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低生育率的文献论文

解决超低生育率问题应该鼓励生育，走“生育福利化”的道路，让多生多育成为“家庭福利”而不是“家庭负担”，低生育率才能回升。一般认为，生育主要是一种经济行为，父母和家庭会预估生育的成本与效用、风险与保障的关系，然后作出理性选择。国家和政府要从树立生育信心、减轻生育负担和规避生育风险几个方面来鼓励生育。首先，树立生育信心。政府需要传递这样积极的信号：生儿育女有任何困难，背后都有可靠可信的中国力量在支持，从而化解父母的焦虑情绪和家庭的心理压力。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从孩子的孕育抚养到孩子成长，从入托上学和医疗保障，需要有一整套完备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来提供强有力的福利支持。其次，减轻生育负担。主要是要打通家庭经济负担和养育成本社会化的渠道。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比较缺乏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和家庭福利政策真金白银的实质性支持，既缺位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也没有相关的主管部门。在国家人口计生委综合改革时，我们曾经提出过转型为“人口家庭委”的设想。在认识上，“鼓励生育”还没有上升为国家新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治理理念，要破除的第一道障碍就是全面开放生育。再次，规避生育风险。家庭范畴里的诸多生育风险或许国家难以干预，但在社会范围里是可以也是应该有所作为的。譬如，提高安全分娩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

学术是运用已有的经验和理论进行综合归纳、推理的过程。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不孕不育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女性流产与不孕不育的关系分析

[摘要] 目的：探讨流产对不孕不育的影响，分析两者关系。方法：从本站2002年10月～2010年10月收治的不孕患者中选择有人工流产或药物流产史的患者240例，对患者阴道分泌物进行细菌检测及血清抗精子抗体和抗子宫内膜抗体检测。结果：本组有流产史不孕患者240例，占全部不孕患者的，有流产史不孕患者中检出病原茵感染者占(140/240)，并且病原菌符合感染率明显高于单一感染率;真菌感染率最高，其次依次为支原体、衣原体、滴虫。本组患者中抗精子抗体阳性者占(84/240)，抗子宫内膜抗体阳性者占(104/240)。结论：流产引起的女性不孕比例较高，其中流产后感染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加强青年健康知识教育的同时，尤其要注意流产后的防护及感染的预防和及时治疗。

[关键词] 人工流产;药物流产;女性;不孕不育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4-4721(2011)07(b)-158-02

因女性原因导致的不孕称不孕症，虽能受孕但因种种原因导致流产而不能获得存活婴儿的称为不育症。 世界卫生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调查结果显示发达国家约有5%～8%的夫妇受到不孕症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一些地区不孕症的患病率可高达30%[1]。并且近年来不断增多，不孕不育发生可能与晚婚晚育、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等相关，有调查显示在不孕不育女性患者中，继发性不孕不育患者多数有人工流产或药物流产史。本文笔者收集本站240例有流产史不孕不育患者，探讨流产与不孕不育发生的关系，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2004年10月～2010年10月本站收治不孕不育女性患者960例，其中有人工流产或药物流产史患者240例，年龄21～32岁，平均岁，有药物流产史110例，有人工流产史92例，两种流产史均有者38例;流产1次140例，2次64例，2次以上36例。

方法

抗体检测全部患者采取静脉血留置血清，采用上海生物技公司的ELISA加酶标仪检测抗精子抗体和抗子宫内膜抗体。操作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感染菌检测取患者阴道分泌物或宫颈分泌物，接种于血琼脂平板、MCK平板，37℃浮箱过夜，根据菌落形态革兰染色，初步鉴定细菌种类，然后进一步确认。淋球菌(NG)感染可通过涂片中找到细胞内、外革兰阴性双球菌。沙眼衣原体(CT)感染者可用分泌物涂片后，甲醛固定，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CT抗原。解脲支原体(UU)通过直接接种于支原体培养液，变紫红色者可确诊。

2 结果

本组感染情况

笔者共检出140例患者有病原菌感染，占不孕患者的，其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病原菌感染患者较多占，见表1。

