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产业经济学论文3000字

大大是什么学习阶段的？

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 产业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中应用经济学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其内容体系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布局、产业关联、产业政策、政府规制与反垄断等主要领域。在国外，关于产业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一直存在宽派与窄派两种理解。以英国为代表的宽派认为产业经济学除了产业组织理论以外，还包括产业结构理论等内容。而以美国为代表的窄派坚持认为产业经济学就是产业组织学。在中国，基本上是按照宽派来理解的。 一、中国产业经济学科发展阶段的回顾 从总体上说，产业经济学作为在中国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始于改革开放之后，与国际产业经济学主流接轨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至今不过十多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从部门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向以产业结构经济学为主，到现在以产业组织理论为主的演化过程。 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轨迹，是与中国经济社会特定的发展状况，以及人们对产业经济理论的认识相关的。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是20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那时“产业”的概念主要指计划经济中的行业或部门，学科专业相应地也设立了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门类，但没有明确的“产业经济学”名称。直到改革前，一直缺乏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由于在经济建设中我们仍然遇到与产业组织有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因此，经济学界还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对产业组织问题在苏联范式下进行过一些分析和研究，如对工业经济领域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与协作问题、对工业生产的联合化和集中化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总的来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以市场经济运行为制度背景的产业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 第一阶段：产业结构经济学为主导的产业经济学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产业经济学在中国迅速成为经济学界的显学之一，但其研究对象，却不是国际上作为主流的产业组织理论，而是与日本相似的产业结构经济学。长期的计划经济使中国的产业结构陷入极为失衡和不合理的境地，调整这种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走出濒临崩溃的境地，成为当时决策当局和整个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间必然经历一个政府主导型经济阶段。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政府如何采用非指令性计划的手段有效地控制经济运行，是决策当局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产业政策成为当时决策当局认可的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手段。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80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对“通产省奇迹”的称赞，使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看到了一个似乎可资模仿的样板。当时的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认为，借鉴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对中国摆脱经济困境，实现经济振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正是在以上社会经济背景下，当时中国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借鉴了日本产业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形成了以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及其政策为主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等研究机构是这一时期产业结构与政策的研究重地。 第二阶段：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引进吸收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西方国家产业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在英美国家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这个理论起源于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提出了“马歇尔冲突”,即自由竞争与规模经济和垄断的两难选择问题。后经1933年的“垄断竞争革命”，到1959年产业组织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哈佛大学教授贝恩《产业组织》一书出版，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正式诞生和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的形成。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又催生了产业组织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的兴起。最早介绍到我国的产业组织著作是美国学者的《市场势利与经济福利导论》，该译著于1980年出版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杨治编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出版，是国内第一本以产业经济学为名的著作，在国内影响较大，而且它影响了以后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和研究框架，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1985年，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经济管理讲习班，编印了《产业组织经济学》，比较系统地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介绍。1988年，日本学者植草益的《产业组织论》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译著。随后，国内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几本西方学者研究产业组织的著作，如丹尼斯·卡尔顿和杰佛里·佩罗夫著的《现代产业组织》、J.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著作的翻译出版，对我国产业组织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学术界积极引进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也开始尝试运用产业组织理论范式对中国现实产业组织问题（特别是垄断与竞争问题）进行研究。蒋学模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门设了一章“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与垄断”。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也大量讨论了竞争与垄断问题。1988年出版的胡汝银的专著《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完全以中国经济的竞争与垄断为研究对象，蒋学模评价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竞争和垄断的专著，填补了一个空白点”。