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于刚诗选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一 大地为证：我们的祖先远比我们更亲近诗。 这并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时代，而是还要早得多。至少，诸子百家在黄河流域奔忙的时候，就已经一路被诗歌所笼罩。 他们不管是坐牛车、马车，还是步行，心中经常会回荡起“诗三百篇”，也就是《 诗经 》中的那些句子。这不是出于他们对于诗歌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整个上层社会的普遍风尚。而且，这个风尚已经延续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们远祖的精神起点很高。在极低的生产力还没有来得及一一推进的时候，就已经“以诗为经”了。这真是了不起，试想，当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狠狠地发展了几千年之后，不是越来越渴望哪一天能够由物质追求而走向诗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诗为经”的境界吗？ 那么，“以诗为经”，既是我们的起点，又是我们的目标。《 诗经 》这两个字，实在可以提挈中华文明的首尾了。 当时流传的诗，应该比《 诗经 》所收的数量大得多。 司马迁在《 史记 》中说，是孔子把三千余篇古诗删成三百余篇的。这好像说得不大对，因为《 论语 》频频谈及诗三百篇，却从未提到删诗的事，孔子的学生和同时代人也没有提过，直到三百多年后才出现这样的记述，总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有资料表明，在孔子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诗经 》的格局已成。成年后的孔子可能订正和编排过其中的音乐，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无论是谁选的，也无论是三千选三百，还是三万选三百，《 诗经 》的选择基数很大，则是毋庸置疑的。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欢《 诗经 》。过去在课堂上向学生推荐时，不少学生常常因一个“经”字望而却步，我总是告诉他们，那里有一种采自乡野大地的人间情味，像是刚刚收割的麦垛的气味那么诱鼻，却谁也无法想象这股新鲜气味竟然来自于数千年前。 我喜欢它的雎鸠黄鸟、蒹葭白露，喜欢它的习习谷风、霏霏雨雪，喜欢它的静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欢的，则是它用最干净的汉语短句，表达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乐。 这些诗句中，蕴藏着民风、民情、民怨，包含着礼仪、道德、历史，几乎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课本。这部课本竟然那么美丽而悦耳，很自然地呼唤出了一种普遍而悠久的吟诵。吟于天南，吟于海北；诵于百年，诵于千年。于是，也熔铸进了民族的集体人格。 每次吟诵《 诗经 》，总会联想到一个梦境：在朦胧的夜色中，一群人马返回山寨要唱几句约定的秘曲，才得开门。《 诗经 》便是中华民族在夜色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应，就知道是自己人。 《 诗经 》是什么人创作的？应该是散落在黄河流域各阶层的庞大群体。这些作品，不管是各地进献的乐歌，还是朝廷采集的民谣，都会被一次次加工整理，因此也就成了一种集体创作，很少有留下名字的个体诗人。这也就是说，《 诗经 》所标志的，是一个缺少个体诗人的诗歌时代。 这是一种悠久的合唱，群体的美声。这是一种广泛的协调，辽阔的共鸣。这里呈现出一个个被刻画的形象，却很难找到刻画者的面影。 结束这个局面的，是一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男人。 二 屈原，一出生就没有踩踏在《 诗经 》的土地上。 中华民族早期在地理环境上的进退和较量，说起来太冗长，我就简化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吧。两条大河，无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两条主动脉，但在很长的历史中，黄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 无论是那个以黄帝、炎帝为主角并衍生出夏、商、周人始祖的华夏集团，还是那个出现了太皞、少皞、蚩尤、后羿、伯益、皋陶等人的东夷集团，基本上都活动在黄河流域。由此断言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点不错。 长江流域活跃过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苗蛮集团，但在文明的程度和实力上，都无法与华夏集团相抗衡，最终确实也被战胜了。我们在史籍上见到的尧如何制服南蛮，舜如何更易南方风俗，禹如何完成最后的征战等等，都说明了黄河文明以强势统治长江文明的过程。 但是，黄河文明的这种强势统治，不足以消解长江文明。因为任何文明的底层，都与地理环境、气候生态、千古风习有关，伟大如尧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这样，中华文明才没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战火中，走向单调。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谲的漫漫巫风中，长江文明不习惯过于明晰的政论和哲思。