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文

我这里有一些，不知是否用得上 。 天津卫有句俗话：“过了腊八就是年。”人们一过腊八就不再忙别的事，以极大的热情把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忙年的活动中。各家各户务求把吃的、穿的、用的一并准备齐全。 其实，天津卫老少爷们过年的时候，不但能够饱了口福，还可以借这个年劲，大饱眼福，各式的庙会、花会、法鼓、大戏，各样的游戏、杂耍把春节的这几天排得满满的———“娱乐”就是天津人春节的主题。 天后宫庙会敲响新春第一锣 从前，天津民间信奉多神，如财神、灶王、菩萨、玉皇等，但由于天津地处海边，民众一面强调航海技术一面祈求神灵保佑，所以在民间威望最高、崇拜最甚的要属“天后娘娘”———在南方称“妈祖”。同时天津又是航运枢纽，外来商人诸多，航运活动频繁，所以“天后宫”的香火也非常旺盛，并多有祭祀的花会活动。到了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巡视天津，视察了天后宫，并非常欣赏花会的表演，皇帝钦赐会旗，从此天后宫的民间花会成为了“皇会”。法鼓、狮子、中幡和花鼓等各种表演走街串巷，锣鼓声不绝，喝彩声不断。据《天津皇会考记》记载，“通宵如是，直至夜阑不散。烛灭香消，未觉东方之既已白。”后来，除了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大庆之外，农历腊月十五至正月初一还要举办盛大的庙会，慢慢地，天后宫庙会变成了春节最为重要的一个喜庆节目。 天津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尚洁说：“为什么在腊月这冰天雪地的寒冷季节举办规模宏大的娘娘庙会呢？说起来它与天津人传统的年节习俗有着很大的关系，天津人十分重视过年过节，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大城市中极负盛名，这与天津的历史地理环境、五方杂处的人群结构、多数人长期从事漂泊无定的海运和漕运职业有关。每到年节，人们企盼着能够与家人平安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共祝来年好运。这种买价与心理的浓烈程度是其他城市的百姓无法相比的。天后宫腊月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热闹的气氛中应运而生的。从腊月十五开始，各种年货商贩聚集到天后宫内，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年货交易市场。宫南宫北一带年节需要的杂货和庙内前院的儿童玩具，吸引了大量的游人，而这种形势至今未改。” 她还告诉记者，早年间，天后宫内就有许多由配殿改成的商业店铺，卖剪纸窗花、吊钱儿、金货以及花鸟鱼虫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在大家去选购年货的时候，看着那琳琅满目的年货，“逛逛也是享受啊！” 大鼓伴杂耍老少爷们乐一把 旧时的天津，人称唱大鼓的生意人为“吃江湖饭的”。据传，大鼓这种演唱形式的起源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尧舜时代朝堂里就设置谏鼓，虽是以下谏上，也有一种教化的意义。古代，周庄王为了“正风化俗”，曾“击鼓化民”，所以后世唱大鼓的就尊周庄王为祖师了。过年的时候，唱大鼓的不会在年货市场附近支棚设帐，三面摆上长板凳，一面平地设桌支鼓，当做演员演唱的舞台，谓之“拉场儿”。所谓的鼓曲都是成本大套的书，什么《呼延庆打擂》、《前后七国》、《杨家将》、《跨海征东》、《薛刚反唐》等等。 这一个年，几家大鼓棚子唱不同的曲目，老百姓在一饱耳福的同时，还能一饱眼福。因为过年的时候只要一有唱鼓曲，就必然会有“杂耍”，这种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以吸引不同爱好的观众，将相声、双簧、戏法(魔术)、杂技(如抖空竹、耍坛子、踢毡子等)一起演出，称为“十样杂耍”，意为将吹、打、拉、弹、说、学、逗、唱、变、练十门技艺集于一堂，让大家在年里好好乐一把。 空竹嗡嗡响花样抖出大年味 提起抖空竹，每个孩子、甚至大人都会兴致勃勃的，因为空竹随着棉线及两根细棍子发出“嗡嗡”的声音，伴随着左右挥甩、上下起伏，由简单的拉响，到繁复优美的花招，抖空竹的技巧是相当多的。由于它两头大，中间细，天津人叫它“风葫芦”。 在老天津过年的庙会上，都会有人表演。