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凡学术论文集

1、《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齐。（合作主编，执笔宋元、明清、近代诗文词论批评。）2、《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全部出齐。（合作主编，执笔先秦两汉卷中的“先秦文学批评”部分、宋金元卷中的“北宋诗文批评”、“宋代词学思想和理论批评”部分。）3、《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二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合作主编，执笔宋、金、元、明诗文词批评部分。）4、《顾易生文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5、《柳宗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6、《十大散文家》（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7、《诗词助读》（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8、《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合作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9、《宋词精华》（主编） 巴蜀书社 199510、《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合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11、《韩愈散文选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712、《历代诗歌浅解》（合撰）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13、《清代文论选》（合作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1. 《试谈韩愈的尚奇及韩文与辞赋骈文的关系》，《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中华书局1962年2. 《苏轼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3. 《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4. 《<庄子>的散文艺术与思想》，《复旦学报》1980年第6期5. 《清初廖燕的异端精神与文学批评》，《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6. 《北宋婉约词的创作思想和李清照的<词论>》，《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7. 《古代文论研究管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4年1月3日8. 《试论老子的文艺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1期9. 《孔子论<韶>考》，《学术月刊》1987年第4期10. 《庄子的文艺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11. 《孟子》，《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12. 《先秦文学批评》，《复旦学报》1989年第5期13. 《试论屈原的文艺思想》，《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4. 《深深的祝愿 朦胧的遐想——<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十周年学术笔谈（一）》，《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3期15. 《豪杰之文论——苏洵文学理论批评初探》，《阴山学刊》1993年第3期16. 《英雄割据虽已矣 文采风流今尚存——曹操文学批评与曹丕、曹植文论中若干问题新探》，《文史知识》1993年第10期17. 《<中国文章论>中译本序》，《中国文章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8. 《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9. 《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中之“关”字辨——读严羽<沧浪诗话>札记》，《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见《顾易生文史论集·自序》，第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2]顾易生《读书随感》，原载《当代百家话读书》，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7年6月。[3]顾易生《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原载《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4]王运熙、顾易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在通史各卷中最早问世，这一段文字是对通史各卷撰述追求和目的总体的说明。[5]《读书随感》，原载《当代百家话读书》，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7年。[6]《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7]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谷平《博士生导师顾易生教授》，《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9]《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10]《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

最新研究：世说新语与佛教：魏晋南朝时期，除了志怪小说以外，还有一种小说被鲁迅称为“志人小说”。这类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世说新语》在历代文献总集中，多被归入子部小说类，如《唐书·艺文志》、《通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表明了后代编纂者对《世说新语》小说特征的统一看法。《世说新语》产生于南朝刘宋时期。这一时期，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的佛教，首次跃入了中国精神思想文化的主流行列，直接参与着国家的政治教化和指导着人们的精神信仰。民众和知识精英对佛教的依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说新语》的主编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所主持编纂的志怪小说《幽明录》和《宣验记》，就用大量的文学故事宣扬佛教教义，尤其是后者，被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世说新语》由于受到文体方面的限制，不可能像志怪小说那样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诸多原型，但并不是说它与佛教无缘。《世说新语》与《幽明录》、《宣验记》不同的是，它的旨趣并不在于宣扬和展示佛教的种种教义和佛法的广大无边，而是重在记录和重现时人的品貌、风采，特别是时人的一些充满睿智的精彩话语，颇类今日盛行的“段子”。其中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庶僧徒，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这样，《世说新语》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输入中国后中国人接受佛教以及中国僧人言行的一些情况，对研究当时佛教传播的状况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同时，它还为文学园地塑造了一批生动、具体、可感的人物艺术形象，颇具文学审美价值，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 从文学上讲，佛教为《世说新语》提供的最具文学审美价值的是一批富有人物个性的僧人形象。据初步统计，《世说》所记的僧人(包括刘孝标注)大约有40余人，其中记录最多的僧人形象主要有释道安(312—385)、竺法深、竺法汰(320—387)、康僧渊、支愍度和支遁(约314—366)，尤以支遁为多，竟达53条，这是一般名士和帝王所不能比拟的。由此看出，作者们对佛教的崇信和对僧人的偏爱。这些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僧人形象，不仅丰富了整部著作的群像，而且还为塑造其他人物形象提供了描写经验。如：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支公好鹤，住剡东山印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曰。”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曰：“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 从上引诸条文看出，支遁作为僧人形象，从相貌、语言、品性、思想等都十分鲜明和富有个性化。除此，还有其他人物：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 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堕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道安的睿智幽默，慧远的勤奋精进，道壹的审美情怀，等等，这些对僧人形象的文学白描，在整部《世说》中已是相当成熟了。尤其是写道壹和尚，寥寥数笔，即将其不顾行脚疲劳、雪中欣赏自然美景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当然，上引条文有作者们对这些僧人形象的遴取、提炼、加工，但是，首先是这些僧人为《世说》的作者们提供了极为丰富、可写可塑的生活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