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史为鉴的论文题目

具体的我也不知该怎么说，给个思路吧：大医上可医国......

以史为鉴,试论中医学的特点 中医学是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气、阴阳、五行学说为科学方法论，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及康复保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医学的思想体系宗儒释道三教，以儒家、道家的“中和”、平衡思想为思维方法的主线；其方法论具有多维特质，注重整体和强调平衡；其思维方式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以比较、演绎、类比、以表知里、试探和反证为具体的思维方法。中医学的医学观和方法论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以“中和”思维为核心，辨证思维居主导地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思维观。中医学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经千百年文化积淀融合而成，不仅对现代医学，特别是未来生命科学和未来医学科学，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古代哲学观认为，自然界是由某些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并以此分析客观事物的整体性及辩证的层次关系。中医学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是从整体出发，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在辨识和诊治疾病的思维与实践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对疾病进行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恒动观和辩证观，也是中医学基本特点之一。 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机本质的概括。它不仅仅是指疾病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一组症状群，而且还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邪正盛衰和病变趋势及转归，因此证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疾病本质和病理特征，使论治能够针对病原有的放矢。为临床立法、处方遣药提供可靠依据。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收集到的临床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势，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通过疾病外在表现认清病变本质，分析并寻求疾病病变的关键或症结所在。辨证的过程，就是辨证与论治，就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因而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原则。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是密切相关的，而辨证尤重于辨病，因为证是反映疾病的本质和属性，是认识疾病的基础。如果疾病的治疗缺乏疾病阶段性和类型性本质的准确认定，那么针对性的有效治疗，将无从谈起。当然，若仅以证候的差异去认识疾病，而不考虑疾病的整个过程或全貌，是难以界定和判断疾病所处的某一阶段的病变本质。因为“病”是“证”的综合和全过程的临床反应，“病”对“证”有制约作用，“证”的内容和转化规律均是以“病”为前提条件的。如同为肾阳虚证，泄泻肾阳虚证的主症是五更泄泻，泻后则安，可不出现水肿；水肿肾阳虚证的主症是面浮身肿，腰以下尤甚，按之凹陷不起，泄泻可不出现。由此可见，证候的主症依所属病种不同各有侧重，治疗也随病种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在温补肾阳的同时，前者佐以固涩止泻；后者兼以化气行水。这种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诊治思路，有利于提高中医临床的诊治水平。

林则徐的治学态度近代爱国者林则徐曾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驱之。”这不但是他爱国政治活动的真实写照，而且生动地体现了他的治学态度。林则徐自幼即以文才敏捷闻名乡里，他不喜欢空谈性理或专注考据的学风，认为这种学风禁锢了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压抑了人的创造性，不利于社会进步。因此在他担任地方官后，一反传统，不但亲自研究实践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较好地解决了一般人视为畏途的水利、盐政、赈灾、钱漕等问题，而且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扶植了一批有用的人才。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率先突破了长期存在于士大夫中的“夷夏大防”观念，主张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以夷为师”。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已从繁荣先进的顶点跌落下来，同西方新兴工业国家相比有了很大的差距。但是中国大多数官僚士大夫对此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躺在祖宗的荣誉上面沾沾自喜，以为“惟我文明”，西方人只是茹毛饮血的“蛮夷”，拒绝向外国学习。乾隆皇帝对英国赠送的枪炮、机器模型等不屑研究，而是置放于圆明园中作为贡品而炫耀，便是绝好的证明。林则徐在接触西方事物之前，也未能免于这种昧塞无知的状态。例如，他不知道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以为在美国附近；他认为英国人以肉食为生，离不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否则无以活命；他甚至以为英国士兵腿足屈伸不便，“一仆不能复起”，中国军队与之近战足以取胜，等等。但是，当林则徐到达广州，目睹了中外对比的实际情况后，他的看法很快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要想维护独立，绝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须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因此，他顶住了“背叛祖宗”的诽谤和“认贼作父”，“以夷为师”的指责，开始认真研究和学习西方，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就此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中国人翻译外国的书报杂志。到广州后，他聘请毕业于印度、马来亚、美国和中国教会学校的华人为译员，译出了有关西方政治、地理、军事、经济、法律的很多资料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有关评论，如《澳门月报》、《四洲志》、《万国公法》、《华事夷言》等等。直到日本明治维新前，这些书都是远东介绍西方情况最详尽最权威的资料。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外国人求教。林则徐破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以孔孟为师的陈腐说教，亲自向住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医生和因海难而滞留的海员询问西方的情况，请他们帮助修改他所拟的致英王照会文稿，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在了解西方情况和世界大势的基础上，林则徐敢于承认落后，但又不甘于落后，而是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命题。尽管他当时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仍局限于枪炮机器等方面，没有放弃封建君主专制和三纲五常之体，但毕竟冲破了抱残守缺的封建网罗，迈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林则徐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准绳，决定学问的取舍，勇于修正错误，不拘泥于祖宗、天命和舆论的治学态度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