病原菌检出情况

本组共检出病原菌180株，其中真菌的感染最多，其次为支原体、衣原体。具体见表2

不孕不育患者抗体情况

见表3。

3 讨论

女性受孕过程中，正常的卵子和正常活动的精子能够在输卵管内相遇并结合为孕卵并被输送入子宫腔，并于子宫内膜着床。以上任一条件不正常，就能阻碍受孕，导致不孕症的发生。为患者带来较为严重的来自家庭伦理方面的社会压力，据统计全世界的不孕患者人数约为亿～亿。不孕症发病率的递增趋势可能与晚婚晚育、 人工流产 、性传播疾病等相关。

在导致不孕不育的各种原因中，流产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960例不孕不育患者中，有流产史患者240例，占。流产导致不孕不育的原因有：①首先女性流产后，休息不够，免疫力下降，大大增加了感染的机会，由于手术是在无法窥视的子宫内操作，从扩张子宫颈到僵硬，医疗器械重复进出宫腔清刮，对生殖系统均有伤害。可引发子宫内膜炎，炎性细胞不但可以杀害精子，也会造就血管及内膜分泌欠佳，这些因素均可引发未来不孕与流产[2]。②多次或过度刮宫引发宫腔粘连，拉扯孕卵着床。手术后进行不洁夫妻生活或护理不善引发上行化脓，造就附件卵巢四周粘连，或输卵管堵塞，四周肠管及大网膜粘连引发积液等，使精子无法进到输卵管壶腹部进行受精。③流产后易造就身体虚损，由于流产是生物、物理、化学综合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胞宫损伤，脏腑经络气血失调。身体茁壮者能自行调理恢复至常态，若保护不当则易患各种疾病从而致流产后不孕的现象发生。④药物流产简单易行，社会中使用较多，但是患者流产后不重视后期护理因素，导致感染和机体免疫应答发生，从而引起不孕。

其中，流产后感染是导致不孕不育的重要因素，本文240例有流产史的不孕不育患者中，140例合并感染，占。流产后感染的发生与人工流产的机械损伤造成炎症或药物流产后患者血流不尽、免疫下降导致细菌入侵有关。本组抗精子抗体阳性84例()，抗子宫内膜抗体阳性104例()，两者均阳性26例()，是除感染外导致不孕的又一重要原因。抗子宫内膜抗体阳性的产生是由于流产后子宫内膜碎片经输卵管流入腹腔，或通过巨噬细胞的吞噬和腹膜的直接吸收，使机体致敏，产生抗体体[3]。流产后抗精子抗体阳性可能是由于女性在生殖道的损伤或感染情况下进行性生活，会增加精子和子宫内膜抗原进入血液及与免疫活性细胞接触的机会，刺激女方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引起不孕[4]。

综上所述，人工流产或药物流产是导致女性不孕不育的重要因素，因此笔者建议女性平时应该注意性生活健康，尽量不选择流产，一旦进行流产术后，应注意休息，加强营养。保持外阴清洁，禁止过早性生活，导致急性子宫内膜炎、盆腔炎，从而继发不孕。

[参考文献]

[1]肖红梅,钟群,卢光�.不孕症相关因素及病因分析[J].国际病理科学与临床杂志,2007,27(2):103-107.

[2]单伟颖,杨坤宝,李青,等.不孕症患病相关因素的研究新进展[J].承德医学站学报,2010,27(2):206-208.

[3]窦蓉,孙晨光.抗子宫内膜抗体与子宫内膜异位症[J].现代检验医学杂志,2003,18(6):51.

[4]辛华,廖玎玲,余立群,等.人工流产后继发不孕患者抗精子抗体的检测[J].上海医学检验杂志,2002,17(5):297-298.

