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薇薇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我最亲爱的12345
一、做好物理诊断可密切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往往是从相互问候开始的，这是一个反复和同学们强调的问题，语调、语态都有艺术，就是贴近患者，比如：称呼“老奶奶，老爷爷”比“老太太，老先生”更有亲和力，对患者家属更有感染力。不可否认，由于大环境造成个别医生的浮躁，使患者对医务人员缺乏信任，那么医生花更多的时间与患者接触，聆听患者的声音，让患者感受到医生关心其疾苦，非常有利于密切医患关系。比如我们临床工作繁忙，很多医生在采集病史时，往往不让患者叙述完毕，就打断患者并进行提问。医生担心患者说到与病情无关的内容，耽误时间，从表面上看这节省了时间，然而，医生频繁打断患者，会严重干扰患者叙述病情的连贯性，不仅医生可能遗漏某些重要的病史细节的采集，也会让患者感到医生不关心自己的感受。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有一篇研究报告，对医生打断患者叙述做了调查，该研究在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的内科门诊进行，纳入了335例患者。结果发现，在医生不打断的情况下，患者叙述病情只需要92s，78%（258例）的患者在2min内叙述完毕，超过5min的仅有7例。有理由相信，即使医生非常忙碌，在很多情况下，也不需要通过打断患者来节约时间，这对建立医患互信尤为重要。二、做好物理诊断需要扎实的基本技能传统的单一物理诊断体检教学模式逐渐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医学教育需要。现在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但往往在基础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的医德教育。本文认为在基本检查法教学中贯穿对患者体贴关心，言传身教，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基本技能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上腹痛，要排除心绞痛，要听诊心脏，但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视诊，观察前后胸壁部，看是否有疱疹。带状疱疹可引起上腹痛，这就要求我们对待患者要心细，要有耐心。又如：患者心悸，除了听诊心脏，还要用爱心拿出你的手背触诊患者额头，可能发现患者发热，而非心脏本身疾患。再如：患者左下腹痛，当你触诊无阳性体征，要叩诊肾区，看是否有扣击痛，再指导进一步辅助检查，明确是否有泌尿系统结石。当你用温暖的手熟练的给患者检查时，是对患者最大的安慰，也赢得患者的信任。每当讲到这些临床实例，同学们都恍然大悟，进一步明确了过硬的基本技能才可获取患者的信任。三、有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做好物理诊断中的科研、教学工作物理诊断教学强调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除传统的教学方法，还采用录像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法、标准化病人（SP）及虚拟实验室等现代化新概念教学方法，但对于物理诊断中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虽然无量化指标来指导学生，但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言传身教，把与患者零距离接触的临床经验、科研成果、教学感受传授给学生，必定会极大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主性。比如：很多疾病由于发病机制复杂，很难找到满意的实验室标记物来指导临床。而深入研究发现，该病的某些临床表现，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完全可以做临床诊断。比如：临床常见病功能性消化不良采用罗马Ⅲ诊断标准，全部由症状构成：有上腹痛，上腹烧灼感，餐后饱胀和早饱之一种或多种，呈持续或反复发作的慢性过程，病程超过半年，近3个月来症状持续，上述症状排便后不能缓解。同时，为了不漏诊器质性疾病，又规定了一套“报警症状和体征”：45岁以上，近期出现消化不良症状；有消瘦、贫血、黑粪、呕血、吞咽困难、腹部肿块、黄疸等；这种依靠症状体征筛检模式简单明了，在问诊和基本检查中就可完成，对临床科研十分必要，这需要医生耐心细致，还需要患者的密切配合。如果没有良好的医患关系很难想象这种诊断模式。再如：物理诊断见习，具有典型体征的患者，往往是那些老患者，或许为了教学我们把他们请回医院，这一传统在我们教学医院一直延续至今。总之，物理诊断是诊断学这门桥梁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基础医学过渡到临床医学十分重要的一门课程。随着医疗技术的飞跃发展，各种先进技术的不断应用、各类先进设备的不断出现并应用于临床，使学生们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敏捷，但也普遍出现了忽视物理诊断这一基本的技能。很多医学教育工作者在探索多元化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和诊断思维。本文通过多年教学实践，认为在物理诊断教学中贯穿医患关系教育，强调医患关系实例并与多种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相互补充促进，极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也有助于培养出高素质、全方位合格医学人才。
黄陂跑跑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现代临床医学在西欧诞生,这在医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临床医学论文3000字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临床医学论文3000字篇1 论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评估体系构建 1、引言 医科院校临床医学实力的高低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和谐幸福，更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发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加大投资力度建设了一批医科院校，引进及培养了大批高精尖的医学人才，增强了我国医科院校的实力。 科研能力是衡量医学院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面对发展，医科院校的科研能力评估问题日益引起重视，能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卫生医疗行业的要求，以及能否得到专业人士的正确评价，事关这所院校在以后的生存和发展中能否争取到比较有利的条件。