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论文结尾

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发展,而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正好似这力量之潮的两股水流、两朵浪花,当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之海中相遇时,又会出现怎样的场景呢?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发展,最先出现的应该是人的生存和生活,再出现了人文.而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提供人文关怀的保障,科技便应运而生.它们之间就像海生浪,新浪推旧浪一样,彼此不同却又密不可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技的进步是推动人文关怀实现的保障和提高生活质量和效率的催化剂,还记得我国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吗?当时的广大农民颗粒无收,饥荒肆无惮忌地蔓延,而那时有良心的学者和官员,无不想给予国民以人文关怀的,可是由于科技水平的落后,分配粮食几乎如同白日做梦.到了70年代,像一声巨响震撼世界,袁隆平培育出籼型杂交水稻,满足了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人的粮食需要.这不正是科技为人类关怀提供保障的体现吗?又正如当下流行的“生态人文”“低碳生活”一样,若没有节能型电油混合动力汽车的出现,若没有滴灌技术等环保科技的发明,我们何谈“爱自然如爱自己”的口号呢?科技正如新浪,不断地动人文的旧浪.不是一切科技都能用来改善生活,推动社会的,只有具有人文精神,才能让科技发挥正当的作用,尽其所用.自二战以来,一种新型能源——核能风靡全球,不到一个世纪,全球几乎都能听到关于“核”的讨论.而核能正如一把双刃剑,在有人文精神、有良知的人手里,就能用来发电,而在良知泯灭的人手里,它就能用来威胁人类,毁灭地球.在这个时代里,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网络技术等等,这些科技仅仅在有人文的保证下才能发挥巨大的正能量,推动社会发展.这就好比人文的旧浪抵着科技的新浪,不至于使其喷涌或淹没.归根结底地说,科技来源于生活,以生活为基础,不断地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科技发展的根本目的.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正是生活中认真观察,全力以赴探索,才发明出电灯以替换弊端颇多的油灯和汽灯.与此同理,人文也是基于生活的,它的目的也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生活就如大海,不断生成科技与人文的浪花.没有科技作为支撑的人文是虚无缥缈的空想,没有科技作为动力的生活是疲惫低效的爬行,而没有人文良知的科技则是涂炭生灵的恶魔,没有以生活为起点和目的的人文是浮华无用的废品和装饰.人文和科技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们只有用高于这个时代的想象与认知,以适应这个时代的情感和思维,投身到为这个时代作出贡献的事业中去,把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碰撞变为融合后,才能正确地处理人文、科技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促使人类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得更幸福、和谐!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大体可分三个阶段：（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及初步探索1956年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该章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规（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6月24日第5版）。这是中央领导人中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1960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共中央制订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1963年12月，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其目的是要求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城乡差别越来越大。（2）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1981年11月，国务院领导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报告中，号召全党带领和团结亿万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为新农村建设铺开了新的篇章。1982年-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关注“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以促进农村改革和新农村的建设。1996年10月，胡锦涛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对新农村干部队伍的培育提出了要求，并先后开展了“三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活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2—2063页）。中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并规定了到2010年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接着又提出改革农村管理体制，搞活农村经济。2003年初，把农村改革列入四项改革之首，并把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列入第一项。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其症结仍在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没有得到根本调整。 （3）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却不断拉大，我党针对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索。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概念，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了“五个统筹”的首要位置。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命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免除农业税，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走入历史。2006年1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做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积极、全面、扎实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落到实处，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参见《人民日报》2006年1月27日第1版）。 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2004-2008年，中共中央连续出台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共同形成了新时期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篇章。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今年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国民经济总体态势良好，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要看到，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较为复杂，经济运行中仍面临不少矛盾和困难。下半年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好的势头，为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就显得尤为紧要。一、我国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上半年我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结构逐步优化、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基本恢复到了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水平。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明显增强。二是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物价总体上温和可控，基本稳定。三是就业形势较好。四是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四大收入基本保持较快增长。五是重点领域的宏观调控取得积极成效。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尽管国际上经济复苏比较缓慢，欧洲的债务危机仍在蔓延，国内也面临着自然灾害多发的重大挑战，但是中国经济总体上还是保持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这样一个良好的发态势。据此，对当前经济形势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判断：一是今年整体经济走势将呈前高后低态势；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然很脆弱，不确定因素增多。三是我国经济正处于由政策刺激驱动向市场内生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二、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当前宏观调控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两难”：一是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之间存在着“两难”。二是政府投资和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恢复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之间存在着“两难”。三是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两难”。四是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与避免经济复苏夭折甚至出现二次探底之间存在着“两难”。三、把握好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为：一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把握好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三上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四、继续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落实随着政府一系列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出台，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总之，对房地产业，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房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坚定不移地治理房地产市场混乱的现象。五、继续做好管理通胀预期各项工作今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就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六、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上下功夫一是应在促进消费方面储备一些接续政策。二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抓好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的落实。四是正确处理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问题。此外，还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也曾世界经济思想体系中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而舶来经济思想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伴随着其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是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告终。传统经济思想的失势，也并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其底蕴，仍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显示其传统力量，但无论如何，经过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国人在思考和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时，已经从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和名词术语上，逐渐完成了由其传统古旧形式向新型科学形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创立，解除了束缚，扫清了障碍。近代舶来经济思想的引进，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在外国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最初，人们通过旅欧中国人和来华传教士的猎奇式观感介绍或新闻性零星报道，接触到一些肤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有中国留学生运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在华外籍人士为了办西学开课的需要，由人代笔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等等。但这一时期延续到19世纪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离琐碎地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用传统经济概念和术语来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转述理论的阶段。直到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本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1903年还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本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其出版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经引起了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五四”后，西方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