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夕silva
剪辑 程珑程珑曾于上海科技大学主修电子工程,拿到理学士学位后,继续在美国攻读电影制作,先后在费城与洛杉矶就学。他曾于九O年代晚期担任数部电影与电视节目的剪辑,他后来返回中国,执导电视剧。他以张艺谋的、与重拾剪辑工作。程珑毕业於上海科技大学的“电视技术”专业。在电视台任工程师期间对影像发生兴趣,遂到美国费城天普大学修读电影制作艺术硕士课程。在学期间的音乐录像作品《 Capriccio 》获艾美奖学生组冠军及全美大学电视作品比赛 ( 音乐及实验类 ) 奖项。毕业后曾在美国广播公司等机构工作, 97 年回国发展,翌年凭《红色恋人》获金鸡奖最佳剪辑奖。 2004 年,程珑参与《十面埋伏》一片,获得英国金像奖最佳剪接提名。现於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担任客席教授。代表作品— 1998 1995 第十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剪辑—(红色恋人)张艺谋的“剪刀手”状 态 在剪接本身上,并没有花哨的地方。剪接是为整个戏的叙事服务,是为了讲故事的,而不是要炫耀某种剪辑技巧。 程珑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的“电视技术”专业。在电视台任工程师期间对影像发生兴趣,遂到美国费城天普大学修读电影制作。硕士毕业后曾在美国广播公司等机构工作,1997年回国发展,次年凭《红色恋人》获金鸡奖最佳剪辑奖。2004年,程珑担任《十面埋伏》的剪辑师。 张艺谋这个人 大众电影:到现在为止,《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是由你担任剪辑师的? 程珑:是的。我和艺谋的合作是从《十面埋伏》开始的。 大众电影:像侯咏啊,陶经啊,他们都是78班的,属于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了。你和张艺谋的第一次合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程珑:我是在美国读的电影制作的硕士,不像他们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我是上海人,陶经也是上海人,我们是好朋友。当时《十面埋伏》马上就要开机了,原定的剪辑师突然生病了。张艺谋就要陶经推荐一个剪辑师。陶经就推荐了我。当时陶经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和张艺谋见面聊一聊。后来没过几天他们就去乌克兰拍去了,没能见到面。在乌克兰,张艺谋问陶经,你觉得程珑到底怎么样。陶经说肯定没问题。张艺谋说你觉得行就行。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等他们从乌克兰回来,我就开始剪片子了。 大众电影:说起张艺谋,大家都会想起他的勤奋。而他自己也在很多场合强调这一点。 程珑:这个自然是没得说了。另外有一点给我、包括给其他合作者的印象比较深。那就是他的艺术直觉是超常得好。比常人、比我们都高得多——也就是说他具有对一种东西的敏感的、直觉的把握。 大众电影:比方说呢? 程珑:比方说,当时《十面埋伏》的作曲是从日本请来的,他也是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的作曲。张艺谋就和他谈,哪段哪段要音乐,基本的要求是什么。提出要求之后,作曲就先在电脑上做小样。小样做完之后作曲在电脑上配着画面放给他听。听完一段音乐以后,张艺谋说你把这段音乐放到那段去试试。放了之后效果果然很好。那个日本的作曲也很佩服他。张艺谋在这些方面很厉害,勤奋是一方面,但更需要天份。 大众电影:在工作上还有什么给你印象比较深的地方? 程珑:在整个制作团队中,谁都不如他对整个影片在全局上的把握。 大众电影:但是他是整个片子的导演,做到这一点是应该啊。 程珑:但同时,他是既拘泥于细节,又不拘泥于细节。 大众电影:这句话怎么讲? 程珑:有时候他对细节是非常强调的。但与此同时这种对细节的强调是超越了专业方面的对于细节的强调。比方说某一场戏,如果从摄影的专业角度来说,光线应该有层次。他是摄影师出身的,对这种东西自然很了解。但是他在做的时候,反过来是不要强调电影专业方面的东西。他考虑的东西首先是观众的反应——观众总体的反应超出了那些专业方面的所谓的光线的层次等基本的要求。在老百姓和专业人员的反应之间,他更看重前者。 大众电影: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程珑:像我们在做《十面埋伏》的时候,有一场戏发生在竹林里。突然之间宋丹丹的飞刀飞出来,一下子把竹子全部剪掉了。当时澳大利亚的特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说全部把竹子剪掉不好。他们认为飞刀拐着弯一下子把所有的竹子剪掉太假,不大可能。后来张艺谋还是选择了把那些竹子全部剪掉。因为他觉得那样的话普通观众觉得这样的武功更厉害。 大众电影:虽然在常理上是不可能的。 程珑:他说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更在乎观众在现场看片的感受。 大众电影:和张艺谋合作起来轻松吗? 