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梆子研究的论文

三上轿表演艺术分析论文

内容提要 ：《三上轿》是晋剧折子戏的代表剧目，在唱腔上和表演上经过长时间的打磨与历练成为了独树一帜，颇具代表性的剧目，是很多晋剧的学习者和爱好者所必研究揣摩的剧目。因此，本文将从崔秀英这一主要人物出发，从其内心世界的塑造、唱腔的运用、身段的表现三方面做一个细致的研究和梳理。

关键词 ：晋剧；三上轿；表演艺术

晋剧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地方戏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统文化，具有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的特点，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 。豫剧、秦腔、河北梆子、平调落子、黄梅戏等剧种都有这一折，而晋剧的《三上轿》则在众多剧种当中脱颖而出。最早是由晋剧表演艺术家花艳君老师演绎，不断打磨和千锤百炼，无论是在唱腔上还是在表演上都集百家之长颇具特色。《三上轿》讲述了明万历年间权相之子张秉仁，狗仗人势，为非作歹，害死书生李桐，逼迫李桐之妻崔秀英与自己成亲，而县官贪赃纵容张秉仁。秀英洞房之内怀揣利刃誓死与贼子相拼，为夫君报仇。崔秀英哭别丈夫灵堂、公婆、娇儿的场面是全剧的高潮，她“三哭三别”，刚烈不屈，也是崔秀英人物性格展现最鲜明的一折。她从一个原本封建社会中典型的闺中妇人，夫妻恩爱，敬重公婆，抚养孩子，却在遭受权利的侵压之后，从美好生活跌入地狱。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她的内心掀起了层层波澜，情绪一层层的递进，唱腔越发的感人和悲壮，激起了重重矛盾。首先这是一出内心戏。不但要揭示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之间的内心活动，深入的表现崔秀英的层层内心递进，揭示人物的性格本质是演好这出戏的`关键。崔秀英的性格有三个层面，第一她爱丈夫，爱家庭，她拥有所有封建妇女的美德。

其次她对公公婆婆百般孝顺。其三她是护子心切的好母亲。如何表现这样复杂的女性，首先就要得其神韵，要从整个人物的气韵、形体、神态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深度表现，要力求内蕴深沉，以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状态。因此在表演上，要将人物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被逼做妾，这是突发的变化，沉重的打击，让这个从未受过风雨的年轻夫人陷入了极大的悲哀之中，因此首先要表现的是人物的悲。因此在上场前的那一句哭腔是很重要的，她在大幕之内所唱“夫君一死大树倒，撇下了崔氏秀英，年迈二老，半岁小娇……”未见其人，先闻其悲。霎时间将观众拉进了她悲痛的内心之中，不仅交代了故事背景与其所要告别的亲人，更是通过其悲痛万分、哀怨婉转的唱腔抒发心中的悲情，引起观众的悲悯，为这出戏奠定了“悲”的基调。在得闻“日落黄昏，花轿抬人”之时，崔秀英犹如晴天霹雳，她震惊、她悲愤。唱到：“一霎时就好似天崩地炸，崔秀英魂出窍心如刀扎”。接着她在各种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张秉仁逼秀英张府下嫁，我何不乔装佳人把贼杀。一来雪我杀夫仇，二愿追君赴天涯。”她假意答应贼人，却暗藏利刃，为夫报仇，同归于尽。这是崔秀英这一人物内心的第二个层次，接下来崔秀英展现出的是其刚强的一面，她抑制住满腔的悲愤和心酸，向狗腿和媒婆提出三件大事：“送来纹银千两、备下棺椁一副、洞房之中免去灯火”。此时的她是镇定的，因为她做好了与贼人同归于尽的准备。在这一段戏中，要适时地表现人物深层意识变化的轨迹，在表演上要尽量的“收”，要做到哀而不伤，悲而不怒，通过大量的唱段与形体身段来体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显示出以意传神、以情动人的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是在塑造崔秀英这一角色的第三个层次。在达到人物内心三个层次的层层递进之后，崔秀英这个人物才会活起来，丰满起来，在她的内心不仅仅是恨、是悲，更多的是不舍，对亲人与娇儿的不舍与依恋，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内心世界，在表演之时要更多的突显其复杂之感，决绝而又不舍，悲伤而又温柔。其次，这是一出唱腔颇为惊艳的唱功戏。在大幕开启之时，崔秀英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夫君一死大树倒！撇下了崔氏秀英，年迈二老，半岁小娇……”仅仅三句唱词，却百转千回，字字泣血，句句动人。整段是无伴奏的清唱，这段唱腔要在有间奏无伴奏情势下唱得跌岩起伏、人心悲惨、催人泪下。这段唱要求技巧高超，既要把控人物情绪的表现，又要驾驭唱腔的难度，如：声音的力度、无伴奏中的心里节奏、气息、声音的控制、吐字轻重等等，还要表现出中国民间传统式的哭唱等技巧，在演唱中要运用“收声”的演唱方法，高音用头声加气息，哭腔用大小滑音，颤音要有收有放等各种有控制力的演唱技巧。这出戏的高潮———“别娇儿”这一段却又是极其考验唱功与表演。

