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育婴堂论文范文资料

以前是城郊僻壤，本无路名，因为有个育婴堂，取名为育婴堂路。育婴堂就是孤儿院。

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德尼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巴门尼德认为这条道路给人们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习惯的道路，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是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这种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的，因而是存在的，而“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同上书》第51页）。爱利亚学派可以说是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它们的重大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不确定性。但是应当指出，“理性”一词在原子论哲学先驱阿拉克萨戈拉那里是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萨戈拉（种子论）的观点：理性（奴斯Nous,即心灵）是一种更精细的种子，由于它的作用，造成种子的旋涡运动，使一些种子结合，另一些种子分离，最后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理性”在阿拉克萨戈拉的哲学中是作为运动原理使用的，而“不是从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实体。”（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43页）这种原理被德谟克利继承并改造构建成了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学中，“理性”采取了与感性对话的形式，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德漠克利特认为昧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真理性认识（即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继爱利亚学派之后，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智者哲学又在希腊大地崛起，智者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主义正相反对，他们把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绝对化，到处散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念。他们打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主义旗帜，严重地动摇着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认为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的感觉为转移，正象“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一样。与智者哲学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3页）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苏格拉底所揭开的哲学篇章，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纵深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的哲学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智者哲学的批判，重新确立了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权威，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哲学汉讲演录》第二卷，第195页）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图制定了他的“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不是把观念型混乱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同上》，第199页）甚至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高扬理性的权威：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份，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建构，困难在于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困惑柏拉图哲学的难题，尽管柏拉图艰苦求索，但毕竟未能步入真理的堂奥。亚里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因为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思辩哲学体系，它“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于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斯多德以他开阔的哲学视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现象，然后把它焦结在“存在是什么”这个聚光点上，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理性本体。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哲学牢笼万象，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然而在本质上它却是理性主义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可以说，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完全的经验主义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的经验是全面的，就是说，他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不是抓住一个规定，然后又抓住另外一个规定，而把把它们同时把握在一起……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面被把握时，就是思辨的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08页）而“亚里斯多德只谈理性而不是理性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同上书》，第301页）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主动理性”中臻于极至，在此以后古希腊理性就日渐衰颓，虽然其间也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延续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然而那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二、理性的异变和复归——中世纪的理性神学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解释灵魂（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型不清理性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同的基本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忏悔录》卷1??