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角论文参考文献

提要：不论爱森斯坦说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不是二数之和,还是二数之积，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质！

二数之和时间量上的变化，而二数之积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换成浅显的文字就是，运用任何两镜头不仅仅是更久的时间向观众讲述一个THING，而是有意境上的突破。时间长短都没关系，重要的是给观众的感觉和观众同时会联想到什么，或者直接把观众带到另外一个氛围，就是让观众有积极的影响。在同风俗点就是让他们起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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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影艺术大师，“爱森斯坦在影片的立体结构、蒙太奇、声画框架、单镜头画面的结构、色彩以及电影史等领域，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的研究，直到现在，世界上任何一部重要的电影理论著作没有不论及爱森斯坦的。”[2]（P26）鉴于爱森斯坦丰富的电影理论和大师级的地位，本文只撷取他的杂耍蒙太奇理论，略论它的理论内涵及其在爱森斯坦早期代表影片《罢工》和《战舰波将金号》的运用，以折射爱森斯坦丰富的蒙太奇理论之宝库。一、爱森斯坦与杂耍蒙太奇[1]1898年，爱森斯坦出生于俄属拉脱维亚的里加城，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童年时期，爱森斯坦酷爱马戏，常把丑角模拟得惟妙惟肖。中学毕业后，他按父亲的意愿考入彼得堡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但终因志趣不在此而改学艺术。他转入美术学校，下功夫钻研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日本的歌舞伎、精神分析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等等看去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东西。十月革命后，爱森斯坦加入了苏联红军，立即用上了自己在两个领域里的专业知识。一方面，他充任军事工程师，指导部队构筑各种防御工事；另一方面，他参与指战员们的业余文化活动，在军人俱乐部里当导演和布景师。1920年，爱森斯坦因迷恋戏剧而退役，进入莫斯科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工人剧院当布景师。他一边为剧院排演的话剧搞舞台美术设计，一边在梅耶荷德执掌他的国立高等导演学院学习。[2]而梅耶荷德重视流传于民间的草台戏，在舞台剧中运用大量的马戏杂技表演的作法也令爱森斯坦深受启发。再加上爱森斯坦童年时期对马戏的酷爱[3]（P124），激发了爱森斯坦的创作热情。1923年导演了第一部话剧《聪明人》，这出话剧改编自俄国大戏剧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爱森斯坦对这出上演了数十年之久、模式化了的话剧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设计了演员与观众共处同一空间的舞台，而且几幕戏分别在几个表演区进行，观众可以与演员进行直接的感情交流。爱森斯坦还为这场演出设计了一个类似马戏场的圆形表演空间，完全摆脱了传统拱形舞台的限制；舞台上的道具也几乎全是表演马戏与杂技的用具；剧中的人物不是被他设计成小丑就是地道的杂技演员；原先的三幕剧情被分成几大块，由几十个杂技马戏表演段落构成，其间还加以讽刺歌舞和俚曲小调，甚至还将一部表现主人公回忆场景的电影短片穿插其中；爱森斯坦为剧中人物设计了一系列将内心情绪外化的极端的表现方式：表现愤怒到极点就让演员翻起令人眩目的筋斗；表现欢悦则用空翻的方式展现，表现人物内心的犹豫便让他在钢丝上摇摆不己。[4]（P48）爱森斯坦的这一大胆创新颠覆了传统的戏剧表演场与观众席的物理距离，俨然展现了一幅演员与观众面对面直接交流的图景。