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姚文元

当官就应该为民作主，为民作主也是为中央负责，以为人民服务的宗昏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到姚文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姚文元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部长、《萌芽》杂志、《文艺月报》编辑、《解放日报》编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

2、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3、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犯有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和诬告、陷害等罪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扩展资料

姚文元以1957年6月14日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起家，短短半年时间里，发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批判“右派分子”施蛰存、徐懋庸、许杰、流沙河、王蒙、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徐中玉……差不多3天一篇。一时间，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称。

到了1958年，他从“棍子”晋升为“恶棍”。这位27岁的“文坛新秀”，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大批文坛老将：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他在文革中平步青云，攫取了高级领导职位，最终身败名裂。

姚文元之所以不在墓碑刻上姓名，是害怕子孙受累。从保护家人的角度来讲，也是人之常情。墓碑正面刻有“真理真情”，背面刻有《蝶恋花》：“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叶永烈推断此词出自姚文元之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姚文元

青年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部长、《萌芽》杂志、《文艺月报》编辑、《解放日报》编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上海一月风暴

1967年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等策划夺权。他们相继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并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1月8日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

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夺权之风从此刮遍全国，更加剧了全国混乱的局面。

2、二月抗争

1967年2月，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对“文革”的错误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

围绕“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反对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18日，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此后，又被林彪、江青等诬称为“二月逆流”。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3、六七暴动

六七暴动 ，亦称六七左派工会暴动和香港五月风暴，当时参与及支持者称它为反英抗暴，于1967年5月6日发动，同年10月份基本结束，是一场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对抗香港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动。

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来的暗杀、炸弹放置和枪战。在事件中，所有警员取消休假候命，多次与左派对峙，作出驱散、镇压和拘捕行动。

暴动期间，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员殉职在内的51人死亡，包括212名警员在内的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事件涉及1,167个炸弹。死亡人数仅次于1956年双十暴动。

六七暴动可算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间接促使当时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4、中国成功试爆第一枚氢弹

1966年12月28日中国成功地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当量30万吨。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由飞机空投的330万吨当量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

5、三支两军

1967年3月19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

《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

人民解放军先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有280多万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4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

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1967年

“四人帮”成员之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部长、《萌芽》杂志、《文艺月报》编辑、《解放日报》编委等。

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文革前

1955年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报》1955年1、2期合刊）引起张春桥注意。他的左的文艺观点历史观点，早在1950年代中期，即为毛泽东所欣赏。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笔是许多人见识过的。

想来也有意思，当一干大文人小心翼翼不敢写文章、偷偷用寓言曲折抒发情怀的时候，姚文元出来了，文章写得雷霆万钧、煞有介事、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又生动活泼，读他的文章可以感觉到，他写的时候一定非常过瘾。有学者粗略统计，仅在反右运动中。

在上海范围内，姚文元批判过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鲁莽、流沙河等人。姚式奇文两例

。其一，开篇横扫一大片式的：“自从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以来，他们就把最大的仇恨倾注在共产党头上。不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杀共产党”，徐仲年的乌鸦啼，施蛰存的“才与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语，其剑锋都是对准了党的领导。”

姚文元以1957年6月14日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起家，短短半年时间里，发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批判“右派分子”施蛰存、徐懋庸、许杰、流沙河、王蒙、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徐中玉……差不多3天一篇。一时间，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称。

到了1958年，他从“棍子”晋升为“恶棍”。这位27岁的“文坛新秀”，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大批文坛老将：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他在文革中平步青云，攫取了高级领导职位，最终身败名裂。

姚文元之所以不在墓碑刻上姓名，是害怕子孙受累。从保护家人的角度来讲，也是人之常情。墓碑正面刻有“真理真情”，背面刻有《蝶恋花》：“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叶永烈推断此词出自姚文元之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姚文元

姚文元(1931年12月11日-2005年12月23日)，男，浙江诸暨人，"四人帮"成员之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部长、《萌芽》杂志、《文艺月报》编辑、《解放日报》编委、1970年任《红旗》杂志总编、中共十大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犯有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和诬告、陷害等罪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2005年12月23日因糖尿病病亡。

扩展资料

"四人帮"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帮派。

"四人帮"这一称谓最先由毛泽东于1974年1月初在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评中提出。

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是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十年至此结束。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宣判。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姚文元

百度百科-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