北，趋至西南，蔽空如云翳日……" "（元）至正十九年（1353年），五月，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

""（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

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 "（明）成化二十一年，大旱，飞蝗兼至，人皆相食。

流亡者大半，时饥民啸聚山林。太平县蝗虫飞，飞蔽天，禾穗树叶食之殆尽，民悉转壑。

是年垣曲民流亡大半，聚啸山林。三月，平阳蝗。

四月，河南蝗。七月顺天蝗。

" "（清）咸丰七年（1857年），春，昌平、唐山、望都、乐亭、平乡蝗，平谷蝻生，春无麦。青县蝻子生，抚宁、曲阳、元氏、清苑、无极大旱，蝗……武昌飞蝗蔽天。

房县、枝江、松滋旱蝗，宜都有蝗长三寸余。秋，黄安、蕲水、黄冈、随州蝗；应山蝗，落地厚尺许，钟祥飞蝗蔽天，亘数十里……" 蝗灾的地理分布 上引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发生蝗灾508次，按其发生次数的地理分布，为： 黄河流域：436次，占；长江流域：69次，占；华南西南：3次，占。

这个分布情况与陈正祥研究的"蝗神庙之分布"基本一致。地理学者陈正祥查阅国内外收藏的中国方志3000余种，找出其中记载有蝗神庙地点的，即在地图上标明，最后制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的历史地理图（蝗神是总称，包括叭蜡、虫王、刘猛将军等）。

利用蝗神庙分布绘成的蝗灾分布地图，有一种超过文字记载的优点，因为凡是有蝗神庙的地方，反映当地的蝗灾必有反复发作的历史，故农民不得不立庙祭祀。 陈正祥归纳蝗神庙分布图的特点有四：（1）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

（2）华中以南，蝗灾渐少，到了东南沿海，几乎没有。（3）蝗神庙分布的南限，大致同春季及年平均80%的相对湿度等值线符合。

（4）云南高原中部和太湖流域相似，故蝗灾也较普遍。这图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反映蝗灾偶然发作的地点，因为蝗灾偶发地区，往往没有建立蝗神庙，便无法在地图上反映出来。

历史上的蝗虫是没有分类的，郭郛等研究现代中国蝗虫的生物学分类，指出有三大类，即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 *** 飞蝗。郭郛等也将中国蝗灾的分布绘制成"中国飞蝗。

办法1：人工扑打法这是中国古代历史最为悠的灭蝗方法。

以《捕蝗要法》的记载，这种方法，主要是由乡民们用竹竿撑起八尺长的白布，以顺风的方向三面围追，把蝗虫驱赶到一处后，再集中力量扑打。属于自春秋战国年间起，农民们迎战蝗灾的“白刃战”。

这种方法虽说耗费体力，却工具简单方法简便，且适合大批乡民集体作战。因此两千年来，在中国农村十分普及。

办法2：壕堑掩埋法人工扑打法虽说简单，但毕竟人力体力消耗太大。于是到了汉朝年间，累坏了的国人们，也脑筋灵光一现：何必要和蝗虫打白刃战？给蝗虫挖坑不就行了？于是“壕堑掩埋法”应运而生。

以东汉《论衡》等典籍介绍，这种方法，要先在蝗虫要经过的地区，挖出大量深宽二尺的大坑，然后在蝗虫到来后，以扑打等方法把蝗虫引入坑里，再集中力量进行填埋。这种办法的“歼敌”效果极好，通常一埋一大片。

操作难度却也高：一旦土埋的太浅，蝗虫也能钻出来。《晋书》里记载，河东地区当时发生蝗灾，人们采用“壕堑掩埋法”埋杀蝗虫，熟料埋进土里的蝗虫，转眼就飞出来，反而把庄稼啃了个光。