1989年出版的邹东涛和杨秋宝的专著《经济竞争论》，系统论证了中国经济竞争模式问题。与此同时，《经济研究》1987年第10期发表了史正富的论文《产业组织的转换与产权制度的改革》，《经济研究》1988年第10期发表了陆德明的论文《改造产业组织，建立垄断竞争市场》，复旦大学课题组发表了《通过产业组织的改革与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市场》等专著和论文，开创了运用产业组织理论范式对中国现实产业组织问题（特别是垄断与竞争问题）进行研究的先河。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还是个别的和初步的，还没有出版一本产业组织专著，屈指可数的研究成果所涉及到的产业组织问题也是夹杂在其他问题当中。 第三阶段：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初步形成阶段（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垄断与竞争之间以及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并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因此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产业组织研究成果。1990年，陈小洪、金忠义出版的《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是针对国内读者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产业组织理论和国外产业组织状况的专著。1991年，王慧炯主编的《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与1993年马建堂的《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于1994年同时荣获了第六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年，夏大慰编写的《产业组织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方法以及产业组织政策的教材。此外，《经济研究》等期刊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产业组织的论文。1997年，国际上最流行的泰勒尔的教科书《产业组织理论》和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卡尔顿等著作的《现代产业组织》的中译版均被出版。其中《产业组织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应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方法分析产业组织问题，为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带来了新的分析方法，从此，应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产业组织问题的文献逐渐增多。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趋于多样化，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分析论著，也有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的分析在减少，实证和案例分析的论著增多；在分析的广度上，既有综合性分析，又有行业分析和专题性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有关市场进入与退出、反垄断、政府规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问题都不断地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和研究工作，可以看出中国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 第四阶段：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繁荣阶段（21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的研究越来越多，这标志着中国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渐渐与国际主流接轨。SCP分析框架是中国学者研究产业组织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较多的研究者以中国经济转轨作为研究背景，引入制度变量，对特定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随着研究的深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开始针对国际贸易、金融、保险、证券、中介机构、出版等具体行业领域进行研究。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深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反垄断、政府规制体制改革、产业竞争力等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方面的成果开始大量涌现。 产业经济学繁荣与深化还体现在专业学术团体和专业期刊的繁荣上，国内目前有2个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团体——中国产业经济学会、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主要专业出版物有《中国工业经济》、《产业经济研究》、《产业经济评论》、《中国产业组织评论》、《产业组织评论》和《规制与竞争前沿问题》。在国外，众多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活跃在产业经济学领域，产业经济学领域的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等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中国，产业经济学经过30年的发展得以迅速普及和提高。中国经济学界的顶级期刊《经济研究》大量刊载有关产业经济学领域的论文，其研究成果对政府产业政策、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WTO新一轮谈判（贸易与竞争议题）、垄断行业改革等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学科建设上，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覆盖产业经济学）和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产业经济学科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全国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30家，拥有产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达到172家（含上述30家）。此外，产业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方法已经渗透和体现到法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中。可以说，如果说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那么，产业经济学则是经济学中的“显学”，成为研究生学科专业中的热门专业。1996年，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新的研究生专业学科目录，正式把产业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与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劳动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并列为应用经济学的组成学科，这也标志着中国产业经济学在学科设置上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目前，产业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专业和财经类院校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但随着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产业经济学何去何从，目前争议分歧很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产业经济学在学科目录上的归属如何调整，产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已经较为普及，对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一定会继续深入下去，产业经济学对推动经济学的进步和推动中国产业经济振兴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二、中国产业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展望和建议 （一）学科内容应进一步凝练和集中 目前，在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上，由于内容体系没有界定清晰，导致学科之间相会入侵，不仅其他大量的学科入侵产业经济学领域，产业经济学也大量入侵其他学科领域。