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将，不是圣贤，而是诗人，是一种必然。 这位诗人不仅出生在长江边，而且出生在万里长江最险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峡，更有一种象征意义。 我多次坐船过三峡，每次都要满心虔诚地寻找屈原的出生地。我知道，这是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经过无数次谈判后才找到的一个交集点。 如果说，《 诗经 》曾经把温煦的民间礼仪化作数百年和声，慰藉了黄河流域的人伦离乱和世情失落，那么，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个人，没有和声。他一意孤行，拒绝慰藉。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而每一个不一样又都与他身边的江流、脚下的土地有关。 请想一想长江三峡吧，那儿与黄河流域的差别实在太大了。那儿山险路窄，交通不便，很难构成庞大的集体行动和统一话语。那儿树茂藤密、物产丰裕，任何角落都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让他独晤山水，静对心灵。那儿云谲波诡，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发神话般的奇思妙想。那里花开花落，物物有神，很难不让人顾影自怜、借景骋怀、感物伤情。那里江流湍急，惊涛拍岸，又容易启示人们在柔顺的外表下志在千里，百折不回。 相比之下，雄浑、苍茫的黄河流域就没有那么多奇丽，那么多掩荫，那么多自足，那么多个性。因此，从黄河到长江，《 诗经 》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变成了屈原式的悬崖独吟曲。 如果说，《 诗经 》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那么，屈原则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人。 于是，我们看到屈原走来了，戴着花冠，佩着长剑，穿着奇特的服装，挂着精致的玉佩，脸色高贵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远。这么一个模样出现在诸子百家风尘奔波的黄河流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请注意，这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体形象出现的伟大诗人。《 诗经 》把诗写在万家炊烟间，屈原把诗写在自己的身心上。 其实屈原在从政游历的时候也到过黄河流域，甚至还去了百家汇聚的稷下学宫（据我考证，可能是公元前三一一年），那当然不是这副打扮。他当时的身份，是楚国的官吏和文化学者，从目光到姿态都是理性化、群体化、政治化的。稷下学宫里见到过他的各家学人，也许会觉得这位远道而来的参访者风度翩翩，举手投足十分讲究，却不知道这是长江文明的最重要代表，而且迟早还要以他们无法预料的方式，把更大的范围也代表了，包括他们在内。 代表的资格无可争议，因为即使楚国可以争议，长江可以争议，政见可以争议，学派可以争议，而诗，无可争议。 三 我一直觉得，很多中国文学史家都从根子上把屈原的事情想岔了。 大家都在惋叹他的仕途不得志，可惜他在政坛上被排挤，抱怨楚国统治者对他的冷落。这些文学史家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他在朝廷一直得志，深受君主重用，没有受到排挤，世界上还会有一个值得每一部中国文学史都辟出专章专节来恭敬叙述的屈原吗？ 中国文化人总喜欢以政治来框范文化，让文化成为政治的衍生。他们不知道：一个吟者因冠冕而喑哑了歌声，才是真正值得惋叹的；一个诗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诗情，才是真正让人可惜的；一个天才因政务而陷入于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连文学史也失去了文学坐标，那就需要把惋叹、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直到今天，很多文学史论著作还喜欢把屈原说成是“爱国诗人”。这也就是把一个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学定位前面。“爱国”？屈原站在当时楚国的立场上反对秦国，是为了捍卫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权形式，当然合情合理，但是这里所谓的“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混淆概念。在后世看来，当时真正与“国家”贴得比较近的，反倒是秦国，因为正是它将统一中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之中国”。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 有人也许会辩解，这只是反映了楚国当时当地的观念。但是，把屈原说成是“爱国”的是现代人。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 寻常老百姓比他们好得多，每年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包粽子、划龙舟的时候，完全不分地域。不管是当时被楚国侵略过的地方，还是把楚国灭亡的地方，都在纪念。当年的“国界”，早就被诗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那粽子，那龙舟，是献给诗人的。