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鸟毕业论文大纲

魏晋时代是一个天姿烂漫、潇散发露的时代。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他们钟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著名的兰亭之游、金谷宴游风流千古;特别是山水、田园诗派均滥觞于此期。陶渊明更是造化所钟的“天生尤物”、是六朝时代的宁馨儿，他对自然的追求和对自然观的理解实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渊明的个性品格、诗歌题材、诗中之理、艺术风格无不表现了对自然的追求。自然与自由相关，渊明及魏晋士人对自然的渴望，实际上表征了他们对形体自由及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望。这种渴望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之后，变得尤为突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的自然追求与鸟大有关联。与玄风盛行相表里的，是魏晋诗文中，鸟意象出现得比率明显增加。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应该说是有其深刻时代内涵的。鸟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对象物，它的象征内涵是经过长期积淀的。《周易》之《中孚》、《明夷》、《渐》、《小过》等卦中均有鸟的影子，这里的鸟大体上象喻着坚贞自守、远遁自晦的高蹈情怀。《诗经》中的鸟意象更是不胜枚举。“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象征自由、和谐;“交交黄鸟，止于棘”，则暗示了不得其所的意味。此外，《庄子》“逍遥游”中高飞远举的大鹏，则是远大理想的象征。先民视野中的鸟开启了后代诗文中鸟的“原型意象”，归纳起来，大概为两类：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是经过拼搏后的自由;一是选择退守，是疏离主流群体的个体自由。两种鸟的原型意象，陶诗中兼而有之，可以看作是其人生转换的前后标志。渊明思想之转变实可以以鸟意象一以贯之。

试论陶渊明诗中的“飞鸟”形象辽宁电大 张素华陶渊明生活在社会动荡的东晋刘宋易代之际，素有“田园诗人”之称。他的大部分诗作往往都运用寄托和象征的手法，在他吟咏的如“飞鸟”、“青松”、“孤云”、“秋菊”等自然景物中常常寄寓特殊的含义，使之都不再作为简单的物象进入诗歌，而成为蕴含诗人意绪、心态的意象，从而组合成特殊的诗歌意象系统。其中“飞鸟”这一形象又有别于其他意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是主体道德情操、人格精神的突出体现。“飞鸟”形象的探讨对我们研究陶渊明的历史时代背景，陶渊明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依据。同时，对“飞鸟”形象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矛盾、复杂的思想性格，理解陶诗及其隐逸心态，同时也为全面探究魏晋士人心态提供一条线索。陶渊明一生中始终贯穿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表现为出仕和归隐的反复，也表现为归隐以后内心的苦闷和愤懑。对鸟的吟咏与歌颂贯穿着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全部过程，从现存的陶集中写“飞鸟”有14处，大都有比喻或象征的意义。他笔下的“飞鸟”形象陪衬、渲染、烘托着诗人的主观情绪，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清晰完整地勾勒出诗人的情感轨迹和心灵历程。对于这样一个“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1的隐逸诗人来说，陶渊明的诗歌创作还是与时事紧密相联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环境的改变，几度出仕和归隐的经历，使陶渊明的思想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不同时期诗歌中的“飞鸟”形象也随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正是诗人复杂情感的形象再现。下面就从陶渊明生活的不同时期着手对陶渊明诗中的“飞鸟”形象试作分析。一、倦鸟与欢鸟——心怀两端徘徊时期陶渊明一生中几度沉浮，几度仕隐。他反反复复出仕为官的十三年中（29岁—41岁），始终为自己的出路，即仕与隐的问题所困扰。仕与隐的多重原因揭示了他的心理矛盾，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的诗歌中留有鲜明的印迹，他以“飞鸟”这一意象形象而深刻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人生之路的思考。陶渊明虽然早年对老庄学说很感兴趣，但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2“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3可见他的抱负很大，希望自己将来能“大济苍生”，把社会治理得象尧舜盛世一样。但他生不逢时，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极其腐败，这时期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统治者对分散割据的政治局面听之任之，不思进取，而朝臣们又都为个人利益谋划篡权夺位；在用人制度上，门阀制度盛行，士族阶层把握政权，压制贤能，时代风气不正，虚伪浮华之风盛行，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而陶渊明这个刚直汉子追求真率、崇尚自由，再加上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4不愿与浊世苟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种社会和政治的腐败使陶渊明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在他时仕时归的十三年政治颠簸生涯中，充满了矛盾和苦闷。当“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占据他思想上风时，他几度从政，但从政又使他感到疲倦：一方面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四处奔走，一方面又为官场的是是非非而感到“志意多所耻”5。