节）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因为理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真正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决战。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神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大胆挑战，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平分秋色），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一群“战半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的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在根据启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种自然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此，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又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天启；但为了抗衡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的感性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三、理性的内部分裂——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与启蒙理性形成的同时，理性在哲学世界观上又萌生和发展着一种内部分裂，这就是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的对立。经验理性是由经验论哲学揭橥的一种理性思潮，这种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是与经验论哲学共命运的。而经验哲学又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支劲旅，它是西方古典理性又必然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亚里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都着重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理性成分，因为那时哲学研究的重点构筑本体论的哲学大厦，哲学研究偏重于分析、抽象的逻辑思辨，对人类认识中的经验成分的探索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对地显得薄弱。随着生产力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来源和基础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开辟了认识研究的新方向。于是随着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体系，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经验论主要产生于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样地，而且在哲学上它又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英国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这就是说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涵蕴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经验主义理性观在大卫·休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漠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原因观念源于理性演绎，从而全面地向唯理论发动攻击，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有的研究者认为经验是根本反对理性的思维的功能的，这并非是经验论的真正本质。事实上，英国经验论者也在大力张扬理性的能力。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就认定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劳作。它研究的是由感觉印象而来的抽象观念。但是培根更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甚至休谟也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否府理性的作用于高于感性，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集中涵括了经验主义理性观的要义。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经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历史发展，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经验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但是由于经验论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经验理性论又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经验理性论所遗留的理论空间由大陆唯理所填补。大陆唯理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中经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也曾经有一种哲学史观点认为大陆唯理论是完全否定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这同样乖离了大陆唯理论的理论实质。事实上，大陆唯理也承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笛卡尔在论述观念的来源地指出有一种观念来自经验世界，斯宾莎则认为“真观念”必定与外物相符。莱布屁兹走得更远，他指出理性观念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的原则，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学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笛卡尔认为理性的这种天赋能力在观念系统中产生一种“天赋观念”，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念。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莱布尼兹则认为“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唯理论者所揭橥的与经验理理相对立的“理性”称为天赋理性。“天赋理性论”着重考察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从另一个面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特征。但是“天赋理性”论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无论是经验理性论，还是天赋理性论都同样重视方法论，把它们各自带有片面性。经验理性论着重归纳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感性经验上升到普遍原则；而天赋理性论则重视演绎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普遍原则出发下降到经验世界。