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兽镜的初步的研究论文

综观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历史，从四千年前我国出现铜镜以后，各个时期的铜镜反映了它的早期（齐家文化与商周铜镜），流行（春秋战国铜镜），鼎盛（汉代铜镜），中衰（三国、晋、魏、南北朝铜镜），繁荣（隋唐铜镜），衰落（五代、十国、宋、金、元铜镜）等几个阶段。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商代铜镜均为圆形。镜面近平或微凸，镜身较薄，背面中央有一拱起的弓形（或称桥形）钮。西周铜镜也都是圆形的，镜面平直或微凸，镜身较薄，镜钮有弓形、半环形、长方形多种。又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这时以素镜为主，到西周中期出现了有纹饰的铜镜，到晚期镜背的纹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动物纹饰，打破了传统的风格。素镜：指镜的背面没有纹饰。重环纹镜：镜面微凸，背面有弓形钮，饰重环纹。鸟兽纹镜：镜身平直，背面有两个平行弓形钮。在钮的上方用鹿纹，在下方有展开双翅的鸟纹。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是一个成熟和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由稚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的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在三代（夏、商、周）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全面发展。无论是铜镜的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齐家文化和商周时期，铜镜以光素无纹饰者居多，有纹饰者也以几何纹为主。到了春秋战国，纹饰已达15个大类，并且出现了各种特殊工艺装饰艺术，如涂朱绘彩图案、金银错图案、透空雕图案等。初起时期简陋、粗糙的铜镜，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创造和修饰已臻美轮美奂的境地。春秋铜镜的风格，既继承了西周铜镜的传统，如仍以素镜为主，钮制没有定型，还是多元化的形式。而同时，春秋铜镜又有了许多重要的发展。它打破了铜镜仅有圆形的格式，出现了方形镜；并一改早期铜镜纹饰仅用阳线勾勒，构图简朴的手法，铸出了透雕繁缛的图纹；从纹饰的表现形式上看，春秋铜镜已赶上了青铜器的发展步伐，纹饰内容更具时代特色。这给战国铜镜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期出现和流行的镜类有：素镜（全素镜、单圈、双圈凸弦素镜）、纯地纹镜（方形的很少，图案都有地纹，但没有铭文）、花叶镜、四山镜、多钮镜等。镜多数为圆形，同时也出现了方形镜。一般镜身材料薄，多有边沿。整个造型规矩，给人以轻巧、典雅之感。镜钮主要为弓形钮，但钮顶部多饰有1至3道凸弦纹，所以又称“弦纹钮”。镜背面光素无纹饰者，除早期外已消失。纹饰刻画纤细，并多有地纹。战国中期，铜镜的种类繁多。铜镜的纹饰也有所变化，如花叶镜中的叶纹镜从简单的三叶、四叶到八叶，还出现了云雷纹地花瓣镜、花叶镜。四山镜的山字由粗短变得瘦削，在山字间配有花瓣纹、长叶纹、绳纹，相当繁缛。还出现了五山镜、六山镜。这时出现的镜类有菱纹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金银错纹镜、彩绘镜等。战国晚期至秦未出现了四叶蟠螭镜、蟠螭菱镜，有三层花纹的云雷纹地蟠螭连弧纹镜。 汉代除了继续沿用战国镜外，最流行的铜镜 有：蟠螭纹镜、蟠虺纹镜、章草纹镜、星云镜、云雷连弧纹镜、鸟兽纹规矩镜、重列式神兽镜、连弧纹铭文镜、重圈铭文镜、四乳禽兽纹镜、多乳禽兽纹镜、变形四叶镜、神兽镜、画像镜、龙虎纹镜、日光连弧镜、四乳神镜、七乳四神禽兽纹镜等。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从其发展趋势，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重要的变化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东汉中期。西汉前期是战国镜与汉镜的交替时期。直到 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一些新的镜类流行起来了。这些新的镜类对后世铜镜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汉代铜镜的特点是圆形、薄体、平边、圆钮，装饰程式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指西汉初期至中期、末期。这时期的铜镜用平雕手法，镜面较平，花纹平整，镜边简略，装饰性强。汉初沿袭战国铜镜的装饰作风，多采用底纹与主纹相结合的重叠式手法，战国盛行的云雷纹地的蟠螭纹镜继续流行，镜背中心作圆形成矩形，有的加铸铭文，通常如 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 等言语。西汉中叶，即武帝前后，铜镜的形制及花纹发生显著变化，地纹逐渐消失，三弦纹桥形纽经过伏兽纽，蛙纽及连峰状纽后，普遍变成半球状圆纽，花纹严格对称于镜的圆面中心，或匀称分为四区，当时除流行简化蟠螭纹镜外，还流行星云纹镜和草叶镜。星云纹实际上是由蟠螭纹演变而来，因乳丁甚多，星云纹镜又称百乳镜。