陶渊明生活在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在这种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他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因此陶渊明又希望能够归隐故里，去过一种远离尘嚣的安静生活，这在他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的参军途中所作的诗中有所体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6陶渊明以鸟自喻，鸟儿应当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林间，飞翔于高空，那么自己也应当返朴归真，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去过“息交以绝游”7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笔下的“飞鸟”是“鸟倦飞而知还”的倦鸟，“鸟倦”——“倦鸟”是被情思化、人格化了的意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他以鸟代人，以鸟之迟出早归喻自己刚刚出仕又旋即归隐，表达出他立志归隐，不管环境怎样恶劣都要“守旧辙”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伴随着归隐之际的孤寂与苦闷、探求与无奈。当陶渊明追求“质朴人生”，“个性自由”的思想居于上风时，他又几度归隐。当他归隐时，田园之乐满足了他“质性自然”的个性与志趣，于是他笔下的“飞鸟”也成了“欢鸟”，晋安帝隆安五年（401），陶渊明离桓玄幕府之职返回家乡，这时他以欢鸟的形象热情地歌唱了自己的躬耕生活：“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8“鸟”“欢”——“欢鸟”。在作者笔下，鸟即是我，鸟欢即是我欢，我与物相融，全然忘我，乃至无我。在这里神游于物，又神随景迁。作者以不加雕饰的言词，冲淡洒脱的笔触，勾勒了一个悠远宁谧，一派天籁的境界。借欢鸟的意象抒发出自己作为倦鸟归林后的轻松愉快心情。就这样，想“大济于苍生”而又不愿与浊世苟合，想清高自守却又难舍济世情怀的陶渊明，不断地在矛盾、痛苦的漩涡中辗转，在仕与隐，丑恶的现实与美好的田园生活对比中徘徊，陷入了一心处两端的徘徊境地。在“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9中，他便以因找不到合适居住处而悲愁的“边雁”自况自己，形象地抒发了自己一心处两端而“两端”皆不是的两难处境。这正是他思想上的矛盾，既对现实不满，又无力变革，并且看不出变革的希望，遂采取了“独善其身”的逃避办法，由此必然获得自甘寂寞、安于现状、洁身自好以至退隐归田的结果。二、羁鸟归林——田园生活追求时期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初仕到义熙元年（405）十一月辞彭泽令归隐，十三年的仕途坎坷，使他不仅饱尝了仕途的痛苦，而且也看透了官场的腐朽，所以在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的道路，并从此不再出仕。陶渊明在居田前期其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思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便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如王廷箴先生所说：“陶渊明的一生是为实现‘大济苍生’的志愿而奋斗的一生。”10陶渊明从出仕到归田，只是改变了他实现志愿的途径，而没有改变志愿本身，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即赋著诗文表达他的理想与追求。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只是在“邦无道”的时代和社会中“独善其身”，顺应自然。归田暂时满足了陶渊明“质性自然”的个性要求，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彭泽令归田之初所作的《归去来兮辞》无异于他终生归隐不仕的宣言。这篇辞写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诗中写出了归隐后，陶渊明过着“或植杖而耘耔”“临清流而赋诗”的清淡生活，并以此为乐，以此为本。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11的理想而步入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遐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归园田居》其一是诗人从彭泽归隐后第二年春天写的，当时诗人四十二岁，这时隐居的决心已定，新的生活安顿下来，诗人对比往事，越发珍惜眼前的一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开头几句追述往事，不胜懊悔。他把官场视为“尘网”，说自己误落其中，好象羁鸟、池鱼，得不到自由。“开荒南野际”以下转而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象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了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情趣。“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像一幅素描，极形象地表现了田园的优美宁静。炊烟依依，是那样悠然自得，与诗人的心境完全契合。“狗吠”二句，以动写静，也有很好的艺术效果。最后四句对全诗做了总结，欣喜舒畅之情溢于言表。诗人向来苦于仕宦，而现在自己这只久困于“樊笼”中的“羁鸟”终于得归“旧林”，这自然把诗人与田园生活、农村景物相依相融的怡然自乐之情，借“飞鸟”传神地表达了出来，其喜悦之情不言自见。诗人又在“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12诗句中，以悠然自得的情怀表达了人各有志，而自己独乐于流览群书的淳朴的田园生活观。能够全面展示陶渊明这一时期悠然心境的诗是《归鸟》：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顽，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反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陶渊明终于归田了，从形体上、精神上都释然了。找寻到本真诗意生存后的渊明，其笔下的鸟就是这样一种形象。这首专门咏鸟以自况的抒怀咏志诗，抒发了他自己归隐田耕的喜悦情怀和充实而愉快的田居生活。归鸟的一举一动无不与诗人自己的遭遇相一致：归鸟也曾振翅而飞，而且能够“远之八表，近憩云岑”，但随着环境不利于飞鸟生存的方向转化，归鸟只能“翻翮求心”，“岂思天路，欣反旧栖”。去林而返的归鸟正是诗人自我的化身。他最初为了实现自己的豪情壮志而出仕，最终却因“世与我而相违”不得不归隐田园。“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与“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13，所表达的对人生之路的思考是一致的，即他在内心深处反抗尘俗却并不逃避人生，奉守着热爱生活，积极进取而不流于粗鄙玩世的人生哲学。诗中之鸟，生机盎然、跃动、真纯、无忧无虑，它不必再担心遭罹网罗，也不会在日暮时飘泊无依。