与前面暴风雨式的戏剧冲突有所不同，首先一曲幽静柔美的《摇篮曲》出现在观众面前 。舞台在这一刹那间变得极其静谧，所有的一切都安静下来，等着崔氏与娇儿分别的这一刻。这支《摇篮曲》保持了表演艺术家花艳君老师的原有演出版本，这里的《摇篮曲》是与中路梆子柔在一起的《摇篮曲》，它打破了以往的“眼”上起唱而从“板”上起唱，同时增加较长的尾韵，结尾的“字”又加入了哼唱的演唱方法，表现出母亲难舍娇儿的悲戚之感。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崔秀英突然静了下来，此时的她不再是剑拔弩张的女战士，而是一位温柔的母亲。她深情满怀地抱着自己的孩子，用悲伤的颤音诉说着对孩子的倾诉与寄托，哼唱着摇篮曲，从声、心、形、情、表等方面表现出了对孩子的依恋和不舍。观众在看到这一段时，从戏剧的旁观者走进了人物的内心，成为了体验者，悲而不伤，却又能使人潸然泪下。这是一出精彩绝伦的做工戏。“动之于内，形之于外”，这折戏在表演上要求很高，要从不同的动作层面表达人物不断起伏的思想感情和内心的涌动与宣泄，使得人物的形象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和升华。一举手、一投足、一眼神都要围绕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里活动来表现。尤其是在身段与台步之上，崔氏在身段上面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表现力。在面对逼她上娇的贼人之时，她的身段是大开大合的，她像一位女战士一样，坚韧不屈，刚强有力。而在面对公婆之时她是温柔的牵挂，对公婆的牵挂，这时她的身段应是娴静悲伤的。而在怀抱半岁小娇儿的时候，她则充满了母爱，似一位美丽的充满光环的女神，在哺育自己的孩子，这个时候她的身段一定要轻柔更轻柔，随着人物内心的起伏变化而变化，切不可一悲到底，一怒到底。例如在最后与娇儿绝别第三次上轿的时候，既要表现绝别又要表现不舍，在梦幻与现实之中挣扎。在舞台表现上首先要一惊，惊醒梦中人，回到痛苦的现实社会中，要两眼盯着张铮不放，倒走踮步，退到舞台中心，先看儿子、后看花轿，反复两次终下决心将儿子交于婆婆。左右抱袖，跟着介板的打击乐，左扬袖，右反袖，亮相。一组动作下来，行云流水，准确地将人物的感情和意念外化于舞台之上。通过水袖与身段的完美结合使得崔秀英这一人物在舞台之上饱满起来，加强了外部表现力，细腻而鲜明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将一位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反抗女子形象鲜明而细腻地刻画出来。用外在的形体表现出了内心的矛盾、悲伤与不舍，使人物形象得到升华。