分析育龄人群不孕不育影响原因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导致育龄人群不孕不育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对2009年8月～2012 年2月在我县本站及12家医院收治的523对不孕不育夫妇进行临床检查、影像学检查等，调查其影响因素。结果 引导女方不孕的原发性因素有小子宫、幼稚子宫等;继发性因素有流产导致的输卵管被阻塞、输卵管不通畅等。男方不育因素有无精、少精及性功能障碍。结论 加强育龄人群的生殖保健教育，加强孕前优生优育的指导，及早发现影响孕育的因素，然后进行对症治疗，可以降低育龄夫妇不孕不育的发生率。

【关键词】不孕不育 原发 继发 影响因素

1. 前言

随着社会饮食谱和疾病谱的变迁，不孕不育症逐渐成为临床常见病症之一，给社会、家庭以及患者本人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根据一些离婚案例的调查显示，大约是因为不孕不育症造成的。一直以来，临床医学上都比较注重研究导致女性不孕的因素，而很少关注到夫妇双方的原因。本文主要针对我县近4年来到医院就诊的不孕不育夫妇进行相关影响因素调查，从而为我县开展生殖健康优质服务、降低不育不孕症的发生率提供临床依据。

2. 一般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8月～2012 年2月到我县本站及12家医院就诊523对不孕不育夫妇作为临床研究对象，病例均是参考《妇产科学》的诊断标准选入。女性年龄23～44岁，平均岁;男性～48岁，平均岁。不孕年限最短年，最长18年;疗程最短为3个月。

临床诊断方法

(1)女方：同样是询问病史和全面的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利用碘油造影和输卵管通液、检验输卵管的基本情况;并实施阴道B超检测、基础体温测量、宫颈粘液评分、早卵泡期测血清生殖激素以及宫腔容量测定等测定方法了解女方排卵、宫腔容量情况。

(2)男方：在详细询问病史之后，然后进行全身检查，实验室检查中抽取了男患者的精液样本，对进行了2次以上精液检测的男患者采用了WHO精液分析法，结果判断以WHO的检验手册为标准。

(3)免疫检测：抽取夫妇双方的血清、女方的宫颈粘液以及男性精液中的抗精子抗体，作性交后作精子穿透宫颈粘液试验。

3. 结果

基本情况

在本组研究的523对不孕不育症夫妇中，属于原发性的因素有345对，占总数的，其中53. 43%是女方原因，是男方原因，18. 01%原因不明(不知是男性原因、女性原因还是男女双方的原因)。继发性的因素178对，占总数的34. 03%，其中67. 42%是女方原因，是男方原因，17. 02%原因不明。

女性不孕因素

导致女性不孕的原因检查显示，原发性的输卵管堵塞154例()，继发性的输卵管堵塞45例()，原发性的排卵障碍87例()，继发性的排卵障碍16()，原发性的内异症45例()，继发性的内异症21()，宫腔容量偏小53例()和子宫发育不全12例()，这两者均是原发性的。

男性不育因素

本组男性病人中，诱因排名的先后依次为弱精症、少精症、免疫因素和男性副性腺的感染。原发性的精液异常(包括少精、弱精、畸形精或无精症等)54例，所占比例为;原发性的免疫学病因18例，占;继发性的精液异常32例，占，继发性的性腺感染与免疫学病因共9例，占。

4. 讨论

临床研究中，影响育龄人群不孕不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与女方有关，与男方也有关，同时也可能是夫妻双方的原因。总结归纳起来，可以分为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环境影响等。

男方因素

本组研究中，影响男性不育的因素主要有：精液异常、男性生殖器发育不全或者异常或者男性疾病，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外，社会环境、个性素质等也是主要的因素，例如在温度高场所工作、工作强度大、心理压力大以及从事一些化学毒品类职业的男人，很可能造成其不育。

女方因素

根据本组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女性不孕的因素主要有：排卵异常，例如经期不规律、少经、经期很长和痛经等;此外，原发性的子宫发育不全，例如子宫畸形、小子宫、幼稚子宫等;染色体异常;继发性的病因，例如宫颈炎症、宫外孕造成的输卵管切除或堵塞、人工流产次数多等。其中双侧的输卵管切除以及清宫造成的子宫破坏其不孕概率最高，同时也最难挽救。某些临床研究中指出，引起女性不孕的因素与个人身体素质及社会环境相关。例如工作中长期接触有毒物质、工作强度过大、文化程度、过度服用避孕药及年龄偏大等都会影响到女性患者患上不孕症。