草叶镜的纽座为方形，四周饰以对称的草叶，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叶片，外缘用十六个内向连弧纹作边缘。这类铜镜因流行时间长，在汉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约从宣帝开始，又出现了有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一圈铭文的日光镜和有 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乎日月 二圈字铭的昭明镜，间以绳纹，连弧纹，作同心的重圈组织，均是以铭文作为主要装饰。第二时期指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这时期主要流行规矩镜。王莽铸镜为炫耀其政绩，曾制作了一批华美而精巧的作品，汉镜以王莽时期最为精美。规矩镜：因其铸造雕镂都非常精细规矩，镜纹有规则的TLV形装饰格式而得名，外国学者也称之为TLV镜。其程式相当标准，一般均划分镜背而为若干装饰区，从纽座起，以圆纽为中心作为一个单独装饰单位，纽座的外形有圆形、方形、覆萼形几种。紧接着纽座的幅面为内区，是主要花纹的部位。花纹中的TL 形，常常是在铜镜内区的四面，对称地排列于主花中，起着穿插作用。再向外为外区，多装饰上由卷草纹或鸟兽纹以及几何纹组成的带状图案。最后的外缘区，有全素的，有作简单联弧纹的，也有加饰绳纹、锯齿纹花边的。内外区之间多加饰上铭文带。其分成五个区域，布局严谨端正，但机械呆板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规矩镜在东汉前期还在流行，但发生了一定变化。这时期的铜镜多在内区主花位置铸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所谓四神，有的还在纽座边加上十二生肖铭文，或 左龙右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 的字句，所以也称规矩四神镜。 TLV 实系古代六博的棋局，山东费县曾出土石六博盘，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曾出土全套博具，其棋局上均有TLV纹。规矩镜在汉镜的发展中，是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也是汉镜中最为优秀的一种。第三时期指东汉中期至末期。这时期镜面微凸，便于照出面形的全形，符合科学原理。镜钮变得更厚大结实。与第一时期相反，连弧形多在内区。这时期铜镜布局也更为活泼，区域划分简单，通常带有 长宜高官 或 长宜子孙 、 位至三公 等吉祥语作为铭文。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浮雕式作法，纹饰较高，主要的有双夔纹镜、蝙蝠纹镜、画像镜、方铭镜（神兽镜）等。双夔纹镜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以纽座为中心的内向或外向的放射式手法，而运用了对称的格式，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效果；蝙蝠纹镜实际上是柿蒂纹的变形和扩张，纹样抽象化，形式美观；画像镜是以浅浮雕形式表现人物、鸟兽、花草，和当时画像石、画像砖的作风趋于一致，此类镜大多出土于浙江绍兴，几乎占90%；方铭镜也称神兽镜，指在铜镜的四周有一圈突起的半圆和方块，多表现神仙禽兽的题材。浙江绍兴是东汉后期最重要的铜镜制造中心，该地铸造的重列神兽镜和画像镜标志着铜镜纹饰的新发展。后者与前者的不同之处除神兽形象外，还有歌舞、车马、历史人物及传说故事等浮雕图象。汉代后期的神兽镜还出现一种新的图案排列形式，即作一方向的阶梯形排列，类似木雕的散点透视，称为阶段式镜，流行于建安时期（公元196- 220年），又称建安式。 根据考古发掘出土铜镜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铜镜的类型有以下几种比较流行：神兽镜类：重列式神兽镜、环绕式神兽镜、画文带佛兽镜。变形四叶纹镜类：变形四叶驾凤镜，变形四叶佛像鸟凤镜、变形四叶兽首镜、双菱纹镜、瑞兽镜。这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神兽组合成纹饰主题内容。这时的铭文由于文字难以辨认．虽发现一些铭文镜，但能辨认清楚的很少。吴镜中发现纪年铭文最多，有黄龙亦鸟、建兴、五凤、太平、水安、甘露、凤凰等孙吴年号，三国、两晋、南北朝出现新的镜型不多，主要沿袭汉镜的样式。这时铜镜的种类不多，类型集中，创新极少。这时神兽镜流传最广。变形四叶纹镜中以变形四叶八凤镜居多。从铜镜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个时期处于停滞衰落时期。 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唐铜镜，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在铜质的合金中加大了锡的成份，在铜镜的质地上就显得银亮，既美观又适用。在铜镜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用前代的圆形、方形之外，又创造了菱花式及较厚的鸟兽葡萄纹镜。并且把反映人民生活和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吉祥、快乐的画面应用到镜上，如月宫、仙人、山水等。并出现了题材新颖，纹饰华美，精工细致的金银平脱镜、螺钿镜。这是盛唐高度艺术水平的产物，充分显示出唐代铜镜的特点。