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最新文章

“中苏决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中国国家主权问题上，中苏双方还在所谓“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不愉快。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随后，双方的矛盾扩展到了国家关系上。1963—1964年，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展开公开大论战，还就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问题交换了一系列信件。中共中央在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后，又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九封评论性质的公开信。面对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局面，中共中央认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要作充分的准备，在目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但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擅自规定国际会议要在1965年年中举行，而其筹备会议将于1964年12月15日举行。8月30日，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来信，再次重申，决不参加苏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并指出：苏共召开筹备会议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中共曾希望苏共新领导改变召开国际会议的决定，但被拒绝。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的坚决反对，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参加会晤的有19个党，另有一些党拒绝参加。会晤结果发表了《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协商会晤公报》。公报呼吁停止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声称要“积极而全面筹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3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谴责苏共的分裂行为。莫斯科三月会议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上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欧洲一些党之间的关系中断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因而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决裂的标志。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从此，中苏两党便断绝了往来。中苏两党决裂，引起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和新疆边界问题上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几乎导致全面战争。70年代后，苏联大肆扩张，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局面。直至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党关系才实现正常化。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接着第4期《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明确引证了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大锅饭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人民公社”的出现，同样是与“大跃进”加速工业积累密切相关的。扩展资料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互相支援，共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繁荣。国家要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农村人民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