表演者用两根短竹竿系上白线绳，在空竹中间的圆轴上绕一圈，两手持竹竿抖动时，使轴头上的圆盘旋转起来，圆盘上有竹片隔开的小孔，旋转时有风进入孔中，因而发出“嗡嗡”的响声。抖得快，圆盘转得也就快，发出的声音也就越洪亮。抖空竹时，常常是几个人聚在一起抖，比赛谁的空竹抖得响亮，谁抖得花样多，最简单的花样是“扬高”，就是把空竹抖响亮，抛向空中，带着“嗡嗡”响声，再用竹竿接住，继续抖。抖空竹的花样还有“猴子爬杆”，即让空竹顺着手中的竹竿往上旋转。复杂的花样还有“攀十字”、“张飞马”等。春节的庙会、年货市场几乎都可以听到“嗡嗡”的声音，现在的孩子大概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简单的玩具，在两根小棒拴着的一根小绳上，一只竹子做的小玩意儿随着绳子的抖动上下翻飞，发出“嗡嗡”的声响。如今，年过六旬的老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几只嗡嗡作响的空竹，“嗖嗖”地从人群中飞向天空，随后，急速落下，然后各自被稳稳地用绳子接住，又重新抖了起来。小小的空竹就像流星一样不断从人们的眼前划过，令人眼花缭乱。一会儿从背后飞上来，一会儿又从腿下钻过去，一会儿又在他们的手指间来回跳跃，他们舞出的“流星赶月”、“猴子爬杆”、“蚂蚁上树”等花式令人叫绝。 男女老少齐上阵秧歌扭起来 还有一种与高跷并列为节日不可缺少的娱乐活动节日民间社火活动中的一种歌舞艺术，天津方言称为“地秧歌”。67岁的孙凤英老人说：“我是铁杆秧歌迷，一听见唢呐和鼓点声，手脚就痒痒。当你随着鼓点扭动的时候，连脚趾头都吃着劲。今年春节，我参加了宁河的秧歌队，好好地扭了一回新春大秧歌。扭秧歌的门道其实多着呢，一招一式，一行一动，都有许多讲究，把喜气洋洋的感觉带给看秧歌的每一个人，把新春的气氛带给每一个人。”“旧时秧歌都是男的闹，那时候的大年里，男人们装扮上身，吆喝着，欢笑着，在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隔着门缝往外看，一起跟着欢笑。女子跳秧歌是现在才有的。” 孙凤英还告诉记者，在京津一带，地秧歌有两种区别：一是踩跷与否，踩跷者腿子也只1尺余；二是大扭大唱与只扭不唱之分。以上4种形式中，只有不踩跷、只扭不唱，也不扮演故事角色的人，仅配以服装彩绸，随锣鼓伴奏碎步舞扭。至于“跑旱船”、“跑驴”等艺术形式，在天津往往是和秧歌会附在一起，也有的是附在高跷会后，作为大剧目间的一种缓冲表演项目或短节目后的补充项目。热烈火爆之后，诙谐曼舞，使观众情绪为之一舒。 唢呐伴奏铛子响跨鼓敲起来 据尚洁介绍，相传天津最早的一个法鼓团体是“大觉庵金音法鼓会”。法鼓会乐器以鼓为主，放在中央,钹、铙、铬子、铛子都在鼓后。法鼓曲牌约十几套，常用的有《老西河》、《摇通鼓》等。著名的法鼓会还有龙亭的井音法鼓、芥园的花音法鼓、侯家的永音法鼓等。而中幡会是跨鼓和中幡两种艺术形式结合表演的会，由厨行同业所办，会名“乡祠前远音跨鼓中幡会”，跨鼓队是大鼓八面，用黄绳系于颈间，鼓手人穿黄马褂；铛子八面，击者每人穿黄坎肩；另有双髻文童12人，各着鲜衣，手托花篮；武童亦12人，手持对钹。演奏时，跨鼓声轻重缓急不同，铛子打点。文童轻歌，唢呐伴奏。武童则击耍对钹和人体摆字，常摆的吉祥词为“江山太平”、“天下太平”等，变换极迅速。中幡队最初是中幡三架，各由三丈长竹竿挂长幡，幡宽五尺，青缎面初是中幡三架，各由三丈长竹竿挂长幡，幡宽五尺，青缎面，红布里。幡顶斜插旗子两面、灯笼两个、伞盖三把，并系缀铜铃若干，每架各有长幌绳两条(较北京中幡少一至二条)。每架总重超过百斤，行会中或托手中，臂上或杠肩头。表演时则顶上额或伸臂托塔，表演者做各种惊险动作，但幡竿不能离身，不能倒地。逛庙会的人们会大声地给表演者叫好，表演者得到认可后，会更加卖力地表演。 跳高劈叉翻筋斗高跷踩起来 每当过年，还有一种娱乐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踩高跷”。高跷的表演者双足缚于1～3尺高木棍制成的“跷腿”上，边行走边表演。清代中叶高跷盛行时，高跷腿子曾有高5尺者。高跷有文、武之分：文跷以走唱为主，简单的舞扭动作；武跷则表演诸如倒立、翻筋斗、叠罗汉、跳高桌劈叉等惊险动作。 天津高跷多属武跷，其舞扭动作，如倒立翻滚、前奔下倾等均有固定模式，造型美观，气氛红火。清代以来，天津城郊高跷会最为普遍，多以戏曲名目相标榜。表演时按戏目分项进行，演员在锣、鼓、铙、钹击打伴奏中舞蹈翻跌。在高跷铿锵有力的锣鼓点中，年味越来越浓，喜气洋洋的春节也越过越有意思！ “妈妈例儿”，也写做“妈妈论儿”，是京津地区一种民俗事象。《北京方言辞典》释义为：“日常生活中的迷信禁忌和迷信言论。”《北京话词语》里说它跟“老妈妈例儿”一个意思。 例儿，当然是当惯例、体例、规则讲，是应该仿效或依据的。