程珑:说轻松也轻松,说不轻松也不轻松。轻松,就是说工作就是工作,你只要把工作做好,不需要理会其他的事。他和工作人员的工作关系很纯粹,不需要毕恭毕敬,不需要去讨好他。在剪片子的时候,我会听他的意见,同时也会实话实说我的意见。 大众电影:不轻松的地方在哪儿呢? 程珑:就是前面说的,他的勤奋,他的全局观,他对于艺术的超常的敏感,需要你在工作的时候时时跟上他的节奏。我在和他说我的意见的时候,我说前半句,他基本上知道后半句是什么了。 大众电影:你觉得这次《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你剪的前两部片子相比,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程珑:对于张艺谋,最大的差别是要用减法而不是加法;对于我,就是在剪辑方面贯彻他的这种想法。 要用减法的“黄金甲” 大众电影:据说粗剪完的片幅是两个半小时,而现在电影的长度是一小时五十多分钟。将近四十分钟的内容被删减了。主要是哪些地方呢? 程珑:比方说周润发在药房里给巩俐用那个小秤称药。有些对话,包括展示人物之间关系的镜头,表现人物调度的镜头都剪得更加简短了。 大众电影:还有呢? 程珑:再比方说周润发和陈谨的戏压缩得特别多,尤其是一些涉及到两个人前史的戏。因为考虑到这两个人的前史和整个故事的线索关系不是特别大,只是一个背景而已。另外有一些忍痛割爱的地方。比方说陈谨和刘烨的打戏。中间的过程其实挺好看的。武术指导程小东设计的武戏都挺漂亮,但我们还是把这场戏变得非常简短。因为你单看一场戏是没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看时,就会觉得特别突兀。因为陈谨和刘烨之间隔得太多了。 大众电影:剪辑往往和导演的工作方式有很大关系。这次张艺谋的工作方式是像好莱坞那样把故事板都一个个地画好,还是现场再定机位、分镜头? 程珑:他基本是现场定。这跟经验有关系,另外一个是他的工作方式。但这之前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会沟通。我觉得一些细节的东西只有在现场才能出来。很多香港电影都是这么拍。但好莱坞不会这么拍。它每一个动作事先都设计好,都画好。 大众电影:现场是双机拍摄? 程珑:对,双机拍摄。基本上每个景别都拍一次,这样剪辑的时候选择余地会很大。 大众电影:片子是边拍边剪? 程珑:是边拍边剪。拍了三天之后,我就拿着胶片到泰国洗印去了。等样片出来,看到画面的效果非常好。到七月份拍完的时候,我这边的粗剪就剪定了。大家到机房一看,哇,觉得太漂亮了,拍出来的效果非常好。大家都很佩服导演对视觉东西的把握。 大众电影:难道他们在片场不觉得场景很漂亮吗? 程珑:肉眼看到的东西一般,但呈现在胶片上的东西就很精彩了——同时场景虽然绚丽,但演员的表演没有被吃掉。这一点很难做到。 大众电影:你觉得边剪边拍这种工作方法对导演有什么好处? 程珑:导演看到电脑上的东西之后,他自己也会做出一定调整。回过头再去拍,就知道后面有些戏该如何改进了。 大众电影:从粗剪到精剪,你把握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程珑:每一场戏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你要保留最本质的东西。在剪接本身上,并没有花哨的地方。剪接是为整个戏的叙事服务,是为了讲故事的,而不是要炫耀某种剪辑技巧。 大众电影:这次的特技做得感觉不错。是在哪儿弄的? 程珑:特技分两块,一个是英国的一家公司,属于世界四大特技公司之一,像《哈利波特》,《X战警3》等都是在那做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港的一家公司,做过《无极》《功夫》之类的。 大众电影:最后一个问题——片子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大王和家人围坐的外圆内方的桌子。它是否有什么寓意? 程珑:其实就是所谓的天圆地方吧。 本文图片由程珑提供 责任编辑/冯湄 摘自:《大众电影》2007年05期 作者:状 态在这里都可以看到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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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世金粉
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领的安庆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在其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青阳腔、徽剧等和当地民歌及其他戏曲的音乐精华,逐渐形成了今天自己独特的风格。黄梅戏用安庆语言念唱,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黄梅戏来自于民间,雅俗共赏、怡情悦性,她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感染观众。 早期黄梅戏的演出剧目,大多为老艺人自编自演的反映底层民间生活的小戏。