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stachio陆
湖南的“张海迪”——李丽她叫李丽，虽然自己双腿残疾，却帮无数迷途的人站立起来。她是不幸的女子，1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只能与轮椅相伴，7年后终于拄着拐杖跌跌撞撞站了起来，32年后却又横遭车祸，只得又返回轮椅。她又是不服输的女子，“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从命运的苦海中走出，拄着拐杖撑起自己的蓝天，坐在轮椅上依然牢牢把握人生航向。在肉体上，她永远站不起来了，但她却是精神的巨人，在苦难中奋起，在挫折中再生，挑战生命的脆弱，扼住命运的咽喉。李丽，这个脸上经常写满微笑的女子，用自己残疾的双腿，书写了一个大写的站立的“人”，毛致用同志曾亲切地称李丽为“湖南的张海迪”，也被称为“中国的海伦.凯勒”。她却将自己来之不易的成绩，主要归功于亲人和社会对她的爱和宽容。 本报记者贺银河 张平平 衡阳报道 “五落五起”创出一片天几乎与生俱来的残疾，无休无止的手术，突如其来的下岗，创业的失败，身心劳累导致的病痛，与死神擦身而过的车祸……上天似乎要用太多苦难考验李丽，李丽选择直面风雨。在“五落五起”的人生里，她最后坐在轮椅上开创出自己的事业。“只要活着，一切皆有可能。”她相信。 8岁：挪动人生第一步不幸从1岁时开始，那一年，小儿麻痹症致使李丽双腿严重致残，腰肌以下无力，两条腿像煮熟的面条，不能坐，更不能站。家人不得不为李丽设计了一张围椅，围椅两边扶手上各有一个圆洞，一根小圆木从两洞间穿过，以此卡住围椅上的小李丽，防止她摔倒。李丽的整个童年就在这张围椅上度过。李丽7岁那年，父母在泪水与叹息中作出决定：带女儿去解放军驻长春208医院治病。一直认为自己像“狗”一样爬着的李丽，流着眼泪暗下誓言：送我去吧，治好了腿能够像“人”一样站起来，给你们做好多好多家务！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治疗，历经200多刀，在数块钢板的支撑下，8岁的小李丽第一次站了起来，挪动了人生第一步。20岁：拄着拐杖求职成功在伙伴们帮助下，李丽读到高中毕业。因为身残，李丽未能参加高考。她调整心态，主动承担家里所有家务。同时，她开始练习写作诗歌、散文、随笔，还学会了缝纫、绣花、织毛衣等女红。人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李丽瞒着父母，拄着拐杖，一家家单位去应聘，苦苦哀求有关负责人：“给我一份工作吧！我腿残疾了，但我有聪明的大脑、善良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我会用最好的工作表现来报答你们的。”1982年，李丽终于成为一家汽车改装厂技术科的描图员。在单位，李丽以自己的坚强、聪明与勤奋赢得认可和尊重，她先后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工会宣传委员等职。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在接见李丽时，称赞她是“湖南的张海迪”。29岁：下岗卖水饺摆烟摊度日1991年初，单位经济效益直下，李丽下岗了。无奈之下，她买了台旧式机械打字机，在家里做起文印业务。天天呆在打字机前，她将自己定格成别人的风景。但时隔不久，随着电脑迅速普及，她那种老式打字便没了业务，每天只得靠卖水饺、摆烟摊艰难度日，窘迫时，连买酱油的钱都没有。偶然机会，李丽看到一则邮购毛衣编织机广告，就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台，并从书店买来有关书籍学习。由于她心灵手巧，毛衣样式设计新颖，生意十分抢手。可好景不长，由于纯手工生产产量低、利润少，在江浙成品毛衣的冲击下，生意一落千丈。这时，受手术留在她体内钢板的影响和整日劳累，她又多了胃炎、肩周炎、脊椎骨弯曲等病，常常疼痛难忍，彻夜难眠，她最终不得不放弃毛衣编织。38岁：油站崩溃，7年心血付之东流不甘失败，李丽和丈夫商量后，1993年借钱经营起一家石化燃料经营部，随后在1995年又借资40万元，收购衡阳市郊一家即将倒闭的小型加油站进行更新改造，生意日渐红火。创业是辛苦的，1998年夏天，操劳过度的李丽受病痛折磨时又患上了失眠症，怕药物影响智力，她想到了啤酒，从不喝酒的她那一个夏天喝了整整50箱。1999年，夫妻俩投入300万元扩大规模，在原址兴建了一个集加油、住宿、餐饮、商场、停车为一体的大型加油站，扩招了10多名残疾人和下岗职工子弟。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1999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对燃料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油站无进销差价，效益一路滑坡，2000年到了无可挽回的末路，夫妇俩7年心血付之东流。这次失败，让李丽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来到黄河边准备投身浊浪，但最终坚强地做了转身。39岁：事业如日中天横遭车祸在逆境中再次崛起。2001年9月，李丽与深圳一家园林公司合作，成立衡阳市高夫绿园林园艺有限公司。没有钱，找亲戚朋友借，没人才，从美国请来设计师。凭着诚信与热情，李丽渐渐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女企业家。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命运再次捉弄她。2002年5月，李丽从郴州出差回衡阳，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一台呼啸而来的货车迎面撞来，身体多处被撕裂，持续流血不止，身体里仅剩下两千克血。虽然活了过来，但车祸剥夺了李丽原本还能拄着拐杖走几步路的权利。伤好后，坐在轮椅上，李丽奔波于公司和工地。42岁：放弃园林公司从事家庭教育2003年4月，李丽坐着轮椅去衡阳市雁南监狱洽谈业务，她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打动监狱领导，邀请她为服刑人员讲课。当李丽讲完自己的人生故事，服刑人员全体震撼，随后纷纷给李丽写信。在了解到写信的服刑人员70%是未成年人并且大多是由于家庭教育不当而走上邪路时，李丽决定探寻一条科学的道路，帮助家长正确教育孩子。2005年，李丽个人自费8万多元，踏上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之路。经常学习，李丽无暇顾及园林公司的经营，公司部分项目亏损。李丽决定放弃自己苦心经营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公司，一心投入到家庭教育工作中来。在北师大学习完成后，她创办了“李丽家庭教育工作室”，以免费和适当收费不为营利的形式，帮助那些迷途的少年和他们的家长，关爱那些稚嫩的心灵。虽然，现在身体里还有 6块钢板，全身伤疤达270多处，每天常常要工作到晚上10时，但在传播爱的路上，李丽认为自己重新找到了人生航向。她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让每个家庭永恒地充满爱与和谐的音符。哭泣，眼泪里找到成长力量与坎坷命运抗争，为人生价值拼搏，寻寻觅觅走过风雨，跌跌撞撞踏过泥泞，有谁能看出李丽的脆弱？但李丽自己知道：“我是个女子，我也有脆弱的时候，虽然，我为自己很少流泪。”在记忆深处，李丽永远记得自己的两次哭泣。哭泣，让一般人得到的只是更长的沮丧，李丽却从中发现生命成长的力量。哭自己不能穿高跟鞋14岁那年，李丽上初中，看着身边女同学都能穿着漂亮的高跟鞋跳舞，可自己却连穿上布鞋都是奢望，心里沮丧极了。细心的妈妈看出来了，问她：“丽丽，是不是不能穿高跟鞋很难过啊？”李丽积累多时的委屈一下爆发出来，痛哭流涕。“哭就可以穿上高跟鞋了吗？”妈妈平静的话让李丽无语。“没有关系，我教你做鞋子。”妈妈接着说。接下来，李丽跟妈妈学做鞋。不久，她就穿上了自己亲手缝制的用男式皮鞋“改装”的漂亮皮鞋，在同学面前也神气了。“现在想来，妈妈那句话讲得太好了，那句话告诉我：既然逃避不了现实，就要勇敢面对现实，哭没有用！”李丽说。哭创业的艰辛2000年加油站崩溃后的最初一个月里，李丽痛苦万分，把自己关在家里，喝醉了就哭，哭累了就睡，睡醒了又喝，最后竟然想到结束自己多灾多难的生命。为了死也要死得风光一点，李丽一路奔波，在一个黎明前来到黄河边。就在她准备投身到浊浪之中时，一轮红日在东方喷薄而出，光芒四射中，李丽猛然感觉到了一种生命的力量，回头决定东山再起。