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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学术期刊 > 礼器碑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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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周裕兴.夏商周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33.[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16.[4]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J].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4.[5]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0.[6]朱志荣 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99.[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7.[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9]容庚 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2.[1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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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豌豆尔

1937年 丁丑 1岁8月13日余生于浙江绍兴。祖父章恩寿,字介眉,1925年病故。父亲章士钦,字敬予,清末曾任绍兴三江场知事,在任一周即弃官,其后在保定、天津、南京任职。大母娄氏,育有一子二女,子早夭。余庶出,是年父亲虚龄六十有二。生母谢彩云,育有三女二子,一子亦早夭,余最小。父亲为取名祖安,字秋农,号庭慰。1942年 壬午 6岁父亲为连续丧子所惧,命余随武师习武。不久,河北保定王姓武术家持介绍信来舍,自此代前武师为专门教席,入住吾家数年。同年入家塾,识字并诵习《幼学琼林》等,开始描红习字。1945年 乙酉 9岁春季入绍兴西营小学,插班上三年级,始临柳公权《玄秘塔碑》。1948年 戊子 12岁小学毕业,考入绍兴县立初中。1949年 己丑 13岁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县立初中与省立绍兴中学合并,为省立绍兴中学。1952年 壬辰 16岁1月,省立绍兴中学初中毕业。2月,保送入杭州师范学校学习。1955年 乙未 19岁暑期,杭州师范学校普师毕业,分配至绍兴市塔子桥小学任教半年。1956年 丙申 20岁1月,调入浙江奉化溪口宁波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任教半年。8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受业于陆维钊、夏承焘、王焕镳、胡士莹、姜亮夫、任铭善、蒋礼鸿、徐朔方诸师。1960年 庚子 24岁暑期,杭州大学毕业,分配至浙江诸暨草塔中学任教。本师陆维钊先生应浙江美院潘天寿院长之请,由杭大调入美院,任中国画系副教授。1961年 辛丑 25岁暑期,据中央文件高教三十条“教授可以自己挑选助手”之规定,余由陆维钊先生提名、并经浙江美院党委批准,调入浙江美院中国画系,任陆先生助教,教授全校古典文学(共同课)、中国画系古典文学(专业课)。侍奉陆先生笔砚,开始正规书法训练,并与中国画系青年教师每天早饭后一起在办公室练习书法,陆先生几乎每天亲临指导。先生后为赐名佐韩(或书作祖韩)。1962年 壬寅 26岁撰成论文〈古书句读数例述辨〉万余言,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本年第2辑。1963年 癸卯 27岁跟随陆维钊先生作为教研组成员之一,参与浙江美院中国画系书法本科专业教学工作,执教写作课。1964年 甲辰 28岁赴绍兴上虞参加浙江省委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 乙巳 29岁社教运动结束回杭不久,患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住院治疗一月,出院后回绍兴休养半年。1966年 丙午 30岁6月,由陆维钊先生介绍,与内子马瑶结婚。马瑶1939年2月17日生,时任浙江医科大学传染病研究室助理研究员。1968年 戊申 32岁6月,女儿章因之出生。1975年 乙卯 39岁学院复课闹革命,院方命余讲授《红楼梦》与毛泽东诗词。1977年 丁巳 41岁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学院招收文革后第一届本科生。余教授全院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画系诗词题跋课程。频频举办艺术美学讲座,颇受学生欢迎。1978年 戊午 42岁撰成论文〈论“兴”〉,投《光明日报》,稽留未刊,后遂索回。1979年 己未 43岁任全国首届书法篆刻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执教古汉语。所撰论文〈古书记言标点易误举例〉,发表于《中国语文》本年第3期,主编吕叔湘先生审稿,并致信附审稿意见千余言。