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研究花呗论文

大学生使用花呗，可能会造成没有办法及时还款，花钱更加的大手大脚等等

作者 | 李威

设计 | 托马斯

制图 | 张鹏飞

1970年，爱尔兰的银行雇员们发起了一场长达6个月的罢工，但是爱尔兰人的生活却没有像预测的那样陷于停顿。了解顾客的酒馆服务员，帮助人们完成了罢工期间的支票兑换。如今，花呗也在成为一名这样的酒馆服务员。

“我们当时对产品没什么预期，就觉得这个产品每天应该会有30到60万人使用，总共500-600万用户。”花呗事业部资深专家杨晓特意去翻阅了项目刚成立时的BRD（商业需求文档）。

但短短四年时间，花呗用户过亿，与最初想象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而在花呗用户中，1/3的用户年龄在30-40岁之间，他们也是目前 社会 经济贡献的中坚力量。

花呗展现出了远超产品发轫时的潜力。从天猫与淘宝的交易工具逐渐延伸到线下便利店、早点摊等的日常消费场景中，同时，也尝试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输出自身的风控技术和产品能力，与其合力推动更大范围的消费金融创新。

同时，作为一款面向大众的消费金融产品，花呗在运营过程中在尽量保持克制。一方面，花呗在给予用户的额度不高，一半以上的用户额度在2000元以下；另一方面，花呗的大多数用户在额度使用上是理智的，99%以上都能够按时还款。

互联网在原本界限明显的金融服务格局中制造了一个突出部，花呗就站在这个突出部的最前方，成了很多中国人最先接触到的金融产品。从某种程度上，花呗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产品实验，寻找消费金融与这个时代的最佳契合点。

花呗最初被设计用来为双11支付高峰期可能出现的支付失败兜底。2015年8月，花呗事业部总经理邵文澜刚刚接手项目，等待她去解决的，是一场至今都还被团队视作最大挫折的“无感开通”风波。“到今天，每次花呗只要对外又上了新闻，一定会有舆情说，你看他们原来就做过默认开通。”

邵文澜加入花呗的三个月前，花呗团队在支付宝的链路上做了一次快速开通尝试，大量支付宝用户在几乎没有感知的情况下，使用花呗进行了支付。矛盾在花呗账单日集中爆发，客服电话在当天几乎被打爆，对快速开通没有印象的用户纷纷表达了不满。

公司内部更是质疑不断。花呗产品在阿里内部被树立为用户体验层面的反面教材，还获得了2015年度的烂草莓奖，这个奖项在阿里内部主要颁给用户服务不到位的团队。也因为曾经出现过这种舆情，花呗的很多业务一度被认为不应该扩张，无法获得推广资源。

这次挫折让花呗团队意识到做一款互联网产品与做一款互联网+金融的产品是不同的，后者需要保持更高程度的克制。通常，互联网产品的设计理念追求顺滑的流程，让用户的使用更加简单便捷，但是互联网金融产品却要设置验证，打断流畅的支付体验，以确保用户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进行一笔金融交易。

接到投诉，花呗团队先下线了快速开通，并重做交互界面，增加了验证、密码输入等强化用户感知的环节，在7个月里改造了70个体验功能点，但已有的印象依然在施加着影响。“可能到现在都还有那个时候不太记得自己快速开通过花呗的用户会来投诉说，我怎么用了花呗，我没有开过。”杨晓说。

花呗团队不仅需要向银行和监管部门解释清楚自己做的是什么，还必须要让用户清楚地知道花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这其实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方向，银行和监管部门要求复杂的合规与风控体系，用户则需要傻瓜式的简单使用，中间的结合点在于团队如何带着镣铐，把舞跳精彩。

遭遇当头一棒之后，花呗团队意识到把舞跳精彩，需要为自己找到合适的配乐——使命和价值观，一方面以价值观为标尺衡量团队的想法，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出现；另一方面通过价值观的输出瓦解人们对花呗的过度戒备和对消费金融的刻板印象，建立起彼此的默契和信任。

花呗在2015年第一次为双11兜底，迎来了一个用户开通的高峰，而且在高峰之后，年轻用户的主动使用频次持续快速上升。很多人开始找到花呗，询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资格开通。

“基本上每天有30%的客服电话是在讲这个话题的。”杨晓回忆道。

正在梳理业务的邵文澜从这种变化上，看到了游离在银行的高净值客户之外的年轻人对消费金融的接受和需要。这些年轻人希望依靠自己的认真工作和生活得到一份基本的信任，享受相对公平和方便灵活的金融服务。

2016年2月的一天，马云和邵文澜聊起花呗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服务如果你们觉得这么好，有没有可能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

一下子，邵文澜的思路被打开——去尝试让人人可以用花呗，在日常生活中帮助用户渡过那些最难的节点，成为一个兜底的部分。“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公平的基础金融服务。我们在想，花呗有没有可能从年轻人开始去做一个真的可以对普通人给予信任的产品。