中国民众再慷慨，也不会把两千多年的虔诚，送给另一种人。 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无界，文化无价。 文化，切莫自卑。 在诸多同类著作中，我独独推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那一部《 中国文学史 》对屈原的分析。书中指出，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张，曾经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但由于贵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参加政治活动时表现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点，缺少周旋能力，难于与环境协调。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剧的同时也造就了优秀文学。 这就说对了。正是政治上的障碍，指引了文学的通道。落脚点应该是文学。 我的说法可能会更彻底一点：那些日子，中国终于走到了应该有个性文学的高点上了，因此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派出一个叫屈原的人去领受各种心理磨炼。让他切身体验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诬、高贵和失群、天国和大地、神游和无助、去国和思念、等待和无奈、自爱和自灭，等等，然后再以自己的生命把这些悖论冶炼为美，向世间呈示出一个最高坐标：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人。 简单说来，这是一种通向辉煌的必要程序。 抽去任何一级台阶，就无法抵达目标，不管那些台阶对攀援者造成了多大的劳累和痛苦。即便是小人诽谤、同僚侧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对他自沉汨罗江，也不必投以过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郭沫若认为，屈原是看到秦国军队攻破楚国首都郢，才悲愤自杀的，是“殉国难”。我觉得这恐怕与实际情况有一点出入。屈原自沉是在郢都攻破之前好几年，时间不太对。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楚国朝廷中那些奸臣贼子不想让屈原活着，把他逼死的。在宽泛的意义上这样说说也未尝不可，但一定要编织出一个谋杀故事，却没有具体证据。 我认为，他作出自沉的选择有更深刻的因素。当然有对现实的悲愤，但也有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的皈服。在弥漫着巫风神话传统的山水间，投江是一种凄美的祭祀仪式。他投江后，民众把原来祭祀东君的日子转移到他的名下，前面说过的包粽子、划龙舟这样的活动，正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 说实话，我实在想不出屈原还有哪一种更好的方式作为生命的句号。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要到近代才有不少第一流的诗人哲学家作出这样的选择。海德格尔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的形成、处境、病衰都是无法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结束生命。 我在北欧旅行时，知道那里每年有不少孤居寒林别墅中的高雅人士选择自杀。我看着短暂的白天留给苍原的灿烂黄昏，一次次联想到屈原。可惜那儿太寂寞，百里难见人迹，无法奢望长江流域湖湘地区初夏时节那勃郁四野的米香和水声。 这种想法是不是超越了时代？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所谓诗人，就是那种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融为一体的那种人。当然，惠特曼所说的是少数真正的伟大诗人。 因此，屈原身上本来就包含着今天和明天。 四 只要说到屈原，总不能不亲近一下他的作品，连一次也不应该漏过。 这里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屈原的作品非常艰深，而年年祭祀屈原的民众却难以计数，我们能在这中间搭建几条栈道吗？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二十世纪曾出现过不少版本的“今译”。几乎所有的今译都采用了诗体，但遗憾的是，楚辞和现代诗之间的“韵味系统”完全不同，很难产生两相满意的转换关系。往往是，今译的诗句过于整齐繁琐，把原诗的整体气韵丢失了。这就像陈列一尊最华美的青铜器，万不可用珠光宝气的现代华美去映照，而只应该给它提供一个最朴素的麻布平台。 我很想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把屈原的作品用现代散文来作一番表述。躲过大量的古文障碍，躲过逐段逐句的严格程序，只是画一个粗略的轮廓，算是给普通祭祀者递一根拐杖。 那么，就从《 离骚 》着手试试看吧。 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出生在一个吉利的日子，父亲给我起了个好名。我既有天生的美质，又重视后天的修能，还喜欢把香草秋兰佩饰在身。 日月匆匆留不住，春去秋来不停步。我只见草木凋零，我只怕美人迟暮。何不趁着盛年远离污秽，何不改一改眼下的规矩？那就骑上骏马向前驰骋吧，我愿意率先开路。 我知道古代圣君总与众芳同在，我知道堂堂尧舜因为走了正道而一路畅达，狂乱的桀纣因为想走捷径而步履窘困。因此，我指九天为证，我平日忙忙碌碌地奔走先后，并不怕自身遭殃，只担心家国误入歧途。