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学论文结尾

罪犯心理矫治在我国实施以来,已积累和丰富的 经验 ,随着社区心理矫正的产生,原来关于罪犯心理矫治的适用对象需要界定,社区心理矫正应当作为罪犯心理矫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罪犯心理矫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 本文对国外罪犯心理矫治领域中的新进统计技术做了一个较深入的考察和介绍，并强调了新发展出来的统计技术——ROC曲线和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等对罪犯评估结论准确性的巨大借鉴和促进作用。

关键词 罪犯心理矫治 ROC曲线 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

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罪犯心理矫治案例课研究》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郑红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中图分类号：D9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0592(2013)05-236-02

罪犯心理矫治课程是一门法学和心理学结合程度比较高的实操课程，也是一门学生走出校门以后可能需要直接应用的课程。但是我国目前罪犯心理矫治课程中操作性内容缺乏，而且与国外新技术、新 方法 脱节严重。笔者拟将国外近年来在罪犯矫治领域的新近统计技术引入课堂，以期提高学生未来实务工作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一、罪犯心理矫治评估结论的特殊性

一般来说，当今的罪犯心理矫治至少要达到以下目的：通过特定个体的早期行为先兆识别出犯罪可能性高的群体，获取预测性的信息并进而把这些信息应用在制定刑事司法的决策中，比如应用在判罪或释放的决策中。而正如Andrews 和Bonta (2003)所言，这种识别或预功能就是要得出统计的或精确的预测指数，以客观的证据为指导预测犯罪并选择相应的对策。所以，相关的统计分析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和一般的心理统计不一样是，罪犯心理矫治作出预测结论的过程更象医学上一个对“病人”作出“是否患病”的诊断过程。此外，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意识到，对于罪犯再犯风险的预测“结论”不再只是简单地根据事先设定的“一个绝对的分界点(an arbitrary cut-off point)”做出判断的过程，而是通过“风险决策”程序最终做出一个“诊断(Diagnosis)”的过程。这一诊断结论实际上只有两种：高风险或低风险。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这名罪犯事实上也分属于两类人：未来出现再犯或者没有再犯。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2X2的列联表(contingency table)(表1)：

表1. 2X2预测准确性表

由表1可知，当罪犯心理矫治评估人员针对一名罪犯作出了“高风险”或“低风险”的诊断结论以后，会出现4种情况：事实上的再犯被正确地诊断为高风险，即真阳性(true positive，TP);事实上没有再犯的被错误地诊断为高风险，即假阳性(false posivive， FP);事实上的再犯者被错误地诊断为低风险，即假阴性(false negative，FN);以及事实上没有再犯的被正确地诊断为低风险，即真阴性(true negative，TN)。这样的数据形式是典型的信号检测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SDT)的研究对象。

二、信号检测论理论及ROC曲线的应用

信号检测论最早出现于雷达侦测领域，即借助于统计方法帮助雷达有效的区别雷达“信号”和“背景噪音”(Leshowitz， 1969)。经过二战的强力促进，信号检测论及其相应的技术和方法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提升，并在战后逐步扩大到 其它 应用领域，如医药行业、非损伤性检测、信息检索、产品检验、调查研究，以及临床心理学等(Swets，1996)。而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试着将信号检测论引入罪犯心理矫治领域(如Mossman， 1994; Ward & Dockerill， 1999;Grann， Belfrage & Tengstrom， 2000; Andrews & Bonta，2003)。

信号检测论的重要发现在于：人们在作出“肯定”或“否定”诊断时，实际上是包括2个过程：辨别(discrimination)和决策(decision)。所以简单地使用总体准确率来表示罪犯风险评估结论的准确性并不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方法，应该寻求那些能同时反映辨别和决策水平的数据指标。这样的指标有多种，但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仍是ROC这一指标的应用最为广泛(Arian，1998，宇传华，2000)。所谓ROC，其英文名为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也有称为Relat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相对操作特征曲线)，都简称ROC，具体见图1。