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长期争斗角逐，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片面性，在历史上必然走到绝境。四、批判理性——康德的理性观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内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的对垒，到了十八世纪末，双方都濒临绝境，无法再在自身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哲学运演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会合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的历史分流，寻求逃脱困境的出路。康德哲学这时应运而生。康德高举批判理性的大旗把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合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全面探索科学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的条件，他说“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第257页）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但不能从经验中发生，形成科学知识还有赖于人类思维主体的先天条件，这就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形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分“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部分全面细致地探索了人类认识的先天形式，在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面临的绝境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进一步弘扬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功能。但是，康德哲学又是一个矛盾体，他的批判理性论在考察、研究，分析人类认识能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综合了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关于人类认识探索的优秀成果，在人类认识史上建构了一座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论认识大厦。但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分析、批判中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动摇了人类理性的权威，为信仰留出了地盘。

不好意思哈，我没听过，再等等其他专业人士回答吧

尼采 (Nietzsche) 诗选--------------------------------------------------------------------------------忧郁颂忧郁啊，请你不要责怪我，我削尖我的鹅毛笔来歌颂你，我把头低垂到滕盖上面、像隐士般坐在树墩上歌颂你。你常看到我，昨天也曾有多次，坐在上午的炎热的阳光里：兀鹫向谷中发出贪婪的叫声，它梦想着枯木桩上的腐尸。粗野的禽鸟，你弄错了，尽管我在我的木块上休息，象木乃伊一样！你没看到我眼睛，它还充满喜气、在转来转去，高傲而得意洋洋。尽管它不能到达你那样的高处，不能眺望最遥远的云海波浪，它却因此而沉得更深，以便象电光般把自身中存在的深渊照亮。我就这样常坐在深深的荒漠之中，丑陋地弯着身体，象献祭的野蛮人，而且总是在惦念着你，忧郁啊，象个忏悔者，尽管我年纪轻轻！我就这样坐着，欣看兀鹫的飞翔，欣闻滚滚的雪崩发出轰隆之声，你毫无世人的虚伪，对我说出真情实话，面色却严肃得骇人。你这具有岩石野性的严厉的女神，你这位女友，爱出现在我的身旁；你威胁地指给我看兀鹫的行踪和那要毁灭我的雪崩的欲望，四周飘荡着咬牙切齿的杀机：要强夺生命的充满痛苦的渴望！在坚硬的岩石上面，花儿在那里怀念着蝴蝶，象进行诱惑一样，这一切就是我——我战战兢兢地感到——受到诱惑的蝴蝶，孤独的花枝，那兀鹫和那湍急奔流的冰溪，暴风的怒吼——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赫赫的女神，我对你深弯着身子，头垂到膝上，哼一首恐怖的赞美诗，只是为了荣耀你，我才渴望着生命、生命、生命，坚定不移！恶意的女神，请你不要责怪我，我编造优美的诗句将你裹起。你露出可怕的脸色走近谁，谁就发抖，你向谁伸出恶意的右手，谁就战栗。我在这里发抖着，哼一首一首的歌，以一种有节奏的姿势战栗地跳起：墨水在流动，削尖的笔在挥写——啊，女神，女神，让我——让我独行其是！--------------------------------------------------------------------------------太阳沉落了1你不会再干渴得长久了，烧焦了的心！约言在大气之中飘荡，从那些不相识的众人口中向我吹来，强烈的凉气来了……我的太阳在中午炎热的照在我头上：我欢迎你们，你们来了，突然吹来的风，你们，午后的凉爽的精灵！风吹得异样而纯洁。黑夜不是用斜看的诱惑者的眼光在瞟着我吗？……保持坚强，我的勇敢的心！不要问，为什么？——2我的浮生的一日！太阳沉落了。平坦的波面已经闪耀着金光。岩石发散着热气：也许是在午时幸福躺在他上面午睡？——在绿光之中褐色的深渊还托出幸福的影子。我的浮生的一日！近黄昏了！你的眼睛已经失去一半的光辉，已经涌出象露珠一样的眼泪，白茫茫的海上已经悄悄地流过你的爱情的红光，你的最后的动摇的永福。3金色的欢畅啊，来吧！你是死亡的最秘密、最甘美的预尝的滋味！——我走路难道走得太快？现在，我的脚疲倦了，你的眼光才赶上我，你的幸福才赶上我。四周围只有波浪和戏弄。以往的苦难，沉入蓝色的遗忘之中——我的小船现在悠然自得。风暴和航海——怎么都忘了！愿望和希望沉没了，灵魂和大海平静地躺着。七重的孤独！我从未感到甘美的平安比现在更靠近我，太阳的眼光比现在更温暖。——我的山顶上的冰不是还发红光吗？银光闪闪，轻盈，象一条鱼，现在我的小船在水上漂去……钱春绮 译--------------------------------------------------------------------------------星的道德注定走向星的轨道上面，星啊，黑暗跟你有什么相干？快乐地穿过这个时代行驶！愿它的悲惨跟你无关而远离！你的光辉属于极远的世界，对于你，同情也该算是犯罪！你只遵守一诫：保持纯洁！钱春绮 译--------------------------------------------------------------------------------献给未识之神再一次，在我继续漂流、纵目向前方观看之前，我要遁逃到你的身边，孤独地高举我的双手，在我最深的内心里面为你庄严地建立祭坛，让任何时间你的声音再将我呼唤。坛上印着深深的红字，写道：奉献给未识之神。我属于他，尽管我至今还在亵神者的队伍里，我属于他——我感到绳套，在战斗之中把我拖倒，尽管我想逃，还要强迫我为他服劳。我要认识你，未认识者，深深抓住我的灵魂者，象暴风贯穿我的一生者，你，不可捉摸者，我的亲戚！我要认识你，甚至侍奉你。钱春绮 译--------------------------------------------------------------------------------松与雷我今高于兽与人，我发言时——无人应。我今又高又孤零——苍然兀立为何人？我今高耸入青云，——静待霹雳雷一声。梁宗岱 译--------------------------------------------------------------------------------最孤寂者现在，当白天厌倦了白天，当一切欲望的河流淙淙的鸣声带给你新的慰藉，当金织就的天空对一切疲倦的灵魂说：“安息吧！”——你为什么不安息呢，阴郁的心呵，什么刺激使你不顾双脚流血地奔逃呢……你盼望着什么呢？梁宗岱 译--------------------------------------------------------------------------------醉歌人啊！ 留神罢！深沉的午夜在说什么？“我睡着，我睡着——我从深沉的梦里醒来；——世界是深沉的，出白昼所想的还要深沉。痛苦是深沉的——快乐9！却比心疼还要深沉；痛苦说：消灭罢！可是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要求深沉，深沉的永恒！”