可见，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一所医科院校的科研实力，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2、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查阅相关资料，参考相似类型的指标体系 在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前，首先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了解了国内外科研实力评估的发展与现状及科研实力评估的深刻涵义。借鉴国外评估系统指标，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取其精华，作为参考资料。 指标的初步设定 借鉴国内外的临床医学研究能力指标体系，并根据平时的科研工作管理经验，设计出每层指标，指标主要是根据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评估目标进行分解。构成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实力的因素有很多，但作为科研教学型的医学院校，从管理角度而言，其要素有：科研投入、科研活动、科研条件、科研产出、人才情况等。再将这些一级指标分解为二级指标、三级指标，逐级分解，建立各级要素的目标群。 指标的定性分析 对指标进行定性分析，主要是把握以下几个原则：1)指标体系在同一层次要互相独立，互相不包含，不重叠;2)指标体系要正确反映目标的要求，指标与指标设计之间没有矛盾;3)指标内容可以直接观察而获得结论;4)指标体系的采集要简单可行、层次和数量尽可能少而具有代表性，采集方法为大家所接受。 3、确定指标体系草案 德尔菲法(DELPHI)法 DELPHI法，就是采取背靠背的通讯方式征求专家小组的意见，即专家之间不得互相讨论，以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函询。每次函询后将专家小组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再反馈给每个专家，供他们分析，提出新的论证。经过几轮函询，使专家的意见趋于集中，得到一个比较实际、可靠的结论。 成立专家函询筹备小组 专家函询筹备小组由6人组成，其中正高职称2人，副高职称3人，硕士研究生1人。筹备小组的任务：拟定评估目标，编制专家调查表，选择相关专家和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确定专家 由专家函询筹备小组集体评议，选取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医疗、管理专家50名，包括卫生事业管理系统12人，基础研究25人，临床医学研究人员13人，其中博士生导师43人。 拟订专家调查表 收集国内外相关的指标体系，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拟定专家咨询表，进行专家评议和咨询(表1)。对第一轮专家意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修改相应指标，制定第二轮专家咨询表，然后把修改结果反馈给咨询专家后，再对第二轮专家意见进行汇总分析，确定了重点医科大学评价指标体系(表1)。 4、综合评价办法 我们采用两次相对比较归一化法对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进行评价，基本计算方法如下： 1.每项三级指标以统计最高分数计为100分,其他各校的该项三级指标分数与最高统计分数相比,其百分比数则作为该校的此项三级指标分值。各项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权求和即为二级指标分值。 2.二级指标最高分值同三级指标统计一样计为100分,其他各校的相应分值与最高分相比,其百分数作为二级指标分值。各项二级指标值加权求和作为一级指标分值。 3.一级指标加权求和作为各校的最终评估分值。 本研究侧重于医科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该评估对医学院校的自身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高校的资源优化和提高科研效率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指标体系的内容及权重的确定最容易引起不同的意见，但科研能力评价中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都是被评价的核心内容，有些第三方评价单位只采用原始数据进行比较，权重并不起作用。但实际证明权重的适度变化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不大。 五项一级指标反映了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的共性内容，我们也可以结合不同的评估目的对评估项目区别对待，可以根据不同的评估目的对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进行重新赋值，例如，我们要评价一个单位的科研总体水平，我们可以将科研投入、科研活动、科研产出的权重提高，如果我们要预测一个学校的未来的科研成就，我们可以将科研条件和环境及科研活动的权重提高，这样可以看出哪些学校在哪个方面强一些。权重赋值的变化对学校管理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发现不足而加以改进。原始数据的比较评估可以从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学校实力是否增强，拿历年数据进行比较，从而知道进步的大小。对于采用归一化法可能造成单纯追求数字问题，在这个评估方案中，都有评估要素对其约束，因而单纯某项数字高并不会导致评估结果不实。实际验证分析表明了用此归一化法基本消除了评价内容和标准界定的难点，其结果基本反映了真实情况。 临床医学论文3000字篇2 论临床医学生后期医学教育中的职业道德培养 【摘 要】医学后期教育是指医学生4年级进行临床课程学习和实习的阶段，是学校教育的延续，是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的过程，是由医学生到医生的过渡，随着社会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日趋多元化，职业道德素质已成为医疗机构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在医学教育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高校医学教育的后期应始终做到医德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培养具有良好医德的学生，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 【关键词】医学生 医德教育 医学后期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预防为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原则是我国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提高医疗行业社会风尚的关键一环。