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小说复活研究论文

《复活》赏析 【作者介绍】 托尔斯泰(1828——1910) 俄国作家。1328年9月出生在图拉省一个有名望的贵族世家。早年父母先后去世。童年和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进入喀山大学学习，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1847年因不满学校教育，辍学回到家乡雅斯纳亚·波里亚纳。他在自己的庄园里试图改善农民处境，未获成功。1851年随长兄赴高加索，当了一名志愿兵，后又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托尔斯泰从50年代开始创作。早期作品主要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1851—1857)、军事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6)、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以及赴西欧旅行时写下的小说《琉森》(又译《卢塞恩》)(1857)等。60年代初，他的创作进入高潮，除完成中篇小说《哥萨克》(1853—1863)等作品外，还创作了史诗性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1866—1869)。70年代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在长期精神探索的基础上，完成了世界观的激变，与本阶级决裂，转向宗法农民一边。这时他加强了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但又进行“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80年代以后，托尔斯泰仍不断有杰作问世。1899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复活》，可以说是作家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总结。此外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哈泽·穆拉特》(1904)、《舞会之后》(1911)、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活尸》(1911)等。晚年的托尔斯泰始终为自己的思想情绪与农民有距离而深感痛苦，为自己的家庭生活与农民有巨大差距而十分不安。1910年11月10日离家出走，途中患肺炎，20日病逝于阿斯塔波沃车站。终年82岁。 【内容提要】 聂赫留道夫公爵是莫斯科地方法院的陪审员。一次他参加审理两个旅店侍役假手一个妓女谋财害命的案件。不料，从妓女玛丝洛娃具有特色的眼神中认出原来她是他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卡秋莎。于是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展现在聂赫留道夫眼前：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暑期住在姑妈的庄园里写论文。他善良，热情，充满理想，热衷于西方进步思想，并爱上了姑妈家的养女兼婢女卡秋莎。他们一起玩耍谈天，感情纯洁无暇。三年后，聂赫留道夫大学毕业，进了近卫军团，路过姑妈庄园，再次见到了卡秋莎。在复活节的庄严气氛中，他看着身穿雪白连衣裙的卡秋莎的苗条身材，她那泛起红晕的脸蛋和那双略带斜睨的乌黑发亮的眼睛，再次体验了纯洁的爱情之乐。但是，这以后，世俗观念和情欲占了上风，在临行前他占有了卡秋莎，并抛弃了她。后来听说她堕落了，也就彻底把她忘却。现在，他意识到自已的罪过，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怕被玛丝洛娃认出当场出丑，内心非常紧张，思绪纷乱。其他法官、陪审员也都心不在焉，空发议论，结果错判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等聂赫留道夫搞清楚他们失职造成的后果，看到玛丝洛挂被宣判后失声痛哭、大呼吁冤枉的惨状，他决心找庭长、律师设法补救。名律师告诉他应该上诉。聂赫留道夫怀着复杂激动的心情按约去米西(被认为是他的未婚妻)家赴宴。本来这里的豪华气派和高雅氛围常常使他感到安逸舒适。但今天他仿佛看透了每个人的本质，觉得样样可厌：柯尔查庚将军粗鲁得意；米西急于嫁人；公爵夫人装腔作势。他借故提前辞别。 回到家中他开始反省，进行“灵魂净化”，发现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又可耻，又可憎”。母亲生前的行为；他和贵族长妻子的暧昧关系；他反对土地私有，却又继承母亲的田庄以供挥霍；这一切都是在对卡秋莎犯下罪行以后发生的。他决定改变全部生活。第二天就向管家宣布：收拾好东西，辞退仆役，搬出这座大房子。 聂赫留道夫到监狱探望玛丝洛娃，向她问起他们的孩子，她开始很惊奇，但又不愿触动创伤，只简单对答几句，把他当作可利用的男人，向他要十卢布烟酒钱以麻醉自己。第二次聂赫留道夫又去探监并表示要赎罪，甚至要和她结婚。这时卡秋莎发出了悲愤的指责：“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后来聂赫留道夫帮助她的难友，改善她的处境，她也戒烟戒酒，努力学好。聂赫留道夫分散土地，奔走于彼得堡上层，结果上诉仍被驳回，只好向皇带请愿，立即回莫斯科准备随卡秋莎去西伯利亚。途中卡秋莎深受政治犯高尚情操的感染，原谅了聂赫留道夫，为了他的幸福，同意与尊重她体贴她的西蒙松结合。聂赫留道夫也从《圣经》中得到“人类应该相亲相爱，不可仇视”的启示。 【作品赏析】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这时作家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观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他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首先，作家以人民的名义审判了“审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审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贵族代表们的假面具，剖析他们的肮脏灵魂。而更为深刻的审判则在聂赫留道夫的心灵中进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个罪人。在法庭上认出卡秋莎后，“他灵魂的深处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为的残酷、懦怯、卑鄙，还感到他那闲散的、堕落的、残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样。”从此开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转折，他努力从“动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转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审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为本阶级的审判者。作者通过他的主人公周旋于统治阶级的最上层，发现原来掌握生杀大权、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才醒悟到“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开始的，而是从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聂赫留道夫奔走在贫苦人民最低层，看到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昼一样的明显。也就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都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 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达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没有卡秋莎这个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复活》也就不会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作者写到卡秋莎时，流露出那么真挚的同情和爱。少女时代，她身为地主家的养女兼使女，但却没有丝毫奴颜卑膝。她天真无邪，但幼稚无知，凭着一颗单纯的心灵，设想着美丽的世界，沉浸在欢乐的生活中。被奸污后的卡秋莎还曾有过幻想，直到风雨交加的秋夜，聂赫留道夫坐在舒适明亮的头等车厢里玩牌、谈笑，而卡秋莎在火车旁奔跑、呼喊，却得不到回音。这时，她才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她真想纵身跳到车轮下，了此一生。胎儿的蠕动，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但从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挣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卡秋莎·玛丝洛娃形象丰满、真实，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画廊中独具一格。其典型意义也是深刻的。作品正是通过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宁语)。在形象体系中她与聂赫留道夫相辅相成，体现了作品的主题。如果说，在托尔斯泰的构思中，复活节之夜聂赫留道夫的情欲是他堕落的开端，那么，凄风苦雨的车站一幕卡秋莎对善和上帝的怀疑与否定就是她沦落的内因。他们生活的转折都取决于对待永恒法则———上帝的真理的态度。因此，他们后来的精神复活，首光是皈依上帝，恢复对善和爱的信念。聂赫留道夫通过忏悔和贬职，卡秋莎通过宽恕对方，恢复爱的途径。同时，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社会因素、阶级对立，使社会的主题与伦理道德的主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作为贵族，托尔斯泰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看到的只是国家机器——暴力的加强、社会道德的沦落和农村的破产。为了和资本主义世界抗衡，他自然求助于农民。卢那察尔斯基指出，这个仅是托尔斯泰个人探索的结果，也是从赫尔岑到民粹派走过的道路，而“托尔斯泰在这方面更是特别富于典型性”，因为他客观上反映了俄国农场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性。这也决定了聂赫留道夫形象的典型意义。 《复活》在我国自本世纪初至今已出版六种译本，三、四十年代先后又有戏剧家田汉和夏衍改编的同名剧本的发表和上演，作品和它的夫人公已成为我国读者和观众极为熟悉和喜爱的人物形象。

