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法学法前沿问题研究论文

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认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关键词] 公法;私法;法律规范体系 [摘要]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国法学界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过多 强调民事关系的国家意志性,忽视对公民和法人意志的尊重。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我 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观点,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本文主要从民法的平等、自愿、公平等基本原则的角 度来讨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格局开始分解,民事方面和商事方面的立法 逐渐增多,我国法学理论中的否认公法与私法划分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我国的 法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正原有的观点,接受公法与私法相对独立的事实以及私法优先的观点。 一般认为,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公权。公法通常包括宪法、 行政法、诉讼法、刑法、税收法和军事法等。私法主要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 私权。私法通常特指民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中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最早提出公法与 私法的划分是古罗马的法学家马尔比安。他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罗马人的法为私法[1]。 而最初的划分意义只在于使研习法律的人们便于认识法律、了解法律规范体系,后来法学家们认识到, 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有利于研究法律的价值导向。由于《罗马法》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 ——《拿破仑法典》的基础,因而,它的很多原理又为后世的许多民法系国家所普遍效法。 为什么从罗马法学家开始,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家们都十分推崇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笔 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体现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固有本质或它的相对独立性“异化”;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体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公权关系的法律对体现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权关系的法 律侵扰,以便建立起泾渭分明的部门法体系。那么,为什么公有制国家建立后,要极力摒弃公法与私法的 划分呢?究其原因,正像列宁所说是为了扩大国家干预私权关系的范围,包括国家拥有废除私人合同的 权力,以便形成苏维埃国家赖以存在的公有制基础。从客观上看,列宁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布尔 什维克党消灭私有制,实行土地、银行、矿产、运输等企业逐渐国有化的纲领和实践是一致的。因为不这 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难以在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空地上建立起来。而我国法学理论在相当 长时期内也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与两个原因不可分:其一,马列主义经典之理论对我国约束太深; 其二,列宁的这一理论恰恰符合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 干预的法律要求。其实,恩格斯早就有公法与私法的观点,在论述法律产生时就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 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 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 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2]这一体现历史和逻辑统一 的论述,不仅充分说明了在法律的进程中私法先于公法,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观点,即公法、公共权力是 为私法而设立的。而我们过去却恰恰忽略了这一论述对法律分类的意义。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 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的一方,而且因其所属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效果。如何确立公法和私 法的划分标准,大致有三种学说,其一为利益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者为公法,以规定私人利益者为私 法;其二为意思说,即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服从关系的意思为公法,规定有关公民相互间平等关 系的意思为私法(这也是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为区分标准的法律关系说);其三为主体说,即公法主 体至少有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种学说为法学家们普遍认 同。要正确认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笔者认为还得从民法的有关基本原则上加以考证。 一、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概念。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私法主体所 涉及的法律地位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 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够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作为民事主体当事人,是财产 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而不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上级下级。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 主体,也必须受民事规范的约束,与其他民事主体保持平等地位。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在受到侵 害时,平等地位受到法律保护。自然人生而平等;法人不论行业、性质、财产状况,人格也一律平等(法人 的人格平等是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据)。从平等原则中就能让我们领悟到,私法的法律关系是法律地位平 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与公法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凭藉公共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是截然不 同的。 不过,民事主体在人格上的平等,不等于在实际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每个当事人所享有的具体民事 权利和民事义务都是一样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各个当事人根据法律和自身的意志享有不同有 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尤其是对法人而言,在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上,还要受法人本身性质、法律 和行政命令以及法人的目的范围等限制。 二、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它是指民事主体在从民事活动 时,应当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某种民事关系。该原则的确立就是 要赋予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享有广泛的行为自由,实际上也是私法所奉行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 现。