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于坚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苍茫天空下 雪白一色 大地失去了脚印 人类为假象迷惑 又开始出门行走 每个人都以为 自己的脚印 独一无二 冬天的自负 —— 于 坚 于坚，20岁开始写作，持续四十年。“第三代诗歌”代表性人物。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持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夏天谈诗》 无法定义什么是诗。 但是看到的话，我可以指出来． 有重的诗，有轻微的诗。有些分行虽然直白简单，修辞贫乏，但它还是有诗意。比如寒 山、比如某些废话诗、口水诗。这些诗虽然轻微，但依然是善意的。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就是假话，它们无论如何分行、造句肯定不是。鲜矣仁。《易经》说，修辞立其诚。不诚实，就是假话，不仁。 但诗也不是所谓”真话“。或者用个宗教性的词：拯救。将语言从不再生生的陈词滥调中拯救出来，复活语言。海德格尔说，日常语言是用罄的诗，因为那是麻木不仁的陈词滥调。 口水话也会有诗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为菜市场上卖菜的妇人的一 句话而感动，这句话有感觉。 有感觉，诗的最低辨识度。有感觉，就是仁。仁必生生。没感觉，就是生死。  诗写成毫无感觉的分行论文 模仿翻译体，是今天的风气，古代叫做味同嚼蜡，不仁。 当然，百花齐放，你可以无德，只是玩修辞难度的游戏。但是就写作这种“游于艺”来说，编诳闹卯、现编（都是昆明方言，假话之意）太便宜了，太容易了，太短平快了，让人小看。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写作是最高最难的写作。写作最伟大的魅力在此，非它。这才是真正的“难度”。 非诗，不是因为修辞手法的高明或不高明，隐喻的复杂诡异或者白开水般的明了，而是：鲜矣仁。 仁不是一般所谓的“有意义”“高尚”“正确”  仁者人也。诗指出仁之所在。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因为这是文明过程中阅读经验指出的诗。“不学诗，无以言”，我从不怀疑。这个经验可以扩大到对更多的诗(不仅是律诗）的指认。比如荷马、迪金森、艾略特、弗洛斯特、毕肖普、奥登、拉金、希尼、庞德、爱尔兰的R．托马斯、布考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布罗茨基的某几首、白银派的某几首、艾青的某几首，保罗﹒策兰、加里·斯奈徳、普拉斯……的某几首，还可以指出更多，比如松尾芭蕉、谷川俊太郎。 我是根据唐诗和宋词指认的。那些伟大的中国选本是“何谓诗”的指南针。  诗有梦的氛围，但梦呓并不是诗。  “子不语怪力乱神”，怪力乱神是非诗的，极端的，功利主义的。极端的东西都是观念、意识形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就是诗人。允阙执中者。 最高的诗，最难的诗在中道上，而不是走极端。“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尽美矣，又尽善矣。” 先锋不是极端。而是从极端回到中道。李白：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这就是先锋，先锋是诗从陈词滥调重返大雅的语言运动。 雅这个词，今天被赋予了俗不可耐的含义，似乎就是没有了身体，就去雅。所以高雅之人就是没有生命力，没有身体的做作之人。这不是雅。 看看雅的本义：《说文解字》：雅，楚乌也。这是一个黑暗的、扑腾不已的鸟啊。一个身体呵。 雅者，古正也。《白虎通 • 礼乐》正，是也。是就是存在。身体的存在，就是雅。雅是身体，生命的语言解放、释放。文明，以文照亮生命的无名的动物性黑暗，就是雅。 又尽美矣，又尽善矣。美在第一。善的意思并不是“意义”，意义非此即彼，此起彼伏，今是昨非， 善是美的表现，没有善的动力，世界早就毁灭了。 美穿越时间，善依美而改善。善的标准是“生生。”“生生之谓易”。 语言必止于至善。汉语的这个古老方向是对的，否则汉语早就灭亡了。汉语的伟大在于它可以一再战胜各时代的恶，暴力。就是武力取胜的康熙也以写诗为荣。 是之谓：“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 美不是意义。美是有的敌人，但美也不是不存在。存在，不是物，无法量化。存在，以无感动着有。生生之谓易，有无相生。  现代诗不是在酒后写的。“斗酒诗百”依赖于形式的固化，混成诗人也更容易，例如清代那些。家要有一部份无用的东西才好在。比如一书架永远不看的书。