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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50年前,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岛国日本,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胁迫下,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出人意料的是,它将此作为自己弃旧图新、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东方世界第一个摆脱西方大国的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为唯一一个挤入帝国列强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过殖民地的亚洲国家。今天,这个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渴望主宰自身的命运到渴望成为世界的主角,究竟是什么在主导这个岛国如同海潮般激荡起落的命运呢?历史的巨变常常在一些不太起眼的地方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横须贺,位于东京湾入口,日本近代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2003年,这座依山傍水、清秀怡人的小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被纪念的是一个叫佩理的美国将军。从这些轻松友好的笑脸上,人们很难想象,150年前,正是这位将军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了自己的国门,让这个岛国走上了一段充斥着悲剧和奇迹、混杂着屈服和刚强的历史。1853年7月8日,刚刚跻身于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大船,闯入了横须贺港。为了开辟太平洋航线和抢占东方市场,佩理代表美国总统提出了开港通商的要求。这位不久前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海战中大获全胜的将军十分自负,他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面对冒着黑烟的蒸汽战舰和盛气凌人的美国将军,日本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此时的日本,已经度过了两百多年闭关锁国的时光,但是,它对外面的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唯一的窗口长崎,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与荷兰被允许往来通商。17世纪的世界霸主荷兰,让这个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岛国兴起了“兰学”。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而13年前在鸦片战争中受到英国军舰攻击的邻国大清帝国的遭遇,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日本统治者一个新的信号。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应该是非常强大的,这样的对手的出现,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冲击。因此,当美国黑船压境时,尽管日本国内对选择开国还是开战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做了很实际的考虑,日本人几乎是以欢迎的态度接受了佩理的要求。佩理将军在展示武力之余,用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车和大炮向日本人展示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当一部小型蒸汽机车在专门搭建的轨道上开动起来的时候,围观的日本官员从飞转的车轮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和大洋彼岸那个世界的差距。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当时幕府对于开国还是相当积极的,他们认为,按照当时的世界状况,日本如果自闭锁国是无法得到发展的,必须进入国际社会,并从中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一天夜里,两个日本青年偷偷地爬上了美国黑船,用手比划着告诉佩理将军:他们想要随船到美国去,看看美国究竟为什么强大。这样做在当时的日本按律是要杀头的。他们的举动让佩理非常惊讶,佩理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个日本人的求学精神令我感动,如果日本人都像他们一样,日本一定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这两个渴望了解世界的青年人最终还是被送下了船。但随着国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关注起外面的世界。14年后,一个名叫涩泽荣一的年轻人获得了一次前往欧洲的机会。1867年,27岁的涩泽荣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成员到了法国,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新奇的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作坊的机械设备,西方的工业化程度让涩泽荣一大为震惊。他决定留下来,仔细考察欧洲各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研究员 周见涩泽荣一先是到了法国,后来又到了比利时,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接见他们的时候讲,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工业,特别是钢铁的使用非常重要,欢迎日本到时能够购买和使用比利时的钢铁,涩泽荣一大为感慨,他说一个国家的国王在会见外国客人时,都不忘记推销本国的产品,可见工商业对西方国家是多么重要。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涩泽荣一,和当时所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日本人一样,认为商人就是一幅惟利是图的形象。比利时国王的一番话,让他固有的观念慢慢开始转变。1868年11月,涩泽荣一带着全新的思想回到日本。此时的日本,已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国家。国家刚刚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日本历史上第 124 位天皇——明治天皇,重新回到了国家的权力中心。采访: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刘晓峰在日本神话中,据说是天照大神创造了日本,而天皇号称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所以天皇拥有统治日本的法统,但是在实际历史上,从12世纪开始,大权一直旁落,旁落在拥有兵权的幕府将军手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600年,直到1868年,也就是黑船敲开日本国门的第15年。美国黑船压境的傲慢和强势,凸现出幕府的软弱无能,来自外部的压力终于演变为内部变革的动力。最终,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幕府,扶持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14岁的明治天皇成为日本国的最高领袖。年轻的天皇所要领导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日本。