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论文文献

试论《汉书》的文学个性潘定武（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 245041）摘要：自历史散文的进程观，《汉书》在文学史上与《史记》同样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汉书》具有严谨有度而又曲折多变的结构，其语言典则而不乏灵动，情感虽内敛而仍然丰富，其刻画人物，每于细微处显精神。《汉书》在叙事体例、叙事内容及语言锤炼方面更为精当。与《史记》雄放酣畅的风格不同，《汉书》整体上呈现一种在严格法度之下具有的从容娴雅之美。关键词：历史散文；《汉书》；文学个性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794（2008）02-0004-03作者简介：潘定武（1967-），男，安徽舒城人，讲师，博士，黄山学院文学院。《汉书》作为《史记》之后又一部杰出的史著，在史学上的创新之功和文化上的巨大意义有目共睹。自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进程观之，《汉书》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然而，对《汉书》的文学评价在当代总体显得低调，文学研究目前仍基本局限于少数名篇，整体性架构相对缺乏，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汉书》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文学个性认识不足。从《春秋》到《史记》，历史散文多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各自的文学个性，有着各自不可抹煞的文学价值，《史记》尤具有无法重复性。因而，恰如诗歌在唐代取得极盛而宋诗不得不另辟蹊径一样，《汉书》只有以其不同于《史记》的面目出现方才有其独立的文学与审美价值。人们对宋诗的认识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之后，以新的眼光的审视与评判，终于肯定其艺术上虽稍逊于唐诗而仍可与唐诗双峰并峙。同样可以相信，当我们以不同于鉴赏《史记》的眼光来品评《汉书》时，也会看到《史》、《汉》在历史散文上的双峰并峙。对《汉书》独特的文学个性，下面试从六个方面予以概述。一、结构于严整中见通达因草创所致，加之司马迁本人多浪漫情怀，《史记》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7sk308) 收稿日期：2007-03-05-4结构虽宏伟而史体时有疏漏。班固经过精心调理，使《汉书》的形式更加整齐，体制更加严密。当然，这也正是《汉书》被人批评为谨固以至板滞的原因。其实，《汉书》的整体结构是严整有度而又通达圆融。《汉书》以高祖创汉始，以王莽覆汉终，且《高祖纪》和《王莽传》无疑正是班固最为着力的两篇。《高帝纪》写得严正雍穆，最能体现天汉气象；《王莽传》则“为全书中第一巨篇，亦为全书中第一变体”[1]（《汉书评议》，P258），其体例集本纪与列传为一身，结构宏大而脉络清晰，传末结以“天下悉归汉”一语一锤定音，不但为一传总结，而且也使全书首尾圆融。通观全书，结构上整饬有度而又不乏通达变化。就单篇来看，《王莽传》洋洋四万言，而以“以诈立心”贯串始终，分言之，又以“外交英俊”、“内事诸父”、“匿情求名”三方面写其“诈”；—自欺以“欺人—— 欺人————自欺”一脉承之，全文结构收放自如。《汉书》中，如《王莽传》一样结构既谨严明晰而又曲折有致者并不少见。《东方朔传》曾被刘知几批评为“委琐烦碎，不类诸篇”[2]（卷 16《杂说上》），然东方朔实为西汉“滑稽之雄”，班固此文也别具风韵。传中所叙诸事，无不理正而语谐，作者将东方朔左右圣主、吞吐古今的滑稽才能置于武帝政治的大背景中多方刻画，无疑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而绝无委琐烦碎之嫌。通篇结构行文奇正相生，堪称《汉书》人物传记之别调。二、叙事于平实中生姿与司马迁相比，班固更具有严谨笃实的个性，创作上追求一种稳重平实的风格。《汉书》叙事追求的是一种典正无华的风格，无论写人述事，都不以铺张扬厉、跌宕雄肆见长，然而，班固的文学才华仍能充分地表现于创作之中，与《史记》相比，《汉书》叙事虽总体平实而仍不乏多姿多彩。