参考文献：

1.张晏杰、马戈荣，花艳君评传[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戴占寿，艺苑春秋。

3.晋剧表演艺术家花艳君《三上轿》影像光盘，山西春秋音像出版社出版。

丁明 个起子是不是？

秦腔入川对川剧形成的影响分析论文

一、 戏曲传播流变与新剧种的生成

戏曲在传播过程中，势必走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传播到其他地域。比如昆腔，流行于昆山一带，离开昆山，则生了许多变化。有论者认为山陕梆子前身为昆腔的变种。 而西秦腔作为一种戏曲形式产生之后，迅速扩张到周边地区，促使了西路梆子和东路同州梆子的产生，以及在汉水流域促使二黄的诞生，之后又与东路梆子结合产生西皮，西皮、二黄在汉水一带结合成为皮黄。西路梆子则向南入川，促使川剧弹戏的产生;皮黄入川促使了川剧胡琴的产生，接着一路向南产生滇剧等;西秦腔甚至远播海丰，形成西秦戏正线;东路梆子向东边发展形成蒲剧，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北上形成晋剧、中路梆子、河北梆子，一路向东形成豫剧、山东梆子等。

梆子腔、皮黄腔在全国各地流传过程中，有诸多的遗存，如绍剧中的梆子，徽剧、汉剧属于皮黄系统自不待言。这个传播流变的过程是复杂多变的，甚至有反哺现象的出现。整个传播、流变，以至于新剧种的产生，其中的机理对于研究而言大有可为。研究戏曲传播过程中，产生新的剧种对于今天戏曲声腔的归根认祖、再一次融合演变有着莫大之意义。如今戏曲的困境，很大程度在于创新的不足，而传统的剧目形式已经无法满足老戏迷，更无法吸引新戏迷。

回顾魏长生第二次入京带来的地方戏的兴盛，我们可以看出，戏曲的创新在于多声腔、剧种的频繁交流沟通与融合，而不是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今天地方戏的定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官方行为，定名没有错，但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使得每个地方只发展自己的地方剧种，非本地剧种基本无法在当地得到强有力的发展。从戏曲演变历史来看，这是人为的作茧自缚。戏曲是一个常变常新的艺术，必须不断的创新，最好的办法在于不同剧种的'交流和竞争，乾隆时期，花部都可以和雅部一争高下，我们今天的地方戏为什么不可以竞争?本地人一定喜欢本地地方戏?答案是否定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回顾历史，梳理戏曲的传播流变，以及新剧种产生的地理、人文、语言、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对于推动今天的地方戏曲各剧种再一次融合创新有着一定的意义。

多声腔的川剧，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例子。多声腔其实是融合了当时流传的几种声腔，杂糅在一起的戏曲剧种。秦腔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极为丰富的名词，并不仅仅是指今天的西安秦腔，在历史上指的是陕甘一带的流行地方戏曲，各个时期含义均有一定的差异。川剧弹戏的产生和秦腔入川有着莫大之关联，以川剧弹戏的产生和秦腔入川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管窥见豹，希望能从一个小角度揭示戏曲传播流变过程中新剧种与老剧种的关系。当然，这个课题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本文限于篇幅，只就一个小问题抛砖引玉。

二、川剧弹戏与秦腔之关系

四川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经济甚至一度在全国排前列，故有“扬一益二”、 “益州出，天下足”的说法，但也造就了蜀中古来多乱的局面，故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一说。由于战乱频仍，四川人口极不稳定，到了明末清初，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之后，康熙帝为了恢复四川一带的经济及农业生产，以政令形式推动“湖广填四川”，多次的移民迁徙，使得四川变成一个移民聚集地，五方杂处，各地人民带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种习俗、文化在交流碰撞中进行融合发展，造就了四川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川剧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产生的。

川剧的声腔是在昆曲、弋阳、皮黄、梆子四个声腔系统的影响下，与当地民歌、风俗结合，使用当地方言，形成的多声腔系统的剧种。

川剧四大支流派中，弹戏主要分布在川北河，川北河以嘉陵江的南充为中心，包括渠江、涪江一带的西充、三台、遂宁、渠县、达县、篷溪、阆中等地。这些地区与秦地毗邻，陕西移民较多。

弹戏的前身是秦腔。秦腔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产生于山陕一带的山陕梆子，而另一个源头则是由陇东调演变成西秦腔之后演变成的秦腔，关于秦腔产生地，仍无定论。