图1 任何决策标准(criterion)下，以Hit Rate为Y轴，以False Alarm Rate为X轴的ROC曲线Simpson和Fitter(1973)提出以“ROC曲线下的面积(Area Under Curve，简称AUC，记为A)做为诊断准确性的指标”。AUC的取值范围在0至1之间，值越大表示诊断准确性或判断能力越好。宇传华(2002)认为AUC到达以上时诊断价值较高，时诊断价值中等，低于时诊断价值则较低。例如图中ROC曲线的AUC值为，其诊断准确性较差，不具有诊断价值。

三、目前的发展趋势

正是因为将信号检测论理论引入到罪犯心理矫治领域，使得我们对罪犯评估结论形成过程有了新的认识：随着人类认识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特别是统计技术的迅猛发展，罪犯评估技术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临床诊断过程，而是一个引入了风险管理与机率的观念，利用强大的统计方法，做出最终诊断结论的决策行为。

首先，评估结论的做出不再是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做出，而是利用研究分析和统计方法，从庞大而纷繁的资料中筛选值得信赖的预测因子(预测变量，predictor variables)，最终形成一个较为稳定和精确的诊断统计模型(statistical models)。一般情况下，涉及诊断和预测的典型方程式为： response variable=g(predictor variables，parameters，random noise)

其中的反应变量(response variable)也是因变量y，在罪犯评估中，y只有两个值，是二分类别变量。y=1如果表示评估结论为罪犯“高风险”，则y=0则代表为“低风险”。而预测变量(predictor variables)也是自变量x，对于方程式g而言，目前我们一般将其假设为一个具有k个预测变量x=(x1，x2，x3，…，xk)的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linear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所以这一模型可以表达为更典型的方程式：

score(x)= 0+ 1x1+ 2x2+ 3x3+…+ kxk

通过对已有的资料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或者对测谎专家测谎经验进行调查分析后，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在统计学上表现出来预测力较好的回归模型，例如M4、M5，具体数据如表2。

分别以这两个诊断模型为依据，进行罪犯风险评估，做出最后的诊断结论——“高风险”或“低风险”。然后对比最后事实上的再犯与否计算出相应的“击中率”和“虚报率”。如此反复多次以后，就可以得到若干对“击中率”和“虚报率”数据，并据此可绘制成两个诊断模型所分别对应的ROC曲线，结果如图2。

表2

注：因变量为score(x)

将上述数据转化成具体的诊断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为

M4：score (x)= +;

M5：score (x)= +。

图2 根据实际数据绘出的模型M4和M5所对应的ROC曲线

从图2中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知道诊断模型M4(AUC=)应是比诊断模型M5(AUC=)诊断准确性更高的诊断模型。Grove等人对136个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使用这类评估方法要优于传统的临床评估方法 (Grove et al， 2000)。

参考文献：

[1]Andrews， D. A.， & Bonta， J..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third edition. Cincinnati， OH： Anderson. 2003.

[2]Leshowitz B. Comparison of ROC curves from one and two interval rating scale procedures. The Journal of Acoustical Society of (46).

[3]Swets， J. A.. Signal detention theory and ROC analysis in psychology and diagnostics： Collected paper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1996.

[4]宇传华. ROC分析方法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博士). 2000.

[5]Arian R van Erkel.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Basic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in rad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27).

[6]Simpson， AJ， & Fitter， MJ. What is the best index of detectabil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3(80).

[7]余松林主编. 医学统计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8]Grove， .， Zald， D. H.， Lebow， B. S.， Snitz， .， & Nelson， C.. Clinical versus mechanical prediction：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0(12).