▎ 便条集：立 冬 立冬了 哲学也开始活跃 怎么对付那场雪 北方露出柏拉图之额 南方让垂柳走开 小偷在天空下跑 穿着黑球鞋 白大衣 我翻出去年穿过的 旧毛衣 伸头就套  小掉了 像是紧箍咒 微信里有人传来了照片 他们那边在下雪 哦 不知道说什么好 嗯 雪到时就得下  大地的裁判员发出命令 大道白茫茫 北方拔腿就跑 但是在云南 雪才不下 一点都不下 蓝天白云懒洋洋 地方的傲慢 如果下雪的时候 不出门会如何 天不会塌下来 雪总是要停的 钢琴家被埋在大雪下面 十个指头都不见了  大地安静时 一列火车疾驰在京广线 将铁轨擦得干干净净 一条河的左岸露出了勒骨 苍茫天空下雪白一色 大地失去了脚印 人类为假象迷惑 又开始出门行走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脚印独一无二 冬天的自负 2021，11▎ 玩纸牌者 ——为塞尚做注 那年我不上班在中学后面的仓库里玩着 扑克黑手 每支五个指头 淡蓝色的指甲 抠着牌 叠个小小的角 总是心跳 学校 包围着我们的灰桌子 光明老师 正在教室里 点着名 诽谤黑暗的落水者好学生都不赌  穿着臭袜子 蓝衬衣我们的教材没有教务处  病急乱投医只有牌局能够拯救因分文不名 而不动声色脸孔塞在一副自制的面具后面  莫测高深真假难辩这就是人生每个淡黄 色的穷光蛋都敢出牌佯装抢到了一大包钱的 绿林好汉每张 都像死神那般铁青 熬夜后 牙齿变软舌头干掉睾丸硬化眼睛看不清 局面十米开外有个球场裁判是一个与女生 秘密上床的坏蛋那么英俊那么结实那么 笔直那么信誓旦旦他赌她永远不会说出着 牌喝着茶揩着输掉的汗抽着阴谋烟卷 摸到纸就要下手（大小是5. 7×）抚摸它  琢磨它干掉它处女们如何成为荡妇这是 亘古最神秘的一局一对黑桃 四朵梅花  21点可不是小数目红桃A是一颗始乱终弃 的心Q 我们这里叫它姑姑 色迷迷 方块9 是个阴谋 沉默不语 到底是9还是6 世界 的大牌叫做鬼 洗手间空着他怎么不玩了  马桶是个作弊的好地方她们口是心非地玩 我们诡计多端地玩爱过也失去过恨得咬牙 又和好重新洗牌后一辆汽车在屋外亮着前灯 就像蹲在战壕里的送死鬼 通过这些善良  如胶似漆大家走向一贫如洗的情义钱都到哪里 去了无人关心充实之谓美 哦 已经午夜三点 逝者如斯夫这里没有虚无的流水可不在乎赢 跟着春天的炮竹声 肝胆相照 世故 狡猾 成熟 轻率拒绝正派 出着一手下流的臭牌那棵树 又点燃了梅花青春逝去临死还在打破裂总是 来自厨房里卖早点的小贩在街口支起炉子将 崭新的面团再次投进翻滚着的菜籽油向死而生  我们日日夜夜在上面漂着努力要成为不沉的油条 飞机声有时响起在远处 火车衔着龙驶向远方 那时候是二十世纪也是十九世纪我们一心一意 玩着扑克直到天亮太阳升起时感到困乏让 亲爱的家长失望了我们没有战胜时代熬过了 一大把时间和它可恶的无聊塞尚呵那个埃克斯 的老画师终于画下了我们 他把铺着报纸的桌子 画成土红色 玩牌者画成土豆色帽子画成了深褐 色纸牌 一张画成死白色一张画成暗绿色 最后一张他画了青色小鬼“他在色彩光线感觉 与形体之间在向深度空间展现图像与颜色的平面 配制之间遇到了麻烦”   2020，10，3 此诗作于1995年3月17日，贾樟柯在纪录片《直到海水变蓝》中引用了几句。这是全文。▎ 想象中的锄地者 锋利的锄头犹如春天被大地的边沿磨过的光芒 这个象征是错误的什么是春天的光芒 请指出来 河流的肤色还是树皮上的露水或者是一匹母马 平行于河岸的脊背？羊群毛尖上的亮色或者磨坊 被风吹开时暴露的干草？是苹果树某一位置的叶子 或者来自天空乌鸦旋转时的角度唯一的来自金属 的光芒被这个农民的手高举四十岁的农民他的锄头 二十五年前购自供销社在秋天麦子丰收的地点 把残余的麦根挖掉种土豆和南瓜劳动使他高于地面 但工具比他更高高举着锄头犹如高举着劳动的旗帜 又是象征的陷井谁能接着对一把锄头使用飘扬？ 下一个动作必须向地面坠落锄头才能更深地切开坚土 他的动作必须对故乡的传统负责当兔子从他的胯间奔过 锄头恰好栽进地中他锄的不是大地那是一个更辽阔的概念 他的土地是小的两亩半在村子西头马过河的岸上 有着核桃树和石榴树的那块他的土地在去年叫做麦地 今年变换称呼要与粮食吻合春天的正午我想象一个农民 在距我六十公里的郊区锄地作为我想象中的春天的核心 是一把锋利的锄头我已坠入陷井我没有想到的是 当兔子跑过他的土地的时候爪子带走了好些新土 那是春天的另一个核心我却没有表达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七日▎ “乌有的秘色”  在遥远白昼里的一日 1963年或更晚  母亲在明德中学教书 数学教师 课后  换上粉绿色连衣裙 站在院子里的枇杷树下  用一个木盆沐浴 古老的时间浴缸还没有 到来水井周边湿透 父亲不知去向 天空里  白云纷纷解散 微笑着她即将抛弃一切  变回前世那只透明的猫 就要满九岁了  我被作业激怒 天天想哭“圆有无数条 半径 无数条直径所有半径都相等 所有 直径也都相等” 那时水井正在一个满月里 等着八月的月亮出生 外祖母坐在阴影中  说出了一个悬念 那树身上藏着枇杷鬼  它吃掉了逃学的星星 所以牙齿是黄的  你可以找个梯子爬上去摘它那时有个叫 巴尔蒂斯的画家在画着“乌有的秘色”  我们两家毗邻  2021，9 ▎ 少管所  从前西山脚下有一个少儿管教所  铁门紧闭旁边是釆石场和灰色湖泊 一条鲤鱼在下沉的黑板上训练自己  最初的自渎者都是纯洁的他们将自己 改造成一根美而急促的闪电积攒着 阴郁以迎接将来的明媚山体的爆炸声 一次次击穿悬崖绝壁巨石滚下来 公共教室坚固无比冷静如法院操练 睡觉吃饭如厕悄悄地说着家乡话 里面发生过什么自古无人道及少年中 没有作家也看不见守卫有时候我骑着 单车从绷着铁丝网的锈砖下经过听见 乌鸦的叫声来自地下那时它是最 响亮的仿佛黑暗自己会择时醒来 住在附近日日抵抗着诱惑青春 总是支持邪恶那时我也是二十对犯罪 怀着隐秘的好感那是一个英俊的 服刑集团有时候一个旧蓝球会跃出 围墙迅即掉下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中央 蹦起来再蹦起来直到发现一条阴沟 就坚决地滚进去不见了 2021，10 ▎ 世界酒瓶颂 那个空掉的马爹利瓶子那个空掉的伏特加 瓶子那个空掉的苦艾酒瓶子那个空掉的 朗姆酒瓶子那个空掉的人头马瓶子那个 空掉的威士忌瓶子那个空掉的轩尼诗瓶子 那个空掉的路易十三瓶子那个空掉的波尔多 瓶子那个空掉的竹叶青瓶子那个空掉的 白兰地瓶子那个被明月喝光了的葡萄酒瓶 都是玻璃做的饮酒者睡着时瓶子倒下 易碎品在诸神的国度闪着翡翠之光 2021▎ 棕皮手记：荒野无字 荒野无字  空白的书页展向四方！  