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方言保护毕业论文

南方方言保留了最完整的古汉语字词、读音和原意，词汇量大，表意清晰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是古汉语口语的活化石，历史底蕴深厚。同时语音因地、因时而异。

江西话是中古汉语，保留了唐宋时期的发音、字词、语义，和客家话、粤语高度相似，大概分化在南宋灭亡时期。其保留了古汉语的入声（饿ngok4）、浊音（金jim1）、字（厥jie1<他>、摄<单肩扛>）、称呼（新妇xin1fu、爷娘ya2yang、嬷嬷ma3ma）。再者，江西话用送气（zh ch sh th）阻音、不送气（z c s t）区分卷舌音、平舌音，元音分短元音（a o e i u v）和长元音（aa oo ee ii uu w），存古代高（我ngo，你ng，厥jie1），这与印欧语系相近（汉人祖先起源于甘肃一带，毗邻印欧人种，基因研究我们和印欧人是近亲）。如果想听宋人怎么讲话，就听江西话（gang1xi wak4）。

可以参考

江西话南方赣方言口语词汇江右民系语言本字，里面有专门的本字和发音收集

留住方言，文化立根方言在时代的冲击下踉跄前行，早已衣不蔽体。那些在历史回荡着的声音，有些渐渐远去，甚至不复存在，也带走了承载其中的情感寄托和文化光辉。方言保护亟不可待，一寸乡愁还需留住。留住方言，文化立根。一方水土一片记忆，一声乡音一份联结， “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心灵安全的归属，奔波再久乡音一响，那就是到家了。这种声音是那样的美，总会让人热泪盈眶，熙熙攘攘的一群人在喉咙震动爆破的那刻已经成了老乡。孕育于同一片土地，声音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方言是乡的灵魂，寄居着文化，是人文和历史的载体。不论是秦腔的撕吼还是越剧里的吴语，都用独特的方言美感定义了一片地域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特点。方言是地方的文化名片和最佳代言。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字破译需要方言，古代历史的解读需要方言，诗词韵律的判断需要方言。这声音啊，捣破黄龙直击文化的心脏。中华文化在方言的传动下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更是百花绽放博大精深。山山水水下的文化多样性就是在方言的温床中得以孕育发展。令人担忧的是现如今很多方言像是失宠的妃子一样在挣扎着哭泣着。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有些方言甚至已经消失。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在电视台、广播等媒体中都不见方言的影子。在普通话的挤压之下，方言不见天日。中国城镇化也在快速地进行着，普通话渐渐地成为了各地的生活用语，方言使用频率大大下降。而且为了提高教育，很多家长主动放弃教小孩方言，普通话从娃娃抓起，更是雪上加霜。再者很多人对方言的认识不足，忽略了方言的文化内涵和在文化多元方面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片面地认为方言有碍文化交流阻断文化发展，对方言排斥激烈态度悲观。叹！最令人心痛的是美好的东西被慢慢地撕毁。方言在夹缝中亟待救援，行动刻不容缓。政府应要引起重视，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也要认识到方言是地域特征的浓缩，而不是打出一句“人人都讲普通话，文明社会你我他”就万事大吉，建立方言博物馆，开展方言艺术表演等等都是可行之举，近年来大火的声音影像记录也要提上日程。学者的也要重视方言的研究，充分挖掘方言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提高方言地位。而作为个人，要把传承故乡的声音作为责任和使命，应该以会一口流利的方言而自豪。留住方言，文化立根。那故乡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底气地说：生于斯，长于斯，我是这儿的人。

我不会写的啊

上过学堂，肚里有了学问，嘴上还说得一番“官话”，在传统农村可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出人头地的资本。今天的教育没有这么势利，但形式上仍需将孩子们培养成有表达欲望、也有表达能力的人。而在表达能力上，普通话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当“广东农村地区尚有过半数中小学校用方言上课”这一信息近日在相关研讨会上被披露时，立刻引起了省内媒体的关注。 关于方言与普通话，曾经引起过众多的争论，因为方言往往也是本土文化的载体，于是规范是否伤害多元的质疑屡屡被提及。但在学校教育上，这一切都不足为惧，因为抛开推广普通话的政治考虑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不谈，培养方言地区、尤其方言农村地区学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正是一个国家必尽的义务。 在今日中国的现实中，能够接受中学教育的人，必然是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利益代言人。这个利益代言，包括向内的信息传达与向外的诉求表达，前者也许单靠方言就能打成一片，而在十里不同音的南方农村，如果没有一种跨越“方言割据区”的语言工具，便只能是鸡犬可以相闻，人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普通话表达能力的获得，在农耕社会终结之后，在一体化联系加速之中，实质上关乎南方农村利益的表达、关注与实现。 当然，问题也不必如此悲观，中小学未能成功掌握普通话的学生，或许还有机会在大学期间“补课”。但是，这些步入大学殿堂的学子，究竟还有多大可能回归农村代言利益？而且并不缺乏调查统计显示：来自南方农村的学生，在大学校园中普遍表现内向和不善表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自觉“普通话说得不好”，其间透露出来的自卑情绪必然导致演讲、辩论等公共机会的丧失减少，都表明大学补习的成本，对于个人而言，只高不低。 因此，保护方言文化，维护多元空间，可以多方着手，却独独不能在方言地区农村的学校大行其道。中小学成为推广普通话的主战场，也责无旁贷。事实上自1982年在全国推广使用普通话”写入宪法之后，教育领域也深知责任重大，教育部门也早将普通话水平测试作为教师录用、职称评定的一项硬性规定。那么，这样的努力之下，粤东粤西地区尤其突出的方言教学现象，又究竟是怎么一番名堂呢？ 就事论事，首先应该揪住教学的主动方——教师。中小学教师不用普通话教学，倘若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使用普通话，那依照示范学校的毕业标准与教师的录用标准，他们显然没有达到教学的水平；倘若他们能够使用普通话教学，却因为其他原因——例如在方言区入乡随俗或者发现用方言更利于同学生沟通，那他们却又离弃了这一职业当为的义务。 不过在这个时候一味指责教育“培训部门”与“进口部门”把关不严，或者抱怨相关方言地区教师的素质不高，都是偏颇而且无补于事的。因为只要现实没有衍生出一套压迫农村学校往方言教学方向靠拢的机制，相信哪怕只能说一口生硬“塑料普通话”的教师也会不惮于“积跬步至千里”。 问题就在于现实中正有这样一套压迫机制。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是，广东广大的农村地区，是方言的“重灾区”，粤语、潮汕话、客家话等方言仍然牢牢占据人们日常交流的主导地位，中小学生日常的思维习惯仍然囿于方言，因此他们对于普通话教学的理解能力显然不如习惯语言，几乎所有课程的教学效率，除了语文之外，都在普通话教学面前要大打折扣。农村中小学，既没有城市那样充足的普通话模仿空间，也没有类似素质教育的压力，农村子弟出路的狭窄，更天然地决定了千里华山一条道，考出成绩，考出农村，就是胜利。这样的教育诉求，自然就要压迫教学语言优先择用当地方言。 因此，方言教学的问题，也必须远远跳出方言势力的着眼点来看待才有价值，而方言教学的恶性循环困境，也显然不是单单靠大力推广普通话就能够迎刃而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