山陕商人在明清两代是著名商帮，足迹遍布全国，至今全国仍遗留下大量的山陕会馆、西秦会馆，俗语有云“商路即戏路”可谓不虚，刘文峰的专著《山陕商人与梆子戏考论》详细考证了商人对戏曲的推动作用，此处不赘述。秦腔在明清时期借助商人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迅速向全国发展，而接壤的四川则更甚，自贡的西秦会馆至今仍然屹立不倒。明末清初就有班社在川北城乡演出，且演出的次数极多，所谓“千余台戏一年看” ( 《成都竹枝词》)。吴珍奇在《昭化县志》中载，顺康年间，在昭佬、中江一带已有完整的戏曲演出。其生旦净丑，刀戟剑棒，无所不齐。当地人说此乃秦腔，也实为可能。因昭化古名“葭萌关”，是秦地入川要冲，此时，陕班来川演出秦腔，实为常事。

可见当时秦腔在四川演出已是极为普遍的事。秦腔在川北长期演出过程中，与川北语言结合，并受地方民间社戏、民间音乐的影响，逐渐发生衍变，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四川色彩的弹戏。

将弹戏与秦腔比较，相近的特点有：唱词以十、七字句为基本句式，板腔体，有〔慢板〕〔流水板〕〔散板〕〔垛板〕等，板路有甜平(皮)和苦平(皮)之分，与秦腔之欢音、苦音异曲同工。伴奏乐器以梆子、盖板胡琴为主，故弹戏又名川梆子、盖板子。弹戏老艺人在传艺中常告诫学徒： “唱弹戏要带‘陕味’才好听。”尤其是《八件衣》一戏，仍沿袭秦腔旧例，而《断桥》一戏的演法分胡琴和《陕断桥》。

既然二者存在着这么多的相同之处，那么秦腔是如何进入四川并在当地异化，促使弹戏的生成的?从各方资料及田野考察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三、农民起义军将秦腔带入川内

明末，天灾人祸不断，大明王朝内忧外患，终于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覆灭。明末，起义军四起，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末的两位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西人，且都来自陕北。清人陆次云《圆圆传》中说：“李自成入北京，召陈圆圆歌唱，自成不惯听吴歌，遂命群姬唱‘西调’ (作者：西调，即西腔，有论者认为是西秦腔之简称)，操阮筝、琥珀，自成拍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明末，起义军中欣赏西调，演出西调为稀松平常之事。另一位起义领袖张献忠，也在战争中经常“唱戏欢饮”，有时一唱就是几天几夜。起义军多来自陕西、四川、湖北、山西一带的农民，而这四个地方在清初产生了我国地方戏的几大声腔系统。李自成、张献忠曾先后三次入川， 将秦腔带入四川，对于弹戏的形成功不可没。正是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南北转战，使秦腔广泛流布，进而出现有清一代的盛行。据清沈苟蔚《蜀难叙略》记载，顺治十六年，张献忠部将高承恩与杨国明在嘉定(今乐山)相聚时， “奏女乐演传奇，以侑酒”。

四、移民入川将秦腔带入川内

陕西作为移民入川的大省之一，很早以前就有陕西籍移民通过古蜀道到达汉中，再由汉中通过陆路或水路入川;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的鼓励，从陕西入川的移民数量大增。

乾隆时《绵州志》卷五“蜀地近西秦，土著而外，四方流寓者大约吴、粤居一二，楚居三，秦居五，故染秦俗尤多。”可见移民以湖南、湖北、陕西为多，江西、广东和福建次之，河南，山西，云南、贵州又次之。 严如耀在嘉庆年问编成的《三省边防备览》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流民之人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络绎不绝。

大量的移民入川，其中以西府、陕南人居多。而西府则是西秦腔的发源地，是秦腔的一个源头，孕育了陇东调、吹腔、西秦腔，传播到各地，对戏曲发展影响极大。陕南一带孕育了二黄声腔，当这两个地方的移民进入四川，势必将自己日常的娱乐形式—— — 秦腔带入川内，逐渐在川内安家、演变，成为弹戏的原型。