于是，一种更狠的办法，唐朝时就普及了：篝火诱杀法。办法3：篝火诱杀法其实，火烧蝗虫的愿望，在春秋战国年间，就是十分强烈。

《诗经》里就有“秉被蟊贼，以付炎火”的呐喊。到了唐朝时，这种“火烧蝗虫”的操作，也终于成熟起来。

以《捕蝗图册》和《治蝗全法》里记载，要想“火烧蝗虫”，就要在天黑时点燃篝火，而且篝火之外，还要在蝗虫密集的地区分路设灯，用密切配合的灯光，把大批蝗虫吸引而来。然后被火烧到的蝗虫，就会失去飞行能力。

大批百姓趁机捕杀。还可以以将被杀的蝗虫，在壕堑处集中掩埋。

唐朝开元年间，面对席卷中原的大蝗灾，唐朝宰相姚崇果断启用“篝火灭杀法”，短时间里成功将大灾扑灭！而发展到农业科技更发达的宋代，大规模的灭蝗烧荒也被采用：将蝗虫的滋生地一把火烧光，不但断绝灾难隐患，更可在烧荒处开荒种地，可谓一举多得。办法4：据虫除卵法也同样是在农业科技井喷的宋代，防灾意识也深入人心：与其在大灾时累死累活灭蝗，不如提前斩草除根。

趁着冬天的机会，把蝗虫的虫卵滋生地端掉。因此，就有了“据虫除卵法”。

以《宋史》的记载，宋代的农民们，就常在冬天寻找蝗虫滋生地。《治蝗全法》也总结了宋代以来“据虫除卵”的经验：凡是蝗虫虫卵滋生的地方，地上都常有无数像蜂巢一样的小孔，必须果断挖土铲除。

明清年间，人们更开发出了原始“农药”，比如“百步草浓汁”和“陈醋混合液”，专用灭杀虫卵。但这种找虫卵的办法，以北宋沈括等名臣的叫苦说，简直就是累断腿。

有时累死累活刨虫卵，第二年蝗灾还是汹涌而来。到了明朝年间，人们更明白一个事实：种地其实比找虫卵更能杜绝隐患——垦荒除蝗法。

严格说来，垦荒除蝗法其实起于元代，以《农书》记载，元朝的农民们，就常垦荒种植芋桑等作物，用以抵抗蝗灾。发展到明朝时，更有了系统的操作：滋生蝗虫的地方，都是“涸泽”地区，必须要将其改造成为农田，在垦殖的过程里，通过各种方式杀灭掉虫卵，同时种植绿豆豌豆等蝗虫不吃的植物，用于蝗灾时的备荒口粮。

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里，这种“垦荒除蝗法”不但有了完整记录，更随着《农政全书》的享誉世界，流传于欧美各国。对西方近代的病虫害防治研究，也提供了重要影响。

但话说回来，上面这几个办法，虽说各个靠谱，可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这些办法也只能做到缓解灾情，把粮食损失降到最低点。一直到现代社会，世界各国运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才能够勉强控制蝗灾。

叫这个可怕灾害，看似离现代生活比较远。某些“吃货拯救蝗灾”的调侃，更可以说是对病虫害灾难的严重无知。

可是，就是在科技条件有限的古代，坚强的中国人，依然世代更新着治蝗灭蝗的经验，勇敢面对着每一次灾难。这样的智慧与勇敢，恰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根据各种方法了解蝗虫的种类、密度后，就可以确定防治指标。

但防治指标每平方米以多少头为宜，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规定。我们综合各地的防治指标，争取经济适宜，在局部地区用人工防治可以定为2~12头/平方米，在大面积飞防时可为15~20头/平方米。

在草原地区无论防治哪类害虫，首先要考虑经济效益问题。如果防治费用与害虫为害经济损失平衡，那么，这种方法意义不大。

如果防治费用超过害虫为害的经济损失，这是防治工作所不允许的。其次，考虑当地的各种因素，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地形及草原的利用方式等。