本世纪50年代,一大批有志于戏曲事业的知识分子加入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发掘与再创造的行列,他们的加入,大大丰富了黄梅戏的表现形式,加强了黄梅戏的文学性,发展了唱腔和伴奏,使其原来的民俗性和通俗性得到质的升华,旋律更为优美,影响更为扩大,黄梅戏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艺术春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张云风等一大批优秀表演人才,《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就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代表性作品。随着众多优秀剧目的不断推出,国内外的观众,认识并接受了黄梅戏,使黄梅戏从乡村草台登上了都市的大雅之堂,最终成为驰名海内外的著名剧种。本剧院的剧目和演员曾获得众多奖项,多次赴香港、澳门、新加坡、德国、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得文泛的好评,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 骄傲和光荣已成为历史,新世纪已经找开希望之门,如今的安徽黄梅戏又涌现出如马兰、黄新德等为代表的众多新人。面对新世纪,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黄梅戏传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青春、美丽和智慧,创造新的灿烂……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在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台湾等省以及香港地区亦有黄梅戏的专业或业余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未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安庆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几十年来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严凤英、王少航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摄制成影片,轰动海内外。 黄梅戏的艺术特色 在剧目方面,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大戏主要表现的是当时人民对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的现实不满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荞麦记》、《告粮官》、《天仙配》等。小戏大都表现的是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片段,如《点大麦》、《纺棉纱》、《卖斗箩》。 解放以后,先后整理改编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赵桂英》、《慈母泪》、《三搜国丈府》等一批大小传统剧目,创作了神话剧《牛郎织女》、历史剧《失刑斩》、现代戏《春暖花开》、《小店春早》、《蓓蕾初开》。其中《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相继搬上银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严凤英、王少舫、吴琼、马兰是黄梅戏的著名演员。 黄梅戏的类别主要有花腔和平词。花腔以演小戏为主,富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平词,正本戏中的主要唱腔,常用大段的叙述、抒情,韵味丰富,如行云流水。 黄梅戏的优秀剧目有《天仙配》、《牛郎织女》、《槐荫记》、《女驸马》、《夫妻观灯》、《打猪草》、《柳树井》、《蓝桥会》、《路遇》等等。黄梅戏的定名与源头 (引自著名的黄梅戏理论家吴功敏先生的研究文章) 黄梅戏有两大声腔体系———花腔体系、平词体系。花腔体系脱胎于民歌小调,属曲牌体;平词体系渊源于高腔、弹词、罗汉桩、道情、吹腔、徽调、京剧等声腔,属板腔体。这两大声腔体系,都植根于安庆地区的声腔土壤。黄梅戏表演形式,在学习借鉴昆曲、京剧、徽剧等大剧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早期黄梅戏从业人员中,有成就、且有史料记载的黄梅戏老艺人,绝大部分都是安庆地区的人。例如蔡仲贤(已知最早黄梅戏演员,生于1821年,望江县人),胡普伢(最早黄梅戏女演员,生于1821 年,太湖县人)、洪海波(潜山县人)、叶炳池(东至县人)、咎双印(怀宁县人)、胡玉亭(望江县人)、龙昆玉(望江县人)、程积善(贵池县人)、查文艳(怀宁县人)、丁永泉(怀宁县人)、潘泽海(安庆市人)、严凤英(桐城罗岭人)等,他们之间都有师承关系。 