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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总结报告1

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向来就是一体化的。一方面，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推动了整个人来的社会发展，从原始的社会到此刻的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给了人类社会无比强大的推动力，科技发展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主角。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也给科技的发展供给了很好的环境。若无人类社会的存在，若无人类社会在其他方面的发展，科技也将无用武之地。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 网络技术 、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手机电脑那些昂贵的奢侈品步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手机，我们如何随心所欲地与亲人坚持联系呢;如果没有网络，我们又如何与远在异国他乡的朋友谈天说地;如果没有高清晰的电视技术，我们又如何享受华丽的好莱坞电影?

正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多种场合都提出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同时也是第一生产力。正是因为这一决策的贯彻和实施，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很大地提高，步入了科技强国之林。可是，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我国很多技术都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迎头赶上。

虽然科技发展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变化，可是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科学发展是一把双刃剑，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会为社会带来很多新鲜的活力，但也蕴含着不断增长的危险性。社会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而来，因而很多灾难的诞生也正是因为科技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总结报告2

此刻的科技发展的很快，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小时候，我家有一台老式的黑白电视机。每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会围着它看节目和拉拉家常。模糊不清的黑白屏幕上总是上演着爸爸最爱看的《西游记》。

爸爸说：“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神魔小说。”

而我记忆最深刻的却是猪八戒的一句台词：大师兄，师傅又被妖怪捉走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黑白的屏幕上有了色彩斑斓的影像。经过电视的世界，我认识了很多新鲜的事物。比如：日本的樱花，希腊古城的海滨……

上了高中，爸爸在家里装了一台电脑。我才发现天文地理、科幻武侠、娱乐购物……不仅仅出此刻报纸、书本、电视，还能够存在互联网。原先世界很大又很小。人类因科技的影响而走近世界，了解世界。生活习惯的变化让我看到了科技对生活的影响。

期望未来人类因科技发展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总结报告3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社会。

正如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那么什么是“科学”“技术”呢?科学是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它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和非生产技术，狭义的技术是指生产技术，即人类改造自然、进行生产的 方法 和手段。

人们一般总是把科学与技术联系在一齐，这证明科学与技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

科学是一种精神活动现象，属于意识形式范畴，它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规律的理性认识;技术是科学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它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经验 、方法、技巧、工艺和本事等的总和，是物化的科学。

长期以来，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总是平行地分别发生的。

从19世纪开始，异常是在当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联系日益密切，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已经一体化。

“科学技术革命”反映的正是这一崭新的社会现象。

可是，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给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祸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进取作用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科技革命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

首先，科技发展促进劳动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的变革，例如炼铁技术的发展使得铁器应用于农业生产，代替了了石器工具;机械农机的使用代替了手工农具。其次，科学技术促进劳动对象的变革。

例如：海洋探测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扩展到海底，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步伐迈向了广阔的宇宙，纳米技术是人类有了更多更新的生产资料等。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劳动者科学 文化 素质的提高。二、科学技术发展是现代社会生产及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增长点所在。

最明显的是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自从工业革命后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工业迅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农业的的比重，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第三产业不断发展，成为比重最大的产业。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生活方式的变革。

例如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消费方式、学习方式、休闲方式以及娱乐方式。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总结报告4

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即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确定，自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以来就一向存在着两种不一样的观点。早在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 口号 ，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到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持否定态度，认为科学给社会带来了罪恶，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同一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反对卢梭的观点，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手段。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经过分析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给以充分的肯定，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当代科技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绝大多数人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仍主要持肯定态度。

但自8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带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浪费、失业加剧、核竞赛以及道德伦理问题等等，从而促使人们对科学的社会价值作重新思考，出现了各种不一样的观点。

(一)当代科技价值观概述播.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问题，主要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其一是乐观主义，其二是悲观主义。

在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问题上持乐观主义观点的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虽然造成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尖锐对立，可是，依靠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全能够解决自然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并且，依靠新的科学技术，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而促进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

这种乐观主义的观点又可分为两种不一样形式，其一为技术决定论，其二为现实主义。

前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够在不受 其它 社会因素的制约下，解决各种全球性的问题以及社会问题;后者则认为，科学技术是否能解决各种问题，取决于人类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决策，取决于对人的创造力、 想象力 、理解本事、学习本事的开发。

在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问题上持悲观主义观点的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消耗和污染的增加，并且其速率是按指数函数变化的。

而人类所处的地球是有限的，它对于人类的活动有必须的承受限度。

当接近这个限度时，就会使经济增长发生困难。

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只会加快能源的消耗和污染

(二)正确认识科技的社会价值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既可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进取的作用，又可能产生消极作用。

同时，无论是进取的作用，或是消极作用，无论这种作用是大，或是小，最终都不是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应用。

所以，必须从以下3个方面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1.必须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率上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固然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关;但最终取决于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导向于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导向于解决全球性危机和其它社会问题，科学技术则会产生进取的作用，反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导向于与人类的需要及社会的发展趋势相背离的方面，导向于经济的盲目增长，导向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甚至导向于罪恶，科学技术则会产生消极作用。

无论科学技术在发展与应用中对社会产生何种结果，都不可仅仅将此结果归因于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进取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同样，科学技术给社会发展带来消极作用，也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使然。

所以，应当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上才能正确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2.必须具体分析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进取作用和消极后果就整体社会而言，社会中既有进取的方面也有消极的东西;其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不可简单地把社会中进取的方面或消极的东西都归因于科学技术;即使与科学技术有关，或因科学技术而产生，也有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之分。

现代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既有进取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后果。

以为科学技术本身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或以为科学技术无益于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只会给人类社会造成危害，显然都有失偏颇。

所以，应当具体分析科学技术对于社会产生了哪些进取作用和消极后果，具体分析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可能对社会产生哪些进取作用和消极后果。

3.必须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进取作用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就现代社会看，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进取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当然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归因于科学技术，并且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进取作用要经过社会自身的有效理解才能实现。

从社会的未来发展看，许多社会问题以及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靠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所以，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发展趋势看，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进取作用是占主导地位的，当然，这并不排除科学技术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总结报告5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充分说明科学技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人们也渐渐意识到，科学技术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主角。在我看来，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提高，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伴之而来的还有一点儿副作用：如果人们不能合理的利用科技的发展，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到来了很多好处。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电视、手机、计算机等电子产品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须品。由于高清晰的电视技术，使得我们能够尽情的享受电视给我们带来的休闲生活。也正是有了手机才使得人们能够随时随地的与亲人、朋友坚持联系。还有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足不出户同样能够浏览天下新闻，还能够学习、查资料，远程 教育 也使得我们不必拘泥于一种形式。当然了，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在必须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文化。

然而，科学技术如果利用的不恰当，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和麻烦。比如，在去年全国统一的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竟有些不法分子利用高科技作弊，着严重影响了考试的公平公正性。再比如，某些人经过网络来进行欺诈，盗用他人信用卡等行为来谋取利益。

总体说来，科技的发展对于社会生活还是利大于弊的。我们应当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提高。但，我们的技术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要更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的头脑。鉴于科学技术与我们的社会生活联系紧密，我们要正确地、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让它更好地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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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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