我在雪地上邂逅鹿的蹄印。  语言，而无字。 这是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的一首诗。  语言是有声音的。语言要说出来写出来才算。发言就是发声。就是“无言”，也得说出“无言”。动物就是无言。道可道，非常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动物也有道，但是没有非常道。非常道就是“文明”文明，以文明之。”焕乎，其有文章！”（论语） 文，就是将不可见、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记录下来，模仿它，将它的力量通过文转移到人自身。印度最近出现了“瘟疫女神”，印度人将不可战胜的灾难面具化，偶像化，仪式化以阻止它。中国是通过文字。文字具有神力，“子不语怪力乱神”，“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不学诗，无以言。”“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歌德有一次说“呵，伟大的文王”。他知道文的厉害。文王，中国独有。希腊人有许多”智王”。文字的诞生乃是世界历史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天雨粟，鬼夜哭。” 五四以降，失败的文人将中国之灾难开罪于文。灭文运动。但是失败了，我们依然存在于汉字中。字不仅是记录声音（有） 也记录意义（无）。字是天人合一、有无相生的载体，构件，就像一个建筑物，里面住着声音和它的意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即存在。拼音是声音的记录。拼音不是字。发音，然后所指。有个先后，能指和所指不是一体。虽然索绪尔说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还是有先后，先翻到这一面，声音，再翻另一面，意义。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建筑物。形音义是一个体，没有先后。小时候老师教识字，要书空，书空就是盖字的房子。念着，写着，缺一不可。这导致了东西方不同的语言之路，也就是存在。 “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不是空话，就是住在拼音中，还是住在文字中。语言只在此在中显身。拼音或字。鹿是语言，需要人说出来。否者这个鹿就不存在。是的。看见，听见过很多，都消失了，忘记了。没有记下。结绳记事。一直如此。只是结的方式变化了。记事不变。无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都在记事。只是记法不同。也可以说，写作其实就是对记忆（看见，感受，情绪）的记录。记忆保存的不仅是事件，也是感觉、情绪。“言之不文，传之不远”，陆游说。传之不远的文，就是时文。 套用布罗代尔的概念，历史有长时段（永恒），中时段（时代）短时段（当下）文字是长时段的，时代和当下生产时文。时文有待时间的容忍。这个事件：我在雪地上邂逅鹿的蹄印。如果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没有记下，它就不存在，也许它发生过，也许它只是托马斯的虚构。无论如何，被记下了。托马斯是个神，他开天辟地记下：荒野无字 空白的书页展向四方！我在雪地上邂逅鹿的蹄印。语言，而无字。这些字像大地一样——那可以留下鹿蹄的地方，不能再磨灭。哪怕环顾四周，并无雪地，也没有鹿。这是夏天，一场雨即将到来，天阴，无字。享受生命中难以取代的平和时刻 摄影师 Arnaud Bathiard                                                                                           【 小酒馆诗人】                                                             独立 自由 兼爱 公义 深情 容错 人文

方言怎么了~?方言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