美国黑船叩开日本国门之后,迫使日本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此后不久,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蜂拥而至,纷纷仿效,开始在这个岛国上争夺各自的利益。和当时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开港之后的日本迅速成为西方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开港仅仅半年,日本黄金就外流了 100 万两,国内经济萧条,民怨四起。年轻的新政府怎样才能带领日本走出濒临亡国的困境?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从此,日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字幕:求知识于世界,大拯皇基】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明治维新可以说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出发点。1868年11月回国的涩泽荣一,赶上了好时候。一年后,他进入明治政府的财政部门任职。在欧洲游历积累的经验和天生的理财能力,使涩泽荣一的仕途一路顺风。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就在政绩显著的涩泽荣一接连高升的时候,明治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涩泽荣一的个人命运。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使节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欧美12 个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岩仓使节团的出访都可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日本的最高领导阶层,以岩仓为首的,访问欧美的这样一个代表团,最后用的是始惊、次醉、终狂三个词来概括,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始惊就是他们到了欧美,看到了西方发达的文物制度以后,那种吃惊的程度;次醉就是陶醉在西方这种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终狂就是下决心发疯似地学习西方一系列的文物制度,要使日本跟西方一样。正是在德国,日本使节团似乎寻找到了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招待宴会上对他们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番话让日本人感同身受,他们不仅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同时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德国是当时欧洲发展最快的后发国家。几千年来,一直向强者学习的日本人,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老师。回国后主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正是岩仓使节团的副团长、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久保家族依然珍藏着大久保利通当年出访时从巴黎带回来的西式红皮椅子,还有他使用过的砚台和珍爱的中国紫砂茶壶。这枚小小的印章,当年曾是大久保利通随身携带之物,诸多影响日本历史的政令都是用它来签发的。回国后,大久保利通升任参议兼内务卿。这位掌握了明治政府实际大权的铁腕人物,带领日本开始了一段迫不及待的现代化急行军。缫丝场是日本最早建立的官办工厂之一,政府从法国购置了缫丝设备,还重金聘请了法国技师。工厂就要开工了,却招不来工人。因为当时的很多日本人都认为,那些轰轰作响的机器会吸走人的精髓。为了打消百姓的恐惧,明治政府想了一个办法:首先劝说士族高官的女儿进厂当女工。这些技术成熟的女工后来被派往全国各地,缫丝也成为日本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我认为穆斯林国家和中国都有一个特点,对引进外国技术抵触很强,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帝国大学国立大学的许多学科和诸多领域,短时间内全部实行了西化。这里积极的一面是效率很高,为了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切从零开始完全实行西化。实际上也证明了这样做效率确实很高。按照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计划,政府直接从西方拿来了法国式的缫丝场、德国式的矿山冶炼厂,英国式的军工厂。除了购买机械,政府还聘请了大量国外技师。当时,一个外籍专家的月薪最高可以达到两千日元,是明治政府高官的三倍多。据估算,当时明治政府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都投入到了兴办企业当中。在开办国营工厂的同时,大久保利通还大力扶持民间企业。三菱是日本最著名的商标之一。今天的日本国内有一百多家三菱企业,海外还有数百家三菱的分支机构。而在1870年,三菱还只是一个拥有三艘小船的默默无名的小公司。但是,它很快获得了明治政府委托经营的13艘轮船和海上军事运输业务;一年后,政府干脆将这13艘轮船送给了三菱,每年还拨给经营补偿费;此后,政府又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条轮船,无偿交给三菱经营。采访: 日本三菱经济研究所 常务理事 成田诚一日本政府把这些事业交给民间企业去发展,就是说最初由政府实施,然后卖给逐渐培育成熟的民营企业来继续发展。日本一直是采取这种方式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三菱,三井、住友等公司都是相继从政府买下官营企业来发展的。在政府的扶植下,三菱很快羽翼丰满,1875 年,大久保利通要求刚刚成立五年的三菱公司开辟日本到上海的航线。结果,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的半岛和东方航海公司就被逐出了这条航线,三菱公司独家垄断了日本到上海的航运业务。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在众人眼里,他的仕途可谓前程似锦。但是,涩泽荣一却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采访: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刘晓峰(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商人的地位实际上并不是很高,涩泽荣一他弃官从商,等于说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就说叫大家一下子认识到,其实,经商也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地位的人可以去经商。辞官后的涩泽荣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他的企业组织活动逐渐向海运、造船、铁路、纺织、啤酒、化学肥料、矿山等产业部门全面展开。到19世纪80年代,涩泽荣一成为日本工商业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日本,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公历取代了农历,元旦取代了春节;天皇带头吃起了牛肉,官员们穿上了燕尾服;理发馆的生意开始忙碌起来,男人们剪掉发髻,修剪成西式短发。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同一千多年前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一样,如今的日本人又在东京的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燃。