【摘要】罪犯的心理矫治是监狱劳教所在 教育 改造和教育挽救工作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直接引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罪犯劳教人员开展心理测验、心理评估，掌握罪犯劳教人员个体心理结构特征，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帮助罪犯劳教人员消除不良心理及其他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促使其心理结构向良性方向转化。罪犯的心理矫治，目前被看作除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之外的第四大罪犯改造手段。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随着世界范围内各种心理学派的发展，心理矫治被应用到罪犯改造体系中，并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60年代以后因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被冷藏，但是经过实践的打击与发展，在80年代慢慢走向复苏，到如今发展迅速。而我国从90年代开始，心理矫治才在监狱系统中逐步发展起来。笔者研究了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价值，和我国目前在此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理论及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相关社会 文化 价值等基本国情，从而得出一些关于制度完善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罪犯的心理矫治;罪犯改造;实施现状

一、罪犯心理矫治的概念与地位作用

(一)罪犯心理矫治的概念

在世界范围内，心理娇治在罪犯改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监狱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对此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层出不穷。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对此研究比较深入，并且在监狱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运用。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逐步引进这一模式以来，国内的许多学者纷纷对此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到我国监狱罪犯改造中心理矫治的适用现状以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关对策的探索。

而首先研究的前提是准确地界定它的概念，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可将“罪犯的心理矫治”定义为：监狱劳教所在教育改造犯人的工作过程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直接引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罪犯劳教人员开展心理测验和心理评估，掌握罪犯劳教人员个体心理结构特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帮助罪犯劳教人员消除不良心理及其他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促使其心理结构向良性方向转化。

罪犯的心理矫治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人的理性和意识的存在，向善的基本人格因素和悔罪感的存在，为罪犯的心理矫治提供了人性基础。针对犯罪产生的个体因素采取的特殊预防 措施 ，主要是从犯罪产生的个体原因出发，通过对个体的生活指导、心理治疗、欲望克制等方式，改造与消除个人与社会不相适应的缺陷与矛盾，以达到预防某些个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目的。刑罚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了实行一定的目的即矫正、教育罪犯的目的才具有价值，其认为刑罚只有在预防犯罪所必需的限度内进行实施才是正当的。

(二)罪犯心理矫治的地位作用

1、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地位。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地位问题关系到心理矫治在监狱系统内的推广和普及，关于罪犯心理矫治的地位问题，在我国主要存在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心理矫治是独立于狱政管理、劳动改造、教育改造等传统改造手段的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之一;二是认为罪犯心理矫治是现代罪犯教育改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在新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它是一项相对独立的工作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认为罪犯心理矫治是监管改造罪犯的一种综合性方法和手段。根据司法部下发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教育改造罪犯纲要》等一系列文件，笔者赞同罪犯心理矫治是现代罪犯教育改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在新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它是一项相对独立的工作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观点。

2、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重要性。运用心理矫治手段对罪犯进行改造，已经成为监狱学界以及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发展完善罪犯改造中的心理矫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1)理论上的重要性。心理矫治的理论研究在我国产生时间晚，尚处于初步阶段，还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发展这一理论工作，将进一步深化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研究，使监狱罪犯改造理论体系得到完善和充实。另外，将有利于监狱改造学科的发展。

(2)实践上的重要性。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实践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罪犯角度来讲，心理矫治能满足罪犯的心理恢复和发展需求，弥补心理上的缺憾，使其适应社会的要求，实现自身的发展。其次，从监狱干警角度来讲，运用心理矫治对罪犯进行改造，有利于提高干警的自理素质和专业能力，完善其本身的发展，使其在工作中高效率的完成任务，实现较高的社会价值。再次，从监狱角度来讲，在实现监狱职能的目标下，运用心理矫治的手段将使改造任务更具针对性，能够对症下药，大大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有利于建设人性化、文明化监狱。最后，从国家社会角度来讲，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的行刑制度和罪犯教育改造模式不断受到国外行刑趋势的影响。目前，国际行刑趋势已由“报应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转移。实施罪犯心理矫治适应国际行刑制度的趋势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另外，实施心理矫治，将从罪犯内心根除犯罪起因，有利于“首要标准”的达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二、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发展与问题

(一)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产生较发达国家晚，现在正处于起步阶段。约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罪犯的心理进行分析就有所涉及，但在大范围内受到重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改革开放，我国的犯罪率出现四、五次高潮，使得监狱在押罪犯数量猛涨，随着对罪犯改造工作的要求提高，以及心理学知识的日益普及，罪犯心理矫治工作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