方言与中国现代文学初论【内容提要】 普通话写作建构了现代文学的特定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方言作为规范之外的文学话语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从非意识形态的、经验的、生命的角度与世界对话，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随着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方言可能终将会蜕变为民族“共语”而不是“独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及20世纪50年代普通话的确立，使汉语的现代化写作被纳入特定的轨道，同时也反射出言说方式与汉语写作可能性的彼此限定又互相丰富的联系。方言作为此种规范之外的话语形式和文学语言资源，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以语言的自由态势对逻辑语法权势及各种语言定规以冲击，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同时它作为人类最鲜活最本己的声音，是对遮蔽存在本真的所谓“文明之音”的解蔽。以方言为语言形式，无疑是文学倾听大地、回到本原的一条便捷之径。 一 海德格尔把“因地而异的说话方式称为方言”①。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已有众多学者作家对此有明确认识，如胡适就认为它是最自然的语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②；刘半农认为它有“地域的神味”③，张爱玲认为它有“语气的神韵”④。但这些都仅是从方言的外部特质来说的，就其本质而言，方言不加修饰，最接近人类存在之本真。经由政治、伦理、逻辑、技术严密修整过的书面语，即所谓的“文明”“文化”之音，容易造成对生存本真的遮蔽，而方言作为自然之声音，是解构“文明之音”的赤裸之声，它与地域、时间、人贯通于一。 方言是人类直接面对大地、山川的语言。在德语中，表示方言的词是mundarden，字面意思是“口型”，而口以及我们整个的有机体，都联系着大地，方言是来自大地的自然原始之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方言中各各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就是大地。而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与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靠性。”⑤大地、地母是西方哲学中常见的意象，大地的语言就是生存的语言，是自然涌现的语言，是呈现存在本身的语言，是对技术架构的批判语言，是对于一切非存在的消解，对一切非本真的解蔽。方言是地域、大地上开出的口之花朵，方言的大地之音让世界显现，并随之生长而互相协调。方言还是终有一死者的人的生命与大地的自然联系，地域以方言直达人的血脉灵魂之中，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以方言为文学语言形式，地域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再是普通话文学中的背景要素，而是决定性的因子。它以一种强大的地域文化力量影响着文学的主题和灵魂，决定着文学的讲述方式、叙述腔调，它全面渗透到人物的行为、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中，它召唤出形象、思想、氛围与色调，是使一切生长并丰富起来的催化剂。反过来，地域如果不以方言的形式呈现，它的形色声音就要逊色许多。因而可以说，地域及方言共同携带着一个文学主题，如川籍作家沙汀用四川方言展现四川西北情状而一举成名。老舍也主要以北京方言描述老北平风貌，而当他写一个年轻女人的内心独白如《月牙儿》时，他就不好再使用北京方言而运用普通话。 一方面，地域通过方言说话，地域在语言里传达自身，呈现风土人情；另一方面，方言诉说着土地、地方，而且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地域在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空间意义的组合，它带有鲜明的历史时间意义。这里的时间具备双重指向性。首先是一种即时性时间，是人物、社会、民族在其中浸沉、在其中变易的时间。方言是如此紧密地与人群之口相联，而人群之口归属于大地的流动和生长，因而方言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即时性、当下性的特点。研究者往往可以借助小说中的方言，来考证作者的地域和年代，如《金瓶梅》。又如在沙汀小说中，大量特殊的方言词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定社会的产物。其次，方言又与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根生即原生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言联系着人古老的传统性以及当下时代的遥远历史，在方言的深处沉淀着时间，居留不前的时间。正如海德格尔所宣称，真实的时间乃是曾在者之到达，曾在者并不是过去之物，而是本质现身者的聚集。