日本看上去面目一新,明治维新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东京清水谷,幽静中显出几分荒凉。1878 年5 月 14 日早晨8点,掌握着明治政府实际权力的大久保利通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准备入宫开会。几分钟后,一条消息传到宫中:49岁的大久保利通在清水谷被刺杀。就在遇刺当天的凌晨,大久保利通还在和一位前来拜访的地方县令谈起他对日本未来改革的设想。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结束了大久保利通对这场变革的主导权,为什么明治维新在推进到第11个年头的时候,会突然给整个社会甩出这个巨大的惊叹号?采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名誉教授 升味准之辅大久保利通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决的人,总是拥有毅然决然的态度,是个不妥协的人物。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全国对大久保利通的反对还是相当有实力的,特别是在最后把大久保,士族把他刺杀以后,他的政权很快就过去了。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维新目标,强硬的大久保利通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方式推行改革,但政府在发展工业方面既缺乏经验又急欲求成,导致政府财政难以为继。而文明开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使得日本的传统文化面临崩溃,甚至有人提出日本人应该改说英语,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种。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现代文明与本土传统的激烈冲突。与此同时,改革带来的不公平使本已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1881年,政府以不到投资额三十分之一的低价,将北海道官产出售给个人。这一事件使民众对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极度不满,几乎酿成暴动。直到天皇出面罢免一批高官,才制止了事态的恶化。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之后,把改革的难题留给了继任者伊藤博文。作为大久保利通一直以来的得力助手,伊藤博文将如何面对眼前的社会矛盾?他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明治维新的事业呢?采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名誉教授 升味准之辅伊藤博文,大概在众多的(日本)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思想最宏伟的吧,视野宽广,性格开放。伊藤博文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扑这一日本的传统运动,理由是:近乎裸体的相扑手丑陋而愚昧。但是,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扑高手开始挑战政府禁令,要在东京举办公开的相扑表演。支持高砂的民众和前来干涉的警察相持不下。为了避免对抗升级,天皇不得不亲自举办并出席了一个相扑表演会,恢复了这项运动。相扑手的挑战和民众的不满,让伊藤博文不得不仔细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改革的方式。伊藤博文执政时的日本,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经突现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在西风东进中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民众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自由民权运动正在日本社会各阶层展开。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首先是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对政府提出了制定宪法的要求。正是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激化,使明治政府意识到必须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否则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推翻。惯于顺应大势的伊藤博文也意识到,日本国立宪,已是大势所趋。他开始起草日本的第一部宪法。十多年来的改革经验告诉他: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不能推动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变革。此时,伊藤博文的朋友涩泽荣一已经在自己的商业王国里,对本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融合进行了有效的实践。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商理念;伊藤博文则在《宪法》中结合进了本国的传统。于是,一个看上去令人费解的现象出现了:在本意是为了保护民权事实上也确实写上了民权的《宪法》中,伊藤博文却加入了确立天皇绝对权力的条款。这是为什么呢?采访:日本东京大学 名誉教授 奥平康弘不知什么原因,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有些近似宗教性了,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如果这个宗教没有了的话,日本就不是日本了,包括当时推动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人也都这样认为,伊藤博文也当然会利用这种思想潮流。1889年2 月 11 日,东京都降下漫天大雪,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实施。《帝国宪法》在巩固明治维新成果的同时,借助日本传统中对天皇的尊崇,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并拥有统帅军队以及对外宣战等一切大权。《帝国宪法》使得日本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表面上的多党制,实际上的天皇制,由此决定了日本在崛起初期对外扩张、对内高压的军国主义走向。有历史学家认为,伊藤博文执政时期,在相扑这样的民族传统得到恢复的同时,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尤其是军国主义也随之被召回和强化了。但在当时,伊藤博文却借此化解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宪法》颁布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极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于是,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场景: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在走向极致;当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日本的浮世绘也成为世界绘画的一大流派。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文化,这种形象,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文化的一种状况,它像洋葱头一样,剥开一片,剥开一片,最后想要找日本文化的核,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它每一片里头都含有外来文化影响和它日本文化非常重要成分的一种结合、融合。