而且，舞台大胆采用马戏和杂技式的道具、布景。不仅如此，爱森斯坦还将人物的内心通过马戏和杂技表演的形式予以流露，从而让观众不用记忆复杂的台词（事实上经他改编后台词已所剩无几[3]）就能理解人物的心理。这样的新奇与创造确实让观众和戏剧评论家震撼不已，将《聪明人》称为“杂技剧”或者说是一个“扎实的杂耍马戏节目”也许并不为过。《聪明人》上演不久，爱森斯坦应邀在马雅可夫斯主编的《左翼文化战线》上发表了《杂耍蒙太奇》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爱森斯坦结合对《聪明人》舞台处理的分析全面阐述了他的戏剧理论—杂耍蒙太奇，主张应以出色的、难忘的、出人意料的表演片断作为戏剧的基础，把会引起某种感情震动的非凡刺激人的瞬间加以合成，贯串在一个统一的主题之下。杂耍蒙太奇实际上是“把两个取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镜头与原来的时一空连续性相剥离，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对列组接，就会产生出作为新质的表象，便可创造出未经剪辑的影片的镜头中非固有的概念。它们虽然互不相关，但依剪辑者的意志被对列在一起时，却往往违反本意而产生出‘某个第三种东两’，并变为互有关联。”[5]（P77）换言之，爱森斯坦通过两个不同镜头的有意组接，试图形成超越两个镜头的第三重含义，两个镜头的特意组接产生的是“1+1>2”的新意。根据爱森斯坦的说法，“杂耍”是指马戏团或卖艺人表演的拿手特技，它的技巧完善程度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种特技是靠自身完成的一种绝对的东西。而不是靠观众的反应来完成。[1]（P145）“出色的、难忘的、出人意料的表演片断”正是杂耍的要义，而“合成引起某种感情震动的非凡刺激人的瞬间”表明爱森斯坦提倡的是一种高剪辑率的镜头剪辑。通过这种高剪辑率的镜头来呈现一种急促的节奏，表达一种情绪的宣泄，从而实现蒙太奇的艺术创造功能。在爱森斯坦眼中，杂耍镜头是“靠自身完成的一种绝对的东西，而不是靠观众的反应来完成。”由此不难得出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理论隐含的一个重要的预设：那就是观众能够正确理解导演的意愿，与导演产生某种共鸣或者导演过分自信观众能够接受自己的思想。爱森斯坦确实在电影导演中实践着这种自信的思想，以致于他把观众看成了被动的接收对象，接受着导演思想的某种灌输。“爱森斯坦有些彻底贯彻杂耍蒙太奇观念的电影作品不是试图在交流、循环中让观众认同而是耳提面命，把作者的思想像楔子一样敲进我们脑中。”[6]（P93）这种思想在爱森斯坦的早期电影《罢工》和《战舰波将金号》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二、杂耍蒙太奇理论在爱森斯坦早期电影中的运用尽管爱森斯坦在戏剧导演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戏剧的舞台究竟是狭小的，难以施展他的才华。为此，爱森斯坦将目光投向了电影，继续发展和实践他的杂耍蒙太奇理论。1924年，爱森斯坦成功运用“杂耍蒙太奇”理论导演了他的第一部影片《罢工》。这部影片表现了1902－1907年的俄国工人运动，许多情节以真实事件基础。[7]（P79）可以说，《罢工》是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理论付诸电影艺术实践的最直观呈现，也是肇始于戏剧的杂耍蒙太奇理论在电影上的首次运用。在影片《罢工》中，他用特技制作了不少杂耍镜头。如多次曝光、迭化、配景缩小等，他用这些特技创造了水龙头冲击罢工者、婴儿在镇压者的铁蹄下被疯狂践踏、火烧酒精店等惊人的景象。[6]（P93）爱森斯坦觉得这些惊人的景象还不足以表现警察对工人的残暴。他在影片中甚至将警察镇压工人的镜头与屠宰场里宰牛的镜头交替出现。镇压与屠宰的冲撞，再也没有比这更能渲染这种残暴的镇压。而整个剧情发生在工厂和街道，与屠宰场不在同一时空领域内。《罢工》的成功，迎来了爱森斯坦的另一个辉煌时刻。1925年，爱森斯坦执导拍摄的《战舰波将金号》作为纪念俄国1905年革命20周年的影片在莫斯科大剧院放映。《战舰波将金号》通过表现波将金号军舰水兵起义，概括地反映了1905年革命。爱森斯坦自认为该片是“引人入胜的蒙太奇”的胜利。影片分为五个部分：人和蛆；甲板冲突；死者控诉；奥德萨阶梯和舰队会合。