妈妈，指长者，从前大都是家庭妇女。换句不大好听的话说，妈妈例儿就是家里老娘儿们的讲究。加上老字，则是突出“例儿”的老生长谈性质。 它是否都是“迷信禁忌和迷信言论”？我看不一定。由于妈妈例儿来自底层人民，是传承民俗，情况就复杂了，至少有三种情况：一、以迷信的形态出现，包含迷信的内容；二、以迷信的形态包含合理的内容；三、以合理的形态包含合理的内容。后二者在民俗学上叫“俗信” 这说需要用辩证方法，去看妈妈例儿。 一、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 这是带判断性的妈妈例儿。有这一回事儿吗？没有。有人把它与清兵入关联系起来，只是小说家言。如果确是“真理判断”，即没有舅舅的人，在正月剃了头(理发)怎么办？有舅舅的死舅舅，没舅舅的管不了，那还是真理性判断吗？但是，它是用迷信的形式，引导合理行为。正月，人人过春节，它督促人们在春节前做好个人卫生；不搞这种个人卫生，就危及亲属，多厉害！再说，旧社会剃头匠(理发师傅)大都是宝坻县人，旧年年底夜以继日地干活，等除夕加班到正月初一天亮，立刻回家乡过年，你想剃头(理发)，哪儿找师傅去！ 二、窗户门对窗户门，不打官司就死人 建筑新房，或在院子里翻盖新房，最忌讳门或窗对着邻居的门或窗户，所以有了“门对门，净死人”一类妈妈例儿。 这种话，看起来是一种民俗禁忌，而且是荒谬的迷信禁忌，但是，却不能这么简单地做出结论。因为这是以迷信形态表明一种建筑规程。 门窗对门窗不便于居住生活。谁家都有隐私，至少都有不愿意别人看见的起居生活，都有不愿公开的行为。夏日炎炎，在个人居室内难免袒露上体，或者洗浴，能时时刻刻紧闭门窗吗？显然不能。还有例如某地有两家门对门的住户。甲走出自己的屋门时，总是无所谓地前行右拐。但对门的乙住户换房搬走了，住进新住的丙。没有几天，丙住户的男人站在门前骂街，“狗眼冲人家屋里看什么”，“不是东西”等等。甲住户发现丙住户“骂海街”也不依不饶，说：“也不尿一泡尿照照，你那模样的女人躺在地下也没人要。”“海街”骂了几次，甲与丙接上了火，大打出手，归了派出所。如果当初盖房的时候，遵守了妈妈例儿这种多年经验总结，把门与窗相互错开，就不会发生这种纠纷。可见这条看来十分迷信的妈妈例儿，道出了某些生活的真理。 旧时元宵节天津例儿多 为外甥祈福———舅舅送灯 正月十五，当舅舅的人可千万别忘了一件事，一定要给外甥送灯。旧时天津民间有舅舅给外甥送灯的习俗。 “讲究送‘鸭子’形的灯，取其谐音‘押子’之意，为外甥祈福。也有预祝外甥长命百岁之意。”至今此俗不衰，而且灯的种类日趋繁多，金鱼灯、蒺藜灯等取富裕有余和吉利的寓意。 结伴赏灯散逛———走百病 正月十六，天津还有一个习俗，这一天是走百病的日子，劳累一年从未离开婆家的妇女们，纷纷走出家门，或回娘家与父母团聚，或到庙里进香，或到繁华闹市逛一遭，消闲一番。但是，必须当日返回，不许隔夜。 妇女不仅要回娘家，而且多结伴出游，一边赏灯散逛，一边以行“走”除百病，民间认为在“走百病”时，必须越过3条河流，跨过3座桥，而且还要“摸钉”，方能求吉除疾。“摸钉”就是用手触摸桥梁上的铁钉或是庙门上的门钉。因“钉”与“丁”谐音，而“丁”又象征男子，所以妇女特别是未有身孕的妇女则必须诚心“摸钉”，以求子嗣，使家业兴旺，有传宗接代之人。好在天津河流多，桥梁多，庙宇多，不然走一天下来，女子们的小脚哪里受得了。 金银财宝驮回家———蒸老鼠 居民人家一般在正月十四就忙活起来，和面蒸制“刺猬、老鼠”。刺猬的周身剪出细三角尖儿，以高粱米做眼。老鼠则剪出四足和长尾,用黑豆做眼。刺猬、老鼠的脊背上和木铣头上堆着面做的元宝，两种为一对，分别摆放窗台角、门墩、厨房的灶台角处，头朝外。转天下午，把各处摆放的刺猬、老鼠头由向外转向屋内，以示把财宝驮回家中。至于神像前、祖先牌位前和灶王神像前所供的刺猬、老鼠则不转动。 十五晚间天黑后，撤下供品及各种摆放的刺猬、老鼠,由家中男性家长主持上香，供煮熟的元宵，全家男女老小叩拜尽礼，燃烛焚香焚黄钱、放鞭炮。香尽撤下元宵回锅煮热由全家分吃，谓“吃供尖”。吃供尖后正式吃晚饭，平时分家单过或者外出工作的，都要凑齐集中在家长的住处吃。因为正月十五是第一个月圆的日子，月圆家圆，象征着家庭和睦、美满幸福。 圆圆满满吃元宵 过元宵佳节，自然不能不提吃元宵。有糯米(津地叫“江米”)面和高粱面(津地叫“黍米面”)两种。糕点店出售的是糯米面的。元宵馅品种多样，故称“什锦汤圆”，制作时用畚箕摇制，煮熟后松软可口。一般家庭自制都是高粱面的，是包糖馅后用手制成，煮熟后略显硬实。 我国民间有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民间相传，元宵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某个正月十五，楚昭王经过长江，见江面有漂浮物，为一种外白内红的甜美食物。