与此同时,日本也像德国那样,采用了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统制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改变经济运行的方法,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从而让工业化以超出常规的速度腾飞起来。到1910年的时候,日本 95%以上的男子,90% 以上的女子都接受过教育。日本和英国的铁路里程差距从明治维新初期的1000倍缩小为不到4倍。日本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工业国了,但是和西方工业强国相比,它显然还有相当的差距。如何用最快的方式实现赶超的目标?日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条捷径。早在明治政府刚刚成立五年的时候,日本就用武力逼迫邻国朝鲜开国并从中获利,这距离它被美国打开国门还不到20年。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明治的口号是“富国强兵”,明治政府成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现代军队,那是(明治维新的)目标。19世纪末,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直截了当地为日本指出了这样一条便捷之路,“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所谓的西洋各“文明国”,当时正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历史上一直选择与强者为伍的日本,这一次选择了与西洋列强共进退,加入到武力掠夺的行列。当明治维新带来了国力的增长时,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所长 蒋立峰明治维新应该说到1889年,1890年前后维新阶段就已经结束了,后来它整个的国家战略就发生了改变,怎么改变呢,原来是通过改革来促发展,从1890年以后就变成了通过战争来促发展。字幕: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 日俄战争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连年的对外侵略,日本侵占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大量的资源和赔款流入日本国内。仅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掠去的赔款数额,就相当于它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4倍多,赔款中的一半以上都用于扩充海陆军军备。几番得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更加膨胀起来,终于发展到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独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日本扩张势力的战争一个接着一个。字幕: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七?七事变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945年8月 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升空的那一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依靠武力称雄世界的迷梦破灭了,正如此前和此后所有迷信武力争霸的国家一样,侵略战争在给别的国家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了日本毁灭性的打击。从明治维新开始近八十年来积累的物质成果,在战火中几乎化为灰烬。字幕:1945年8月15日 天皇向日本国民宣布日本战败(原声)1945年9月2日 日本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占领国美国每天要向日本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每天要运来6000吨大米才能保证尽可能地少饿死人。然而,没有人会预料到,在这样一片看似一无所有的废墟上,日本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从1955年至1964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以上。从1965年到1970年,这一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0%。对于这个奇迹般的速度,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人们都无法忽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金熙德(日本)战败以后被炸为废墟,但是呢,它还是留下了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发展的底子,像科学技术人才,还有一些学习西方的,搞工业化的一套东西,所以,它虽然物质上像楼房炸塌了,但是它这些,用现在的话就是软实力,还是保留下来了,所以,这是日本战后尽快经济腾飞的一个基础。与此同时,战后的日本得到了《和平宪法》的护航。这部从1947年5月开始实施的新宪法规定:日本的主权属于国民,天皇只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存在;日本永久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在《和平宪法》的框架下,明治维新打下的基础开始发挥作用。这里曾经是日本的第一个火车站。1872年,日本的第一条铁路由英国人建成,明治天皇亲自前来参加通车典礼。七年之后,日本人开始自己设计和修建铁路。 1964年,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出现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之间,它的行车时速是普通铁路的三倍,日本人把它叫做“新干线”。与新干线一起延伸的,还有一大批在战后借鉴了欧美企业制度成长起来的将触角伸展到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正是它们,将日本带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新干线诞生四年后的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19亿美元。就在这一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而这一年,正是明治维新一百周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充满自信的日本民众都有理由认为,这是宣告日本重新崛起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时间。日本一百年的大国之路,的确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总结。但无论怎样去总结,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它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这是大国崛起之百年维新日本的全部内容,你再改一下就成了
西风华诞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 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 人际交往 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 教育 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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