如有些大学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中，设有产业组织研究方向；如发展经济学专家大量研究本属于产业经济学范围的自然垄断产业的竞争和规制问题；如有些大学在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和硕士招生中，设有产业核算（会计学）、产业管理（企业管理学）、区域经济、国际贸易、体育产业、品牌管理、期货贸易、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消费经济等研究方向，均是普遍反映的现象。 （二）产业经济学研究水平有待提升 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在市场结构研究方面，对我国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水平、集中度和进入壁垒的实证性研究明显不足，无法深入了解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进而对市场绩效的影响；在企业行为研究方面，多数成果是沿着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市场绩效这样一种分析范式展开研究，忽略了产权结构、治理结构、技术结构、业务结构等相关因素的深入分析。在市场绩效研究上，多数成果对绩效缺乏全面性和动态性的了解，忽略了绩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综合的结果。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已有的成果研究方法较为落后，只有定性研究，缺乏实证研究，博弈论方法和计量分析方法等目前尚未被产业经济学研究者广泛采用。对于产业经济学来说，不重视对计量分析和统计研究，确实很难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产业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崇拜”现象，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用众所不知的语言讲述众所周知的道理”，以至于有的经济学家发出“经济学将兴于数学也必将于数学”的感慨。因此，在今后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上，一方面需要注重形式上的规范化，同时也要强调在规范化的背后，选题是否重要，方法是否恰当，结论是否可靠等“问题导向”。相信伴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随着学术界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提高，中国产业经济学“命题本土化，方法规范化，水平国际化”的“三化”趋势和特征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 （三）产业经济的现实问题应受到关注 1. 产业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研究 产业经济学一些基本的界定和实证检验一直缺乏深入研究。以传统的自然垄断为例，人们都在广泛使用自然垄断概念，可究竟何谓自然垄断，自然垄断在质上和量上如何界定，自然垄断的产业范围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定义自然垄断，不仅自身难以逻辑一致，而且也难以解释活生生的自然垄断产业以引入竞争为主题的改革实践。另外，产业组织学基本范式的基本逻辑关系，特别是制度范畴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2. 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深化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演变规律的研究 目前我国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基本上是还是“舶来品”，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背后一定会隐含着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演变动力和演变规律，对此问题的研究将会有重大理论创新的空间和可能。 3.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反垄断问题 国外垄断行业改革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中国垄断行业改革也已经有了10余年的历史。如何总结国内外垄断行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如何确立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的模式和路径，这些命题自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就已经提出，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提出，但总的来看，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对垄断行业改革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即将实施，如何有针对性地禁止和反对形形色色的垄断行为，对企业集中的审查标准如何确定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产业经济学家提供理论依据。处在迅速发展中的中国物流，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处理好诸多的关系，协调发展。从而，有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解决。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方针和政策，加强我国物流业的协调发展，使物流业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概括地说，发展中国的物流业需要采取“协调发展、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并采取以下的八大协调政策： 一、现代物流业的基本内涵 物流理念被引入产业界后，其内涵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充。短短几十年间，物流由最初概念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全球迅速成长为具有无限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型服务产业，并已进入现代物流的发展阶段。所谓现代物流业，是指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的整个供应链，运用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进行高效率计划、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务业。它通过对物流的各个环节，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加工、配送和信息处理等相关活动，进行一体化管理，以达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因此，国际上通常把降低物资消耗而增加的利润称为第一利润源泉，把节约活劳动消耗而带来的利润称为第二利润源泉，而把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润称为第三利润源泉。著名管理权威.德鲁克则把现代物流业称之为尚待开掘的“黑大陆”。 二、现代物流业的基本特征 虽然物流活动存在已久，但在现代经济中，物流产业及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与传统的物流活动或者生产、流通部门从事的物流活动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具体表现为：第一，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动脉系统，它连接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第二，现代物流业通过对各种物流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实现物流活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物流总成本的降低。第三，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更为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实现价值增值。 三、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物流业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一是系统化趋势。