人类对世界的原初体验、认识通达无数时光经由方言而至，更能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记录了方言的这种特征，如马桥方言中的“醒”指的是“蠢”，而“醒”字源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举世独醒的屈原作为楚的忠臣，却在曾被楚国无情杀戮的汩罗江地区投水自杀，他是“醒者”还是“觉者”?当地人的智慧创造了这个独特的“醒”的含义，并延用至今。可见由于方言语词在不同时间中的重叠和延用，地域封闭性的沉静不变，人类便仿似在时间和历史中占有了一种无限度延续的影子，而这正是沉潜着的人性，由地域文化和历史所书写出的所谓民族根性就沉淀在语言和时间之中。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标志着意识形态统一的普通话使人生活在按标准秩序严格编码的符号世界中，具有某种抽象性和一般性。方言以其对语言规范的破坏彰显人的本真自由，恢复人的生存常态；方言作为日常语言形式，呈现出语言的多种可能性和极其多样性，它与人类日常感性的或经验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因而能表达人的具体性、自然性及个体性。最经常被引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话是：想象一种语言就等于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方言正是以特定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具体的人的存在，而认识人类正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的。在方言文学中，人物不仅没有失掉普遍意义，而且能长久地刻在读者的心扉。譬如提起《海上花列传》，我们就会想起那些持着吴侬软语、能言善辩的上海倌人如沈小红、黄翠凤、周双珠、周双玉；提起老舍会令我们想到京腔京韵的落魄旗人和下层百姓，如《正红旗下》的大姐婆婆、二哥福海；而提到沙汀则令人想起那些操着川腔辣语，开着粗鲁的玩笑，隐身于社会阴暗角落的小人物如丁跛公、龚老法团等。 二 我国在周代就出现了方言的概念，即“殊方异语”。西周的金文铜器铭辞是我国最早的正式的文学语言，周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周以王畿一带方言为标准，确定“雅言”，其铭辞作为官方史录用的是“雅言”。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中开始有方言词汇的出现，但并不多，主要还是以北方周秦洛通语为主，如《诗经》和《楚辞》。秦代形成文言文，以秦小篆和秦语词汇来取代六国的东土文字和各地方言，做到了书面语的统一，文学语言就开始与口语分开。今《史记》载李斯的《谏逐客书》和《上二世书》，以及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都是当时文言文的范例，当时的方言作品却很少记载和留存。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是用当时越地方言所唱的民歌，可能是最早的方言作品，但已有论者指出《越人歌》也可能是非汉民族语言，并不是方言。随着唐宋变文、说唱、平话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方言于明清之际开始大量进入文学创作中，如《醒世姻缘传》用了鲁东方言，《水浒传》、《金瓶梅》人物对话杂用山东方言，《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分别有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红楼梦》则主要是下江官话（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综合，《何典》、《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大量运用吴语方言和民间谣谚。清末还产生了方言《圣经》以及方言白话报。 明清白话小说多用方言土语这个传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随着传统文学形式的取消而中断了，经过欧化改革的白话和以北方方言为主的语言共同体的确立，使文学语言形式有了一种共同的标准。这种标准一方面给文学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压抑了文学语言的创造与生长。虽然新文学伊始，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言文一致”的文学语言观也从理论上着重于民间口语的发掘，胡适因注意到黄遵宪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而竭力想提倡方言文学，要求作家在使用白话时不避俗字俗语，充分采纳各地的土话以及大胆的方言化，周作人1923年提出“乡土艺术”也倡导把土气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但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实际创作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以方言为语言形式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方言俗语只是点缀式的出现在部分乡土小说的对话语言中。