建国前,黄梅戏没有文人介入,演出的百余本大小传统剧目,绝大部分都是移植于青阳腔、岳西高腔、京剧和徽剧。 通过以上对黄梅戏声腔形成的探讨,剧目积淀的溯源,演员师承关系的觅踪以及黄梅戏历史沿革发展的总体把握,我们对黄梅戏剧种的发展概貌,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黄梅戏的源头就在安庆地区,黄梅戏诞生于安庆地区,成长于安庆地区,兴盛于安庆地区。声腔系统是一个剧种的重要标志,任何一个剧种和隶属于这个剧种的声腔系统的形成,都有一个不断吸纳、借鉴、融会、扬弃、改造、流传、不断适应观众审美需求、艰难复杂的积累创造的过程。在这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与本剧种在文化背景、人文环境、审美趋向、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渊源关系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是本剧种的重要养分,从而加速了这个剧种的形成。如果我们将一个剧种比喻成一条江河,那么,对于催生这一剧种成熟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只能算是沿途汇入那条江河的支流。黄梅戏之于黄梅采茶调的关系,就如同江河与支流的关系,黄梅采茶调是促成黄梅戏成熟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黄梅戏的源头。 黄梅戏源头的历史记载陆洪非先生在《黄梅戏源流》一书中,对黄梅戏的源头列举了几种传说。 传说之—∶“黄梅戏是在‘怀宁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当春种秋收之时,农民们惯唱‘怀调山歌’来歌颂自己劳动的丰收。这种民间优美抒情的山歌小调,统称为‘怀宁调’。” 传说之二∶“……黄梅戏起源于安徽安庆地区。从前每逢黄梅季节,常常洪水成灾,四乡农民为了祈求丰年,就在这个时候举办迎神赛会,会上出现各种歌舞演唱,在这种歌舞演唱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戏曲形式,因与黄梅季节有关,故名曰‘黄梅调’。” 传说之三∶“黄梅戏源于湖北黄梅县的民歌小调即黄梅采茶调。”以上三种传说,我认为前两种传说较为符合历史真实,后一种传说就显得牵强附会,很多人因为黄梅戏和黄梅县同字同音而趋同黄梅戏源于黄梅县的说法。当然,一些专家也曾从音乐、剧目、师承的层面进行分析、推论,认为黄梅戏源于黄梅采茶调,但提出的论据、论点不具有说服力,他们也坦承由于可供借鉴的资料匮乏,所以,无法最终形成定论。至于黄梅戏到底源于何处,很少人有兴趣去探讨研究。这既有年代久远,原本就缺少文字资料,一些了解情况的老艺人也相继去世,又无经费支持的原因,也与人们普遍对黄梅戏起源持漠视态度有关。性 黄梅戏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创造发展,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戏,一跃成为全国著名剧种,且在戏曲整体萎缩的形势下,依然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这得益于黄梅戏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品格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我们不能只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今日的成绩上,而漠视黄梅戏风雨兼程的来时路。如果连一直以黄梅戏为家乡戏的安庆人,都无法说清黄梅戏的源头,岂不有数典忘祖之嫌?再者,厘清剧种的源头,找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唤起人们对黄梅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正本清源,进一步凝心聚力开拓进取,也是黄梅戏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 主题开掘上更具深刻性 黄梅戏的再度繁荣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相互交融的时代,是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也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时代。黄梅戏《红楼梦》所走过的戏曲主题深化道路,在20世纪末的时代氛围中得到更加广阔的延伸。例如,《徽州女人》把一种等待升华为一种信念和人格力量,剧中的女人曾因等待不得而失望乃至绝望过,终因信念不倒而在绝望中获得洗礼和升华。《风雨丽人行》把3个知识女性的人格升华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讴歌了她们在反抗非人道的斗争中“从人道主义走向英雄主义”。黄梅戏电视剧《秋》在改编中,也把历史对年轻一代的选择和年轻人对历史的选择作为表达的重点。这些剧目的演出和播映,能动人音容,撼人心魄,撩人情肠,无不在作品主题的开掘过程中显示出深厚的思想文化含量。 