隋唐铜镜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隋代和唐初年间，铜镜的主题纹饰以瑞兽为主，瑞兽镜比较盛行、瑞兽镜是隋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类型。它除了继承中国古代铜镜的传统，又有了新的创新。瑞兽葡萄镜是唐镜引人注目的镜类，它揭开了唐代镜主题纹饰的序幕。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铜镜装饰上出现的新形式、新题材、新风格，使铜镜进入富丽绚烂的时代。唐德宗至晚唐、五代时期，主要流行对鸟镜、瑞花镜、盘龙镜。唐代镜最大特点之一是艺术样式或艺术手法的多样化。铜镜艺术也呈现出浓郁“盛唐气象”。 中国铜镜在唐代以前，以圆形为主，极少有方形的。到宋代后除继承过去的圆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外，葵花形、菱花形镜以六葵花为最普遍。它们的棱边与唐代有所不同，有的较直，形成六边形镜。此外还有带柄镜、长方形、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等多种样式。并出现了很多花草、鸟兽、山水、小桥、楼台和人物故事装饰题材的铜镜，还有素面镜，窄边小钮无纹饰镜，这些题材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此外，还有一些神仙、人物故事镜和八卦镜等。金代铜镜从近几十年考古发掘出土的金代铜镜来看，其主体、纹饰也是十分丰富的。虽有不少是模仿汉、唐、宋各代的铜镜做工，但也有一些别开生面的图纹。常见的有双前镜、历史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瑞兽镜、瑞花镜等。金代铜镜纹饰，一是仿造汉、唐、宋三代铜镜的图案；二是吸收了前者的纹样，又创造出一些新式图样。以双鱼镜、人物故事镜较为多见，特别是双鱼镜、童子攀枝镜最为流行。 元明以后，铜镜制作更见衰势，除传统式样外，双鱼纹、双龙纹、人物故事如柳毅传书等是较新颖的式样。但这时的铜镜制作粗糙，较多的只有纪年铭文而无纹饰。在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仿造汉镜和唐镜的风气很盛，所仿铜镜多数是汉代的六博纹镜和唐代的瑞兽葡萄镜，仿制铜镜一般形体较小，纹饰模糊不清，已无汉、唐铜镜的昔日风采。齐故城南商王庄出土的战国铜镜光洁平整的表面、繁复华美的背纹、高超的冶炼工艺……古代铜镜无疑是中国种类众多的出土文物中的精品。其中，尤以秦汉时期的铜镜最为精美。2013年，考古人员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齐国故城内阚家寨村南一带发掘西汉时期的铜镜铸造作坊，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古代铜镜铸造作坊遗址。这一遗址的出土，为我们“破译”2000年前尘封于地下的铜镜铸造的工艺密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项目组和科技考古中心主办的“科技考古与手工业考古：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多学科合作研究中期讨论会”上，来自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多学科领域的数十位专家汇聚一堂，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交流探讨秦汉铜镜，乃至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铁器工业的田野考古、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项目组负责人白云翔对此次研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告诉记者，该项目是对考古学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一次成功的案例，说明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不同领域的科技考古合作是可能实现，且具有广阔前景的。多学科“牵手”解决考古问题白云翔告诉记者，除在学术成果方面的意义外，该项目也是立足于田野考古，强化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和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多学科合作，首先强调的是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的结合。近年来，科技考古异军突起，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科技考古必须以解决考古学问题为根本，必须在历史的时间、空间背景中，解读考古现象。”白云翔说，此外还应打破科技考古领域的划分，多角度、多方面地思考考古中发现的问题，并反思自己领域的研究方法，最终在矛盾和吸收中，探寻历史真相。据介绍，青铜冶铸和铁器工业是战国秦汉时期国家支柱性产业，技术复杂，包含内容丰富；而临淄齐故城是战国秦汉时期东方的工业大都市，其冶铸技术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因此，有必要借助多学科合作方式进行研究。”白云翔说。拓展冶铸考古研究思路“这片遗址区是都城中的冶铸遗址，规模非常大，应该是官办作坊，文献记载也非常丰富，对研究古代冶金技术，特别是冶铁技术有重要意义。”长期从事冶金考古研究的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潜伟告诉记者。