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对个人前途的影响论文

学术与世变之间

一般认为，对古文《尚书》之伪的认定经几代学者考辨，由清初阎若璩基本完成。但在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学界主流观点时，仍然存在着一股虽然微弱却不绝如缕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呈现出特有高峰，集中出现一批辨真著作。学者们之所以写作这些在学理上可能并不成立的著作，乃与他们对晚清中国衰败原因实于“世道人心”之沦丧的认识有关。学术研究受到了社会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 晚清；古文《尚书》；辨伪；辨真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部经历了秦火劫难、命运多舛的典籍，《尚书》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和话题。“《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今文、古文之真伪。”［1］其中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宋代吴棫最早展开疑辨，其后朱熹、吴澄皆有怀疑，明梅鷟提出二十五篇古文及孔安国《序》是后人“蒐括群书，掇拾嘉言，装缀编排，日锻月炼，会粹成书。”［2］清初阎若璩认为孔壁中有16篇真古文，马融、郑玄皆见并作注，然此本永嘉之乱时亡佚，东晋梅赜所上25篇为伪书。此结论受到后来学者高度评价，视为定论。

既然阎氏已做出如此不刊之论，在他之后的考辨，就应呈现出一边倒情景。然而通过对《尚书著述考》［3］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未收书辑刊》等几部主要丛书中的检索，我发现有清一代，与轰轰烈烈名家辈出的辨伪活动如影随形的，是一股不绝如缕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出现高峰，集中出现了如洪良品《龙冈山人古文尚书四种》（包括《古文尚书辨惑》、《古文尚书释难》、《古文尚书析疑》和《古文尚书商是》）、《古文尚书賸言》，王劼《尚书后案驳正》，张崇兰《古文尚书私议》，谢庭兰《古文尚书辨》，吴光耀《古文尚书正辞》，张谐之《尚书古文辨惑》等一批辨真著作。但是，因对“古文《尚书》非伪”结论的不屑，学界虽注意到这一时期辨真诸说的存在，如梁启超说“当时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阎，自比于抑洪水驱猛兽。光绪间有洪良品者，尤著书数十万言，欲翻阎案，意亦同此。”［4］蒋善国对清代的辨真文献作了更详细的列举［5］。随后刘起釪在《尚书学史》中专辟一节，将这些辨真文献分为“坚持伪古文非伪的”和“知其为伪书仍要维持其经典地位的”两种。［6］却对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与特质少有研究，或仅简单归为“为摇摇欲坠的后期封建统治者效命”或“迷恋骸骨”。［7］目前学界的研究取向有两种。一种延续传统观点。如杨绪敏仍称辨真著作为“迷恋骸骨”［8］。另一种则重新审视真伪问题的讨论。如刘人鹏对阎若璩辨伪论据提出质疑。［9］葛兆光先生也认为“不必特意把‘史料’看成是‘真’与‘伪’，更不必把‘真’与‘伪’分出价值的高下，无论真伪，它都包含着思想的历史。”［10］

总体来说，学界对辨真文献似重视不够，或许是认为这些“迷恋骸骨”的著作不值一提，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者要写作这些可能在学理上并不成立的著作？我们以往的研究主要将视野集中于辨伪文献上，是不是将历史简单化了？在这些辨真文献的背后，究竟展现了怎样的思想世界？“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术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1］

二、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非学术性动机

学术研究的主体是人，思想主张的提出是思想者与其身处社会互动的结果。晚清在古文《尚书》为伪的结论已为学界主流的情况下，突现一股辨真的 *** ，也和社会变化息息相关。自乾隆中后期清代内部已经出现危机，道光后期英人来侵，从此清朝内忧外患不断。社会的急剧变化引发学人思考，他们将学术研究与自身对国家前途的担忧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这方面的努力找寻挽救危亡之路，这一时期，有学者出于对国家军事情况的担忧，集中力量研究边疆史地，已被学界视为鸦片战争后社会变化在学界的投影。与此类似，晚清以来的辨真活动同样也是“学人”对“世变”的回应。他们看来，道咸以来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节节失败根源乃在“人心”沦丧。光绪二十一年洪良品在给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信中说：“中日之战，非兵不强，非饷不足，实由人心邪佞，比党误国之所至。”“核实之道，在于先正人心，人心不正，虽以一人精西学，不过如洋报所斥行私各弊，仍无补于国家，人心苟正，举中国圣贤之法度，循而为之，修攘亦有余。”［12］而作为“世道人心”立论基础的古文《尚书》，成为这些学者维护的首选。

