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一统文化研究论文

（1）思想上：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②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办太学.（2）政治上：颁发“推恩令”,削弱王国势力,彻底解决王国问题.（3）经济上：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4）开发边疆：①设置“河西四郡”管理河西走廊至玉门关地区.②重新设置郡县,加强对五岭以南广大地区的管辖,③把“西南夷”地区纳入汉王朝的直接统治下.总之,汉武帝的统治使西汉王朝在政治、思想、经济和军事上实现了“大一统”,西汉进入了鼎盛时期.

礼俗文化再研究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这个网站很多的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编辑：studa20Ads by Google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不好意思，就是想阐明一家的思想都不是五千字可以解决的，按你的要求我做不到。

一般来讲，现代史学界认为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战略计划是担任秦朝国尉的魏国大梁人尉缭子提出的“先灭韩魏，腰断山东；南北出兵，北灭燕赵，南灭楚越；南北夹击，再灭东齐，一统天下。”即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2年灭燕公元前221年灭齐尉缭子相传是鬼谷先生的弟子，师从鬼谷先生学习兵家之学。当时处于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正如一句话道“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列国之间合纵连横，斡旋捭阖，到了后期，秦国的国力之强，六国之中更是无与伦比，而秦国最害怕的也是六国合纵抗秦。所以尉缭子作为秦始皇手下的第一军事参谋，战略计划制定也十分厉害，而且秦国后来似乎也按照这个战略计划兼并六国，一统天下。这本来无可疑问，可是问题恰恰出在看似没有疑问的地方。本人以为在尉缭子来秦之前，秦国奉行的是另一套战略计划，而且这套战略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便是秦始皇的仲父，鼎鼎大名的文信侯吕不韦。吕不韦所制定的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战略计划是“出兵上党，占据晋北，夺取河间，切断燕赵；然后南北出击，各个击破。”本人的理由如下：1“（秦庄襄王）二年，（吕不韦）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 ”《史记秦本纪》这时秦国的战略目标是晋北，十分清楚。其后发生信陵君合纵五国抗秦事件，秦国被迫迎战，遭到失败。原因大概有两条：（1）信陵君五国联军人多势众，而且信陵君贤能，善于用兵。（2）秦军注意力在晋北，而不在河内地区。 “晋阳反。（秦王政）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时秦军战略又移至晋北。八年，长安君成峤与蒙骜攻赵之时，仍是取道晋北。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2《战国策 秦策五》记载吕不韦晚年欲夺取燕赵边地河间十二县，并且派遣甘茂之孙神童甘罗斗反燕赵，使秦不费一兵一卒夺取河间，这时秦军的战略意图仍是欲切断燕赵之间的联系。3赵国是战国后期唯一敢于同秦军正面周旋的国家，而且一直与北燕保持良好的政治姻亲关系（据《战国策》《史记》），因为同出三晋，故而韩魏对赵十分警惕，赵则奉行亲燕远晋的外交策略。吕不韦是一代枭雄，自然清楚秦国统一天下的真正对手不是奉行亲秦外交政策的齐国，也不是不堪一击的楚国，而是燕赵，所以他必会首先切断燕赵的联系。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燕赵是秦灭六国过程中抵抗最为顽强的国家，秦军也打的异常辛苦。尉缭子大概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吕不韦倒台后，他变更了吕氏的战略，结果遭到两次输给赵国李牧的败绩。后来，尉缭子则吸取了教训，认识到赵国的实力，加速了灭赵的进程，使得赵国超过魏国，成为第二个被秦所灭的国家。秦最初的领地在今天陕西省西部，在当时属于中国的边缘部分。一直到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因此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在春秋时代早期它是一个比较不显眼的国家，直到秦穆公时代方参与中原争霸，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就科学技术，文化等等而言秦在战国初期也比较落后。这个形势一直到前361年商鞅变法才开始改变。从此秦国开始不断强大。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前316年秦灭蜀，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大国。前246年嬴政登基，前238年掌权，开始了他对六国的征服。从前230年秦灭韩国起，到前221年秦灭齐国，统一中国。请参看秦统一中国之战。前230年 秦灭韩前228年 秦攻占赵都邯郸前225年 秦灭魏前223年 秦灭楚前222年 秦灭燕、赵前221年 秦灭齐，秦王政称皇帝，为始皇帝。自前221年起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封建社会，秦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结束诸侯割据局面，完成封建国家的统一事业，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从经济条件讲，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这给统一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其次，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在中国境内形成一个相当巩固的华夏民族共同体，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所以华夏族能够作为一个核心民族，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力，促进各族人民逐渐融合。第三，各国人民都要求统一。农民是统一最热诚的支持者，因为封建割据以及纷争混战，给农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负担。工商业者也渴望统一，以打破限制工商业发展的各国关卡。地主阶级更要求统一，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后，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大吃小，强吞弱，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局势，逐渐使秦国成为实现统一的中心力量。秦始皇之所以能十年灭六国，在于他强有力的作战部队和超人的军事谋略。1.秦军有以下特点：1).纪律森严。军队的等级和法律刑法在当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2).赏罚分明。这一点没有哪个朝代可以达到秦朝的水平。 3).更大的编制。一百多万。4).更优的武器生产。不同时代的兵器基本上有同样的尺寸，弓弩是对付骑兵最好的武器之一，而中国历史上最强的弩兵就来自秦朝，与一般的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一般的盔甲他能轻易的射穿.秦军曾用这种弩在快短的时间里就将匈奴人赶到了黄河以北.秦军还有一种重型步兵，装备重型长矛，1974年发现兵马俑以来，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种米长的矛柄遗痕，加上矛头，完整的长矛接近7米，用来平举集团方阵冲锋，排山倒海无坚不摧。 5).拥有不出世的天才将领。秦人带给我们一些震撼的名字:白起，蒙恬，蒙括，王翦，王贲......或许从今天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脸上依稀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2.军事谋略上，主要有：1).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的战争指导思想。嬴政为消灭六国,对敌采取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手段。重视用间，以重金收买六国权臣，扰乱其计谋,瓦解其斗志，离间其良将。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改蚕食渐进为鲸吞急灭,集中力量，各个击灭，迅速扫灭六国。在战争中，每得一地，必设郡县，以从组织上保证固地凝民，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2).筑墙而守、徙民实边的边防思想。嬴政在击走匈奴后，命蒙恬主持修筑长城,增设亭障连接燕、赵、秦旧长城绵延数千里，另开筑直道，驻守重兵,移民实边以为北方屏障。同时大规模移民以充实边郡，对边地的开发和防卫起了积极的作用。 3).全民总体战略。