李丽感慨：“那时，江水连天，惊涛拍岸，看着那轮红日，我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颤栗，创业失败了，但只要人在，又有什么不能重新开始的呢！” [对话] “我的优势就是我的残疾”潇湘晨报：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您一路跌跌撞撞却坚强地走了过来？李丽：是爱和宽容，它们是我前行的最大力量，它们让我走到了今天。潇湘晨报：请具体说说。李丽：这一路上我得到了亲人和社会上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内心时时充满了爱的力量。比如，生病期间，父母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上学期间，附近同学组成了“特别护送队”送我上学和回家；1993年我做石化燃料生意，也是朋友介绍的。我还得感谢上天，虽然它让我残疾，让我苦难不断，但它仍然让我活着，在惩罚我时总要给我留条活命。因为残疾，我从小负累亲人很多，慢慢长大后，也负累了社会很多，但我都没有听到过怨言，而这一路上尤其是从商那段日子，我犯过许多次错误，都得到了宽容。 1998年，我忙于加油站事务没有照顾生病的母亲，最后母亲去世给我留下巨大内疚，我的家人也都没有怪我。我想，有这么多的爱和宽容，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呢！潇湘晨报：爱和宽容是您前行的最大力量，还有其它什么力量呢？李丽：我觉得自身力量也是必要的，这种力量包括自己对自己的鞭策。我经常喜欢躺在床上，自己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思考总结我的人生起伏，鼓励自己坚强面对。虽然我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残疾，但我一直认为，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来到人间是带着某种使命来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只是有的人经不起考验，而我经受住了，并且充分发挥了自己残疾的优势。潇湘晨报：残疾是一种优势？请具体谈谈。李丽：我的优势就是我的缺陷，就是残疾。每个人来到世上，都需要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残疾人这个角色就是上苍为我指定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残疾人追求一些东西可能要付出毕生努力，他的成功关系到生存与死亡，但反过来，残疾也让他背水一战没有退路，他只有拼了命往前冲；并且，因为残疾，我不仅得到了亲人的关爱，更得到社会上太多善良人的帮助和支持。 [李丽语录] 把挫折当存折；把苦难当享受；把失败当财富；把残疾当资源。人生输得起的是金钱，输不起的是心态。追求永不放弃，就会有成功。一个人身体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理的残疾。既然逃避不了现实，就要勇敢面对现实。
queeniechen2007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是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
天才和笨蛋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的传说 战国时代，楚秦争夺霸权，诗人屈原很受楚王器重，然而屈原的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有着远大抱负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离骚》、《天向》等不朽诗篇。 公无前22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派使臣请楚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 冒死进宫陈述利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楚顷衰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衰王仓惶撤离京城，秦兵攻占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和郢城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激流的汩罗江。屈原的故事 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纷纷拿来了粽子、鸡蛋投入江中，有此郎中还把雄黄酒倒入汪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从此，每年五月初--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以此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回答者： fubo_163 - 助理 二级 8-8 16:29屈原（前339？～前278？）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生平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全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秦国，楚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汩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jason86122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 三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较的方法;而自近代以来,运用该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 上文曾提到陆机《文赋》借音乐以评文,而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将文章与绘画作过比较,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文与画各有短长。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意识。相对说来,早期的跨学科比较似乎更关注比较对象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如扬雄《法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认为“形文”、“声文”、“情文”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遵循文质相符的原则。宋代苏轼评论前人诗画,仍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他对王维诗的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同样是将杜甫诗与韩干画并举,寓含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元人大多附和苏轼此论,如《王直方诗话》引述苏轼二诗,谓“欲常以为法”。元人杨维桢《无声诗意序》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王冕《梅谱》也说:“写梅做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明清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画到底分属两种艺术样式且各有其特征,因而不宜简单等同。如明人张岱指出,前人之所以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因在于“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实际上,诗以空灵为妙,“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银屑也”。(《琅环文集·与包介严》)叶燮也承认,像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即使让董源、巨然那样的高手来画,恐怕也只能束手搁笔。