《张禹传》只是闲闲道来，但因精选材料，善用白描对比，无限意蕴寓于平淡之中。尤其是张禹分别接待彭宣、戴崇及为幼子求官二节，前一节寥寥数语就典型地刻画出一个官场两面人的形象，而补缀以“及两人闻知，各自得也”，意味更加深长。后一节写张禹趁成帝前来问病之机为其幼子求官，仅“禹数视其小子”一语，就将其身居高位而心底龌龊的实质揭露无疑。《孙宝传》则善于在复杂矛盾中刻画人物，特别是写侯文一段，于极复杂的人情关系之中，将孙宝、侯文、杜稚季均刻画得有声有色。三、写人于细微处见风神《汉书》重点描写人物在百人以上，其中多数个性较为鲜明，不少已成为典型的人物形象。班固同样注意以代表性的事件、在复杂矛盾中表现人物个性，然与《史记》相比，《汉书》叙事不但风格平实，而且更善于叙写琐碎之事，往往捕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事。《汉书》细腻的笔触往往直达人物的灵魂深处，具有传神入画之功。《孔光传》写有人向孔光探问宫中树木如何，而孔光竟以他语答之。表现孔光守法不泄，可谓即小见大，平中见奇。《霍光传》写霍光为人，仅写其日常行止，见之以细微之事，且只有“止进有常处”、“不失尺寸”数字，然而，霍光的端正不苟已有充分表现；又写霍光谒见宣帝，仅以“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一语，就尽现宣帝对霍光的畏忌之深，也为霍氏家族的诛夷作了暗伏。《王莽传》写王莽成名前的曲己邀誉，也是通过其妻布衣迎客这件小事来展现的。尤为精彩的是《外戚传》叙写史皇孙王夫人外家母女相失复相得之经过，将琐琐小事叙述得历历如画，而小人物命运之凄惨与作者无言的感慨也就蕴含其中。四、语言之亦雅亦俗对《汉书》语言工雅精练的特点，古人颇多称道，如刘知几赞其“言皆精炼，事甚该密” [2]（卷 1《六家》）；刘熙载则许其“尔雅深厚” [3]（《文概》，P15）。现当代以来，多数学者则评价较低，甚至完全否定其语言成就。或认为 “《汉书》喜用古字，崇尚藻饰，倾于排偶，文辞艰深” [4]（P162），或称“在语言上，《汉书》也不如《史记》自然流利，骈化和雕琢的辞句很多，风格陷于平板沉滞” [5]（P162）。诚然，《汉书》语言不及《史记》口语化，但绝非一味雕琢与追求雅化。受时代风气和作者个性影响的《汉书》，风格严谨醇厚，写人叙事往往以白描见长，语言尔雅而不艰深，句式多整散结合，且大量引用俗语民谚等口语材料，以增加其语言的生动风趣性，整体上可谓雅俗兼得，而很少有板滞之嫌。五、情感之内敛而丰富班固在作史时也是伴随着复杂的情感以至矛盾的心态的，由于政治的高压和班固自身个性的醇谨，形成了《汉书》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除了个别篇章，如《王莽传》情感表露直接鲜明外，总体而言，显得相对平和内敛，与《史记》的激烈外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者因此批评班固在著史时不甚动情，甚至贬《汉书》为历史的帐单，这无疑是极为片面的观点。在《汉书》之中，班固内敛而丰富的情感可谓充溢各篇，几乎表现于每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身上。对于苏武，班固怀有极大的崇扬心情，但《苏武传》中，除末尾论赞引孔子“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之语以直接赞颂外，其余均是通过对苏武自身言行的刻写和与卫律、张胜、李陵等的对比中表现人物并将丰富的情感寓于其中的。通读《苏武传》，使我们不但感受到苏武人格的伟大，而且也感受到作者对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扬以及班固自身的爱国思想。而与苏武形成对照的李陵，班固对其抱则有相当复杂的感情，《李陵传》中，作者既通过客观的叙述，将李陵与匈奴之战的险恶环境以及李陵抗敌的壮烈生动展现出来，又对其兵败而未能杀身成仁表示了极大的遗憾，然而，无论是作者对李陵的同情，还是对他的批判，在传记中都没有直接的流露，只是《汉书》这种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对其丰富含义的理解。六、娴雅蕴藉的美学风格与雄肆豪放的《史记》相比，《汉书》的美学风格则是娴雅蕴藉，同时在典重之中又不乏灵动之美。《汉书》典重含蓄的特点是与时代风气以及班固严谨的作史态度密切相关的，东汉前期士风儒雅厚重，影响到文风也以醇厚相尚。