降低育龄人群不孕不育发生率的措施

通过宣传，让育龄人群掌握更多的生育知识

尤其是对育龄人群进行优生优育的孕前准备指导、生育知识宣传等，这能有效提升育龄夫妻的优生优育水平，同时也通过生育文化的宣传，让育龄人群能够自觉地维护生殖器的健康、每年进行全身检查、尽量避免清宫手术、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等，而且知道哪些有毒物质会影响生育、哪些食物可以帮助生育，这样可将影响不孕不育的因素降到较低的水平。

加强生殖器的健康教育，降低不孕不育症的发病率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的女性和男性其不孕不育的原因都和生殖健康相关，所以，医疗服务机构要强化生殖健康教育，令广大育龄人群掌握更多的生殖健康知识，尽量规避不孕不育的关于生殖器的影响因素。

加强管理，为广大育龄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

经过调查，许多多年不孕不育的夫妇都不愿意去医院作详细的检查，本组523对病患中，在未完全确定为不孕不育症之前，有67对()夫妇并不是在生育门诊部求诊，大部分为女方进行妇科检查，认为是炎症影响，最终是经过医院详细的检查服务，确诊为不孕不育症。这表明，医院等医疗机构加强对育龄人群的就诊管理，设立对应的生育咨询科，而且完善检查体系，对存在疑虑的夫妇提供心理或具体的行为支持与优质服务，最终帮助不孕不育人员了解病情，早日就医，圆求子梦。

参考文献

[1] 肖红梅,钟群,卢光琇.不孕症相关因素及病因分析[J].国际病理科学与临床杂志. 2007(02).

[2] 邹向红,徐敏娟.赣州市不孕不育症病因及流行病学研究[J].赣南医学院学报. 2006(02).

[3] 杨菁,张燕.不孕症研究概况[J].国外医学.妇幼保健分册. 2005(04).

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经济因素分析论文

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接近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年平均增长，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学术界通常以总和生育率（TFR为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据郭志刚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间中国的TFR大体都在以下[1]，表明我国已经跨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计划生育主导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现在的TFR水平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可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固然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十几年中人口生育率呈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生育政策的要求。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的解释空间。国内对低生育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几类：从生育政策角度解释（包蕾萍，2009);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郭志刚，2008;陈卫、吴丽丽，2006>;从经济学角度做实证研究（罗艳丽，2003;徐安琪，2004;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大都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基本描述和分析，有的样本还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是没有引入收入变量。本文从家庭需求理论的角度，分析家庭收入、子女价格、子女效用等变量及其对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以期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的解释。

相关变量： 一个分析框架

1.收入

从消费角度而言，子女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可以为父母提供“效用”，并通过无差异曲线同其它商品提供的效用进行比较。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决定的消费者均衡点表示消费者在这个点的价格与数量达到了均衡，即消费者在预算条件下达到了最大效用。预算线受收入约束，随收入变化而左右移动，从而消费均衡点也相应移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收入增加时预算线向右平移，与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达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左移与水平更低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无数种收入水平可以得到无数个消费均衡点，连起来得到一条斜率为正的收入-消费曲线，它表明在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量与收入呈正方向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最近十年间翻了番以上，年均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幅超过农村，2010年达到19109元。收入增长理应引起子女需求量的相应上升，然而，收入影响子女需求数量的同时也影响子女质量，只有结合数量和质量才能更全面理解收入对子女需求的影响。这里有必要引入两个弹性概念：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前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生育子女数量的变化比率，后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的单位子女的支出额变化比率。收入的增加必定增加一般产品（劣质产品除外')的支出额，从长期来看收入的增加会增加用于子女的支出额。但通常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即增加的子女支出额中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如增加教育投入、改善生活条件等。这好比家庭收入提高后，人们更加在意商品质量而非消费数量。虽然至今还没有直接关于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笔者在这里用与教育有关的两个指标作为间接佐证。因为众所周知，教育是提高子女质量最重要的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教育投入也成为提高子女质量的最重要的支出之一。

