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对诸子百家的研究论文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1、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3、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4、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汉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既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著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百家争鸣的局面发生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有189家。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门别类，归为10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在这10家之中，杂家、农家、小说家所讨论的问题很少涉及哲学。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所谓「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后人将相互论战，及学术上的繁荣景象，称为「百家争鸣」。在这10家之外，对《周易》的研究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可以称为易家；对军事和兵法的研究当时也已形成了一种含有丰富哲学思想的学说，可以称为兵家。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慎到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九、农家， 农家代表:许行 十、小说家，代表人物：楼晶阁

你要议论什么，明确一点。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鸣：发表见解。1、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2、见 百花齐放【出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用法】： 主谓式；作谓语、宾语、定语；比喻允许各种学术流派发表意见。【示例】： 1、～，就没有科学的繁荣和理论的发展；2、自春秋末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得到一个极大的开放，呈现出一个～的局面。 ★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近义词】：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反义词】：噤若寒蝉、强求一律、一家之言[编辑本段]百家争鸣的概念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编辑本段]各大“家”——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现在山东曲阜）人，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他的理论的核心是“仁”，他认为仁就是要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实现‘仁’要做到待人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克己复礼”。孔子首创私人教学，主张“有教无类”，认为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百姓"足食"，国家"足兵"，取得"民信".这种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他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伦理观。著作：《春秋》孔子整理的《诗》、《书》、《礼》、《易》、《乐》五种教本,被后人称为"五经"。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有“亚圣”之称。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国王都认为不合时宜。他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的伦理观是“性本善”。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时人尊他为荀卿。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也哲学方面坚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是有感官上的要求，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这就形成了人们"好利"好声色"的本性需求。但是，通过学习礼仪,通过法治，可以使小人变为君子，普通人变为圣人，荀子的这种主张,被称为"性恶论”。荀子改造儒家思想,综合了法家和道家思想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有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的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的，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编辑本段]各大“家”——墨家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任用官吏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书，是他的弟子根据受课笔记编撰而成的。他主张“兼爱”、“非攻”和“尚贤”。[编辑本段]各大“家”——道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出身于没落贵族。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大约是战国人编纂的。老子把“道”抽象化，概括未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在他看来，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还提出“天发威，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利“天命”的绝对权威。老子的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两方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途径是“守静”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无为是指不妄为，不胡作非为，为所欲为。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是宋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宋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庄子》一书，是由他和门人编成的。 又名《逍遥游》是与《道德经》齐名的道家经典。庄子的思想是以老子为学说为基础而发展的。《庄子》一书更像是以故事的形式对道家学说加以解说。其中的语言形式对中国的古代小说和传奇的文本表达有重大的影响。[编辑本段]各大“家”——法家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同学，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编辑本段]各大“家”——兵家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当时著名的兵书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孙子兵法》是孙武写的一部军事名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名言就出自这本书。今天此书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很多西方的军事学校都把它列为教材。战国时期，孙武的后代孙膑继承发扬了他的军事思想，写成了《孙膑兵法》。他们当时被称为兵家。[编辑本段]各大“家”——名家该派萌芽于春秋末期，郑国大夫邓析为先驱。作为一个学派，名家并没有共同的主张，仅限于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各说差异很大。主要有“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所谓“合同异”，即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该派以宋国人惠施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历物十事”，即“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十个命题。所谓“离坚白”，即认为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因此“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该派以赵国人公孙龙为代表，“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命题由其提出。合同异强调事物的统一性，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战国末期，后期墨家对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纠正，提出了“坚白相盈”的观点，荀子亦强调“制名以指实”。[编辑本段]各大“家”——阴阳家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诸子百家”之一：刘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将其列为"十家九流"之一。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使“诸子百家”（先秦至汉代出现的学术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最为著名的学派不过有几十家，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编辑本段]各大“家”——纵横家纵横即合纵连横。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最后苏秦失败了，张仪胜利了。在张仪、苏秦之后，齐国又出了一位著名的纵横家鲁仲连，人称布衣丞相，布衣之士！在后期最后一次操纵和六国抗秦，不过还是以失败告终！[编辑本段]各大“家”——杂家杂家（zájiā）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后有赵蕤著<反经>综述杂家.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编辑本段]各大“家”——农家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编辑本段]各大“家”——小说家小说家，是先秦与西汉杂记民间古事的学派。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小说家指的是一类记录民间街谈巷语的人，而小说家被归类于古中国诸子百家中的其中一家。《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说家所做的事以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然而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刘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列，影响甚小。然而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却是其它九流学派都无法所能代替的。故有九流十家之说[编辑本段]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但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即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编辑本段]各家的代表人物,作品,主张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杨朱。作品：《道德经》、《庄子》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5.兵家，代表人物：孙武、孙膑。作品：《孙子兵法》、《孙膑兵法》6.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作品：《公孙龙子》7.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8.纵横家，代表人物：鬼谷子、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鬼谷经》9.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作品：《吕氏春秋》10.农家，农家代表：许行11.小说家，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辈子也学不完的！

关于百家争鸣的论 我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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