而临床实习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业务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医学事业的状况和发展。因而在见习、实习阶段就注重培养他们高尚、严谨的医德医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本文就临床医学生后期学习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内涵、途径和方法进行论述。 一、对医学高等学校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 为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学校教育中既要注重对学生的技能培训，又要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医学模式已经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这就要求医学生将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提高到新的高度。此外，在医学教育上，临床医学生的后期教育主要以临床见习和实习为主，这就要求学生，要尽快适应新的人文科学与医学交叉的开放式医学教育体系，成为以人为本，基础、临床、预防医学知识贯通的全面型综合人才。因此，医学生后期学习的职业道德教育必须立足于脱离单纯的生物医学的思维模式，培养观察社会待人接物的人文素质，提高对患者心理、社会因素作用的分析能力，学会从患者的社会背景及心理变化出发，对疾病进行全方位的诊断分析。 2.高等教育的需要 在医学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明确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医学高级人才作为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广义的讲，高校(包括高职)阶段，是人一生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道德教育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不仅是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的文化产品大量涌入，学生很容易感受到各类意识形态，广泛接触世界多元文化。各种文化之间的混合与碰撞将加剧学生成长过程中选择与确立价值观的困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校道德教育也必须不断深化和拓展。[1]另一方面，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许多家长把培养子女成才片面地理解为掌握文化知识，而对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则不闻不问，这一切都要求高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特别是职业道德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能够缓解医患矛盾 目前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部分医生的服务理念与思维方式仍停留在“以医为尊”、“重病轻人”等水平上，服务言行就表现出不愿向患者多解释，交往中对患者不够尊重，缺乏人文交流与情感交流。而现代医学要求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还要有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对患者多一份关爱、理解、策略和技巧，是自己素质完善的展示，也是建立协调融洽的新型医患关系的基石。因此，从实习阶段就开始注重培养医学生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理念，对端正行业作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二、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 我国传统的医古文在医德教育方面从4个方面对医德教育内涵进行了总结：①对健康和生命的终极关爱;②去功利的人生价值观;③不拘成规、勇于探索的精神品格;④审慎严谨、时时自省的行医作风。[2]现阶段，我国虽然对于医德没有具体的固定模式要求，但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总体要求;结合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和医学类职业要求以及医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在总结多年医德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探讨医德教育应具有的内涵。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用“三义”教育统领学生医德教育：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贯穿医德教育的全过程，并置于指导地位，培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 其次，通过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使学生基本掌握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能正确看待世界、看待社会和人生。并具有敬业精神，能较深刻地理解医学的人文内涵，确立正确的医学价值观，提高其对医学社会价值、道德价值的判断能力以及医学行为抉择能力。 第三，进行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德教育，使医学生形成热爱人、尊重人、相信人、平等待人等品质，遵守社会公德，正直坦率、助人为乐，能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医患、医护、同事间的关系。 第四，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引导学生了解学医的目的是对人的爱和关怀。使医学生热爱生命、尊重病人、讲求公正、追求和谐、力行善美，具有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业操守。