第一个有关指标是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它揭示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率。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至2010年底，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增幅达147%。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家庭在每位子女高等教育上的支出急剧攀升，然而在此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率却大幅上升，说明家庭的教育消费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比，揭示家庭教育支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水平。2009年王远伟以对中国11个城市2000多个大、中、小学生家庭的教育投入情况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有在学人口的城镇居民家庭每年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约为。考虑到这次人口普查发布的家庭规模是平均每户人口为人，城镇家庭规模可能更小，因此可以大致认为的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的是每个家庭一个子女的情况。如此高的教育支出负担率条件下，如果家庭增加子女数量就意味着家庭将要举债保证子女接受现有的教育，这进一步说明子女的质量收入弹性高于其数量收入弹性。

然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在我国并没有绝对的普遍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被试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并不强于对其数量的追求。在较高的子女需求数量收入弹性下，“逆向”选择存在可能。在特定经济资源条件约束下，村民仍然可能选择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吕昭河等对海南五指山福关村黎族妇女的调查显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被试还是愿意多生。在收入水平低到只能维持生活必需品的条件下，强烈的生育愿望会导致对非生存必需品支出的挤压，比如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村民往往以减少子女教育支出来维持增加生育数量的基本抚养开支[3]。

因此，考虑到存在多元的生育文化、生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虽然较小，但仍然为正。

2.价格

消费者均衡不仅随收入变化而变化，也会随商品价格变化而变动。假设其它商品价格和收入不变，消费者均衡点随子女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价格上涨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从而预算线左移与更低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得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右移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每一个价格水平将对应一个均衡点，连接所有均衡点得到一条价格-消费曲线。由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一条斜率为负的消费者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

子女价格指生养子女的成本，包括显成本和隐成本两个方面。显成本指从怀孕到抚养子女成人的整个过程的全部经济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出生前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保健费用以及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等；隐成本主要指父母因抚养子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概念：机会成本。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前提，当一个经济单位用一定的经济资源投入于某产品时，同样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用到其它方面。换句话说，这个经济单位所获得的特定收益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用作其它物品时所能获得的收益为代价的。简单地说，机会成本就是指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它选择时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子女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父母用在子女生养上的经济费用，因投入到子女身上而放弃投入其它领域时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另一部分指父母付出时间生养子女所放弃的同样这些时间投入到其它方面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追求子女质量的动机，子女的各项显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王远伟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1年生均学校支出（主要包括学杂费、住宿费等为元，校外支出（主要包括考证、培训、购买电脑等用品）为元，两项相加接近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农村家庭1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3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规模测算)。此外子女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在城镇家庭子女支出中也逐渐凸显，由于城镇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成年子女特别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支出成为不少城镇家庭的沉重负担。徐安琪的调查显示，除了子女年幼尚未考虑此事的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父母认为应尽全力帮助儿子解决结婚住房问题。有女儿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能力承担女儿的结婚住房费用，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住房支付了3-50万元的费用。显然，子女显成本存在城乡差别，农村地区低于城市地区。正如贝克尔认为，人们经常认为由于偏好上的差别，农村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的家庭规模，然而，即使没有偏好上的差异，由于农户在子女养育上存在相对成本优势，他们也可能倾向于更多地生育。鉴于城乡子女养育成本的差别，就子女的显成本方面，本文认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城镇化和流动人口。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10年前上升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化率提高很快。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个百分点，说明最近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加速增加。由于城镇子女成本高于农村，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比重从宏观上增加了子女养育成本，而减少了子女数量的需求。这次人口普查还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10年前增加11700万人，增长，表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壮年，由于流动而导致的婚姻生育推迟或由于更多的机会和新的追求而导致的竞争效应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青壮年流动人口较低的生育水平。陈卫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可见，快速提高的城镇化率和不断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对全国人口生育率有负向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家庭子女数较多以及传统的居住社区，父母直接花在子女照看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有人形象地称这种养育方式为“放养”。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直接时间和精力较多，子女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父母关注，可见现代子女的隐成本增加了。

随着经济发展，投资渠道更多，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时间的边际回报率也提高了，所以无论是养育子女的经济资源还是时间，其机会成本都有提高。