创作书法《吾道本中庸》及《利锁名缰》自撰联等。1980年 庚申 44岁1月,陆维钊先生病故。余作〈先师微昭先生挽诗二首〉以为悼念。为卢坤峰《梅花图》作长题跋二首。从事研究生教学工作,并协助沙孟海先生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同时开始对留学生(中野遵)教学。1981年 辛酉 45岁参与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并承沙先生嘱,起草论文评语。论文〈潘天寿画上的题识〉发表于《新美术》本年第1期,署名佐寒。选编《陆维钊书画选》,并为作序。1982年 壬戌 46岁《陆维钊书画选》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撰写〈《史记》《汉书》标点琐记〉一文,发表于《中国语文》本年第2期。论文〈试论古文中的插叙〉发表于《杭州师院学报》本年第3期。创作书法《黄道周诗四首》(收录沙孟海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卷》)。1983年 癸亥 47岁3月,晋升为副教授。1984年 甲子 48岁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周易》课程主讲。撰文〈书理〉发表于《新美术》本年第2期;〈李贺诗的格调〉发表于《浙江学刊》本年第1期。1985年 乙丑 49岁书法专业恢复本科招生制度,余仍教授古汉语、诗词题跋与书法。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曾两次面向全国举办“先秦古籍讲习班”,《周易》课程聘余主讲。1986年 丙寅 50岁撰成〈模糊·虚无·无限——书法美之领悟〉一文,发表于《书法研究》本年第2期。创作书法《书黄道周逸诗册页》等。1987年 丁卯 51岁与沙孟海、刘江先生合招硕士研究生2名(学生陈见、赵爱民),教授古汉语、金石学、书法诸课程。应聘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撰成论文〈“心画见君子小人”辨〉,发表于《书法研究》本年第2期;另文〈书法中和美层次剖析——并与文学艺术略作比较研究〉,发表于《书法研究》本年第4期。创作书法《陆机〈文赋〉句联》、《自作文读〈史记·陈丞相世家〉》、《自作文书〈史记·酷吏传〉后》等。1988年 戊辰 52岁继续从事研究生、本科生、留学生教学工作。撰成〈论书法对汉字汉文的依存——兼论所谓“现代书法”〉,发表于《书法研究》本年第2期。1989年 己巳 53岁与刘江先生合招硕士研究生2名(学生韩天雍、陈大中)。撰成论文〈印象式批评与傅山书论之领悟〉,发表于《书法研究》本年第1期。1990年 庚午 54岁赴日本国歧阜女子大学讲学一年。专著《周易占筮学》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1991年 辛未 55岁晋升为教授,任美院书法专业学科负责人,同时担任1991级本科班班主任。1992年 壬申 56岁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1名(学生蒋进),委托陈振濂指导篆刻。撰成论文〈《周易》应是咨询文化〉,发表于《文汇报》本年8月2日。创作书法《黄道周诗》(此道不为梦)、《座右铭》等。1993年 癸酉 57岁3月,被评为1992年浙江省高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9月,教学成果获1993年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省级一等奖。10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2月,经文化部研究并报国家教委批准,浙江美术学院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撰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治安专家赵广汉——兼述张敞〉一文。论文〈赵孟頫悲剧依旧〉收入《赵孟頫国际书学研讨会论文集》。创作书法《临〈礼器碑〉》等。1994年 甲戌 58岁再赴日本国歧阜女子大学讲学一年。撰成论文〈中国美院书法专业三十年概述〉,发表于《新美术》本年第1期。创作书法《孟浩然诗〈春晓〉》、《高似孙〈水仙花赋〉句联》等。1995年 乙亥 59岁赴欧洲作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考察法、德、比利时、荷兰等国。独立主编《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陆维钊卷》,翌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为《白砥书法艺术》作序。1996年 丙子 60岁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首任博士生导师,招收全国第一届美术学·书法理论博士生3名(学生赵爱民、许洪流、郭鲁凤[韩国])。5月,受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之聘,任杭大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委员,主持汉语言文学专业博士论文答辩。撰成长文〈陆维钊书法论〉,于本年12月连载于《书法报》,引起书法界高度关注与持久论争。复撰〈书法中的感情与个性〉一文,发表于本年6月《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 丁丑 61岁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和硕士点通讯评议专家组成员,同年起任全国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通讯评议专家。