其中，“奥德萨阶梯”的后半段“沙俄军队射杀民众”，成为载入史册的经典蒙太奇段落。在这个段落中，有个由9个镜头构成的蒙太奇句子“母亲与婴儿车”，9个镜头中，由4个全景镜头和5个特写镜头组成。全景镜头表现的是沙俄士兵持枪射杀；特写镜头表现的则是母亲和熟睡的婴儿。在这里，爱森斯坦通过杂耍蒙太奇表现的是人性与兽性的冲撞，两极景别的悬殊对比，尤其是母亲中弹倒下后失控婴儿车下滑的镜头，造成扣人心弦的紧张效果，堪称默片时代的经典范例。[1]（P142－143）“奥德萨阶梯”整个段落长达7分钟，镜头数高达155个，平均1分钟就有22个镜头，每个镜头时长不到3秒钟。[1]（P143）爱森斯坦之所以要将现实中存在的不过三至四组梯级的奥德萨阶梯进行大幅度的时空延展，实际上是通过高剪辑的镜头来达到情绪的一种延伸性渲染。起义水兵对沙俄军队总部开炮时，爱森斯坦又再次运用杂耍蒙太奇理论，切入了三个石狮的镜头：沉睡的石狮；清醒的石狮；跃起的石狮，其隐喻、象征之意不言自明——沙俄暴行，天理难容。这些镜头和段落间杂耍蒙太奇的运用，或表现影片的节奏或体现影片的隐喻或呈现影片的象征。其目的是融造镜头之间的冲突，以产生新的意义——一种“1+1>2”的意义。此外，爱森斯坦还在单镜头画面内部运用杂耍蒙太奇理论。在《战舰波将金号》中，在士兵起义之前，有一个甲板上枪毙违反纪律的士兵的段落，这一段落中军官命令把要被枪杀的士兵用一整块帆布蒙起来。根据爱森斯坦的学生、前苏联导演米•罗姆说，在生活中是没有这个情况的，军队没有这个习惯，而且这样做对现实的加工也非常大。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是无法保证蒙在帆布下的人都能被打死。这乃是一个杂耍式的手段，目的是要造成观赏上的效果，是要用这不断拂动的帆布使观众吃惊，通过这块帆布，爱森斯坦仿佛把“一队水兵变成了一堆尸体”。[6]（P92－93）爱森斯坦还用了许多特技和人为加工的方法来造成单镜头内的杂耍蒙太奇。这方面一个最大胆的举动就是：在《战舰波将金号》中，他用手绘的红旗来渲染情绪，这在当时的默片黑白画面中确实造成了极为鲜艳夺目的视觉效果。《罢工》和《战舰波将金号》两部早期影片，不仅运用了诸多的杂耍镜头，而且杂耍镜头的组接大多以冲突呈现，相比话剧《聪明人》而言，其基调是灰色悲壮的。但是源于戏剧产生的杂耍蒙太奇还是在影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诚如批评家所言，杂耍镜头的有意组接有时显得故弄玄虚，有过于追求形式主义之嫌，爱森斯坦试图通过镜头直观的形式表现来灌输导演的某种意图，从而将观众观看电影理解为接受导演的某种教育。但至少在《罢工》和《战舰波将金号》两部影片里，爱森斯坦运用杂耍蒙太奇征服观众的雄心还是实现了。究竟，跨越时空的杂耍镜头组接切合影片所表现的主题，且镜头间具有冲突的相关性，观众的理解也变得不太困难；单镜头内的杂耍蒙太奇处理在视觉上至少给默片时代的观众一种新奇和冲击。三、杂耍蒙太奇理论的发展1948年，爱森斯坦在他的书房里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他留给世人的是多部堪称经典的影片和丰富的理论著作。除上文提到的这两部影片外，还有《十月》、《旧与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及《伊万雷帝》；他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爱森斯坦论文选集》、《电影艺术四讲》、《电影杂耍蒙太奇》以及《并不冷漠的大自然》等。[8]（P69）这位蒙太奇巨匠“在今天的影响很大，主要还是通过他作品的丰富性和强劲的感染力，更多的人主要是通过反复观摩他的作品来汲取营养。”[6]（P94）如今，杂耍蒙太奇被广泛用于科普片、广告片、武打片，它把科学知识阐发得生动形象，把购买欲望劝诱到掏出金币，把刀光剑影张扬得眩人耳目。[5]（P78）这一方面在于现代视听技术的进步使得杂耍蒙太奇的表现手法更加多元，另一方面也在于杂耍蒙太奇确实也符合现代人视听的某些要求。只是有些商业影片运用杂耍蒙太奇已经到了观众无法理解的地步，抛弃了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所隐含的预设——导演与观众意愿的结合，这恰恰是杂耍蒙太奇的特质和生命力所在。爱森斯坦的这一预设是理解杂耍蒙太奇理论的关键所在，如同打开杂耍蒙太奇理论宝库的钥匙。抛弃杂耍蒙太奇的理论预设，就等于只拾起了杂耍蒙太奇的形式外壳，呈现了一种空壳的杂耍式镜头，带给观众的是“恶搞”的无限空间。