为满足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客观要求，现代物流包含了产品从“生”到“”的整个商品流动过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专业化的供应链，物流系统也就成为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社会系统；二是信息化趋势。借助于商品代码、数据库的建立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运输网络合理化和销售网络系统化的基础上，整个物流系统实现管理电子化，物流业正进入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化新阶段；三是专业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企业为精干主业，提高效率，逐渐把物流配送业务交由专业的物流企业去做。第三方物流能够发挥集约化、专业化的优势，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物流合理化，从而节约流通费用，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是仓储、运输的现代化与综合体系化趋势。仓储现代化表现为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组织起高效的人、机、物系统；运输的现代化则要求建立铁路、公路、水路、空运与管道的综合运输体系；五是物流与商流、信息流一体化趋势。传统上，商流、物流、信息流是三流分离的。但现代物流的功能逐步拓展，将商品的交易、产品的位移和信息的传递集成在一起，实现了三流合一。 四、我国物流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政策 基于上述分析，发展中国的物流业需要采取“协调发展、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并采取以下的八大协调政策： （一）发展物流业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相协调的政策 物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我国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实现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物流业的跨部门和多环节以及服务业态和服务种类的多样性特点，决定了物流产业的发展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具有其内在的要求。物流既涉及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物流设备制造业、物流信息业等诸多产业部门，还涉及物流经济活动中的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货运代理业、物流咨询服务业等诸多行业，涉及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其内在要求：一是物流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根据产业结构的理论，不同的产业结构有着不同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大力发展我国物流产业的过程，有计划地进行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在更高的水平上稳步发展，促进中国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现。二是物流产业内部各种相关产业经济活动的协调发展和资源整合优势的发挥。经济学大师们对产业组织有过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马歇尔对产业的组织形态进行了分析，美国产业组织理论的鼻祖张伯伦对产业内的竞争与垄断进行了研究，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贝恩对产业组织的市场效率进行了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实现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状态是产业组织的目标。物流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合型产业，其产业组织的目标就是使物流产业内部资源得到最有效的整合。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必须反映这两方面的内在要求，使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服务业的进步和发展。 （二）发展物流与工农业生产相协调的政策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处在由小康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信息经济时代全面过渡的发展新阶段，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现阶段，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农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物流业不仅是连接工业生产活动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是连接工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的桥梁和纽带。通过现代物流经济活动，应该能够有效、及时、准确、快速地把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化肥、农药等各种农业生产资料配送到乡村，把工业生产所需的各种农产品工业原料、各种工业中间产品配送到工厂企业，使我国的物流产业能够真正成为有效地连接工农业生产的桥梁和纽带。因此，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在促进物流产业发展的同时，必须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协调，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形成高效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使物流产业的成长与我国工农业的发展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现代物流业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在为工农业提供有效的现代物流服务的同时，也将使本身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际上，从经济分析的意义上说，产业经济学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已经给我们描述了现代物流产业进化的未来。 （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相协调的政策 我国的“十·五”计划已把物流业作为“十·五”时期着重发展的服务业。现在，我国各级政府，根据“十·五”规划中大力发展物流的战略，按照中央制定的加快发展我国物流业的大政方针，对发展本地区的物流产业进行了规划，特别是对大规模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各大、中城市都在规划投巨资建设大、中型物流枢纽、物流中心，成十亿、上百亿元投资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比比皆是。应该说，对于各级政府大力发展物流的热情和大动作是需要首肯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就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相协调的问题和关系。发展我国的物流产业，具有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物流资源整合的优势，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在于，大批物流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究竟是不是合适，它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充分发挥物流整合资源的优势，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配置。投入产出的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投入产出关系。我国物流产业现在的投入产出关系如何确定，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投入产出模型如何构造，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和数量关系。这些物流发展中的宏观问题和数量关系，需要我们去认真的进行宏观经济数量分析。