楚昭王请教孔子，孔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主复兴之兆”。元宵和春节的年糕、端午节的粽子一样，都是节日食品。吃元宵象征家庭像月圆一样团圆，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元宵在南方称“汤圆”、“圆子”、“浮圆子”、“水圆”，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等等，煮、煎、蒸、炸皆可。再看元宵的品种和吃法。北宋以前的元宵是实心的，无馅，下在烧开的水中，配以白糖、蜜枣、桂花、桂圆等物。南宋时开始有了中间包糖的“乳糖圆子”，大概是较早的有馅元宵。其后，元宵馅又有甜、咸之分。甜馅一般用白糖、红糖、桂花、果仁、芝麻等制作；咸馅多为荤馅，单包肉或肉、蔬合包。元宵大多以水煮食，但也有油炸食用的。 今天，元宵的吃法就更加丰富了，人们把中西结合在元宵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连巧克力和冰淇淋都能当元宵馅了，还有什么不能煮来吃的呢？

无语了，不是口头文化么？为什么打开却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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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是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繁衍。明弘治4年（1491年）有官吏上书朝廷：“天津之地，水陆咽喉，所系甚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津地成为历朝畿辅首邑和我国连接海内外、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天津地区在特有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祖先们创造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形成了天津市特有的津味儿文化特色。在天津众多的民间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柳青木版年画这一民间艺术瑰宝。她创始于明末，鼎盛于清朝，深受人们的喜爱，是我国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是维系津沽民族情感的纽带。中国南北水陆交通命脉的京杭大运河开通和天津漕运的兴起，使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经济日益繁荣，加之镇外盛产杜梨木，非常适宜雕刻画版，杨柳青木版年画即随之兴起，并日益走向兴盛。曾于此时全镇及周边村庄呈现出“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盛况。由于历史原因，杨柳青年画曾一度衰落，尤以抗日时期损失惨重，濒临灭绝。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多次的抢救、搜集、挖掘、整理，使之枯木逢春。杨柳青木版年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图饱满、寓意吉祥、雅俗共赏，加之采用刻绘结合的特色手法，刻工精美、绘制细腻、色彩绚丽，被公推为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之首。更以其历史积淀厚重和文化连续性的特征而扬名海内外，是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一种综合的集精神与实用、历史和现世的物化成果，具有历史进程中“活化石”之作用，也是历史时代风貌的“百科全书”。挖掘、抢救、保护杨柳青木版年画，对研究天津地区民俗文化，以及北方其它年画，乃至中国美术史等方面均体现出重要价值。她是中国年画艺术的代表，在中国民间文化和天津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天津市杨柳青木版年画于2004年4月被文化部公布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专业性试点项目。