通过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学习和认识,可以概括出意思自治在三个层面上的内涵:第一,从法哲学和 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3],意思自治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直接产物,这大致可定义为,每个社 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地选择,自主地参与。黑格尔曾在《权利哲学》里指出, 国家应当赋予其公民以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的同时给予个人以自由缔结契约的权利[4]。第二,从公法与 私法划分角度来看,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其基本含义是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 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 法主体自愿达到的协议优先于私法的适用,即私人间协议中变通私法。意思自治是罗马法时期公法与私 法划分理论的直接产物,它以承认民法是私法为理论前提,成为民法的精髓。随着现代民法的发展,私法 自治分演为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民法基本原则。第三,从冲突法角度来看[5],意思自治 是指为当事人协商选择处理纠纷所适用的准据法的权利。意思自治原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经 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由于该原则恰恰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个人本位和自由主义 的思想,所以被《拿破仑法典》以来的近现代民法始终奉为一项神圣的法律准则。但随着现代国家干预主 义的兴起,哲学上个人主义和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衰落,也必然导致意思自治原则的削弱。从本世纪开始, 民法上的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冲击,民事主体之间的交易自由不得与公共利益、道德规范和占支配地位的 公共政策相矛盾、相抵触,许多国家的法律对以损害或侵扰社会其他成员的方式使用私人财产的行为作 出较为严厉的处罚规定,按照被其他商人或整个社会认为是完全不公正的惯例而进行的商业活动则受 到法律的限制。这样,就使得意思自治原则因注入新的内容而所改变。 三、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法律的一个理念是追求正义的实现。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平等等价 值内涵,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私法自然也将公平和正义作为其最终的理想。 《民法通则》第4条还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该原则要求民 事主体应以公平的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应根据公平原则,使案件的处理既符合法律又公平合理。 公平正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就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来说,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体现在:第 一,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为其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公平平等的机会,为其每个成员利益的获取 和合理分配提供手段及程序规则,并且在利益分配和公平的实现出现不均衡时能够予以有效补正及救 济;第二,社会关系主体即社会成员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普遍公认的行为准则,主体实现经济目的的手 段应当是正当的、合理的,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并且自觉接受社会义务的约束。 根据《民法通则》第4条的规定,民事活动还应当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该原则在要求民事主体在从 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实行等价交换。任何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方的财产和侵害他方的权 益,如果构成对他方的损害,应负损害赔偿的责任。笔者认为,该原则已涉及到交换对等之平等领域的有 关问题。例如在交换的交易中,人的正义感在某些情形下要求在允诺与对应允诺之间、在履行与对应履 行之间达到某种程度的平等。一般说来,合同当事人是通过行使其私人自治权来确定他们各自履行行为 的价值的,这与公法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确定公民行为价值是显然不同的。 虽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以其不同的性质、内容来进行的,但从以上所讨论到的民法有关原则上考 证,法律确实有公与私之分。不能把公法领域的强制性原则适用于平等、自愿、互利的私法领域,换言之, 要收缩行政权力在私人或民间领域不适当的延伸和干预。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分 离,有利于明确私人的独立地位,私人权利义务的协商性以及民事权利不可侵犯性,尊重公民和法人在 民事交往中的意志;也有利于树立私法是公法及整个法治的法律基础的观念。 [参考文献 ] [1] 潘念之.法学总论——国外法学知识译外[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C].第538-539页. [3] 姚辉.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 [4] 〔德〕黑格尔.权利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 江平,张礼洪.市场与意思自治[J].载法学研究,1993,(6)

我的原创论意思自治与信赖利益保护【摘要】： 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关于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如下：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而按照西方法律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主张如果违约方在赔偿了对方可预期的利益损失以后，仍旧有盈余或者仍然收益，那么就应该违约。另有观点认为，不适宜将继续履行合同作为违约责任的救济方式。我国的规定旨在保护合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中心思想在于谋取利益，即为了获得更有益于自己的益处，可以基于自身意志不履行合同而不受法律责难。本文就主要通过对这两种观念的比较分析来探讨意思自治对于合同履行以及信赖利益保护的影响意义。 关键字：意思自治 信赖利益 合同变更 一、意思自治的探究1、意思自治的内容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权利义务关系的确立、变更、终止。它与平等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一起贯穿整个民法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5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条：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这些法条都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国家原则上不直接干预，只有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协商解决的时候，国家才出面干预，一般有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关作出裁判。真谛是尊重民事主体的自由选择，集中体现在合同的契约自由。2、意思自治的历史发展可以说从罗马法中就可以看到意思自治的渊源，比如说关于市民社会的学说就是他的基础。明确提出者是法国法学家查理杜莫林。意思自治原则在《法国民法典》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已经成为合同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不仅仅局限于契约法的范畴。与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等思想共同成为自有资本主义时期私法制度的理论支柱和基石。3、经济分析法学派对违约责任的看法从私法的角度来说，意思自治就是私法自治，体现在我们合同法中可以理解为，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设立、变更、终止合同，不受他人干预、胁迫。