蝗虫是全球性普发害虫，危害花生、豆类、马铃薯、甘薯等作物的有中华蝗、笨蝗、负蝗等。

蝗虫以咬食植物叶、茎为主。主要取食禾本科植物如小麦、玉米、高粱、水稻、粟、芦苇、稗草等，饥饿时也取食花生等双子叶植物，危害花生的蝗虫以中华蝗为主。

中华蝗，属直翅目、丝角蝗科，又称中华稻蝗。 中华蝗在我国南北各地均有发生，以长江流域和黄淮地区发生为重。

（1）危害特点成虫、若虫食花生茎、叶，危害严重时茎秆被咬断，叶片成缺刻状惑全叶被吃光，仅残留叶脉，除危害花生外，还危害豆科的其他植物以及旋花科、茄科、禾本科等的多种作物。3龄若虫开始扩散取食危害，食量渐增；若虫4龄后食量大增，至成虫时食量最大，常造成花生叶片缺刻，严重时仅剩主脉。

（2）识别要点①成虫雄虫体长15〜33毫米，雌虫20〜40毫米，体色有黄绿、褐绿、黄褐、绿色等，具光泽，头宽大，卵圆形。复眼卵圆形。

触角丝状。头顶向前伸，颜面隆起宽。

两侧在复眼后方各有1条黑褐色纵带，经前胸背板两侧，直达前翅基部。前胸腹板有一锥形瘤状突起。

前翅长超过后足腿节末端。②卵长圆筒形，长约12毫米，宽约8毫米，中央略弯。

具褐色胶质卵囊。卵粒在卵囊内斜排2纵行。

卵囊茄果形，卵粒间有深褐色胶物质相隔。③若虫又称蝗蝻。

多数5〜6龄，少数7龄。1龄若虫体长约7毫米，灰绿色，有光泽。

头大。2龄后体渐大，3龄时出现翅芽，逐龄增大，至5龄时向背面翻折。

（3）发生规律中华蝗在浙江、上海、江苏以北地区一年发生1代，江苏以南地区发生2代。各地均以卵在田埂及其附近荒草地土中或杂草根际等处卵囊内越冬。

越冬卵于翌年5月中下旬至6月中旬孵化。卵期长达6个月左右，7〜9月是发生盛期，10月前后产卵越冬。

喜在早晨羽化，在性成熟前活动频繁，飞翔力强，以8〜10时和16〜19时活动最盛。 对白光和紫光有明显趋性。

卵成块产于低温、草丛、向阳、土质疏松的田间草地或田埂等处。初孵若虫多集中在田埂或路边幼嫩杂草上。

成虫嗜食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其次为十字花科、豆科、苋科、藜科等。成虫日出活动，夜晚闷热时有扑灯习性。

地温在7〜10°C时，蝗虫趴在花生的茎、叶上吸收光热，地温在10〜15°C时开始取食；地温升到15〜25°C时，蝗虫取食活动最盛。 如遇阴天、大风、下雨或气温特别低时，土蝗整天静休，不动不食，待到无风雨的日子，才恢复正常活动。

（4）防治方法中华蝗防治指标为每平方米0。5头，防治适期为3龄和4龄盛期。

中华蝗密度在每平方米5头以下的中、低密度发生区，重点实施生物防治。中华蝗密度在每平方米5头以上的发生区，重点实施化学应急防治。

①农业防治人冬前发生量多的沟、渠边，利用冬闲深耕晒垄，破坏越冬虫卵的生态环境，减少越冬虫卵。②保护天敌利用青蛙、蟾蜍等捕食性天敌，一般发生年份均可基本抑制该虫发生。

③化学防治发生较重的年份，可在7月初至中下旬进行喷药防治，以后则视虫情每隔10天防治一次。 可选用2。

5%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2000〜3000倍液，或5。7%氟氯氰菊酯乳油1000〜1500倍液，或20%阿维•杀虫单微乳剂600〜800倍液（桑蚕地区慎用），或48%毒死蜱乳油1000倍液等喷雾防治。