这无疑是他艺术探索的结果，同时更是他精神探索的结果。以广大农民的眼光观察俄国现实生活，代表农民阶级发表意见，这是他晚期创作巨大批判力量的主要源泉。这在他的各种作品中，特别是长篇小说《复活》中表现得最鲜明、也最为突出。

作为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创作的故事情节取材于真实案例，这部小说创作于1889年至1899年，最初的计划是创作四部小说，但只创作了三部。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俄罗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农村受到极大破坏，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当时，俄土战争的沉重负担和连年的饥荒，给人民带来了更严重的灾难。

在这个时候，托尔斯泰越来越关心人们的苦难。他积极参与当时的救灾工作，亲眼目睹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惨状，并在多年的探索和思考中，终于看到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笔者参与了1891 - 1892年的救灾工作，认识到农民和地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的土地私有制。

宗教对托尔斯泰来说非常重要，托尔斯泰主义与他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托尔斯泰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多重矛盾的人物，其中最明显的矛盾就是他的宗教思想，一方面，他猛烈地揭露和攻击俄国的黑暗教会，另一方面，他又热心地宣扬宗教道德思想。但如果我们结合19世纪俄罗斯的现实，我们就会理解他的矛盾。

首先，俄国民族信仰宗教，托尔斯泰为了宣扬自己的思想，必须考虑到整个俄国民族的这一特点，当时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腐败和残酷，使生活在其之下的农民陷入困境，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宗教中寻求慰藉和解脱。因此，托尔斯泰作为宗法制度农民的代言人，也必须从宗教的角度寻求摆脱俄罗斯人民的途径。托尔斯泰是一个艺术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和革命者，因为他自己的原因和时代的限制，他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只希望改造社会的关键点是以博爱为核心的宗教道德观，希望解决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