让更多人使用，意味着花呗要把金融专业性做扎实的同时，花功夫让普通用户对任何有认识门槛的服务环节与规则一目了然。在淘宝、天猫以及线下商家使用支付宝付款时，用户可以选择花呗，享受41天免息期。比如，花呗为用户提供分期还款和最小还款额功能，年化利率，账单里都会用大白话来解释利息计算方法。

这正是花呗的团队一直希望实现的：当一个人需要一定的金钱去支持他做改变的时候，花呗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可能性。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来自用户的真实反馈。

当客服小二去倾听用户的声音是花呗团队的一个固定机制。杨晓在当客服小二的时候接到过一个电话，对面是一个口音很重的男声，听上去年纪不轻，问她能不能写一份以后再也不逾期的保证书，来换得重开花呗的机会。

“他跟我说，我用你们这个产品，经济周转上出现了问题，没有按时还上。但是，做小生意，别的地方都借不到钱，你这个产品对我很重要，它很方便。你们能不能原谅我？”杨晓回忆那天的情况时，还有一种遗憾，“在电话里一直向他说对不起，我真的就是帮不到。”

杨晓后来查到了这个用户的还款记录：总额度1万元，欠款9000多元，在31天里先后还款11次，每次还款额度200元、500元、1000元不等，31天后全额还清欠款，逾期一天，根据风控规则，被关闭花呗。

因为这个经历，杨晓开始推动最小还款额度功能快速开通。这项功能的实现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仅所有涉及贷后还款的各种计息对账逻辑需要重新梳理，还要做大量的前后端系统的改造工作。

20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从白天熬到晚上，在黑板上画了一版又一版。“每次以为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过两天又会发现新场景，原有的逻辑走不通，需要进入小房间里重新来过。”

这样花三个月梳理清了逻辑和规则，团队又用三个月时间进行灰度测试，然后最小还款额度功能才开放上线。

“我们只帮了用户往前走一点点，但毕竟还是金融产品，它有专业规则，我们也不可能提供之前拿不到的大额贷款。”花呗事业部品牌与用户心智负责人周轶说。目前，花呗的户均消费金额约700元，50%以上用户的额度在2000以下，超过30%的用户在1000以下。

“赚一千块钱，就只做一千块钱的事，把很多可能性都磨灭了。我们提供不多的钱，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和弹性去解决生活所需，然后他诚诚恳恳来还，我们诚诚恳恳相信他。”周轶认为这样的过程是有可能出现的。

整个2016年，花呗团队都在围绕这个定位改进体验，一面把体验做得更适合没有产品经验的用户使用，一面对使用场景进行扩充。当年的双11之后，能够理解花呗模式的用户基本都已经开通，花呗还成为了用户口中的“抢货神器”。

到后来，团队员工在出去逛街吃饭的时候，都会发现有年轻人在向身边的叔叔阿姨推荐使用花呗，但因此如何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消费信贷服务成为了大家的新课题。能否通过给予一些小额度开始建立用户与花呗的基础关系，在用户的不断使用了解过程中，完成用户的成长？

在2017年初，花呗开始了这样的尝试。这些用户会在最初被给予50块钱的超小额度，结合用户使用和还款情况，通过风控系统调节额度。

“其实，用户的消费行为和习惯一直在改变，对产品的需求也在更迭，有了新的技术手段，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实时高频地与用户交互，通过智能化风控体系来降低不良率，这才有机会提供不一样的服务。”杨晓说。

某种程度上，花呗也是在进行一个尝试，它要证明的是 科技 能力可以让普惠金融产品以更合理、更可控、更创新的方式服务原本无法服务的人。基于匹配的风控模型，它可以去相信还不能证明自己信用的人，通过小额度授信实现交互，形成信用成长并管理自己的资金额度。

事实上，使用迷你花呗之后，60%的用户会选择在开通当天补充资料，一个月后80%的用户会因为良好使用记录而获得额度的提升。花呗的团队认为，在中国绝大部分人没有信用记录，并不代表他们不讲信用，这是花呗选择“相信”的出发点。

但作为一个互联网化的创新的消费金融产品，有一类问题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让大多数人获得低门槛服务，是否会无限纵容人们毫无节制地消费？

花呗在产品研发过程中，互联网背景员工与金融背景员工的磨合，也展现出传统金融行业规则与互联网创新的冲突，但这种拉扯反而成为花呗团队最大的财富。金融背景的人重视风险控制，比较谨慎，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互联网背景的人喜欢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往往会忽略风险的存在。花呗团队通过金融背景和互联网背景的两种人的碰撞来寻找到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点，在做好产品的同时，保持克制。

“今天在做很多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风险团队的同事其实还是比较严格，我们做业务的在开拓市场，在他的立场上要把我们往回拉。”邵文澜表示，花呗在增加功能和给出额度的时候，都保持了相当的克制。