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方言从古代文学中的自然使用到新文学有意识地提倡，它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特殊审美性和合理性已得到充分的理论铺垫，方言写作成为正式的书写方式得到认可。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仅作为一种语言形态与写作策略，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被强调的。这种理论倡导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得到呼应，并在中国文坛烙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它是以老北京方言、四川方言文学为代表的，其成就卓著的作家有老舍、沙汀、李人等。这些作家对方言的运用不再是原声原字不加修改的记录如《海上花列传》中的吴地方言，令外地读者一筹莫展，也不是新文学伊始为增添小说乡土气息或增强人物乡土性的语言点缀；而是以方言来思维并贯穿整个文学叙事结构，方言经过书面语的加工却又不失原味，保留了方言原有的语法规则和思维逻辑，收拢地域的声色气味化为某种独特的“腔调”，成为不单单是字词语法排列的特定方言模式。这一文学样式成果显著，有《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淘金记》、《死水微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种成绩的鼓舞下，各地方言创作不断得到提倡。如1947年华南地区兴起方言文学运动，1948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方言文学研究会，次年模仿“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样式发起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与推广的运动，并发表了一些粤语小说及诗歌、杂文。此时方言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茅盾、郭沫若等人空前强调，方言上升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⑥。 建国后文坛以方言入文者不乏其人，较著名的有京味文学的后继者邓友梅、刘绍棠、王朔，及带有山西方言的赵树理。方言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一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寻出几个方言词汇来。但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以方言来思维，以方言来作为文学作品特定“腔调”的作家作品却愈来愈不多见。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大都将方言作为一种寻根的语言和文化的语言，他们对大众语包括方言土语的运用有这样的自觉，即“试图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到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⑦。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文化品格的内涵上下功夫，却很少能从语言本身着手，将一种语言深入骨髓并自由地表达出来。一直致力于发掘民族性和民间精神的莫言、贾平凹等声称能将所谓的民间“声音”与现代形式相结合，如莫言自称《檀香刑》采用秦地“猫腔”的形式，颠覆了“五四”对民间话本小说、戏曲语言的拒绝，但实际上《檀香刑》在语言内容上都不能表达“猫腔”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郜元宝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檀香刑》刻意依赖一种非欧化非启蒙的语言，以牺牲文字来简单化的模仿所谓的“民间声音”，因而它所标榜的“民间气息”和“纯粹中国风格”是有某种误区的⑧。贾平凹的《秦腔》也同样如此。相比较而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出色地转化了传统方言小说的形式，方言成为韩少功进入个体内心世界和讲解社会变迁图景的维度，通过对湖南马桥方言的阐释，透射出语言、历史、人的一体化。