风格追求上更具多样性 受到应接不暇的当代艺术风格的启迪,踏着二度繁荣的艺术足迹,世纪之交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在风格追求方面显现出强烈的多样化意识。例如:《秋千架》的舞台上荟萃了多种艺术形态,意在尝试黄梅音乐剧的风格,把古装题材表现成为一个现代童话,比较适合青年观众的口味;《风雨丽人行》把视角聚焦在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深处,用较多的篇幅进行诗意盎然的情感描述,使黄梅戏舞台上展示出一种儒雅风范,赢得了知识界的观众;《徽州女人》把形体语言作为重要舞台手段,实验一种风格化的表现方式,令许多观众耳目一新;《木瓜上市》和《柳暗花明》不同程度地对传统写意风格做了现代诠释,从而更接近时下观众的审美情趣;《斛擂》和《乾隆辨画》完全是一派风云际会、豪情冲天的舞台景象,为原本轻柔的黄梅戏输入了阳刚之气。经由这些剧作的努力追求,黄梅戏的艺术风格真正呈现为多姿多彩的景观。 近年来,优秀的黄梅戏剧目被搬上荧屏和银幕,已经不再是对舞台景象的简单复制。黄梅戏剧目得以用“音乐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片”的身份走向观众。而且,黄梅戏电影和电视剧在影视美学追求上努力突出画面的多义性,尽量强化唱腔的唱歌性和表演的平实性,当这些追求受到充分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渗入舞台时,使得黄梅艺苑更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从艺术角度对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做出归纳和梳理之后,需要立即提出黄梅戏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黄梅戏今后的发展任务将会更重,也更加艰巨。回顾黄梅戏几度繁荣的历程,有一条基本经验值得我们牢记,那就是充分发挥可塑性较大的艺术个性,充分展示轻灵飘逸的艺术魅力,坚持不懈地走艺术变革之路,坚持不懈地追求艺术创新的目标。回首50年代,《天仙配》和《女驸马》中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在当时的传统唱腔基础上,经过增加曲调种类和重新组合各种曲调,并且引进西洋乐器及其配器手法后形成的,就是艺术变革的成果。到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红楼梦》和《无事生非》的艺术变革主要表现在,用轻灵见长的黄梅戏来接纳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博大精深,深化了剧种的思想内涵,拓展了剧种的承载容量。再看近年来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的高雅风度,《秋千架》的童话色彩,《风雨丽人行》的诗化结构,《柳暗花明》和《木瓜上市》的质朴趣味,《斛擂》和《乾隆辨画》的阳刚气概,无不显示出黄梅戏的艺术变革精神。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半个世纪以来黄梅戏几度繁荣的经验,积极提倡黄梅戏的艺术变革和创新。黄梅戏的可塑性较强,具备了腾挪转换的剧种优势,但要把这种客观优势转化为主观追求,还需要黄梅戏艺术家们更加敏锐和更加灵活,不断强化剧种里适应时代变化的艺术因素,保持与社会审美趋向的同步。 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进行艺术创新,不仅要改造艺术形式,也要在艺术内容上体现时代精神。作为传统艺术样式的黄梅戏,演起古装戏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创作现代戏的数量较少,质量上总是差一把火,这种状况需要改变。黄梅戏不能满足于古代题材,不能满足于改编和移植,要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把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摸索雅俗共赏的路子,应当研究当今流行的各种艺术样式。这些年的实践证明,从现代媒体的丰富多彩出发,把黄梅戏舞台向荧屏和银幕延伸,就是扩大观赏面的一种有效手段。黄梅戏能够流传得这样广泛,唱腔旋律好听是主要原因。热爱黄梅戏的观众来到剧场,往往就是来欣赏黄梅戏的优美旋律,很怕在听觉感受上变味。因此,唱腔看来是最能显示戏曲本质特征的部位,也是创新的过程中最讲究继承的部位,应当谨慎从事。总起来说,黄梅戏要坚持艺术创新,但创新中要把握好“度”,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黄梅戏语言以安庆地方语言为基础,属北方方言语系的江淮方言。其特点为----唱词结构在整本戏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式。七字句大多是二、二、三结构,十字句大多是三、三、四结构。有时可根据需要以七字、十字句为框架,字数可压缩或增扩,曲调则常使用垛句。花腔小戏的唱词灵活多变,有三至七字不等,中间常夹杂多种口语化无词意的字。