一、产生原因 二、防治方法 三、中国历史上的蝗灾 四、蝗虫简介 五、以色列大蝗灾 [编辑本段]一、产生原因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严重的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

我国古书上就有“旱极而蝗”的记载。近几年来非洲几次大蝗灾也都与当地的严重干旱相联系。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蝗虫是一种喜欢温暖干燥的昆虫，干旱的环境对它们繁殖、生长发育和存活有许多益处。因为蝗虫将卵产在土壤中，土壤比较坚实，含水量在10%~20%时最适合它们产卵。

干旱使蝗虫大量繁殖，迅速生长，酿成灾害的缘由有两方面。一方面，在干旱年份，由于水位下降，土壤变得比较坚实，含水量降低，且地面植被稀疏，蝗虫产卵数量大为增加，多的时候可达每平方米土中产卵4000~5000个卵块，每个卵块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万~40万粒卵。

同时，在干旱年份，河、湖水面缩小，低洼地 *** ，也为蝗虫提供了更多适合产卵的场所。另一方面，干旱环境生长的植物含水量较低，蝗虫以此为食，生长的较快，而且生殖力较高。

相反，多雨和阴湿环境对蝗虫的繁衍有许多不利影响。蝗虫取食的植物含水量高会延迟蝗虫生长和降低生殖力，多雨阴湿的环境还会使蝗虫流行疾病，而且雨雪还能直接杀灭蝗虫卵。

另外，蛙类等天敌增加，也会增加蝗虫的死亡率。 蝗虫在后腿的某一部位受到触碰时，蝗虫就会改变原来独来独往的习惯，变得喜欢群居。

蝗虫通常胆小、喜欢独居，危害有限。但它们有时候会改变习性，喜欢群聚生活，最终大量聚集、集体迁飞，形成令人生畏的蝗灾，对农业造成极大损害。

牛津大学的科学家说，他们对处于独居阶段的沙漠蝗虫进行试验，反复触碰蝗虫身体的多个部位，以寻找是否有某些触觉因素使蝗虫改变习性。结果发现，当蝗虫后腿的某个部位受 *** 之后，它们就会突然变得喜爱群居，而触碰身体其它部位如触角、嘴部或腹部都不会有这种效果。

科学家认为，在某一自然环境中偶然聚集的蝗虫后腿彼此触碰，可能导致其改变习性，开始成群生活，其成员以同一方式大量增加，进而形成蝗灾。如果能发现到底是哪些化学信号 *** 了蝗虫的神经系统促使其行为发生改变，就可能研制出防止蝗虫群聚的新型农药。

综上，为什么蝗虫能爆发成灾呢？ 1、从环境角度看，主要是由于旱灾引起的。 2、从其生活习性上看，主要是： （1）它有群居的习性。

（2）它有很强的繁殖力。 （3）它有多食性，也就是它能吃很多种植物。

（4）它的飞翔能力很强，难于防治。 （5）它的卵深藏于地下，难于被破坏。

3、暖冬之后蝗灾泛滥。 全球变暖，尤其冬季温度的上升，有利于蝗虫越冬卵的增加，为第二年蝗灾的爆发提供“虫卵”；此外气候变暖、干旱加剧，草场退化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将为蝗虫产卵提供合适的产地，而且蝗虫适应干旱的能力很强，这是因为其他昆虫和鸟类在此情况下都不能生存，而且能造成蝗虫疾病的一种丝状菌被抑制，故而使其数量大增。

因此专家预测，随着全球变暖的趋势，未来蝗灾发生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对我国的粮食生产将造成严重的影响。 4、虫口密度过大会引发蝗灾。