但是，我的好心不被理解，反而遭来了谗言和忿怒。 你不是早就约我在黄昏见面吗，为什么有了改变？我不是早就种下鲜花香草了吗，为什么也散出了异味？众人在比赛贪婪，心底都贮满嫉恨。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只怕直到老年，还来不及修名立身。 朝饮木兰的露水，夕餐秋菊的落英，只要相信内心的美好，又何妨饥饿憔悴？我总是长叹擦泪，哀伤着民生多艰。虽然从早到晚又被辱骂又被驱赶，我虽九死而未悔。 鹰雀不能合群，方圆不能重叠。我只恨没有看清道路，伫立良久决定返回。我让我的马在兰皋漫步，在椒丘休息，自己却换上了出发前的服装。我像过去一样以荷叶为衣，以芙蓉为裳，戴上高冠，佩上长剑，然后抬起头来观看四荒。我又有了缤纷的佩饰，我又闻到了阵阵芳香。 大姐反复地劝导我：“大禹的父亲过于刚直而死于羽山之野，你如此博学又有修养，为何也要坚持得如此孤傲？人人身边都长满了野草，你为何偏偏洁身自好？民众不可能听你的解说，有谁能体察你的情操？世人都在勾勾搭搭，你为何独独不听劝告？” 大姐啊，我只知道古代圣贤的教导，不可自纵，不可违常。我只知道皇天无私，以德为上。也许真该叹息我生不逢时，采一束蕙草来擦拭眼泪，但眼泪早已把我的衣衫打湿，我把衣衫铺在地上屈膝跪告：我已经知道该走的正道，那就是驾龙乘凤飞上九霄。 清晨从苍梧出发，傍晚就到了昆仑。我想在这神山上稍作停留，抬头一看已经暮色苍茫。太阳啊你慢点走，不要那么急迫地落向西边的崦嵫山。前面的路又长又远，我将上下而求索。 我在天池饮马，又从神木上折下枝条拂动着阳光，暂且在天国自在逍遥。我要让月神作为先驱，让风神跟在后面，然后再去动员神鸟。我令凤凰日夜飞腾，我令云霓一路侍从，整个队伍分分合合，上上下下一片热闹。 终于到了天门，我请天帝的守卫把天门打开，但是，他却倚在门边冷眼相瞧。太阳已经落山，我一边编结着幽兰一边长时间地站立着十分苦恼。你看世事多么混浊，连最美好的事情也被嫉妒毁掉。 第二天黎明我渡过了神河，登上高丘拴好马，举头四顾又流泪了：高丘上，我心中的神女没找到。 我急忙从春宫折下一束琼枝，趁鲜花还未凋落，拿着它去世间寻找。我解下佩带托人去找古帝伏羲的女儿洛神，但她吞吞吐吐又自命不凡，说晚上要到别处去居住，早晨又要到远处去洗发。仗着相貌如此骄傲，整日游逛不懂礼节，我转过头去另作寻找，又看到了孕育过商族的美女简狄。我让鸩鸟去说媒，但情况似乎并不好。斑鸠倒是灵巧嘴，但它实在太轻佻。终于找到凤凰去送聘礼，但晚了，那位叫高辛的帝王已比我先到。我心中还有夏朝君王身边那两位姓姚的姑娘，但一想媒人都太笨，事情还是不可靠…… 历代的佳人都虚无缥缈，贤明的君主又睡梦颠倒。我的情怀能向谁倾诉，我又怎么忍耐到生命的终了？ 我占卜上天：“美美必合，谁不慕之？九州之大，难道只有这里才有佳人？” 卜辞回答：“赶紧远逝，别再狐疑。天下何处无芳草，何必总是怀故宇！” 是啊，这里的人们把艾草塞满了腰间，却硬说不能把幽兰佩戴在身上；这里的人们把粪土填满了香囊，却硬说申椒没有芳香。连草木的优劣也分不清，他们又怎么能把美玉欣赏？ 年纪未老，依然春光，但我多么害怕杜鹃的鸣叫突然响起，宣告落花时节已到，百草失去芬芳。其实，一切原本无常，我刚刚赞美过的幽兰，也渐渐变成了艾草；我刚刚首肯过的申椒，也越来越变得荒唐。时俗已经变成潮流，谁能保持原有风尚？幽兰、申椒尚且如此，其他花草更是可以想象。唯有我的玉佩还依然高贵，我发现众人都在故意遮盖它的光辉，我担心小人终究要把它损伤。 我决定还是要面朝昆仑方向。选好良辰吉日，以琼枝玉屑作为干粮。仍然是凤凰展翅，云霓飞翔，千马奔驰，蛟龙架梁。渡过流沙、赤水，绕过不周山直指西海……忽然间我松下缰辔放慢了速度，神思邈邈地想起了奏九歌、跳韶舞的快乐时光。 我已经升腾在辉煌的九天，却还在从高处首寻望故乡。连我的仆人也露出悲容，连我的马匹也弯曲着身子不肯走向前方。 唉，罢了！既然国中无人知我，我又何必怀念故乡？既然无法推行美政，我且把先人彭咸作为榜样！ 用如此浅显的散文来表述《 离骚 》，可能会引起楚辞专家的不悦。但是，我了解我的读者，他们即使有很好的古文修养，一旦被我引入现代口语对话系统，也就不太愿意在同一篇文章中更换成古代的步履了，哪怕是一小段。这也是散文和学术论文的重大区别。这样的浅显表述必然会失落很多东西，却有可能留存一股气，也就是诗化逻辑的总体走向。 五 至少也算通俗地亲近了一次吧。 从中可以知道，自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内心基调改变了，有了更多的个人话语。虽然其中也关及民生和君主，但全部话语的起点和结局却都是自己。凭自己的心，说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被别人听到，并非本愿，因此也不可能与别人有丝毫争辩。 这种自我，非常强大又非常脆弱。强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凭纵横驰骋；脆弱到风露也成敌人，害怕时序更替，甚至无法承受鸟鸣花落，香草老去。 这样的自我一站立，中国文化不再是以前的中国文化。 帝王权谋可以伤害他，却不能控制他；儒家道家可以滋养他，却不能拯救他。一个多愁善感的孤独生命发出的声音似乎无力改易国计民生，却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会低头思考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仍然孤独却又不再孤独，他因唤醒了人们长久被共同话语掩埋的心灵秘窟而产生了强大的震撼效应。他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真正的诗和文学，因此，他也就从文化的边缘走到了中心。 从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被嫉受诬，将成为一个横贯两千多年的主题。而且，所有的高贵和美好，也都将从这个主题中产生。 屈原为什么希望太阳不要过于急迫地西沉于崦嵫山？为什么担忧杜鹃啼鸣？为什么宣告要上下而求索？为什么发誓虽九死而未悔？因为一旦被嫉受诬，生命的时间和通道都被剥夺，他要竭尽最后一点力量争取。