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发表联合公报

10月30至11月2日

确定总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实际患癌自然早于此。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在他们以大政治家的沉着镇定面对现实，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事件，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起了微妙的变化。从1972年5月18日确诊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手术，周恩来是怎样完全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 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我看到周恩来往起站时，已经十分吃力，用双臂撑着才站起来；他的手抖颤不止，身体晃了晃才站稳，然后竭力用平时惯有的那种快步朝卫生间走去。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意仪表整洁，前面章节专文谈过，是几十年如一日，因为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和精神状态。以往修面，或者是请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朱师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脸。以往，总理一旦顾不上吃饭，我们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总理的身体状况，30多小时没休息，胃口肯定不好。我就请李维信准备一碗素汤面。估计汤汤水水的吃着可以舒服些。 给李维信打完电话；接着又调车。到办公室请总理出发时，屋里屋外正在乱纷纷找人：“总理呢？谁见总理了？” 总理“失踪”了！正有些慌乱，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我在前面走，后面跟了几个人。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会说，不会动，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和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 我们面面相觑，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别出声，也不要动，让总理睡几分钟，哪怕是多睡几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咙。有人用手捂住了脸，有人不停地朝上眨眼睛；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转，让泪水往心里默默地流。 就这么一屋子人静悄悄地停滞了那么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颤，腿失去支撑地猛然一弯，我忙抢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来一声轻唤，掀起了眼皮。他与其说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说感觉到一屋子人，一边用毛巾擦去脸上的肥皂，用力揉着双眼，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 因为我们在流泪……来到新6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侯在那里，迎上总理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用力揉搓一下脸，灰黄的脸孔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总理声音沉重地说，带着叹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工夫不大便取来两块咖啡糖。 总理剥糖纸时，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指抖得厉害，差点把糖掉地。我要帮忙时，他终于剥下糖纸，把糖放进嘴里。我清楚地看到韩念龙在对面嘴角一阵抽搐，眼圈刷地红了，流水也似地扭开了头。 我也低下了头，伯总理看到我夺眶而出的泪水。我知道总理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是因为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刚达成一致，他们又出尔反尔地加码，好象我们援助他们不但要无条件，而且应该是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1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来，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务员再次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 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越来越不安，心里抱怨范文同没完没了，不看看我们的总理累成了什么样子？但凡有点精神，何至于10分钟一次热毛巾擦脸？但我们不能议论，只是互相传递忧虑不安的目光。偏偏这时，女服务员过来了，向李维信小声报告：“总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那就用，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啊？”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务员哭了。四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 李维信抽响鼻子，用力眨着泛红的两眼，驱散泪水，喉结滚动着，终于喘上一口气，用一种鼻音喃喃的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澜。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解释情况，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2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便由服务员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这是当时在场十几位同志看着表掌握，亲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证的一次工作场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朝服务室里吩咐：“总理马上要走，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总理离开。她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双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少女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来。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手在颤，眼角在颤，嘴唇也在颤。 “总理……” 一声哀哀地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李维信这位170斤重的山东汉子也垂下头哭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泪流满面…… 6月12日，中越联合公报发表。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总理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过10小时以上。 如果以小时论，总理抱病工作的5个月，比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一般干部工人在一年里的全部工作时间还要长。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日记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记，只能以“周恩来的一天”记。 周恩来的一天有多长？说不准。随便举他住院前的3个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点至2月12日凌晨4点三刻： ……到了11日夜，他还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第二个会议开始时，他终于累得犯了病，就站起来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汇报。大家不知道他已连续工作近50小时，请他坐下听。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3月6日下午3点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点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边吸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点至8日凌晨4点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一直到8日凌晨4点半。 