(《原诗·内篇下》)应该说,像这类对诗、画异同的辨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止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除了诗与音乐、诗与绘画、诗与书法的比较外,诗与史、诗与禅也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是讨论诗史之别、文史之别较为典型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立足于诗禅的相通,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范温《潜溪诗眼》论韵,更是出入诗文书画,兼及立身行事,堪称古代韵论中空前绝后之作。钱钟书先生对之极为称许,认为范温所论,“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4](P13611363)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但的确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融贯会通的态势。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比较成为一种为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研究手段。这不难理解,正如方孝岳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5](P227)中西思想之互照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除了推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之外,还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自身性质的思考。在外来文学观念、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学传统,文学自身的独立意识渐趋明显——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内涵的纯文学观念彻底取代了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功用得以被重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受到关注,从而引发了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外比较文学的拓展与深化,为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学各自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的目光必然会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而这也会将研究导向多学科、跨学科比较。说到底,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文学的深度研究便不能不将其置于整个文化的有机构成中来考察,不能不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 以是之故,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跨学科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之《谈艺录》,朱光潜之《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之《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这些论著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打通文学与艺术的疆界,或探询中外古今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或在比较中凸显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各自的特色。前者如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一节,通过广征博引,多方比较,论述“贵圆”乃是中外文艺创作史上共有的现象;后者如朱光潜《诗论》对莱辛“诗画异质说”的讨论,指出中国画推崇“气韵生动”而诗歌却偏重物象刻画以传情达意,均与莱辛所说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如闻一多有关《诗经》物象的研究,融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于一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以史释诗、以诗证史,兼及不同作家、不同文体的比较辨析,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比较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与三四十年代不无相似,同样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同样是方法、理论的引入,同样是中外文学比较和跨学科比较。所不同者,在方法、理论的借鉴上较先前更为丰富多样,跨学科比较的对象更为宽泛,研究更趋深入, 成果也更为显著。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对唐代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则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由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分别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陈飞的《唐诗与科举》、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梁超然的《唐诗与儒家》。丛书以“唐诗与中国文化”为名,同时也可以说是应用跨学科比较方法对唐诗的研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围绕唐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的关系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跨学科比较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无怪徐公持先生在概括上个世纪后20年古典文学研究特点时,特别将“学科的拓展与打通”列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徐先生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6](P159)1998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罗宗强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近20年来,“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叉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7](P105) 四 由此说来,跨学科比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不应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提跨学科比较,而似乎更倾向代之以“多学科融和”、“学科交叉”一类术语,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跨学科比较,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有无差异?