[3]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2006年全国医院管理年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医疗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注重专业技术水平，更要注重思想、道德、作风教育和法律、纪律培训……使年轻医务人员既掌握扎实的医疗技术，又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在和谐社会中，实现医者尽其能、患者医其患，医患共相依、雨水一家亲，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基本目标”。 三、医学生后期教育中医德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1.提高医学生自身素质，培养人文品质。 提高医学生自身素质，加强人文修养，引入“精神助产”法，将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观念，外化为道德行为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属性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4]社会呼唤人文精神，提倡以人为本，珍视和关注生命。对医生来说，人文关怀是其最基本的服务态度。医学生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后天修养的程度决定的。少数学生沉醉于当代社会的斑斓色彩之中，疏忽了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他们或者尚未完全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或者社会公德的自我培养留下了缺陷。“精神助产”的要义在于：真理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内心，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现成的知识，而在于通过交谈和讨论，消除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唤醒学生的意识，从而发现真理，[5]使学生做到知行统一。所以作为未来社会的人道主义者，在校期间必须加强自身的人文修养，不断培养自己的“尊重生命、崇尚正义、爱岗敬业、心胸宽广”等人文品质。只有这样，患者在就诊时才不会感到治疗仪器的冰冷和自己的孤独无助。 2.提高带教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完善榜样示范作用。 由于当今医学生价值观念冲突加剧，价值取向多元化，传统的“高”、“大”、“全”式的榜样示范法效果弱化，甚至引起一些学生反感，[6]学生都具有向师性和模仿性的特点，教师的态度、立场观点、言行举止成为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教育因素。因此，临床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带教过程中率先垂范，做到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临床上对每个患者都要做到认真、体贴、和蔼;对患者一视同仁，对尊者不卑，对贫者不傲，不以职业之便拉关系、办私事，严于律己，洁身自爱。作为一名临床医学教师，治好患者和教育好学生是同样艰巨而重要的，但后者对社会的影响更深远。如果我们培养出一个良医，则可能造福一方;如果我们培养出一个庸医或贪医，则可能祸害一方。 3.加强学校、临床医院的合作 学校方面。在学生进入临床之前，学校应帮助他们树立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和医德观，增强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为他们的临床医德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课程学习中可以通过入学教育、思想品德修养课、法律基础课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法制与纪律教育，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法制观。通过医学伦理学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医德原则、规范、范畴的教育，阐明医德与医术关系。同时通过“早期接触临床”，在参观医院、见习、卫生调查等活动中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接触社会、医院和服务对象，接受医德熏陶和感染，逐步懂得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医术精湛，还要有高尚的医德情操。 医院方面。医院作为医学生后期教学的执行者和管理者，对他们医德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临床中进行医德教育，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例如开展床边教学，结合患者实际问题帮助学生总结自身医疗服务中的经验教训;组织学生共同讨论分析违反医德规范、丧失医疗道德造成的事故和案例，从而促使学生在比较思考中定位，自觉提高医德修养，养成良好的医德行为和习惯，最终促使学生把外在的医德原则、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医德信念和品质，牢牢确立“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价值取向。在具体工作中，首先要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医德育人环境，要健全医德教育的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奖惩结合，保证医德教育的顺利进行。 总之，临床实习生后期教学的医德培养教育不能拘泥于一种形式，应该结合卫生行业的特点，采用“立体、多面教育与集体影响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进行专业技能实习的同时，狠抓医德医风教育，培养医学生职业精神和职业意识，坚守医学人文信仰，成为“懿德善能”、“德艺双馨”的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 朱 静.论高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J].职教论坛，2004(26) 2 季春元、邹 丽.医古文中的医德教育内涵[J].卫生职业教育，2007(12)：28～29 3 吴海峰、张明勇.对医学生医德教育几个问题的分析与探讨[J].医学教育探索，2009(8)：1013～1014 4 李凤英.融医德教育于校园文化建设之中[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4)：106、108 5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董晓星、陈家麟.论榜样示范法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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