以洪良品为例，洪良品（1827—1896），同治七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江西道监察御史、户科掌印给事中等职［13］，他为古文《尚书》辩护之因，体现在其《古文尚书辨惑》的著作原委上。据该书《跋》，此书和某“上疏欲废古文者”有关。民国初学者伦明认为此人即王懿荣，其上疏在光绪十年：“其后懿荣疏被驳，良品疏亦不果上，遂发奋撰成此书”。该《跋》落款为光绪十二年，是该书至少当年已经成形。如洪氏光绪十年著作，至十二年正好三年，而十年恰是王上疏年［14］。洪良品称：“古文为圣道圣学之所寄也久矣，自汉魏六朝以至隋唐……是纲维乎，是无从稍有訾议其间者，乃更数千百年忽以末学肤受，自作聪明，以孔子手定之书妄被以伪孔之名，诬圣毁经，莫此为极，此固有心世道者所必起而发愤与争，固不独驽质下材为之矻矻力辨也欤？”［15］这样的著作动机，也是历来辨真学者的共有特征，且言辞之激烈，随时间推移，与社会动荡和国力下降的速度成正比。

乾隆间曾有废古文之议。当时庄存与提出：“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戒亡矣；《太甲》废，‘俭勤永图’之训坠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16］尚能较心平气和。而道咸以来的古文《尚书》辨真，则由于这些学者身处的环境，不再是四海升平的“盛世”而是国力急剧下降的时代，故体现在这时的是对“世道人心”更为焦虑的思考。

咸丰六年王劼写道：“使谟无大禹，则惟精惟一之心法不著，（历史论文 ）不分盆稷，则盆稷之功用不彰，失此宏纲，经义晦矣。况《仲虺之诰》、《大甲》、《说命》，皆君臣之所以相须，若以微子之宾贤，蔡仲之嘉德周官之大明黜陟以及《君陈》、《毕命》、《君牙》惟尔惟公，予一人膺收多福者概变置焉，将使君道日就昏乱，人心世道日就诡随，而曰以复古学，复古学何为哉！”［17］与洪良品同时的吴光耀在《古文尚书正辞》中则说：“奚是乎《正辞》？以好异甚则心术坏，世变可悲也。”［18］民国初王小航在所组织的卫经社中强调：“请观乾隆以来百数十年，世风日降，人心日肆，以至无可收拾，此一代人之独智者，于人心世道果何如耶？则知诩小慧以毁诸经，昧心害世，不过互相倚傍以惑浮名，遂至贻害天下而不顾也，今我同人有志卫经，原不限于一经，而毁经诸说，尤以毁古文尚书为最烈，故卫经应以是为先。”［19］

三、以对“虞廷十六字”的考辨为例

所谓“虞廷十六字”是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几，允执厥中。”这十六字是程朱理学理论体系的源泉，对将理学作为功令的清代国家来说，更是进行统治、维系世道人心的重要根据。阎若璩认为此出于《荀子》所引《道经》：“《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读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而洪良品则说十六字精妙绝伦非荀子所能道：“虞廷十六字，古相传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学醇疵参半，岂能体验及此而造语如是之精密哉？”［20］

关于这个问题，辨伪学者多认为晚出古文成于后人凑集，“搜寻晚出二十五篇之文词之来源，并指出其凑集之破绽。此实占攻晚《书》者之工作之大部分。”［21］而今天学者大多在肯定辨伪派“晚出古文《尚书》为伪”这一结论的基础上，赞赏他们的研究。但是也有不同声音，如杨善群认为同旧籍引语相比，古文“完整、全面”、“连贯、流畅、自然贴切”。“古文《尚书》决不是‘搜集’引语编造出来的，而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姑且不论古文《尚书》是否别有来源，仅就“同旧籍引语相比，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22］而论，实际上恰好支持了古文《尚书》乃后人蒐括群书会粹成书的假说。值得注意的是，廖名春利用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提出“简文所引出于《大禹谟》而不见于‘晚书’《大禹谟》篇。这一事实，对于讨论‘晚书’的真伪很有启发。”［23］这一利用地下材料作出的论断，基本可以证实晚出“古文”成于后人，非先秦旧本。