他又出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轮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感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花工老周师傅，用一种苦涩的声音感叹：“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马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口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身，钻不出车，内我们把他扶出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身体虚软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喘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紧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流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姐——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紧，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敏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走完30米…… “好了，我们走。”总理喘息片刻之后，小声吩咐。我们架着他进屋，要扶他去卧室，他坠着身体不肯去，气虚地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我不再掩饰泪水，两眼湿漉漉地望着总理灰白色的脸孔哭道：“总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复一下体力……” “你叫我什么？总理。”我们那亲敬可爱的好总理，他一句一喘地望着我说：“总理、总理。我是这个国家我是全体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这个样子我不管谁管？我怎么休息得了啊……” 就这样，我们把总理架到了办公桌前。他两手抖抖地拿起办公袖套，我们忙帮他套好，然后扶他在办公椅上坐下来…… 总理这样拼命操劳，首先是为了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同时为了不使领导权落入江青一伙人手中，为了遏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要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动乱不堪的局面。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搀扶不可。 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国建交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人们见到的周恩来仍然是那么安详稳重，从容不迫。可谁能知道，他是接受输血后才进行了这次重大活动。 签字后，总理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将各项工作都责任到位地作了具体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毕，交待清楚，然后在我们的搀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蓝布工作袖套。这两头缝有松紧带的袖套曾伴他度过无数不眠之夜，批阅过多少文件，已经深有感情。我见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轻轻地，轻轻地抚平，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头在上边停留几秒，眼圈忽然一红，胸脯猛地起伏一下，将头迅速扭向了一边。 于是，我们都伤心地低下了头。 周恩来离开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办公椅，我们追随着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他的目光在办公用具上留恋地往返，终于转向墙壁上的图表，目光忽然闪烁一下，随即又黯淡下来。我随他的目光望去，心战栗着抽缩起来。 我看到了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 于是，一种难忍的痛楚从我心头绞出一滴滴的泪珠，盈满眼眶，朦胧了我的视线。多少往事闪烁着从那膘陇中浮出…… “李冰，李冰同志来了没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厅的主席台上朗声问。 “来了。”前排站起一位朴素端庄的女同志。她是日坛医院的负责人。 “李冰同志，你们日坛医院那么多病人，你长期搞肿瘤防治，找没找出原因？” 也许是太激动了，也许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的，李冰张一张嘴，声音有些犹豫：“这里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动的，脸上泛出红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周恩来脸上是那种既亲切又严肃的微笑，做了一个摆手动作：“不单是林县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说肿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来嘛。” 李冰激动地点点头。 “吴桓兴，”周恩来又点日坛医院的另一位负责人，“你这辈子找不出肿瘤的原因来？要树雄心，立壮志，在这一生中攻克癌症么。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 于是，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下到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调查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后来又查遍太行山周围。181个县，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之一。然而谁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竞侵害到总理自己身上。 现在，他也不得不离开他工作25年的西花厅，离开他的办公室了…… 应该说，总理的膀胱癌发现还是比较早。听医生讲(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总理的身边人)，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又听说这种癌是在膀胱上鼓起个小包，一般不流血，但总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 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肮上的鼓包。按规律差不多是3个月作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大重啊。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说实话，我当时丝毫没想到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难过地想：唉，这一动刀，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两廊一圈：开发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是中越两国建设"两廊一圈"过程中应最优先考虑的因素，是重中之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徐长文在近日举办的第九届东亚经济论坛上表示。“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涉及中国广西、广东、云南、海南、香港和澳门及越南的10个沿海地带。两条走廊共跨度1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900万人。

中越两国自2004年5月达成一致决定建设"两廊一圈"后，积极地描绘"蓝图"。昆明、老才、河内和海防的铁路和公路将会得到改善，还计划建设一条连接昆明、老山、河内、海防和况尼的新高速公路，随后是泛亚铁路的建设，同时，连接老山和南宁的友谊高速公路也将面目一新。

扩展资料：

关于两廊一圈的历史：

2004年5月20日，越南总理潘文凯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共建“两廊一圈”的提议。2004年10月6日至7日，温家宝总理对越南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期间两国政府发表了《中越联合公报》。公报强调了两国之间在“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方针的指引下，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拓展互利合作，不断推动中越关系迅速、全面和深入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两廊一圈

1991年11月

1991年11月10日，越共中央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在5日至10日访问中国。10日发表中越联合公报。标志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