撰写〈试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进退出处〉一文,发表于本年6月《文汇读书周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况达山水画集》,余为作序。创作书法《临〈石门颂〉全拓》、《易林·离之晋》、《高似孙〈水仙花赋〉句联》、《跋十一年前日课书黄道周诗》等。1998年 戊寅 62岁4月,“兰亭国际书法节”期间,于绍兴博物馆举办个人书法展。7月,就当代中国书法高等教育话题接受河南电视台记者访谈。12月,再受杭州大学之聘,任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汉语史论文答辩。撰写〈章句之学未可废〉一文,发表于本年12月《文汇读书周报》;另文〈谈中国书法走向世界〉,发表于本年11月23日《书法报》。创作书法《书马一浮集前人句联》等。 1999年 己卯 63岁首届博士生毕业。继招收博士生1名(学生金三焕[韩国])。2月,被聘为中国文化书院杭州分院导师。3月,《章祖安书法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论文〈“负且乘,致寇至”〉发表于1999年5月《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 庚辰 64岁专攻篆刻,纯学汉法,以后作品多用自篆印。〈《章祖安书法集》自序〉发表于《新美术》2000年第1期。应邀参加2000年由南京大学主办的世界易经大会暨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成立典礼,提交学术论文〈曲解、引申、附会、丰富、杂乱——《易》学发展史评述〉一篇。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东方博雅社美术家文集》,收余旧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治安专家赵广汉——兼述张敞〉等论文六篇。创作书法《陶渊明诗〈归园田居〉》等。2001年 辛巳 65岁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章祖安书法艺术及技法》影碟。创作书法《佛魔居》等。2002年 壬午 66岁招收博士生2名(学生金琤、朴炳奎[韩国])。11月,被聘为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特聘教授。为山东美术出版社《中国历代书法名作》撰序。论文〈《周易·需卦》解析〉提交2002年世界易经大会并编入该会论文集。2003年 癸未 67岁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鸠余历年所撰文史、书法论文并诗古文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一书,韦尔申序之,2003年9月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论文〈学印自述〉发表于《中国书法》2003年第2期。创作书法《陆维钊词〈玲珑四犯〉》、《李贺诗〈李凭箜篌引〉》等。2004年 甲申 68岁受聘为西南师范大学双聘教授、课程与教学论专业书法教育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正式入编,并招收博士生1名(学生陈航)。撰成论文〈古代书论需实践体验方能理解〉,发表于《书法》2004年第10期。2005年 乙酉 69岁西南师范大学命再招博士生,然因报考学生未达外语分数线,遂不录取。余亦以关山道远,力辞聘任,唯承诺义务带完去岁所招博士生1名。撰成论文〈时风与角色认同危机〉发表于《书法》2005年第12期;〈再说慎言“国学大师”〉发表于《文汇报》2005年12月16日;〈元气·学养·手艺〉发表于《中华文化画报》2005年第12期。创作书法《花落春仍在》等。2006年 丙戌 70岁仍于中国美院招收博士生2名(学生顾涛、黄峰)。7月,赴埃及进行古文化考察活动。10月,《书法报》作余专访,并于11日发表访谈录〈砥砺“学术品格”〉。创作书法《李贺诗〈听颖师弹琴歌〉句》、《乐毅〈报燕王书〉手卷》等。2007年 丁亥 71岁开始大量书写手卷作品。7月,《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师作品集·章祖安》由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于学院作大型讲座,继以讲座稿修订为论文〈艺术·心术——从《孙子兵法》到《三国演义》〉,发表于《新美术》2007年第4期。创作书法《唱晚亭》、《王勃〈滕王阁序〉手卷》、《白乐天〈长恨歌〉手卷》、《〈古诗十九首〉外七首手卷》、《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手卷》等。2008年 戊子 72岁8月,应邀赴加拿大进行考察交流两个月。撰成〈论书二篇〉,发表于《新美术》2008年第4期。创作书法《思齐居》、《陶渊明诗十八首手卷》、《〈敬跋马一浮赠沈尹默诗〉手卷》等。2009年 己丑 73岁中国美院启动博士后流动站,余为合作导师,指导博士后1名(学生张小庄)。同时招收博士生2名(学生牛子、江平)。主编《陆维钊书画精品集》书法部分,翌年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撰成论文〈清、厚、奇、古,四者备而杰作成〉,发表于《书法》2009年第2期;又撰〈陆维钊的蜾扁书——兼及蜾扁书的名称考辨〉,发表于《美术报》本年6月13日及《新美术》本年第2期,引发争议,余作〈关于“蜾扁”的几点说明〉以平息之。