从1981年《全国第八次劳改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用心理学等科学知识改造罪犯，理论界开始对此进行研究。1983年6月，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随后，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相应的学术团体，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法制心理学的研究。法制心理学工作者在罪犯的心理矫治理论上的探索既有定性的理论探讨，也有定量的实证研究。 (二)我国开展罪犯心理矫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1.罪犯心理矫治定位模糊，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 够

首先，领导本身对其重视不够，关注的力度欠缺，没有将罪犯心理矫治纳入监狱改造的重要内容，所起引导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其次，监狱管理机关内部人员大都树立了传统的监狱改造理念，不愿接受新兴事物，具有排斥心理，即使没有这种心理抵触情绪的人也会对其产生怀疑，认为这种方式成本高，见效慢，效率非常低，因此会主动避免使用该手段，从而阻碍了矫治工作的开展;再次，学界对罪犯心理矫治概念存在分歧，对它在监狱中的地位是否可被替代意见不统一，这就极大影响罪犯心理矫治的推广和普及;最后，罪犯本身对心理矫治认识不足，容易将其与精神病治疗联系起来，拒绝接受心理治疗。

2.罪犯心理矫治体系不规范

目前，我国关于罪犯心理矫治呈现出零散、被动、自发的特点。全国没有统一的指导标准和规范模式，各地区之间协调配合程度低，体系不完善，内容不明确。具体表现如下：

(1)组织机构和 规章制度 的设置存在漏洞。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机构基本上存在四层，省、监狱、监区及罪犯内部小组，这样的机构设置看似很完整，但却存在实践方面的不足。首先，省级监狱管理局在设计罪犯心理矫治指导时，对监狱实际情况了解不到位，下级机关在配合执行过程中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其次，机构的管理组成人员的身份定位模糊，存在着管教者和心理矫治者的矛盾，不仅给其本人带来困惑，也会因为其与罪犯之间的距离感致使罪犯不敢轻易对其袒露心声，矫治效果不明显。

(2)高素质的专业性队伍缺乏。心理矫治工作针对的是罪犯的心理问题，因此需要专业心理学人士对其进行心理矫治，帮助罪犯克服心理障碍和服刑期间出现的心理问题，促使罪犯心理素质的良性转化。而据2004年统计，全国监狱系统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人员中，71%是原来从事管教工作的民警，他们大都为半路出家，通过参加心理培训班，考取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取得心理矫治的基本资格，这样就会导致在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人民警察的职业角色定位，导致与罪犯之间产生矛盾，罪犯很容易对其产生畏惧和抵触情绪，另外，警察的身份使得罪犯不敢真实表明自己的想法，出现治疗困境;二是监狱警察自身心理学的知识技术水平很难适应心理矫治的工作;三是矫治力量单一薄弱，罪犯心理矫治任务的繁重使得工作处于应付和走形式的局面。

三、 总结

由上述可知，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对心理矫治的重视与推广，定期对监狱机关内部人员进行相关方面的培训，同时让罪犯与工作人员树立起正确的相关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大对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的设置的完善，使其能够高效和有力地发挥作用，同时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性队伍，专门针对罪犯的心理来进行研究与矫治，从而有效地改变罪犯的心理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狄小华著.罪犯心理矫治导论，群众出版社，2004，15

[2]章恩友著.罪犯心理矫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9

[3]吴宗宪.中国服刑人员自理矫治，法律出版社，2004：78

我国就目前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现象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犯罪中绝大多数是心理扭曲后，不同的犯罪行为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出现。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青少年犯罪心理学分析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其心理分析》

摘要：近几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全社会注目的一个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不仅人数不断增多，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在全部犯罪人员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最高，而且杀人、抢劫、强奸、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重视。本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且分析了他们犯罪的心理因素。