在一篇发表在6月2日《科学》杂志的论文中，James Buhl和他的同事证明了这个关键因素是特定的虫口密度。当蝗群处于这个密度的时候，蝗虫会排列成行，开始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蝗虫在其生活史早期是孤立的、没有翅的“若虫”，它们倾向于相互避开。但是如果资源变得缺乏，它们就被迫相互影响。

然后，它们可以组成有秩序的本地蝗群。这种蝗群有能力统一行动，进入近邻的栖息地，并让越来越多的蝗虫加入进来，最终成为了巨大的蝗群。

因此，预测群体行动的开始，对于控制蝗灾爆发是至关重要的。 这组科学家把数量逐渐增加的蝗群放在了一个圆形的场地里，记录下它们的行为，并用计算机软件追踪它们的运动。

在中等密度的时候（每平方米25到62头蝗虫），蝗虫会排列成行，并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甚至统一地突然改变方向。 在实验中，当每平方米蝗虫数量超过74的时候，有序前进的蝗群停止改变方向，而是向同一方向不断前进了8小时。

这些观察结果证实了被称作自推进颗粒模型的计算机模型所预计的结果。Buhl和他的同事认为，使用这样的模型可能有助于设计出控制蝗灾爆发的方法。

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持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蝗虫若虫群体的定义。在这个定义密度上，蝗群容易越过“引爆点”，从而触发蝗灾。

[编辑本段]二、防治方法 1、环境保护，治本之法。 蝗灾的发生，自然因素是主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为因素。

蝗虫必须在植被覆盖率低于50%的土地上产卵，如果一个地方山清水秀，没有 *** 的土地，蝗虫就无法繁衍。现在有些地方的生态意识不强，有的单纯认为治理污染才是保护环境，而对于改善蝗虫适生区的植被、土壤和小气候等工作，由于短期内看不到效益，并不重视。

所以，要从根本上防治蝗灾，应该十分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 2、药剂防治，最主要手段。

建议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对口农药，如5%锐劲特悬浮剂，每亩用20—30毫升兑水50—60公斤喷施。 也可以在蝗蝻（。

因为干旱的环境适合蝗虫的繁殖，所以蝗灾的爆发一般伴随着旱灾，中国古代素有“旱极而蝗”的说法。古人认为，之所以有旱灾，是因为一种叫做“旱魃（音拔）”的怪物在作怪，而之所以有蝗灾，是因为“蝗神”在显威。所以，当旱灾和蝗灾爆发的时候，百姓们一般会进行“打旱魃”和“拜蝗神”的活动，这种做法显然不会有任何作用，只能等蝗虫把庄稼糟蹋完以后，自己迁徙到别处。

随着经验的增长，古人逐渐开始用一些积极的办法对付蝗虫，比如开元贤相姚崇，面对山东地区的大蝗灾，就破除了迷信，用驱赶、抓捕焚烧，挖坑填埋的方式与蝗虫对抗，效果颇为显著；元朝的时候，人们在继承前代治理蝗灾的基础上，开始思考预防蝗灾的方法：初秋的时候，将藏在田地里的蝗虫卵用锄头刨出来，趁着“秋老虎”的强烈日光将其晒死，此法对于预防蝗灾十分有效；明代，徐光启系统地总结了历代治理蝗灾的方法，并在《农政全书》中设《除蝗疏》专门记载除蝗方法。

清代张集馨《道咸宦海浮沉录》中记载的方法：扑蝗之法，如行军然。以十人为一队，二人持锹挖长壕丈余长，三四尺深，浮土堆在对面，四人在后，二人在旁，齐用长帚轰入沟中。二人在六人之后，用长柄皮掌，将轰不净者扑毙。一员官，领二百人，作二十队，每日可得数十担。蝗入沟中，即将所堆浮土，掀入捶实，何虑不死？其在禾嫁中者，令妇稚在内轰出，或售卖，或换料麦，悉听民便。其在临河乱石中藏匿者，多用石灰水煮之。在峭壁上长帚不及者，用喷筒仰轰。有蝗之地，如非沙板田地，将跳跃者扑毕，雇牛翻耕，将子捡出，蝗子与落花生形同，每甬百枚。蝗子捡尽，再用石滚将地压平，后又用铁钯刨出，无不糜烂。前人成法，俱指平地而言，未曾议及山中。其平地用牛翻耕，用羊数百头来片践踏，顷刻如泥，试行已验。