2006年5月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天津京剧 京剧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由徽调、汉调、昆曲、梆子等艺术形式相互交流、融合而萌发，形成于北京，具有独特风格的，很快遍及全国的一个戏曲剧种。初始时，并没有“京剧”这个确切的名字，曾出现过“二黄”、“平戏”和“京戏”的称谓。在它孕育、形成时期，（约在清朝的道光初年），京剧首先传入了京都的门户——天津。同治中期，皮黄又由天津传至上海。天津虽不是京剧的发源地，但就其对京剧的传播、张扬、促进，乃至于光大方面来讲，是呈显著之势的。究其原因是，天津有着适宜于京剧发展的地理环境（地处陆路、水路的南北交通要道）与人文环境（有着爱戏、懂戏的观众）。从大量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京剧的萌芽开始，几乎所有的京剧名家精英都曾鱼贯津门献出他们最拿手的，或新创作的剧目。如在声腔曲调和舞台语言方面做出了重大改革而最早成名的京剧演员、“京剧老生前三杰”之一的余三胜，“后三杰”谭鑫培、南派京剧创始人之一王鸿寿，李桂春、盖叫天、杨小楼、周信芳以及后来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来津演出了他们的拿手好戏。而天津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名丑第一人刘赶三、“后三杰”之一的孙菊仙，创立了武生“黄派”的黄月山、“尚派”的尚和玉以及李吉瑞、王克琴、赵美英等京剧名伶，将众多的剧目呈现在天津京剧舞台上。天津“票房”的实力也非常强大：窦砚峰、王君直、王庾生、袁寒云、王颂臣等名票不仅自己能唱，还教出了不少弟子，也有不少问艺于他们的京剧名家，如余叔岩、孟小冬等。而严范孙、林墨青等近代著名教育家，不仅素好京剧，而且还积极倡导戏曲改良，亲自组织演员创编新剧目，从而成为清末民初天津戏曲改良运动的中坚力量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为中国北方“泽国水乡”水路交通运输主要靠摆渡浮桥和陆续建的可开启的钢桥。中国革命著名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就是在金汤桥会师的。人生礼仪纷繁复杂，多姿多彩。虽为工商大都会，但思想仍有较浓厚的封建小农经济意识，崇尚封建孝道和伦理，追求多子多福，家大业大，子孙满堂，以养育5男2女为理想生育模式。求子育子诸礼莫不以祈求福寿安康为目的。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彩礼重聘。无论娶媳聘女皆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奢靡至极在所不惜。丧葬之礼更为奢华，缛节俗例儿比比皆是，推崇大出殡，重棺椁，重寿衣，事死如事生。旧时，祝寿讲究宴请宾朋，请戏班唱堂会，并有男不过10（逢10），女不过9（逢9）之风俗，尤对66岁生日格外重视，有“六十六不死掉块肉”之俗谚。津人为公好义，受元代漕运及居民多为明代屯兵后裔人口杂处五方影响，码头习气、行武之遗风尚存，民众多聚义互助，热心公益，不仅有水会、杠子房、小大院等社会公益职能组织，还因其商贸发达，成立了许多相对具有约束力的民间职业社团组织及客商寓居津门所建的会馆、乡祠。普通居民喜出入相招，守望相助的邻里之情，但攀比之风颇重，好散财“买脸”。长期漂泊无定的生活，培育了津民喜团聚、好热闹，钟情年节时令的庆贺活动。尤其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民俗节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火爆、喜庆，尽力渲染和营造年节气氛，并形成诸如“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往家赚”的春节期间特定的传统食俗惯例。民间信仰广泛庞杂，清中叶以前，共有各类庙宇500余座，儒、释、道及民间或地方崇拜诸神无所不有，庙宇之多，全国罕见。自然物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民间杂神崇拜以及跳大神、算命、看风水等活动极为盛行，特别是对神灵的信仰目的性极强，多只祈求保佑现世生人，功利色彩较重。在诸多民间信仰中尤以对海神天后崇拜顶礼至极，并将其与天津本土文化紧密结合，成为护佑三津的福主和城市保护神。