至今为止，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模型还没有建立。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数量分析和参数估计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可信度。实际上，我国各地现在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大批的物流基础设施，大多是建立在各地物流发展预期基础上的，普遍缺乏全国物流发展的理性预期和有效协调，缺乏充分可信的可行性论证和宏观数量分析的政策指导。这样，很容易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重复建设，结果很可能导致中国现代物流的投入产出效益比的失衡。因此，尽管我国物流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是必要的，但各地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适度，要有统一规划，要进行中国物流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和论证，需要有全国物流“一盘棋”的动态规划及决策。应该看到，加快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建设一定数量的大中型物流中心是客观的需要，关键在于，这些物流中心的建设，对于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整合需要具有充分的理性预期，是切实可行的。我国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需要贯彻这样一种“充分理性预期”原则，促进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的协调发展。 (仅供参考，自己修改)

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发展阶段在经济学中，产业通常被定义为生产同一种（严格说来是具有较强替代性）商品的企业集合，此时，产业与“市场”是同义词，因为只有为同一市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才能构成同一个产业，而同一产业内的各个企业都是在同一市场上相互博弈，展开竞争并追求其最大化利润目标的（马广奇，2000）。当然，这里的市场指的是狭义的局部市场，而非广义的一般市场。因此，产业经济学最初只是以特定产业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的规模经济、产业内企业间的竞争垄断关系，后来逐步被经济理论界扩展到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政策等方面，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架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是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的规律性；①产业关联理论是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来描述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的是有关产业的结构政策、组织政策、技术政策、布局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从研究范围来看，在欧美国家，产业经济学实质上是狭义的产业经济学，即围绕产业组织研究的产业组织学，它以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前提条件，较少考虑体制性因素对产业组织的影响。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不完全竞争下的 SCP范式，企业的目标、规模和组织，与产业组织相关的管制与反垄断等公共政策。在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其经济理论界把产业结构、产业关联和产业政策也囊括在产业经济学中，从而使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得到扩展，并且习惯上称其为广义的产业经济学。从发展轨迹来看，产业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和深化阶段。（一）萌芽阶段（1930年以前）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说，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根源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与新产业的不断产生。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发展，产业之间、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客观需要理论界对其运行规律进行研究。实际上，这种研究的需要早已随社会分工的深入演化而得到强化，理论界顺应这种客观需要也早已开始了其研究进程。这样，产业经济学萌芽的历史自然比较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Smith, A., 1776)那里。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后人所推崇的两个原理：一是市场竞争机制理论，二是劳动分工理论。这两个原理都论及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厂商的市场行为问题，这对后来的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之后的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吸取其理论营养，首创性地提出“产业组织”概念并引入到经济学中。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讨论生产要素时，丰富了萨伊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生产三要素理论，提出了第四种要素即组织，指出资源配置效率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竞争活力的问题。他认为，追求规模经济必然导致垄断的发展，而垄断会阻碍和破坏价格机制的作用，使价格受到人为因素的控制，从而扼杀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自由竞争，使经济运行失去活力，破坏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因此，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内在矛盾，被后人称为“马歇尔冲突”(Marshall Conflict)。马歇尔所处的时代仍然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垄断现象并不常见。但是到了20世纪初，垄断性的经济组织逐步形成，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罗宾逊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对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进行了分析，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如此，此时的产业经济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还未形成。其间，产业结构理论也开始萌芽。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 Petty)就在其《政治算术》中论述了三次产业之间相对收入上的差距（即农业小于制造业、制造业小于商业），并指出，这种差距是劳动力在产业之间流动的重要原因。这为后来的产业间关系以及产业内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形成阶段（1930-1970年）20世纪30年代，美国处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阶段，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以及企业组织的替代对市场竞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梅森和贝恩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研究小组在哈佛大学成立，他们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美国几十年来产业组织政策的实践，运用经验分析、案例分析和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大规模生产条件下的价格与成本，大企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以及可竞争市场的条件，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完整体系。