通过采集矿石、炉渣、少量残铁器、耐火材料等样品，运用金相分析、扫描电镜能谱观察等科技手段，可以还原战国秦汉时的冶铁工艺。“例如，在第一地点发现大量迸溅出来的铁渣，可以推测出该作坊中冶铁时曾出现锻打方式。”潜伟告诉记者。与会专家表示，对于冶铸考古而言，除应关注冶铸技术外，还需要更多关心环境、关心冶铸中的人。“齐故城冶铸遗址作为都城内的官办作坊群，各作坊间如何布局，作坊间有没有合作，是否涉及管理，原料产品有无流通，这些问题均可以加深我们对于齐故城冶铸技术的理解，而这些问题往往需要与其他领域学者共同合作研究。”潜伟说。多学科成果相互印证来自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员廉海萍长期致力于铜镜镜范研究，她告诉记者：“通过分析检测可知，齐故城的镜范制作工艺非常复杂，镜范可能是分层制作的，因为紧贴铜镜的面层泥质比背层更加细腻，可能是先在贴近铜镜处夯制细腻的面层，再在面层上夯制背层，然后再一起烧制，进而保证青铜镜表面具有更高的光洁度和尽可能少的铸造缺陷，体现了青铜镜冶铸的高超技艺。”此外，通过分析可知，镜范中添加了稻壳灰。她告诉记者，可以推测，添加稻壳灰能够改变镜范的物理性能，使材质更轻、具有一定的排气性。廉海萍告诉记者，通过研究，现已初步揭示铜镜镜范制作的流程：首先制作铜镜的泥模，在泥模上分层制作背范和面范，然后焙烧镜范，在镜范型腔面涂上分型剂，最后就可以浇注铜液了。廉海萍说，接下来，她的团队会进行制作铜镜的模拟实验，最大限度的验证、还原铜镜的制作过程。除廉海萍外，参加此次项目研究的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者也做了许多关于镜范的研究。白云翔告诉记者，此次专门设计将一块样品分成几份，给不同的研究单位进行检验。“我们得出很多相同的结论，例如镜范中添加了稻壳灰成分，对彼此的结果相互印证；当然也存在分歧，例如镜范的烧制温度。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都会更加关注出现分歧的地方。”廉海萍说。动植物考古高调“加盟”在这次冶铸考古多学科合作中，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人骨研究的参与，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热议。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植物考古专家赵志军告诉记者，乍一看来，植物考古与冶铸考古是“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就此次考古研究而言，植物考古能解决冶铸考古许多问题。“过去植物考古往往集中于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即1万年前至商周时期。然而，在文献记载较为丰富的秦汉时期，记载往往集中于达官显贵，几乎没有关注普通百姓、工匠生活方式的文献，有待植物考古去填补空白。而对于工匠生活方式的探讨，能够揭示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制度的问题。”赵志军说。例如，在齐故城发掘的灰坑里发现99类植物种属的种子，包括农作物11种，其中以谷物最多，表明当时的居民的食物中以小米为主；另外，包括小麦、大麦、水稻、大豆等，还首次发现燕麦和芝麻，并发现了葡萄、甜瓜等瓜果。可见当时人们的食谱是非常丰富的。如此丰富的农作物品种是当地种植的，还是通过贸易交换而来？早期遗址中发现的水稻较多，而晚期发现的小麦较多，是因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种植的变化，还是所在作坊的工匠来源发生变化(如果是短期雇工，他们有可能自己携带口粮)？“当然，其中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毕竟，灰坑中发现的4万粒种子，其实只是人们因为各种原因遗弃的、极小一部分粮食，要想得到准确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赵志军告诉记者。赵志军的研究得到了许多研究镜范的学者的关注，因为他发现，在齐故城中水稻种植量不大，是否与镜范中含有的稻壳灰矛盾？赵志军认为，制作镜范时所需的稻壳数量其实并不大，跟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并不构成绝对联系。

1．[日]三辻利一主编，王世和、王维坤等著：《东アジア古代陶器の传播·流通に関にする研究》，奈良教育大学共同研究报告书，1991年。2．王维坤著：《西安案内》（日文版），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3．张永禄主编，段浩然、王维坤等著：《唐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4．湖北省博物馆编，王维坤等译：《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古代学研究会，1988年。5．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一)》(参编)三秦出版社1996年。6．王维坤著：《中日の古代都城と文物交流の研究》，（日本）同志社国际主义教育委员会，1997年。7．王维坤著：《中日の古代都城と文物交流の研究》，（日本）朋友书店，1997年。8．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二)》(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百年学府聚珍》(参编)文物出版社2002年。