津门历史也多与天后文化紧密相连，不仅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而且对天津经济、文化、风俗习尚等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的影响。天津民间工艺美术种类繁多，受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及世俗欣赏需求影响，地域特色浓郁。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刻砖刘刻砖、面塑、木雕、石雕、根雕、杨柳青年画、塘沽版画、剪纸、彩灯、地毯等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被称为民间艺术之绝品，名扬海内外。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时调、大鼓、快板等大众化戏剧和曲艺在津十分兴盛，这些戏曲虽大都起源于他乡农村或城市社会下层，但最终有的在天津形成正式的艺术流派，有的在天津成熟或“走红”，从而使天津成为中国主要戏曲艺术产生的摇篮。特别是名角儿的演唱，不在天津唱红叫响就难以走向全国，过“天津关”是演员能否成名的标准，因而天津也是培养戏曲名家的摇篮。戏曲的繁荣也使茶园、戏园业大兴，成为旧时民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民间音乐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演出团体多以老会、圣会呼之。法鼓、大乐、十番、杠箱、高跷、秧歌等传统乐舞十分普及，各会所在社区居民均以公益事业视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平日自娱自乐，为茶余饭后消遣乐事。逢年过节或重大庙会活动出会表演，为本社区争光添彩。闻名于世的天津皇会，在举办期间，曾是民间各道乐舞老会、圣会大显身手，争妍斗艳之大好机会，故每逢皇会举办之时，全民热情参与，最多时有110多道会的表演，近5000余位演员。《天津天后宫皇会行会图》中就有于此的详细记载。这一调动全民情结，达到万人空巷的民间盛会终成为当时“全国各省唯一的神话盛事”。这些民间音乐舞蹈已被今各道民间花会所继承。民间游艺竞技项目十分丰富，民喜运动，除放风筝、抖闷葫芦、踢毽等全民性普及竞技游艺项目外，部分群体以玩鸟、玩鹰、斗蛐蛐等为乐事，少年儿童尤其是男童的游艺竞技项目则多室外追逐内容租界社区侨民则多以舞会、音乐会、赛马会、击剑、草地网球、水上快艇、板球、马球、回力球等为消闲方式，这些项目也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生活。为了更好地突出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独特风韵，本网站围绕天津地区汉民族民俗进行描述，并以记叙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俗事项为主。同时以“旧时”一词作为断代时间标志，将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范展现在世人面前。

天文历法 汉族有悠久的天文学观测的传统。远在传说时代，就有世袭执掌天文的官吏，专门观测天象。以后历代沿续，设观星台、观象台、司天台、司天监、钦天监等机构，负责观测天象、推算历法。因此，汉文献中以日食、月食、恒星、彗星、太阳墨子等天象的观测与记录，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汉族古代天文学家制造的天文观测仪器有许多优点，其关键部件和原理至今仍被应用于现代大型天文观测仪器中。并以显示天体运行为契机，最先发明了报时的机械钟。此外汉族独立发明了自己的历法。 日食发生的最早记录，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夏代。距今约3000年前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日食、月食的确切记录。周代以及春秋战国以来的典籍中，更有日食、月食的诸多记录。 恒星的观测记录，也见于商代甲骨文中。《周礼》有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战国时甘德著《星占》八卷，石申著《天文》八卷，后人合称为《甘石星经》，其中记载120颗恒星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分三垣(太微、紫微、天市)二十八宿(东方青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朱鸟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用这种区域划分来确定天体和天象发生的位置。