他的别离和不忍，也都与此有关。屈原的这个精神程序，已被此后的中国文化史千万次地重复，尽管往往重复得很不精彩。 从屈原开始，中国文学摆开了两重意象的近距离对垒。一边是嫉妒、谣诼、党人、群小、犬豕、贪婪、溷浊、流俗、粪壤、萧艾，另一边是美人、幽兰、秋菊、清白、中正、求索、飞腾、修能、昆仑、凤凰。这种对垒，有写实，更是象征，诗人就生存在两边中间，因此总是在磨难中追求，又在追求中磨难。诗人本来当然想置身在美人、幽兰一边，但另一边总是奋力地拉扯他，使他不得不终生处于挣扎之中。 屈原的挣扎启示后代读者，常人都有物质上的挣扎和生理上的挣扎，但诗人的挣扎不在那里。屈原的挣扎更告诉中国文学，何谓挣扎中的高贵，何谓高贵中的挣扎。 屈原的高贵由内至外无所不在，但它的起点却是承担了使命之后的痛苦。由痛苦直接酿造高贵似乎不可思议，屈原提供了最早的范本。 屈原不像诸子百家那样总是表现出大道在心，平静从容，不惊不诧。相反，他有那么多的惊诧，那么多的无奈，那么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随着那么多的眼泪和叹息。他对幽兰变成萧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为什么美人总是难见，明君总是不醒。他更惊叹众人为何那么喜欢谣言，又那么冷落贤良……总之，他有太多的疑问，太多的困惑。他曾写过著名的《 天问 》，其实心中埋藏着更多的《 世问 》和《 人问 》。他是一个询问者，而不是解答者，这也是他与诸子百家的重大区别。 而且，与诸子百家的主动流浪不同，屈原还开启了一种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无限的文采，于是也就掀开了中国的贬官文化史。 由此可见，屈原为诗作了某种定位，为文学作了某种定位，也为诗人和文人作了某种定位。 但是恕我直言，这位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屈原，两千多年来依然寂寞。虽然有很多模仿者，却总是难得其神。有些文人在经历和精神上与他有局部相遇，却终究又失之交臂。至于他所开创的自我形态、分裂形态、挣扎形态、高贵形态和询问形态，在中国文学中更是大半失落。 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回避的沉重课题，在这篇文章中也来不及详述。我只能借取屈原《 招魂 》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短句，来暂时结束今天的话题—— 魂兮归来！

何其芳：《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秀动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屈子行吟图[2]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屈原》创作于1942年1月。写屈原一生的悲剧故事，爱国力量与妥协投降派的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集中主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蒋介石则加紧反共，大搞分裂，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时，在国统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整个国统区成了令人窒息的铁罐头。 面对黑暗如漆的现实，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郭沫若便以历史剧为投枪，借古喻今，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有意识地“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并说：“我是有意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的时代。”屈原是战国时代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忘我的斗争精神是他的性格特点。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衷心地希望楚国能强盛起来，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 “然其主昏庸，竟至赍恨灭性（性命）。（见《载敬堂集》） 二千三百多年后的诗人陈志岁，对此无比感叹，其《屈原》诗曰：“浩气干霄汉，沉湘忠侫分。才堪佐明主，无计事昏君。”（摘自《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 历史剧《屈原》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形象。他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民族的无穷力量，也展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和战斗的革命风格。

一、历史上关于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争议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怀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二、我的看法：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影响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