关键词：青少年 犯罪 心理分析

作者简介：梁军，甘肃联合大学政法系教师，讲师职称，2009年兰州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最新资料统计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的少年犯罪案件占到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据南方某市教育局老师估计，跨校跨区的校园敲诈勒索事件占到整个校园敲诈勒索滋扰事件的60%左右，有关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问题少年”。愈演愈烈的校园暴力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暴力事件的不断发生，给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现状带来了警示。众所周知的药家鑫案又给我们每个家庭每所学校甚至每个人都带来怎样的反思?“青少年犯罪”在世界范围内被列为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呈现逐年增多并且向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发展的趋势，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危害。当然，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原音有很多，其呈现出的特点也是多样化的。本文就综合考虑阐述一些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青少年犯罪呈现的特点

(一)犯罪呈现“疯狂性”和“突发性”

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向歧途;由于年轻人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中，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由于少年的犯罪动机往往比较简单，其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来说，较少有预谋，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的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的诱发和刺激，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然犯罪，这种突发性行为反映了青少年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有的仅仅是为了偷点钱去上网而杀人。

(二)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然性

从组织结构看，一般都是临时纠合，时聚时散性的，而且这种组合往往是一拍既合，一哄而起的团伙性犯罪。这与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性犯罪有所区别。这种偶然性的纠合也往往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如：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了对抗黑社会对他们正常的学校生活的干扰，组织了一个组织，并购买了一只猎枪来保护自己。他们弄的这个团伙是一种偶合性的临时纠合，而并非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虽说他们能是偶合性的团伙，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样的团伙，学校要是发现一个及时解决一个，把他们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三)犯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

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好胜好奇，对照模仿，其目的往往是好奇、好玩或争强好胜。他们的行为多数是模仿电视、电影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同学或朋友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显示自我的“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有的出发点是为了偷钱，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这也可见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严重盲目性和不计后果性。

(四)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和逆反性

青少年虽年幼无知，但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主，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尊重，不愿意受管束，这种心理随年龄的增长有时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他们具有一些不良行为而被管教时，他们轻则对抗，重则予以报复。

(五)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

即：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偏高;14岁至18周岁年龄段强奸、抢劫犯罪比例偏高;18周岁至25周岁年龄段盗窃、抢劫犯罪比例偏高;农村青少年犯罪比例偏高及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低，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

二、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分析

我国就目前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现象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犯罪中绝大多数是心理扭曲后，不同的犯罪行为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出现。

(一)“攀比嫉妒”心理

这是造成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总觉得社会对他来说不公平，别人有的自己却没有，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于是就有夺回“应得”的欲望和冲动。如“某中学一位年仅13岁的中学生张某，家庭条件也不错，但是因为同班同学有一辆轻骑摩托车，张某要父母也给他买一辆，未能如愿，于是他就开始想办法，在某一天中午十二时许，张某趁邻居曾某家无人，翻窗进入屋内，盗得现金3850元，2000元首饰。张某正准备享受其得来的胜利品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就张某而言一个年仅13岁的中学生，对于同班同学的一辆轻骑摩托车，就能产生如此大的攀比嫉妒心理，这是非常可怕的。现在的孩子生活非常优越，他们怕吃苦，怕受累，不愿干活，提起学习就摇头，连学生最起码的作业有时候也得让家长代劳。轮到自己打扫卫生、大扫除之类的，家长们得拿着扫帚去“义务劳动”，这些家长的行为真让人费解。

(二)“孤注一掷”心理

这相当于赌徒的心理。他们把人生看成是一场赌博，认为“赌注越大，得利越多”。甚至认为“这年头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些青少年心理一般都孤僻，不爱与人沟通，他们往往发生在单亲家庭。他们缺乏父爱和母爱，缺乏人生坐标的指引，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考虑别的因素，我行我素，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社会公德、法律、公约等一概不看、不问、不知。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触犯法律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也不知道，这些青少年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别大，建议社会多关心、开导这些青少年。这些青少年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别大，建议社会多关心、开导这些青少年。