但在阎若璩著作已广泛流行的晚清，为何学者还要维护这个在学理上并不成立的“道统”？这主要是和晚清特定的时代有关。辨伪派学者大都生活在清前中期，和道咸时代相比，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虽然也有维护世道人心的要求，但远不如后者强烈，造成考辨双方在出发点之不同。辨伪学者虽也承认古文《尚书》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主要是将其视为一部可供研究的先秦典籍。在他们看来，对这部典籍进行甄别，以考究其真伪的学术活动，其意义远大于维护所谓伪孔学道统。阎若璩一方面承认自己“得罪于圣经而莫可逭也”，另一方面仍坚持“荀子因有言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余之疑伪古文也，正以其信真圣经也。”这种“以经学方法重新审视理学系统的主张，无异于把程朱理学推到文献考证的学术法庭。”［24］而与辨伪派求真、求实的纯学术兴味不同，在辨真学者笔下对古文《尚书》的学术研究，不再是一人一时书斋中的考证功夫，它关乎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关。

所以，辨真派首先强调这十六字乃是二帝三王统治之大法，不可能为伪，其次才进行学术上的论证。洪良品说：“虞廷十六字古相传，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学醇疵参半，岂能体验及此？”［25］张谐之则认定：“夫圣贤之道统，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也，道统若灭，则生民将近于禽兽，即天地亦无所恃以立也，阎氏纵不为生民计，独不惧近于禽兽乎？……非病狂丧心者耶？”［26］不仅辨真派，还有一些学者，虽未参加对古文的考辨，也积极从维护世道人心的角度认为古文不可废。如夏炯认为，阎若璩攻击古文太过：“以为无一字不从缴袭而来，则肆妄未免太甚。……古文之真伪未必能遽必，即使真系伪撰，其文辞古朴、义蕴宏深，古先圣王之遗训微言亦赖以不坠，历代以来朝廷颁置学官，儒者奉为佳臬，阎氏试自问所学能窥见此中之万一乎？”（《夏仲子集》卷三，《书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后》）。

在今人看来这样的一种应对方案，无论是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戊戌时期变革政治制度的尝试相比，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也不能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主张相提并论。因为辨真学者再三致意的“道统”的基础——“虞廷十六字”乃是伪造的。这也就是现今清学史在论及清代《尚书》学时，往往视域集中在辨伪学者及著作上，而对辨真则多一笔带过的原因。但对史家而言，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探讨原因说明意义，而不是用“后见之明”预先褒贬史实。具体到本文，对今日的研究者来说，否定辨真诸说可以理解。但同时也要看到，历史的发展充满了歧出性和复杂性，特别当我们回首整个晚清史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无论是在洋务运动时、戊戌维新中，还是辛亥革命后，都有一股强大的、主张从中国文化自身寻找救亡图存的手段的主张。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其中。

参考文献：

［1］ 《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日讲书经解义〉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

［2］ （明）梅鷟：《尚书考异·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版。

［3］ 许锬辉：《尚书著述考》，台北“国立编译馆”2003年版第1版。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本，第12页。

［5］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00页。

［6］［7］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1版，第361——370、366页。

［8］ 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9］ 刘人鹏：《诠释与考证——阎若璩辨伪论据分析》，载《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第1版。

［10］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29页。

［1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

［12］（清）洪良品：《三复李佳白书》，载《龙冈山人全集》，光绪中稿本。

［13］马延炜：《鄂人洪良品的生平与著述》，《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

［14］（清）王懿荣：《请复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并行疏》，载《王文敏公奏疏稿》，宣统三年江宁印刷厂排印本。

［15］［20］［25］（清）洪良品：《古文尚书辨惑》卷首、卷七，光绪十四年排印本。

［16］（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二辑《资政大夫礼部尚书武进庄公神道碑铭》，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

［17］（清）王劼：《尚书后案驳正·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1版。

［18］（清）吴光耀：《华峰文钞》卷三《古文尚书正辞·自叙》，民国间铅印本。

［19］ 王小航：《卫经社稿·自序》，载《水东集初编五种》，民国十七年刻本。

［21］张荫麟：《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燕京学报》1929年第5期。

［22］ 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4期。

［23］ 廖名春：《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

［24］ 赵刚：《论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的客观意义——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

［26］ （清）张谐之：《古文尚书辨惑》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3辑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