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而适用。要是具体地说，可以分为缔约自由、履约自由、内容自治、形式自治和违约补救自治。这就涉及到我在摘要中提到的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拿马法官有这么一句话，他在一次审判中说：“即使违约是故意的，也未必应该受到责罚，承诺人可能发现他的承诺对第三方更有价值。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他赔偿合同对方的实际损失，那么就应该允许他打破原先的承诺就是对社会效益的促进。”这是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紧密相关的，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基于谋求利益最大化，如果为了遵守合同的履行，得到较少利益却失去更大利益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的。而实际履行是否应该作为违约责任的一种救济方式又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国民法通则是持肯定态度的，而重视“人和”的一些西方法学家则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强迫违约方继续履行他不愿意继续履行的合同，既不经济也不现实。因为这样出现第二次违约的可能性会很大，那么相伴而来的就是再度诉讼，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市场经济发展，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资本流转的速度决定着利益的收获。究其根本还是限制了违约人的意思自由。我国法院通常会让败诉的违约人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继续与对方合作，有了上一次的不愉快经历，双方之间有了相当大的隔阂，合同履行的前景很不容乐观。我国的立场是在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所以有如此规定。因为有些合同不是仅仅通过金钱赔偿就可以使守约方获得预期利益的，例如租赁合同和运输合同等等。二、信赖利益的探究1、 信赖利益的定义信赖利益指一方基于对另一方将与其订约的合理信赖所产生的利益。我们订立合同都有着自己预期的利益目标，履行合同的意义也在于让这个目标实现，从而将利益变为现实可以取得的。如果违反了合同，没有履行或者是不适当履行，这个预期利益就受到了损害。守约方就可以基于所受到的损失向违约方要求赔偿。另外缔约过失责任也是基于这个信赖利益得出的，其中一个构成要件就是，“该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没有损失，就不会存在赔偿问题，而所谓信赖利益损失，指相对人因信赖合同会有效成立却由于合同最终不成立或无效而受到的利益损失，这种信赖利益必须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即在缔约阶段因为一方的行为已使另一方足以相信合同能成立或生效。若从客观的事实中不能对合同的成立或生效产生信赖，即使已经支付了大量费用，这是因为缔约人自身判断失误造成的，不能视为信赖利益的损失。”2、赠与合同典型 按照英美法原理，无对价的合同依照信赖利益也可以强制执行，信赖利益可以使欠缺对价的赠与合同变为有执行力的合同，受到法院的强制力保护。前提是受许诺人对于赠与的许诺赋予了信赖，并且实施了信赖行为。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限制赠与人撤销赠与合同的情形包括具有救灾扶贫性质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第188条规定，上述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这个规定是类似于英美法的相关理论的。立法本意在于保护受赠人的信赖利益不受到损失。但是《合同法.》186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个立法的出发点又站在了保护赠与人意思自治的角度上。但是可以撤销的前提在于允诺相对人没有因此受到损害。例如受损人为了接受赠与人赠与的财产而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可以说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正是立法技术对于保护信赖利益和意思自由寻找平衡点所做出的努力，很典型。3、案例分析 举一个比较直观的真实案例，从这个案例出发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信赖利益的地位。原告李某发现自己的丈夫与妹妹李小某有染，气得生病住院。李小某答应赔偿自己姐姐8万元精神损失费。当时双方签订了相关协议。只是李小某履行了其中的5000元就反悔了。李某气愤之下将妹妹告上法庭。李小某同时提起反诉，法院将之驳回。有观点说被告与原告前夫发生婚外情，违反伦理道德，应该接受的是道德舆论谴责，因此承诺补偿原告精神损失的行为由于尚未纳入我国目前的调整范围，属于自然之债，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保护的性质，如果被告不愿意履行，原告也不能把她怎么样，这是得不到法律支持的。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是忽略了信赖利益的问题。在这个案子里，假如说这个姐姐接受妹妹8万元精神损失费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包括协议离婚，做姐姐的选择接受赔偿由此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既可以说是保全了丈夫和妹妹的脸面，也为了大家好说好散，实际上是基于对她妹妹承诺的信赖，可以说是个不错的发展趋势。但是做妹妹的没有按照自己的承诺作出相应的行为，这种违约行为反而加重了对她的打击，如果允许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甚至承认其合法性，是很不公平的。法院最后的判决也在于保护原告的信赖利益。可见信赖利益是当代民法体系中值得重视的一个要点。三、如何寻求信赖利益和意思自治的平衡点 从上文的观点综合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法立法技术中存在着保护信赖利益和意思自治的矛盾冲突。特别在《合同法》中更能得到体现。意思自治是合同法的立法基点，也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贯穿整个民法体系，民法当然要对之进行深度保护了。可以这么说意思自治就是合同法的灵魂所在。保护意思自治有利于促进合同法甚至整个民法的迅猛发展。现实意义在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能更好的允许意思自由，契约自由，减少政府的干预力度，必然能积极调动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那么繁荣市场的同时必然极大丰富了这方面的理论学说，这个未来可以说是比较光明的。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增大了市场混乱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具有滞后性、自发性、盲目性。一味追求自由，没有政府规制也是不行的，绝对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势必带来可预料的坏结局。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就是很好的证明。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如果允许经济分析法学派主张那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而拒绝履行已经生效的合同，市场主体会变得缺乏信任感与安全感，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依我看来，在推动意思自由的同时，适当保持政府的指导作用，前文所述政府减少干预是指一些不必要的横加干预，对于企业登记，上市交易等可以适当放宽限制，降低门槛。再来看信赖利益的保护，从《合同法》186条等可以看出，意思自治保护的前提在于不侵犯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那么为我们是否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保护意思自由的前提在于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以及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违背公序良俗，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意思自由才是没有瑕疵的。最后，我觉得将来的立法应该提高对意思自治的保护，只要不违背损害他人信赖利益的最低限度即可。例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违约责任的承担做出不同规定，对于那些可以通过金钱赔偿的形式弥补守约方损失的合同，遵照经济分析法学派的理论。而且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适当增加赔偿的额度，此时的赔偿真正意义则变成了一种利益的分享，反而对双方都有利。对于必须通过合同履行才能实现预期利益的合同，仍旧可以按照原来的规定，可以通过继续履行合同的方式来解决。 参考文献：《民法通则》、《法科生学习应试法规》、《北大法律实践前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