[注释]

[1]杂耍蒙太奇，国际上通译为吸引力蒙太奇。但在我国长期译为杂耍蒙太奇，口语中也常用此名，本文从旧译。笔者认同云南大学张宇丹教授对杂耍蒙太奇的理解。“我更愿意称作‘杂耍蒙太奇’，这已不是狭义的杂耍特技，而是引申意义上的‘杂耍形态’，是一种华彩性，意味着从对眼球到心理的吸引和感染，意味着由于营造出色而引人入胜，意味着艺术的本性之一是游戏性。‘杂耍’是对这种有意味的形态的一种形象表述。”参见：张宇丹，孙信茹。应用电视学：理念与技能[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146。

[2]关于爱森斯坦的生平主要是参考以下两篇文章：张时民。爱森斯坦与戏剧。戏剧文学。2005年第12期：第47－52页；王晓建。爱森斯坦与战舰波将金号。第79－80页。

[3]“奥氏剧本经过爱森斯坦的改编之后只剩下很少的一点对白，只有十分熟悉原作的人才能在这些掺杂着爱森斯坦式的双关语的调侃对白中找到属于原作者的东西。”详见：张时民。论作为一种戏剧理论的吸引力蒙太奇[J]。艺术百家。2005，（6）：125。

[参考文献]

[1]张宇丹，孙信茹。应用电视学：理念与技能[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2]刘立军。爱森斯坦的创作命运[J]。俄罗斯文艺，2001，（1）：26－29。

[3]张时民。论作为一种戏剧理论的吸引力蒙太奇[J]。艺术百家，2005，（6）：122~126。

[4]张时民。爱森斯坦与戏剧[J]。戏剧文学。2005，（12）：48~52。

[5]田兆耀。管窥爱森斯坦的理性蒙太奇理论[J]。艺术晨家，2004，（1）：77~80。

[6]郝建。美学的暴力与暴力美学—杂耍蒙太奇新论[J]。当代电影，2002，（5）：90~95。

[7]王晓建。爱森斯坦与战舰波将金号[J]，电影创作，1999，（02）：79~80。

[8]张凤铸。奠定蒙太奇理论的电影艺术大师—爱森斯坦[J]。家庭影院技术，1999，（9）：69~70。

爱森斯坦说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不是二数之和,而更像是二数之积，原因是：二数之和时间量上的变化，而二数之积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换成浅显的文字就是，运用任何两镜头不仅仅是更久的时间向观众讲述一个事物，而是有意境上的突破。时间长短都没关系，重要的是给观众的感觉和观众同时会联想到什么，或者直接把观众带到另外一个氛围，就是让观众有积极的影响。爱森斯坦，苏联电影导演，电影艺术理论家、教育家。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功勋艺术家，艺术学博士、教授。1898年1月22日生于里加，1948年2月11日卒于莫斯科。一部《战舰波将金号》引领多少人走上电影之路。他对纪录电影的热衷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上帝不会总垂青于一个人。他1934年拍摄的纪录电影《墨西哥万岁！》就一直迟迟无法完成，直到他去世后40多年才由他的助手完成。蒙太奇（法语：Montage）是音译的外来语，原为建筑学术语，意为构成、装配。经常用于三种艺术领域，可解释为有意涵的时空人为地拼贴剪辑手法。最早被延伸到电影艺术中，后来逐渐在视觉艺术等衍生领域被广为运用，包括室内设计和艺术涂料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