诗人于坚也曾撰文提倡口语或方言写作，他认为当代诗歌分为两个向度即普通话写作和受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只有后者才能够真正实现陈独秀的“三推倒三建设”的主张和胡适的文学“八议”，以方言为血脉的口语复苏了以普通话为中心的现代汉语与传统相连接的灵活性、人间性及个体性，恢复了汉语与日常事物的本真联系，使文学作为特殊的语言艺术具有自在的本体地位。但这种真知灼见在时下文坛由于种种因素难以得到呼应⑨。三 《圣经?创世纪》讲述道：挪亚的后代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支系，他们决定在巴比伦建一座通天塔，因为语言、口音相通所以进展很快。但上帝认为语言一致使人类有了接近自己的狂妄，于是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人类因而分裂成不同的部族，通天塔因为纷争而停止。巴比伦在希伯来语中即“变乱”的意思。这个故事似乎昭示了某种潜在的寓意，即作为一种言语动物，人本身的宿命是具有各各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乎这样才是人和语言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方言正是以其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力捍卫着文学语言的某种独特性和个体性。如果说普通话创作能体现文学的公共性、广泛性及流通性，那么方言创作则倾向于文学创作的独特个性（包括区域个性、文化个性、主题个性、形象个性、思维及行为个性等）。方言的“私密性”令特定地域的人对之感到亲切与甜蜜，将之应用得丰韵传神，对此外的人群而言，又会带来陌生的惊喜和意外的生动。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方言作为语言形式与文学的现代性意义背道而驰。现代文学是要体现人性的永恒，表达人生的抽象意义，而方言所要提倡与强调的正是人生的特定性、民族性。这似乎表明方言也具有某种局限性，例如它在增加文本意蕴及鲜活性的同时，限制了文本的现代性内涵。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殊途同归，因为文学的最终本质就是以其个体性和不可复制性来实现恒久性目的。因而方言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学语言形式，是文学个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体现。 在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整合性文化的趋势中，这种极端个性化、民族化的方言创作如果不刻意为之，就有渐趋消亡的威胁。方言在一定历史时间内是不会消亡的，方言作为一种对话语也会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为增强其生动及生活性会常常采用方言），但整体性的方言叙述在现在看来，是有生产的危机。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文化和文学逐渐走向一种一体化的大同世界。从“五四”至今的中国现代语文运动，目的就是要创造和规范一种“普遍的民族共同语”，文言和方言土语都是要被超越的对象，所谓的“言文一致”的语言乌托邦最终只是以建立欧化普通语的主体地位了事。同时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形式的纯粹意义在文学理论界从未被真正理解过，它受到意识形态的理论包装，承载了较多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建国以来，普通话的强制推广，无形中又挤压了方言的话语空间。胡适曾指出：“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⑩但事实恰恰相反，目前吴语文学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打击。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上海方言的广播、电影电视、话剧、歌曲磁带一度也不获允许，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遭受这种待遇的方言还有很多。这种人为的强制措施必然使方言文学和地方文化同时萎缩。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也使方言以及整个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地界的消失及民族国家单一性和完整性的丧失、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以及超空间的团体如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一个消除差异性、个体性和民族性的“地球村”在逐渐形成，这对于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扎根于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的方言创作有着极大的威胁。