它无限深情地依恋着养育它的树林，这是它生命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翼翼归鸟”其实就是陶渊明思想成熟的写照，他终于找到了止泊之处——田园——他生命与精神的依托之所。鸟之于山林，恰如陶渊明之于田园、自然。山林为鸟栖息之巢，田园则为渊明生命与精神的止泊之处。当然，陶渊明之回归并非是草率、赌气、任性式的选择，而是经过理性的抉择与判断。从中可见其人格涵养的力量。叶嘉莹先生对陶渊明的这一段寻觅的过程，有过诗意的分析：“自渊明诗中，我们就可以深切地体悟到，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14归鸟形象成为诗人超越人生，追求自我价值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象征体，饱含着诗人全部的情感。对归鸟生命形式的写照，实际上正是他对自我生命形式的思考，肯定“归鸟”也就是肯定自我的选择。三、孤鸟栖林——生活归宿反思时期陶渊明在归隐之后，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劳动，逐步地接近了人民，他的作品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农民的思想和愿望。另一方面，他对统治者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晋末朝廷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看望他，这时陶渊明已饿了好几天了，起床都困难了，檀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5檀赠以粱肉，陶却明麾而去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骨气，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归田后期的生活相当艰苦，虽然能够摒弃浮名，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16不能说不是困扰陶渊明的一个实际问题，而这一时期朝廷的征召又被他拒绝了。这一切引起了陶渊明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再认识。他全面地思索人生，总结自己，决定遵循先师孔子“忧道不忧贫”的遗训，并坚持到底。而且事实上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理想抱负的无法实现，陷于乱世，渺无知音的失落和对死亡体验与言说，使他趋于苦闷和孤独，思想上表现得比较消极。随着岁月的流逝，诗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越清醒，这种苦闷、孤独之情就越强烈。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陶渊明五十三岁时所作的《饮酒二十首》其四中集中体现了这种情感：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首诗表面上咏的是失群而终归宿于孤松的“飞鸟”，实际上用以比喻经历了人生坎坎坷坷而终于归隐田园的诗人自己。“失群鸟”的“独飞”喻诗人之独处；“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17相辉映，喻诗人寻找自己的真正归宿，追问自己人生价值与人格理想时的心理矛盾；“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喻苦闷侵袭着诗人，使他忍受着漫长无期的煎熬。这里的“飞鸟”形象已不再是鸣叫于林间的欢乐之鸟了，而是寄托了诗人全部的政治苦闷和理想的孤鸟。陶渊明是并不甘心隐居的，他的壮志一直埋藏在心里，并且关心着社会现实，诗里时常流露出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饮酒、采菊，看似潇洒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慰藉，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归鸟由“相鸣而归”“众声每谐”18变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其情态与遭遇正与诗人心灵深处的种种孤独体验达到了“形”与“心”的默契，艺术地再现了陶渊明的凄凉心态和“吾驾不可回”19的坚定决心。陶渊明始终忧患于自我人生价值无法实现，隐居又得不到世人的理解，这使他处于孤寂、苦闷并试作自我解脱和安慰的不安与凄楚的状态中，孤鸟形象正是在这种状态下诗人那颗不安的灵魂的形象化表现。这种孤独而凄苦的形象在历代不遇文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如“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曾以“鸷鸟”自喻；空有壮志，遭遇坎坷的曹植在“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鸣”中寄托情志。陶渊明笔下的孤鸟与前代文人笔下的孤鸟共同构成了怀才不遇，知音难求的不遇文人形象，不仅仅形象地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心声和要求，而且还传达出他在所处时代的需求和渴望以及内心的痛苦和煎熬。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乱世，其社会环境决定了他的审美理想和创作风格。正如十七世纪法国悲剧作家拉辛所说的那样：“社会是一头猛兽，它会踢蹴蹦跳，除非你能用它的语言对它讲话……否则一个人就不能不随波逐流。哲人圣贤也是生活在猛兽群中的人……他们假如不愿意被裂为齑粉，那么他们就只能缄口不言，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中，袖手旁观那些被雨淋泥溅的人，而自以能洁身自保为庆幸。”20陶渊明也是一个不得不缄口不言的贤者，而“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又使他趋向于无限的矛盾和痛苦，这在他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中“猛志固常在”就有所体现，诗人咏赞了精卫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空怀报负而无从施展的慷慨不平的心情。因此，他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只能靠诗文的方式“借物引怀以抒之”，以达到渲泄的目的。综上所述，陶渊明笔下的“飞鸟”形象无论是虚写还是实写，都不是客观的写景材料和仅供人们观赏的景象，而是浸染着主观情感、兴发主体人生多种情绪体验的一种媒介，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意象，含蓄地展示了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特感受与理解，这也是我们研究者打开诗人心扉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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