即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把能参与战争的一切人都推到了战争前线。秦国的强大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缔造的，秦国全民的总体战体制使秦军的军粮、武器等军队必需品的供给得到了与其它六国相比更为有效的保证。在一统天下之后，秦国并没有停息下来，而是继续保持其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国家总体战战略部署，继续扩充军队，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队一度达到160万人之众，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负责皇室安全的禁卫军，以及由各地材官统率的各郡国兵。经济方面：1.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发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制度。2.秦始皇改革并统一了原来混乱的度量衡，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3.废除六国通用的货币，统一使用的货币，以秦“半两”钱为流通货币。4.以秦国通行的文字大篆为基础，命李斯简化之而制定小篆，颁行全国，统一文字。5.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秦朝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统一称呼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在秦朝，“邮”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近距离的另用“步传”，即派人步行送递。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沿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达下去。6.促进制造工艺。秦代的青铜冶铸工艺是对商周青铜铸造艺术的继承，但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冶铸技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冶金史上的一个集大成期。无论在青铜冶铸技术上，还是在焊接、金属冷加工和装配技术上都已达到令人无比惊叹的程度，表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思想方面：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进行一次清洗。为了钳制人民的思想，接受李斯的建议,除了《秦史》、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外，下令将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此即“焚书”。由于百姓与士人不满，而言论遍布各地。有两个方士（以求神仙、炼仙丹为业人）叫做卢生、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过失。秦始皇得知，派人去抓捕他们，他们已经逃跑了。秦始皇大为恼火，又发现咸阳有一些儒生也一起议论过他。秦始皇把那些儒生抓来审问。儒生经不起拷打，又东拉西扯地供出很多人来。秦始皇下令，逮捕460多人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也就是活埋。由于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其余犯禁的儒生被流放边境。政权方面：1.秦始皇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高过了三皇和五帝，最后将皇和帝并称为"皇帝"。由皇帝来掌握全国的政权，不再像西周那样分封诸侯，各管一地，致使最后诸侯各自独立，中央无法控制，这才导致了天下大乱。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对名称也做了规定：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2.秦始皇对中央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则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而且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也是副丞相，皇帝的诏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三公的下面是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太仆，主要工作是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典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宗正则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官员；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3.在地方，加强君主集权的重要措施是实行了郡县制。这是地方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变化，代替了原来的分封制。设置郡县，由皇帝亲自任命官吏进行治理，罢免权也操纵在皇帝手里。这样就能使天下长期稳定，政权永远掌握在中央皇帝的手里。秦始皇在全国设立了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万户以上），一是县长（万户以下）。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百姓五家为一个单位，由伍长负责。什则由十家组成，由什长负责。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即"刑不上大夫"，而是加重处罚。这使得秦朝的吏治非常清明，政府的办事效率极高。对于官吏要求很严，必须通晓法律，但也给了很高的地位，不但是政治地位，法律的学习也向官吏请教，即"以吏为师"。4.除了政治体制改革外，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集权统治。第一，修造长城。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的首都和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的长城西起陇西的林洮（现在的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现在大同江一带），东西长达万里。第二，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十二个巨大的铜人，每个有24万斤，防止天下人作乱。第三，修建官道，即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叫做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弛道宽达五十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青松树。弛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第四，为了根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后裔贵族们连同富豪一块迁到了咸阳，这样便于监视，同时也繁荣了都城的经济。第五，开拓南越，使中国的版图包括了今天两广，以至扩张到今天越南北部一带。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千古一帝——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划时代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如并天下、称皇帝、废封建、置郡县、销兵器、迁富豪、夷险阻、征百越、逐匈奴、通沟渠、车同轨、书同文、一法度等等措施，对于全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制之创建、中国版图之确立、中国民族之从传承，是有重大之影响的，这方面他可称为“千古一帝”。可是，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不仅使秦朝在统一中国后只历十五年即告覆亡，而且也开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极权统治，使中国老百姓长期过着难以忍受的非人生活。对于秦始皇作为“暴君”的这一面，则不应随便为之辩解。总之，秦始皇一方面是首创统一局面的“千古一帝”，一方面是专制独裁的“暴君”，正好印证人性是立体的事实。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偏于一面，应多角度探讨，才能还历史人物真面目。思想上焚书坑儒，政治上设立郡县制加强统治，各级直接向皇帝负责，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但秦仅二世而亡，其中的历史教训足以警世后人，引以为鉴。因为两位皇帝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