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音形义研究论文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字理识字教学中处理形义关系的思考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时下频频出现在课堂中的曲解形义的误区的分析，提出了在运用字理识字教学法进行识字教学时，教师应树立据“理”识字意识、循序渐进意识、适用性意识，灵活选择据“理”联想、编字理谜、拆解构件编故事等教学方法，准确地处理汉字的形义关系，以真正落实识字教学目标。

关键词：曲解 形义关系 字理识字教学 教学意识 教学方法

识字教学是小学中低段语文教学的重头戏，广大教师为提高识字教学效率而绞尽脑汁。随着研究的深入，字理识字教学法应运而生，且已自成一派，颇具影响力。字理识字教学法是依据汉字的组构规律从汉字形与义、音的关系着手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 它依据字理解析汉字的形义与音形的关系。目前，在趣味识字理念的指引下，字理识字教学法在运用中出现了教师随意曲解汉字形义关系的误区，即教师根据字理析形索义时，因对字源随意解说而扭曲了汉字的形义关系。

曲解形义的识字教学在课堂里频频出现。如有“乌”字的教学。老师从熟字“鸟”入手，然后这样引导：鸟失去了眼睛， 眼前就一片乌（ 漆） 黑。“乌”字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为：“孝鸟也。”这是它的本义。孝鸟即乌鸦，因为它有一身黑色的羽毛，后又引申为乌黑。又如全国知名特级教师薛法根老师上《卧薪尝胆》的教学片断：

师：（ 画“女”字的象形文字） 这是什么人？

生：这是女人。

师：（ 再画“奴”字的象形文字） 尽管女人已经很听话，很温顺了，男人们还是用一只大手一把抓住女人，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这样的女人就是“奴”。

“奴”字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为：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藁，从女从又。这里的“又”是指手也，手持事者也。可见，“奴”的本义不仅仅指女子，是泛指古人所谓的罪人。虽然薛老师试图通过展示“奴”字的古文字形，让学生了解它的本义，但他因顾形思义而犯了缩小字义的错误。

这种曲解汉字形义的识字教学已经招来许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浪。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在《识字教学不要勉强谈字理》一文中指出，人们依据其现代字形，凭生活经验想象，并推断其字义的字理识字教学是不正确的。它的伪科学性不仅会误导学生，还会糟蹋汉字文化的内涵和影响汉文化的传承。但不可否认，这种让汉字文化“失真”的识字教学确实取得了较好的识字效率。曲解形义识字教学的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思考：面对这种曲解现象的伪科学性，教师应该建立科学准确的汉字形义关系，而中低段学生学习生字时，无法辨析字理的准确性，所以关键在于教师的教，那教师应该树立哪些教学意识？建立汉字形义关系进行识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教学时，教师可以用哪些方法建立形义关系来提高识字效率？下面就从教学意识和教学方法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教学意识

（一）据“理”识字意识

汉字具有构形理据， 它“指汉字构造时每一个部件， 乃至每一个点画被采用、被按某种程式拼装的理由和依据。” 在运用字理识字教学法时，教师对汉字形义关系解说的随意性主要原因在于执教时没有对汉字进行科学考证。因此，在处理汉字形义关系时，教师要树立科学性意识。换言之，形义之间的联系要有“理”据。

首先，教师可依照古代汉语中的“字理”（所谓字理，就是汉字的构形理据），探求本义，科学地处理汉字的形义关系，切忌顾文思义。原因有二：一是并非所有的汉字都有字理，甲骨文中有许多字至今未解其谜，有些被认识的字甚至无法说出其理据；二是汉字构形并非一成不变的。从古到今，汉字在构形上经历了简化、繁化等演变。字形变了，或者记录汉字的音义变了，它的构字理据也会随之改变，或承袭字源理据，或理据重构，或理据隐含，或理据丧失。 字理变化后，汉字的形义之间的变化也尾随而至。因此，对汉字形义关系的分析不可望文生义，要进行科学考证。

其次，教师可依照新说文解字中的“字理”，建立合理的形义关系。随着时代的改变，有些汉字的本义与现代生活的差距越来越远。这势必给学生理解汉字的形义关系带来重重障碍。汉字的形义关系是否可以与时俱“新”？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殷焕先先生在其《汉字三论》中说道：“新说文解字完全可以提倡，要求是：思想健康，浅而易见，生动活泼，合乎口味……凡有利于识字教学者，不必拒绝。”全国字理识字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著名特级教师黄亢美先生也认为：只要言之有“理”（ 新的字理） ,形义结合，便于形象识记，便可宽以待之，允其成立。 由此可见，汉字的形义关系也可依照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字理。