此为道光十七年（1837），张集馨做山西朔平知府时给上级上的折子。他自己的记载是“月来扑捕甚力”，不过还是有很多虫蛋，让他很焦灼。从中可见，捉到的蝗虫，可以卖钱。实际差不多是以工代赈~

数据来自论文《民国时期的蝗灾与社会应对》 下同

蝗灾，尽管它看起来已经离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很遥远，但就在不到100年前的中国，这种灾害曾经是仅次于水旱灾的第三大自然灾害。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当中，共计有2100县次的蝗灾，一次蝗灾超过50县的就有15年次，而最高的1928年就有253县次的蝗灾记录。

在这其中尤以山东、河北为最。山东共发生蝗灾374县次，32年次（共38年），平均年1次。放眼望去，全山东又有多少，不是灾民？

这并非冷冰冰的数据，而是血淋淋的灾难以及个体承受的，切实的悲剧。

我们这次从1927~1928年，那场席卷华北的蝗灾中，来看民国时期的蝗灾以及人们的自救。

通常民间有旱蝗相接的说法，这是因为蝗虫可保持繁育的温度最适宜的在28-34℃。加之山东大部分属于黄泛区，存在大量的江湖河滩、海滨，旱涝交织的山东地区又给了蝗虫近乎完美的气候、地理条件，致使整个民国山东人民遭蝗荼毒最深。而这其中又尤以1927~1929山东特大蝗灾为最。

1927年入夏之后，山东遇到了难遇的大旱。9月后秋蝗大作，鲁西南发生了70年未曾有过的蝗灾。《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中写道：“大批的蝗虫源源不断地飞来，天空中滚动着一团毛茸茸的蝗虫云，无数只蝗翅煽动，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巨响……它们疯狂地噬咬着，庄稼地里响着急雨般的声音，满目的丰收在望的稼禾在转眼便消失广了。”

蝗灾过后，寸草不生，给了当地的农民灭顶之灾。旱蝗两灾过后第二年，山东3万余村庄收成绝大多数只有往年的一成。1928年4月，华洋义赈会的报告称“山东最困苦之灾民，总计有千万以上，约占全省人数的四分之一”，而这仅仅是灾难刚刚开始的第一年。此后灾情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据记载，山东1928年发生68县次蝗灾、1929年发生11县次蝗灾。在这般情形下，把整个山东划为重灾区也不为过。

让我们来把视野向下，看看那时候的民国百姓遇到的，真实困境。

这段时间的东非蝗灾后，广大网民和一些自媒体将“中国吃货”这个话题又炒了上去，什么“三个蚂蚱一盘菜”之类的，感叹中华民族的吃货属性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把李隆基吃蝗虫的民间传说拿出来说事儿，说中国人吃蝗虫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

可问题是以前的中国人，真的会将蝗虫视为一种美食，然后烹饪之吗？民国时期会吗？

其实，这只是现代人一种相当浪漫而且幼稚的想法而已。

真实的情况是，在民国时期相当大的一部分百姓将蝗灾视为天罚，如果对蝗虫进行捕杀，则会惹怒神佛。尽管有一些捕杀的行为（多发生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但这并不普遍。

刘猛将军形象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指出：“虽然水旱二灾有重有轻……惟蝗不然，先事修备，既事修救，人力苟尽固可殄灭之无遗育。”充分指出，治理蝗灾中人事的重要性，并且在该篇下文还提到治理蝗灾的多种办法。在明清易代以及清前期，蝗虫捕杀的各种方法已经有之，但后来由于人事的腐败，这套措施逐渐的在民间衰落下去，使得老百姓不得不向巫术求助，甚至在民间形成了蝗灾来临人为不可干预的思想。