句数不一定为偶数有时奇数句重复最后一句便成偶数。唱念方法均用接近普通话的安庆官话唱念。整本戏中用韵母念、官话唱,小戏说白则用安庆地方的乡音土语,唱腔仍用官话唱。 若说到黄梅戏语言在塑造艺术形象,渲染艺术情境,迁移默化的“寓教于乐”的艺术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其一,黄梅戏的语言具有“山歌”体的内在韵律美。 黄梅戏从抒情、嬉谑的小戏基础上发展起来,它的前身就是山歌时调,小旦、小丑舞台对唱,在此过程中,它吸引了各种时代的、地方的、人文的文化养料,发展为今天的黄梅戏剧种,而其主要的“灵魂”——山歌时调的美学特质却不变。因此,黄梅戏的语言与它所依赖的音乐美质相辅相成,从而形成黄梅戏剧本语言的内在韵律美。 其二,黄梅戏的语言语近情遥,脍炙人口。 黄梅戏语言从表面上看,是比较土气的,句句都是大实话,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它其实内蕴丰富,极富有弹性,在点染戏剧情境、表现矛盾冲突、突出人物此时此境上,有恰倒好处之功妙。 由于黄梅戏语言及唱词同时汲取了古诗、古词、民间口语、民谚、民歌的所长,摈弃其太雅,以至令人听不懂、不好入戏的弊端,发挥了语近情遥、明白如话的特点,因而成为一种雅俗共赏、文野合流、情浓语淡的剧本文学。 其三,黄梅戏语言的乐天夸张化倾向。 黄梅戏的语言犹如戏谑的外衣,覆盖在大多数传统剧目之上,从而形成特有风采。这些语言基本出于劳动人民和下层社会人士的口头创作,到了黄梅戏里,经过艺人的加工提炼,使其更具有个性化,更能结合戏剧情境,引发观众的笑声,所以黄梅戏能给人以愉悦、朝气蓬勃之感。 第四,黄梅戏语言充满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哲理经验之谈。 由于很多黄梅戏传统剧目都直接来自于传唱当时当地的真人真事的民间文学,因而它的语言和唱词就不可避免地渗透着那个时代的生活哲理及经验之谈,而且对下层社会生活民众的刻画及表述尤其细腻、独到,丰满。 第五,黄梅戏语言中的一些独特用法。 黄梅戏的语言及唱词有些特殊用法。一是根据调式变化而加的衬词、垫词,如“呀嗬啥,依嗬呀”之类。这种衬字垫词乍看不起眼,但将它们去掉,只唱实词就会索然无味。衬字垫词是民歌韵味的体现,离开了它们,就等于好花离了泥土,无根无底了。黄梅戏中对歌队舞的形式极普遍,小旦、小丑或猜谜,或对花,或报地名,或讲古,既热闹好看,也抒情有趣,它所要求的唱词一般都有形式上的同一格律。 此外,利用歇后语来猜药名,"用一二三……十“的数目字来串唱词,都起到演唱活泼、生动抒情的效果。 可以用轻快、平易、幽默、风采四个词来概括黄梅戏的语言。轻快,指它的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幽默,指它的风格与情趣落落大方,机智嬉谑;风采,指它不断汲取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养料,丰富自己,常有新鲜独到之处。 黄梅戏最初只有打击乐器伴奏,即所谓"三打七唱"。抗日战争时期,曾尝试用京胡托腔;后又试用二胡伴奏,但都未能推广。到建国初期,才逐渐确定用高胡作主要伴奏乐器,并逐步建立起以民族乐器为主、西洋乐器为辅的混合乐队,以增强音乐表现力。 伴奏锣鼓最初只有大锣、小锣、扁形圆鼓,被称作"三打七唱",即3人演奏打击乐器并参加帮腔、7人演唱。以后执堂鼓者又兼奏竹根节和钹,3名伴奏者分别坐在上场门内外侧和草台正中(奏鼓者)。30年代后,因受徽班和京剧影响,逐渐移至下场的台侧。传统的锣鼓点质朴、洗练,常用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九槌,和十三槌半、四不粘(又名"一字锣")、蛤蟆跳缺、凤点头、三条箭、推公车等。配合身段表演的有起板锣鼓、十三槌半、七字锣、叫锣等。建国后,又陆续吸收京剧技艺,编创了一些新锣点,以适应表演和声腔伴奏的需要。 起初,黄梅戏无伴奏曲牌,抗日战争前后因与徽调、京戏同台演出,才吸收了京剧中的《三枪》、《大开门》、《小开门》、《枯皇天》等曲牌。建国初期,艺人又吸收了一些民间吹打及道教音乐中的《游春》、《琵琶词》等曲牌,使黄梅戏伴奏音乐逐步丰富起来。 黄梅戏是由山歌、秧歌、茶歌、采茶灯、花鼓调,先于农村,后入城市,逐步形成发展起来一个剧种。他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但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种,那还是近代的事。在这段时间内,他吸收了汉剧、楚剧、高腔、采茶戏、京剧等众多姐妹艺术的精华,使自己逐渐完善起来而成为一个名剧。在谈说这个名剧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表演这个剧种的团体,同样经历了这么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他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起来的。也可以说,黄梅戏的形成发展和他的表演团体的形成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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