但一个引人惊奇的现象是：在方言文学衰落的同时，方言艺术如方言影视、小品、戏曲说唱之类却频频出现，例如赵本山的方言小品和影视的流行几乎使得东北话成为一种时髦。这一方面证实了方言能表达地域和人物的神韵，另一方面在文化商业大潮中对方言的浅尝辄止的运用某种程度上也使方言艺术成为一种噱头，使之因为陌生化、乡土化而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互相嘲讽而增添了某种喜剧化效果，方言因为“奇货可居”而成为卖点。 除开外界的冲击和影响，方言文学自身也面临着操作的困难和创作者自身条件的不足。如何以一种“乡气”、“土气”的方言形式来达到文学性的审美效果，如何将随意性较强的方言转化成一种有序的文学形式，如何将不具备广泛流传性的地方语言转化为大众都能读懂的文学语言，需要的是一种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在方言的个性与文学的流通性和审美普泛性之间，会产生一个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悖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皖籍作家吴组缃就在《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一文中列举了方言作为文学语言的诸多困难。同时，经过严格的普通话教育和熏染的个人，已经离方言的故乡很遥远了。方言的气息、韵味对所有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因而在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深味某一种方言的内蕴并出色地表达出来，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一般来说，文学语言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无论语言风格还是遣词造句，文学语言都可以被成批地“仿制”与借鉴，但方言却较难复制。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使外省人几难卒读，张爱玲将书中苏白全部译成普通话，却使小说韵味尽失，台湾导演侯孝贤根据译本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但他还是不得不让所有演员都说苏白，以呈现原著的原味。 可以说，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在飞速前行的时代列车面前，方言最终将蜕变为一个时代的“共语”，而不是“独语”，时下的方言创作与理论研究也正是在这种趋势的压迫下处于一种极度匮乏的状态。卡夫卡曾无比忧心地说过：“建造巴比伦之塔，但不爬上去， 那么也许会得到允许的。”11具有无穷欲望的人类能否做得到这一点，却是个大大的疑问，因而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在将来能否存在，也就成了一个真问题。 注释： ①⑤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99、20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版。 ②⑩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半农杂文》，第15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④张爱玲：《〈国语海上花列传〉译者识》，《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⑥见茅盾：《杂谈方言文学》，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转引自静闻《方言文学运动的新阶段》，《方言文学》，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年版。 ⑦王安忆：《我读我看?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郜元宝、葛红兵：《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大家》2002年第4期。 ⑨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集卷5?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卡夫卡：《箴言——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卡夫卡文集3》，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