蝗灾来临后，普通老百姓的本能反应，是赶紧祭祀驱蝗神刘猛将军（原先以八蜡庙为主）。刘猛将军的民间信仰在清朝被官方承认后，成为一个普遍的民俗文化现象。1927年山东高密东北乡（莫言老家）发生蝗灾后，村民在自家堂屋拜起了神案，刘猛将军庙、土地庵、城隍庙等等，但凡是个神庙都被农民踏破了门槛，错过了捕杀蝗虫的最佳时机。等到蝗潮过后，留下的也是赤地一片。

民间小吃 炸蝗虫

这样的情况在抗日战争期间仍然存在。如在1942年大饥荒中，洛阳栾川县甚至出现了蝗虫吃人的悲剧，其下潭头镇的百姓对蝗虫手足无措，甚至敬畏有加，叫它们“蝗虫爷”。河南大学农学院的师生在潭头镇进行宣传，称“蝗虫是一种富含高蛋白的小昆虫，对人体很有好处”。训导长赵新吾和他的夫人到田地里抓蝗虫，当街油炸食用，并且拿出一部分经费鼓励大家捕杀蝗虫，百姓捕一斤蝗虫可以换五分钱，五分钱可以换一个半鸡蛋，一些中小学生一天就能挣个7角钱，着实是一笔巨款。

由此才打破了潭头镇百姓认为“蝗虫是神虫”的封建观念，但这样的普及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慢慢在全国铺开。

一些科学团体和地方官员进行宣传和治理的时候，往往会受到百姓的阻拦。《湖口彭泽治蝗纪实》中就写道，治虫指导员陈家祥到江西湖口的农村，劝导农民不要求仙问佛，而是要用科学的办法治理。不料数十名农民拿着镰刀铁锹冲进指导员的休息地破口大骂，称科学的办法是“系人的”。

胡适也以他一贯的悲观态度，讥讽中国的农民，他嘲笑道：“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

蝗灾过后往往会导致一个地方饥荒的蔓延，由此产生卖儿鬻女、易子而食的悲剧。1927年这场发生在山东的蝗灾就是如此，山东百姓将家中所有牲畜、财产卖光，甚至连土地都典当，但由于农民大量的在市场上抛售，这些财产的价格往往又比平时低了不少，有些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

1928年大公报登载了一篇名为《鲁灾目击谈》的报道，反映了山东临清、冠县人口买卖的情况：“十五六岁之女子，不过售洋二三十元，十龄上下者，仅值五六元而已”。另一篇《北省灾民之惨状》记载，因为农民没有能力养孩子，一些农民把孩子扔在井里，“竟至湮塞”。当地灾民又旋聚为盗，祸乱一方，基层秩序几乎崩塌。

而这样的悲剧，只不过是近代灾荒史的一角而已，这样的情形不断的上演，以至于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灾荒史专家李文海这样说：“一旦接触到大量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我们就不能不为近代中国灾荒之频繁，灾区之广大及灾情之严重所震惊。……在中国近代社会，‘十年倒有九年荒’这句话，丝毫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中国近代史中，最值得歌颂的第一是历经苦难的劳动人民，第二是为生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在治理蝗灾这个盘旋我们民族头上数千年的恶魔的路上，有一代又一代的能人志士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对蝗虫灾害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有张巨伯、戴芳澜、张景欧、杨惟义、邹钟琳、吴福祯、尤其伟、李凤荪、蔡邦华、傅胜发、邱式邦、任明道、钱声浩、马骏超、陈家祥等人。他们绝大多数出身在东南各省的富裕家庭，却毅然决然的进行农学方面的研究，深入穷困的农村一线进行调查、实验，不怕苦不怕累，为我国昆虫学、农业害虫防治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也给新中国成立之后基本上除却大规模的蝗灾有奠基之功。