在西方思想史上，尼采恐怕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毁誉不一，用不同的观点对他的思想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尼采也常常遭到误解，有人说“尼采的生平和著作是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受到最严重曲解的现象”（波达赫：《遭毁灭的尼采著作》）。在中国，尼采学说也是命运多蹇的。大概在尼采逝世后不久，他的学说就开始传入中国。20世纪初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思想家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鲁迅、陈独秀，大都对尼采作肯定的评价，推崇他破坏旧文化、创造新文化，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和鲁迅都把尼采和马克思相提并论，作为代表未来西方思想潮流的重要人物。但是，尼采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时兴了一阵子，随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而出现“尼采热”，尼采也被中国的法西斯信奉者歪曲利用，从此就背上了种种恶名。在很长时间内，尼采的名字在中国成为“禁忌”，他的书不再出版，关于尼采的研究也完全停顿了。只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以后，从80年代开始才逐渐恢复对尼采的研究，甚至一度又出现了“尼采热”。我觉得经过一百来年的风风雨雨，几经炎凉，现在应该是冷静地坐下来认真地研究一下尼采的时候了，既不要带着某种情绪去利用尼采达到什么目的，更不要搞什么市场炒作，要知道“市场上的苍蝇”是最使尼采反感的。实事求是地说，过去中国人对尼采的理解，往往只是片断的，或局限于少数个别著作，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近十几年来尼采著作的中译和有关研究增多了，但至今真正有份量的全面系统的学术研究著作也还没有问世。我们迫切期待着中国作者写的那样著作的出现。作为思想家的尼采是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要真正理解他谈何容易。有过一个时期，尼采是批判的靶子，要批判他是太容易了。他的优点在于坦率，敢于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见解，所以他的错误观点也很明显突出，在他的著作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记得恩格斯说过，挑黑格尔的毛病很容易，但这是小学生的工作，真正困难的是从一大堆废物里找出真正珍贵而有价值的东西。出身于基督教牧师的家庭，生长于妇女之手，却成为反基督徒、反女性主义者，青年时代崇拜叔本华哲学，迷醉于瓦格纳音乐，后来却成为叔本华、瓦格纳的激烈批判者，这是为什么。十几年前我去魏玛访问，这是德国文化气息最浓郁的极美的小城，那时德国尚未统一。与歌德、席勒那些文化巨匠在一起，尼采是无声无息十分寂寞的。我去了尼采故居，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参观了丰富的尼采档案，到了他的住室，那里只剩下他的胸像孤零零地放着，我看到他寂寞、孤独、忧伤。我突然想人们读他的书，写了这许多关于他的书和文章，利用他的名义干这干那，但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呢？晚年一直陪伴着他的亲人，包括Eliza�bethFosterN．不理解他，去那里参拜他的希特勒也不理解他。他孤单单地在那里，谁真正了解他内心的痛苦和希望呢？我以前曾说过，尼采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的著作就摆在那里，任人去评说，更不需要什么人去做翻案文章。他自己讲，读他的书需要有一口好牙和一个强健的胃，其实我觉得更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和一颗热烈的心。尼采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个诗人。他不仅写诗，而且处处表现出诗人气质。他并没有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许多著作是警句式的语录汇编，有许多形象化的比喻，因此人们根据不同的理解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样，尼采学说也就给各种不同的派别和倾向，都留下了重新解释的宽广的余地。我以为对历史上任何一个大思想家都会有不同的诠释和理解，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讨论尼采学说，很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评价。我还是那句老话，对这样的学术问题不能、也不可能要求“舆论一律”，惟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充分展开自由的学术讨论，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和比较，来加深我们对尼采的理解和认识。

利用手中的技术研究和人脉关系。已经确认的成绩。

育婴堂是在清代民间慈善机构中普及率最高的善堂之一。而在当时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江南一带，育婴堂更是非常之多。康熙十五年(1676年)，苏州士绅蒋德、许定升、许王俨等人呈请官府，在玄妙观雷尊殿之西筑室数间，创设育婴堂收养遗弃婴孩，此举得到官府的大力支持，当时的江苏巡抚慕天颜、布政使丁思孔等都带头捐建并按月捐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又在育婴堂堂东改设广生书院以供有功于育婴堂之士绅神位。数年后，又将后屋改造成聚星楼。乾隆四年（1739年），考虑到育婴堂地方狭窄、所收婴孩散布乳母家难以稽查的情况，经地方士绅议请，巡抚张渠责成下属部门建屋140余间，大大增扩了育婴堂的规模，使集中收养婴孩成为可能。 苏州育婴堂主要是靠地方士绅与地方有力者对社会事业的热心才创立的。在初创时期，作为民间慈善机构的育婴堂经费来自于地方社会的捐助，其中包括地方官率先捐助，以为表率。从乾隆二年开始，育婴堂的经费主要得自官方的支助。据苏州地方志记载：“乾隆二年，奉旨拨给没官房价银一万二千两有奇，置产……九年，巡抚陈大受奏请拨给江宁县没官新涨芦洲若干亩”，以后陆续增置。至同治年间，有田产不少于13440多亩。除了370亩是士绅所捐外，其余都来自于官方支助。 除了财政方面的支助外，官方的助力还动用公费重建育婴堂，并对育婴堂实施指导。乾隆四年新育婴堂建成后，巡抚张渠“更令诸寮属与在堂绅士细酌规条，申明惩劝，定为四十则”。可以说在乾隆以后，作为民间慈善机构的苏州育婴堂带上了极为浓重的官方色彩。 苏州育婴堂由士绅主持，地方官也参与其事。所谓“乡先生与前后官兹土者经理其事，著有成效”。每至月望日，管理者聚集堂中查察婴孩抚养情况。育婴堂初建时，由于房屋不足30间，地方狭小，因而采取了把婴孩散放乳妇家中喂养的办法。为了防止乳母不尽责，规定每月望日各乳母抱婴孩汇聚堂中，由管理者们共同查验。根据抚养情况的好坏，支付抚育费用和工钱。当时登记的乳妇共有300余人，每人月得工钱300文。尽管实行每月检查一次的制度，但是这种哺育婴孩的方法存在着种种不便和弊端：“人众势涣，稽查为难，乳母或不尽心，仍有夭伤之患……其他弊端种种，不可究诘”。唐甄对苏州育婴堂实行散婴制的弊端有更为具体的描述：“诸乳妇多不良，第贪三百钱。得堂中之衣褓皆用于己子，所养之子，置之不顾，故多病死。其籍记中，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堂中虽有查婴之规，使从事者视之，不过月一至焉，岂能相与寝处？故病死者多也。” 到乾隆初年，张渠抚苏时扩建育婴堂后，以此为转折，育婴堂收养的婴孩不再采取散婴制，而改由乳母婴孩共处一室居堂抚养的方式。这对于改善婴孩的生活条件提高婴孩生存率大为有益。 育婴堂等民间慈善机构往往采取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把弃婴送到这些机构来，如有的育婴堂就规定，凡“接婴一名，奖给送资四百（文）”。据有关史料记载，育婴堂创立后仅8年间“前后收养全活几千百计……每岁全活无算”。苏州育婴堂在成立后，伴随着有清一代几乎始终存在，对于救助当时的孤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