五、山陕商人的贸易将秦腔带入四川

商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商帮，这些商帮通过各地往来积累财富，成为了当时著名的“明清十大商帮”，十大商帮是山西晋商、徽州徽商、陕西商帮、福建闽商、广东粤商、江右赣商、洞庭、苏商、宁波、龙游浙商、山东鲁商等，在其中，陕西商帮具有突出的地位。陕西商帮在明政府“食盐开中” “茶马交易”等特殊经济政策招引下，通过古蜀道入川，在川经商，成为了盛极一时的著名商帮。有关文献记载，陕西商人在两京(北京、南京)及各省建立的会馆近四百余处。随着进入四川地区的陕西移民和商人逐渐增多，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联络乡党，他们建立会馆。这些会馆建筑为陕西移民和商人提供了款叙乡情、祭祀神灵，处理行业纠纷的场所。由于这些会馆均为陕西人建造，所以在建筑形式、构造以及空间上都呈现出陕西地区建筑的特点，而会馆的建立极大的推动了秦腔在四川的传播流变，也促使了弹戏的生成。

在盐业发达的自贡，不仅盐业历史悠久，随盐业的发达而兴建的西秦会馆、桓侯宫、王爷庙、南华宫等会馆都是演戏的重要场所，客观上促进了戏曲文化艺术的繁荣。在成都，由 33 家秦商集资共建的陕西会馆更是说明了商人对于秦腔传播的巨大作用。

六、秦腔艺人入川将秦腔带入四川

在秦腔、弹戏的流变史上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魏长生，虽然对于魏长生所唱的剧种众说纷纭，但是有几点可以肯定，他曾到过两地学艺，且新出“琴腔”，这种腔调源自西秦腔，也就是陇东调，又融合了梆子腔的某些特色，他能唱多种曲调如梆子、二黄、吹腔、小调等，他所演之剧种并非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单一剧种，而应该是一种较原始的多声腔混合形态。数次入京，以新出的琴腔征服京城的观众。红极一时，并掀起花雅之争，大力推动了地方戏的兴起和繁荣吗。

魏长生回川的经历值得我们注意，他走了全国很多地方，带回了许多腔调，其中的主体就是秦腔(不一定是板腔体的秦腔)，收徒传艺，建造老郎庙，后成为三庆社地址。

另外，乾隆年问，又有戏班在川边藏区演出，后多逃散，此戏班后来不见返回陕西记载。幸而不死的伶人，流散四川城乡，搭班谋生。四川梨园中流传的行话“老陕唱高腔，只因饿得慌”，怕由此而来。

之后，秦腔、二黄在四川并没有绝迹，而是不断的交流融合。1957 年，四川温江专区将流落在汉中的“汉调二黄” “汉调桄桄”老艺人集合在一起，成立“四川温江汉剧团”，几经周折，之后划为广汉市剧团，这是目前唯一一个仍然有南路秦腔的四川戏曲剧团。二黄、秦腔在四川的落脚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地人欣赏汉调桄桄、二黄的历史由来已久。

七、结语

川陕两地接壤，文化交流从未中断。有论者提出新观点，认为在川陕交接的地方，曾经产生过川陕梆子，和山陕梆子相对独立发展，虽然论点尚无太多文献依据，但是西路戏的历史却是相当长的，西路戏产生之后，向周边流变，一路向南到四川、广西、云南、广东等地是再自然不过的。

在戏曲传播流变过程中，原有的声腔和当地语言风俗结合不断形成新的声腔，对我国地方戏的壮大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今天地方戏有数百个，如果我们细细研究会发现，均可以归到几个声腔体系里，那么对原有的几大声腔体系的研究就可以为整个戏曲研究打开思路。从一个声腔的演变入手，继而研究几大声腔系统，进而理清整个戏曲传播流变的过程。对于长期以来依靠文献资料，依靠声腔音乐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打破研究中的行政区域划分，以戏曲规律来重新划分戏曲地图，对于戏曲数百年的演变有着启示的作用。

写出每个地方音乐的特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