其标志性成果是贝恩的《产业组织》（1959年）一书的出版，在该书中，贝恩明确了产业组织的含义，把产业组织概括为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各种类型的市场关系，即它们的交易关系、资源占有关系、利益关系、行为关系；提出了市场结构(Narket structure)、市场行为(Market conduct)和市场绩效(Market Performance)三个基本范畴，分析了三者的相互关系，并以研究市场结构为重点，构成了“SCP”分析范式。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此后，谢勒的《产业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1970年）一书的出版，提出了更为完整的SCP范式，使产业组织理论更加成熟。在哈佛学派看来，市场结构主要包括集中度、产品差异、规模经济、进入障碍和政府管制，企业行为主要涉及合谋和策略性行为、广告和研究开发等方面，市场绩效包括资源配置效率、利润率、生产率等。他们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递进制约的因果关系，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决定资源配置的绩效。因此，为了获取良好的市场绩效，必须采取积极的反托拉斯政策和政府管制，以改善市场结构，进而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由于哈佛学派十分重视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又称为结构主义学派。在产业组织理论得以形成的同时，产业结构理论也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 Fisher)首次确立了三次产业分类法，把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物质资料的产业称为第一产业，即广义的农业；把对取自于自然界的生产物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产业称为第二产业，即广义的制造业 （其中包括矿业）；把一、二产业之外的其他所有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此后，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 G. Clark)在配第和费歇尔的研究基础上，运用多个国家的经济统计资料，进一步揭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与转移的规律性，后被称之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同时，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还对工业内部各产业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把工业又进一步细分为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论证了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的比例，是随着工业化的过程而不断下降的。并通过计量分析，得出了消费资料工业的比重逐步减少、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重逐步上升的结论，这就是“霍夫曼定理”。到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运用20多个国家的资料，深入考察了国民收入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列昂惕夫()还创造了投入产出法，由此分析了产业之间的关系，对产业关联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深化阶段（1970年至今）1970年以来，产业经济学进入到全新的深化发展阶段，以哈佛学派为代表创立的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一方面不断获得了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因此，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分化成了两条主线：一条是代表主流学派，沿着SCP范式继续前进的“新产业组织学”，其代表人物有考林(Cowling)、沃特森(Waterson)、鲍莫尔(Baumol)等人。他们在研究产业组织问题中显示了以下几个特征：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数学方法以及博弈论建立一系列的理论模型，以此来研究企业行为；对经济福利问题的分析较为深入，有许多独到之处。与谢勒的SCP范式相比，新产业组织理论对企业行为给予特别重视，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是一种外生变量，而市场结构则被看作内生变量，而且彼此之间不存在反馈线路。这些可视为对传统的SCP范式的修订和补充。另一条路线是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其他非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的崛起。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兹恩()等人。其中，斯蒂格勒的贡献最大，他在《产业组织》（1968年）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探索了企业兼并的动因和根源，认为企业兼并的动因并不在于实现规模经济，只要没有显著的规模不经济，兼并仍会发生。(2)提出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论述了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关系，解释了产业内的专业分工和垂直一体化现象。(3)讨论了厂商的最佳规模。认为最佳规模取决于许多难以观察和计量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用“生存者技术”原则来确定最佳厂商规模的观点：即，凡是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都是最佳规模。(4)深入研究了“进入壁垒”问题。传统认为的规模经济、资本需要量、产品差异等进入壁垒因素，在他看来不再构成壁垒，而政府管制是主要的壁垒之一。(5)创立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并运用它来解释市场组织问题。认为信息也可以产生收益，获取信息需要付出成本，厂商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中人的决策环境是以有限信息为特征的，因此，没有必要把完全信息作为实现竞争的必要条件，只要市场中厂商数目众多，就能达到最佳竞争程度。(6)率先对政府管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开创了“规模经济学”的先河。之后，德姆塞茨 (1973)在其《市场集中研》一书中，实证研究了获利能力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总结起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特点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用严格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并强调对各种理论的经验证明（泰勒尔，1988）；反对强调“结构—行为—绩效”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强调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对市场行为持自由放任主义观点，反对政府对产业组织实施干预。正当欧美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太平洋的彼岸——日本，则非常重视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形成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对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实施干预的集中体现。1945-1955年是日本战后经济恢复的时期，通过实施产业复兴政策和产业合理化政策，成功地实现了钢铁、煤炭、海运、电力、合成纤维等许多工业部门的产业重建和经济复兴之目的。之后，日本进一步通过产业政策的作用，使其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随着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产业政策日益引起各国理论界的广泛关注。1970-1972年，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发布14个成员国产业政策研究报告，促进了“产业政策”在全世界的普及。日本学者如小宫隆太郎、筱原三代平、宫泽健一等对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囊括在第一本明确命名为《产业经济学》的书中，标志着产业经济学的正式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