总之，教师在运用字理进行识字教学时，要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意识，据“理”处理汉字的形义关系，让学生正确把握汉字的形成规律，准确而真切地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从而创造性地学习汉字。

（二）循序渐进意识

处理汉字形义关系时，首先要“循”造字先后之“序”。在汉字中， 象形字的数量不多， 但它是汉字形成的基础。指事字是在象形字基础上增加符号造成的，会意字和形声字往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的组合。只要教会了象形字、指事字，再教会意字、形声字就势如破竹了。加上儿童的认知规律总是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因此， 在安排教学内容时，宜按照先象形、指事字， 后会意、形声字的规律来。 如教学指事字“本”和“末”时，先教什么？教师要认识到这两个字都是根据象形字“木”造出来的，所以先教学生回忆“木”的形义关系，然后教学生认识“本”是在“木”下加一横，表示树根，“末”是在“木”上加一横，表示树梢。如果打乱顺序，先教指事字“本”或“末”，后教象形字，那是对儿童认知规律的本末倒置。

其次要“循”学情之“序”。教材中的识字内容安排并没有严格按照汉字的构字先后顺序，而现在的孩子正处于信息爆炸时代，有许多学前识字经历。因此，在运用字理处理汉字形义关系时，教师要根据学情进行教学。如第一册第二个生字“妈”，由“女”和“马”构成。虽然“女”和“马”两字出现在其后课文中，但是学生在入学前早已认识。根据儿童接受新知识时往往由熟悉的旧知识开始的规律，教学形声字“妈”时，教师可以从象形字“女”和“马”入手。而“桥”、“惜”等字，教材也是先安排认识这些字，其后认识“乔”、“昔”等字。基于学生对“乔”、“昔”等字比较陌生的学情，教师不可先教“乔”、“昔”等字，否则便会加重学生的识字负担。可见，教师在教学中要“循”学情而教，不可勉强拆形释义。

其三要“循”儿童认知规律之“序”。中低段儿童认识事物需要借助形象事物。在运用字理进行形义关系教学时，宜按先出示形象的字理图，后出示抽象的生字的顺序。如象形字“老”笔者是这样教的：先出示一副手拄拐杖的老人图和甲骨文中的老 ，后让学生猜猜这是什么字，并说说原因，再根据学生的理由，适时点拨、解说这个象形图，最后演示“老”的字形演变，出示现代汉语中的“老”。

（三）适用性意识

依据字理分析来进行识字教学并非适合每个汉字。教师在选择教法时，首先要考虑这个汉字是否适合分析形义，倘若依据字理分析形义的教学方式不是最佳选择或者没有意义时，则要另择他法。如教五册第七课中的“考”字，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它是“老”的转注字，本义是“老”，而现代汉语里的“考查、考核”的义项在上古的时候很少用。从中国科举考试的源头--汉代便开始，“考”作为“考查、考核”的这一义项逐渐被广泛运用。而教学时，出示“考”的本义对课文中表示“考查、考核”这一义项的理解并无裨益。显然，教学“考”字选择析形索义的教学法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进行识字时，教师要慎重地考虑使用形义关系教学的适用性。

二、教学方法

教学中，一味地对学生讲求汉字的形义关系比较枯燥，需要添加趣味性和新鲜感以唤起学生的热情，激起学生的识字兴趣，从而体会到识字的乐趣。在处理汉字形义关系时，教师要吸收各种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从而让学生高效地识字。正如贾国均先生所说，只要是有利于提高字理识字效率的各种教学方式，我们都要吸收。汉字形义关系是字理识字的核心，所以字理识字教学法适用于汉字形义关系的教学。但是，因为曲解形义关系的普遍存在，所以，下面就以下几种常用的教学方法说说如何正确处理汉字的形义关系。

（一）据“理”联想

据“理”联想即依据字理科学地阐释汉字的形义关系，进而通过联想建立形义关系。

今天，教师引导学习者去领会五六千年前先民的造字理据， 有着相当大的历史差距和思维差距。建立汉字形义之间的联想是缩小这些差距的有效方法。识字心理学研究表明，最有效的识字教学就是创设有利于儿童联想的条件。当儿童面对一个具有表意性的生字时， 他的头脑里必然会产生许多丰富的联想。如见到形声字“爸”字，有学生说爸爸有颗大门牙。显然，儿童的联想往往是没有理据的，需要教师的引导。因此，教师使用联想法进行教学时，要据“理”加以科学地引导。倘若听之任之，甚至教师也将联想变成臆想，随意建立言之无“理”的联想教学，这不仅损害了知识的科学性，而且影响了下一代对汉字文化的继承。