10．王维坤著：《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四、论文与译文1．戴彤心、王维坤、张洲：《宝鸡石咀头东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2．戴彤心、张洲、王维坤：《陕西华县、扶风和宝鸡古遗址调查简报》，《文博》1987年第2期。3．王维坤、冉万里：《唐长安城崇化坊遗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7年。4．王维坤：《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的比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5．王维坤：《日本平城京模仿中国都城原型探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6．王维坤：《中日出土的唐三彩工艺技术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4期。7．王维坤：《试论孔子学说的东传及其影响》，《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8．王维坤：《中国唐三彩与日本出土的唐三彩研究综述》，《考古》1992年第12期。9．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另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10．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11.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12.王维坤：《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思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13.王维坤：《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再析》，载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14.铃木重治、王维坤：《坦桑尼亚出土的中国陶瓷器》，《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15.王维坤：《日本平城京模仿隋唐长安城原型初探》，《文博》1992年第3期。16.王维坤：《试论日本正仓院珍藏的镀金鹿纹三足银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17．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一》，载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18．王维坤：《武则天造字的分期》，《文博》1998年第4期。19．王维坤：《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20．王维坤：《中国古代都城的历史演变与定型研究》，载《远望集》编委会编：《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1．王维坤：《关于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载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1·周秦汉唐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22．王维坤：《略论日本出土武则天造字的历史意义》，载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2·周秦汉唐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23．王维坤：《再论汉唐时代的长安渭河三桥》，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二辑，1999年 。24．王维坤：《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思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25．王维坤：《隋唐墓葬出土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溯源》，《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26．王维坤：《科学的考古发掘与合理的开发利用》，（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调研与决策》）2001年第10期。27．王维坤：《长安の都と平城京から探る日中文化の交流》，（日本）《富山市日本文化研究所报》第14号，1995年。28．[日]太田进著，郭笃信、王维坤译：《我在中国的经历——与阿六有关的事情》，《西北大学校刊》第105期，1984年12月13日。29．王维坤：《漫话元宵节》，载西安市历史学会、西安市地方志馆：《西安今古》1985年第2期。30．王维坤：《虞世南及其书法艺术》，载西安市历史学会、西安市地方志馆：《西安今古》1985年第6期。31．王维坤：《漫谈昭陵》，载张铭洽主编：《长安史话·隋唐分册》，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32．