作为严肃的史家，班固更是本着切于世用的原则，努力客观地展示西汉一代兴衰成败的历史画卷，以垂鉴当世。《汉书》对《史记》文字的改造尽管受到种种批评，但从史学角度观之，不能不说要较《史记》更加严谨。其语言较《史记》为雅洁，其情感较《史记》为含蓄，特有一种文质彬彬之美。如果说《史记》以夺人的气势胜，《汉书》则以沉稳的风度胜。 -5《汉书》在典则之中不时散发出灵动的韵味，自臻其特殊的妙境。林纾曾评论 “《汉书》叙事，较《史记》稍见繁细，然其风趣之妙，悉本天然”，又称 “《汉书》中之情韵，虽偶然涉笔，亦断非他史所及” [6]（《应知八则》），并非虚誉。无可否认，《史记》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而令后世历史散文难以追模，更无法超越，就总体文学成就而言，《汉书》实逊于《史记》。然而，《汉书》独到的文学价值不在对《史记》的模仿与步趋，而在体现时代（下转第 14页）（上接第 5页）与个性特色的创新。文学发展与时代风气实不可分，时运交移，文学风貌也会随之而变。对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人们往往只对其作宏观方面的理解，其实，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也应当如此。如以汉代文学为例，西汉后期文学不同于西汉前期，东汉晚期文学也不同于东汉早期。评判不同时期的文学，应当有历史、辨证的眼光，而不便揆之以简单划一的标准。就总体风貌观，《史记》如浪漫热情之少年，《汉书》如成熟有味之中年；《史记》如挥毫泼墨之写意，《汉书》如精雕细刻之工笔。《史记》如龙门黄河，恣肆腾跃，束缚不住；《汉书》如石雕卧虎，内敛沉静，活力深藏。二书可谓各逞其能，各具特色，各臻其妙，相对于《史记》的纵横疏宕与浪漫奔放，《汉书》最突出的文学个性则是典雅雍容、平整精密，同时又不乏多样的风格。内敛而不滞重，沉静而有活力，谨严之法度凸现，感情之波澜深藏，《汉书》可以当之。而《汉书》文学成就的取得是在东汉经术与谶纬笼罩的氛围之中，在严格的法度制约之下，较之《史记》，更加难能可贵。历来虽注意到《史》、《汉》创作背景及马、班个人等因素的不同，却又往往无视《汉书》历史散文的独立性，这无疑是研究《汉书》文学的最大误区。撇开这一误区的干扰，我们就会看到《汉书》之中自有一片独具特色的文学新天地。 [参考文献 ] [1]李景星 .四史评议 [M].长沙：岳麓书社， 1986. [2]刘知几 .浦起龙通释 .史通通释 [M].上海：上海书店， 1988. [3]刘熙载 .艺概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4]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级集体 .中国文学史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5]吉林大学中文系 .中国文学史稿 [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1. [6]林纾.春觉斋论文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审稿：江文贵；责编：曹小云 ] -6

欧阳定稿 欧公文易都是修改到妙处.情有人买他的(醉翁亭记)稿,初说'徐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 徐皆山也',五字而已.

考察了汉代婚姻形态、汉代人婚姻关系中的等级状况、婚姻的地缘结构、婚龄构成、婚姻关系形成的基本步骤、妇女的地位，还有很多的，（复制婚姻百科）呵呵！ 我们是现代人需要过现代的人生活的方式，生活就是这样的。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张子侨、、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和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潜夫论》、崔《政论》、《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的形成,无名氏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史记 比如卓文君 和司马相如 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