(三)“浓缩人生”的心理

一些青少年心理深处有这样的想法“艰苦一辈子，不如潇洒走一回”，“吃苦一辈子，不如享受一阵子”，“多活几年受苦受累，不如少活几年图个快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只要今天能享尽天下福，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即使明天与世无缘也值得”。在青少年犯罪团伙中绝大多数承认自己是为图一时享受、刺激和痛快。这些青少年都是“享乐主义者”，“怕苦、怕累、多享受”是他们的宗旨。他们大多都没有什么理想，也不想有什么成就。如果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吃喝玩乐”。这种人和“寄生虫”没什么分别，只知道寄生在社会身上，从不对社会做什么贡献，吃喝玩乐虚度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心理不值得推荐。

(四)“青春期的浮躁”心理

个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由于受家庭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好奇心强，求富心切，急不可耐。一旦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就情绪浮燥，感情冲动，丧失理智，就走向极端，不惜挺而走险。如“去年五月，某公安机关抓获一少女，不仅自己卖淫，而且还介绍容留他人卖淫”。像这样的一位生理进入发育期的女孩子，对“性”有无知感、探索感。脾气暴躁属于发育期综合症，某件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于能赚钱的行业，不识别它的好坏以及合法性，只要能赚钱就干，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正确的性教育，可以使青少年树立科学、健康、进步和有益的性观念，提高他们在性问题上的辨别力、鉴赏力和选择力。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不仅受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收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性的各种信息和思潮靠禁是禁不住的，不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的性知识，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影响他们”。只有向青少年传授正确的性知识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减少社会上的青少年“性”犯罪。

(五)“法不责众”心理

一些青少年认为“法不责众”，“法也不难治众”。中国这么大，违法犯罪经常出现，“混水摸鱼，被抓获的是少数”。在调查心理青少年犯罪中，就有80%明知违法，触犯了法律，但又普遍心存侥幸。有的甚至认为我不够法定年龄，即使进去了，我还是尽快出来，不相信，甚至认为不可能会绳之以法。如：小强和小明均出生于1994年，2010年两人因涉嫌抢劫被逮捕。后来，两人分别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1年。听到判决，两人傻了，不是说未成年人犯罪不用负刑事责任吗?我国《刑法》的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她的家人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根据刑法的规定这个案件中的两位少年已经犯了罪，犯罪以后认为自己不是成年人，不够刑事处罚年龄，这是明显的无知性，这是“法盲”的表现，他们能根本不知道法律是怎样规定的，也不学习法律，最终导致了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悔也晚了。

(六)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理

由于社会上的阅历浅，辨别事物是非的能力差，缺乏正确的、良性的、积极向上的诱导，好奇心驱使青少年去干某种事情，去体验某种享受。如：一位品学兼优的少女禾某，因好奇去吸毒，结果沦落到以卖淫换取毒资的地步。这个案例中的少女乔某，只是因为看到别人吸毒，心想，这是什么味呀?这种心理驱使她去尝试，结果上了瘾，不能自拔，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七)“贪慕虚荣”心理

因贪慕虚荣而走向犯罪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现在青少年受西方资本主义享乐观的深刻影响，认为自己这一代就应该吃好、穿好、玩好。处在这种负面的阴影下生活，青少年的身心在高消费的虚荣心的强烈驱使下就开始偷、抢、等等，利用各种手段满足自己的强烈愿望。

综上所述，青少年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不成熟，有的就是跟在一起玩，从思想上根本不考虑这件事为什么要干，能干不能干，干了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严重不严重。这些严重的后果对自己有没有影响，有些青少年在他们的思维中就没有罪与非罪的界限，只知跟在后边瞎胡闹，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因此，我们的家庭、学校以及整个社会不得不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法制宣传的进一步落实，或许会对根本上解决青少年犯罪的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曲新久主编.刑法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

[2]马克昌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陆小娅.大学校园学生社团缘何“性”字打头?炫风.2004(9).

[4]刘戬.透视青少年犯罪-构筑预防三工.法律与生活.(上).

[5]吴家麟主编，关欣副主编.宪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

[6]王湛.预防青少年犯罪要内外并举.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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