王维坤：《正仓院超す大量の唐代织物》，《毎日新闻》1987年7月2日。33．王维坤：《中国の秦始皇帝の兵马俑》，《同志社国际学生》，（日本），1986年第2号。34．王维坤：《中国陕西法门寺の歴史と考古発掘记》，《同志社国际学生》，（日本），1987年第3号。35．王维坤：《龙生九子の传说につぃて——考古学の立场からみる》，载森浩一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Ⅲ·考古学と地域文化》，（日本），1987年。36．王维坤：《古代中日文化交涉史の一考察——日本の遣唐使のルートを中心に》，载森浩一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Ⅳ·考古学と技术》，（日本），1988年。37．王维坤：《古代中日の都城に関にする研究——长安城と平城京を中心として》，（日本）同志社大学大学院修士论文，1988年。38．王维坤：《平城京の模仿原型》，载上田正昭编：《古代の日本と东アジア》，（日本东京）小学馆，1991年。39．[日]吉川忠夫著，王维坤译：《五、六世纪东方沿海地域与佛教——摄山栖霞寺的历史》，《敦煌学集刊》1992年第2期。40．王维坤：《唐代耀州窑の考古学的新发见》，载同志社大学文化史学会：《文化史学》第49号，（日本），1993年。41．王维坤：《シルクロードと死者の口に货币を含ませる习俗》，载森浩一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Ⅵ·考古学と信仰》，（日本），1994年。42．王维坤：《长安の都と平城京から探る日中文化の交流》，《富山市日本海文化研究所报》第14号，（日本），1995年。43．王维坤：《考古学から见た孔子学说の东传とその影响》，（日本）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编：《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第2号，1995年。44．王维坤著、气货泽保规訳：《长安城のプランニング》，《月刊しにか》1996年第9号。45．王维坤：《则天造字と日本における“则天文字”の受容》，载上田正昭编：《古代の日本と渡来の文化》，（日本）小学馆，1997年。46．王维坤：《中国陕西の古代陵墓出土の文字瓦当》，载森浩一编：《古代探求》，（日本）中央公论社，1998年。47．王维坤：《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载（韩国）汉城大学地理教育科编：《’97首届韩中日古代都市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1997年。48．王维坤：《中国古代都城的历史演变与定型研究》，载（韩国）韩中考古学研究所编：《韩·中考古学研究5》，1998年。49．王维坤：《隋·唐长安城の総设计プランと平城京におけるその受容》，（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化史学会编：《文化学年报》第48辑，1999年。50．王维坤：《唐长安城における 大明宫含元殿の発掘と新认识》，载森浩一、松藤和人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Ⅶ·考古学に学ぶ 遗构と遗物》，（日本），1999年。51．王维坤：《汉·唐代の桥》，载（日本）春日井市教育委员会、春日井シンポジウム実行委员会编:《第六回春日井シンポジウム 古代を 步く 旅と 道——道路、桥、駅、渡し、布施屋》，1998年11月13日—14日。52．王维坤：《日本の三角缘神兽镜は日本の工人が 制作した》，载（日本）古代研究编辑室编：《古代研究》（隔月刊），1999年9月、10月。53．王维坤：《汉·唐代の桥》，载森浩一、门胁祯二编：《旅の古代史― 道·桥·関をめぐって》，（日本）大巧社，1999年。54．[日]大泽正昭著，王维坤译：《唐代的蔬菜生产与经营》，《文博》1985年第4期。55．王维坤：《日本的“曲江池”和“西内苑” 》，《陕西日报》1990年3月4日第4版。56．[日]成家彻郎著，王维坤译：《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文博》1991年第3期。57．张岂之著，王维坤译：《孔子の文化と日本の文化》，载上田正昭编：《古代の日本と东アジア》，小学馆，1991年。58．[日]镰川茂雄著，王维坤译：《贤首大师法藏与法门寺》，载张岂之、韩金科主编：《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59．[日]小谷仲男著，王维坤、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汉唐墓葬中的西方因素（一）》，《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60．[日]小谷仲男著，王维坤、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汉唐墓葬中的西方因素（二）》，《人文杂志》1993年第2期。61.王士伦著，王维坤译：《后汉“屋舍人物画像镜”の图像に関する研究》，《古代学研究》第129号，1993年。62．[日]气贺泽保规著，王维坤译：《试论法门寺出土的唐代文物与“衣物帐” 》，《文博》1996年第1期。63．[日]上田正昭著、王维坤译：《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问题点——以隋、唐、渤海的交流为中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64．