先秦时期汉族先民绘制星图，留存至今最早的实物有五代时期出土的二块28宿星图刻石，其它著名的有宋代苏州石刻天文图及敦煌唐代星图。 对于哈雷彗星的观测记录，从公元前613年到20世纪初，汉文载籍中共有31次记录，最早的一次在公元前1057年。对于太阳黑子的观测，最早见于约公元前4世纪甘德的《星占》。正史中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始于公元前28年。至1638年，见于正史中的太阳黑子记录约百余例，散见于其它汉文载籍的记载可能更多。这些珍贵的资料，至今仍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由于积累了历代天文观测的丰富知识，汉代天文学家明确提出宇宙结构理论“浑天说”。否定了先秦的“盖天说”。 为了准确地观测天体和天象的位置，汉代天文学家耿寿昌、贾逵等发明了以赤道为座标系的天文观测仪器，汉文称为“浑仪”或“浑天仪”。 汉代天文学家张衡创制的“浑象”(也叫“浑天仪”)，是用来显示天象的仪器，类似现代的“天球仪”。它利用漏壶滴水发动齿轮，带动浑象绕轴旋转，可以将天象准确地显示出来。 机械钟的发明，始于显示天球旋转(即地球自转及公转)的天文仪器，为汉族首先制作。公元725年，唐代天文学家一行高僧(张遂)与梁令瓒在“浑仪”和“浑象”的基础上，制成“浑天铜仪”。这是一架附有报时装置的天文仪器，注水激轮带运转，一方面显示日月运行情况，另一方面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自然撞钟。其擒纵轮靠水力驱动。 公元1092年，宋代天文学家苏颂制造了更先进的“水运仪象台”，这实际是一座大型天文钟台，高35。65尺，宽21尺。台分三层，上层是浑仪，用来观测日月星辰的位置；中层是浑象，旋转并确显示天象；下层设木阁，木阁又分五层，每层有门，每到一定时刻，门中有木人出来报时。木阁后有漏壶和机械系统，驱动整个仪器。苏颂钟是人类在中世纪最卓越的机械制造，其原理于两个世纪后传入欧洲，导致机械钟在西方的发展。 此外，春秋以前被普遍用来测量日影长度的“圭表”，也是汉族先民的一大发明。表为立竿，圭为卧尺，测日影长度，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以及回归年的长度。唐代一行等人最早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 汉族先民最早发现天然磁石和磁铁指南，并制作了“司南”和指南针。 汉族先民很早就发明了历法。相传先秦有黄帝历、瑞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合称“古六历”。夏历又称“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殷历又称“殷正”以12月为首。周历又称“周正”，以11月为岁首。秦用瑞顼历，以10月为岁首。汉以来，有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太明历、戍寅元历、大衍历、12气历、统天历、授时历、时宪历、天历等。这些历法当中，除北宋沈括创制的“12气历”和太平天国颁行的“天历”是阳历外，其它历法都是阴阳合历。直到今天，汉族仍然习惯使用传统的阴阳合历，同时使用世界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历。 四大发明及其贡献 在中国古代辉煌的技术成就中，对世界科技发展和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上面提到的四大发明。 造纸术 据考古发现，我国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有了纸，不过这时的纸只是纺织业漂絮沤麻的副产品，产量很低，质量也差，还不能用于书写。到东汉时期，蔡伦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造纸术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除了用麻作原料之外，还采用树皮等一些含纤维的东西。并采用石灰碱液蒸煮的加工技术，从而大大提高了纸的产量和质量。此后纸张开始代替竹帛，在全国推广。