这种方法称谓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该方法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 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如前所述,跨学科比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联系起来,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跨国别、跨文化的“总体文学”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总体文学”而在中国文学自身,尽管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认识也需借助比较,但到底与比较文学关注的重心不同。此外,就跨学科比较的功用而言,更侧重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因而更近于比较诗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即使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也不必强求比较或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多学科融合”——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不是像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国别文学研究走向总体文学研究。 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跨学科比较还是多学科融合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做到以文学为本位。在罗宗强先生的上述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多学科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存在问题的隐忧:“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7](P106)这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成功应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不过是将文学作品当作印证其他学科理论的材料,这在罗先生提到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和文学关系较近而不那么明显罢了。 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种解释的偏离可以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等诗于史,等诗于禅,等诗于画,其实也就是以史释诗,以禅释诗,以画释诗,就是抹煞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外部研究尤其要注意“以文学为中心”,也是有见于外部研究常常会偏离文学。[8](P67)跨学科比较同样如此。既然是比较,就免不了要互为主客、彼此参照,因此也必然就会有用文学解释、印证其他学科特性的时候。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跨学科比较的经典之作,尚且难免以诗证画、以诗证史,更何况才力远在钱钟书、陈寅恪二人之下的一般人的研究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名目,而在研究者的动机、目的。外部研究也罢,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也罢,关键是如何应用。不错,我们是可以强调、可以规定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知识构成、研究兴趣等因素对其研究指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论《红楼梦》有一段名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P145)阅读如此,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与一般说的多学科融合或外部研究相比,跨学科比较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或许在于:(1)不同于外部研究的单向考察。跨学科比较强调比较,因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变换视角,互为主客,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偏离文学研究,但较之单向考察当更有利于回归文学,而且双向阐发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毕竟比较的最终目的仍在解决文学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跨学科比较所以不同于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艺术学中的同类研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2)不同于多学科融合的多角度切入。多角度切入自有其优势,即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多方位、多侧面地研究文学现象,然相对说来在具体问题的考辨方面不免鞭长莫及,难以深入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部去识同辨异;而跨学科比较在此方面似更具条件,尤其是在相邻学科的比较中更易于聚焦放大,洞幽烛微,辨疑似于毫厘之间。(3)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跨学科比较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彼此的共性与个性,既与各自的构成要素相关,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随着跨学科比较趋于深入,自然会将研究导向文化层面,并由此整合文学的外部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 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跨学科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外部研究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互斥,也就是说,对于跨学科比较方法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比较文学理论的约定。我们相信跨学科比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总体文学,但仍可以将研究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承认跨学科比较更多理论色彩,但也可以借助该方法来考察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赞成跨学科比较应该在具有体系性的独立的学科之间进行,但未尝不可以将之用于文学内部,譬如对于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现象,若能循此思路进行比较,识同辨异,相信会有更客观公允的认识。说到底,方法总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是对象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选择对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以跨学科比较为平台整合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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