[日]气贺泽保规著，王维坤译：《法门寺的起源与拓跋育》，《文博》1997年2期。65．[日]岸俊男著，王维坤、李自智译：《探寻日本古代都城的源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66．[日]杉本宪司著，王维坤译：《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67．王维坤《科学的考古发掘与合理的开发利用》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调研与决策》2001年第10期。68．王维坤《唐代乾陵应为“寿陵”之蠡测》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二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69．王维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70．王维坤《死者の口に货币を含ませる习俗の再研究》松藤和人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リーズⅧ考古学に学ぶ(Ⅱ)考古学研究室开设五十周年记念》2003年。71．王维坤《中国の死者の口に玉を含ませる习俗の研究》敬和学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环日本海の玉文化の始源と展开》富山県民会馆2003年12月13日。72．王维坤、张小丽：《论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与影响》，《西北大学学校报》2004年第4期。73．王维坤：《关于中日古代都城的最新研究》，西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空海入唐1200周年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年。74．王维坤：《唐代乾陵陵寝制度的初步探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报》第76册，明文舍，2005年。75．王维坤：《关于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之我见》，《西北大学学校报》2005年第2期。76．王维坤：《井真成墓志に関する诸问题》，《东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23号，2005年。77．王维坤：《唐の日本留学生の井真成墓志に関する私见》，《东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24号，2005年。78．王维坤：《遣唐留学生の井真成の渡唐の歴史的背景と改名の问题》，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プロジュクト：《井真成墓志研讨会资料》，专修大学·朝日新闻社，2005年。79．王维坤：《遣唐留学生の井真成の渡唐の背景と改名の问题》，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プロジュクト：《遣唐使の见た中国と日本》，朝日新闻社，2005年。80．王维坤、杜辉远：《日本关于井真成墓志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81．铃木靖民撰、王维坤译：《中国西安的日本遣唐使墓志与墓主井真成》，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82．石见清裕撰，王维坤、杨洁译：《关于入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的性质——从中国唐代史的角度来看》，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83．王维坤：《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改名新证》，《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15日第7版。84．王维坤：《再论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的两个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代壁画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85．王维坤：《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的初步考释》，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纪念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成立五十周年专刊》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86．王维坤：《乾陵的陵寝制度似为前后双室墓之蠡测》，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二），三秦出版社，2006年。87．王维坤：《遣日使になりたい》，《奈良新闻》2006年11月14日第8版。88．王维坤：《古代からアジアは一つ》，《奈良新闻》2006年10月25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