据“理”联想并非讲求字字循字理，教学中教师可以有合“理”的发挥，但要把握合适的“度”--以不影响汉字的形义关系为前提。如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斯霞这样教学“蚓”字：在释义时，她解说“蚓”的字义是虫；在掌握写法时，她这样引导，蚯蚓的身体有时是弯弯曲曲的，像一张弓，有时又很直，像一条线，所以“蚓”字是“虫”加“弓”加“│”。对“蚓”字的教学，斯霞老师先准确释义，然后在不影响字义的前提下，把表示声部的“引”当会意用，让学生形象识记字形，从而建立形义之间的联想。这种形义关系的联想方式既让学生形象地识记了字形，又准确地理解了字义。

（二）编字理谜

教学中，给汉字编字理谜即据“理”给汉字编形义关系的字谜是一条有效的识字途径。

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记忆心理学研究证明， 材料本身有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 而我们主要依靠对材料内在意义的理解而进行的意义识记的.效果， 要比材料本身没有多少内在联系， 主要依靠按材料前后顺序的多次重复而进行的机械识记好得多。汉字的形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教师可以通过编字理谜让学生扎实地掌握汉字的形义关系。如：“朝”字，黄亢美先生把它编成“一轮红日升草间，一轮残月挂天边”。《说文解字》里释“朝”即旦也，字谜里所含的意境正是天明日出的写照。这种字谜也是学生识记汉字形义和吸纳文化知识的重要辅助手段。

编字谜是比较流行的识字方法，如“淹”字，学生编成“大水快淹过来了，赶紧打求救电话”。从表面上看，形和义的关系都结合在字里了，然而这种形义关系是生拉硬扯的。因此，教师要进行字理关系的准确性的引导，否则课堂上师生的地位都会变质：学生会由“自主”变成“自流”，教师也会从“主导”变成“不导”。

（三）拆解构件编故事

儿童喜欢听故事，用编故事法进行教学，最易被学生接受。教师可以先准确地拆解汉字的各个构件（构件由形素组成， 是汉字构形的单位， 是直接参与构字并对所构字的构意起直接作用的构形元素。），科学地分析各构件的关系，后根据各构件所含的意思编织合理的故事。如，“本”和“末”可拆解成“木”加“横”，有位老师成功地运用此法来教学“本”和“末”。教师先复习“木”的形义关系，后用各构件创设故事：爸妈送小明一份礼物，留下“木”字的字条。他来到树林里，看到一块写着“本”字的牌子，就知道礼物在树底下。请小朋友说说小明为什么要在树底下找？在学生合作探究的基础上，教师随机出示“木”与“本”的字理演示图，进行形义关系的联想，学生掌握了“本”表示树根。老师又问：如果礼物挂在树梢，应该在木牌上写什么字？学生说应该在木上边加横，教师随机出示“末”字。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学生掌握了“本”和“末”的形义关系。

建立形义关系的识字教学法还有很多，教师不能仅仅追求活泼花哨的教学形式， 否则学生的学习只会停留在机械识记层面。教学生字时，教师更应该让学生在轻松而富有情趣的氛围中快乐地接受汉字文化的熏陶，让学生的心灵丰富了，让学生的精神成长了，这样的识字教学才得到了“增值”,也因此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字理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教师若为识记而不顾汉字的形义关系牵强附会地拆解汉字，其结果是违背了字理，不仅难以培养、提高学生正确的识字能力， 而且使学生从小对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认识产生偏差，甚至对其终身学习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运用字理进行教学时，教师应树立正确的教学意识，灵活地运用各种识字方法，准确地处理汉字的形义关系，以真正落实识字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说文解字注》，许慎著，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汉字古今义合解》，许威汉、陈秋祥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4、《斯霞识字教学艺术赏析》，王轶群，《小学教学设计》，2006年第2期。

5、《字理识字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潘树新，《小学教学参考》，2000年第7、8期。

6、《活用汉字三千，人生风光百年》，扬清，《小学教学（语文版）》，2008年4月刊。

7、《字理识字教学新探》，何丹，《小学语文教学》，2004年9月刊。

8、《字理识字教学法》，贾国均，《中国教育学刊》，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