拓展分析子女成本还包括母亲的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母亲为生育孩子所付出生理代价，包括怀孕期间的不便及不适感，生产时的痛苦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照料孩子的疲劳等;后者指母亲因生养子女而必须放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及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产生的心理无奈甚至痛苦。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妇女怀孕、分娩的痛苦以及有关的健康风险呈下降之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用更方便的家庭设备和雇佣保姆可以帮助减轻妇女照料子女的疲劳。可见，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生理成本下降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比以往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性，生育子女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给妇女带来更大的心理痛苦。因此，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心理成本在提高。

以上分析说明子女的价格性养成本呈上涨趋势，从而子女的需求数量呈下降趋势。

3.效用

需求理论中，效用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子女效用的变化会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变化。根据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PA+P2X2=I;MUi/Pi=MU2/P2=X。其中朽表示子女的价格，为子女的数量，P2表示其它商品的价格，X2为其它商品的数量，I是收入，MR、MU2分别表示子女和其它商品的边际效用，X是不变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MU1/P!MU2/P2消费者则做相反方向的调整，直至MUi/Pi=MU2/P2。

子女的效用包括：

（1）心理效用或愉悦效用，即子女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

（2）劳动-经济效用，即子女作为劳动力给家庭提供劳务或货币等经济收益；

（3）保险效用，即子女给父母提供潜在养老保障的效用，即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

（4）经济风险效用，即子女承担家庭经济风险的效用，如“父债子还”；（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特定社会环境中，子女能够提高父母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5）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子女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传宗接代”的作用。

莱宾斯坦认为从动态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子女的后五项效用即与经济有关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心理效用的变化难以确定?。本文认为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水平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具体来说，心理效用在子女未成年阶段比较高，子女成年和独立后，家庭空巢化，子女给父母情感上的满足也趋于下降。劳动-经济效用在经济紧缺、生活水平不高的年代较为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中子女很小就给父母分担家庭责任，与当时较低的抚养成本相比，子女提供的劳务和货币更突出，此时子女表现为一种生产品，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有较强的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已经明显下降，父母对子女的主观预期经济效用和实际经济帮助都下降了。从主观预期来看，只有的家长很希望子女为家庭挣钱，表示“一般”和“不希望”的分别占和。从实际经济帮助来看，据2000年对湖北松兹千余名已婚男女的调查，每年给予不同住父母的经济净帮助合计为87元。保险效用和经济风险效用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日益下降。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工作后和自己年老体弱时的经济帮助和赡养企盼很低，的研究对象认为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肯定比得到的多得多?。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在传统社会比较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基本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地区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占主导，子女的这两类效用日渐式微。北京市民对子女继嗣效用期待明显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只有15%认同生育目的是传宗接代，高学历者则无人持这一看法。对上海市的调查表明，父母把“传宗接代”作为生养子女的最大期待的仅占。总之，当代子女的效用已经下降，从需求理论而言，这将导致子女的需求数量相应减少。

综上所述，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增加，但由于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的支出，子女需求的增量被缩小。同时，受价格上升和效用下降的影响，子女需求增量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态势。

均衡人口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我国多年来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分析历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图发现，1963年的是典型金字塔型，塔基的少儿人数多，塔尖的老年人口少。2010年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老年人口比重加大而少儿比重大幅减少。众所周知，这样的年龄结构至少会导致两个后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前者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年前上升。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至2020年老年化水平将为，表明老龄化进程很快。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虽然还未普遍显现，但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某些时段或区域出现的缺工现象可能是这个问题某种程度的体现。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选择是要抑制过低的生育率。虽然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而且还未达到人口总量高峰，但由于人口政策的惯性大，应该未雨绸缪抑制过低的生育率。除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胎数外，还应考虑以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鼓励型人口控制代替经济、行政处罚的限制型控制，以引导和鼓励的柔性方式对家庭生育意愿及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比如给予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以社会保障、税收、公共事业费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此外，从更宽泛的层面考虑，稳定房价以降低城镇居民住房成本，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都是抑制过低生育水平，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的相关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