1941年，吴福桢的弟子钱浩声研制了第一架国产手动喷雾器“七七”喷雾器 非上图

这一批知识分子介绍了国外先进的治蝗办法，并根据本土特点加以改进。当时比较流行的治理蝗卵的办法有耕锄法、掘卵法；治理成虫的办法有掘沟法、火烧法、火光诱杀法、油杀法、毒饵法、器械除蝗法等，在实际的应用中以人工扑打为主，至于其他办法只有在经济情况略微良好的地方才使用。

他们还对蝗灾进行了科学普及工作，如到地方进行科普宣传、设立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等，并在1935年召开了七省治蝗会议，推动官方进行立法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制定了《农作物病虫害防除规则》、《治蝗冬令除卵办法》，地方政府则陆续成立的昆虫局，而基础政府则依托地方保甲组织治蝗队等等。

除此之外，老百姓自身也对蝗灾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比如最近互联网上突然被人熟知的用鸡鸭治理蝗灾的办法，实际上在明清时期以及后来的民国时期已经有实践。

如在江苏南京八卦洲就极度推崇养鸭治蝗的办法，百姓自发组织了“八卦洲治蝗养鸭会”进行办法的推广和农户的补助，提升农民农副收入的同时也大大的降低了蝗灾发生的风险。还比如，江西的民众自创了“三角灯诱杀法”和“悬灯张幕扫集法”，利用灯火吸引蝗虫，然后用火油闷杀，一晚上能捕捉五六十斤蝗虫。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奖励措施，比如安省在1937年就有政策，标准为“一斤飞蝗换面粉1-2斤，一斤跳蝻换面粉半斤，蝗卵一斤换面粉1-3斤”，包括征募捕蝗人员也有报酬。

但于全国而言，这些治理措施都如杯水车薪一般，在民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和腐败的官僚体制之下，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无法彻底的根治这一个灾害。

明朝郭敦飞曾写诗《飞蝗》，全诗如下：

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

牵衣顿足捕不能，大叶全空小枝折。

去年拖欠鬻男女，今岁科征向谁说。

官曹醉卧闻不闻，叹息回头望京阙。

此诗反应的是在蝗灾过后，百姓遇到的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即便是在民国时期，这首诗反映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

尽管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人民群众在全力的推动治蝗事业，但这些条款和制度往往成为一纸具文，在实践中难以推行，相关的经费也被地方政府上下其手，贪了个干干净净。民国长期割据分裂的情形，也加剧了蝗灾的蔓延。要知道蝗虫过境，可是不分你是河北人还是山东人的，但基层地方政府往往各行其是，全国范围内也没有有效的统一措施，致使蝗灾愈演愈烈，百姓苦不堪言。

《流民图》部分

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一面是纸醉金迷的城市浮华，一面是饿殍遍野乡村惨状。

若是仅看一面，我们都无法正确的了解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

有的人，心中只有大师，却没有百姓。

我希望人们能了解那些粉墨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鸡毛蒜皮之外，还能了解这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小老百姓之间的生离死别、患难真情。

那一个个看似冷冰冰的受灾数字、死亡数字背后，代表的是一个又一个肉体凡胎的人类所遇到的真真切切的苦难。

研究灾荒史不算是一个讨喜的活，也有人说你在盛世说灾，总有不好的导向，也有吃人血馒头的嫌疑。但我总觉得，过去的苦难中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答案”，他是我们人类历史的“错题集”，若不时常翻阅，又怎么能面对，未来一场又一场的“大考”呢？

古代除蝗虫五招如下。其一，当然是吃；《旧唐书》中唐德宗就有关中蒸蝗虫吃的记载。其二：养鸡鸭鸟类。其三：用蝗虫不喜欢的艾草来驱虫。其四：土埋和篝火灭杀。其五：用药汁杀虫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