公元6世纪后，我国的造纸术不断外传。使朝鲜、日本、阿拉伯、欧洲等地先后学会了造纸术。纸从此成为传播文化、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 印刷术 我国造纸发明以后，由于出版书籍的需要，印刷术也随之产生。公元6世纪初的隋、唐之际，出现了最早的雕版印刷术。这种印刷术一般用木材为原料，先在木板上刻反字，再给字板涂上墨，印在纸上。由于节工省时。很快盛行起来。宋代雕版印刷达到鼎盛时期，宋太祖开宝四年 （971年）于成都板印《大藏经》，共印5048卷，雕版达13万块，用了12年的时间才雕印完工。如此浩大规模的印刷，足以表明雕版印刷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1041--1048年间，雕刻工毕升又创造了活字印刷术。即用胶泥做成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用这些活字排版，既节省费用，又大大缩短了时间，十分经济方便。活字印刷的出现是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元代王祯又将胶泥活字改为木活字，创造了转轮排字架。此后还出现了锡、铜、铅等金属材料制成的活字。活字印刷术从13世纪后传到朝鲜、日本，到15世纪中叶，欧洲才掌握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我国人民为人类做出的又一项重大贡献。 火药 火药是在炼丹过程中发明的，公元8～9世纪，炼丹家已经知道硫磺、硝石与木炭混合燃烧时，会发生剧烈的反应。这样，在唐代就发明了以这三种物质为原料的黑色火药。到宋元时期，各种药物成分有了较合理的定量配比，并且先在军事上得到使用，出现了最早的火炮、火枪、火箭、地雷、炸弹等火药武器。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铜火镜，制造于元年顺三年（1332年）。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铜炮，由于靠火药作为推动力，其威力较大，称它为“铜将军”。火药在13世纪时传到阿拉伯持国，阿拉伯和波斯把制造火药的硝称为“中国雪”。14世纪以后，我国制造火药武器的技术经阿拉伯传到欧洲。 指南针 最早的指南针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是天然磁石磨成勺形，把它放在特别光滑的地盘上，用以指南，称为司南。到宋代后期，人们又发现钢铁在磁石上磨过后，也会产生磁性。于是又出现了以此为原料的指南针。由于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人们又开始使用了以此为原料水浮式指南针在阴雨天辨别方向。到元代时，航海已完全靠罗盘指南针指引航向。随着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展，指南针及应用技术先后传到阿拉伯地区，并很快传到了欧洲。 造纸、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不仅对我国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生过较大的作用，尤其是对正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西方一些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近代实验科学家的始祖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也曾说过：“如果想看看各种发明的力量、作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新近发明的印刷、火药、指南针。因为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中，第三种在航海上。从那里接着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变化是这么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学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昨和影响。”由此可见，四大发明对推动世界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