现在，每当到了提醒用户还款的日子，支付宝官微只需发出三个点，用户们就会在下面回复：“好了，你退下吧，我已经还钱了，你不要催我了。”周轶把这种用户与官微的互动称为每月一次的聚会， 一场庞大的默契。

这背后，是人们对借贷消费理念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2014年以来，信用卡笔均消费从2500元左右降到了1000元左右，卡均消费却在不断增长，这说明，从大额支出向小额消费场景普及的同时，信用卡的消费频次也在提升。

2017年，中国人的消费信心创下了近10年的新高。新华社对44个城镇、近1万名消费者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约八成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五年内，家庭收入将出现明显增长。也是在2017年，中国居民短期消费贷持续高增，全年同比多增加了万亿，余额增速从年初的20%攀升至年末的38%。

我们印象中“居民借贷消费习惯远不如欧美国家”的情况，在过去几年中也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根据海通证券的研究数据，2017年底美国居民消费贷与当年消费支出的比重是，中国是；2017年底美国居民短期消费贷占可支配收入比为25%左右，中国则接近19%。

正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唐涯所言，中国的金融与消费市场正在出现新技术、新世代与新结构的叠加特点。以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驱动的新金融，将改变以往市场中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花呗正是这种新金融的样板，为推动消费增长贡献着力量。

这可以看作是花呗在产品层面的成功，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花呗毁掉一代年轻人”的说法。花呗开始尝试向更多用户传达他们的实情和自洽。

“都说我们这个产品在强调买买买，不可能别人这么说我们，我们就不去做。我们还是得要相信，这个产品会在 社会 当中沉淀下来，让人真正去使用并且使用得好。”邵文澜觉得年轻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提前预支有限的钱，并不能算是过度消费。

花呗也推出了额度调整功能来帮助用户对自身过度消费的倾向进行克制和管理。而且，出于对额度调整的实际效果负责，这个功能被设定为调低额度后的30天内不能调回。

30天的期限设置曾经引起过花呗男女产品经理的争论。在花呗的男产品经理看来，应该把自由权都给用户，想调高就调高，想调低就调低。女产品经理却觉得这是没有洞察到消费者的底层心理。

“如果一个人想把花呗的额度调下去，肯定是她觉得自己要’剁手’了，想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如果额度能自由调整，当她想买一个口红的时候，肯定又会把额度调高。我们做了一个30天不许动的设置，就会帮她们保持冷静。30天之后，不买也就不买了。”杨晓说。

“他深信，要用大张旗鼓的方式去 娱乐 顾客，用润物无声的方式去教育顾客。”在《购物、诱惑和塞尔福里奇先生》一书中，作者Lindy Woodhead写道。这也正是当下消费 社会 的一种真实写照。

特别是在已经显示出高度城乡一体化和均质化消费倾向的当下，身处工厂的青年工人，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表现出了几乎与城市中产青年同样的消费期待。就像毕赣在凯里的朋友们，焦虑往往来自于物质上，满足于每天能买个好车开着，去吃好吃的，“看上去来快乐”。

花呗帮助人实现和维持着这种消费的雄心和野望，在消费行为符号化的基础上，构建出集体身份的认同，成为他们消费行为的一部分。“花呗今天的很多定义和使用场景不完全是我们去确定的，它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户在那个使用过程中和反馈中完成的心智固定。”周轶说。

“你为什么会用花呗？”一位自称最近经常使用花呗的朋友给我的答案是因为花呗红包力度更大，“买两瓶矿泉水可能只需要花几毛钱”，并不是需要缓解资金压力或者准备拿这个月的工资去理财。不过他随后补充道，“现在每次只能省掉一两毛钱，我可能就不会用了。红包太少，为什么还要用呢？”

因为花呗还在连接更多消费场景，形成一个基于花呗使用频次的服务体系。华南地区的打工妹会在厂区的自助售货机上用花呗购买饮料；北京的环卫工人可以在早上5-7点使用花呗便利店周卡的红包；急需用钱的病患家属可以在医院获得花呗的临时提额。

花呗构建了一个消费的闭环，让用户消费行为变得更加顺畅的同时，也更能实现金融服务的“可控”——小额的、高频的、真实有限的场景。数据从用户的消费行为中产生，并成为他们信用记录的一部分，在拥有信用记录的基础上，花呗又可以向商户提供运营服务——实体店需要客流，最终再将便利反馈给用户。

不止于此，花呗还尝试将自己服务于非高净值人群的能力，向外输出给银行。“未来的场景、客户体验、客户服务，如果我们擅长，那就花呗来做，如果金融创新、资金创新方面，银行或者是金融伙伴更擅长，那就他们来做。”邵文澜表示。

“宏大叙事”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成为了越来越相似的“自由消费者”，花着口袋里没有的钱，追求着被消费景观告知的生活。花呗无疑是缓解人们消费焦虑的解药之一，顺势而生，又成为大势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