《武当》杂志2009年第8期推余为封面人物,并刊余武术照片及介绍文章。创作书法《风顺一帆》、《文武双修联》等。2010年 庚寅 74岁5月,《中国当代书法——章祖安》一书由中国书店出版。大量创作,尝试变法。撰成〈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者陆维钊〉一文,发表于《中华书画家》2010年第12期。另撰〈结构·用笔·神采——书法美简述〉参加2010沙孟海年系列活动,收录《沙孟海论坛·暨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并发表于《文汇报》2010年12月6日。创作书法《〈论语〉节录》、《指定风波》、《即墨姑苏联》、《蝉鸣猫倦联》、《书刘禹锡诗联》、《山雨欲来风满楼》、《秋雨秋风愁煞人》、《座上谁非两面派》、《悲欣交集缘情多》、《松风台》等。2011年 辛卯 75岁创作书法《但看蛙颐涨古今》、《陈眉公〈留侯赞〉》、《应万山红遍展联》等。9月,以众弟子坚请,定于中国美院美术馆举办“佛魔居百品——章祖安书法作品展”, 《佛魔居百品——章祖安书法作品集》及批评文集《奇人奇遒奇狷——章祖安其艺其人》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同时出版。2012年 壬辰 76岁10月,接受《钱江晚报》浙江文化名人访谈录。1月,参加“中国美术馆癸巳新春楹联书法大展”,创作春联内容为“春入龙蛇影外,燕来风雨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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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夕silva

玉 <名> 象形。甲骨文字形。象一根绳子,串着一些玉石。“玉”是汉字的一个部首。本义: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同本义 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说文》君无故玉不去身。――《礼记?曲记》。疏:“玉谓佩也。”五玉。――《虞书》。郑注:“执之曰瑞,陈列曰玉。”王齐则共食玉。――《周礼?王府》惟辟玉食。――《书?洪范》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左传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沈阳新乐遗址和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真正玉器。而玉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属性,夏、商、周三代已经渐次完善。 在约距今七千至四千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掌祭祀大权者,多用珍贵的美玉制作「祭器」,礼拜神只祖先。他们相信天圆地方,便琢制圆璧与方琮,来礼拜天神与地只;他们相信氏族远祖的生命,是经由神物源自上帝,便在玉器上雕饰想像中神只祖先的形貌,甚至刻绘极具深义的符号,以礼拜之。希望藉玉器特有的质地、造形、花纹与符号,产生感应的法力,与神只祖先交通,汲取他们的智慧,获得福庇。上古社会里,个人地位的高下,端视人与神只祖先关系的亲疏而定。事神之「礼」,建立了人神之间的沟通管道,也维系了人际间的和谐关系。「瑞器」就是象徵身份地位的玉器。「祭器」与「瑞器」的制度,都源起於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三代,配合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继续发展。在宗庙祭典与朝享会盟上,发挥其形而上的功能,以维系礼制,故总称为「礼器东周时,人文主义兴起,儒家将一些传承自原始宗教的文化成份,道德化,生活化,提倡「君子比德於玉」的观念。於是佩玉之风大盛,而雕琢之精美,后世亦难出其右汉室崇玉,生者佩玉、食玉;亡者裹玉、填玉。甚至在帛画、墓砖上,都饰以玉璧图象。圆璧有助於灵魂通天的观念,此时发挥至极早在近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的先祖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了。一般认为上古时的人们在制作、使用石制工具时发现了玉这种矿物。它比一般石头更为坚硬,于是人们就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它又有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晶莹通透,惹人喜爱,于是人们慢慢就用它来做装饰品。又由于玉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加工困难,因此就只有族群里少数头面人物如族长、祭师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它,这又使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正是在这种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玉由原来仅仅是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代表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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