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考古研究论文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2000年前的计算机古希腊是欧洲文化的源头，它的城邦制度和民主制度成为后世欧洲政治的基础，而其文学、艺术、科学成就则成为14世纪文艺复兴的模板，直接推动了现代世界的诞生。古希腊诞生了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得、阿里斯塔克、埃拉托色尼等伟大的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取得璀璨辉煌的成就，令后世对古希腊充满敬仰和赞叹。然而另一个更加让人震惊的发现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这就是2 000多年前的计算机！1900年，一群希腊渔民在地中海沿岸的瑟梅岛附近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渔船被吹到克里特岛西北的安蒂基西拉岛，这群渔民登陆后无意中在这里发现了一艘沉船的遗骸。从遗骸看来，这艘沉船年代十分久远，上面装有许多货物，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一大堆青铜和大理石雕像。这一发现引起了希腊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根据沉船上留下的物品，考古学家们确定这是一艘古希腊的沉船，随即他们开始了清理工作。1901年9月，潜水员艾利亚斯·斯塔迪亚托斯在清理过程中找到了一些刻有希腊铭文的青铜碎片和残片，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强烈兴趣。经过认真地拆卸和清洗之后，这块青铜残片逐渐显出了它的真面目，它既不是雕像也不是青铜器，而一台制作精密的仪器。这台机器由活动指针、旋转的齿轮、复杂的刻度盘和刻着文字的金属版组成，里面包含许多个小型齿轮，还刻有许多金属铭文。这到底是一台怎么样的仪器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有人认为它来自一架天象仪，是用来描绘行星运行轨道的装置，还有人认为它是古代祭祀卜筮的器具，种种论点不一而足，但都不能令人信服。此后，这台仪器便被称为“安蒂基西拉机器”，对它的研究和破译也正式开始。1959年，英国历史学家德雷克·普莱斯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认为“安蒂基西拉机器”是一台用来测算月球和其它行星运动的仪器，在这一设想指导下，他花费大量时间来研究机器内部的指针和齿轮等构造，并在此后的20多年间里逐一确定了大约31个零部件。到2001年，伦敦帝国大学的科学家米切尔·怀特利用X光机扫描“安蒂基西拉机器”的内部结构，证实了普莱斯的设想，这个由30多个齿轮组成、制作精密的仪器确实是用于测算天体运动的。后来，加的夫大学、牛津大学和希腊国家地理博物馆的科学家又在怀特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探索，最终成功破解了“安蒂基西拉机器”的内部构造，并于2006年向世人公布了利用电脑成像技术复原的三维原貌，参与研究的加的夫大学教授麦克·埃德蒙欣称：“你不仅能看清它的外貌，还可以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最惊人的是，我们靠最新的技术还发现了这台神秘机器内部更加隐蔽的地理铭文，比如说‘南’、‘法罗斯半岛’等等，其中‘法罗斯半岛’是世界奇迹亚历山大灯塔所在地！”。这个包含30多个小型齿轮的仪器，有一种卷动转动装置和一只冠状齿轮，外一侧是一根指轴，拔动指轴时，刻度盘便随之转动，指针被青铜活动版保护着，上面刻有铭文供人阅读，主轮转动一圈等于一个太阳年，较小的齿轮则显示太阳和月亮以及其它数颗最重要的恒星上升时的位置，它既可以用来进行准确的数学运算，又可以跟踪太阳、月亮的运行轨迹，还能预测日食和月食发生的准确时间，甚至能算出月球的运行轨道是椭圆的。牛津大学历史博物馆天文测算专家史蒂汶·乔丹则说：“它先进得出人意料，其复杂程度超过1 000年后才发明的中世纪钟表，它是古希腊的计算机，也是人类最古老的计算机！”“安蒂基西拉机器”的最终破译充分展现了古希腊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体现了2 000多年前古希腊在天文和数学方面达到的高超水平，让人们对古希腊的伟大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然而这一发现也引起了诸多疑团，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占据主导地位，这台机器却能计算出月亮、金星、木星等行星的运行轨迹，多少有些与时代不符，而相关技术至少要到1 000年后才诞生，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一项技术的发展总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我们对古希腊历史的了解来看，“安蒂基西拉机器”的出现却没有其必要的积累和铺垫，而是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远远超越了我们对古希腊科技的了解。因此有人对“安蒂基西拉机器”提出质疑，认为它不可能是古希腊人的产物，而很可能是史前文明留下的遗迹，这样人类历史的源头就得重写；还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外星文明遗落在上球上的遗物，是外星文明造访地球留下的纪念品。但诸此种种都只是猜测，真相究竟如何还需考古学家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希腊文明早于罗马，早在罗马吞并巴尔干地区之前就开始学习希腊的各种文化，古希腊特别是雅典被称作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无疑当时的希腊地区是欧洲最具理性的，最具先进思想的，在哲学，建筑，艺术等领域都有过相当辉煌的成就，还出过很多优秀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在军事领域希腊原先都是各个城邦各自为政，后来马其顿打败其他城邦称霸巴尔干，在菲力2世死后其子亚历山大（又称亚历山大3世）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征服行动，从马其顿开始一路向东挺进，埃及，波斯等曾一度强盛的国度都被其征服，后来一直打到印度，因为士兵连年征战疲惫不堪（10年征战，也有说是6年的，具体不太清楚），不愿再向东前进，只好回师，有些学者认为亚历山大的这次征服是破坏性的，给很多东方的文明带来了灾难，也有说正是他的征服，开拓了东西的交流。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庞大帝国也随即崩溃，分裂成很多国家，埃及也脱离了统治，后来被崛起的罗马相继吞并，在军事征服方面罗马同样有着辉煌的成就，而且它持续的时间更长。文化方面很难说区别是哪里，因为罗马很多地方都是借鉴和传承了它的文明。 而政治方面罗马肯定比希腊强，罗马共有3个时期，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帝国时期，共和时期在马略改革（主要是军事改革）以后开始真正强盛，并在第3次布匿战争中取得胜利，灭了迦太基，从此独霸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权，罗马的共和时期是很民主的，所以它才能迅速发展，不同于希腊，各个城邦从来就不团结（只有强敌来犯时才勉强联合起来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